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国学大典:楚辞.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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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中信国学大典·楚辞》和唐诗、宋词一样,具有高度的文学性,能使当代读者滋生永恒不变的审美愉悦。《中信国学大典·楚辞》在历史、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乃至自然科学的范畴,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讯。中信国学大典(50册)是中信出版社引进自香港中华书局的一套深具国际视野、贴近当代社会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藏书。中信国学大典延聘国学泰斗饶宗颐为名誉主编,邀请海内外知名国学家担任经典的选编、导读及译注。中信国学大典既收录了《论语》、《老子》、《孙子兵法》、《孟子》、《庄子》等不可不读、不可不知的中华经典名著,也囊括了《诗经》《楚辞》《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等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


编辑推荐
《中信国学大典·楚辞》是中信国学大典系列第25本。中信国学大典系列由香港中华书局百年典藏,全套50册;跨越经典巅峰、引领国学变革;中信国学大典系列独一无二的权威创作团队,国学泰斗饶宗颐名誉主编,集结两岸三地空前阵容,全球汉学界的顶尖学者倾力打造;中信国学大典深具国际视野,展现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以现代眼光、世界眼光、未来眼光来抚慰人心的摩登新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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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炜舜,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古典诗文与文论、文学文献学、先秦神话。著作包括《屈骚纂绪:楚辞学研究论集》、《楚辞练要》、《明代前期楚辞学史论》、《从荷马到但丁》、《寻找缪思的歌声》等。

目录
《楚辞》导读  
离骚
九歌
东皇太一
云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东君
河伯
山鬼
国殇
礼魂
天问
九章
惜诵
涉江
哀郢
抽思
怀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颂
悲回风
远游
卜居
渔父
九辩
招魂
大招
惜誓
吊屈原赋
鸟赋
招隐士
名句索引

序言
出版说明
为什么要阅读经典?道理其实很简单——经典正是人类智慧的源泉、心灵的故乡。也正因如此,在社会快速发展、急剧转型,也容易令人躁动不安的年代,人们也就更需要接近经典、阅读经典、品味经典。
迈入二十一世纪,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影响不断扩大,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并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另外,受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也都会空前地引人注目,这其中,中国文化无疑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相应地,对于中国经典的阅读自然也就拥有了不断扩大的潜在市场,值得重视及开发。
于是也就有了这套立足港台、面向海内外的“中信国学大典”的出版。希望通过本套丛书的出版,继续搭建古代经典与现代生活的桥梁,引领读者摩挲经典,感受经典的魅力,进而提升自身品位,塑造美好人生。
中信国学大典收录中国历代经典名著近六十种,涵盖哲学、文学、历史、医学、宗教等各个领域。编写原则大致如下:
(一)精选原则。所选著作一定是相关领域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最值得阅读的经典作品,包括中国第一部哲学元典、被尊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儒家代表作《论语》、《孟子》,道家代表作《老子》、《庄子》,最早、最有代表性的兵书《孙子兵法》,最早、最系统完整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大乘佛教和禅宗最重要的经典《金刚经•心经•坛经》,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中国最古老的地理学著作《山海经》,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游记《徐霞客游记》等等,每一部都是了解中国思想文化不可不知、不可不读的经典名著。而对于篇幅较大、内容较多的作品,则会精选其中最值得阅读的篇章。使每一本都能保持适中的篇幅、适中的定价,让大众都能买得起、读得起。
(二)尤重导读的功能。导读包括对每一部经典的总体导读、对所选篇章的分篇(节)导读,以及对名段、金句的赏析与点评。导读除介绍相关作品的作者、主要内容等基本情况外,尤其强调取用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当代眼光,将这些经典放在全球范围内、结合当下社会生活,深入挖掘其内容与思想的普世价值,及对现代社会、现实生活的深刻启示与借鉴意义。通过这些富有新意的解读与赏析,真正拉近古代经典与当代社会和当下生活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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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立体互动,无限延伸。配合图书的出版,开设专题网站,增加朗读功能,将图书进一步延展为有声读物,同时增强读者、作者、出版者之间不受时空限制的自由随性的交流互动,在使经典阅读更具立体感、时代感之余,亦能通过读编互动,推动经典阅读的深化与提升。
这些原则可以说都是从读者的角度考虑并努力贯彻的,希望这一良苦用心最终亦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进而达到经典普及的目的。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慨然应允担任本套丛书的名誉主编,除表明先生对出版工作的一贯支持外,更显示出先生对倡导经典阅读、关心文化传承的一片至诚。在此,我们要向饶公表示由衷的敬佩及诚挚的感谢。
倡导经典阅读,普及经典文化,永远都有做不完的工作。期待本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带给读者不一样的感觉。

文摘
《楚辞》导读
陈炜舜
一、引言
近代大学者梁启超说:“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楚辞》作为中国诗歌两大源头之一,与《诗经》齐名。《楚辞》产生的年代晚于《诗经》,是先秦南方文学的代表,体现了独特的审美精神。东周以降,楚国长期吸收北方中原的文化,并将之结合本土文化,到战国时代乃逐渐摆脱蛮夷之邦的形象。《楚辞》,就是两种文化成功结合后的产物。
不同于《诗经》的写实主义,《楚辞》的浪漫主义风格是由楚地广袤富饶的山川、豪迈热情的民风和神秘绚丽的巫文化所造就的。其精彩绝艳的辞章、朗丽哀志的情调、细腻高超的艺术技巧、琳琅满目的神话素材,令人爱不释手。《楚辞》不仅是汉赋的直系祖先,其辞采和精神更滋养了后世众多的作家。从司马迁、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到龚自珍,他们的创作无一不受到《楚辞》的影响。民国以后,虽然包括楚辞在内的旧体诗歌不再是文学创作的主要体裁,但现代作家如闻一多、郭沫若诸人,依然深受《楚辞》哺育,而楚辞学也成为了“五四”以来的一门显学。
屈原(约公元前三四三年至公元前二七七年)是《楚辞》的主要作者,作为秦楚争霸及国内政治斗争的牺牲者,他以高尚的人格感召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屈原传世的二十五篇作品大抵为仕途失意时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他对斯土斯民的热爱、古圣先贤的景仰,以及追求真理、坚守正义、保持激情、拥抱理想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是不以时代之更移而转变的。其次,进入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应运而生。在中原地区,散文逐渐取代诗歌的地位。博学多才的屈原纵然与诸子同期,却以诗歌创作闻名于世。他不仅对楚辞这种文体起了奠定的作用,更开启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创作流派,宋玉、唐勒、景差皆能祖述屈原的从容辞令。如果说孟、庄、荀、韩的学派皆以义理为依归,屈原的流派则以辞章为核心,难怪历来都有人将屈原列为诸子之一。屈原的楚辞创作,除有发愤抒情的功用外,更意味文学意识的觉醒。在中国文学史上,他虽然不是第一位留名的诗人,却以大量精力投入诗歌创作,可说以诗歌为寄托、为志业、为生命。因此,屈原有“诗人之祖”的美誉,衣被百代,晖丽千秋。
二、楚辞的名义与风格
楚辞,就是楚人创作的诗歌。这种体裁盛行于战国时代的楚国,相对于《诗经》较晚。楚国君臣多娴于辞令,他们对诗歌亦非常注重修辞技巧。因此,这种修辞华美的楚国诗歌就被称为“辞”或“楚辞”。楚辞的代表作家有屈原、宋玉等,有时候楚辞甚至专指屈原的作品。 作为文体的名称,楚辞最早见于《史记•酷吏列传》:
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
朱买臣、庄助皆西汉武帝时人。到了成帝即位,刘向奉旨校书,汇集屈原、宋玉、贾谊、东方朔等人的作品,编为十六卷,名曰《楚辞》。自此以后,楚辞成了专书之名。东汉后期,王逸根据刘向的本子著成《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对后世影响深远。
楚辞作品独有的地方特色,一直为人们所注意,其中最显著的,莫过于诵读的方法。《汉书•艺文志》云:“不歌而诵谓之赋。” 所谓赋乃合骚体而言之。骚、赋共同的诵读方法,就是纯粹的朗读,不必配上音乐旋律来唱诵。而楚辞诵读的声调也富于特色,西汉被公、朱买臣等皆是能以楚声来诵读楚辞者。除了声调外,楚辞还有不少其他特色,北宋末年学者黄伯思便做过一番归纳:
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若“些”、“只”、“羌”、“谇”,“蹇”、“纷”、“侘傺”者,楚语也。悲壮顿挫,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沅、湘、江、澧、修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荃、药、蕙、若、芷、蘅者,楚物也。
黄氏之言可分为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他认为,楚辞作品在形式方面采用了楚地方言词汇(楚语)和音韵(楚声),内容方面记录了楚地的地理环境(楚地)和土特产(楚物)。黄伯思的说法虽然不错,但尚可斟酌补充。先秦时代的楚声早已不传,如何根据楚辞文本来感受楚声的悲壮顿挫?更何况楚语、楚地、楚物,并不一定只在楚辞作品中才会出现。比如说楚辞的“兮”字,每在《诗经》和赋中出现。而赋的句式,有不少也十分接近楚辞。因此,楚辞必然还有一些判然不同于其他文体的特色。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楚国的文化背景。楚文化与北方的诸夏文化颇有差异,楚人信巫觋、重淫祠,虽君主亦不例外。据桓谭《新论•言体论》的记载:
昔楚灵王骄逸,轻下简贤,务鬼神,信巫祝之道,斋戒洁鲜,已祀上帝、礼群神,躬执羽绂起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人告急,而灵王鼓舞自若,顾应之曰:“寡人方祭上帝,乐明神,当蒙福佑焉,不敢赴救。”
吴军压境的关头,楚灵王却仍在“鼓舞自若”地祭神。尽管灵王的祭祀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历代楚王对于鬼神之事的兴趣却丝毫没有减退。《汉书•郊祀志》指出,屈原时代的楚怀王同样采用过这种方式,冀图退却秦军:
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
所谓上有好而下必甚焉,楚国巫风之盛,可想而知。而重想象、重抒情、斑斓陆离、恢诡奇绝、充满神话色彩的楚辞作品,就是这种文化风俗影响下的产物。《离骚》、《九歌》、《天问》、《招魂》等篇章中关于宗教活动的记载,往往可见。
其次,楚辞的代表作家──屈原,对于楚辞风格的塑造,也是一个关键。屈原忠君爱国,却遭谗害而被疏远、放逐,眼见君昏国危、民生困苦,屈原于是创作了《离骚》等一系列的作品来讽谏君王,一篇之中,再三致意。明代吴讷《文章辨体》说:
采摭事物、摛华布体谓之赋……幽忧愤悱、寓之比兴谓之骚;伤感事物、托于文章谓之辞。
吴讷虽然将辞、骚并列,但“伤感事物”是概言辞体,“幽忧愤悱”是专论屈作,因此将屈原的《离骚》等作品归在辞这一类,毋庸置疑。整体而言,吴讷认为辞这种文体表达的心情大多是哀怨的。进而言之,楚辞(以及其所渊源的楚歌)所表达的哀怨心情往往是一种无可奈何感,如《九歌•大司命》云:“愁人兮奈何?愿若今兮无亏。”项羽《垓下歌》:“骓不逝兮可奈何?”刘邦《鸿鹄歌》:“横绝四海,又可奈何?”还有《越人歌》的无奈是不为鄂君所知,《离骚》的无奈是怀王不能任贤,《大风歌》的无奈是猛士难求……这种无可奈何之感,是人类面对不如人意的世事却又无能为力时所滋生的悲剧情愫。
《史记•屈原列传》曰: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司马迁在此处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宋玉、唐勒、景差虽在辞令上祖述屈原,但他们的作品就文体而言已由辞发展为赋。唐勒、景差的作品今已十不存一。而从宋玉现有的作品来看,除了收入《楚辞》的《九辨》为辞体外,其余《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风赋》、《大言赋》、《小言赋》等皆是赋体,可见宋玉的创作兴趣逐渐从辞趋向于赋。吴讷指出赋的特色在于“采摭事物、摛华布体”,可见辞强调感伤的情调,赋偏重铺的手法。而明代胡应麟《诗薮》则说:
骚与赋句语无甚相远,体裁则大不同。骚复杂无伦,赋整蔚有序。骚以含蓄深婉为尚,赋以夸张宏巨为工。
这段文字显示,要辨别文体的异同,不能只注意句式,更要看章法和情调。试想屈原行吟泽畔时,心烦虑乱,情思恍惚。故发而为辞,文义或许层次繁复,但伤事感物、幽忧愤悱的情调则一以贯之。至于宋玉等人身为文学侍从,作品虽也带有讽谏的性质,但主要还是为了娱乐楚王。如《高唐赋》对楚地山川的铺叙、《神女赋》对神女意态的形容,皆脉络分明,以极尽描摹为能事,而章法、情调却与《离骚》大相径庭。赋是从辞发展而来的,在两汉蔚为大宗。由于楚辞哀怨的情调与西汉盛世的时代精神已有不符,故不得不演变为藻饰承平的赋。与赋以及后世其他文体相比,楚辞体过早的转化与衰落,回过头来又烙上屈原的印记。一种文体的塑造取决于单一作家,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三、楚辞体的起源与形式
古代学者认为《诗经》是《楚辞》的直系祖先,如东汉王逸就提出屈原是“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 宋代朱熹也将《楚辞》称为“变风变雅之末流”。 现、当代的学者大多肯定《诗经》与《楚辞》之间的传承关系,但也认为楚辞体的来源具有多元性,如楚歌(即楚地民歌)就是直接源头之一。《吕氏春秋•音初》记载:
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
“兮”、“猗”二字皆从“丂”得声,古代大约念成“呵”音。这首短短四字的《候人歌》中,感叹词竟占去了一半的篇幅,把涂山氏等待丈夫归来的那种焦灼、烦乱而又带期盼的心境表露无遗。在《吕氏春秋》的作者看来,南方歌谣(南音)最显著的特色,就在于抒情、感叹,这种特色在《诗经》的《周南》、《召南》里多有继承。如《周南•汉广》: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泳矣,不可方思。
《汉广》篇用“思”不用“兮”,而其内容描述的江汉一带,正在楚国境内。此篇纵然未必是楚人所作,但嗟叹的声韵、幽婉的情调,却很接近楚辞的特色。二“南”以外的诗歌,也时时可见带有“兮”字的句式。如《郑风•野有蔓草》的第一章,就与《楚辞》中《橘颂》的句式几乎一样: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至于句式不尽相同而一样运用“兮”字的,为数更多,兹不赘。
从现有的数据看来,楚康王时代(前五五九至前五二九)已有比较成熟的楚歌产生了。西汉刘向《说苑•善说》记载,楚康王的弟子皙受封为鄂君,泛舟于新波之中。掌橹的越女以越语(南方少数民族的语言)唱了一首歌曲。鄂君请人翻译成楚语,其文如下:
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
这首《越人歌》是中国历史上可考的第一首译诗,产生时代较屈原早了二百多年。“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二句,以山木起兴,带出不为鄂君所知的忧愁。其结构与情调,与《九歌•湘夫人》“沅有茝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二句非常相似,二诗被誉为“同一婉至”。 由于《越人歌》原文的汉字记音尚保留于《说苑》,引发后代许多学者重新译解其越语原文。汉字记音的最后五字“渗惿随河湖”被解读为“隐藏心里在不断思恋”,对应“山有木”两句;然尚嫌质朴,并无楚译本的比兴之义。可见《越人歌》在转译的过程中,必然经过了文学加工。而这位楚译者的造诣,也展现了当时楚国的文学水平。
游国恩指出,楚辞所以独立于《诗经》之外而成为一种新文体,全在它运用所谓“骚体”的形式。这个形式就是它在句尾或句中一律用一个助词——“兮”字。 由于楚辞的风格以抒情为主,在句式上富于感叹,是很自然的。据明代张之象《楚范》的统计,《楚辞》中有“兮”的句式共三十六种,从“一兮一”式(坱兮轧)、“一兮二”式(眴兮杳杳)、“二兮二”(吉日兮辰良)到“九兮六”式(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颔亦何伤),应有尽有。 此外,《招魂》的“些”、《大招》的“只”,在篇中的功用也与“兮”字近似。若论屈原作品中带“兮”的典型句式,粗略而言盖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九歌型”,如《东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
以及《国殇》: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九歌型”的句式中,“兮”字一般居于句子的中间,形式多为“二兮二”、“三兮二”以及“三兮三”型。这种句式主要见于《九歌》诸篇,亦偶见于《九章》。
第二种是“离骚型”。若以两句为一个单位,“兮”字一般出现在第一句的末尾。如:
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颔亦何伤。
这种句式主要见于《离骚》、《九章》(《橘颂》除外)、《远游》、《招魂》小引、《九辩》等篇章。很明显,“离骚型”是由“九歌型”发展而来的,故张之象《楚范》仍以“离骚型”的两句为一句。此外,还有一种句型略短的变体,如《渔父》中的《沧浪歌》: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
以及《招魂》乱词:
献岁发春兮,汩吾南征。
只是这种句式更接近四言体,似乎恰是第三种“橘颂型”的倒置形式。《橘颂》云:
后皇嘉树,橘来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除《橘颂》外,在《九章》的乱词中也常常看到这种句式,如《怀沙》乱词云:
长濑湍流,泝江潭兮。狂顾南行,聊以娱心兮。
二《招》的招辞部分虽然不用“兮”字,但形式也非常相近。如《招魂》:
魂兮归来!入修门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
又如《大招》:
青春受谢,白日昭只。春气奋发,万物遽只。
这种句式与《诗经•郑风•野有蔓草》第一章几乎完全相同,可见《诗经》与《楚辞》之间的联系。至于《楚辞》的其他作品,如《天问》以四言为主,《卜居》每句用“乎”字,《渔父》的散文性颇强。这些篇章的句式虽然不是典型,但却可以让我们看到《楚辞》在体式和内容上的多样性。
四、楚国文化与屈原
在神话传说中,楚人的远祖古帝颛顼是一个神奇的人物。他有上帝的神格,尝命其子重黎绝断了天地之间的通道,曾造《承云》之乐,死后还化为“鱼妇”。重黎就是著名的火神祝融,相传他兽面人身,乘坐两龙,能够光融天下。楚人的这些先祖,充满了神奇的色彩,与上古宗教巫术的关系密切。周成王时,楚人的领袖熊绎受封为子爵,带领人民在南方筚路蓝缕、开发山林。从此以后,楚地疆土日扩,成为南方大国。由于楚国与周天子没有血缘或姻亲关系,又僻处南方,所以一直被注重宗法制度的中原国家视为蛮夷,受到排斥。正因如此,楚国保存了许多上古、夏、商时代的宗教巫术文化。屈原是楚国的重臣,曾掌巫史之职,熟悉这些宗教活动。因此,他的作品朗丽绮靡、志哀情深,既善于铺陈,又富于联想,这与楚国巫风的熏浸是分不开的。
周朝得天下后,大封同姓诸侯,发展出宗法制度来统治国家。然而在南方的楚国,宗法观念尚未形成。楚人的国家民族意识中,还遗留很多氏族社会的痕迹。因此,屈原更多地用氏族社会的观念来看问题。如屈原对于伍子胥的态度,就是一个极佳的证明。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曾鞭楚平王尸。在儒家看来,这种行为自然大逆不道。但屈原作为楚王宗亲,却高度赞扬伍子胥,还直斥楚平王之非。在他眼中,导致吴国入侵、楚国破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楚平王的昏暴。因此,伍子胥的鞭尸之举虽出于个人恩怨,但却向国人昭示国家民族与君主的地位孰轻孰重。屈原这种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也是他始终不愿离开楚国的思想基础。其实,屈原在仕途失意之时,考虑过前往他国追求理想:
“思九州岛之博大兮,岂惟是其有女?”曰:“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离骚》)
纵然如此,他至死都没有背弃自己所眷恋的楚国。战国时期,与君主同族而另去他国谋职的人并不罕见。如商鞅是卫国公子,韩非是韩国公子,却皆曾出仕于秦。假如对楚国独有的文化缺乏认识,的确会觉得屈原不愿去国的决定在当时是个异数。然而,了解屈原这种置国家民族于君主之上的意识后,我们会发现:他留在楚国、以身殉国是必然之事。
抑有进者,楚国在文化上虽然视周为落后,却能不断地学习中原文化。故此,楚国文化既有独特的地方色彩,又具备了广博的襟怀。屈原熟悉中原的思想礼仪、历史掌故。如在《天问》篇中,屈原历数唐、虞、夏、商、周这些中原王朝的史事,篇幅比例大大超过楚国史事,可见他不仅了解,而且认同中原的历史文化。这正是楚国文化开放自由、有容乃大之气象的体现。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与楚王同宗。屈原的远祖,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帝颛顼高阳氏,颛顼的后裔季连相传为楚人的始祖。季连之后鬻熊,曾经服侍周文王。到了春秋前期,楚武王熊通封其子瑕于屈,后代遂以屈为氏。现存有关屈原生平的材料,除了屈原作品本身之外,比较可信的只有西汉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和刘向《新序•节士》两处。我们依据这些材料,参酌历来学者的研究成果,尚可勾勒出屈原生平的概况。
屈原大约出生于楚宣王(前三六九至前三四○在位)时代的一个寅年寅月寅日,去世于顷襄王(前三二八至前二九九在位)时期,而主要活动时期则在怀王(前三二八至前二九九在位)朝。他出身贵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故而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屈原早年深受怀王信任,官至左徒,地位仅次于令尹(令尹相当于北方诸国的宰相之职)。他辅佐怀王改革内政,主张联齐抗秦,力求楚国在七雄间取得领导地位。屈原的才能和地位招致同列上官大夫的忌妒,他的改革内容也引起既得利益阶层的不满。怀王使屈原拟定宪令,上官大夫看到草稿后意欲夺去,遭到屈原拒绝,于是向怀王进谗。一怒之下,怀王疏远了屈原,屈原于是来到了汉北。其后,屈原转任三闾大夫之职,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
怀王即位之初,颇思变法图强,曾经担任“合纵长”,联合魏、赵、韩、燕攻秦。为了除去楚国的威胁,秦惠王于怀王十五年(前三○四)命张仪至楚,买通佞臣靳尚等人,在怀王面前毁谤屈原。怀王中计,屈原被逐出郢都,来到汉北。张仪趁机诱骗怀王与齐国断交,并允诺割商于之地六百里作为报酬。等到楚、齐绝交后,张仪却反口说当初允诺的只有六里。怀王受骗后大怒,先后两度举发兵攻秦(史称丹阳、蓝田之战),却皆败北,还丧失了汉中之地。这时,怀王想起了屈原,令他出使齐国寻求援助,但屈原的努力似乎没有结果。不久,亲秦派势力再次抬头。怀王二十四年(前二九五),秦楚盟于黄棘,约为婚姻,怀王还一度遣太子入质秦国。怀王三十年(前二八九),秦昭王约怀王于武关相会。屈原极力劝阻,而公子兰等人却不愿绝秦之欢,力主怀王入秦。怀王最终被秦扣留,三年后客死秦国。
怀王入秦后,长子顷襄王接位,以公子兰为令尹。顷襄王七年,与秦结为婚姻,以求苟安。屈原再次被逐,流放江南,沿长江、夏水向东南走,经过洞庭湖和夏浦,到达陵阳(在今安徽境内)。顷襄王二十一年(前二七八),秦将白起攻破郢都,楚国迁都至陈。这时,屈原心系故都,又循原路西还,经鄂渚,穿洞庭,入沅江,来到了辰阳、溆浦一带。次年,秦国攻占了楚国的巫郡、黔中郡,屈原悲愤莫名,遂自沉于汨罗江。相传屈原自尽的日子为农历五月初五,后来人们在这一天包粽子、赛龙舟,就是为了纪念屈原。
五、屈原的思想与《楚辞》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一个学术思想空前自由发达的时代,诸子百家,竞起争鸣。屈原生活于战国晚期,年代稍晚于孟子、庄子,而比荀子、韩非子稍早。屈原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对于北方诸夏文化的经典非常熟悉,并把其内容融入自己的诗篇。如《离骚》“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与《尚书》“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九歌•东君》“援北斗兮酌桂浆”与《诗经•小雅•大东》“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天问》“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与《诗经•商颂•玄鸟》“禹敷下土方”,内容文字都两两相近。非仅如此,从屈原的作品可以看出,他对各家学说都有深入的了解。儒家主张的仁义之道,屈原非常推崇:
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怀沙》)
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这种思想在屈原的作品中也得到了继承: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
汤禹俨而祇敬兮,周论道而莫差。(《离骚》)
除儒家的先王外,法家所取法的齐桓公、秦穆公等霸主,屈原也表示尊尚:
闻百里之为虏兮,伊尹烹于庖厨。吕望屠于朝歌兮,宁戚歌而饭牛。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惜往日》)
他在早年助怀王变法,可谓继轨吴起的法治观念:
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惜往日》)
在流离愤懑的放逐之际,屈原的思想一度倾向于道家,希望能够抛开俗世,超然高举:
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质菲薄而无因兮,焉托乘而上浮?(《远游》)
综而观之,屈原对诸子的思想,无疑是有足够的认知、理解和接纳,但与各家的主张也有不合的地方。比如说,儒家推崇的周公、孔子,屈原作品中从未提及,这与儒家经典如《孟子》、《荀子》等颇为不同。而屈原被流放的事实,也证明他不像商鞅、吴起等法家中人拥有高明的干君之术。至于《渔父》一篇,更说明屈原的思想与道家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詹安泰说得好:“一个人的思想,并不是孤立绝缘的,在某一个时代里,各种意识形态都是该时代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因之,各种思想都可能起相互关联的作用。” 各家的思想学说,对于屈原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影响。然而屈原毕竟是诗人,而非思想家。要勉强把他划入某一学派,以求概括他的思想,实不相宜。
屈原的巨制《离骚》中,最后两句是这样的: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据王逸《楚辞章句》,彭咸是殷代的贤大夫,因谏君不听,投水而死。 屈原意欲取法彭咸,并非仅因一己之不遇,而是感到“美政”不能在楚国实现,理想破灭之故。何谓“美政”?王逸的解释是“行美德,施善政”。 “美德”、“善政”的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圣君贤臣之治。
儒家主张“君为臣纲”,认为一位国君的道德操守应该是臣下效法的榜样。国君只有学习尧、舜、文、武这样的有德先王,施政才会有成效。屈原继承了儒家这种思想,他的作品对于先王的称扬,重点就在于他们的德行: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
汤禹俨而只敬兮,周论道而莫差。(《离骚》)
王逸说:“耿,光也。介,大也。” 又云:“殷汤、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贤。论议道德,无有过差,故能获夫神人之助,子孙蒙其福佑也。” 光明正大、畏天敬贤,就是屈原对国君的最高要求。相反,对于古代的暴君,屈原则毫不留情地加以贬责: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而图后兮,五子用失夫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离骚》)
夏启自纵、后羿淫游、寒浞阴狠、夏桀违道、商纣诛杀忠臣,他们的作为不仅导致家国的破亡,更落得千秋恶名。这些沉重的历史教训,屈原也念兹在兹。
屈原推崇的古代君主除了儒家宪章祖述的圣王外,还有齐桓公、秦穆公等法家尊尚的霸主。然而整体而言,屈原政治抱负的基础还是建立在儒家思想上。举例来说,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来,禅让制度大概真的在上古时代存在过,而尧舜禹的传说却无疑经过儒家的美化、理想化。相反,战国后期,由于法家思想的盛行,人们逐渐怀疑尧舜禅让的真实性。如《庄子•盗跖》云:“尧不慈,舜不孝。” 《竹书纪年》则谓尧晚年德衰而为舜幽囚,舜晚年又被禹流放至南方。 对于这些意见,屈原持反对的态度:
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哀郢》)
在屈原心目中,尧、舜圣贤之名是不容玷污的。换言之,法家权谋是因时制宜、作为儒家德政之补充的一种举措。
春秋以来,随权臣执政(如晋六卿、齐田氏等)、诸侯兼并,贵族的地位日益下降。没落贵族将王官的知识带入民间,而平民因有机会学习知识而得以晋身士大夫阶层。战国以后,北方魏文侯、秦孝公、齐威王、燕昭王、赵武灵王等先后变法成功,称雄一方。南方的楚国虽早在楚悼王时就任用吴起变法,但却功亏一篑。究其原因,依然在于楚国独有的文化传统。很早开始,楚国的军政大权就由包括昭、屈、景三族在内的贵族宗室所把持。虽然也有平民登上楚国的政治舞台(如孙叔敖以布衣而为令尹),但为数极少。吴起的变法削减了贵族的利益,自然引起强烈的反对。屈原虽身为贵族,却欲踵武吴起,继续变法。而变法初期是颇有成效的(参前引《惜往日》“奉先功以照下兮”章)。从屈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知道他固然推重箕子、比干、伯夷、周公、伍子胥这些贵族中的贤能之士,但他更强调要不拘一格地任用人才:
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离骚》)
屈原看重傅说、吕望、宁戚这些平民贤才,无疑就是希望在楚国建设北方那种“处士横议”的政治生态。进而言之,对于一些大醇小疵之人,屈原也认为要因其才而致其用:
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纫夫蕙茝?(《离骚》)
正如明人钱澄之解曰:“椒桂性芳而烈,比亢直之士,非如蕙茝,一味芳馥可亲。杂字着眼,惟杂而后可以得纯粹也。” 无论亢直还是芳馥可亲的贤士,屈原对于他们的基本要求乃是一个“忠”字。在他的作品中,“忠贞”、“忠诚”、“忠信”等词语每每可见,而屈原自己就是一个忠臣的典范。总而观之,屈原的贤臣观念与楚国传统贵族相去何啻霄壤。而上官大夫要夺取屈原的改革宪令文稿,不但出于个人的忌妒,更是为了保障传统贵族的既得利益。
西周建国后,随神权思想的消退,以周公为首的政治家们都反复强调民本思想。如《尚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左传》曰:“夫民,神之主也。” 在屈原的“美政”理想中,君德臣忠固然重要,而其终极目的乃是在于民生。这在他的作品中有很清晰的表述: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
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离骚》)
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离骚》)
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抽思》)
在屈原看来,为人君、为人臣者,只要能令人民安居乐业,就能成其圣、成其贤。
当然我们也必须指出,屈原的政治抱负虽然远大,但他政治生命的终结与其本人的性格也有莫大的关系。上官大夫之所以能轻易令怀王疏远屈原,除了贵族势力影响、怀王昏庸等因素外,也由于慷慨激昂、抗直不阿的屈原缺乏政治人物应有的周旋能力。因此,屈原的悲剧不在于其个人之浮沉起落,而在于他本身的性格和理想与实际的政治、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难以协调的矛盾。
屈原留下的作品有多少?《史记•屈原列传》提到《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五篇。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著录是“二十五篇”,但却未有详言这二十五篇的篇目。 王逸《楚辞章句》认为《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皆是屈原所作,《招魂》为宋玉所作,《大招》则谓:“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宋代朱熹亦以《招魂》为宋玉所作,又将《大招》的著作权归于景差,恰成二十五篇之数。自此以后,明清两代对于屈原作品篇目的认知,每有争议。如周用认为《九歌》中的《湘君》与《湘夫人》、《大司命》与《少司命》各自应合成一篇,而焦竑认为《九辩》为屈原所作,陈深、黄文焕、林云铭认为二“招”皆为屈原作品。到了近代,则有人怀疑《九章》中《橘颂》、《惜往日》、《悲回风》等作品乃后人伪造。不过,当今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屈原手笔的作品包括:《离骚》、《九歌》、《天问》、《九章》、《招魂》、《大招》。至于《远游》、《卜居》、《渔父》三篇是否屈原所作,则争议较大。
班固《汉书•地理志》说:“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 而同书《艺文志•诗赋略》著录“屈原赋之属”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陆贾赋之属”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孙卿赋之属”二十五家一百三十六篇,“杂赋之属”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 由于汉人辞、赋名称混用,这些篇章中有不少是楚辞作品,可惜今日大都亡佚了。根据王逸《楚辞章句》及朱熹《楚辞集注》所收录的篇章看来,今日仍有作品流传的楚辞作家除了屈原之外,尚有宋玉、景差、贾谊、庄忌、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王逸九位。本书所选作品的作者除屈原外,仅涉及宋玉、景差、贾谊、淮南小山四家。
六、《楚辞》要籍简介
黄伯思《校订楚词序》以诗歌作品但凡“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即可归入楚辞类。换言之,楚语、楚声、楚地、楚物,皆可纳入楚辞文本、屈原生平二端,传统楚辞学也以这二端为核心。近人姜亮夫指出,今天的楚辞研究,已经发展成一门综合多学科研究内容的专门学问。对于楚辞,除了在文学方面的研究外,很多学者还对它做了许多专题研究,从诠释文义发展出来的有专门研究楚辞的语音、方言、词汇,进而到研究它的虚词使用、文法结构、修辞形式等有关语言学方面的问题;从屈原作品引用到大量香花、草木、虫鱼、鸟兽及所涉及的文物、礼制形成的屈作文物博物的专门研究,在很古以前就有了专门的著作。
屈作的神话、屈作与三楚文化、地理、天文,历代都有专论。屈原的思想、艺术手法、艺术的发展、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等等,在当代就有更多的研究了。 总结姜氏及其他现代学者的意见,楚辞学的内容可以归为以下几方面:(一)楚辞作者生平、思想研究;(二)楚辞作品的诠释与研究;(三)楚辞体(或称骚体)文学发展状况的研究;(四)楚辞文化及其影响的研究;(五)楚辞研究史的研究。自古至今,楚辞学都堪称“显学”,历代楚辞学著作的数量非常庞大,当代之新注更如雨后春笋。不过,无论屈骚的研究者或欣赏者,都应参考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补注》及朱熹《楚辞集注》三种著作,兹逐一简介之。
(一)汉•王逸《楚辞章句》十七卷
汉代楚辞学著作,首推淮南王刘安《离骚传》。刘向除编订《楚辞》外,又有《天问解》。其后扬雄亦有《天问解》,班固、贾逵各有《离骚经章句》,马融有《楚辞注》。然而,这些著作今日悉已亡佚。现存最早而最完整的楚辞学著作,实惟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十七卷。王逸根据刘向所编《楚辞》十六卷,加上己作《九思》一篇,合为十七卷。汉人章句之学,本供讲说与读本之需,既为专家之学,亦寓普及之义。《楚辞章句》既兼备众说之体,又要括不繁。书中所录每一篇都有序文,说明作者生平、创作背景,并解释题意。然后从训诂、校勘、释义、评文等方面,对战国以迄东汉的楚辞相关资料,全面检讨。由于王逸的原籍──南郡宜城乃故楚之地,他不仅了解楚地方言和与故楚相关的传闻,对屈骚也抱有极大的崇敬之情。因此,《楚辞章句》除保存、酌采旧说外,一家之言也每每可见,对后世影响深远。由于汉代经学盛行,王逸又是儒者,故往往用汉儒解经之法来诠释《楚辞》。就王逸而言,如此方式无疑是为了表达对屈骚的推崇;但屈原终究不是纯儒,王逸之说难免扞格难通。这是《楚辞章句》的瑕疵。
(二)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十七卷
洪兴祖(一○九○至一一五五),字庆善,丹阳人。历任秘书省正字、太常博士、真、饶知州,因触犯秦桧而编管昭州。博学好古,尚著有《老庄本旨》、《周易通义》、《系辞要旨》、《古文孝经序》、《韩文公年谱》、《楚辞补注》、《楚辞考异》等。《宋史》有传。《楚辞补注》以王逸《楚辞章句》为底本,补缺纠误,广征成说,总结了历代楚辞研究的成果。又尝搜集近二十种《楚辞》本子,精加校雠,作《楚辞考异》。然今流行本中,《考异》已散入《补注》之中,不复单出。洪兴祖非常理解、强调屈原的怨愤之情,说:“屈子之事,盖圣贤之变者。”可见《补注》内容虽以训诂校雠为主,但洪氏的著作动机却与南宋初年的政治环境关系甚大。
(三)宋•朱熹《楚辞集注》八卷(附《辩证》二卷《后语》六卷)
朱熹(一一三○至一二○○),字符晦,号晦庵,别号紫阳,徽州婺源人。曾任转运副使、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秘阁修撰等。仕途坎坷,曾被权相韩侂胄诬为“伪学”。朱熹为著名理学家,著述讲学四十余年,发展二程之说,创立程朱学派,更在元、明、清三代被奉为儒学正宗。传世著作有《周易本义》、《诗集传》、《仪礼经传通解》、《四书章句集注》、《论孟精义》、《四书或问》、《楚辞集注》、《楚辞辩证》、《楚辞后语》等。朱熹注《骚》的动机,一方面是出于对朝政混乱的孤愤,另一方面则是欲将屈骚纳入儒学之轨。《楚辞集注》八卷,厘定屈作二十五篇的篇目,题为“离骚”,计卷一《离骚》,卷二《九歌》,卷三《天问》,卷四《九章》,卷五《远游》、《卜居》、《渔父》。宋玉以下,去《九怀》、《九叹》、《九思》而补入贾谊《吊屈原赋》、《鸟赋》,共十六篇为“续离骚”,计卷六《九辩》、卷七《招魂》、《大招》,卷八《惜誓》、《吊屈原》、《服赋》、《哀时命》、《招隐士》。《辩证》二卷,多为考证历史和语言的小材料,所论精详。《后语》六卷,乃据晁补之《续楚辞》、《变离骚》增删而成,收录了荀子至吕大临的辞赋共五十二篇。《后语》仅前十七篇有注,尚未完成。朱熹既是注重义理阐发的理学家,又是著名的诗人。他注《骚》时在文字训释方面多参考洪兴祖之说,于微言奥意颇有独见,且尝试以赋、比、兴的写作手法来分析楚辞作品。元代中叶以后,朱学独尊,《楚辞集注》在明、清两代遂成为流传最广、影响最巨的楚辞学著作。
七、《楚辞》的现代意义
《楚辞》的文字较为古雅,作品长度一般也超过绝句的篇幅。因此,今天一般大众对《楚辞》的爱好似乎不及唐诗、宋词,遑论将其作为孩子的启蒙读物。然而,《楚辞》和唐诗、宋词一样,具有高度的文学性,能使当代读者滋生永恒不变的审美愉悦。如“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体现了对理想之追求的执着;“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晕染出淡雅素净的秋色影像;“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深得男女恋情三昧;“美人既醉,朱颜酡些。娭光眇视,目曾波些”如工笔画出的仕女图,如是这般令人目不暇给。
其次,《楚辞》文本涉及的面向更是跨学科的。举例而言,《天问》所记载殷商的重要先祖王恒,完全不见于《竹书纪年》、《史记》等书记载,却能与出土的甲骨文相印证。又如《湘君》、《湘夫人》二篇,可以让我们了解虞舜二妃传说在荆楚大地的演变情况。复如《招魂》以传统宗教仪轨的形式注入新的内容,体现出作者对怀王客死异乡的痛悼和国家前途的忧思……可以说,无论在历史、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乃至自然科学的范畴,《楚辞》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屈原的人格与思想至今仍具有典范意义。如抗战正酣之际,郭沫若创作历史剧《屈原》,讲述屈原一生的故事,借古讽今,激励全民的抗日意志。又如一九七二年,香港著名演员鲍方针对大陆市场自编自导自演电影《屈原》,大受欢迎,不仅为大陆上荒芜已久的影业注入了新的生机,更将以《楚辞》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重新向内地观众引介(至今大陆上不少屈原的雕像、画像皆以鲍方的形象为蓝本,可见其影响)。屈原忠君爱国的思想,一向为人津津乐道。诚如净空法师所论:“‘君臣有义’,君是领导者,臣是被领导者,君臣之道也是自然的,君仁臣忠也是德。现在的社会,‘君’不一定指帝王,是指老板跟员工、长官跟部属的关系,老板、长官是君,员工、部属是臣。君仁,就是领导者对被领导者要慈爱;臣忠,就是被领导者对领导者要忠诚。现代社会君臣关系虽有,但精神已丧失了。”而屈原的忠君思想,自然可以给我们一番启示。东汉班固曾站在儒家的立场批评屈原“显暴君恶”,即是说屈原因为自己的仕途不遇而揭露君主的短处,不合乎温柔敦厚之旨。实际上,班固的批评正好说明,屈原的忠君并非愚忠。所谓“怨灵修之浩荡”、“惜壅君之不识”,足见他对楚王忠之深而责之切,视“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式的自怨自艾何啻霄壤!而另一方面,面对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等谗佞的迫害,他没有分毫的妥协。在那没有法律保护、也没有合理途径来表达政见、抵制误国之徒的时代,他选择以死进谏。司马迁说:“死有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屈原重于泰山的死,对于当今的社会风气,不论委曲求全或动辄轻生,未尝没有拨乱反正的效能。
比来香港中华书局筹划《新视野中华经典文库》,本套丛书编列《楚辞》一种,对屈骚的推广弘扬功不可没。笔者有幸负责《楚辞》的注释,亦尽量配合系列的旨趣,务求导读、注释、赏析与点评的平易浅白,并使读者得以推求诗人文心,获得审美愉悦。兹就本书编撰的方式略做说明:
(1)屈原名下之作品一概收入,宋玉以下有所取舍。
(2)作品异文择善而从,不复标出。
(3)文字考订过程若过于冗长,则仅举其结论。
(4)为方便阅读,前修时贤之成说于必要时方为注出,非敢掠美。笔者管窥之见,亦不一一。
笔者学殖荒疏,又复限于时间,本书纰缪定然所在多有。若蒙方家指正,不胜感激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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