下一站,天堂:生死学大师谈死亡与临终.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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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下一站,天堂》乃是20世纪最负盛名的心理学研究著作之一。作者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以死亡为主题,首次提出应对死亡的五大阶段观:否定与隔离、愤怒、讨价还价、抑郁和接受。本书通过生动的采访实例,让读者更加感性地体味步步紧逼的死亡会对患者造成的影响,了解如何服务于患者及其家属,为他们带 去希望、安慰与内心的安宁。

编辑推荐
2 0 世纪百大思想家之一、生死学大师伊丽莎白• 库伯勒-罗斯成名巨作
畅销全球的现代生死学教育之经典 影响并教诲无数人善待死亡与临终

《下一站,天堂》一书对死亡的探讨是革命性的,通过对200多个临终病人进行访谈,对濒临死亡患者的心理有着良好的把握,这些资料对临终病人、家属、医生、护士、社工以及普通人,均有帮助和启发。
“临终关怀”这一课题近年来越来越受大家重视,《下一站,天堂》即是较好的临终关怀教科书。
《下一站,天堂》在2003年被美国最大的连锁书店(Barnes & Noble)出资创办的“图书”(BOOK)杂志评为“改变美国的20本书”之一。

死亡是终点,也是生命的一部分,除了逃避、恐惧,更应该面对、了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快活。

名人推荐
以病人为师,方可了解生命最后阶段的那些焦虑、恐惧与希冀。本书所讲述的,正是病人与我们交流痛苦、分享期待和诉说失望的经历。希望凭借本书,能够鼓励其他人不要回避“万念俱灰”的病人,而是进一步理解他们,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他们更好地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时光。
—— 伊丽莎白• 库伯勒-罗斯

媒体推荐
目前,人们对于死亡和临终的观感,正经历着深刻的转变。这得归功于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医师和其他临终关怀的先驱。他们的著作首开风气,率先将临终视为一个合法、有待开发的研究领域。
——美国超个人心理学专家凯瑟琳•辛格,《陪伴生命》
库伯勒-罗斯是比较系统地开始研究死亡历程的一个学者,她认为人的死亡要经过五个阶段。
——凤凰卫视主持人、作家梁文道,《开卷八分钟》
所有社会工作者,无论是学生、实习者,抑或教师,都应该读读《下一站,天堂》。因为它关怀人之所失,而帮助他人正是所有社工最寻常不过的工作。有此一书,可令他们投身工作时,见微知著,心怀洞见,同时又有满腔热忱。
——《英国社会工作杂志》
在研究死亡的路上,库伯勒-罗斯比所有哲学家都走得更远。她并没有像他们那样只停留在思想中,而是走进病房,与濒死的人们交谈,听他们生命中最后的声音,了解他们对死亡的种种认识与感情。
——豆瓣网友读后感
每家图书馆都应该有一本!
——英国《护理周刊》
库伯勒-罗斯深入探讨我们应如何关怀临终者,认为只要付出无条件的爱和采取比较明智的态度,死亡可以是安详的,甚至是转化的经验。
——“参透佛法精髓的上师”索甲仁波切,《西藏生死书》
库伯勒-罗斯所作的观察耐人寻味,也发人深省,实有宗教学与临终精神医学的深刻意义。
——台湾“生死学之父”傅伟勋,《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

作者简介
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美国精神病学家,国际知名的生死学大师,探讨“死亡与临终”相关领域的权威人士,深受同行爱戴与尊敬。其著作被译成27种文字,著有:《天使走过人间》《死亡与临终问答》《活至最后一刻》《记住这些秘密》《死亡:生命的最后阶段》《关于儿童与死亡》《坚持到底》《艾滋:最终的挑战》等。她于2004年去世,享年78岁。

目录

致 谢 / 1
前 言 / 3
第 一 章
关于死亡之惧 / 1
第 二 章
对待临终病人的态度 / 11
第 三 章
第一阶段:否定与隔离 / 39
第 四 章
第二阶段:愤怒 / 51
第 五 章
第三阶段:讨价还价 / 87
第 六 章
第四阶段:抑郁 / 91
第 七 章
第五阶段:接受 / 121
第 八 章
希望 / 151
第 九 章
患者的家庭 / 173
第 十 章
晚期患者访谈录 / 199
第十一章
对“死亡与临终”研讨会的反应 / 273
第十二章
晚期患者的治疗 / 299

文摘
以临终者为师
直言不讳,还是避而不谈,这是一个问题。
在与医生、驻院牧师和护士交谈时,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对病人是否能接受“真相”的担忧。我们最常提到的问题是:“什么真相?”要面对被诊断出患有恶性肿瘤的病人实属不易。一些医生为了避免他们情绪失控,倾向于告诉患者家属,而对他们本人却守口如瓶;一些医生能敏感地觉察出病人的需要,可以巧妙地让病人意识到病情的严重性时,还能给他们留下几分希望。
窃以为“直言不讳还是避而不谈”的问题根本就算不上是真正的问题。比起“我们该不该说出实情?”真正的问题应该是:“我应该怎样说出实情,如何与病人共同面对?”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将进一步说明这种态度。为此,我把病人突然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后的各种反应进行大致分类。正如我们之前所指出的那样,人类毕竟不太情愿去正视自己生命的终点,顶多只是偶尔对这个可能性投入漫不经心的一瞥。很显然,假设真的出现那种情况,那么觉察到的都是危及生命的大病。当病人被告知患癌的实情时,他才意识到原来自己也难逃一死。
通常,人们总将癌症与绝症相等同,认为两者同义。这种看法基本无误,要知道,患病本身犹如塞翁失马,祸福之别取决于病人和家庭在这种关键时刻用何种方式来渡过难关。尽管越来越多的患者的确被治好了,或者说病情缓解了不少,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癌症依旧是绝症。我觉得在我们亲身经历死亡之前,大家应该时不时地思考一下死亡和临终的问题。如果我们之前不曾养成这种习惯,一旦家庭成员里有人被查出患有癌症,就好比用残忍的方式提醒我们:生命终会走到尽头。那么,抛开病人是将离开人世还是能延长生命的问题,从我们自身的角度看,利用患病的时间思考死亡与临终又焉知非福呢?
假如医生能对病人患癌的诊断结果直言不讳,但不一定要说清楚死亡其实近在咫尺,他就已经帮了病人一个大忙。同时,他应该为病人留一扇希望之窗,比如开一些新药,采取各种有效的治疗手段,告知他们接受新科技新研究的可能性等等。最主要的是,要与他们交流,让他们明白患病并非意味着一无所有;让他们知道自己不会因为一个诊断就放弃治疗;告诉他们,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这一场征途中,病人、家属和医生会在一起并肩作战。通过交流,病人将不畏孤独,无惧谎言和排斥,在医生的真诚相待中,斗志昂扬地坚持下去。他相信如果有任何能做的事,大家都会齐心协力,共同完成。同样,交流也会让家人重获信心,而往常在这种时刻,他们只觉得有心无力。现在,深受鼓舞的他们认识到:大家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就算不能延长生命,至少也可以缓解病人所受的折磨。
如果病人胸腔内有肿块,一个体贴入微的医生会告诉她,要有心理准备,这个可能是恶性肿瘤,建议她做个活体组织切片检查,那样可以查明肿瘤的类型。他也会提前告诉对方,如果发现癌细胞组织,可能还有更多大手术等着,如有必要,她可以做好充分准备以接受手术治疗。当病人在手术后清醒过来时,医生可以说:“很抱歉,我们还要做更大的手术。”假如病人回应道:“谢天谢地,它是良性的。”他只需要说一句:“我也希望如此。”到时,医生可以静静地在她旁边坐一会儿,而不是回避现实、仓皇逃离。如此一来,病人也可以一连几天表现得好像自己并不知情。倘若在交流过程中,病人明显流露出尚未准备好接受事实的神情,医生还要强迫她去面对真相的话,未免有些不近情理。其实,待他告知实情了,便足以令患者对医生继续保持信心。当患者有能力、有勇气面对自己的病情可能导致死亡的现实后,她还是会再去找他的。
其他病人可能会说:“啊,医生,多可怕呀,我可以活多久啊?”那么医生可以告诉她,最近几年,相似病患的生命延长率大大提高了,多做几次额外的手术或许也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他也可以坦率地告诉对方,没有人能准确预测她还剩下多长时间。我认为无论针对什么样的病人,不管他有多么坚强,具体地告诉他能活几个月、几年,都是再糟糕不过的主意了。既然这些信息怎么都是错,而且凡事总有例外,我就不明白为何还要考虑它们?也许少数情况下有此必要,比如一家之主需要知道自己生命究竟还剩多久,这样就可以将一些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我想哪怕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睿智的、善解人意的医师,也可以告诉他最好趁闲暇、有力气的时候就安排好这些,不要拖得太久。这样,病人很可能领悟到医生的话外之音,同时又心存希望—— 每位病人都应保留的希望,包括那些声称自己已经做好死去准备的人也应如此。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所有的病人都留有一道希望之门,相信自己有可能在病魔面前幸存下去,没有一个人会总是想着自己已经没有希望。
当我们问及病人是如何被告知病情时,结果发现,所有人或多或少都知道自己身患绝症,有些是被明白告知的,有些是间接知道的,但不管怎样,他们最希望的还是医生能用可以接受的方式委婉道来。
那么,什么才是可以接受的方式呢?医生怎样才知道哪些病人想要听实话,哪些病人需要详细的科学解释,又有哪些病人自始至终都想要逃避呢?我们在不具有任何了解患者情况的优势之前,该如何让他们面对这些抉择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答案有二。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自身面对绝症与死亡的态度和能力。如果这是人生的重大难题,我们又视死亡为可怕的、恐怖的、禁忌的话题,那么在面对病人时,我们根本不可能平静处之,更不能带来任何帮助。我故意说“死亡”二字,尽管我们只需要回答是恶性还是良性的问题即可。但恶性肿瘤就意味着死亡的逼近,而且是死亡中极具破坏性的一种,它会激起各种情感的爆发。如果连医生都没办法从容面对死亡,我们又何以为病人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呢?于是,我们只有祈祷病人不要问我们这么可怕的问题。我们顾左右而言他,讲些无关紧要的小事,谈谈外面的天气之类的话题,一个敏感的病人就会接着玩起这个不着边的游戏,讲讲下一个春天,哪怕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等不到下个春天了。之后,当我们问及此事,医生将告诉我们,是他们的病人不愿意知道真相,从不过问,而且相信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实际上,一旦医生没有被当面问及,他们就感觉浑身轻松,以至于未曾发现是他们自己的态度才让病人产生如此反应。
有的医生仍然对此类谈话感到紧张,但防卫心没有那么强了,他们可以致电牧师或者神父,请他们与病人交谈。棘手的事情抛给其他人后,他们如释重负,这也好过完全避开难题。
从另一方面看,他们也会异常焦虑,明确下令,不准医务人员或者牧师把实情告知患者。这种命令恰恰透露出医生的焦虑感比他认为的还要严重。
也有医生处理这个问题时相对轻松,他们只遇到极少数病人不愿意谈论病情的严重性。通过与诸多病人交流这个话题后,我认识到,那些需要自我否定的医生们,其病人往往也是如此;那些能够正常谈论末期重症的医生,其病人常常能更好地面对和承认现实。病人需要否定的比例与医生的成正比。但是,这只回答了一半的问题。
我们发现,不同病人面对相似消息时的反应各异,这取决于他们的性格特质、过去的生活方式和态度。那些以否定为主要防卫手段的人,会更加广泛地予以否定。那些过去用开放的态度面对压力的人,现在也会用相同的态度处之。所以,这种习惯可以帮助人很快地熟悉新患者,了解他们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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