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的情人们.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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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从异乡奔向异乡,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萧红辗转的脚步几乎没有停歇过,人们感慨于她的漂泊和坎坷情路,却不知每一个脚窝里都注满忧伤。是她遇人不淑,屡屡被男人伤害,还是她缺乏识人的智慧,更或者,还源于爱的附加太多,本不纯粹?当初爱上萧军,继而转投端木,最终示好骆宾基,萧红在屡败屡战、锲而不舍地追逐“温暖”和“爱”的梦想时,总有一种现实的考量弥漫其中,若隐若现。
本书通过扎实的叙述、旁征博引,将萧红与八个“情人”的爱恨情仇娓娓道来,为读者展现一个不被时人理解、孤独寂寞的天才女子的命运:父亲张廷举,是前世情人还是今生寇仇;弟弟张秀珂,这个弟弟很孤单;李洁吾,暗恋者的悲怆;萧军,谁说爱情曾经来过;方未艾,意中人成蓝颜;鲁迅,那个人去了;端木蕻良•谁的负心,谁的忠贞;骆宾基•友谊抑或爱情;胡风,如果这也算朋友。

编辑推荐
1.萧红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礼物,一部《呼兰河传》石破天惊,犹如天籁,萧红的才分所达到的高度,我们只有目光够得着。王朔说她是自成一派的女作家。
2.行文踏实而生动,考证有理有据,史料充足;从“情人”这个侧面反映了天才萧红感情和命运多舛的一生。

作者简介
周彦敏,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现为青岛日报专栏编辑。从事萧红研究多年。

目录
张廷举:前世情人还是今生寇仇 001
张秀珂:这个弟弟很孤单 043
李洁吾:暗恋者的悲怆 055
萧军:谁说爱情曾经来过 081
方未艾:意中人成蓝颜 194
鲁迅:那个孺慕的人啊 203
端木蕻良:谁的负心,谁的忠贞 232
骆宾基:友谊抑或爱情 306
胡风:如果这也算朋友 330
青岛,一座城与“二萧”(代跋) 340

后记
青岛,一座城与“二萧”(代跋)
“碧海临窗瞰左右,青山傍户路三叉。”这是萧军1979年写下的描述旧日所居青岛之地的诗句。
1934年,青岛迎来了萧红萧军这一对文化候鸟。那一年的6月至10月底,二萧曾经在青岛有过几个月的短暂停留。在萧红的漂泊之旅中,青岛是其中一站,离开之后,就再没有回来过,在萧红留下的所有文字中,也很少写过她在青岛的生活,但萧红对青岛的印象应该极好,1936年8月17日,从日本写给来青岛写作的萧军信中说:“旧地重游是很有趣的,而且有那样可爱的海!你现在一定洗海澡去了好几次了?……”
相比之下,萧军对青岛感情更深。因为写作、访友和受邀,萧军曾多次故地重游,为青岛写下一系列诗句和文字。我们青岛本地的媒体,对萧军为青岛写下的文字津津乐道,二萧的故事,至今仍被青岛人口耳相传。
二萧与青岛的缘分,其实与舒群有关,他们当初离开哈尔滨,经大连来到青岛,就是应邀前来投奔先期到达青岛的老朋友舒群。
舒群原名李旭东,与二萧是哈尔滨时期的朋友,正如当时二萧分别叫“三郎”和“悄吟”,舒群那时候的笔名是“黑人”。
舒群1932年加入共产党,曾在共产国际工作,1934年3月来到青岛,与在青岛市社会局工作的青岛人倪鲁平一见如故,倪鲁平非常喜欢舒群,后来将自己的三妹倪菁华嫁给他,舒群在青岛结婚的时间是1934年5月4日。倪鲁平在《磊报》兼主编,舒群担任《磊报》的副刊编辑。
舒群在青岛站稳脚跟,立即写信给哈尔滨的三郎,邀请他们南下来青岛。
1934年6月15日,这个倪家三妹与李旭东一起,在大港码头迎接了从哈尔滨前来投奔的三郎和悄吟。
当时,青岛的中文报纸有三四份,萧军来后担任副刊编辑的《青岛晨报》是当时发行量较小的日报,萧红则为《晨报》新女性周刊写稿。
萧红与萧军在青岛的日子只有几个月,但对于二萧来说,却意义非凡。
因为在青岛,萧军完成了我国的首部抗战小说《八月的乡村》,萧红则写出了蜚声文坛的《麦场》(即《生死场》)。
二萧与舒群交情匪浅,据赵凤翔说,萧红落难东兴顺旅馆时,第一个前去看望的人就是舒群。二萧在哈尔滨自费出版《跋涉》时,大部分费用就是由舒群提供赞助的,舒群当时并不富裕,是将已经交给父亲的40元生活费要回来资助萧军出书的,这份仗义和慷慨,让萧军终生铭记。另外,《八月的乡村》里讲述的抗日故事也主要是从舒群处听来的,萧军结合自己的从军经历完成此作。因为对傅天飞以及抗日游击队的生活并不熟悉,《八月的乡村》在写作过程中并不顺利,萧军中途几次想要放弃,是萧红在旁边鼓励才得以完稿。后来此书经过鲁迅作序力荐出版,为萧军赢得声誉,却也一度因此与舒群关系紧张,此是后话。
那一年的中秋节,时局突变,舒群夫妇忽然被捕,从倪家直接被带走了,萧军萧红原本也要去倪家过中秋节,因故未去,躲过一劫。
遭此变故,二萧在青岛前途未卜,犹如惊弓之鸟,青岛看来是待不下去了,此时萧军供职的报馆也出了问题,同人大体星散,二萧开始寻找新的落脚点。
夏天的时候,萧军常常要到海水浴场洗个海水澡,来回都要经过广西路新四号的荒岛书店,书店主要经营新文学图书,老板孙乐文在《晨报》做兼职编辑。萧军常常到书店里遛遛,喝杯茶,有时还要吃个西瓜。在孙乐文的建议下,萧军萌生了把自己的作品寄给鲁迅审阅的想法,本来并不抱太大希望,居然很快就收到了鲁迅的回信,这让二萧大喜过望。他们决定去上海,找鲁迅。
萧军晚年在《青岛怀踪录》中记述:“一夜,孙乐文把我约到栈桥,给了我40元路费,并嘱咐我们及时离开青岛。我与萧红得知此消息后,即约同朋友梅林,躲开了门前派出所的警察和特务的监视,抛弃所有家具,搭乘一艘日本轮船的四等舱逃离前去上海。”
萧军文中说离开青岛时“抛弃所有家具”,这一点与梅林的记述略有不同,梅林在萧红去世后的1942年春写下的回忆是这样的:

报馆发生了问题,同人大体星散。我同三郎悄吟一直将报纸维持到月尾。我们穷得可以,吃不成烙饼、大菜汤了。将离开青岛那一天,悄吟同我将报馆里的两三副木板床带木凳,载在一架独轮车上去拍卖。我说:
“木床之类,我们还是不要吧?”
“怎么不要?这至少可卖它十块八块钱。”悄吟睁着大眼睛说:“就是门窗能拆下来也好卖的。—— 管它呢。”
她大摇大摆地跟在独轮车后面,蹬着磨去一半后跟的破皮鞋。
12月初,我们坐上一只日本船(好像是共同丸)的货仓里,同咸鱼包粉条杂货一道,席地而坐,到上海去。

因为身份未暴露,舒群1935年3月被保释出狱,此时,其新婚不到一年的妻子仍深陷囹圄,音信不知。他逃离青岛,先去烟台,后来也前往上海,找到萧军。
二萧离开青岛到上海后,幸运地得到鲁迅青睐,让随后来沪的萧军的朋友们十分羡慕,都想借机与鲁迅搭上关系。可是,个人的幸运无法被复制,倒不是萧军从中作梗不肯热心帮忙,而实在是鲁迅委婉拒绝了他引朋友来见的请求。朋友们的愿望落空,不免对成名后的萧军产生猜疑和腹诽,其中最失落的,就是出狱后来沪的舒群。
舒群在青岛狱中写下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想得到鲁迅的指点和提携而未得,因为这样琐屑细碎的烦恼,与二萧之间变得生分了。
《没有祖国的孩子》后来辗转白薇得到周扬的引荐,在1936年5月以舒群之名发表,舒群藉此成为东北作家群中的一员。
舒群的妻子倪菁华直到1937年才出狱,此时,倪家人已不知道李旭东的去向,更不知在上海成名的舒群就是李旭东,从此夫妻离散。
1979年,萧军写诗纪念青岛旧事,感慨于自己与舒群各自的情事,诗云:

生离死别两浮沉,玉结冰壶一寸心。
缘聚缘分原自幻,花开花谢罔怆神。
珠残镜破应难卜,雨走云行取次分。
尽有伯牙琴韵在,高山流水那堪闻。

舒群离开上海以后,先后分别在北平与武汉遇到过萧红。1937年5月,萧红因情殇负气独自去北平访友,已在北平的舒群闻讯后到李洁吾家找上门来时,让萧红大为紧张,正所谓情侣之间闹矛盾大动干戈,可一旦有“外患”,还是会立刻结成统一战线。萧红在写给萧军的信中就有“奇是不可靠的,黑人到李家来找我了”的密语,萧军也是在接到这封信后,当即改变也要来北平的原计划,急召萧红返沪,可见直到那时,朋友之间依然充满了戒备与警惕。
只是,在二萧的书信尚在路上的间隙,舒群与萧红已经打开了心结。萧红在老朋友面前敞开心扉,将情感苦杯尽倒。深入交流后,舒群对萧军先前的猜疑和误会才算解除了。而此时,距离他到上海去找萧军,已经两年过去了。
1938年,舒群在汉口的读书生活出版社见到了与萧军分离之后的萧红,当时萧红正怀孕,她一到舒群的住处就把鞋一踢,倒在舒群的床上,很疲惫的样子。舒群劝她去延安,她不肯,理由是:受够了穷苦,害怕再过流浪的生活,想找一个能平静过日子的环境。知道二萧关系的内幕,也体谅萧红受到的情感伤害,舒群并未指责她离开萧军的选择,对她既同情又怜悯。舒群说,她需要安慰,需要家庭,需要温暖,她不知道往哪里去找,最后找到了端木蕻良。
武汉一别,萧红、舒群老友离散,而舒群与萧军的友谊却保持了一生。也只有他,敢当面批评责备萧军对萧红不好,萧军自知理亏,不敢翻脸。
萧军、萧红和舒群在青岛的旧居,位于观象一路1号的房子当初是倪鲁平帮他们找的,两对年轻夫妇在一楼比邻而居。
观象山是青岛市区著名的山顶公园之一,此山海拔仅有78.9米,因山顶建有观象台而得名。1918年,依山势修建了一条通往山顶观象台的蜿蜒山路,这条路在1931年分成互相交叉的两条,也就是观象一路和观象二路。萧红萧军与舒群的旧居,就坐落在观象山东南麓。
萧军所言的依山而建、可以观海、门口道路分了三叉的石头小楼,如今仍风姿绰约,只是周围建筑树木林立,从这里,已无从看海。而萧军说的门口分了三叉的路,现在已是汇集了包括观象一路、伏龙路、苏州路、龙山路、莱芜一路,合并于江苏路中段的六条道路,是青岛老城区少有的六岔路口。
青岛老城区的路美,美在曲与瘦,较少笔直宽阔的通衢大道。青岛属丘陵地区,城市依山势而建,道路跌宕起伏,蜿蜒曲折,一如海浪般富有节奏和韵律。这里气候湿润,植被葱茏,老城区行道树茂盛,常常人在山路上盘旋而行,到拐弯处,不经意间就与大海撞个满怀。这种绕山而建,或通往山顶,或通向海边的路,被作家阿占誉为“裙裾上的花边”,妩媚而秀丽。观象一路就是这样一条美丽的山路。
我一度日日从他们的旧居路过,那里是我上下班的必经之路。坐在公交车上,每每会从不同的角度远远打量那座石头垒砌的小楼,想象着萧红从上面走下来的年轻而瘦弱的身影。
这是一座花岗岩石块砌成的二层红瓦小楼,筑在山坡上,进门之后要踏上20级台阶才是庭院。他们初居于楼下,不久迁到楼上。这里地势很高,推开窗扉,可以看见远海近山。青岛的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美景深深吸引了他们,萧军说他们在青岛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
如今小楼的院墙外已镶嵌上了“萧军萧红舒群故居”的牌子,但现在这里仍是民居,并不对外开放,有一天路过时见大门没锁,我和朋友曾经走进去想一窥究竟,却只能在楼外观望一番,不得入内。一位正在楼下做饭的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摆手对我们说,这里都是住家户,不让进。看来,她对慕名而来的游客早已司空见惯了。“早搬走了,他们在这只住了几个月。”她这样解说着。然后潦草地一指,说“他们住的是那边”。站在小院子里,虽然墙外就是嘈杂的路口,但院内居然很是安静宁谧,视野开阔,当时正值夏天,上面依然风凉得很。
我的同事李魏作为记者,曾进楼参观采访,对楼内的结构有直观的感受。她在文中写道:“别致的小楼与众不同,风姿依旧,小院的院墙用四米高的花岗岩砌成,进了大门向左,就是一道石阶,拾级而上,阶梯尽头的红瓦小楼,楼下仅有两个房间,楼上有五个房间,分为两个独立套间,各有门口楼道。楼上靠右侧的一套,就是萧红萧军的住处。如今的主人是一个陈姓生意人。2006年,萧军诞辰百年前夕,萧军的女儿萧耘特地来青岛寻访这处旧居,得到陈先生的热情接待。近几年,这房子已交由一位佛门师父使用,师父法号延砥,每每来青,必开门纳客,任游客参观寻访先人遗迹。据说,房子虽经过简单装修,房间的门及把手却都保留了最初的样貌。
在《青岛怀踪录》中,萧军有述:“青岛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纪念的地方。1934年夏天,我们从哈尔滨出走以后,于当年的端午节前一日到了青岛……我们在观象一路1号一所石块垒成的二层小楼的下部租了两间房子,一间由舒群夫妇居住,一间由我们居住……我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就全是在当年——1934年——秋季间,完成于这所小楼里面的。后来,我由楼下面又搬到楼上有‘太极图’那间突出的单间居住了。”文中所提太极图,据说已在“文革”时因“破四旧”被毁。
二萧在1934年离开青岛去上海之后,萧红再也没有回过青岛,萧军先后却回来过三次,一次是1936年,二萧在上海出现情感危机,两人决定暂时分开一段时间,这样,萧红去了日本,萧军则回青岛写作,住的是山东大学校内宿舍。那一次萧军在青岛大约住了两个月,“由于没有什么外来的干扰,感情、思想上也没什么波动,因此写作进行的还很顺利”。那篇记述二人感情的《为了爱的缘故》就是那时写的。1951年夏萧军带儿子来访方未艾,当时方未艾在山东大学任教。1986年的最后一次则是在海大讲课。他说:“尽管我东飘西泊,也还未忘记这个我曾经居住过的美丽的山岛,它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和深深的感情。”
萧军在回忆青岛时的生活时说:“每于夜阑人静,和萧红时相研讨,间有所争,亦时有所励,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对于那句语焉不详的“间有所争”,在青岛坊间,至今还留有他们打耳光的余响,青岛本地作家曾经婉转地向萧军求证,萧军既大方承认又顾左右而言他:“确实脾气不好,常对萧红发火!”
二萧在青岛的生活比在哈尔滨悠闲得多,远离哈尔滨的政治压迫和莺莺燕燕,乐观的气氛逐渐取代了昔日沮丧的情绪,他们在青岛结识的朋友张梅林,记下了二萧在青岛生活的快乐时光。
“我是住在报馆里的,三郎和悄吟则另外租了一间房子,自己烧饭。日常我们一道去市场买菜,做俄式的大菜汤,悄吟用有柄的平底小锅烙油饼。我们吃得很满足。”
“三郎戴了一顶边沿很窄的毡帽,前边下垂,后边翘起,短裤、草鞋、一件淡黄色的俄式衬衫,加束了一条皮腰带,样子颇像洋车夫。而悄吟用一块天蓝色的绸子撕下粗糙的带子束在头发上,布旗袍,西式裤子,后跟磨去了一半的破皮鞋,粗野得可以。”
在梅林的笔下,二萧在青岛的生活轻松无忧,他们徜徉在葱郁的大学山,栈桥,海滨公园,中山公园,水族馆,唱着“太阳出来又落山哪”;午后则把自己泡在汇泉海水浴场的蓝色大海里,用自创的游泳姿势,大惊小怪地四处游泅着。
青岛人很喜欢引述梅林的这段记述,更愿意将二萧在青岛的生活想象或甜蜜洒脱的样子,因为这样的传奇,更符合这座城市的浪漫气质。
回忆之所以那么迷人,是因为那是低成本高收益的心灵享受。曾经的惊涛骇浪,忐忑惶恐,已成过去,再惊心动魄,也只是结局的衬托与渲染。而人类的大脑,还有讨好自己的本能。
二萧在青岛的生活,在萧军的笔下,是“精神蜜月”和“幸福时光”。
只是,不是所有的怀念都是柔情凝结,正如“我被你深深吸引,不是因为我爱你,而是为我那逝去的青春……”
十月的青岛,宁静而安详。在这样一个金风送爽的收获季节,我的这本书稿终于完成了。正当我整理目录的时候,忽然听到电视里有个声音在说萧红,我赶紧离开电脑,凑了过去,原来是央视的电影频道正在播放《萧红》。我停下手头的工作,守在电视机前,看完了这个电影,再一次回顾了萧红的一生,边看边感恩且会心地笑,觉得这对我可谓是一份犒赏。回想两年前我战战兢兢地开始动手写萧红的故事,心中一度充满迟疑和怯懦,对萧红,我不是因为理解而书写,恰恰是因为不解才想要搞清楚她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期间,有过畏难,有过困惑,甚至也曾想过放弃,幸好有朋友的鼓励,我终于坚持了下来。
写作的过程,是一次心灵的探访,走近萧红以及她身边的那些人,让我对生活,对生命,有了新的理解与发现。这是一段苦乐参半的旅程,我满怀感激。
天空滚滚过云,之后碧空如洗。我抬起头来,极目长空,享受着青岛秋日的宁谧时光,深感生命舒展,岁月静好。
本书图片由萧红文学馆章海宁先生无私襄助,谨致谢忱。

2013年10月18日于青岛

文摘
端木蕻良:谁的负心,谁的忠贞
1.端木是小三吗

二萧之间的爱情,一直被人奉为“英雄救美”的传奇。在这场相遇中,落难,洪水,遗弃,拯救,患难与共,驰骋文坛,飞上枝头变凤凰,想象中该有的那些离奇、夸张、匪夷所思的戏码,在他们这里统统能找到落脚点,这爱情充满了舞台腔,想不成为传奇都难。
但这爱情,更像是一场秀,因为夸张,用力,戏剧化,看上去爱得轰轰烈烈,却难掩本质的贫乏与荒芜。期间,萧军左顾右盼,心不在焉,出轨,家暴,大男子主义,让这份爱千疮百孔。幸福未见,绝望已现。
如果爱情只是单方面的,总是叫人疲惫。萧军内心就是一个冲动贪玩的大孩子,他情感的关注点始终不在萧红身上,萧红的隐忍,被视为理所当然,而迁就,换来的只是更加的不以为意和转身之后的风流依旧。一旦萧红为之计较,就会变成是不知感恩:难道你忘记了是谁救你的吗?要不是他你还不知沦落何处呢!这样的话似乎就一直徘徊在人的嘴边上,甚至都不用说,只需一个眼神,就足以让萧红气馁到噤声。
爱情的基础是平等与尊重,萧红一直匍匐在地,用了六年时光,始终没有等来那一缕被尊重的阳光。
萧红走不进萧军的心房,所以萧军就看不到萧红的心到底有多伤。
爱已成殇,心亦成灰。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虽然离开的时候心有不甘,但萧红还是决定转身了,还给萧军一份自由,也放自己一条生路。
站在传奇的立场上,随后出现的端木蕻良必须是一个小丑一样的反面人物,就像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里那个为了篡位娶嫂、谋杀兄长的新国王。端木与二萧原是朋友,萧红与萧军分手之后,选择和端木生活在一起,这让很多人将端木视为插足两人感情的第三者。
作为一个“第三者”,他必须得心怀叵测,为攀附名流,专门破坏人家的婚姻与感情,“将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萧军语),同时兼有自私冷漠,始乱终弃,最终让萧红自食恶果,生活在寂寞痛苦之中,这样才让二萧之间的爱情传奇更让人叹惋,也让萧红的人生更加悲情。
几年之后,萧红果然客死香港,仿佛也应验了当初人们对萧红离开萧军之后的那种担忧,特别符合将端木蕻良视为不光彩的第三者的剧情预设。
那么,首先需要厘清的是,端木蕻良真是第三者吗?
换句话说,二萧的感情是因为端木的插足而分崩离析的吗?
堡垒总是先从内部攻破,正如一桩感情的破裂,一定是内里出了问题。红楼梦里探春说得透彻:“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得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道理一样。
其实二萧之间的感情,并无想象中那么美好,本来就是沙上建塔,基础不牢,所以一路走来,跌跌撞撞。这与他们相遇的方式有关,晚年的萧军仍一再强调他与萧红是“偶然相遇的偶然姻缘”,一句“偶然”,折射出内心的极度轻视和不以为然。另外,也与萧军一直信奉的爱的哲学有关。在二萧初次萍聚之时,萧军就对萧红亮明了自己对待感情的信条,那就是“爱便爱,不爱便丢开”。这爱的哲学,与其说是自由洒脱,不如说是为自己滥情埋下了伏笔。—— 打着爱的旗号追逐女人,还能如此高调且理直气壮,也真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出来的。
萧红竟然接受这样朝不保夕的即食爱情,也是迫不得已—— 她那时身陷绝境,只能遇到谁是谁,哪里还有资格挑肥拣瘦?
心理学家说,一个人的情感方式,或者对待感情的态度,几乎都可以从他的童年找到根源和依据。萧军出生在辽宁西部一个山村,那里土地贫瘠,民风强悍,萧军的父亲性格暴躁,母亲也非常刚烈。在萧军还在襁褓中时,这个大男子主义思想严重的村夫就曾因妻子忙于照顾拉屎的幼儿而没有顾上先料理他出门,就狂怒地抡起鞭子将她劈头盖脸暴打一顿,之后扬长而去。年轻的妻子不堪受辱,一气之下丢下刚刚出生六个月的儿子,就吞鸦片自杀了。萧军自幼跟着奶奶和几个姑姑长大,缺乏母爱,父亲对这个儿子也没有多少温情,年幼的萧军对父亲是既怕又恨。懂事后知道了母亲的死因,萧军对父亲更加仇恨,经常对人说长大了要为母亲报仇。缺乏爱与温情的成长环境,让萧军勇敢和坚强,同时也情感粗砺,好斗,缺乏与人亲密相处的能力。季红真在《萧红传》中这样评价萧军:“对女性的依恋与对父亲的仇恨,构成了萧军两个最基本的情感倾向,前者使他多有浪漫情缘,仇父的情结则使他毕生藐视权威。”
萧军与萧红类似,童年都缺乏亲情与爱,两个心智都不太成熟的缺爱的人那么“偶然”地走在了一起,猜忌、龃龉、摩擦、冲突在所难免。
青春期的特点就是缺少智商,只会服从自己的潜意识,却将本能看得至高无上。
萧军的青春期似乎格外长。因为心中没有禁忌,他蔑视规则,崇尚蛮力,视无畏为英雄,当欲望是真爱,并在追爱的路途上一骑绝尘。他对萧红并不隐瞒自己的“爱的哲学”,也在两人相处的时间里践行着这一信条,却一直把萧红的隐忍视作接受和理解。萧军曾对许广平说,萧红了解我,也是最爱我的人。
—— 人总是会漠视那些最爱我们的人,反而贱贱地患上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亮明自己的“爱的哲学”,让对方知道自己并没有想长久维持一段感情关系的打算,还要与之保持亲密关系,大有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的意味和姜太公垂钓渭水之上的风范。只是,这种情爱态度无异于堂而皇之地对他人恣意妄为,自以为坦荡磊落,实则没有尊重。
萧红的隐忍,既有不得已的懦弱,也有守着云开见月明,期待有一天出现爱情奇迹的幻想。自古多情者苦,痴情者伤。萧军因为情多,累过诸多美人,更苦了他自己,而萧红则因情痴而让心灵伤痕累累。
当萧红因为他的屡次出轨而陷入“心像是浸在毒汁里那么黑”的痛苦中,从而开始限制他与绯闻女友接触时,面对女人因爱而生的嫉妒,萧军不是心怀愧疚地体谅,却是大感意外,大失所望。他在日记中这样表达自己的惊讶和不满:“吟会为了嫉妒、自己的痛苦,捐弃了一切的同情(对X是一例),从此我对于她的公正和感情有了较确的估价了。原先我总以为她会超过于普通女人那样范围,于今我知道了自己的估计是错误的,她不独有着其他女人一般的性格,有时还甚些。总之,我们这是在为工作生活着了。”
这是1937年,是他在“痛苦”地结束了与许粤华“没有结合的可能”的恋情之后,对萧红的评价。
经历过这场情感地震,萧红对萧军的失望恐怕更为彻底。
彼此的幻觉都破灭了,一段传奇爱情终于即将耗完彼此最后的耐性。
这时,沪战爆发,沪上作家纷纷内迁,二萧顾不上整理两人之间一地鸡毛的感情,匆匆踏上了流徙之路。他们于1937年9月底来到武汉,住进了蒋锡金租住的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1号。
小金龙巷21号,是坐东朝西的小宅院,成凹字形,蒋锡金租住的是北侧两间。房子的格局为里外两间,二萧住里间,蒋锡金自己住在原本作为书房的外间。这个不起眼的房子,将见证现代文坛一场风起青萍之末的情感流变,而此时,住进这里的人,还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不久,故事的另一个主角将住进这个小院子,他就是端木蕻良。
1937年9月11日,胡风担任主编的左翼文学刊物《七月》在上海创刊。在胡风召集的《七月》杂志筹备会上,端木蕻良首次见到了他早有耳闻的东北同乡萧军萧红。今天,很多人望文生义,以为端木蕻良是日本人,其实,端木本名曹京平,辽宁昌图人,东北作家群中重要的一员。《七月》在上海只出版了三期,端木离开上海前,因没有住处在胡风家暂住,9月25日,两人在火车站握别,胡风后来去了武汉,端木去往浙江上虞他的三哥曹京襄处养病。
与端木在上海西站分别后,胡风先去了南京,于10月1日抵达汉口,旋即着手《七月》文学杂志在武汉出版事宜,当时的武汉,是战时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胡风周围聚集了二萧、聂绀弩、罗烽、白朗等左翼作家。萧军立即致信端木蕻良,催促其来汉。收到萧军热情洋溢的文言信,端木不顾身体不适和三哥曹京襄的劝阻,执意赶到武汉,按萧军留下的地址一路找上门来,令二萧惊喜不已。当晚端木因没有住处,就与二萧挤睡在小金龙巷21号的一张大床上。那时候,三人之间可谓是心无芥蒂,一派天真。谁也没有料到,日后,这两个男人会因为萧红而反目成仇。
如今,鲁迅博物馆中收藏着端木蕻良写给胡风的21封信,是胡风的家人近年来捐赠的。这些信的写作时间是1937年至1938年,涵盖了端木蕻良与萧红初识于上海、定情于西安的全过程,其中有七封信直接关涉二萧,透露出些许此前不曾见过的信息。2013年3月30日,袁权在《文汇报》撰文,披露了这些信的主要内容。从这些信中发现,在第13信(1937年7月31日)之前,这三个人还未曾谋面。
这批信札中的第14信,由浙江上虞发往武汉,时间为1937年10月初,是离开上海后的第一封信。端木写道:
“窗外竹影萧萧,曲水一泓,不知生于何时何代。三郎及红小姐已抵汉否,至为怀念,希望能得他们长住,则中国文坛可在汉口留得半壁天下。”“今日此间有人谓我中国才一担,东北占八斗,此语可转寄三郎,笑破肚肠也。”在浙江的端木惦记着二萧,向胡风询问他们的消息,其中说“中国文坛可在汉口留得半壁天下”之语,尽显青年作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万丈豪情。
第16信,亦从上虞寄往武汉,时间为10月20日,“风兄:信收悉,刊物亦今日到,皆满意,甚为兴奋。”“盼望能早日和你们相见。三郎夫妇近况何似,念念。”
第17信,11月8日,上虞发往武汉,信中有云:“今日得三郎夫妇信,何以又有去意,心甚怆感,吾辈能团聚如几时,又复东西!”此信透露的消息说二萧有去陕西的打算,并预设11月15日动身。显然后来二萧并未成行。
两天后,11月10日,上虞发武汉的第18信中有云:“前日接萧军萧红来信知他们打算十五日去陕,心中颇为悒悒,不知萧红也去否,看她样子身体不太好,那边生活甚苦,她能吃得住否?与军不能一欢会,便言离去,殊不能释。我给他寄武昌一信,计日恐他收不到了,但愿它能快走一步,在他刚一出门口时接到手啊!”这段文字见证着当时端木对二萧的友谊和牵挂。也许正是担心二萧若离去不能相见,才促使端木下定了立即赴汉的决心吧。
关于三人在小金龙巷同睡在一张床,曾让后人引发出了某种暧昧的想象。学者叶君对此颇不以为然。他认为东北人粗犷豪放,本来就有这样的居住习惯,后来在山西时,二萧还曾与丁玲同睡一炕,这在战时居住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属于正常情况,不值得过度演绎。
因为后来女漫画家梁白波也曾跑来小金龙巷借住,萧红热心,看出梁白波对蒋锡金有意,就提议让端木从蒋锡金房间的竹床上挪到二萧的大床上,让梁白波与蒋锡金共处一室。蒋锡金开始有些难为情,担心文艺圈的人嘴杂,有了闲话没法说清楚。但看过梁白波原来的住处,屋顶漏着天,潮湿的砖地上长着霉苔,墙壁也倾斜了,实在太差,也就不再推脱扭捏,依言让梁白波住了进来。后来南京陷落,与梁白波同居的叶浅予由南京来汉,梁搬走后,端木才又挪了出来。
小金龙巷的日子和睦而欢乐。只是世事难料,萧红的热心撮合并没有玉成好事,倒是后来她与端木却走到了一起,也算是有心插花和无心插柳的一种吧。也就不怪后人对当时的那一幕惊讶之后浮想联翩了。
《七月》同仁经常来小金龙巷21号聚会,在战时后方短暂的宁静中,大家在一起谈文学,谈写作,感情的裂痕加上文艺思想的差异和性格的冲突,使二萧之间越来越疏远,而端木对萧红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尊重,并且大胆地赞美她的作品超过了萧军的成就。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一个朋友对她表示单独的友谊,端木这样“坦白”而“直率”,不禁让一直作为萧军附庸的萧红眼前一亮。这种肯定和认同对萧红意义非凡,一直以来,她始终只作为萧军的附庸存在,现在,端木的赞美,令其自信心大增。
后来二萧搬到紫阳湖畔冯乃超原来租住的寓所,端木从蒋锡金合住的书房,搬进了二萧住过的里间。二萧虽然搬走了,但这里仍是《七月》同仁聚会的地方,他俩仍会或单独或一起来,于是,就有了萧红在桌子的纸上练字,留下“感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的婉转心声,也就有了萧军边写边念“瓜前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叔嫂不亲授,君子防未然”的话外有音,以及“人不婚宦,情欲失半”的暗喻警告。
这期间,二萧对话时常语带机锋,萧红的独立意识越来越强烈,对萧军日渐疏远,与端木越走越近。一次端木和萧红月夜晚餐回来,路过一个小桥时,萧红曾对端木吟诵“桥头载明月,同观桥下水”的诗句。
萧红这种情感的微妙变化,让萧军颇为不适。一直都是自己四处游弋,而萧红守在原地的,一旦他发现,萧红似乎不在老地方了,原有的模式和内心的平衡立刻被打破。萧军冷眼观之,心中迁怒端木,用挑衅和藐视来表达对端木的嫌恶。
此时的萧军,心生不满却又碍于情面,不屑说破,显得自负而矛盾。他继续轻视萧红,靠打击她来凸显自己的掌控感与优越感,同时对端木也越来越不友好。有时,半夜三更,萧军会一脚踹开端木的房门,看到只有他安睡在床上,又默默地退出去,有时,他还会问端木:“萧红去哪儿了?”端木无辜地回答:“我真的不知道!”
与萧红的感情虽早已变成了“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鸡肋,但看到萧红的游离,萧军心又不甘:本该是我嫌弃你,怎能变成了你弃我?
莫文蔚在歌里唱:“感情说穿了,一个挣脱的,一个去捡。”这一次,轮到萧军体会被疏远冷落的滋味了,他自恃萧红离不开自己,虽愠怒不爽,却还故作潇洒。毕竟,那时的萧红与端木,只是艺术观点接近,比较谈得来而已。
萧红与端木的爱情始于何时?那个具体的时间节点我们今天已经无从考证了。让我们先听听当事人自己怎么说的。1938年5月,在武汉举行的端木蕻良和萧红的婚礼上,胡风提议新人谈谈恋爱经过。萧红的回答恳切却也不乏苦涩,她说:“张兄,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式的恋爱历史,是我在决定与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才发现了他。我对他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只是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情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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