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大变局.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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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中国时至晚清,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帝国的落日,折射出整个传统文化的痼疾。本书以中国社会转型的成败为基本线索,以中国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时期的人物与思潮为中心,通过对晚清人物、重大事件和思潮的考察,反思这个历史时期留给后人刻骨铭心的经验教训;从中国转型的困境,追溯中西方中世纪社会的差异。

编辑推荐
1. 史学泰斗的成名作,全新增订60%内容。
2.一本书读懂鸦片战争后至辛亥革命七十年间的思潮、人物、重大历史事件。颠覆对魏源、曾国藩、李鸿章、慈禧、传统文化的认知。新见迭出,文字流畅,可读性极强。
3. 纵观历史,横看世界。追溯晚清七十年中国只留下屈辱而一再错失社会转型机会的根源。

作者简介
袁伟时,中山大学教授,1986—1990任中山大学中山市分校孙文学院首任院长,200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访问学者。
主要著作有:
《中国现代哲学史稿》
《中国现代思想散论》
《路标与灵魂的拷问》
《告别中世纪——新文化运动文献选粹与解读》
《近代中国论衡》
《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
《大国之道》
《文化:中国与世界》
《昨天的中国》
《文化与中国转型》
《缠斗:方生与未死》
《迟到的文明》

目录
第二版卷首献词_001
第一章/004
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社会_005
经济自由被剥夺的严重后果_006
捆绑思想的锁链_015
宗法专制的上层结构_023
宗法专制体系中的基层组织_028
第二章/032
从林则徐到郭嵩焘
从毁誉迥异谈起_032
中国传统爱国主义的结晶_033
近代爱国主义的发展_036
近代救国道路的探索_045
两种类型的爱国主义_048
第三章/051
经世致用思潮与鸦片战争后改革的延误_051
统治者的应变思路_051
通向“师夷长技”之路_053
“整顿”落空的缘由_059
致富路上的关隘_062
经世致用思潮的内在矛盾_067
第四章/068
魏源的改革开放思想与经世致用思潮_068
摒弃华夷之辨,倡导各国友好平等相处_068
师夷长技和改革社会运行机制_074
经世致用思潮的新高峰_078
社会文化氛围与个人命运_086
第五章/088
从徐继畬看爱国与投降
“投降”应有严格的界定_089
开放与爱国_093
排外与爱国_098
第六章/102
洪秀全、洪仁玕与晚清思想研究的误区
洪秀全思想的特点_102
《资政新篇》与太平天国的现实_108
晚清思想研究的误区_114
第七章/119
洋务思潮与王韬、冯桂芬、郑观应等的探索
从经世致用到洋务思潮_119
中西文化的比较与选择_123
富强之路的探索_137
对和与战的思考_142
学习西方三阶段说献疑_146
巨人与配角_147
第八章/149
西方在华人士与洋务思潮
《局外旁观论》与洋务思潮的形成_150
甲午前的启蒙活动_155
正确处理中西文化的忠告_160
富强之路安在_164
革新政治的劝牖_171
鼓吹思维方式的变革_180
日本模式与印度模式_185
第九章/197
曾国藩思想面面观
曾国藩属哪一家_197
从曾国藩看儒学如何应变_203
曾国藩有没有“卖国投降”_213
曾国藩对中国文化的贡献_218
第十章/243
李鸿章的是是非非
摆正个人与环境的关系_243
海防与塞防之争的实质_244
中法之战的是与非_250
在朝鲜陷入泥潭的原因_260
“避战求和”的是非与实质_267
挪用海军经费中的微妙心态和背景_275
全面腐败怪谁人_279
从政敌的平议看三次缔约_288
李鸿章的历史地位_292
第十一章/302
千古遗恨,失足何处
西方列强扮演的是什么角色_302
错误的发展道路_304
见识短浅和软弱的领导核心_313
摧残人才、压抑生机的政制_318
文化封闭的必然恶果_323
第十二章/331
戊戌维新与慈禧、康有为的两面性
从谁是罪魁祸首谈起_331
愚昧吞噬了生机_334
教主与维新领袖的内在矛盾_340
建立现代文化教育制度_344
第十三章/347
张之洞与大清帝国的世代交替
近代中国罕见的道德典范_347
摆脱清流意识,参与东南互保_350
汉阳铁厂与洋务派经济思想的巅峰_357
戊戌维新中的表现和遭遇_368
进入中枢的悲喜剧_383
清末新政与“江楚三折”_386
教育领域新旧交替中的建树与局限_391
中体西用与法制、政制改革关键时刻的恐惧_396
人治思维与制度改革的滞后_402
第十四章/404
晚清官员贪污的特点与根源
贪污受贿是晚清官场无所不在的风气_404
制度缺陷是贪污成风的主要根源_407
改革中的无序状态_409
专制主义的必然恶果_410
归根到底是官本位社会的毒瘤_412
第十五章/414
清末新政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
最大成就是经济自由_415
现代社会运作架构的建立_419
两个功亏一篑说明什么_430
第十六章/436
埋葬大清帝国的两道催命符
黄花岗:损失惨重的孤注一掷_436
拖延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后果_438
践踏法治引发保路运动_446
专制政权转型的历史教训_454
主要参考书目_456
篇后絮语_459

序言
大灾难理应带来大觉醒
—第四版感言
本书初版于1992年,由海天出版社(深圳)出版,原名为《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之后两次增订,分别由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易名为《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和香港明报出版社(2006年,书名定为《晚清大变局》)出版。这次面世的第四版与以往一样,原有篇章除了校正错字和个别史实外,没有修改,但增加了新的篇章。这一次添加的是我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撰写的《埋葬大清帝国的两道催命符》,列为本书的最后一章。本版与初版相比,全书数字约增60%。
读者的理解和关注,是对作者的最高奖赏。历经22年风风雨雨,一再听到一些读者谈当年阅读此书对自己心灵的震撼,也不断有读者打听,在哪里能买到这部书?谢谢线装书局愿意为满足读者的需求做出贡献。对作者来说,这些都是莫大的安慰。本书说了经过冷静论证自以为是的话,岁月流逝,读者仍不嫌弃,我何德何能?只要社会转型的历史任务没有完成,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不会转换。昨天与今天息息相通,人们珍视历史智慧。我不过是适逢其会的静观、静思、尽责的普通公民。
“古之学者为己。”(《论语•宪问》)这部书的写作冲动来自试图解答自己的困惑。说服不了自己的话语,绝对无法触动读者。1999—2000年间,南京大学李永刚老师办了一个“思想的境界”网站,这是中国大陆最早的思想网站之一,以内容的丰富和尖锐吸引了大批读者。永刚收集了我的文章,编成一个专栏,请我写几句话。刚学会电脑的我打下这么一句话:“从世界看中国,说真话,说自己的话;历史在哪里扭曲,就在哪里突破!”这是历经多年风雨的自我总结。我的文章和书都是发自内心的声音,所言不可能完美,但肯定没有假话,陈言务去,力求自成一说。
心中有痛,有话要说!
满族入关后迅速汉化,大清帝国是中国汉族传统文化和传统制度的结晶。就疆域而言,它缔造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最大的中国,直到它坍塌,面积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俄罗斯。本书开首就阐明,这个大帝国在17世纪建立之初已埋下了后来衰败的根源。海外学者近年热衷宣扬大清帝国的富裕,国内有些读者跟在他们后面扬扬得意,以此证明中西差别是文明类型不同,不存在文明的差距。不过,他们赖以立论的有些数据并不可靠。有位中国学者经过严肃梳理后说:“按当期购买力评价法计算,160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约为四分之一。1840年下降到了不到五分之一。”“中国人均GDP在1600年时大约只有英国的40%,与美国比较接近;1700年不到英国的三分之一,略超过美国的70%;1820年不到英国的五分之一,略超过美国的四分之一;1840年为英国的16%,美国的五分之一。”(刘逖:《1600—184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估算》,《经济研究》2009年第10期,北京)制度决定盛衰。大清帝国号称盛世之时的经济,实际已每况愈下。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中国依靠传统的内在因素,没有完成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历史任务。早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王韬、郭嵩焘已经坦陈:不吸取外来的现代文明,中国就摆脱不了“无道”之国的困境。
历史包袱太沉重了!中国人开始认真接受现代文明竟然是以六次内外战争(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太平天国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事件与八国联军入侵)为代价!早在1851年,中国人口已达4.3亿,直到20世纪初,才恢复到这个水平。换句话说,60年间一亿多人非正常死亡才迫使中国人睁开眼睛!
更令人悲痛的是:这么恐怖的图景仍然没有真正惊醒多数中国人!
20世纪以清末新政开端,好不容易迈开变革的步伐,却接连出现四次大灾难:
(1)辛亥革命建立的新制度坍塌;
(2)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14年间日本侵略者蹂躏半壁河山;
(3)抗战胜利后带来新希望的政协决议化为一纸空文,酷烈内战展开;
(4)“文革”达到巅峰的对人、社会和环境的摧残。
背后又是一亿多被饿死、淹死、烧死和杀死的累累白骨!
中国人为何会遭受这些大灾难?大灾难能否转化为大智慧?历史研究者有责任交出自己的答卷。回答这些问题,是我20多年来爬梳史料、冷静沉思的轴心。
外来侵略者的罪责当然应该谴责。但是,内在的腐朽因素才是这个东方大国在迷宫中打转的主要原因:第一,传统顽固地抗拒现代文明。传统社会制度和相应的传统观念与现代文明的矛盾得不到合理的解决,是19世纪中国转型失败的主要原因。第二,经受不住世界范围内用最华丽的道德外衣包装的激进主义思潮冲击。毕其功于一役!受苦受难的大多数人的利益!铲除一切不平,在人间建造一座美轮美奂的天堂!惊天动地的呼喊,震慑庸众,容不得半点质疑,更不用说反对。
路标指向有误,中国在泥淖中爬行。
这不仅是中国病,而且是东方社会转型的通病。
中国人该醒来了!
回顾百年中国,愚昧招致外敌兵临城下,令人痛心疾首;先驱的救国良方频频被蔑视,更让人不忍卒读!魏源大声疾呼必须与世界通商,在虎门设立由私商主导的特区,摸着石头过河。郭嵩焘、郑观应呼吁把官办企业交给私商经营,要办学校、办报馆、开国会。李鸿章主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严复在甲午战争后破门而出,直指“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盛衰的关键在“自由不自由”!……警钟长鸣,睿智闪光,采择其一,面目立变。无奈体制阻隔,思想壁垒森严,上不能达天听,下不为庶众所理解!中国在遭受历史积垢的惩罚!
企盼历史悲剧不要重演。纵观历史,横看世界,任何国家和地区要从传统向现代转化,有三个主要环节:
第一,自由。从个人的独立自主到社会各领域的自由。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说得好:“扩展人类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它的主要手段。”(《以自由看待发展》,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第二,以法治为基础的稳定。
第三,融入世界。
这三点既是现代社会的主要标志,又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基本途径。
只要了解世界的历史和全局,这些都是很朴素简单的道理。但是,为了阻隔这些现代文明常识的传播,100多年来一些政治家及其追随者把历史作为实现其政治图谋的工具,不惜编造谎言、伪造历史,让追随者如醉如痴。
在他们笔下,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合该成为批判对象甚至“买办文人”!曾国藩是“汉奸”“刽子手”!李鸿章更是如假包换的“卖国贼”!19世纪在华外国人都是“帝国主义分子”!……面对这样的思想雾霾,如鲠在喉,岂能不吐?这部小书录下我的心声,但深知进入学术领域必须十分冷静、理性,史学只能凭史料说话。
35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历史进入了新阶段。可是,野蛮和文明的缠斗没有结束。
展望世界,当前面临新的三岔口。通过区域联合走向世界一体化,是当下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欧洲再次成为文明的领路人,法、德化解世仇成为欧盟公认的核心。中、美、日能否步他们的后尘携手合作,已经成为东亚和亚洲太平洋自由贸易区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加深还是化解仇恨和矛盾,实质是顺应还是抗拒历史潮流,拒绝、拖延还是加速融入世界。
俯览国内,一场迟来的改革正在叩门:在社会生活的每一领域都确立自由、民主和法治。一个科长可以决定一个企业的命运,何来经济自由?某个官员的好恶成为学术成果或影视作品能不能“通过”的关卡,学术和创作自由必然化为乌有!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官员。自由、法治制度在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生根,对念念不忘专政和斗争的官员来说,这是一场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彻底变革。没有朝野互动、持久博弈,这个大变革不可能完成。困难倒逼改革,任何人都挡不住这个历史趋势。
历史正在迫使中国人做出新的选择。生活在各个领域的知识阶层面临新的考验。
大批现代公民的生长是国家不再误堕魔嶂的基础。
多年来中国知识阶层遍体鳞伤,视线被遮蔽,思想被禁锢,在生死线上挣扎,有话不敢说,想说也无处说!
传承浩然正气的豪杰值得人们永远尊敬,但不必因此痛斥被迫低眉噤声的知识人。只有一个雇主,一家老小的生命线握在他人手上,斯时斯地,说几句心里话往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舍生取义谈何容易?除了陷害别人的奸佞之徒,都应得到人们的谅解。
时移世易。生活来源和思想文化多元化已成为不争的现实。时代呼唤公民觉醒,环境和性格决定命运!
“千霜万雪。受尽寒磨折。赖是生来瘦硬,浑不怕、角吹彻。
清绝。影也别。知心惟有月。原没春风情性,如何共、海棠说。”(宋 萧泰来《霜天晓月•梅》)
古旧诗词无意中成了当代中国知识阶层的历史写照和新的期许。
受尽千霜万雪的沉默者该说话了!
我们的文化传统迫使人们恭顺、宗经、尊上,按照统一的模子生活;而众说纷纭、自由选择、鄙薄奴颜婢膝是现代社会的常态。“清绝。影也别”!“一花一世界”,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发展更是标新立异。尊重个性,就是尊重自由,珍惜社会和国家的生机,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想在学术领域有所建树,就不能不记住:自信、坚韧、与众不同。
我,和许多中国人一样魂牵梦萦的是自由自在生活,自由自在说话。为此,我向往“赖是生来瘦硬,浑不怕、角吹彻”的铮铮铁骨,说真话,说自己的话。

2014年3月23日星期日初稿,4月16日定稿

文摘
第一章
中国传统文化与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
都说晚清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局的画面,无非是东方宗法专制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特别艰辛的记录。为什么这样的局面恰恰在中国出现?
历史是斩不断的链条。晚清乃至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如此曲折,根源应该从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中去寻找。
以1644年5月清军占领北京为标志,满族入主中原,自然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不少新特点。但是,由于统治集团迅速汉化,这些特点大体上是形式或局部性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基本制度仍然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审视和反思大清帝国鼎盛时期的历史,就是审视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这样的审视,必须以世界历史的发展为参照系。从世界范围看,大清帝国的建立,与英国革命同时;而一代英主康熙皇帝执政(1669—1722年)的后期恰好与俄国彼得大帝执政年代(1689—1725年)重合。三大文化体系的异同决定了这三大国家此后的命运。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是个庞大的有机体,可以从多方面去解读;加上解读者视角和认识的差异,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乃正常现象。愚见以为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陈寅恪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解很值得注意。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要点:
(1)中国文化可分为制度层面和非制度层面。“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两教者。”
(2)以儒学三纲六纪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已经具体化为社会制度。“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
(3)中国文化即使吸收外来文化也坚持固有框架,在吸收改造外来学说融为一家之说后,即显现排外的本质。“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久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而卒归于消沉歇绝。”而吸收外来思想经过改造后存活下来的思想,“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
(4)中国的制度文化已经不可救疗。“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④
这四点说得非常深刻,值得我们深思。今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区分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的观点。两者有密切关系,但是,有没有固化为制度,大不一样。百年来文化讨论纠缠不清,各不相让,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注意这个区分。例如,私人的各种宗教信仰,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念,文化艺术爱好,不侵犯他人自由的风俗习惯,乃至政治观念,如此等等,纯属非制度性的个人信念和行为,统一既不可能,干预则属侵犯公民自由。这些与制度文化无关的文化,通常在个人自由选择中自然更替,而且有些非制度文化是永恒的瑰宝(如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只有疯子或愚昧至极的野蛮人才会处心积虑去消灭。但涉及制度无法含糊,如何选择关乎国计民生,辩论和改革无法避免。19、20世纪的文化运动和文化批判此起彼伏,焦点也在制度文化。
明末清初以来制度文化落后,没有足够的自我更新能力,从而无法认真吸收人类先进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的主要原因。综观世界历史,可以肯定这么两点经验事实:
(1)现代化的基本框架,如市场经济和公民自由权利及其保障制度(民主政治、法治等)是有普遍意义的。必须重视各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的差异,但其影响通常只涉及这些原则实施的步骤和形式,而不是否定这些原则本身。
(2)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关键在公民自由及其生长状况。各国的中世纪都是黑暗的,但黑暗中有没有能够让公民自由逐步生长的亮点,对日后历史的发展影响极大。所谓社会缺少自我更新能力,指的就是这类生长点很弱乃至缺位。
经济自由被剥夺的严重后果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主要推动力量是商人及其代表的强大的市场经济。这要有明确的私有产权制度和足够的经济自由。中国的制度文化或社会制度的致命伤,恰恰是私有产权保障不足并缺乏经济自由。
美国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在其名著《法律帝国》中说过:“法律是最结构化的和最外显的社会制度。” 传统中国实行的是在三纲架构下的家族财产所有制。《唐律》明文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大清律》唯一的差别是刑罚改为“杖一百”。 如果说这不利于独立的个人的发展,尚有变通的可能外,更严重的是中国的君权至高无上,不受任何实实在在的约束。因触怒君王而籍没臣民财产的记录史不绝书,各级政府特别是君主可以肆意干预民间的经济活动。要是说前者牵涉面还较小的话,后者对国民的经济自由的束缚则随处可见,影响特别巨大。尤其是对社会转型至关重要的工商活动,动辄禁止,处处掣肘,救治的难度和代价之巨,均是人类史上所罕见。
贸易牟利,实质是谋求更好的生活。贸易的先决条件是个人的自主和自由意志,是不同氏族、民族的各色人等交流和居住的自由。支持还是压制这种本能,对民族和地区的面貌至关重要。不幸,虽然中国历代的商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中国人的这种本能长期受尽压制,有三道枷锁紧紧桎梏着他们的手脚。
第一道是思想上的枷锁:从“何必曰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圣贤教导,到“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信条,求利成了小人卑鄙的标记。既然商人是孜孜求利的标本,并把商业看成伤害而不是带动农业发展的驱动力,可能危及社会的稳定,抑商重农顺理成章成为历代皇朝朝野的共识和施政准则。于是,“何必曰利”不但是圣贤的教导,而且是施政的基本原则,谁敢触及,往往要倒大霉。
第二道枷锁是动辄禁止海上乃至边境贸易。光是思想无法窒息本能,当思想成了权力的工具,生机就会摧残殆尽。沿海居民冀图从海上贸易中讨生活,无非是谋求提高生活水平。可是,历代中国政府往往不是因势利导这种无法遏制的本性,发展海外贸易,而陈陈相因采用很不合适的基本国策:稍有风吹草动就禁海锁国。远的不说,元明清三代禁止海上和边境贸易的敕令都屡见不鲜。
例如,元世祖忽必烈在消灭南宋、统一全国后不久,便于1292年下令“禁两浙、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 。成宗铁穆耳继位后,又于1299年“申禁海商” 。1320年,换了皇帝,旋即“罢市舶司,禁贾人下番” 。
朱元璋当了皇帝,建立大明帝国,频频颁布“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禁民入海捕鱼”乃至“禁民间用番香、番货”等荒唐至极的禁令。到嘉靖年间(1522—1566年),即西方正在海上锐意进取的时候,竟然蛮横地规定:“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即非番物,俱发戍边卫。”
第三道枷锁是官府的管制和垄断。各朝都有不禁海的时候,可是即使不禁海了,也建立起由官府控制甚至垄断海外贸易的制度,加上种种千奇百怪的限制,使民间资本无法顺利发展。尽管此类具体的制度和运作方式各朝有所不同,但控制外贸、扶植官商、遏制私商的基本指导思想根深蒂固。
与上述情况相适应,形成两个奇特的外贸制度:
(1)朝贡贸易。这是唐代以来逐步形成的贸易制度。史家们早就指出,藩属国到中国朝贡,很大程度上是贸易行为。跟随贡使入贡的商人,带着大量货物,寻求贸易机会。可是,这种贸易是很不自由的。首先是不能随时来,除了朝鲜、越南等关系特别密切的国家可以一年一贡外,多数国家只能三年、五年乃至十年朝贡一次。其次,所带货物也不能随意与商人交易。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规定:“朝贡附至番货欲与中国贸易者,官抽六分,给价偿之,仍免其税。” 这是有代表性的规定。60%要交给官府收购,贸易场所也有严格限制。尽管有些国家不遵守贡期,甚至岁岁入贡,但已属违规行为。
(2)官府严格控制下的市舶贸易。唐代在广州设立市舶使,管理海外贸易。后来宋元明三朝,相继在指定的港口设立市舶司,对外贸实行全面控制,并直接隶属于朝廷。奇特之处在它不但是管理机构,而且直接买卖商品或经营对外贸易。例如,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在杭州、泉州设置了市舶都转运司,其运作方式是:“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权势之家,皆不得入番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其诸番客旅,就官船买卖者,依例抽之。”
大清帝国建立后,指导思想和制度均与前朝一脉相承。
顺治十二年(1655年)规定:“海船除给有执照许令出洋外,若官民人等擅造两桅以上大船,将违禁货物出洋贩卖番国,并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或造成大船,图利卖与番国;或将大船赁与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货物者,皆交刑部分别治罪。” 潜通海贼,劫掠良民,当然应该治罪;但连同造大船或将大船租赁和卖与出洋之人或外国人,都要治罪,那就十分离奇了;而所谓贩卖违禁货物的规定则往往很不合理。
康熙七年(1668年),玄烨亲政后的第二年,规定:“外国人货物非贡期不准。” 先是以郑成功占据台湾为借口,严禁海上贸易;1683年施琅率军收复台湾,1684年开海禁,但是限制还是很多。虽然不再设立市舶司,但官方的控制并未放松。如在广州,外贸一开始就由半官半民的十三行商人垄断经营。稍后,海上贸易有所发展,紧箍咒随即念起来。
看看1716—1717年间康熙皇帝的一些措施吧:
(1)“禁止商船往南洋、吕宋、葛喇吧等处贸易。” 他南巡到苏州,了解到“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卖在海外,赍银而归”。仅苏州一个港口每年就有一千多条船出海贸易,几百条船卖给外国人,这样的天大好事,竟被这位皇帝看成“不可不加意防范”的大祸根。于是,下令出海者“每日食米人各一升”,不准多带;“如将船卖与外国者,造船与卖船之人皆立斩。所去之人留在外国,将知情同去之人枷号三月……行文外国,将留下之人令其解回处斩”! 而早在1694年,这位皇帝已经下令禁止商人在外国造船了。
(2)“禁止澳门夷商领内地人偷往别国贸易。” 此外,海外贸易有严格的地域限制。开禁之初,设立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四关,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就只剩下广州独口贸易了。与此同时,有很多货物不准出口。武器历来是禁运物资。贩米粮出洋,私贩硝磺,贩卖铁锅、废铁和各种铁器,均属犯法。蚕丝、绸缎也规定一条外国船只能购买多少。
乾隆爷当政的1759年,还批准实行两广总督提出的《防范外夷规条》,其中规定:①除十三行的行商在指定的地区外,不准任何人出租房屋给外国人;②不准借领外夷资本;③不准外国人雇请汉人役使或参与商业经营;④不
准“外夷雇人传递信息”。 本来是正常的贸易活动,却都成了罪行!
更可怕的是将一些同外国人交往的行为泛政治化。有时教洋人认识汉字,或介绍国内的一般情况,也成为“泄漏事情”“私通外国”等可以置之死地的罪名。从明代开始,至鸦片战争后颇长时期,这个局面都没有改变。16世纪末,利玛窦从澳门到香山,就看到过这样的盖着总督大印的布告:“现在澳门犯罪违法之事所在多有,皆系外国人雇用中国舌人(翻译)所致。此辈舌人教唆洋人,并泄漏我国百姓情况。尤为严重者,现已确悉彼辈竟教唆某些外国教士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文字。此类教士已要求在省城定居,俾得建立教堂与私宅。兹特公告,此举有害国家,接纳外国人决非求福之道。上项舌人倘不立即停止所述诸端活动,将严行处死不贷。” “百姓情况”竟然成了不得泄露的国家机密!这些限制的实质是剥夺中国人的经济自由和其他自由。
这些状况的形成又是源远流长的天朝文化的必然体现。用乾隆爷的话来说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这不是乾隆爷的发明,明代已经有此说法:“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 如此愚昧和专横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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