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思想家评传系列·哈贝马斯:当代新思潮的引领者.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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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哈贝马斯:当代新思潮的引领者》系统、全面地探讨了当代世界最著名的哲学大师哈贝马斯有关人类理性、现代性、正义(包括全球正义)、道德、法律、人权、宪政民主、社会宽容、世界主义等哲学理念的产生、发展、基本思想以及它们对我们时代精神的重大贡献。

作者简介
陈勋武,中山大学哲学学士,国际哲学学院(欧洲)哲学硕士,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美国)哲学博士,现为美国德州大学圣-安东尼亚分校(UniversityofTexasatSanAntonio)哲学终身教授,《中西思想杂志》(英文)副主编;《中西研究杂志》副主编。
研究领域为20世纪欧洲大陆哲学、中国哲学与社会政治哲学,特别是长期从事哈贝马斯哲学的教学和研究,与哈贝马斯本人有良好的关系。
已出版的中英文专著有:《哈贝马斯评传》(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存在与真实》(Rodopi出版社,2003年版)、《正义、人道与社会宽容》(Lexington出版社,2007年版);在欧美哲学专业杂志上发表英文学术论文30多篇。

目录
引言 哈贝马斯与我们时代的精神
一、理性理念与现代性理念
二、全球正义理念与世界主义理念
三、人权理念与反人类罪理念
四、民主、宽容理念与文化多元主义理念
第一章 重建现代性与普遍理性理念的思想家
一、序幕:千山独行
二、划时代的巨著:《关于交往行为的理论》
三、《道德意识与社会交往行为》与话语伦理的建立
四、《关于现代性的哲学讨论》与现代性理念的重建
五、新的共同体认同概念与新的民主概念的尝试
六、德国、欧洲的出路
七、与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恩怨
八、面对变化中的世界
第二章 引导民主、正义与宪政思潮的大师
一、耳顺的当代思想领导者
二、《事实与规范》与规范性的重建
三、《柏林共和国》与宪法爱国主义
四、与约翰•罗尔斯关于政治自由主义及其正义问题的争论
五、《对他者的包容》与世界主义理念
六、公共知识分子
第三章 世界主义、全球正义与包容政治理念的旗手
一、《人性的未来》与未来的伦理道德
二、中国与他者
三、我们欧洲人和《分裂的西方》
四、《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理性与宗教
五、多元的世界社会宪法化的理念
六、欧洲秩序宪法化理念与世界秩序宪法化理念
七、国际法律宪法化
结束语 后形上学式思维粹语
英中文对照目录

序言
引言
哈贝马斯与我们时代的精神
《哈贝马斯:当代新思潮的引领者》旨在探讨我们时代哲学的一座丰碑——约根•哈贝马斯。这是一座闪耀着我们时代思想光芒的丰碑。这是一座可以与中国的老子、孔子、庄子、孟子、朱子等同辉的丰碑。这是一座可以与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笛卡尔、洛克、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海德格尔等媲美的丰碑。这座丰碑有许多衔头。其中包括:剑桥大学、哈佛大学等三十多所世界最著名学府名校的荣誉哲学博士与荣誉法学博士衔头;除诺贝尔奖之外的所有欧洲最高级别的各种人文科学成就奖;亚洲最高级别的人文科学成就奖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各种人文科学成就奖;德国哲学家与后阿多诺•海德格尔时代德国哲学的主要代表;欧洲哲学家与欧洲哲学的主要代表;第二代批判理论哲学的旗手;世界著名哲学家等等。但是,正如先圣老子所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以此类推,如果碑可碑,则碑非丰碑。的确,无论给予哈贝马斯这一座丰碑何名,这一丰碑永远是实大于名。
毫不夸张地说,在我们的时代,天下哲学英雄,哈氏引领风骚。他的著作涉域辽阔,他的思想博奥精深,他的理论系统庞大而严谨。美国学者托马斯•麦卡西(ThomasMcCarthy)指出:在我们的时代,就思想的深度和广度来说,(当今)没人能比邻哈贝马斯。的确,在我们的时代,就哲学思想的系统性来说,即使哈贝马斯不是我们时代唯一的有一个哲学系统的哲学家,其哲学思想系统的庞大与完整是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之后所没有的。更重要的是,哈贝马斯哲学思想不仅仅是系统与庞大,而且对时代精神具有重大贡献。不仅如此,哈贝马斯遍布全球的哲学学术活动与各国学者的学术交流是前无古人,后难有来人。其数以百计的在欧洲各国的议会或中心政治场所的演讲,试图哲理化欧洲政治的努力也是前无古人,后难有来人的。当然,他招牌式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更使这位思想家像苏格拉底一样启迪人文于大众民间。
哈贝马斯哲学在我们时代引领风骚,这不是偶然的。在一个哲学学术琐碎化的年代,哈贝马斯建立起一个当代西方哲学最庞大、最系统与最完整的哲学思想系统。无论是内容的深度与广度,还是其革命性的影响,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系统都足以和康德哲学思想系统、黑格尔哲学思想系统或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系统相媲美。在一个后现代主义思潮汹涌澎湃,思维形式以后现代性为时尚的年代,哈贝马斯重新建立起一个当代西方哲学最深奥、最系统、最有说服力的人类理性理论,一个充满真知灼见的现代性理论,充当这场决定我们时代精神走向的现代性–后现代性大辩论中现代性捍卫者的领袖。在分析哲学一家独大,历史哲学、实用主义哲学、解释学、传统批判哲学等艰难坚守的时候,他以逆水行舟的勇气、锲而不舍的精神、创新变革的态度,雄关漫道从头越,重新建立起影响远大的第二代批判哲学,并杰出地把哲学家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双重角色演绎得完美无缺。在一个哲学不断地被自然科学,经验社会科学诸如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处处挤压的时候,他引领一场新的哲学革命,让这些学科的成果成为哲学的营养与源泉,再次告诉人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是如何成为伟大的。
在谈到其人生轨迹时,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无独有偶,哈贝马斯的人生轨迹与孔子的人生轨迹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哈贝马斯十五、十六岁时立志于学。三十岁左右完成自己的哲学开山之作《公共领域结构的转型》,在德国哲学界初露锋芒。四十岁以《知识与人类兴趣》扬名德国与国际哲学界。五十岁左右获得人类理性的真谛,完成《关于交往行为的理论》这一经典,重建人类理性理念与现代性理念,成为一代哲学宗师。六十岁后能兼听兼容哲学百家。七十岁后能随意发挥其哲学,不断地为创造时代精神作出贡献,让真理、正义、理性、人权、民主、法治、宽容、世界司法秩序等等理念闪耀我们的时代。当然,哈贝马斯不是孔子,但是,哈贝马斯与孔子一样,他的生活是大于生活的生活。而老子、孔子、庄子、孟子、朱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笛卡尔、洛克、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海德格尔等哲人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哈氏们。
哈贝马斯是我们时代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何谓哲学家?古希腊哲学大师苏格拉底指出,真正的哲学家具有两个品质:(1)热爱智慧;(2)反思生活。而现代启蒙运动把哲学家等同于思想家。哈贝马斯是苏格拉底所讲意义上的哲学家,也是现代启蒙运动所讲意义上的哲学家。哈贝马斯一生热爱哲学真理与智慧,以追求真理与智慧为己任,反思时代与人类生活,为我们时代的精神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哈贝马斯一生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真义理以达道于世界,演义与显彰君子风范于世人。
哈贝马斯于1929年6月18日出生于德国西部的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其童年与青少年是在纳粹时期一个叫古默斯巴赫的小城镇度过的。杜塞尔多夫在莱茵河河畔。莱茵河河畔,像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个地灵人杰的地方。在莱茵河河畔的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康德、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与伽达默等哲学巨匠光彩照人的身影。追溯起来,哈贝马斯的青少年时期,与当年所有德国的青少年一样,深受德国纳粹主义思想的影响。发生于1945年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尤其是该年11月的纽伦堡审判这一历史事件,对哈贝马斯的思想产生了刻骨铭心的震撼,改变了他的命运,把他引上了哲学之路。不仅如此,在历史上,1945年是德国被从纳粹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一年。就哈贝马斯个人来说,1945年不仅是他思想上从纳粹的意识形态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一年,也是他思想上从传统德国思想、德国文化解放出来的一年。1945年的一系列思想阵痛不仅使他对文化、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始终保持一种批判态度,而且使他始终强调普遍理性在现代社会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自从20世纪60年代初以《公共领域结构的转型》一书扬名德国哲学界以来,在半个世纪里,哈贝马斯致力于重建人类理性理念和现代性理念,发展一个为开放包容,基于普遍真理、普遍理性与普遍正义的民主世界提供理论基础的哲学体系。哈贝马斯自认为他的哲学属于黑格尔–马克思传统。但是,他的博士论文的课题是谢林哲学。他关于世界主义、全球正义、人权等属于时代精神核心的理念却主要来源于康德。总的来说,在其庞大的哲学体系中,哈贝马斯博采康德、谢林、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伽达默以及法兰克福学派之霍克海姆、阿多诺、马库斯等哲学之精华,广集了魏伯、杜汉姆、米德等社会学,魏根斯坦、奥斯丁、舍尔的语言哲学,皮尔斯、詹姆斯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等真知灼见。他建立起对我们时代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交往理性、合理化、现代性、民主、人权、宪法爱国主义、合法性、后民族国家、后民族共同体、全球正义与世界主义等理念。与此同时,他的哲学不断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与我们时代息息相关的深刻问题。例如,在多元化的今天,合理、能持久的社会整合是如何可能的?规范性如何可能?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民主的、非压迫性的人类共同体?
早年在法兰克福研究所时,哈贝马斯把哲学定义为非纯粹的“实践–政治哲学”。后来,他又把哲学定义为“暂时的替代者”。这些不同的定义其实表达的是同一思想,即哲学是为实践服务的一种批判性的理论。在哈贝马斯的定义中,哲学不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功利性,直接为政治制度辩护。而哲学虽然与政治有直接联系,但是,哲学的着眼点是真理与理性。与此同时,在哈贝马斯的定义中,哲学也不是科学。它既不是一门具体或抽象的科学学科,也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科学之皇后或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与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的科学。科学真理是绝对的与确定的,而哲学真理是批判性的,即柏拉图所讲的解放性的。哈贝马斯的这一哲学概念与他的人类知识概念相符合。哈贝马斯把人类认识分为三大类,每一类都有它独特的兴趣与功能:

1.第一类是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中以实验与经验材料为基础的认识,与其相适应的人类对其生活环境的技术控制兴趣。
2.第二类是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尤其是社会科学中侧重于文化、历史、语言等的知识,与其相适应的人类对加强彼此之间的理解与合作的实践兴趣。
3.第三类诸如心理学、哲学等学科侧重于批判地理解的认识,与其相适应的人类自我解放性的认识兴趣。

文摘
在讨论民族国家时,哈贝马斯还特别提到中国。他认为,严格地说,当今的中国还不是一个成熟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因为它还没有完成从传统的民族认同向现代的民族认同的转变,也没有解决公民资格的民主认定问题,更面临着多民族文化认同的建构问题。换句话说,当今的中国既不是一个现代共和主义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也不是自由主义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无论在哪一种意义上,当今的中国都没有一个成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显著标志:民主与法治;公民的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如上所说,现代共和主义强调民族国家中公民的同质性的同时,强调民族国家中公民是自由、平等的。严格地说,中国没强调这样一个公民概念。不仅如此,现代共和主义强调,法律的重点是既保护共同体,又保护个人,两者缺一不可。严格地说,中国没有强调这样一个法律概念。政治过程是现代共和主义的一个中心概念。现代共和主义强调,政治过程是通过集体地思考,形成集体意志与思想,集体的自我理解的过程。严格地说,中国没有强调这样一个政治过程概念。
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哈贝马斯演讲的题目是“再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哈贝马斯认为,在古典哲学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柏拉图的观点,根据这一观点,理论本身最具有实践性,因为理论的教化过程集认知和救赎于一体。另一个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根据这一观点,理论要获得实践意义,就必须以实践哲学的形态出现。在当代哲学中,自然法理论和历史哲学对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理解又有不同。它们用道德政治问题取代了存在的问题,用主观能力取代了客观精神,进而在自然法和社会革命之间建立了内在的联系。在讨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时,哈贝马斯再次提出了“哲学何为”的问题,即什么是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一方面,哈贝马斯坚持哲学扎根于实践。另一方面,他又坚决反对把哲学变成意识形态或政治行动理论。
哈贝马斯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是对其1963年出版的《理论与实践》一书的概括。
第一,回到他在《理论与实践》中的思想。哈贝马斯在华师大的演讲从哲学理论的高度上揭示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揭示科学主义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片面的、不充分的、因而是错误的理解。哈贝马斯再次坚称,当一个理论对实践的关系仅仅是延伸与使我们对自然与社会的控制变得合理时,它(理论)也就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变成错误的东西)。理论的潜在的社会功能也被社会控制需要所代替,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对行动的指导潜能也因此而消失。
第二,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中,哈贝马斯再次鲜明地、系统地提出了理性在批判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哈贝马斯鲜明地指出,正如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所揭示的一样,理性是人类从愚昧的实践中解放出来的重要指导力量。另一方面,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理性概念有它固有的局限性,在今天蜕变为工具理性,结果是,理性批判变成了工具理性的功利分析。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中,哈贝马斯充分发挥他的批判理性是以交往理性为核心和基础的理性的概念,强调了哲学对文化能起的非压迫性升华的社会功能。
第三,与此相适应,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中,哈贝马斯再次指出有目的社会实践和社会交往实践的区别。而他的关于有目的社会实践和社会交往实践的区别是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的中心概念之一。有目的社会实践指的是有目的的合理行为。用他的话来说:有目的社会实践指的是为达到某一目的而进行的行动或作出的合理选择或两者兼有。为达到某一目的而进行的行动涉及的是根据经验知识而应用技术规范的问题,合理选择涉及的是根据分辨知识制定策略的问题。有目的的合理行为或社会实践在特定的条件下实现既定目的。与此相区别,社会交往实践涉及的是满足那些有效的行为规范的要求,有效的行为规范规定相互之间行为的期待,必须得到至少两个人的理解和承认。违背社会行为规范将受到社会制裁。建立有效的行为规范理由在公共会话中被客观实在化。我们所学到的有目的的合理行为使我们用纪律约束我们的能力。把社会行为规范在我们的意识中内在化的合理行为使我们用纪律约束我们的个性。技巧使我们能够解决问题。动机使我们能够遵循(社会行为)规范。通过这一区别,哈贝马斯不仅指出劳动行为领域只是人们的一个行为领域,政治、道德的行为领域,甚至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行为领域,不能归结于劳动领域。与此相适应,政治、道德理性不能归结于技术理性、科学理性。
第四,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中,哈贝马斯积极地应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观点。但是,他也看出了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固有的局现性。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受限于它的归源主义eductionism)。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人的意识完全是人的社会存在的产物,而且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不仅如此,由于人的社会存在和人的社会关系都是人所属的生产关系的产物,这样,人的意识和人的本质实际上是人所属的生产关系的一个缩影。但哈贝马斯认为,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意识和人的本质有独立于人所属的生产关系的重要方面,不能归结为人所属的生产关系的产物。有目的社会实践和社会交往实践的区别以及人的意识和人的本质不能归结为人所属的生产关系的产物。哈贝马斯指出人类历史地、哲学地发展的两条轨道:人类不仅学习对提高其生产能力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技术方面有用的知识,而且学习对相互交往的结构有重大作用的道德,政治的倾向。引进康德的一些真知灼见,哈贝马斯发展出一个新的规范化的概念。这就是社会政治。道德生活的规范性不是基于技术合理性,而是基于一种非工具性的理性。他指出,道德理性即使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
与其导师阿多诺对哲学的现在与未来的地位的悲观主义不同,哈贝马斯对哲学的现在与未来的社会功能的看法是积极的、乐观的。他认为,哲学在海德格尔、布鲁门贝格和阿培尔的批判和后现代主义者的解构下,挑战与机会并存。哲学的活动领域依然应当是现实生活世界。哲学不仅仅要解答现实生活世界的生活实践中所提出的理论问题,而且应当与现实生活世界建立起总体性的联系。在这次演讲中,哈贝马斯还讨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地位问题。现代社会功能的分化,使得知识分子本身分化成两部分:从事专门知识研究的科学家和专事改革的道理传播者。哈贝马斯认为,当前,无论是从事专门知识研究的科学家,还是专事改革的道理传播者,都没有很好地承担起哲学的社会职责。科学家只关注技术问题,缺少政治和道德关怀,而道理传播者却忽视了在世界观多元化的背景下建立普遍规范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失去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资格。哈贝马斯认为,只有那些积极参与现实生活世界的改造,投身于现代社会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
除了以上的七次公开演讲,哈贝马斯还应邀在北京和上海参加了两次座谈会。2001年4月17日,应北京的《读书》杂志社的邀请,哈贝马斯参加了由该杂志社主编黄平主持的座谈会。哈贝马斯原本希望借助座谈会,他可以增加对当代中国在哲学、社会科学以及法律研究方面的了解。他尤其希望增加对当代中国的法哲学的了解。因此,他向座谈会的参与者提出了他早已准备好的关于中国的几个问题:
1.当代中国的法律制度与西方的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当代中国的法律制度与传统中国的法律范畴之间的关系;
2.中国的宗教问题;
3.如何从学术的角度去看法轮功;
4.中国知识界所谓的自由派和新左派的争论。
很显然,第二个问题在中国没有什么现实意义,第三、第四个问题政治上过于敏感,理论上没有多少价值,第一个问题又远超于参加会谈的中国学者的能力。因此,除了在座谈会的最后,信春鹰和黄平分别就第一和第四个问题作简单的介绍外,座谈会集中地讨论了参加会谈的学者向哈贝马斯提出的他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几个问题。例如,他与福柯的哲学分歧,前面讨论过的他与罗尔斯的争论,前章提到的“历史学之争”。
关于“历史学之争”和他与罗尔斯的争论,第一、第二章已讨论,在此就不重复。但是,哈贝马斯关于他与福柯的哲学分歧和关系这里值得一提,也算是对前面关于他和福柯之间关系的讨论的补充。在座谈会上,刘百成问:“哲学史一般都认为有一个所谓的‘哈贝马斯与福柯之争’。哈贝马斯教授,你能否谈一谈你与福柯之间有怎样的分歧?”哈贝马斯回答道:
我和福柯之间其实没有什么严格意义上的分歧。相反,我们是很好的朋友。1982年,福柯曾邀请我和我的夫人到法国访问。福柯个人给我的印象很好。我们本来准备来年再次会面,着重讨论一下康德的启蒙概念问题。可惜,未等到那一天,福柯就去世了。我觉得非常遗憾。
你们可能都知道,福柯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叫“何为启蒙”,专门讨论康德的启蒙概念。福柯在文章中区别了两种不同的批判模式,即“谱系列式的批判”和“历史式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历来主张应当把这两种批判模式结合起来。其实,福柯基本也是这样认为的。如果说我和福柯之间有分歧的话,那么分歧就在这一点上:即福柯本人是否可以随随便便地就把自己看作是带引号的“实证主义者”而从话语的角度去分析权力?也就是说,福柯究竟从哪个角度提出权力问题的。福柯当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他打算在《性史》第三卷中专门讨论我所提出的问题。福柯去世后,《性史》第三卷出版了。我认真地读了这本书,发现福柯的确认真讨论了这个问题。看得出来,福柯是根据希腊的文化,阐述了伦理的生活方式、道德的生活方式以及审美的生活方式。我是在康德和黑格尔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主张规范性的论证。因此对福柯提出的模式并不是完全赞同。
在这一回答中,哈贝马斯认为,他与福柯的哲学分歧被夸大了,而他与福柯的友好关系被忽视了。其实,如前面所说,哈贝马斯与福柯的哲学分歧是实质性的,也很大。美国哲学家罗蒂有这样一个比较:哈贝马斯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普遍主义者;而福柯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个历史主义,相对主义者。罗蒂的这一比较给我们一些启发。哲学上,可以说,哈贝马斯坚持从普遍理性的角度看问题,而福柯却是从历史的角度、谱系学的角度看问题。
2001年4月25日,应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陈昕社长的邀请,哈贝马斯到该社与该社的学者和上海地区的一些青年学生进行了座谈。座谈题目为“话语政治和民族认同”。座谈会首先由哈贝马斯作了关于话语政治的主题发言。他指出,所谓的“话语政治”,就是在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政治之间开出第三条道路,即程序主义民主模式。他认为,自由主义过于现实,即自由主义把存在的都当成合理的、有效的,否定理性批判、理性规划的建设性作用。而共和主义则过于理想,即共和主义从理念出发,坚持理念在现实生活的完美和绝对的体现。两者对时代的判断都出现了错误。话语政治强调,在交往理性的指导下,积极合理地反映、理解现实,从现代性的角度提出改革现实的行动纲领。他强调指出,话语政治是实现真正的现代民族认同的最重要的途径,即现代民族认同的基础是共同的理念和价值观。而现代民族的共同的理念和价值观不是来自共同的民族历史、文化、血缘等,而是通过话语政治在民主生活中建立。
在座谈会中,一半是由于时间关系,一半是第一次座谈会的经验教训,哈贝马斯向中国学者提出的唯一的问题是如何解释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流行现象。与会的复旦大学张汝伦和张庆熊两教授分别从经验和规范的角度回答了这一问题。不过,哈贝马斯觉得张汝伦和张庆熊两教授的回答过于抽象与缺乏实质性。由于不能与中国学者进行深层度的交流,哈贝马斯希望通过座谈会来进一步了解中国对现代性与全球化研究的计划也陷于流产。
在哈贝马斯到达北京之前,北京一些媒体就大造舆论,把他的此次访华与20世纪罗素、杜威、萨特的中国之行相提并论,并认为他的中国之行将大大地推动中国的学术活动,这显然有些夸大其词。首先,从时间上,哈贝马斯的中国之行与20世纪罗素、杜威的中国之行就不能相提并论。从2001年4月15日到达到2001年4月29日离开,哈贝马斯此次仅在中国逗留了两个星期。其次,罗素、杜威的中国之行发生在20世纪早期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他们所宣扬的民主和科学的思想是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因此,罗素、杜威的中国之行不仅仅是学术之行,而且是在一个特别时期的特别事件。而哈贝马斯的中国之行确实仅仅是一次学术活动。再次,罗素、杜威的中国之行发生在他们与中国的哲学同行已有某些学术合作的基础上。因此,他们的中国之行是深化他们与中国哲学同行学术合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哈贝马斯的访华更大程度上是一次友好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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