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法国的起源:旧制度.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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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现代法国的起源》分为三部分,即旧制度、大革命、新秩序,本书即第一部分,讲述的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的社会总体状况,并以“红楼梦”式的全景式手法,描述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表现,其中包括高层、中层、下层、公共知识分子、军队等社会群体的活动状况,生动地再现了大革命爆发之前,即将喷发的火山潜伏在一潭死水下的沉闷肃杀的社会态势;或者说,本书描述是,一个曾经称雄欧洲大陆的强国,是如何悄无声息地走到了暴力革命的临界点。本书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姊妹篇,不同之处在于,《旧制度与大革命》采用的是理论分析的方法,更像社会分析报告;而本书采用的是实证主义方法,除了社会分析,还有大量真实而令人震惊的社会情境叙述,它不是自问自答式的告诉读者“为什么”,而是通过叙述让读者自己明白“为什么”。

编辑推荐
《现代法国的起源》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姊妹篇,“人类文明史上百大经典著作”之一;
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历史完美结合的巅峰之作;
“红楼梦”式的全景式描写,鞭辟入里的社会分析,深层次解读社会转型的艰难与曲折、从改革到革命的狂风暴雨式的突变;
称雄欧洲大陆的法兰西帝国,为什么在一夜间迅速垮台?为什么繁荣与变革反而加速了革命的到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青年学者黄艳红翻译,国内首次推出中文无删节平装普及全译本;
国外政商学界精英人士必读书

作者简介
伊波利特·泰纳,19 世纪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主要作品有《英国文学史》 《现代法国的起源》等。在历史学领域,泰纳倡导历史学的科学化,是法国实证主义史学的重要代表;其代表作《现代法国的起源》以鲜明的政治立场和绚丽的修辞技艺著称,对后世历史学和法国政治思想史有重大影响。

目录
目录
第一卷 社会结构
第一章 特权的起源 003
第二章 特权 015
第三章 特权者应负的地方职责 031
第四章 特权以普遍的服务为条件 062
第二卷 风尚与性格特征
第一章 旧制度风尚的本质特点 089
第二章 沙龙生活 125
第三章 沙龙生活的苦恼 160

第三卷 思想与学说
第一章 革命思想的形成 175
第二章 第二个要素:经典精神 189
第三章 两种元素的结合 209
第四章 未来社会的构建 238

第四卷 学说的传播
第一章 这种哲学在法国成功,在英国不成功 261
第二章 法国的公众 287
第三章 中产阶级 316

第五卷 人民
第一章 农民和农村 341
第二章 苦难的主要原因:税 360
第三章 不安定的下层 384
第四章 军队 400
第五章 小结 409

序言
作者序
1849年,21岁的我成为选民,为此我深感困惑,因为我必须选择15~20名议员,而且,按照法国人的习惯,我需要选择的不仅是人,还有理论。按照别人的建议,我可以成为君主派或共和派,民主派或保守派,社会主义者或波拿巴主义者;但所有这类派别我都不是,甚至我本人也什么都不是,有时候我真羡慕那些深信自己已然成为某种角色的人。在对各种学说略加了解之后,我觉得自己的思想中可能有某种空白。在别人看来很有根据的理由,对我却不是这样;我不能理解,为何人们能在政治中依据自己的偏好来作决定。我所了解的那些信念坚定的人,他们构想一部宪法就好像造一所房子,凭借的是最美好、最新颖、最简单的图纸,不过这种设计图有好几种:侯爵的公馆、市民的寓所、工人的住宅、部队的兵营、共产主义者的法兰斯泰尔,甚至还有野蛮人的营帐。每个设计者都这样谈论自己的图纸:“这就是人类真正的居所,也是每个有意识的人唯一的居住地。”在我看来,这样的见解很不可靠:我认为,个人的喜好不具有权威性。我觉得,一所房子不能为建筑师而建,也不是为了建房子而建,而是为即将栖身其中的主人而建。然而,征询主人的意见,将法国人民未来的住房图纸呈交给他们,这是显而易见的表面文章和蒙蔽手法:在这种情形下,答案始终是由问题决定的,另外,即使答案是非强制的,法国也不会比我更有能力给出答案,因为1000万个无知者依然形成不了一种认识。迫不得已之时,人民在要求给出意见时能说出他们喜欢哪种政府形式,但不是他们需要的政府形式;只有在实践之后才知道:需要时间去检验政治寓所是否舒适、坚实、足以抵御恶劣天气,是否适应民风、不同的工作、人民的性格、他们的各种特点以及唐突行径。然而,事实已经证明,我们从未对我们的政治寓所满意过,80年的时间里,我们已经13次拆毁和重建它,但所有重建都是徒劳,我们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寓所。如果说别的人民更为幸运,如果说某些别国的政治寓所更为坚实并且维系已久,那是因为它们是以独特的方式构建起来的,它们以最初的厚实坝基为核心,以某个古老的中心建筑为基础,这个古老的建筑历经数次修补,但一直保存着,其扩建也是根据居民的需要,通过反复摸索而逐步展开的。所有这些政治寓所中,没有一个是根据某种新图纸,参照单一的考量尺度而在瞬息间建成的。也许应该承认,要建立牢靠的政治寓所,没有别的办法;须臾之间发明一部合适且持久的新宪法,这个任务非人类思想能力所及。
总而言之,我所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有朝一日我们能发现我们需要的那所房子,那绝不会是按照时髦的方法发现的。我强调的是“发现”它—如果它存在的话—而不是从口头上宣扬它。从这一点来说,我们的偏好毫无作用,自然和历史事先已经为我们作出了选择。一个民族所能进入并能“逗留”的社会和政治形态,并非民族的仲裁者所能摆布,而是由民族的性格和历史决定的。即使在最些微的细节,这种形态也应该以活生生的特性为依据来塑造—它正是要运用到这些特性之上,否则它就会破裂瓦解。因此,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我们的社会政治形态,那只能是在我们进行自我反省之时,而且,我们对自己的认识越准确,便越是能厘清哪些东西对我们是合适的。所以,对于通行的方式,我们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应该在制定宪法之前审视一下这个民族。当然,这种审视工作比制定宪法的过程要长得,也困难得多。这个伟大的民族历尽沧桑而生存至今,为了全面准确地认识它,人们付出了多少时间,进行过多少研究,发表过多少不断修正的见解,在思想和行动的各个领域内又有多少探索、付出了多少经年累月的辛劳!但是,若要避免凭空推理之后的虚妄建构,舍此别无他途,至少对我自己而言,我决心只在对法国进行研究之后,再着手寻找某种政治见解。
何谓现代法国?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应了解这个法国是如何形成的,最好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目睹其形成过程。18世纪末,法国经历了一个变体过程,如昆虫蜕皮一般。它昔日的构造解体了,它自己扯碎了最珍贵的组织,堕入致命的痉挛中。接着,在几番抽搐和一阵难以忍受的麻木之后,它开始恢复。但它的构造已经不一样了:经过一次无声的内部改造,新法国取代了旧法国。到1808年,所有重要特征都已最终确立下来:省、区、县、市镇;而其外部的分裂和缝合此后也丝毫未变:教务专约、民法典、法庭、大学、学院、省长、行政法院、税收、税务官、审计法院、整齐划一的中央集权式的行政机构及其主要机关,所有这些都是一样的;贵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每个阶级从此都有了今日我们看到的境遇、趣味、情感和传统。因此,新的创建既稳定又彻底,它的结构、本能和特性事先就已划定其思想和行动的领域。在这个新创建物的周围,其他的民族,无论早晚,都实现了这种从封建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变,但它们都比法国要谨慎,而且有些民族取得了更好的效果;这种缓慢孵化的进程是普遍的,甚至是自发的。但是,无论是新形态还是旧形态,弱者始终受强者蹂躏。有的民族转化得太慢,它们的邻人却能羽翼丰满地率先从蛹中破茧而出,这样它们就只好受邻人支配了。但转变过于猛烈和迅速的民族同样很不幸,因为它难以达到内部的平衡与和谐,而且,由于其领导机构行为过度,其深层器官发生变异,其维系生命的养料逐步枯竭,因而注定会失去理智,陷入虚弱无力的境地,而它的邻人却更为平衡、更为健康!在法国于19世纪初形成的结构中,它的现代史的一些主要标志线已经勾勒出来了:政治革命,社会乌托邦,阶级分裂,教会的角色,贵族、资产阶级和人民的行为方式,哲学、文学、艺术的发展、定向和偏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理解当前的局面时,总会把目光投向旧制度酝酿大革命的那场可怕的分娩危机,以及孕育出新制度的那场大革命。
旧制度、大革命、新制度:我将尝试准确地描绘这三种状态。在此我斗胆声明,我没有其他的任何目的,请允许一个历史学家像自然主义者(naturaliste)一样工作。我面对自己的课题就像面对一个昆虫的蜕变一样。另外,蜕变这一事件本身就是非常有趣的,应该对它本身进行考察,不必费力去排斥我们内心的想法。摆脱了各种成见的好奇心才是科学的好奇心,它会全力关注那些导致这一令人震骇的事件的各种隐秘力量。这些力量是各个群体的境遇、激情、思想和意志,我们能够认清它们,甚至能测量它们。它们就在我们眼底下,可资我们利用的不止是含糊的猜测、臆想和朦胧的征象。由于某一特别的幸运,我们可以窥测人本身,以及他们的外表和内在。旧制度的法国人离我们的视野还非常切近。我们每一个人年轻的时候都能与那个已然消逝的世界的幸存者往来。他们的一些寓所保存至今,里面的房间和家具还保持原样。借助房间里的布置和版画,我们可以重温当时的家庭生活,我们能看到当时人的装束、仪态和举止。通过他们的文学、哲学、科学、日记和通信,我们能够重现他们的全部思想,乃至他们的亲密交谈。30年来从公共和私人档案中面世的大量回忆录引领我们从一个沙龙走向另一个沙龙,我们将能身临其境。外国旅行者的信件和日记,则以其中立的描述,修正和补全这个社会的自画像。这个社会会谈论它所关心的一切事务,除了那些它认为当时人觉得乏味和熟悉的东西,除了在它看来太技术化的、平庸乏味的东西,以及那些涉及外省、市民、农民、工人、行政和家务的事情。我打算填补这些疏漏,我想认识法国,而不止是那个有教养有文化的法国人的小圈子。承蒙毛里(Maury)先生襄助及布塔里克(Boutaric)先生的宝贵指点,我得以详查旧制度最后30年中众多督办、商品税税务官(directeursdes aides)、总包税人、法官、各个级别和各种类型的职员和个人的手稿文献及通信,有关宫廷各部门的报告和记录,176卷三级会议的会议记录和文稿,1789~1790年军官们的通信,宗教事务委员会数百箱文件中的信件、报告和详尽的统计资料,1790~1799年各省行政机构和市政机构与部长们的94札通信,1801年底在任的国务参事的报告,执政府、帝国和1823年之前复辟时期省长们的通信,以及其他很有意义但不为人知、实际上大革命史学尚未见过的文献。这些文献至少能向我们展现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外省小贵族、教区神父、男女修士、城市中的律师、市政官员和市民、乡间诉讼代理人和村庄的管事、农夫和工匠、军官和士兵。这些文献让我们更为切近地详尽观察普通人的生存状况,如教区神父住宅内部的陈设,修道院和市政会议的内部运转,工人的工资,田野的物产,农民的税负,征税员的工作,领主或高级教士的花销,宫廷的收支、排场和礼仪。正是由于这些文献,我们能给出准确的数字,能知晓一天中每小时的工作,甚至能说出一次盛宴上的菜单、复原一个华丽的梳妆台。我们还知道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穿过的裙子的款式,它们按日期标示在纸上;此外,我们还能想象一位农民的衣着,仔细描绘他的面包,说出制作面包所用的各种面粉的名字,并知道一斤面包他需要花几毛几分钱。借助这些材料,我们几乎能够成为那些历史创造者的同代人;通过追踪档案馆中那些发黄的纸张上面的陈旧字迹,我将尝试让这些创造者再度高声陈词。
Menthon-Saint-Bernard, 1875年8月。

文摘
第一章 特权的起源
Ⅰ. 教士的服务和酬劳。Ⅱ 贵族的服务和酬劳。Ⅲ.国王的服务和酬劳。
1789年,三类人,教士、贵族和国王,占据国家的显赫位置,这种位置带给他们各种好处:权威、财产、荣誉,至少是特权、豁免、恩泽、赏赐、优待,等等。如果说他们很久以来就处在这一位置上,那是因为他们很长时间里配得上享受这些好处。实际上,他们以长期艰巨的努力,相继奠定了近代社会的三大基础。

三个层层叠加的基础中, 最古老最深厚的是教士的作品: 在1200多年的时间里,教士一直为此劳作着,他既是建筑师又是泥瓦匠;一开始他独自劳动,随后几乎仍是在独自劳动。在最初的4个世纪里,他创造了宗教和教会:请掂量掂量这两个词的分量以感受其全部的影响力。一方面,在一个以征服为基础、坚硬冷漠有如青铜机器的世界上,人虽然注定会因为这个世界的结构而丧失行动勇气和生活意愿,但教士仍在宣扬“善的音信”,在许诺“神的王国”,在劝诫人们驯服地依从天国之父的指引,在召唤耐心、温和、谦卑、克己、仁爱,他为栖身于罗马地牢中的窒息之人打开了唯一尚能呼吸和瞥见日光的出口:这就是宗教。另一方面,在一个人口日渐稀少并逐步解体、注定要受尽蹂躏的国度,教士建立起一个有生命力的社会,它受纪律和法规的指引,团结在同一个目标和同一个信念周围,它的基础在于首领的虔诚和信徒的服从,破败的罗马帝国曾致使蛮族从它的各个缺口蜂拥而入,如今唯有这个社会能历经这一洪流的洗礼而延续下来:这就是教会。在这两个最初的基础之上,教士继续着建设工作;从蛮族入侵开始之后,在500多年的时间里,他拯救了尚能拯救的人类文化。他迎合了蛮族人,或者说在蛮人到来之后就立刻争取了他们;这是一个伟大的功绩,只需一个事实就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大不列颠像高卢一样拉丁化了,但它的征服者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都是异教徒,艺术、产业、社会、语言,统统被摧毁了;整个部族被屠杀或逃亡,剩下来的只有奴隶,即使他们留下了痕迹也要去猜测,他们堕入了牲畜般的状态,从历史中消失了。欧洲也会是这样的命运,如果不是教士迅速减轻欧洲到处盛行的粗野暴行的话。
在身披镀金斗篷的主教面前, 在“ 形销骨立、苍白孱弱” 、“比蜥蜴还要肮脏、麻点还要多”的修士面前,皈依基督的日耳曼人就像站在巫师面前一样害怕。在狩猎和酗酒之后的平静时刻,对神秘而崇高的彼岸的朦胧猜测,对未知的正义的模糊认知,在莱茵河那边的森林中就已然具有的粗浅意识,此刻都因为骤然的惕厉而苏醒了,那种惕厉带有恐吓性的半异象的特征。在侵犯圣殿的时候,他们会想自己是否会跌倒在门槛上,会不会天旋地转、脖子拧断。当他们深信自己会有麻烦时,就会收手,放过那个受教士庇护的地区、村庄和城市。原始的怒火和贪婪产生的兽性冲动曾驱使他们去杀人和抢劫,但是,在得到满足之后的厄运与病痛的日子里,他们会听从姘妇或妻子的劝告,会痛悔前非,会双倍、十倍、百倍地补救,会大施捐赠和豁免。因此,在所有地方,教士都在守护和扩大着失败者和被压迫者的避难所。另外,在身披裘皮的国王身边,头戴冠冕的主教、前额剃度过的僧侣与长发披肩的武士首脑一起出席会议,唯有他们通文墨、谙辩论。他们担任秘书、顾问、神学家,参与法令制定工作,因而能涉足政治,他们通过斡旋调停,而在混乱无序的汪洋大海中,建立起些微的秩序,让法律变得更为合理和人道,恢复并维持着信仰、正义、财产,特别是婚姻制度。这种断断续续的、很不完善的秩序,使得欧洲没有陷入蒙古式的大混乱中,而这种秩序肯定应归功于教士。直到12世纪末,如果说教士还对君主们有很大的影响,那主要是为了抑制君主及其下属的粗野脾性、血腥的叛乱以及无法遏制的野蛮行径的发作与反复:这类情形会导致社会的解体。然而,在教堂和修道院里,教士们保存着人类过去的成就,如拉丁语、基督教文学和神学,部分异教的文学和科学、建筑、雕刻、绘画、用于宗教崇拜的手工业技艺,以及更为珍贵的东西:这就是给人提供面包、衣着和住房的工艺,尤其是所有人类成就中最为宝贵、最能抗拒野蛮人的掠夺、懒惰和流浪天性的东西,即定居和劳动的习性。罗马的苛捐杂税、巴高达的叛乱、日耳曼人的入侵、盗匪的恣意横行,致使乡间人烟稀少,正是本笃会的僧侣们在荆棘和刺藤之中用树枝搭起了窝棚,而窝棚四周曾经畦垄整齐的土地,如今已是灌木丛生。僧侣与伙伴们一起披荆斩棘、营建修造,他们驯化了半野蛮的牲畜,建起了农庄、磨坊、冶炉、烤炉、制造鞋和衣服的作坊。根据教规,他们每天读书两小时,体力劳动七小时,只有在绝对必须之时方可饮水进食。这种劳动是合理的、自愿的、自觉的,并着眼未来,因而比俗人的劳动更有成效。因为那一套克制、统一、节俭的体制,他们比俗人消费得少。这就是为什么在俗人破败衰微的地方,他们却能维持下来甚至能兴旺发达。他们收容不幸者,养育这些人,给他们活儿干,让他们结婚;乞丐、流浪汉、逃亡的农民都会聚到避难所的周围。他们的营地逐步变成了村庄,接着成为小集镇:当收成有指望时,人们就会劳作,当他们觉得能够养育孩子时,他们就会成为一家之主。于是新的农业和工业中心形成了,它们也成为新的聚居中心。
除了身体所需的面包,还有灵魂的面包,它同样必不可少;因为在提供食物的同时,还应赋予人生活的意志,至少是赋予能让他忍受生活的逆来顺受的心境,以及能给他带去虚幻的幸福感的动人与诗意的梦想。直到13世纪中叶,教士几乎是唯一能提供这类东西的人。靠着无数的圣徒传记,靠着大教堂和大教堂的结构,靠着宗教雕塑和它们的表情,靠着祭礼和其中尚能明了的意思,教士将“神的王国”变得具体可感,并在现实世界的尽头树立起一个理想世界,就像糊满烂泥的围墙的尽头耸立着一座华丽的黄金楼阁。正是这个甜蜜而神圣的世界收留着那些渴望宽容和温情的悲伤灵魂。也正是在这里,迫害者在逞强时会受到无形的打击:野兽变成家畜,林中野鹿每天上午都会前来,自己挽上圣徒的犁具;这时原野为它们绽放了鲜花,仿如新的天堂,它们只在想死的时候才死去。这些生灵会给人以慰藉,它们唇齿之间有着无法言表的温情,流淌出善意、虔诚和宽恕;它们抬眼向天国望去,看见了神,并且毫不费力地升入光明之中,坐到神的右侧,这一切就像梦境一般。在一个暴力支配一切的世界中,这种天国传说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因为如要忍受生活,就应该设想另一种生活,并使其在灵魂之眼中显得清晰可见,就像肉眼见到的第一种生活一样。在12个世纪多的时间里,教士就以这种设想出来的生活哺育人们,根据他所得到的回报的分量,我们就能判断出人们对他的感激之深。教宗在200年中曾是欧洲的独裁者。他发动了十字军行动,罢黜国王,处置列国。某地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成为拥有主权的君主,另一地他们又是王朝的庇护者和真正的奠基人。欧洲1/3的土地、1/2的收入、2/3的资本都掌握在教会手中。但不要认为人会盲目地感激,会在没有合理动机的情形下捐赠,因为人太自私,嫉妒心太强。任何机构,不管是教会的还是世俗的,任何教士,不管是佛教的还是基督教的,与其相随40代的人们对它们的判断不会错;人们只会根据它们提供的服务来奉献自己的意愿和财产,无限的忠诚可能意味着无法估量的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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