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中国教育.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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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本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严谨的结构,记述了作者在中国教育改革之路上的成功和失败,目的在于让中国的家长、老师、学生以及更多关注中国教育的人们明白,在当今的中国为什么改革如此重要,以及它是如何一步一步成为现实的。作者通过“耶鲁之路”“从北京开始”“新的旅程——深圳”“筑梦”“回到起点”“重拾信念”“教育新实践”“体验创新——以色列之行”“中国创新阶段的未来”等等,从中发掘到关于教育的真正意义。本书对进一步推进中国教育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编选编了被誉为“全世界教育之父”的安德里亚斯•施莱歇尔教授(Andreas Schleicher)写的推荐序言,附录北大附中、清华附中、深圳中学以及部分国外留学生给作者来信。

编辑推荐
被誉为“全世界教育之父”的安德里亚斯•施莱歇尔教授(Andreas Schleicher)写序推荐

一位耶鲁毕业生教你如何考上国际名校
讲述发生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深圳中学创新教育的故事
培养中国创新一代的成功探索
全国各大媒体为何对该书争相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专版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夫人米歇尔在北大的演讲似乎在为《创新中国教育》热市:
美国总统奥巴马夫人米歇尔•奥巴马22日在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发表演讲,她鼓励更多学生通过留学改变人生。她说自己出生于工薪阶层家庭,甚至从未想过留学。她引用中国古语“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鼓励美国学生来到中国、中国学生走出国门,开阔自己的视野,增长见识,“出国留学,你们不仅在改变自己的人生,也在改变你们所遇到的每个人的人生。”
米歇尔说,奥巴马总统提出的“十万强”计划增加了留学中国的美国学生数量和多样性。她说,我们正在进入公民外交新时代,留学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强大工具。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仅是政府或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人民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

媒体推荐
世界最著名的教育家Andreas Schleicher是如此评价《创新中国教育》的:

“在中国,我结识了许多的教育工作者,他们认可并信奉这样的目标,许多的学校也依然在努力尝试着将其付诸实践。在这其中已经有所建树,并一直给予我最深刻印象的是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国际部。相信这本书的读者,能通过作者书中的亲身经历,了解到他们是如何进行实践并达到目标的。在探索未知世界的同时,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也将世界带入了中国,为中国的下一代,将纯粹复制学科内容的教育改革为培养学生实际生活能力的教育;将为国家服务的教育转变成为全球与当地社区服务的公民教育;将为考试而竞争的教育转向加强学生能力培养的教育;将情景价值观的教育——我将做现实环境允许做的事情——更新为可持续价值观的教育。相信这样的教育将能帮助中国的下一代更好地进行协调适应——带着无限的可持续性,将一个失衡的世界归于平衡与和谐。”

作者简介
江学勤,加拿大籍华人,毕业于1999年耶鲁大学英国文学专业,曾任联合国驻阿富汗官员。于2008年应时任深圳中学校长王铮的邀请,建立深圳中学出国体系,并担任深圳中学校长助理;2010年王铮校长调回北京担任北大附中校长,江学勤又应邀建立北大附中国际部,并担任北大附中校长助理/国际部主任。
作者经常接受国内、国际各大媒体的采访,并在《人民日报》《CNN》《BBC》《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报刊发表文章。系《纽约时报》中文网站教育专栏作家。

目录
写在前面的话 /001
序言 /009

第一章 耶鲁之路 /013
第二章 从北京开始 /029
第三章 新的旅程——深圳 /044
第四章 筑梦 /059
第五章 回到起点 /075
第六章 重拾信念 /094
第七章 教育新实践 /108
第八章 体验创新——以色列之行 /124
第九章 中国创新阶层的未来 /143

附录:学生来信摘编 /171

文摘
第四章 筑梦


2008年我刚到深圳中学不久后,在9月下旬的某一天,我面试了每一位想出国留学的学生。其中有个学生叫孙中靖,他是一个只要一傻笑就会露出牙箍的高个子高一男生。
“你为什么想出国?”我问孙中靖。那是某个周五下午的1点10分,之前我已经花了一整个星期问学生们一些基本的问题,然后不断得出相同的答案。甚至孙中靖还没有开口,我就已经可以猜到他的回答:他想出国是因为他不喜欢中国填鸭式的高考教育体制;或者是,因为他的父母觉得一个常春藤的学位能让他在华尔街找到一份好工作;又或者是,因为进入一个好的美国大学比进入一个好的中国大学更容易;再要么就是因为这所有的原因所以他要去美国读大学。
“因为我想当一名厨师。”孙中靖傻笑着,露出了他的牙箍。
“你想当厨师?”我斜着脑袋,扬起双眉饶有兴趣地看着他,“让我来理清一下思路。你想要你父母在这四年里,每年花50 000美金供你学一些每年最多只能挣1 000美金,而且有一半中国人不用学就已经会了的东西?如果你想当厨师,为什么不直接去找个师傅跟着学?为什么你要去美国学当厨师?”
“我想当一名好厨师。”孙中靖继续露出他那经典笑容。
那天夜里,孙中靖傻笑的样子不断在我脑海里出现。没错,他的想法和他的笑容一样傻气,但至少那是他自己的想法,而不是他父母的。至少当他的同学们都习惯走爸妈为自己早已铺好的路、随波逐流的时候,他还保有对学习和生活的热情。至少,他没有想当一名理发师嘛。
第二天我找到了孙中靖,“你真的想当厨师?”我问他,“你确定?”
“是的,我一直都想当厨师。”孙中靖回答,“我从小就开始这样想了。”
“为什么?”
“我觉得烹饪是一门艺术,就像舞蹈、音乐和画画一样,是一种表达自我的方式,它也能让我为身边的人带来快乐。”
“我不知道你有多认真。”其实我心里很想拒绝我所听到的一切,“不过我这有个机会能让你向自己、向我证明你到底有多认真。我要开一家由学生管理的餐厅——你有兴趣吗?”
“算我一个!”
“就这么定了。”我说。
当我告诉王铮我想建立出国体系的时候,我就清楚团队的重要性。一方面是因为我听说许多美国大学的招生官大都认为中国学生缺乏团队合作能力。但另外更重要的是我认为自己之所以屡遭失败,正是因为我从没有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上学对我而言就是一项独立的活动,而我正好擅长考试与写文章。但生活终归是由一系列需要与人协作才能完成的活动组成的,可是学校教会我的,却是我可以忽略那些分数比我低的人。我不希望学生们再走我的旧路,所以我想在深中多开设一些能提升学生团队合作能力的活动。
为了满足他们广泛的兴趣,我开展了三项活动:为有志成为企业家的学生创建了一个由他们自主运营的餐厅;为希望成为作家和记者的学生创办了一个中文日报社;为想提高英语写作能力的学生创立一份英文月刊。
这些活动之间其实都有着共同点。首先,它们极具挑战但费时耗力,所以学生们必须要通力合作才能成功。其次,这些活动都有及时的反馈机制:学生可以通过餐厅的收益来评估自己的表现;刊物的发行量则能考核学生在日报和月刊的投入与专业度。最后,如果学生在这些活动上投入越多,他们对这份工作就会愈发熟悉、擅长,而这种擅长是永无上限的,因为所有这些活动都没有给学生设定具体的目标。
起初,我以为自己能猜到哪个活动会办得最成功。我认为最快见效的肯定会是餐厅,因为人人都没法抗拒金钱的魅力。他们越努力工作,赚的钱自然也就越多。而日报,因为投入大却没有薪酬——所以我觉得它的成功率极低。尽管这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事实却是日报很快就在学校内名声大振,而学生餐厅反倒是困难重重。
学生餐厅遭遇挫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低估了开办一家餐厅的难度。我们才发现原来开餐厅是需要政府颁发营业执照的,可卫生局不愿意为我们发放执照。所以,我们打算改开一家咖啡屋。“不过这里没人喝咖啡,”孙中靖告诉我,“我们都只是高中生。”
“那我们就做饮料。”我说,“在西方,咖啡屋是一个为有创造力的人群提供思想分享与交流的地方,就像论坛一样。深中的咖啡屋也应该是这样——一个能让学生们自由畅谈、讨论想法,一个满载创意的地方。我们提供这样的服务应该会挣不少钱。”
为筹建咖啡屋,我把24名学生分成了三组。第一组负责咖啡屋的设计和装修,为此他们几乎走遍了深圳和香港的所有咖啡馆;第二组负责提供服务,因此这些学生都分别到深圳不同的咖啡馆或餐厅里当实习服务员;第三组负责做果汁饮品,所以我们也专门邀请了专业的厨师到学校为他们培训。而整个过程中,三个组的学生需要一起协作,对筹建、运行咖啡屋的成本开销做出一份预算。
“学校会出资把咖啡屋建起来,然后免费租给你们——但是你们得自己买家具和冰箱这些设备。”我告诉他们,“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投资咖啡屋,而资金投入的多少则会决定你们今后的投票权和利润份额。”
尽管办咖啡屋是经学校批准筹办的活动,但我还是想让这个活动尽可能地贴近现实,所以我打算让学生们自掏腰包。投资的风险会鼓励他们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活动中,就像那群出国的学生因为自己付出了辛勤的汗水,所以会对出国留学中心备感珍惜一样。
可是学生们不愿意投入自己的零花钱。
“嗨,我们只是需要你们每人投入几百块钱而已。”一次周会的时候我这样对他们说,“你们参与这个活动是因为你们想成为企业家。而企业家们都清楚,要赚钱首先就得先花钱。”
我意识到学生们不想投资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咖啡屋没有信心,其实这也正常。眼下咖啡屋的建设比原计划滞后许多。理论上在2009年2月就应该完成了,可到了4月仍旧没有竣工。我们必须要抓紧时间把屋子尽快建好了,只有让学生们真正地走进现实中的咖啡屋里歇息闲聊,才能唤回当初他们对建立咖啡屋的那份热情。可是无论我和设计组的学生们一起投入了多少时间,他们的方案要么过于复杂,要么成本太高昂。我感觉他们似乎认为自己是在上一门艺术实践课,而不是真正地在做一份商业装修计划。“我们在创建的是学校的咖啡屋。”我没好气地说,“而不是利兹卡尔顿的顶层套间。”我开始觉着有点紧张了。在决定建立国际体系后,我和周业然、金小异试着争取吸引更多的学生领袖加入。但是他们好像都在忙着准备SAT模考和自己的社团活动,比如模联和学生会。所以我们三个决定干脆亲自上阵,可我们也发现自己很快就精疲力竭了。除了要拍摄纪录片外,周业然还要管理英文杂志:他负责学生媒体中心的设计与装修,同时还得培训编辑组和记者组的成员们。而我和金小异则忙着张罗外教和行政人员的招聘工作。
周业然和金小异再也没有足够的精力来推动咖啡屋的进展了。三个组的同学成天争论不休,总是学不会平心静气地交流与合作。这种氛围让周业然感觉很受挫,而金小异更是没有足够强硬的手腕能让咖啡屋的同学都听命于她。此时的咖啡屋需要一个能力排众议,雷厉风行的人。
我想,也是时候要找潘芳迪谈谈了。
在找她之前,我对自己的说辞进行了轮番练习,因为我知道要拉她入伙可没那么简单。潘芳迪同学,你想进入常春藤吗?你想帮助深圳中学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先锋吗?你想帮助你的学弟学妹们成为中国未来的企业家吗?想?那太好了,我不得不说你的运气很好,因为现在有个咖啡屋的计划能为你的大学申请增色添彩,能为深圳中学的学生创建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场所,同时还能让你获得宝贵的工作经验。
可事实上,一想到潘芳迪那冰冷的眼神我就打怯。自打第一天起她就不喜欢我,这么些天过去了,她对我的敌意仍是一分未减。可看到她帮助建立出国留学中心时的做事风格,我就知道她是一个有毅力能坚持完成任务的人——她的同学都叫她“超女”。好吧,咖啡屋的计划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急需一位“超女”用她的超能力来拯救它。
在三次深呼吸后,我终于鼓起勇气推开了出国留学中心的门,径直朝潘芳迪走去。
“嘿,潘芳迪,近来可好?”我假装轻松地说着,缓缓走近正坐在沙发上看书的潘芳迪。潘芳迪显得极不耐烦,她不停地调整着自己的坐姿。我知道自己有整整两分钟的时间可以进行演说:其中一分钟是我讲话;而另外一分钟则是开始结巴——就像我在幼儿园时一样。
“我不想和你说话。”潘芳迪头也不抬地跟我说。
“好。”我说完立刻转身离开。
听了我的描述,周业然摇了摇头。
“她当然不会和你说话——她不喜欢你。”周业然幸灾乐祸地说。
“是的,我今天确认过这一点了。”我沮丧极了。
“你接近她的方式不对。”
“去接近一个讨厌我的人,你觉得还可以区分方式的对与错?”
“潘芳迪不需要被说服,我了解她——她是个工作狂。你就告诉她需要做什么就好,剩下的你就安心交给她吧。”
“真的?”我像发现了新大陆般雀跃,“就这么简单?你确定?不需要给她点鼓励吗?你是在说她只是因为喜欢所以才去做事吗?”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
“我觉得这没有道理。”说完我又摇了摇头。
“给我设计稿,我拿去给潘芳迪看。”周业然说。
“那些设计稿很恐怖——这帮孩子觉得自己是在造宇宙飞船。”
“我知道设计稿很恐怖——这才好。我把设计稿交给潘芳迪,然后她会先看。一分钟后,她会开始吐槽这设计稿有多糟糕。三分钟后,她会开始把图纸画得‘祖国江山一片红。十分钟后,她就会撕掉整个图纸,宣布自己来做一份。”
而事实就是如此。潘芳迪把咖啡屋的设计从宇宙拉回了地球。在她的策划下,咖啡屋的内部变成了一个客厅,而外部则成为了一个露天平台,平台正中有一棵遮阴避雨的大树。整个场所既简洁又时尚,很快就成为了深中学生休憩闲聊的好去处,也成为了热爱音乐的同学演奏乐曲的小舞台。直至今日,潘芳迪的咖啡屋依然是深圳中学里最吸引眼球的地方。
看到了实实在在一间咖啡屋出现在眼前,这下学生们开始愿意投入自己的零花钱了。
“我有些朋友想投资,可是不想在咖啡屋里工作。”孙中靖问我:“这可以吗?”
“不行,资本剥削那一套在这里行不通。”我断然拒绝了他,“咖啡屋是大家一起工作的合作社。”
我曾相信利润能让学生团结。可是当他们投了钱后,新的一轮争论又开始了。学生们觉得自己既然是股东,就不该大清早地跑去超市里当采购,不该放学了还得跑来当服务员,而且晚上还得留下来打扫卫生。
“我们想雇民工。”咖啡屋的学生这样告诉我,“如果能够尽量压低工资,我们觉得咖啡屋还是可以盈利的。”
“那我为什么不干脆炒了你们,然后雇一堆民工来管理咖啡屋?”我失望地摇了摇头。
除了潘芳迪和孙中靖,咖啡屋里的其他学生一点都不上心。我努力尝试着去理解他们,毕竟,他们还是孩子。他们有一堆的作业,有旺盛的荷尔蒙,还有SAT考试和大学申请。
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没办法解释发生在日报社里的一切了。2009年的8月,我和周业然建立起了日报社,我们花了一周的时间培训出国体系新高一的学生如何出版一期日报。
“这周末,你们就要发布第一期报纸了。”我告诉学生们。
“那第二期什么时候发布呢?”一个学生问我。
“发布第一期后的第二天。”我无奈地摇了摇头,“所以这才叫日报啊。”
要把学生训练到每天能一起工作,每天能出一份报纸,一周的时间似乎并不够。出版日报甚至比做咖啡屋的计划还要烦人。每天下午4点放学后,所有学生都会聚集在出国体系的媒体中心,开始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讨论第二天报纸的内容。7点前,所有记者要做完采访、收集完故事开始写报导。到了9点,编辑和美编们则开始为报纸的两个版面进行排版,然后在11点前开始800份日报的印刷。第二天早上7点前,他们要到学生媒体中心取报纸,然后到校园的各个角落里分发给同学和老师。
日报是免费发放给深中师生的,这意味着所有的奔波与辛劳并不能为日报社的学生带来任何薪酬。
可是他们不仅在开学第一天就出版了第一期报纸,而且每天都按时发行日报。在第一期的报纸上日期登错了,类似的失误在第一周的报纸里频频发生。编辑们每天凌晨2点才能睡觉,记者和编辑之间也常常争论不止。可就是这一个多月的磨合,让他们彼此间的合作越来越有默契,甚至连记者和编辑都能很好地相处了,这即使是专业的报社也不一定能完全做到。在出版了第一期日报的一个月后,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有人在深中日报的网站上阅读孩子们写的文章。6个月后,日报的学生们又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宣传方式:他们编写并刊登了一份免费的中考指南,为初三的学弟学妹们介绍该如何准备中考。后来,这份指南立即成为了全深圳初中学生的指定阅读刊物。
为什么日报和咖啡屋的效果会差别如此之大?
自从在耶鲁毕业后,我平均一周读一本书,而在建立出国体系的日子里,我每周也会读两本书。我想通过大量的阅读获得更多的新想法,提高管理效率,也希望能参透这场出国体系的实验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现象。有一本书——丹尼尔•平克的《驱动力》,一本简短的关于人类动机的书——让我大受启发,让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不能获得报酬的日报学生愿意努力地工作,而有利益收入的咖啡屋学生却没兴趣干活儿。
要理解这种现象,我们首先要明白为什么我——以及这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会认为奖励能激发咖啡屋学生们的工作热情。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无论在中国还是国外,我们的学习和工作都围绕着奖励而转。我们相信努力工作能挣到更多的钱,我们也相信好好学习可以获得更好的成绩。我们相信,只要工资和考试分数被抽离,所有的工作和学习动力也将不复存在。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该如何解释维基百科和开源软件的存在,还有那些因为人们的无偿奉献才得以发展的事物?我们该如何解释日报学生们愿意在他们的报纸上投入比做作业更多的时间?是什么在驱动着这群人?
在《驱动力》里,丹尼尔•平克有力地论证了这样一个观点:每个人都是由两个矛盾的自我中心组成:自私功利中心,它告诉我们人生是一个零和游戏,我们必须以牺牲他人的物质资源为代价来积累自身的物质资源;道德无私中心,它认为我们是团体中的一份子,团体越强大则意味着我们的生活会越美好。功利中心由类似金钱和权力一类的外界奖励所驱动;而无私中心则受到如对学习的热爱以及团体责任感一类的内在动因所驱动。这两个中心同时存在于人们的大脑中,因为我们需要针对不同的境况运用不同的思维模式。我们时常——但不是永远——在工作和学习时采用功利的思维模式,而对家人和朋友则使用无私的思维模式。可问题是,当这两个中心发生冲突的时候,功利中心总是会压倒无私中心——想想家庭或友谊有时候在金钱面前是多么不堪一击。
在书中,平克分别列举了两个关于功利中心和无私中心的例子。在第一个事例里,有人做过一项实验:举办两个为时一周的夏令营,营员都是一群视画画如生命的小学一年级学生。在第一组中,学生们被允许画一整周的画,而老师们则在一旁给予鼓励与建议。在第二组中,学生们同样画画,但老师们会给予画得最好的、画得最多的学生奖品。结营后,学生们都回到了各自的学校,此后研究人员对所有老师进行了跟踪采访。第一组的老师报告说学生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而第二组的老师则报告说他们组的学生都不再画画了。
“如果我想让学生们画画,他们会要求我给出奖品才肯画。”老师们这样告诉研究人员。
第二个事例发生在以色列海法市的一家托儿所。由于海法市的交通繁忙,去托儿所接孩子回家的家长时常会迟到,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向托儿所的工作人员道歉。不过一个道歉就足够了吗?毕竟托儿所是要支付工作人员加班费的。因此,有两个经济学家建议托儿所采取一些鼓励家长准时到达的措施——换句话说,就是对迟到的家长进行罚款。理论上,这个建议相当合理,但是在托儿所实施了这一举措后,却发现越来越多的家长迟到了。
这是为什么呢?据研究者推测,对于迟到这件事,家长们起初是以“道德无私思维”来思考的。他们把托儿所的工作人员当成朋友,只是有时候交通真的太拥挤了,所以才无奈迟到。而当罚款措施实施后,他们开始把工作人员看作是自己的雇员,也不再觉得需要道歉了——因为他们只要缴了罚款就可以走人。即使后来托儿所取消了罚款制度,家长们该迟到的还是迟到,而且再也不向工作人员道歉了。这个案例再次证明,从无私思维转变为功利思维是很容易的,而反过来却不然。
平克的这本书让我理解了日报的成功和咖啡屋的失败。咖啡屋的学生起初在“无私中心”的驱使下参与了这项活动。而当我开始引入利润和股份制后,他们大脑中的“功利中心”则取代了“无私中心”,结果他们就一个劲儿地想着怎样让别人卖力而让自己获利——于是争吵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而在日报,团体感和共同努力的氛围让学生们愿意努力工作,就和当初金小异、潘芳迪以及她们的同学愿意帮助建立出国留学中心一样。平克的书也让我明白为什么愿意参与建立出国体系的学生会这么少。当初我告诉学生,参与出国体系的建立不仅是在参与深圳中学的建设,也是在帮助他们进入常春藤名校。我自认为这样的做法很聪明,其实却不具远见。我想同时驱动他们的无私中心和功利中心,结果却注定了只能让他们看到事情功利的一面。他们掐指一算,觉得花时间去做SAT模题比帮我翻修教室有价值多了,于是也就都不会现身了。
2010年2月,在一个例行的午夜“粥会”上,我告诉王铮我认为出国体系是一个失败的尝试。
表面上看,出国体系办得算是相当成功。到2009年9月份,我、周业然、潘芳迪和金小异都已经超额完成了我们计划中的任务。我们聘用了9个常春藤的毕业生来教授大学模式的阅读研讨课;我们建立了一个五千多藏书量的英文图书馆、一个提供健康食物的餐厅、一间咖啡屋、一个学生媒体中心还有若干个研讨课教室;我们创办了日报、咖啡屋和英文杂志等活动;我们开启了体育与健康营养项目;我们培训了一个四人的行政团队来处理财务、后勤和行政事务。甚至,我们还招收了12位初一的学生,打算把三年的高中项目拓展为六年的初高中项目。
尽管这一切看上去都非常不错,可我向王铮校长坦言自己的失败,是因为我最终没能创造出一个团结、合作、具有创造力的团体。事实上,出国体系的学生和高考的学生一样缺乏远见、功利心强、过于追求结果。的确,英文阅读提升了他们SAT的成绩,可那是通过看像备考指南那样的书做到的,所以他们没法发现阅读的乐趣。一旦他们考到了2200分甚至是2300分(满分2400分)的成绩,他们就会放弃阅读了。的确,他们也参与了不少活动,可是他们大都只是想丰富自己的个人简历而已。而最叫人失望的是这些想出国读书的学生之间会相互攀比GPA(平均学分积点)和SAT的成绩。
考进深圳中学的学生可以算是中国高考制度下的佼佼者,所以无论是高考还是出国留学,他们都惯用那种缺乏远见的、一味追求结果的功利思维去思考问题。读过平克的书,也见到咖啡屋和出国体系里学生们争论不休的情形后,我意识到我当初给他们定下以进入常春藤名校为目标的做法,压根是于事无补——甚至只能加剧他们的功利思维。
“所以你觉得你能做些什么呢?”王铮校长问。
“无计可施。”我说。功利中心一旦压过了无私中心,结果便不可逆了。
“我算错了很重要的一步。我应该就告诉学生们,他们的目标是学会热爱阅读,热爱学习,而不是去常春藤——我想我当初只是心里没底,也没耐心,所以想急着证明自己罢了。”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愿意重来一次吗?”
我愿意重新开始吗?在过去的18个月里,我甚至把自己的灵魂都投入到了出国体系的建设中去,我爱它就如同爱自己的孩子一般。可是我也犯下了许多错误,所以如果有机会让我重来,我自然愿意。在我眼中,出国体系与高考体系无异,所以我想继续和王铮合作,证明还会有更好的、而不是照搬高考体系的建立出国体系的方法。
“愿意。”我毫不犹豫地说。
“好,你或许还有机会。”王铮校长说着,道出了一个坏消息。由于王铮的改革引来过多的争议,所以深圳政府已经决定不再与他续签合同了。很快他又将回到北大附中,在那里继续延续他的教育改革。
“你愿意和我去北京从头再来吗?”王铮校长看着我。
其实他大可不必问我这个问题。因为没有他的支持,我根本无法建立起出国体系。当初纵然有许多老师反对,王铮还是力争说服了深圳政府为出国体系拨款。如果不是他的坚定与支持,我什么都做不成。我知道在中国乃至全世界, 再也不会有一个像王铮这样的校长能一如既往地深信着我。
人生有时真的很奇妙:王铮和我将要回到北大附中——我们教育改革梦想的诞生地——去继续追逐当初的梦想。我成为了北大附中国际部的创始人和总监,获得了一次得以纠正的机会。可是这次我就能把事情做对吗?事情做对了又意味着什么?我必须问清楚自己这些问题,因为在深中的最后几个月里,我得知了周业然、潘芳迪和金小异的录取结果。虽然他们为创建出国体系付出了许多,但最终没有一个人能进入常春藤名校。周业然会去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而潘芳迪则会去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两个对中国学生而言几乎是只要能付得起学费就可以去的州立大学。而金小异甚至都没有去成美国。由于支付不起高昂的学费,金小异最后选择了参加高考,进入了一所中国大学。听到这些消息我真的很伤心,他们曾是那么用心地建立出国体系。或许当初他们就该像他们的同学一样,专心备考SAT,然后考上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
我本以为金小异、潘芳迪和周业然再也不会想和我有任何瓜葛了,可是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帮我策划、建立了北大附中的国际部。
“我不在乎能不能进入常春藤。”金小异告诉我说。
“不在乎?”我惊讶地看着她。
“你比我更在乎。”金小异突然这么说。
没错。我真的是太想让他们三个都能进常春藤名校了。
“我只是想为深中出一份力。”金小异说:“我来帮忙是因为我乐意,而不是想从中得到什么。”
当潘芳迪终于有理由来讨厌我的时候,她却发现自己原来还挺喜欢我的。她太享受建立咖啡屋的那段经历了,所以她也问我在北大附中的暑假有没有她可以做的事情。周业然说得没错:她做事情只是因为她享受做事情。不过有一天当我重读平克的书时,我发现了还有其他原因。
这部分在我第一次读的时候被遗漏了,内容大概是:平克认为创造力源于大脑中的无私中心,而有创造力的人会把创造的过程看作是对创造的回报。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参与咖啡屋的建设对于潘芳迪而言是一种享受了——因为在建立咖啡屋的时候,她是富有创造力的。这也是为什么每到暑假她都会来到北大附中和我们一起建设国际部。
自2010年6月我去了北京之后,就和周业然暂时失去了联系。凭他的英文写作能力,他本该是所有深中学生里最有希望进入常春藤名校的学生,可是他却止步于常春藤门外。为此他大可以责怪是我让他分了心。然而那年的8月,在他大学开学的两周后,我收到了一封他的邮件,他在信中向我讲述了自己近来的收获:
来美国两周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中国学生在这里玩不转了。
中国学生在这里最大的障碍不是文化,也不是知识,甚至不是语言。而是他们总是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让自己被孤立和边缘化。一个中国学生或许能讲很流利的英语,也能在所有课程上都拿A,可是如果你让他用英语去交朋友、尝试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或是在课堂上提问,那他便会感到恐慌。对于中国学生来讲,太容易一直和中国朋友泡在一起了,成天到晚讲着中文,然后上着像数学和物理这样毫无挑战性的课程。
如今我意识到了在出国体系的那最后一年对我而言有多重要了。我学到最有价值的东西,不是领导才能也不是写作技巧,而是一种无时无刻挑战自己,让自己跳出自己的小世界,拥抱新鲜事物的意识。我在这儿的生活就如一张白纸般,让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也能不必拘泥于过去的形象,成为任何我想成为的人。我参加了瑜伽俱乐部(第一节课就上得很开心);我在学终极飞盘;我在上美国文学的研讨课(我或许是课堂上唯一的国际学生),并且时常是推动讨论的那个人;我在和不同背景的同学来往:美国人、印度人、韩国人、非裔美国人等;我申请了校报的工作(我希望他们能录用我,因为我真的太想要做那份工作了);大家管我叫“Joe”,“Zhou”或者是“Yeran”。
可是我也得承认,事情并不是就这么一帆风顺的。起初,用英文和别人交流是非常不自然的,也让我觉得特别难受(主要还是因为我不够自信),不过一周之后我已经交了不少朋友,自信心也大增。美国文学课的第一次阅读作业很难(是关于哥伦布和约翰•温斯罗普的一篇阅读。我几乎对第四次远航与清教徒的价值观一无所知,也不习惯读那些通篇写着“thy”的文章),可是我还是咬着牙读完了,然后又在维基百科上了解了背景资料,才发现文章其实一点也没有看上去那么难。所以现在,在刚刚度过了漫长而又令人兴奋的第一周后,我想我可以说我还做得不错。
读着他的邮件,我突然想起了哈佛大学拒信里的那句话——去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将在那里做什么。没错,周业然是没有进入常春藤,不过他在出国体系里的经历让他学会了挑战自我、勇于创新——无论身处何处。
周业然的信让我更明确北大附中国际部的使命。周业然是在让我忘掉常春藤名校——因为那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激发学生们对学习的热爱以及他们的团体意识,提高自律自控的能力与自信心。只要做到这些,我相信不管以后他们走向哪里都会富有创造力,并能不断地挑战自我。这,就是接下来我们在北大附中国际部所做的事情。


国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变成了现在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这是不可否定的成就。但是,成就的背后却是以牺牲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为代价。中国的劳动生产力很低,仅为美国的十二分之一、日本的十一分之一。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濒临消失。原因是什么?我觉得是因为中国教育太落后了。高考作为选拔人才的模式十分的僵化。正如中国所说的,创新型人才是根本。美国巴德学院的教授和乐队总指挥里昂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教育的实质是要改变人们的餐桌上的谈话,课后的娱乐方式。他们虽然在课堂上很勤奋,但是娱乐方式非常粗俗。”我十分认同里昂教授的观点,因为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中国。我非常希望探索和尝试改变中国的教育模式。
通过我自己的转变,我深刻体会到被人们认为很枯燥的教育也可以做得非常丰富,鲜活而生动,不再是死板的题海战术和单一的衡量标准。

(摘自北大附中国际部高二学生何润昕写给本书作者江学勤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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