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自传丛书:我与我的世界.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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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我与我的世界》是曹聚仁先生晚年所写的回忆录,后由家人整理增补,按“传记文学”自觉经营,坦诚自白,纵横上下,酣畅洒脱,是一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与文本意义的传记。它将其生平世界“不加掩饰地揭示出来”。从金华童年的”神道黄昏”,到浙江一师的“四大金刚”;从“国学”和“文坛”,到“我与鲁迅”和“文白论战”,从上海春秋、报刊生涯,到抗战军兴、执笔从戎;不但阅历丰富、见识繁多,而且他颇想勾画出那一时代的生活轮廓及文化工作”,所以“史的意味,比较更重一些”。正因如此,才是一本既有史料价值,又具文学可读性的大家作品。

编辑推荐
曹聚仁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期;在五四运动中任学生自治会主席,曾主编《浙江新潮》。到上海后创办沧笙公学,于《觉悟》上长期撰稿,与柳亚子等人成立“新南社”,并成为章太炎入室弟子,在上海文化学术圈声名鹊起。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曹聚仁“脱下长袍,穿起短装,奔赴战场”,开始“书生有笔日如刀”的战地记者生活。由于他对淞沪战场出色的现场报道,不久被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聘为战地特派记者。曾首报台儿庄大捷和首次向海外报道“皖南事变”真相。
抗战胜利后,曹聚仁获得“云麾胜利勋章”,重新回到上海,过起编报、教书的生活。后受邀到香港《星岛日报》。
早在1943年春,曹聚仁即与商务印刷馆的王云五先生会晤,透露自己准备编写战史的计划。1946年夏天,曹聚仁蜗居上海家中,埋头撰写《中国抗战画史》,选配图片,半年时间完成编撰工作。1950年,曹聚仁赴香港任《星岛日报》编辑,在此期间,曾担任国共特使频繁往来于海峡两岸。
曹聚仁1972年在澳门逝世后,周恩来总理盖棺定论称赞他为“爱国人士”,并指示“叶落归根”。
这本自传出自大家手笔,文风朴实,娓娓道来,优美流畅,真实可感。虽是个人人生记录,但因其独特的经历和交往,也从一个侧面再现了宏阔的历史风云,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因而具有其他类作品无可比拟的特殊魅力。

名人推荐
曹聚仁把鲁迅、周作人视为知己,与周氏兄弟同时保持着数十年的亲密关系。周作人解放后在海外发表文章、出版著作,多由曹聚仁催生,在《新晚报》、《南洋商报》(新加坡)连载,最后结集出版。此书稿的校对,也是曹聚仁承担的。曹聚仁与周作人的往来书信多打300余封(1973年香港南天书业公司出版了《周曹通信集》(第一辑、二辑))。正如钱理群在《曹聚仁与周作人》一文中所说:“或许‘曹聚仁与周氏兄弟的关系’将给人们提供一个理解曹聚仁思想、学术以及性格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极好视角。”
《鲁迅全集》《书信》就收了鲁迅致曹聚仁的二十五封半信。



儿子回忆曹聚仁当两岸“密使”的细节与遗憾

1956年7月16日,北京。下午四点左右,一辆蓝色的“华沙”牌轿车载着我和父母三人直奔颐和园。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邵力子和夫人傅学文已经在门口等着,他同我父亲曹聚仁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晚上,我和妈妈回城里去了,父亲和邵老留在了颐和园。

  牵线“第三次国共合作”

  后来从父亲的文章当中才知道,那晚,周恩来总理和陈毅、邵老夫妇、张治中等,同他在昆明湖上泛舟三个小时。主宾之间谈的就是台海两岸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可能。父亲问周恩来,早先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票面票里的实际价值究竟如何,周恩来回答说:“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价值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日战争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
  有关内容,父亲以《颐和园一席谈》为题,在新加坡《南洋商报》上刊出,这应该是北京第一次公开发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呼吁。而那一天,快满九周岁的我,无意中成了这一历史事件的间接见证人。
  从1956年到1959年,父亲多次往返香港与北京,1998年出版的《周恩来年谱》中有多处记载,第一条就是:“1956年7月11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上商议周恩来接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现《南洋商报》特派记者曹聚仁的有关事宜……”那时,父亲已经到了北京,我和妈妈也从上海前来。
  10月7日,由邵力子、张治中等人陪同,周恩来与再次赴京的曹聚仁会面。这次谈话内容,《周恩来年谱》记录得十分详细:周恩来回答了曹聚仁询问如果台湾回归后,将如何安排蒋介石等问题,周说:“蒋介石当然不要做地方长官,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关于陈诚和蒋经国也都有提及,周恩来表示,陈诚如愿到中央,职位不在傅作义之下。母亲邓珂云后来在笔记中记载:“这次毛泽东接见了他。”

  为毛泽东传话

  1958年8月,毛泽东再次接见我父亲,让他将中共金门炮战的目的主要是对美不对台的底细,转告蒋氏父子。后来在报纸上以“郭宗羲”之名发表了独家文章,透露了炮轰金门的“醉翁之意”。提及这段历史,原中调部部长罗青长说:“毛泽东十分重视曹聚仁,当时毛泽东讲(这是)政治性‘试探气球’。”“总理和我们也等着曹先生把消息传递给台湾。当时曹聚仁可能没有与蒋经国直接联系上,或者出于别的什么原因,但他为了执行毛泽东交给的特殊任务,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后来在新加坡《南洋商报》以记者‘郭宗羲’的名义发表。”
  三十年后,我在香港遇到了当年主理《南洋商报》香港办事处的郭旭先生。他说他接到我父亲从北京发来的新闻稿电报,一时不知如何处理,就决定用自己的姓,造出了郭宗羲这个名字发表。后来我又到新加坡《联合早报》(多年前由《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合并而成)和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它们都把这篇独家报道作为报史中的重要一页。
  1958年10月13日——也就是毛泽东做出炮击金门的决定50天后,在周恩来、李济深、张治中、程潜、章士钊的陪同下,毛泽东这样告诉曹聚仁:“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活动。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周恩来年谱》记载,毛泽东当时表示,“台湾抗美就是立功。希望台湾的小三角(指蒋介石、陈诚与蒋经国)团结起来,最好一个当‘总统’,一个当‘行政院长’,一个将来当‘副院长’”。
  毛泽东对台湾政策,后被周恩来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是:“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与兄(指陈诚)意见妥善处理”;“四目”包括:
  (1)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
  (2)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
  (3)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
  (4)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毛泽东的这个想法在1963年初通过张治中致陈诚的信转达给台湾当局。而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金冲及的《毛泽东传》,毛泽东的想法正是在1958年会见曹聚仁的一段谈话表露出来的。

  两岸“密使”的遗憾

  1959年夏,父亲再次到达北京,但毛泽东和周恩来却缠身于庐山无法如期返回,中央决定先让曹聚仁到处走走看看。结果,父亲这次北行前后长达四个月,去了东北,又去武汉看了第一座长江大桥。时间远超先前各次。
  这次之后,父亲没有再到北京,但他在两岸间的事情并没有停下,只是方式有些变化。早几年,上海作家叶永烈和台湾一些朋友都告诉我们,台湾日月潭畔的涵碧楼有记载说,曹聚仁1965年某日在那里见过蒋氏父子。只是,我至今还没有弄清楚这一记载源自何处。
  1966年文革开始后,父亲在香港日子越过越艰难,有好几年可谓“贫病交加”,但他仍然自视如波兰作家显克微兹笔下的“灯台守”,等待又等待。1971年中美关系出现重大突破,父亲在家信中也隐约透露出一种新的乐观情绪,不幸没多久,1972年夏他病逝于澳门。我从安徽用了三天三夜赶去,却只能在追悼会上见到父亲的遗容。我们家人把父亲的骨灰带回大陆,现葬在上海近郊的福寿园墓地。
  2005年5月14日,北京《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李菁采访了原中台办主任杨斯德。关于五六十年代的两岸关系,杨斯德说:“我们那时主要是和‘蒋(介石)—陈(诚)—蒋(经国)’打交道,中间的‘牵线人’包括章士钊,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已经很多了。曹聚仁也是我们的联络人之一。”
  父亲能够成为两岸之间的“密使”,与他抗战之初走出书斋“带笔从戎”直接相关。他作为“中央社”战地记者穿行东南战线,结识国共双方不少高层人物。尤其是蒋经国到赣南主政,邀我父亲帮他重振《正气日报》,其间过从甚密。1950年父亲移居香港,处在国共交锋的夹缝中,但他始终相信双方仍有机会重新携手合作,就像夫妻那样“床头打架床尾和”。终于,如“痴汉等婆娘”般,他等到了为此奔走效力的机会,付出了整整十六年的心血,最后还是如陆放翁般留下“家祭毋忘告乃翁”的遗憾。

  父亲没看到的,我看到了

  父亲去世时,台海两岸高度敌对,壁垒分明。而二十年后,当我作为香港《亚洲周刊》记者踏上台湾土地时,那道海峡已不再是不可逾越的屏障了,但我见证的却是国民党的蜕变。李登辉的当权,造成了两岸之间的新危机。在《亚洲周刊》(属香港《明报》集团)上,我们率先讨伐李登辉对司马辽太郎发表“台独”倾向言论,详细报道浙江“千岛湖事件”的真实内情,明确反对美国航空母舰重临台海——也发出国民党可能下台、民进党可能上台的警告。记得有一天,《明报》集团主管编务的高信疆先生告诉我,台湾方面对我的一些评论很有看法,但他又表示“事情本来就如此”,完全支持我的见解。
  1998年我加入香港凤凰卫视后,立即开始对台湾政局剧变作持续报道和评论,不断往返于台港之间。2000年3月18日,我们在台北现场直播了选举过程。国民党当时的下台虽在意料之中,但民进党和陈水扁的当选仍然令人震惊。特别是两岸关系会受到怎样的冲击,立即成为最大的悬疑。那些日子中,如何准确报道和分析台湾局势演变,压力空前。
  这年的5月20日,我们在凯达格兰大道直播陈水扁宣誓就职。那时,谁都没有料到八年之后民进党溃不成军,国民党重新上台。实际上,我在一次次赴台湾采访中,越来越感觉到多数台湾民众要求改善两岸关系的强烈意愿。尤其是连战、宋楚瑜相继访问大陆,第三次国共合作就此实现。宋楚瑜回到他湘潭老家那一刻,感慨中紧拉我手,抱在一起。
  2008年3月22日,马英九以压倒优势胜出。这天晚上,我感到台湾民众已经把“台独”变成死路,未来两岸必然走向利益的融合。同父亲一样,我也见证了历史。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 作者:曹景行)

作者简介
曹聚仁(1900—1972),字挺岫,笔名袁大郎、陈思、彭观清等。民国著名记者、学者、作家。浙江兰溪人。毕业于浙江第一师范。在校期间,曾受业于陈望道、刘大白、夏丏尊等,五四运动时并曾代表学校出席杭州学生会。
1921年到上海教书,后任上海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授,并从事写作,以散文创作立足文坛。经常为邵力子主编之《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撰稿。是年,章炳麟(太炎)于上海职业教育社发表系列演讲、聚仁笔录讲稿,汇整为《国学概论》一书出版,风行一时,并拜章为师。1931年主编《涛声》、《芒种》等杂志。1934年与陈望道、茅盾、叶圣陶、夏丏尊等人发起大众语运动。同年,被推为救国会十一名委员之一,并曾与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郑振铎、蒋维乔、钱基博等二百余人,联名发表宣言,主以最大之决心,坚持领土及主权之完整。
1937年淞沪战事爆发后,任战地记者,先后为《立报》、《大晚报》、《星岛日报》、《抗战》、《东南日报》等报刊撰稿,后转入中央通讯社,任战地特派记者,往来各地,曾报道淞沪战役、台儿庄之捷。并曾任江西《正气日报》主笔、总编辑。抗战胜利后重返上海,任《前线日报》主笔。1947年,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
1950年夏,应林霭民之邀,赴香港任《星岛日报》主笔。其后从事写作,曾兴办创垦出版社,并与徐訏、李辉英合办《热风半月刊》。1956年以后,曾六次赴大陆访问,促进祖国统一事业。1972年病逝澳门。
一生笔耕五十余载,著述逾四千万言,成书约七十多种。计著有《灯》、《酒店》、《文思》、《笔端》、《鱼龙集》、《李秀成》、《议论文》、《新文心》、《大江南线》、《小说新语》、《书林新语》、《人事新语》、《文笔新策》、《乱世哲学》、《国故零简》、《元人曲论》、《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采访本记》、《采访外记》、《采访二记》、《采访三记》、《采访新记》、《万里行记》、《观变手记》、《新事十记》、《蒋经国论》、《鲁迅评传》、《鲁迅年谱》、《中国剪影》、《中国剪影二集》、《火网尘录》、《文坛五十年》、《文坛五十年续集》、《国学十二讲》、《国故学大纲》、《一般社会学》、《蒋畈六十年》、《蒋百里评传》、《秦淮感旧录》(二集)、《周曹通讯集》(二辑)、《新红学发微》、《到新文艺之路》、《平民文学概论》、《中国文学概要》、《山水思想人物》、《现代中国通鉴(甲编)》、《浮过了生命海》、《我与我的世界》、《中国近百年史话》、《中国史学ABC》、《万里行记》、《听涛室剧话》、《曹聚仁杂文选集》、《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与他人合著有《前线归来》、《东线血战记》、《轰炸下的南中国》、《中国抗战画史》,另编有《卷耳讨论集》、《古史讨论集》、《书信甲选》、《小品文甲选》、《散文甲选》、《小说甲选》、《鲁迅手册》、《浙潮第一声》、《现代文艺手册》、《今日北京》、《旧日京华》、《现代名家书信》、《懋庸小品文选》、《现代中国报告文学选》、《现代中国戏曲影艺集成》等。

目录
代序:谈传记文学
一我的自剖
二金华佬
三我的童年
四初试云雨情
五己酉辛亥之间
六先父梦岐先生
七育才学园
八地盘动了
九浙东
一〇失望的旅行
一一我的母亲
一二她的婆婆
一三神道的黄昏
一四父子之间
一五时代的讽刺
一六永生的时代
一七另外一群人
一八环绕蒋畈的另一群人
一九金华一年半
二〇诸侄
二一志趣卑下行为恶劣
二二杭州初到
二三明远楼前
二四我们的校长
二五后校长姜伯韩
二六五四运动来了
二七前四金刚
二八我们的教师
二九一代政人沈仲九
三〇衙前那一群朋友
三一从夏丏尊先生说起
三二白屋诗人刘大白
三三《霞底讴歌》
三四杭州
三五拾遗
三六后四金刚
三七“留经运动”
三八一师的毒案
三九湖上
四〇在上海生根
四一国学与国学概论
四二“可杀的张凤”
四三书记翩翩潘伯鹰
四四诗人汪静之
四五补说汪诗人
四六《世说新语》中人物
四七我做了教授
四八孤山文澜阁
四九《四库全书》
五〇史学家杨人楩
五一上海甲记
五二《情书一束》的故事
五三蓝布衫的故事
五四南社—新南社
五五小凤叶楚伧
五六插说一段话
五七再插一段话
五八暨南前页
五九暨南中页
六〇暨南后页
校后记

序言
代序:谈传记文学
近二十年间,我看过属于传记文学的专集,在五百种以上;当然并不严格地限于“传记”或“自传”,包括“回忆录”、“忏悔录”、“感想录”、“随笔”、“谈话录”、“旅行记”、“日记”、“书简集”在内,见到了就看,当作现代史料看,颇有用处。三十五年前,由于政治关系,陈仲甫先生拘囚在南京地方法院,我就替他设法提供材料,写起自传来。他动笔写了八章,局势忽变,朝野合作抗战,便恢复了自由,自传便中停了。抗战第二年,我还在汉口某里中,见了仲甫先生,他也颇有意写下去,可是,他晚年住在江津那八年,并没把自传写起来。坊间所见陈氏自传依旧是开头那么一截子,我们总觉得不够味似的。十多年前,我又曾劝知堂老人写回忆录,这回总算劝成功了,全书有三十八万字,完完整整的一份史料。于今,倒是变成别人劝来我写回忆录的日子了;过去大半个世纪,世变的剧烈,比过去三个四世纪还要多;而四五十年前,和我交游的年轻朋友,如今,都和“天下兴亡”有了密切的关系,值得用一条索子贯串起来。从我是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来说,把第一手史料保留起来,也真的“匹夫有责”了。这是我决定谈谈过去经历的主因。
写“自传”、“回忆录”,也是过去二十年间潮起了的新风尚;一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忽然如刘备那样过着灌园种菜的生活,自有髀肉复生之叹。写自传,也是他们在立功既无望,立德更不成之后,只有在立言方面,力争一席地的必然趋势。且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草山老人手下有一位大将,叫刘峙(经扶),他是江西吉安人。北伐完成后,便任河南省主席;到了抗日战争初期便任华北战局的统帅,一直到内战后期,徐彭会战时期,他还是战区司令长官。以他一生在军政方面的历经,至少可以和麦克阿瑟争一日之短长。可是,他那本自传,实在不高明,不独枯窘得索然无味,真实性也很低。倒是另外一位偏将刘汝明将军,他的生平并无赫赫之功;他的自传,却写得虎虎有生气,在我所看过的五百多种传记中,自是第一流作品而真实性也很高。刘汝明将军,当然不会忘记和范长江兄吵嘴的事。(长江兄曾在《大公报》中刊过“刘汝明可杀”的专栏。)他的笔下,虽是讽刺了长江,倒也写得颇有风度。造就更不容易了。
外交界人士的回忆录,那位活到了九十岁的曹汝霖,他曾经是北洋政府的核心人物,在中日外交中,他又是担当折冲工作的主角,他那部《一生之回忆》,实在糟透了。跟他有关的那一截事,写得不尽不实,有些自己辩护的话,反而欲盖弥彰。跟他毫无关系那一截,所记的都是道听途说的谣传,不值一笑。他这部传记的失败,可以说和龚德柏先生的回忆录一样,失之于浮夸,颠倒了轻重。
在这儿,我并不想把别人写的传记,一一点起将来,加以甲乙,还附上了考语。我只凭记忆所及说说我的感想。汪公纪先生,他在《序〈波逐六十年〉》(胡光麃先生回忆录)中说:“……《波逐六十年》,确能脱俗;近年来写传记之风大行,不管是闻人或非闻人,都喜欢把近代史和‘我’发生直接关系,不把‘我’用放大镜放成特大,几乎无‘我’就无‘大事’,而发生的‘大事’也就是‘我’做的。《波逐六十年》并无此病,以客观的立场,介绍了所闻所见,描叙了中国工业在千辛万苦中的处境与进度,使读者不能不钦佩他记忆力的奇强,分析事物的精细以及他对工业知识的渊博了。”这番话,他说得非常中肯;不独指出胡先生的叙记恰如其分,也道破了曹汝霖、龚德柏他们的夸大狂的缺失,把自己吹得太过分,便显得他们的丑陋可笑呢!
有一天傍晚,我过海到普庆去看戏,事先到对面街上去吃点东西,路过巷口一家书摊,摆着一部原刻本《三水梁士诒年谱》,那位女老板居然以十港元代价卖给我,我真是喜出望外。可是,带回家一看,更是喜而不寐,这部传记,实在编写得太好了(叶恭绰先生主编)。时人形容美女的身材说是该凸出地方凸出,该凹进地方凹进,这才富有诱惑力。这年谱的妙处正是如此。我们且看曹汝霖要把黄秋岳出卖江阴炮台的“谣传”,写入他的一生中去,岂不蠢得可笑?我和誉虎先生,相识而不十分知契,单看这部梁氏年谱,便悔当年不多去叨教了。十五年前,我初到北京,李微尘兄要我去访问张国淦老人,那时老人病已垂危,不能见客。后来,读了张氏的《辛亥革命史料》,觉得他的史笔,断制得当,足为师法的。
近年间,台北出版的《传记文学》(刘绍唐主编),每为朋友所称道,《传记文学丛书》,也颇多可诵之作(《丛书》中那本《什么是传记文学》,也正是我们所要讨论的课题)。其中一种字数很多,连载得很久的,便是章君谷先生执笔的《杜月笙传》,共四大册;他们津津自喜,以为了不得的著作,实在不够分量。国民党的兴亡,毕竟是草山老人的事,杜月笙只能算是渺不足道的配角。董显光的《蒋传》,三小册,还抵不上《杜传》的一半,单看这一点,已经轻重失宜。杜月笙有种种缺点,而其过人之处正在这些缺点;如今章氏把他的缺点都掩盖起来,把他写成一个圣人。我们试看太史公笔下的郭解,则章氏所写的《杜传》,只好拿去覆瓿了。
近二十年中,我所读到的传记,自以林崇镛先生的《林则徐传》为首选,而沈亦云夫人的《亦云回忆》,从她的眼中,看到了她的丈夫黄膺白先生的奔赴艰危的经历。笔下无夸大虚饰之辞,而黄氏的精神人格跃然纸上,这便不是如龚德柏辈所能企及的了。
当代三大传记文学家:一、英国的史特拉齐(G.L.Strachey.一八八〇—一九三二),我读过他的《维多利亚女王传》。二、德国的庐德威克(E.Ludwig 一八八一—一九一八),我读过他的《拿破仑传》和《人之子》(耶苏传)。三、法国的莫洛亚(Andre Maurais 一八八五—一九六八),我几乎读过他所写的各种传记:《雪莱传》、《拜伦传》、《狄士累利传》、《伏尔泰传》,连《法国的崩溃》在内。庐德威克的作品够分量,史特拉齐的作品够绅士派头,我却爱莫洛亚的活泼有生气。这当然都是我个人的感受,他所写的《人生五大问题》给我的影响和房龙的《人类的故事》不相上下。
一九五二年,莫洛亚应伦敦剑桥大学之请,担任克拉克基金会讲席,发表了六篇有关传记文学的论文。他曾说到史特拉齐的新传记文学:
你把维多利亚时代的传记看一看,再把史特拉齐的传记看一看,就会发现那是两种颇为不同的传记。特里卫连(Trevelyan.一八三八—一九二八麦考莱传作者)或洛克哈特(J.G.Lockhart 一七九四—一八五四《司各脱传》作者)的作品,尽管其结构十分完善,只不过是一篇文献,而史特拉齐的作品却是一件艺术品。无疑地,史特拉齐同时还是一个正确的历史家,可是,他有本领用一种完美的艺术形式来表达出他的资料,而这种形式在他是最关重要的东西。
接着,莫洛亚说到现代传记的特质:
这个时期的第一种特质,是学者们的理智的方法打进了心理学和伦理学的园地。二十世纪初期的青年,不论对于任何问题,都要自己去探讨,并且接受自己的研究的结果。年轻的一代所特有的这种自由探讨的精神,显然对于小说家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对于历史家和传记家的影响,也同样不小。
他又说:
一个现代的传记作者,如果他是诚实的话,便不会容许自己这样想:这是一位伟大的帝王,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一位伟大的作家,在他的名字的周围,已经建立着一个神话一般的传说,我所想要叙述的就是这个传说,而且仅仅是这个传说。
他的想法应该是:
这是一个人。关于他,我拥有相当数量的文件和证据。我曾试行画出一幅真实的肖像。这幅肖像将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不晓得。在我把它实际画出之前,我也不想晓得。我准备接受对于这个人物的长时间思量和探讨所向我显示的任何结果,并且依据我所发现的新的事实加以改正。我们这个时代,对于真实的观念,已经形成正确的想法。我们不会让传记作者由先入为主的观念来左右他的判断,我们要求他根据对于事实的观察,来做出整个的叙述,然后再细心而不带感情地做一番新的独立的研讨,借以证实那些叙述的内容。
莫洛亚一直是“我所心向往之”的新传记作者,这番话也正是我所要说的一番话。

文摘
版权页:



民国初年,我在七中读书,到过罗店,老师们也不曾跟我们提及。直到抗战那年冬天,黄季宽先生邀我到罗店吃晚饭、这才攀起乡亲来。黄初平(七十二洞天仙人之一,并非西汉初年的黄石公),他生长在金华山北,龙门山脚,离我的家乡,只有二十五华里路,可说是近邻了。他十七岁那年,有一天,牵了一群羊到盘前去(盘前就在双龙洞边上,一个小村落),就此不回家去了。第二天,他的哥哥找到了那儿,看他坐在洞里,问他为什么不回家?他说他成了仙了,从此不再回家了。他大哥问他那一群羊的下落,他指着山谷中的石块,说那些就是羊。他站了起来,用草绳子一挥,那些石块都活了起来,果然是一群羊。这就有了“叱石成羊”的传说。至于黄大仙何以会到香港来成神,香港人何以这么敬仰黄大仙?我就不大明白。我只能说,在香港,和黄大仙最邻近的只有我。黄大仙也可说是真不二价的“金华佬”。
先父因为受了那一场科场中的打击,叫我们永远记住自己是金华人。一九二七年,先父逝世,我替他编了年谱。依曹氏宗谱的序列来说,曹彬(北宋初年下江南的名将)乃是我们的远祖,有宋太祖的敕书为证。但我动手考证,便知道这一传说是靠不住的;曹彬有八个儿子,何以我们宗谱上并不写明,哪一个儿子是我们的先人呢?后来才知道这份皇帝的敕书(武惠王),是从金华东乡另一曹家买来的。倒是那位写《红楼梦》的曹雪芹,才是曹彬第三个儿子的后代。我们的祖先,并不是河北人,而是山东人;有一旁证:我们自称“我”为“俺”,这是山东话;而“来往”的“来”,读若“离”,这也是山东话。不过,我的远祖,并不是直接移住浙东,而是移居了苏北泰州;到了明代,游宦金华,才在洞井住了下来。因此,洞井曹家,和金华的曹宅曹村姓曹的并不同宗。明末清初,有一位大说书家柳敬亭,他倒是和我们血缘最相近的曹家人,也是我一生最敬仰的族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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