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度量: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命运.pdf

文明的度量: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命运.pdf
 

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文明的度量》内容简介:如果说西方文明程度更高,从而主宰世界,那么文明如何界定、如何衡量?文明从哪些方面为其奠定了主导世界的基础?文明将如何决定国家的命运?又将如何决定21世纪的未来?在过去的30年时间里,人们一直为文明是如何发展的以及西方为什么能够拥有巨大的权力而激烈争论。全球著名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的《文明的度量》正是为终结这一争论而作。《文明的度量》横跨15000年的人类漫长发展史,围绕全球文明重心的迁移,就西方何时开始主宰世界等重大问题展开阐述,对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的诸多因素进行了定量描述,以此追寻经济和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演进。
在《文明的度量》一书中,莫里斯独创“社会发展指数”,结合考古证据、历史数据、现代社会数据等,从4个特性衡量社会发展和文明程度: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信息技术。进而对上一个冰川世纪结束以来15000年的东西方国家进行全方位扫描,使用突破性的社会发展研究数据对比了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社会发展状况。
通过《文明的度量》,莫里斯解决了人们对全球发展的几大疑问,而且还提供了分析过去、现在和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的有力工具,总结出我们应该如何思考21世纪,以及为何东方将成为未来的主人。最重要的是,对于关心中国文明演进、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的读者,莫里斯展示了全新的视角和令人信服的解释。

编辑推荐
《文明的度量》是《西方将主宰多久》的续篇。《文明的度量》从上万年的历史角度探寻东西方世界文明繁盛的根源,颠覆历史研究的惯常思维,提出文明可用数据来度量。《文明的度量》解决“大历史”观的问题:文明何以兴起?又何以衰落,告诉你未来世界的文明将由东方还是西方主导。

名人推荐
《文明的度量》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模型,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贾雷德•戴蒙德 普利策奖得主、《枪炮、病菌与钢铁》、《昨日之前的世界》作者

莫里斯是全球最出色的历史学家,他对考古学研究的最新成就和经典历史学著作一样驾轻就熟。
——尼尔•弗格森 哈佛大学教授、著名金融历史学家

伊恩•莫里斯又成功了!他以15 000年来丰富的人类社会发展信息为佐证,再一次极大地促进了“西方为何主宰世界”这一重大争论的发展。任何对大历史感兴趣的人都应该读这本书。从没有一本书像《文明的度量》一样让我学习了这么多。
——罗伯特•贝拉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

《文明的度量》非常精彩,既能提供知识,又能启迪思维,还能挑战既有观念。此书让读者亲眼目睹人类是如何聚沙成塔、实现今天的伟大成就的。
——达龙•阿西莫格鲁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克拉克奖获得者

本书精彩绝伦。对任何希望深究过去15 000年历史演进历程的人来说,本书必将成为经典书目。
——丹尼尔•希罗 美国华盛顿大学国际研究与社会学教授

媒体推荐
莫里斯思想深邃、文采飞扬,以一种令人愉悦的幽默感带领我们穿越恢宏的历史。
——《纽约时报》

作者简介
伊恩·莫里斯,全球著名历史学家,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和古典文学教授。已出版《西方将主宰多久》等12部著作。现在居住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目录
第一章 我们如何度量文明
为何西方主宰了世界
什么是社会发展
进化、分化、能量:怎么理解社会发展
批评与缺点:谁犯了错
我们需要解释什么

第二章 跨越时空的度量:社会发展指数
定量、东西方、时间:什么支撑着社会发展指数
社会发展是可以计算的
250分还是0.01分:哪个社会更发达
反对者的声音
通吃:展示历史的轮廓

第三章 能量获取:交替上升
东方、西方从哪儿出发
度量的单位
证据的本质
中断与增长:西方能量获取
后来者居上:东方能量获取
无法突破的“硬天花板”

第四章 社会组织:上限未定
办法、假设和来源
从穆赖拜特到纽约
从姜寨到东京
多少人才够

第五章 战争能力:工业变革带来的巨大差距
量化战争能力
西方是军事霸主吗
难以评估的东方
工业革命改造枪炮

第六章 信息技术:它影响了社会
读、写和计算
信息技术记分牌
西方识字率
东方识字率
信息技术的反馈回路

第七章 让历史成为指南:度量文明的意义
误差和讹误
指数的直观显示
物质与文化的角力
直线发展和多线发展的进化
社会进化的方向

致谢

文摘
物质与文化的角力
我曾经说过,社会发展指数的主要贡献之一是迫使分析家分析得更加清楚明确。指数是形容需要做出解释的模式的宝贵工具,那些像我一样持这种观点的人都不得不详细地讲清自己的证据和方法。那些持不同意见者或认为指数的设计或运用不合理的人,也能够清楚地看到指数是怎样运作的,从而进行详细的批驳。争论的双方都不必陷入含糊的斥责。这种含糊的斥责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新进化论的争论中曾非常普遍。
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我只关注了世界上两个地区,但社会发展指数无疑可以扩大为真正的全球性工具。我常常想,这可以为解决社会科学中一些长久争议不休的问题做些贡献,比如物质力量和文化力量在塑造历史方面哪个相对更重要。
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我严厉地批判了唯物主义者,提出过去16 000 年来东方和西方社会发展惊人的相似性,表明两个地区的文化特性并没有很大不同。与之一脉相承的是,每个时代都有其需要的思想(或者也许是其值得拥有的思想)。不过,这至多仍是一种假设,而一种适当的全球性社会发展指数,显然将是进一步检验这一观点的工具,将世界的不同部分视为历史的自然实验。
最有用的对比,也许是旧世界和新世界的对比,因为自大约公元前10000~公元1500 年,两个时段基本上没有进行有意义的接触。欧亚大陆和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也是如此,但新世界还有另一个有利条件,使其与欧亚大陆的对比富有成果。新世界有一处像旧世界而不像澳大利亚的特点,就是在冰期结束时,也有一个包含有大量且集中的可供驯化的动植物的幸运纬度带。澳大利亚的西南部的确也有一个地中海气候区,但在冰期结束时却没有进化出同样丰富的小麦、大麦、稻子、玉米、土豆、绵羊、山羊、猪或牛,这使得驯化动植物并在本地发展出复杂社会比在欧亚大陆困难得多。
如果文化当真是个因变量,我们也许要指望新世界的核心地带以类似于旧世界核心地带的方式扩张,引发同样一系列后发优势、发展悖论、社会崩溃,以及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描绘的所有其他现象。
如果将社会发展指数扩展到新世界,就会看到类似事情的确发生了。驯化动植物首先出现在新世界的幸运纬度带,在瓦哈卡地区和秘鲁高原。随着这些地区的社会发展,城市和国家出现了,新的核心地带(即尤卡坦半岛、墨西哥河谷)在最早驯化动植物的地区旁形成了。图 . 是一幅简图,展现了古代复杂社会的个地区主要的文化转型,加强了人们的这一印象:旧世界和新世界最早的农业核心地带,遵循大致相同的时间表,在很大程度上独立地历经了同样的发展阶段。
耕作(人类对植物生命周期的干预,所产生的选择压力会导致植物出现非自然的大种子)开始与驯化(人类的干预使动植物的基因发生重大改变,使它们转化为只能在人类继续干预下才能生存的新物种)开始的时间间隔,在旧大陆普遍为大约2 000 年;在新大陆普遍为大约4 000 年,可能是因为新世界的农作物不及旧世界的适应性强。例如,将墨西哥类蜀黍转化为玉米,比将野生小麦、大麦或稻子转化为它们的驯化品种,需要的基因转变要多得多。
然而,由于动植物驯化到城市、国家兴起之间的时间间隔,新世界(约3 000 年)比旧世界(3 000~ 4 000 年)短,这被部分拉平了。在旧世界,又过了1 500~3 000 年,像埃及旧王国和中国商朝这样的国家才变成了真正的帝国,统治着200 万以上平方千米的疆域和数千万人口。在新世界,在像莫切文化和特奥蒂瓦坎这样最早的真正国家兴起大约1 500 年之后,征服者才来到美洲,切断了本土人的试验;但是在那个时候,印加和阿兹特克的扩张已经产生了与旧世界最早的帝国规模大致相当的组织。假如没有被侵扰,那么再过 1 000 年,它们完全有可能沿着旧世界帝国道路发展。
作为一名外人看新世界的考古记录,我的印象是:专家根据这份资料算出的社会发展指数,将表明美洲系统性地落后于欧亚大陆,其模式与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提出的论点非常相符。在能量获取方面,新世界的一些农作物比旧世界的要强,但美洲缺乏役畜一定严重影响了人均可获得的能量。缺少这样有用的动物,很可能是新世界的运输中车轮使用得非常有限的很大原因,尽管在欧亚大陆,由人推动的独轮车于公元前5世纪在希腊、公元前1世纪在中国,已经显然独立地发明出来了。
在信息技术方面,无论旧世界还是新世界,记录文字和数字的系统都是伴随着最早的城市和国家的出现而投入使用的,然而与大约公元前1500 年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实践,或者大约公元前500 年中国的实践相比,中美洲和安第斯地区在大约公元1500 年时对这些技术的使用,似乎仍然非常有限。
在战争能力方面,一些大约是在旧世界最早的国家出现的时代发明的技术(例如堡垒等),在新世界大约也是在同样的时代出现的,但是在随后的1 500 年中,这些技术在美洲的传播不及欧亚大陆快。而且一些其他技术(例如青铜武器和盔甲),在美洲根本没有出现;由于美洲所有有可能进化为驯服马的野马品种在人类到来之后都消失了,新世界的军队无疑从来没有发明过战车和骑兵。
弓箭在新旧世界的命运更是有趣。弓是60 000 年前在非洲发明的,然后传遍了旧世界。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时,强劲有力的合成弓已经在旧世界所有的复杂社会应用了,十字弩也在中国发明了。然而,据我们至今所知,最早移居美洲的人并没有引进弓,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人重新发明了弓,直到大约公元前2300 年,阿拉斯加和加拿大的“北极小工具传统”遗址才出现了箭头。这些武器随后非常缓慢地在北美传播,直到大约公元1100 年才传到中美洲,并且始终没有达到旧世界弓的精致程度。
相反的是,城市规模似乎在新世界的某些部分发展得比旧世界要快。到公元500 年时,今墨西哥境内的古代印第安文明特奥蒂瓦坎可能已有10 万~20 万居民,比欧亚大陆任何地区最早的城市出现后1 000 年内的任何遗址都大得多。最早达到特奥蒂瓦坎可能达到的规模下限的旧世界遗址,是大约公元前700 年的尼尼微;直到公元前3 世纪时才有城市达到其上限,是亚历山大。
对新旧世界的这些差异的解释,可能已经具备。贾雷德• 戴蒙德在其《枪炮、病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中,指出欧亚大陆比之美洲有三大地理优势,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使其在我所谓的社会发展中领先的原因。
戴蒙德说,首先,在冰期结束时,欧亚大陆拥有比美洲更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基础,使得亚洲西南部和东部的人们比中美洲或安第斯地区的人们更容易驯化植物和动物。其次,新世界有可能驯化的大型(即重达 00 磅以上的)哺乳动物,在最早的人类殖民该大陆后很快出现的巨型动物灭绝现象中大多被消灭了。最后,甚至大陆的布局都对美洲原住民不利。欧亚大陆基本上是东西走向的,因而起源于西南亚的观念、制度和实践,能够在地理学家们称之为“生物群系”的统一的生态区中传播数千英里,到达欧洲或中国。美洲则相反,基本上是南北走向的,意味着在中美洲或安第斯地区崭露头角的观念、制度和实践,只能在小股人群(相对于旧世界而言)中流传,然后才能跨越极其不同的生物群落区。因此,新世界的观念、制度和实践要很长时间才能浮现,要更长时间才能传播。
由于大陆数量太少,戴蒙德的观点很难验证,尽管最近一项对语言多样性的研究的确提供了至少是有限的支持。新世界的社会无疑有其独特的特色,它们有早熟的(相对于旧世界社会而言)城市化,却又较慢采用新的作战方式和信息技术,这一现象仍亟待解释。将社会发展指数延伸到全球尺度上,将更容易看出戴蒙德的地理框架是否能解释新旧世界的差异,或者我们是否需要赋予文化因素更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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