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中外经济学名家演讲实录.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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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中外经济学名家演讲实录》为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系列”第四辑,收录了2004—2013年国内外经济学界名家关于经历领域各项重点或热点问题的论述,内容涵盖金融市场与金融政策、经济增长与波动、国际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汇率及开放经济政策、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及政策、人口与就业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等诸多方面。相信本书对希望理解正在经历快速变化的全球经济以及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姓氏的读者具有重要参考作用。

编辑推荐
《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中外经济学名家演讲实录》用最精炼、朴实的语言,阐释中外经济学名家思想。
  内容涵盖金融市场与金融政策、经济增长与波动、国际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汇率及开放经济政策、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及政策、人口与就业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等诸多方面。

作者简介
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英国Leeds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和法学学士。曾赴美国哈佛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英国发展研究院访问研究。曾在英国Leeds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任教,是英文杂志China Economic Journal创始主编。研究兴趣主要在开放宏观经济、农业经济、经济史等领域。

目录
一、金融市场与金融政策 5
二、经济增长与波动 48
三、国际经济及经济全球化 88
四、汇率及开放经济政策 132
五、农业及农村经济 182
六、发展问题及政策 225
七、人口与就业经济学 272
八、公共经济学及其他问题 303


文摘
美国总统大选及中美关系

埃利奥特•费尔德曼(Elliot Feldman)
(2012年11月)

2012年11月15日晚上,在中关村文化大厦20层报告厅内,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联合举办的主题为“美国总统大选及中美关系”的研讨会如期举行。研讨会由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余淼杰副教授主持,哈佛大学的埃利奥特•费尔德曼教授作了主题演讲。以下是演讲的主要内容。

在美国总统竞选的过程中,反华言论盛行,中国甚至成为了美国的对外政策以及贸易政策的代名词。尽管两位候选人都认为美国今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和中国的关系,但在他们的辩论过程中似乎都没有想好把中国当做朋友还是敌人。对于这一现象,费尔德曼教授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对美国大选的结果以及其对中美关系未来4年的影响做了诠释。
费尔德曼教授认为,美国总统竞选过程中的反华言论盛行是将国内矛盾向国外转嫁的结果。在此期间发生的贸易和投资摩擦都不是因为表面上的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国家安全或失业问题等,而是由于中国的不断发展给美国带来了威胁,而此时此刻的美国确实需要借助一个由头把国内的矛盾转化到国外去。就像在冷战期间,美国政治家之间从来不会讨论采取如何的方案能够使美国和苏联更好地相处,而是在互相比较谁能对苏联更狠一点;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就曾经尝试用经济腾飞的日本取代苏联,转嫁国内矛盾;更有甚者,“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找到了一个新靶子,一个没有国界的敌人——恐怖组织;而现在,又轮到了中国。在这次竞选中,两位候选人在关于对华政策的辩论中,方向是一致的,焦点就在于谁上任之后可以在外贸上对华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对此,费尔德曼教授播放了罗姆尼和奥巴马竞选过程中两次辩论(第二次和第三次)的视频,并对两位候选人的一些观点提出了质疑。
在两段视频中,奥巴马和罗姆尼在贸易问题上的反华情绪都很明显,二者关注的问题也很一致,比如失业、汇率和清洁能源。但这些冠冕堂皇的观点背后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或者这些辩论的意义就在于给竞选增加点谈资而已。比如在失业率方面,罗姆尼说由于中国的倾销,美国制造业在过去4年中失业率提升了一倍。费尔德曼教授对此表示质疑,因为过去4年全球经济都在经历金融危机的洗礼。同样在失业问题上,奥巴马指出,他在任期间对轮胎案的处理挽回了1 000个就业岗位。对此,费尔德曼教授幽默地指出,没人知道那1 000个岗位在哪儿,因为美国进口的轮胎大部分是美国的在华工厂生产(由于中国劳动力便宜,很多美国公司都到中国来设厂,然后将产品再运回美国销售),但奇怪的是也没人对于该问题进行深究。对此,Peterson国际经济研究中心做了一个测算,假设该失业问题成立,美国在轮胎上征收关税给消费者带来的负担为11亿美元,平均每个失业岗位要为100万美元的税收负担负责。
在汇率方面,罗姆尼在第二轮辩论中说如果他有幸成为总统,那么在他的任期中,他会找到合适的时间和理由指认中国是“货币操纵者”,并据此给予中国相应的贸易制裁。费尔德曼教授认为这一观点是可笑的:一方面,美国政府无权干涉汇率问题,更无权以汇率操纵为由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汇率问题理应由IMF处理);另一方面,中国并不是汇率操纵者,将货币和美国挂钩(况且还不是完全挂钩)只是一种货币政策,说明中国当初制定汇率政策时押注押对了(看空美元),如果现在美元升值而非贬值的话,汇率操纵一说就不会存在了。
在能源问题的处理上,奥巴马更是因为实施了1974年贸易法的第421条(应用于轮胎案)和1950的国防生产法案的721条(应用于风场案)而被称为是有史以来贸易问题上对华态度最强硬的美国总统。轮胎案前面已有涉及,下面介绍一下风场案。在今年9月28日(也就是第一轮竞选辩论之前),奥巴马引用1950年的国防生产法案,以侵犯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三一集团收购俄勒冈州海军设施附近的风场。尽管两年前奥巴马访华时曾和胡锦涛主席达成中美两国在新能源技术(尤其是太阳能和风能领域)方面的合作协议,尽管三一集团已经成功入驻该风场并和邻近的海军设施工厂达成协议,美国政府依然将其赶出,且没有支付任何赔偿。另外,在太阳能方面,奥巴马也采用同样的态度。费尔德曼教授指出,美国指控中国太阳能电池倾销,将中国生产的太阳能电池拒之门外这件事是极具讽刺意味的。
在第三次辩论中,罗姆尼就明显收敛了火力。费尔德曼教授指出,罗姆尼在竞选中的失势并不在飓风之后,而是在第二次辩论之后,他提议的过激的对华政策使得民众以及厂商认为他的上任会使得美中贸易大大转向,这大大增加了未来经营的不确定性。在第三次辩论中,罗姆尼对于中国操纵汇率这件事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在第二轮辩论中,罗姆尼说如果他有幸成为总统,那么在他的任期中,他会找到合适的时间和理由指认中国是“货币操纵者”,并给予贸易上的制裁。
现在大选尘埃落定,奥巴马连任。展望未来4年,费尔德曼教授认为贸易争端会增加,美国会出台更多的法案来阻止中国产品“倾销”,但贸易问题远没有总统竞选辩论中提到的那样重要(调查显示,在竞选期间,大多数选民都认为“贸易”是中美之间最重要的事情,可见两位候选人已经成功将矛盾转移了)。当务之急,费尔德曼教授认为美国总统最先要面对的是国内的财政悬崖,接着是移民问题,最后才是贸易。在太阳能电池问题上,美国肯定不会从中国进口太阳能电池了,但是关起门来,美国国内最大的太阳能电池制造厂就是中国人设立的,阻止贸易的意义何在?
最后,费尔德曼教授总结说,未来4年中美两国之间既互相竞争又相互依赖。一项调查也显示,中国人和美国人互相欣赏,都承认彼此有相像之处,但是并不彼此信任。美国人和中国人都把对方看作是贸易伙伴,但是价值观和世界观不同。现在可以预见的是,相对于罗姆尼,奥巴马更愿意平衡亚洲和世界的利益关系,在竞选时的任何反华言论和行为均可以被视作转移国内注意力的工具。



21世纪政府所面临的挑战

唐纳德•F. 凯德尔(Donald F. Kettl)
(2010年3月)

2010年3月17日,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唐纳德•F. 凯德尔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发表了题为“21世纪政府所面临的挑战”的演讲。以下是演讲的实录。

对于21世纪政府所面临的挑战,我们应该关注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个是关于政府管理方式的问题。追溯漫长的管理学历史,我们会发现人们总是通过边缘界定,即建立专门解决某类问题且责任明晰的各种机构来达到组织、控制及解决问题的目的。然而,这在现实生活中给我们带来了挑战:越来越多的问题不受制于现有的界定。通常情况下,我们以程式化的步骤来解决问题:先界定问题的边缘,再创造组织来承担责任,在所界定的范围和所创造的组织中,通过专业分工,针对性地解决问题。比如,我们通常训练各种专家,给他们界定各自的范围,赋予他们自主权,以解决各类专业问题。但是这种模式对某些问题并不适用,在此情形下,政府管理方式又将何去何从?第二个是普适性问题。比如,美国目前所面临的难题到底是特例,还是具有普适性意义?同样,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究竟是中国特有的,还是具有共性的?上述两个问题中,第一个侧重于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论;第二个则是一个学术问题,即社会问题的根源为何,是否具有普适性,是否可以通过分享经验得到可能的解决方案。探讨这些问题不仅是为了了解美国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同时也是为了挖掘这些困境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之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主要关注政府面临的三大挑战:边缘界定的不适用、政府规模与所面临问题之间的不匹配、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1.边缘界定不适用
回顾管理学的历史,我们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管理者?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训练将有可能使一部分人比其他没有接受训练的普通人具有更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有人被训练成为金融管理者,有人被训练为公路建设者,还有人被训练为航空、交通管理者。随着工作的复杂性不断增强,训练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我们不可能从街头随意找一位路人承担极其复杂的工作,并指望他能够表现出色。行政机构存在的意义在于,能够以有效的、有针对性的方式处理和解决极其复杂的问题。一般而言,政府处理问题的过程包括以下三个步骤。第一步是问题定性,比如建造一条高速公路,或者让飞机安全着陆。第二步是分配责任,比如航空交通管理员的工作就是使飞机安全着陆。第三步是审查结果。首先培训专业人员,然后进行责任分配,最后根据结果来对问题解决情况做出评判。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以界定问题为基础的。但现实中我们面临的问题往往不受制于既定的边界。我们以2005年袭击美国新奥尔良州的卡特里娜飓风为例。新奥尔良州的卫星图显示,不同地区的灾后景象截然不同。卫星图的一边是绿色的,表示该地区一切正常;而另一边是黑色的,表示该地区大部分被水淹没。当时,布什总统面临着很大的困境,因为美国民众质疑政府处理这类问题的能力。起初,他派了迈克尔•布朗部长去应对飓风问题,他采用传统的问题界定的方法,结果以失败并被免职而告终。之后布什又委派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上将处理飓风问题。他突破了传统的方法,首先弄清当时需要解决的问题后,尽可能从各方获取一切可以解决问题的资源,并最终取得了成功。
当问题出现时,美国人通常的反应就是重新界定问题边缘。在问题无法解决时就重组政府,为寻找对策争取时间,这几乎是美国的一个传统。但仅仅通过重新界定边缘,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在卡特里娜案例中,飓风的行进路线与各个政府管辖区域的边界线非常相似。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同样受到飓风袭击,不同区域的政府应对的策略也不同,进而使得结果也大相径庭。可能有人会建议重新界定政府管辖区的边界线。但是,又有谁能够保证,下次的飓风就不会沿着新的边界线行进呢?
可见,没有一个单独的组织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和矛盾,这对传统的边缘界定理论形成了重大挑战。这也是21世纪各国政府所共同面临的挑战。
2.规模不匹配
21世纪政府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政府规模与其面临的问题之间的不匹配。一方面,没有一个政府有足够大的规模以解决全球性问题,如金融危机、温室效应等。美国社会学家Daniel Bell(1988)指出,政府的规模对于一些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而言往往太小。没有高效的国际机制来解决资金流动、失业、贸易不平等问题。比如,在金融危机之后,冰岛的民众拒绝向外国投资者支付35亿欧元的补偿,致使英国的一些民众无法收回自己的投资资金,而英国政府也无力让冰岛偿还债务,最终只能将其列为“恐怖主义国家”而草草了事。另一方面,对于一些生活中的“小事”而言,政府的规模又太庞大。例如联邦政府无法应对复杂多样的地区性问题。当涉及天气预报、交通规划、职业发展、公共健康等民生问题时,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政府能够与居民建立更好的联系,以此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能力。
采用何种政府组织形式及建立多大规模的政府,也是现代政府面临的挑战之一。
3.信息不对称
当政府职能的边缘界定问题以及合适的政府规模问题得到解决后,政府间仍然存在能力和效率的差异。信息不对称是导致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比如金融危机后,美国提出了近8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通常,美国民众只知道这个刺激计划的存在,但他们却不清楚它具体是什么,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美国政府的相关机构也只是发表了一些声明,希望公众能够信任这个刺激计划的执行方案,但也无法给出明确的答复。其结果就是,公众对于政府缺乏信任,只能通过最终结果来了解这个刺激计划。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方法通常是增加政策的透明度,追踪执行情况以及有效评判最终的执行结果。但是这又引发了三个新问题:(1)什么样的机制才算“透明”?(2)即便我们能够追踪执行情况,是否有合适的反馈机制来左右决策的执行?(3)即便明确由某些机构对最终结果负责,过程中若出现不可控的系统性风险,那么责任又该如何归咎?
因此,如何妥善解决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也是现代政府面临的挑战之一。
4.总结
尽管从边界、规模和信息这三个方面来考察未来的政府似乎有些抽象,但对于解决政府面临的问题,我们的确有切实可行的步骤可循:首先,锁定问题;其次,明确解决问题的资源来源;最后, 有效运用资源解决问题并追踪其使用效果。找到并解决问题是所有政府共同的目的和存在的意义,这也是中美政府可以相互理解、共同合作的一个基点。针对以上提出的三个挑战,相应的解决方案是:第一,加强政府间合作;第二,明确各国政府承担的责任并通力合作;第三,政府要为民服务,用信息的公开、公正换取民众的信任,从而获得真正的行政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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