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五反”运动纪实.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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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1951年10月开始的增产节约运动揭发出大量的贪污浪费现象。当年12月1日和12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重要文件,“三反”运动由此在全国展开。在“三反”运动中,又揭发出资产阶级不法分子同贪污分子密切勾结、从事犯罪活动的严重情况。因而有了1952年2月上旬由各大城市开始的“五反”运动,并且很快在全国形成高潮。“三反”“五反”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斗争的简称,这两次运动彼此联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开展的。本书即讲述这段历史。

编辑推荐
一本书读懂红色年代的激情与困惑、理想与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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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

作者简介
主编叶健君,现任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研究与写作,曾策划主持编写了《中国抗日战争年度焦点》(3册)、《聚集红都》系列从书(4册)、《聚集红墙》(4册)等二十多部书籍,撰写《湘籍共产党人的精神》、《毛泽东与王明》等个人著作4部,发表了《刘少奇对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改革》《对王明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深层剖析》等三十多篇论文,参编各类书籍三十多部,曾获省社会科学成果优秀奖。

目录

一、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决不当李自成!”他满怀信心地从西柏坡到北京去“赶考”
二、面对贪污案件越来越多、浪费现象严重、官僚主义盛行的严峻现实,共产党决定“向自己开刀”
三、刘青山、张子善大案震惊中南海,毛泽东举起开国反腐第一刀
四、毛泽东亲自督战,周恩来具体部署,贺龙带头上前线,罗瑞卿火力最猛。
五、打响围剿腐败分子的人民战争,各地群众掀起检举高潮
六、面对高压态势,贪污腐败分子纷纷作出选择:“我坦白,我交代”
七、“无毒”问题严重,毛泽东决定重拳出击,“五反”斗争迅速展开
八、“三反”运动进入“捉虎阶段,毛泽东指示: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文摘
1945年7月1日,延安机场。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高级领导人亲赴停机坪迎接客人。
只见飞机停稳后,黄炎培和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冷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步下舷机,毛泽东等人则兴奋地迎上前去。
黄炎培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比毛泽东还要年长15岁。他出身于秀才家庭,因从事反清活动曾被判过死刑,幸而逃脱,亡命日本。后投身辛亥革命,任同盟会上海负责人。民国后,他拒不做官,曾遭国民党政府的通缉。抗战胜利前,他联合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王云五等,求见蒋介石,力促恢复国共和谈。同时,致电毛泽东。
三周后,毛泽东复电,邀请诸公访问延安。
在延安,黄炎培等人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延安没有一寸荒地。
延安没有一人闲荡。
延安有大学,包括医科大学,自然科学院,文学院。
延安有医院,乡下有医疗队巡回各乡。
延安有意见箱,每个延安人都可以提意见,意见可以直达主席毛泽东。
延安官兵一致,军民一致。
延安朝气蓬勃,同蒋介石的重庆形成鲜明的对比。
当黄炎培一行在延安转了一圈之后,他已经坚信,一旦内战烽烟四起,最后的胜利者一定是毛泽东。
所以,当毛泽东和黄炎培谈话时,黄炎培不再对毛泽东如何打败蒋介石有任何疑问,他担心的是如何坐江山的问题。
7月4日下午。毛泽东的窑洞。
一片欢笑声。
黄炎培将一幅画打开,说道:“这是沈钧儒三子叔羊画的,老朽不揣浅陋,题诗一首,请润之弟赏玩。”
毛泽东一边将画展开,一边念道:“‘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好,好啊。红军长征,路过茅台,有战士调皮,在酒池里洗脚,如此的酒你们还要喝,可见诗画作者对红军、对共产党和对我毛泽东的诚挚感情啊。润之谢了。”
一阵寒暄过后,毛泽东坦诚地问道:“任之先生,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何感想啊?”
黄炎培历经三朝,久涉沧海,深知“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的道理。他慢慢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求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能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面对民主人士的诤言,毛泽东满怀信心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这条新路,我们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致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听了毛泽东的回答,十分高兴,他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实际上,担心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这周期率的,不仅是黄炎培,还有其他社会名流。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时,傅作义将军同中共代表戎子和就有过这样的对话:
“我们国民党取得执政权后20年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倒了。你们共产党执政后,30年、40年以后是不是也会腐化?”傅作义说。戎子和答道:“我们共产党是劳动人民的精华,别说30年、40年,就是50年、60年以后也不会腐化。”傅作义摇了摇头,表示不相信。
中国共产党和其领袖毛泽东对防止腐败、走出历史周期率是充满信心的,他们对防止腐败、治理腐败,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进行了艰苦不懈的探索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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