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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梁漱溟是现代中国著名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本书从“自述”、“我的自学小史”、“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回忆乡村建设”、“梁漱溟先生述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之工作”五个方面介绍自己的成长过程、人生经历和思想形成,通过他的人生实践,使读者具体感受其做人的品格、一生的追求和境界。他一生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他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又赋予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概念以本体论和近代生物进化论的意义,认为“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

编辑推荐
梁漱溟是中国最后一位儒家、国学大师。这本自传讲述了他个人的成长经历,是如何通过自学成为“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成为一个有见地、有骨气、有深厚学养的一代大儒。
梁漱溟早年投身辛亥革命,后来他转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路向”。他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形态,必须从乡村入手,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并积极从事乡村建设的实践。20年代他曾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菏泽和邹平办高中、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编讲义,担任教职,凡事亲力亲为。直到晚年,九十多岁高龄仍然著文、演讲,继续宣传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他与山东邹平有着不解之缘,并在遗嘱中表示把自己的骨灰安放于邹平。
梁漱溟同情并敬重中国共产党改造社会的精神和为之进行的努力。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两次访问延安,与毛泽东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次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全国解放后,他为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的形势所鼓舞,并对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同时,他以“帮助共产党认识旧中国”为己任,做共产党的诤友。虽然屡受误会和打击以及不公平待遇,但他却不畏权贵,用一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来作答,始终表现了矢志不渝的高尚节操。他曾在对联中写道:“情可无言喻,文期后世知。”“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也同样真实地表达了他的内心世界。

名人推荐
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在梁漱溟身上看见了甘地。
著名学者林毓生认为,梁漱溟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 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是构思宏大的社会改造试验,尝试将西方现代化的优点与中国文化的优点融合起来,为此进行了积极而可贵的探索。

作者简介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广西桂林人,1893年生于北京。1911年毕业于北京顺天高等学堂。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
梁漱溟早年参加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支部,主办天津《民国报》任编辑及外勤记者。1917年,任司法部秘书,同年以《究元决疑论》一文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所赏识,被邀往北京大学任教,至1924年止。1921年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一举成名。1924年辞北大教职,至山东办曹州中学高中部及重华书院。1925年因时局变化返北京,从事私人讲学。1927年,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翌年,于广东开办乡治讲习所,宣讲乡治。1929年,至北京、江苏、河北、山西等地考察乡村工作,旋参与梁仲华、彭禹庭等人所筹办之河南村治学院,任教务主任,并接办《村治月刊》。梁漱溟受泰州学派的影响,毕生致力于东西文化问题之探讨与乡村建设工作,并取得可以借鉴的经验。著有《乡村建设理论》《人心与人生》《社会主义粹言》《印度哲学概论》《唯识述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究元决疑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国之地方自治问题》《自述》《梁漱溟教育论文集》《东方学术概观》《勉仁斋读书录》等。

目录
自述
我的自学小史
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
回忆乡村建设
梁漱溟先生述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之工作

文摘
自述(部分)
二十三年一月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讲习会讲演

日昨曾说明本院开办讲习会之意义,并非欲在此短时期内传授诸君以知识技能,赶着应用,一如普通之速成班;本院的意旨是因为吾们皆身在问题中,又生于问题最严重之中国,吾们聚合一处,商讨吾们的问题,找出路子,解决烦闷。
今日所讲之内容将先说明我自己,在说明我自己时最可使诸君明白上面“解决烦闷”之意。今日所讲与日昨所讲实相连贯,诸君如已经看过我所发表的文字,其中有两篇皆是说明我自己的。其一即《如何成功今天的我》,见《卅后文录》(商务印书馆发行)。此文系民国十七年在广州中山大学的讲稿,在此文中我曾说明,外间对于个人,往往有许多不同之猜测,以为我为一学问家、哲学家、国学家或其他专家,仿佛看我为学问中人;其实我并无学问。我省思再四我自己认识我,我实在不是学问中人,我可算是“问题中人”。如果有人问我,我现在何以有一点关于哲学、佛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各方面的知识?何以在社会中的有此地位?我的答复,乃是由于问题逼出来的。我当初并无意于求某一方面的学问,或者是哲学,或者是佛学,乃至于政治学、经济学等等,而结果则都知道一点,其所以致此者,问题逼之使然也。当初我亦无意于社会中如何做哪种事业,成就一种地位,而结果能做点事业,有点地位;其故无他,亦问题逼之使然也(看下文自明)。
最近我有《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的出版,此书系汇集我在《村治月刊》各期内所发表之论文而成。其中第一篇《主编本刊之自白》一文也是表白我自己,说明我自己所以成为今日的我,所以主编《村治月刊》的原因,无一非问题逼迫我,不得不如此也。诸君如已看过这两篇文字,皆可以了解我;但我在今日讲辞中仍愿为诸君说明我自己。
因为本院招收讲习会会员时,曾嘱诸君先写一篇《自述》,俾本院同人对于诸君有一了解;以故我亦应为诸君叙述我自已,使诸君对于我亦得以了解。我之所谓今日所讲与日昨所讲彼此有关系者,意即在斯。以下且先说明我自己。
我之籍贯系广西桂林,我之祖父生于桂林,先父与我则皆生于北京,先母为云南籍。我生于清光绪十九年,今年为四十一岁。我生后身体极弱,较之于寻常儿童皆有不及。六岁时,头目时刻晕眩,有时顿感地动天摇,自己无力支持。医生曾语先父,此子恐难永年,殊可忧也。
八岁时,入北京中西小学堂,此处系北京最先设立之小学堂。入中西小学堂后,即读西文ABC……与教科书等;所可惜者,西文程度迄未见好耳。此中最可注意者,即我从小时候即读教科书,未尝致力于中国学问,读《四书》、《五经》等等。大约凡与我年相若之友朋,类皆读过《四书》,而我则始终未之读也。我之所以从小时候即入学堂读教科书,实因先父之思想趋向“维新”,不欲我讽诵古籍也。
小学未届毕业,即入顺天中学(北京原为顺天府),十九岁时中学毕业。我之受正式教育的时日,即止于此。此后即未能再受正轨的教育,入较高的学校求学。因此之故,诸君或可明白我不够讲学问,亦无学问可讲。良以讲学问必须具有相当的条件与工具。讲中国学问,非知道文字学(即小学)、经学等不可;讲西洋学问,西文不具备相当之根基,亦实不可能。兹二者我皆未尝下过功夫,我又何能讲中国学问或西洋学问?我当初所受的教育,如此浅薄,讲学问的工具,如此不够用,而一般人视我为学问家,目我为学问中人,宁不可怪?然我对于种种学问又似乎都知道者,实即上文所说,问题逼之使然也。我所知者,实是于不知不觉中摸索得来,当初自己并未能料到,乃是误打误撞而来,自已实未尝想到学问究属何事也。
某年,应清华大学之请,作短期讲课。当时梁任公先生介绍我说“梁先生(指我)家学渊源”,我即刻声明,我实在缺乏学问,更谈不到家学渊源。但从别一方面言之,我之一切,受先父所影响者,却又很大。所谓渊源,无宁谓之为性情脾气渊源之为愈也。因此之故,在未说明我自己之前,又不得不先说明先父之为人。
先父为人,天资并不算高,只是太认真,太真实。此点由其思想上可以看出,先父有他个己的思想。本来,为人子者,似不该用批评的口吻,纵论其父若祖;但欲诸君了解我,与了解先君之为人能清楚计,又不得不尔。征实言之,先父之思想,原是浅薄,但他有思想。所谓有思想,即是肯认真,以为这样是对,那样则是不对。他有主见(即是思想),所以有主见,因为他肯认真。徒以天资不高,虽有主见,而所见者甚单简耳。
最可怪者,先父之思想,实与西洋思想相近。他实在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他时时持有一个标准,而依此标准评论一切。他所持有之标准,即是“有用处”三字。他批评世间一切事,有用处即是好,无用处乃是不好,此点仿佛与詹姆士(James)、杜威(John Dewey)等之思想相近——所谓实用主义。他自己虽也曾读书中举,但他最看不起读书人,最看不起做文章的人;因为读书人不中用,因为文章亦不中用。依之,读书人要不得,文章亦不必要。他最不惯看人做诗词写文章,他时常叹息痛恨中国国事为文人所误。一个人如果读书中举,便快成无用之人,如再中进士,点翰林,则更将变成废物而无用。
先父思想之所以如此者,不外下列数种原因:其一,由于他的天资不高,所见未免着重事物,稍涉虚渺处即不能知之,于是所见者皆甚单简。其二,由于当时之社会国家情势,予先父以莫大之刺激与影响。彼时正在曾、胡用兵之后,开出崇尚“事功”的风气,与在乾隆、嘉庆时中国的风气,正是讲汉学者不同。讫于光绪中叶,国际侵略日加;甲午一战,关系尤大。在在使先父感伤国势之危殆,问题之严重,不能自已。同时先父又看到西洋各国之强盛,事事有办法、有功效、有用处,而反观中国,则一无办法,事不见功效,人又无用处。先父之倾向于维新者,实即其人感情真挚,关切国事,及其一种实用主义哲学,主张务实不务虚之故。唯其如此,故不令我读经书而使我入学堂也。
以下须转归说明我自己。我自己的性情与脾气,颇多相似于先父之处。先父天资不高,我自己亦甚笨。我越幼小时越笨,此点诸君或不肯置信,而实则我自己反省时确确如此也。在我说明我自己时,仿佛我站在旁边看我的为人,全是客观的态度。用好字样讲自己的好处时并非夸大,用不好的字样亦不是谦虚,此点最盼诸君能加留心。
我为人的真挚,有似于先父。在事情上认真,对待人也真诚。即先父之视我,亦自谓我与他相似。当我十七岁时,先父曾字我曰“肖吾”,于此可见。在今日我自己反省时,我感觉到我的所以如此者,无一不是由于我的性情脾气所造成。诸君能了然于此后,请进而言事实。
吾人幼小时,心胸中空空洞洞,势不免于先入为主。况加我之性情脾气既同于先父,于是先父的思想,乃成为我的思想。先父为一实用主义者,我亦随之而成为一实用主义者。我入中学时十四岁,国文教师教我的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我最不高兴。国文讲义,我向例不看,尤其不喜欢空洞的议论,如苏东坡之万言书。至若《庄子》上的文字,更叫我头痛痛恨。因为《庄子》上的文字,富有哲学意味,玄妙极顶。类如“此一是非,彼一是非,是是非非,非非是是”,实在是故示玄妙,完全骗人误人的东西。所有《庄子》、《老子》一类书,我全不以为然。其他如古文、词章、文选派之六朝文章,我无一不厌恶。我从来没有在国文上下过功夫,由此种至狭隘之见解中,亦可以看到我之愚笨为何如,我之认真为何如。此种狭隘之见解,二十余岁以后,才渐次解放。我所有的这半生中,变化极多,许多事从前与日后完全不同样,俨若两人。这在我当初实不及料。在今日我反省过去,我却有以下之“四不料”,其第一不料,即当初最反对高玄最嫌厌哲学,却不料以后反到大学中去讲哲学,致为人目之为哲学家也。
我的至狭隘之见解,几经变化才得逐渐解放。第一次发生变化时,即在顺天中学。同学中有郭君其人者,年长于我两岁,在校中则较我低一班。此君天资极高,彼时不过十八九岁,专看《佛经》、《易经》、《老子》、《庄子》等书,因为我们不同班,不多往来。某日,在校内假山上遇见,乃相偕攀谈,我述我的思想,我说我愿为社会为国家做一番事业,慷慨陈词,自命不凡。郭君笑而不以为然。彼所以语我者,认为我即是想做事业,自己必须先有身心的修养。我语之,我亦看《理学宗传》、《阳明语录》等书。彼又语我,吾人必先将世间之得失成败利害等等,看来无动于衷,由此方可有大无畏之精神,不因稍感挫折而遽尔心灰意懒。如果以我如此之拘谨、狭隘、呆板,专讲有用之学,实不能成大事。必须先明白了很高之学问,日后才有办法。郭君一席谈话,打动了我的心肝,因为这些话无一不是就我当时的思想而加诱导的。自此之后,我不时与他亲近,不时相与往还。他最爱讲谭嗣同之《仁学》,郭君每为我讲时,我即记录其说话。我不敢认他为同学,乃尊之为郭师。每日课后即前往就教,他讲我听,且一一记之,在记录之簿本上题名为《郭师语录》。由此亦不难看出我之认真与愚笨,但好处即在于愚笨与认真。因为愚笨,思想的过程,不能超过他人先走一步,必须走一步后,碰着钉子,乃又反省、转移、变化;“每一步皆是踏实不空,以后又继续追求,向前走去,追求时碰着钉子,乃又反省、转移、变化”,以故我此生时时在变化中。因为有变化,先前狭隘之见解乃得渐次解放,不敢谓佛老为绝无道理矣。以上可说是第一次的解放。
第二次的变化,亦即是第二次之解放,乃是从人生问题烦闷中发生厌世、出世之思想而转变了我之为人。关于我的所以发生厌世思想种种,说来话长,非在此短时期内所可言之无遗,《卅前文录》(商务印书馆发行)有《究元决疑论》一文可以参看,此篇文字系一出世主义之哲学,今日不必在此再赘言之。原其所以然,盖由三层原故:一、感情真挚易多感伤感触,佛家所谓烦恼重。
事功派的夸大心理易反动而趋消极。
三、用思太过,不知自休,以致神经衰弱而神经过敏。但在主观上则自有一套理论,持之其坚且确。因为发生厌世思想,则根本否认人生,更不再讲实利,于是以前以狭隘实利主义乃大解放矣。
我的看佛学书,是自己已经先有了与佛家相近之思想,而后才去看佛学书。我看任何书都是如此,必是自己先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些思想,而后再参考别人的意见。从未因读书而读书。看西洋哲学书亦复如此。友人张崧年(申府)先生以我之思想与叔本华之思想相近,于是乃将叔本华之著作与相关之别人著作介绍给我,这是我看西洋哲学书的起缘。总之,我自己必先有问题与思想然后才去看书。如此展转,如此过渡,如此变化,乃成为今日的我,乃有今日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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