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真相:改革2.0时代的危与机.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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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经济的真相》为您解读:
人民币对外在升值,对内却贬值,到底是在升还是在贬?当前币值的“真相”是什么?
国内缺资金,为什么把这么多美元借给美国花?
房价为什么越调越高?
中国经济改革到底该如何推进?经济增长的动力会来自哪里?宏观趋势性的转折究竟何时出现?
什么样的新政策才能带来乐观的变化?
当下的人们对中国经济各种问题的解疑难以自圆其说,纷纷表示真相难辨,迷惑不解。而专家学者对此也是众说纷纭。到底如何说清中国经济真相,澄清经济分析的是非?
面对当前中国错综复杂的经济局面,“中国女性经济学家第一人”左小蕾基于长期以来对中国经济的跟踪观察和研究,在《经济的真相》一书中,不管是论及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后危机时代再平衡等问题,还是论及股市、房市、地方债、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字里行间,体现一个经济学家的专业素养和良知,坚持“接地气”,坚持独立性,试图从时间、空间、自系统等多个维度,探寻中国经济潜藏的真相,解除大众的迷茫。

编辑推荐
《经济的真相》是“中国女性经济学家第一人”左小蕾首部重量级作品,体现了实战派的经济认知逻辑,是读者最应信赖的业界良心。《经济的真相》从房市、股市、债市、货币、改革、发展、市场、风险8大热点,把脉当下时局,厘清迷雾噪声,还原经济真相,精准趋势预判。

媒体推荐
小蕾在这本书中,首先体现了一个经济学家的专业素养和良知,分析问题严遵经济学逻辑,既不对政府政策一味唱赞歌,也不简单尾随舆论和其他学者观点,坚持“接地气”,坚持真理,坚持独立性。其次,与其日常讲话“快语速”、“快人快语”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一样,其作品同样让人印象深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名誉所长 夏斌

作为同业的经济学人,也作为经常有幸看左小蕾作品的第一读者,我十分赞赏她敏锐的观察力、鲜明的观点以及犀利的笔锋,赞赏她在房地产、股市、利率、汇率这些在社会上已经讨论得不能再多、再细、再深、再广的领域中,能独树一帜,写出自己有棱有角的独特观点来。
——国务院参事、智石经济研究院院长 汤敏

作者简介
左小蕾,现任中国银河证券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总裁顾问。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国际金融与经济计量学博士,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统计系讲师、亚洲管理学院副教授、美国伊里诺斯大学经济系计量经济学顾问、中国银河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主要研究金融产品开发和资本市场发展。在经济发展、宏观经济趋势、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汇率和利率机制的改革等方面都做过深度研究,对资本市场发展重大问题的探讨亦较为深入。

目录
《智石丛书》总序/VII
推荐序1·夏斌/IX
推荐序2·汤敏/XVII
自.序/XXI
第一章.“唱空”中国,醉翁之意不在酒/1
“钱荒”警示中国经济的“黑天鹅”/3
莫做“唱空”戏的听众/7
产能过剩的近忧和远虑/11
通胀预期不是通胀/16
人均收入翻番的梦如何实现/19
第二章.结构调整,转型比增长更重要 /23
结构调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25
经济转型比高增长更重要 /30
如何推动经济结构进一步调整 /35
制度进步带来发展转型的红利 /40
第三章.稳增长,应让民营经济唱主角 /45
让消费增长扛起经济增长的大梁 /47
稳增长需要创造有效需求 /57
没有后遗症的稳增长思路 /62
稳增长大戏应让民营经济唱主角 /67
给民营资本以“国民”待遇 /73
稳增长的根本是为了保民生 /78
第四章.房市,越调越高为哪般 /83
房价之争:两个市场、两种需求 /85
调控窘状:房价调控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90
越调越高:中国房价怪相是如何形成的? /94
房产税:开征是否需要立法? /100
第五章.股市,制度是逃不开的根源 /105
股市“跌跌不休”,制度是绕不开的根源 /107
新股发行审核需要“切毒瘤” /111
新股发行竞价的“众包”革命 /115
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的六大关 /119
证券监管政策需要执行力 /123
未来投资什么,谁来投资 /126
第六章.地方债,如何远离“火山口” /131
影子银行风险渐行渐近 /133
积极设防,远离地方债“火山口” /138
消除地方债务的银行坏账预期 /145
地方债必须实施预算硬约束 /150
地方债需要完善的市场监督机制 /154
第七章.人民币,“走出去”的三部曲 /159
全球经济呼唤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161
什么是人民币国际化 /166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魔鬼细节 /172
人民币跨境进口结算是铸币税 /178
人民币“走出去”的三部曲 /183
第八章.再平衡,后危机时代的反思 /189
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失衡 /191
资本异化是危机产生的根源 /202
异化凯恩斯主义是认识论危机 /210
还“市场”以本来面目 /214
后.记.中国经济不再是危机状态/221

序言
如何揭示经济的真相?

近几年来,书店里关于“读懂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怎么了”、“中国经济的真相”之类的书籍似乎一直有增无减。此现象说明什么?起码说明,第一,此类书大有市场需求;第二,看来要说清楚中国经济的真相还真不容易,否则,为什么出版商会不厌其烦,出了一本又一本,学者会持续不断地去研究,去创作?
什么叫“真相”?“真相”本是佛教用语,“犹言本来面目”,引指事情的真实情况。那么经济的真相是什么?自然是讲经济的真实情况、本来面目。什么是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举例来说,13多亿人口的中国,30多年来,年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保持近10%的增长,确实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也被海内外人士刮目相看,誉称“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这是真实的,是大家确实能感受到的;同时中国政府又承认:当前中国经济是“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而且“不改革死路一条”,这同样是对中国经济的客观表述,是真实的。两者相择,到底哪个“真实”是真正的“真实”?若都是真实,前后的经济逻辑又如何解释?又如何揭示中国经济的“真相”?又举例,经常碰到有人问我:人民币对外在升值,对内却贬值,为什么?人民币到底是在升还是在贬?当前币值的“真相”是什么?国内缺资金,为什么把这么多美元借给美国花?房价为什么越调越高?等等。诸如此类的例子还可举出不少。另外,网络与媒体上可常常看到诸如“中国经济十大悖论”之类的表述和发问。确实,当下的人们对中国经济各种问题的解疑难以自圆其说,纷纷表示真相难辨,迷惑不解。
百姓碰到的各种中国经济疑问,专家学者对此也是众说纷纭。到底如何说清中国经济真相,澄清经济分析的是非?这使我想起约瑟夫.熊彼特在其巨著《经济分析史》导论篇中所说的:“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其又说道:“经济史是经济学的一部分,史学家的技术好比是经济分析这辆大公共汽车上的乘客。”“经济理论的概念,和其他科学部门一样,……某一类——经济的、生物的、机械的、磁电的和其他的——现象,实际上都是个别发生的事件,其中每一事件发生时都显示出它本身的特性。但是经验也告诉我们,这些个别发生的事件有某些共同的性质与共同的方面”,……可以形成“一般化的抽象”。(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启发我,一是各个单独的经济活动、事件,其不同于“经济真相”,而是“经济现象”。二是要认清“经济现象”背后的“经济真相”,需要借助于由命题、假设、定理等一套概念体系所组成的经济理论分析这一工具箱(尽管是相对真理),即要揭示经济现象背后的经济规律、经济现象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三是这种分析又要有“历史感”。不同的经济活动、经济事件赖以生存的“历史长度”和“时空条件”是不一样的。
由于中国经济的“今天”绝不是突然“从天而降”,而是“昨天”的延续,“昨天”又是“前天”的延续;由于中国经济已不是封闭经济,而是个开放经济,且是全球经济中的第二大开放经济体,其发展的快与慢、成绩与问题,不能不与其他经济体的发展密切相关;又由于若以中国经济自身视为独立的大系统考察,大系统中有众多子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紧密相关,互相咬合,即国民经济活动中各个领域的活动表征,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有的是因果循环。特别是在中国当前,众多的经济制度正处于大规模转轨变革的特殊时期,仔细分析,大系统内各子系统之间矛盾的复杂性、独特性和暂时性,又恐是一些市场制度和法律成熟国家所不具有的,也是传统、主流经济分析理论所不能完全涵盖的。故,考察中国经济的真相,我认为,绝对不能忽视以下两个维度或三个维度。
一是时间维度。要看清中国经济当前各类经济活动的真相,有些活动或问题还真需要放在更长的时间跨度内才能看清楚真相,在短期内是不易看清其本来面目的。最为典型、最需抽象的是上述曾提到的,中国改革开放35年的成绩是“巨大的”,同时又是“不可持续”,走不下去的“成绩”,不改革死路一条,这说明什么?说明对过去的巨大成绩同样要一分为二,成绩中有瑕疵,有不足,有教训。生态破坏、资源枯竭、分配不公、危机险象丛生。弄得不好,曾经的“超级繁荣”可能是因,最后的“危机破坏”才是果。因此若从长周期看,经济真相到底是什么?只有不割断历史,把过去的高速增长与将开始的中速增长两个历史时期放在一起分析,也许才能更清楚、客观地认清“高速增长”时期的经济现象。
又譬如,信手举个金融领域中的小事。中国有些经济活动或制度安排,从长期看,方向肯定是正确的,但在短期内或某特定的时间期内,囿于转轨特殊时期的条件限制,又未必是最为恰当的制度安排。如近期舆论在不断呼吁、监管当局却迟迟不开大闸的“资产证券化”,其方向肯定正确,有利于盘活微观金融机构资产,提高竞争活力,但在中国当前房市泡沫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并重的局面下,且不说信息不对称、不透明下证券化资产受让者——市民大众的风险,就是通过资产证券化,客观上再允许大量信贷资金或通过加快资金周转,方便更多的资金投入高风险的房市和地方债务领域,本是体现中国经济持续稳定运行之规律吗?是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真相”所容忍的经济活动吗?
这里还需注意,市场经济本身所要求的一些制度安排,中国“今天”看来不行,“明天”未必不行。“昨天”制度的扭曲,也许是渐进式转轨的必然,未必是简单意味“今天”改革的滞后。更不要忘记,人类活动真实的历史不可能是纯经济的。正确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工具箱”进行分析,不能不考虑“所赖以生效的历史——政治结构”(熊彼特)。
二是空间维度。即要看清中国经济的真相,必须把有些经济活动放在全球经济范围内考虑。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成功,大家公认的基本原因是人口红利和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面临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冲击,中国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刺激后,风险递增,现货币供应逐渐回归常态,经济增速趋缓,本是合理的。尽管这两年劳动力成本有所提高,但并不是近来经济增速合理趋缓的主要原因,危机后美国、欧盟等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全球需求的萎缩,才是公认的主要原因之一。言外之意,因此再反观前10年,2001年到2004年期间美国13次降息、扩张货币政策,刺激房地产、刺激消费从而带来的经济繁荣和进口需求大增,才是中国经济自2003年以来10年“超级繁荣”的外部条件。如果舍去此外部条件,中国的人口与制度红利又是如何能得到如此高的回报?这同是中国经济“10年繁荣”的真相。若说不是,又为什么在美国2008年危机后,中国同样具备基本相同的内部条件,然而想维持曾经的两位数高增长却是如此力不从心、筋疲力尽?所以,要看清中国增长的全部真相,全球化的空间维度不得不予以充分重视。看经济增长是如此,看汇率、看国际收支、看外汇储备、看大宗原材料价格的动态变化等,又何尝不是?
三是自系统维度。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空间维度,即必须把国民经济中特定的经济活动、事件放在一个正处于转轨的大国自系统范围内予以观察。具体说,要看清楚总体经济中某一领域、行业的活动真相及其背后经济规律所指向的趋势,已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行业的子系统,而是要视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大系统的背景动态。此类的故事,可以说在当今中国比比皆是。
一说,上述提到的人民币对内贬、对外升的现象。若割裂境内与境外看,两者都是事实、都是实实在在的“真相”。但对其的疑惑又如何解?其中有否“真相之真相”?人民币币值的均衡点究竟在哪儿?在境内,由房市泡沫、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三大因素借助金融杠杆已形成的泡沫风险情景下,币值的“真相”在币值外,关键要看资本账户管理的制度安排。当今之时,若资本管理之闸大开,境内外资本流动加速及经汇率套利,人民币的“内贬外升”自然会收敛于一个相对均衡的值,“真相”会在“动态”中显露,肯定不会存在从境内、境外看,不一样的“怪现象”。至于读者会问到,资本管理制度大闸何时大开这一开放速度的最终取舍问题,那是另一宏观经济决策权衡中的事宜。
二说,宏观总体资金多,微观企业主体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资金紧,两者到底哪是真相?仔细分析,中国M2(广义货币供应量)/GDP之比近两倍的货币存量,绝对难说当前总体货币偏紧,这是事实。然而,看一些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老板“跳楼”、“跑路”、企业倒闭,确实也是事实。为什么这么多的资金供应解决不了个别较小企业的资金急需?简单说,要看明此中真相,有资金供应的结构问题、金融改革的问题,但又不能就金融谈金融。如果承认中国近来经济增速告别两位数,步入7%左右的增长是合理的、正常的,则货币的供应相对于过去GDP两位数增长情景下的货币快速增长,现在适当放慢增速也是正常的。由此,按照“市场出清”原则,如果货币增速适度放慢,必然要淘汰一些过剩产能和资不抵债企业,这是正常的。因为如果经济实质增速下降,货币供应增速照旧大量投放,到头来,只能是一场灾难。然而,由于当前中国市场难以出清,或不愿出清,或出清速度较慢,“八个瓶子七个盖”,过去铺开的每一个项目摊子都在嗷嗷待哺货币资金,自然强者食弱,眼下房企的高利润诱惑、央企和地方政府的各种垄断优势和权力,相对易得便宜的金融资源与资金。再加上制度转轨中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到位,自然表现出可贷资金或融资结构的不合理,最终表现为民营中小企业资金紧张。由此,要看清总体货币资金供需中的矛盾真相,必然要进一步涉及国企改革、利率改革、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及深层次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等诸多改革不到位的问题。
以上表明,要读懂中国经济真相,还真需要“三维观”。而要确立“三维观”,又需要一定的经济学和经济史的功底。同时,此功底如已故诺贝尔奖得主科斯所说,又绝不是简单的“黑板经济学”知识,而是“黑板知识”、一国国情、特定国际环境、经济史知识以及一定的经济价值观的融合。由此,自然对一学者功底的评价与取舍,也会仁者智者。奥地利学派与凯恩斯学派谁主沉浮?也许只能轮番上台,因为一定时期的世情、国情的不同。另外,要增强“功底”,面对时下如此发达的现代通信媒体,要不被不恰当的群体舆论所左右,从现象上看,具备一定的心理素质与辨别力又同样重要。
小蕾是我经济研究的同人。长期接触中发现,其既有海外主流的学术背景与功底,又持盼望祖国尽快富强的切切之心。在本书《经济的真相改革2.0时代的危与机》中,不管是论及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后危机时代再平衡等问题,还是论及股市、房市、地方债、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字里行间,首先体现了一个经济学家的专业素养和良知,分析问题严遵经济学逻辑,既不对政府政策一味唱赞歌,也不简单尾随舆论和其他学者观点,坚持“接地气”,坚持真理,坚持独立性。其次,与其日常讲话“快语速”、“快人快语”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一样,其作品的敏锐观察、鲜明观点、犀利笔锋,同样让人印象深刻。当然,坚持一个经济学家的独立性和不含糊的鲜明观点,自然会遇到不同的批评,这是非常正常的。何况,现在谈及的中国经济问题,是在中国经济体快速变大、持续变大、在全球经济中显著变大的环境下讨论,某种意义上看(特别是再过10年、20年看),讨论当今中国问题,已是在讨论世界经济发展史中的大问题。因此,不同国度的海内外学者,对此观点的不同,更是非常正常的。没有不同的观点才是不正常的。在美国,就是对已过去80多年的1929~1933年大危机起因,迄今的美国主流学者也从来不是“舆论一律”的。对一个经济学家来说,重要的不是在某些问题上与其他学者持不同观点,而是在面对各种经济问题时,要有统揽各种问题、前后一贯的内在逻辑判断,这是最重要的。这也是小蕾这本书的显著特点。
我还很同意小蕾在本书自序中的一段话:“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和预测,应该换一个思路。不要过度反应国际形势,……长期停留在危机思维和使用危机刺激政策,让调结构为稳增长让路,会贻误调整和改革的时机,也等于拱手放弃后发优势。”因此,“只有还原经济的真相,才能开启新经济周期”。
借此小序,但愿更多的经济学者,秉承学者的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不去相争在媒体舆论界混“脸熟”,而是腾点儿时间,埋头苦干,多给读者(包括各级政府官员)写些逻辑严谨、真正传递“经济真相”的好书,以促成上下达成共识,形成合力,真正开启中国新的经济周期。
夏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名誉所长)
2014年2月7日,新春
1
这年头,发表经济见解,既易也难。
说易,是因为每天社会上都不乏热点话题。股市涨了,可写;股市跌了,可写。东边房子抢疯了,可写;西边鬼城无人影,也可写。美联储隔三岔五调政策,可写;欧洲危机每周都有新花样,又可写……发表经济见解,易!
说难,是因为中国经济学太普及,学者谈经济,要想不挨骂几乎不可能。上亿股民天天在字里行间找行情、找机遇。把别国纯属阳春白雪的经济学,生生地整成个下里巴人。不信,街上随便抓一个行人,都能跟你侃宏观经济如何如何,把经济学家们整得一愣一愣。发表经济见解,难!
而左小蕾就是在这“难”中杀出来,成了为数不多作品可读的经济学家之一。
作为同业的经济学人,也作为经常有幸看左小蕾作品的第一读者,我十分赞赏她敏锐的观察力、鲜明的观点以及犀利的笔锋,赞赏她在房地产、股市、利率、汇率这些在社会上已经讨论得不能再多、再细、再深、再广的领域中,能独树一帜,写出自己有棱有角的独特观点来。
2
中国经济与社会正步入一个多事之秋。
我们正在努力跃过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在过去的60年中,全世界能跃过这一巨大陷阱的,只有不到10个经济体。能够使我们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问题很多。
例如,房地产及其引发的各种风险问题。不管是房地产的崩盘,还是房价的反弹,都会使中国经济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地方债务,也是风险很大的问题。很多地方还款是寄托在土地财政能长期实行、房地产业能持续向好的基础上。这些条件如发生重大变化,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好几倍的地方债务问题,将会是一个定时炸弹。
除此之外,我们还面临着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几亿已进城农民工的户籍、住房、教育、医保、文化融合问题,企业转型升级问题,人民币可更自由兑换后的国际金融风险防范问题,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反腐败问题等。
这些,都是中国下一步发展中要面临的问题。
对于这些极其复杂的问题,左小蕾都毫不回避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建议。认真读来,在这些先后发表的见解中,不少预测都与当今世界市场的发展相吻合,很多政策建议都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方向相一致。从这些对宏观大势和国家政策的准确把握,不难看出作者的功底。
3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了未来10年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目标任务。
魔鬼在细节中。
改革的落实,关键还在各部门制定的执行细则上。要吸取过去许多很好的政策没有得到切实落实的教训。
最近,我提出了要保证群众对制定与执行三中全会决议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想法。
走群众路线,基本要求是群众对政策制定有知情权,而不仅是在政策制定好后的聆听权、执行权。这就要保持政府运作的透明度。
群众知情的目的是参与。谁是群众?群众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除了有体制内的人大、政协等机构外,还应该包括众多的企业、社区、研究机构、媒体、社会组织等。在制定各种政策时,应该广泛征求他们的意见。
群众的监督权也至关重要。政策如果仅由另一个政府部门来监督执行,特别是一些要放政府部门的权、革政府机构的命的政策,往往监督得不到位。而由全社会来监督,就会形成巨大的力量。
当务之急,是建立一套能够保证系统地落实三中全会决议的机制。
就此意义出发,在我们的社会中,需要出现更多左小蕾这样关心并能提出建设性意见的学者。
我强烈推荐读者认真读一读左小蕾的作品,看一看这些有趣、有益、有力的观点,进一步了解经济的真相。
汤敏(国务院参事、智石经济研究院院长)
只有还原经济的真相,才能开启新经济周期
近年来,许多“预测”争相出笼,认为中国经济将开启新的增长周期。其理由,基于新政府换届后每每重复的高增长高投资的历史经验之谈。在十八大释放平稳增长的信号后,中国经济将大幅下滑,甚至硬着陆的危言耸听式“预测”,成为一时之主流。如此纠结于“增长速度”,其目的是推动的第二轮刺激政策,特别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制造一个前两年那样赚快钱的环境。
我们认为,国际国内的形势都在发生变化,尤其是中国已经全面进入改革2.0时代,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和预测,应该换一个思路。不要过度反应国际形势,不要刻意推动过高的增长,尊重经济发展规律,恢复增长与结构调整应该同步进行。长期停留在危机思维和使用危机刺激政策,让调结构为稳增长让路,会贻误调整和改革的时机,也等于拱手放弃后发优势。
首先,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实体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规律,当一些领域有利润,投资就会蜂拥而至,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大规模投资和快速发展使得主流产业出现饱和,产品库存增加,利润下降,投资减少,经济增长呈现下滑。然后经过产业的调整或者新的产业结构的形成,向新产业的投资开始增加,经济重新恢复增长。
经济周期理论指出了经济周期变化的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增长变化的原因是产业发展规律。产业的初期—成长期—规模扩张期—饱和期,是与增长—繁荣—萧条—衰退的经济周期变化相关的。二是,走出危机、进入新一轮周期的经济增长,是与饱和的产业结构被调整,特别是与新产业结构形成同步。产能过剩—经济衰退—经济危机爆发,经济要走出危机,一方面必须调整已经饱和过剩的产业,在一个新的层次上恢复投资和增长。另一方面要找到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产业结构,增加对新的产业结构的投资,经济才能在新的产业结构上开始新一轮的增长,经济才能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
换句话说,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不是简单在原有产业结构下的补库存的恢复性增长。真要走出危机必须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要么是产业层次的提升,要么是形成新的产业结构,或者两者共同成为增长动力。仅“恢复”和释放过去的过剩产业带来的增长,并不是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开始,反而可能带来未来更大的问题。新一轮经济的增长周期一定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步。
其次,发达国家走出危机恢复增长的实践印证经济周期理论。美国2001年的IT(信息技术)泡沫危机,起源于个人电脑的快速发展,个人电脑进入586时代以后开始饱和,投资下降,泡沫破灭,2000多家IT公司从纳斯达克退市,经济下滑。美联储采取下调利率的措施。但是最后走出危机,是因为一批互联网公司的创造性发展。互联网把个人电脑连接成网络,形成网络高速公路。搜索引擎又相当于高速公路上的车把信息传播和处理能力大幅提升。IT产业经过大规模的整合和调整,出现全新的产业结构。Google、苹果公司脱颖而出,微软、IBM重新定位,当然还有硅谷培养的大大小小的遍布各个领域的应用平台的发展。美国经济走出IT泡沫危机,在新的层次上,在新的产业结构下,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
现在美国仍然在危机的疲软增长状态。美联储已经实施多轮量化宽松政策。但是美国最终走出危机,可能是以3D(三维/立体技术)打印的智能化制造业发展和以页岩气为主体的新能源结构为特征,以第三次产业革命的阶段性新产业结构作为新的驱动力,开始新的增长周期。随着美国制造业的回归,在完全丧失劳动力比较优势的美国制造业,绝对不可能是过去意义上的回流。美国制造业的回归,是基于拓展更人性化服务的市场需求和智能化生产技术的发展。
美国经济的危机修复,不是以恢复落后的过剩的产业来推动短期增长为主,而是创造新的增长动力。市场机制能够顺应经济周期的变化规律,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是美国经济最强有力的内生修复能力。美国危机修复,重复印证了新产业结构形成与新一轮增长周期同步的周期理论。
实际上,欧债危机虽然不是短期能够解决,但是必须看到,在危机解救的过程中,欧元区的体制改革也在推进,福利体制的改革、财政一体化的改革等。也就是说,当欧债危机缓解以后,欧元区的体制也会有一定程度的理顺,走出危机和新欧元区的结构也是同步推进的。
中国受国际危机冲击经济增长放缓,虽然不是中国本身经济周期变化引发的危机,但是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外需的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性在外部危机冲击下也暴露无遗。短期应对危机冲击,采取一些短期刺激政策稳定经济增长是有必要的。要真正走出危机的阴影和影响,不能长时间停留在危机思维之中,依靠应对危机的短期举措,释放已经过剩的产能,“稳定”过去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下的高投入产出比的低效率增长。特别误导的是,短期政策释放的信号是维持局面,被动等待发达国家“恢复”过去的增长结构和市场。但是不论是经济周期理论还是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实践,走出危机都不是一个简单“恢复”过去的概念,而是一个主动变革的过程。
不主动变革调整,让短期的“增长”为结构调整让步,是违背经济规律的。等发达经济体真的调整到位走出危机后,我们在体制上、产业结构上、技术进步上又变成“落后”国家。
十八届三中全会和面向201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调整了思路,显示了按照经济规律发展经济的科学态度。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把结构调整、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等作为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推动不以GDP论英雄的平衡和平稳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变化必须调整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的理论是一致的。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的城镇化发展新思维,将带来清洁能源使用的巨大市场和带动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服务消费的巨大需求,也将推动多层次的服务业发展;信息化城市将带来信息产业的发展,等等。这些都与经济周期必须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引擎的理论是一致的。
从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我们看见尊重规律的新发展思路的改变。需要注意的是,与发达国家修复经济的市场调整的体制不同,国内还是政府主导、政策引导的结构调整。在这样的体制下,各级政府的执行力是否到位是关键。
不论是对落后产能的调整,还是新型城镇化可能推动的按照产业规律发展的新产业结构的形成过程,都与一直以来的以GDP增长为导向的发展理念是不同的,也就一定会遭遇相关利益群体的博弈。这也就是为什么产能过剩的调整不断受阻,阻力越调越大,也是清洁能源产业还没有在国内大规模使用,替代不可再生能源的战略思想还没有开始实施就产能过剩的原因。同样,也是新型城镇化被“一厢情愿”地解读为房地产调控政策放松,房地产价格被推动上涨的原因。
中国经济要按照经济规律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在结构调整上达成共识是第一步。执行力上的阻力,仍然不可忽视。要特别注意防止在执行层面再次让调结构给短期增长让步,甚至为了短期增长的投资增长制造系统性金融风险。而细化调整不合理的结构的方法和途径,如何按照产业发展规律推动新产业结构形成,也是一篇巨大的文章。
我的上述看法,实际上形成于十八大之前。在此所做的修改,只是抹去了一些时间的痕迹。也就是说,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应该尊重经济规律,中国经济当前需要加大结构调整力度,通过体制改革释放活力推动平衡发展的结论,是经过了深入研究和分析得来的,而不是在简单解读十八大以及三中全会的精神。
之所以将此作为《经济的真相》一书的序言,除了揭示部分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不尊重规律的重大问题以外,也希望宏观经济形势研究能够回归尊重经济规律的正确方法论轨道上来,不要纠结宏观数据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差异,不要利益导向,严重到将引导和影响政策支持短期投机行为当作目标,而应尊重经济规律,尽可能对称信息、逻辑严谨、言之有理,致力于在信息爆炸的大环境中还原“经济的真相”。
左小蕾

后记
中国经济不再是危机状态

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形下,很多人都表达了对中国出口企业困境的忧虑,也对中国经济的下一步增长表示担心。那么,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从哪里来?是否正面临着全面的消退?宏观趋势性的转折机会究竟会在何时出现?什么样的新政策才可能导致经济出现新的令人乐观的变化?
银河证券董事总经理、首席总裁顾问左小蕾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说,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速是在其潜在增长水平的区间之内,符合经济增长的规律,是合理的、正常的。她认为,中国经济现在最要警惕的“黑天鹅”,就是突然又来一次刺激政策。
中国经济不再是危机状态
记者:你怎样看当前中国经济复苏的表现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
左小蕾:对于当前的经济状况,有很多说法,比如“与预期不合”,比如“弱复苏”,比如“经济下行的态势不确定”。这些说法有两个前提:一是“中国经济仍处于危机的增长状态中”,所以才有“复苏”一说,也就是还没走出危机;二是假设中国经济增速为8%,甚至更高,所以才会“与预期不合”,所以“下滑的态势才不确定”,所以7.7%被认为是弱复苏,那么究竟要“复苏”到一个什么水平呢?当然是还要“复苏”到更高的水平。但这两个假设前提成立吗?如果不成立,则判断都是错误的。
第一,中国经济现在还是危机状态吗?不是,至少与2008年全球审计了金融危机开始阶段和之后欧债危机不断发展时期的状态不一样。走过5年,现在中国经济增长的状况显然不是受了危机冲击的影响。无论危机带来的变化也好,还是自身经济所处状态包括经济增速也好,虽与危机有关系,但更多的还是自己的问题。所以,“并非危机状态”,这一点应该确认下来。如果总是要强调“复苏”的概念,这是一种危机思维和说辞。
第二,中国经济应该有更高的增速吗?虽然中国经济学界早就把中国经济的增长目标降低了,政府也已连续两年将引导性的经济增长率放在7.5%上,但好像国内外一些分析师都完全没把这个预设的增长区间放在眼里,这些分析师并非经济学家,他们与真正的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不一样。如果用他们那套方法研究宏观形势,就会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
记者:你认为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
左小蕾: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对增长速度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判断。有人总是说与预期不合,但这个预期是他们的预期,而不是真正的经济增长预期。如果仍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定在两位数或8%,甚至在其之上,这种假设则是错误的假设。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到当下这个阶段,增长的内外环境或者说过去高增长时期的那些比较优势,都改变了。这使得潜在增长速度必然发生变化。如果前30年是依靠所谓外需的红利,依靠劳动力的红利,现在这些红利不是都改变了吗?增长率怎么可能还会是两位数呢?何况中国经济还积累了其他很多问题。所以,现在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肯定不是两位数。那应该是多少呢?
我们从经济学角度作分析,都应该要有根据。经济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叫作充分就业长期均衡增长率,也就是说在已知的增长水平没有大规模失业的时候,在结构性失业可以允许的范围内,此时的增长率,我们将其称作充分就业长期均衡增长率。2013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为7.7%和2012年7.8%的增长,都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失业问题。那么根据经济学的结论,现在的潜在经济增速就是7.5%~8%。我们可以这样判断吗?我们首先要这样判断。如果不接受现状的改变,而坚持原有的一些假设,那将显得莫名其妙。因为,如果连参照系都没有,所谓复苏能复苏到什么水平?
如果我们接受当今国内外大环境下比较优势都已发生改变的现实,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就是7.5%~8%,这符合经济规律的增速,我们应当尊重规律。而不能因为希望有两位数增长,就要人为地拉动出两位数的增长。现有的增速就是合理的、正常的增速,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判断,那就根本没办法进行对话。
要警惕再来一次刺激政策
记者:许多分析提到产能过剩、库存积压、投资效益下降、环境成本大增、大量货币投放等使得经济陷入困局,而PMI等数据集中体现了当前中国经济之困,你怎么看?
左小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因为过去的那种增长,外需的环境、一些地方的劳动力投入等因素都在发生改变,所以收益或利润都在下降和改变,就不可能再加大资本的投入,所以就需要对增长目标作出调整。
此外,我们已经看到,外需市场的变化十分明显,而且并非短期的变化。未来欧美国家在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中,哪怕是在危机之后,其市场能否回到危机爆发以前的水平,也是个很大的问号。
现在中国已经有3万多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额,占2012年全世界35万亿美元贸易总量的差不多9%,如果需要再增长,从哪里着手呢?所以,就需要对结构进行调整。在这个调整过程中,有一些情况出现,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而一旦开始真正的调整,如果不能对这种调整有正确的认识,就不能忍受这种调整。中国经济过去从没有进行过真正的调整,而不调整就过不了现在这个坎儿。如果再继续上项目,继续花钱,可能无非是把短期调整的痛苦往后挪一些日子而已。
所以,我认为,调整的过程出现问题也很正常,人们的关注焦点,应该放在如何更合适地去调整的问题上,尊重和顺应经济发展的规律,然后完成这个调整过程,否则就是反规律。过去就有过这种反规律的现象,该调整的时候不调整,而是上项目、花钱,维持着短期的高增长状态,之后问题反而更糟?
记者:政策应有哪些反思?是控通胀还是要保增长?
左小蕾:如果我们一方面说产能过剩、投资效益下降,另一方面却又要在所谓的控通胀和保增长之间保持平衡,因而又要调整货币政策,这种过去很荒谬的逻辑会将大家误导。美国人应对危机就是花钱,但除了把道琼斯指数涨上去了,美国的经济恢复了吗?经济的恢复有一定的规律,而美国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又很强,但绝对不能说仅靠向华尔街注资,就能改变经济的修复规律。因此我们看到,美国经济的修复还得有一个过程。所以大家也应尊重这个规律,而不能说美国人、英国人、日本人都在花钱,中国也应花钱。再说中国的经济结构和他们也很不一样。
美国人花了很多钱,把道琼斯指数推上去了;我们花了很多钱,却连A股指数都推不上去,这也说明了中国经济深层次问题有多么的严重,以及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存在的差异性有多么巨大。所以,我国为什么要效仿美国呢?
我认为现在没有必要稳定一些分析师所设定的那种目标的增长,没有必要让那种政策出台,否则,中国经济将万劫不复。中国经济现在最要警惕的“黑天鹅”,就是突然又来一次刺激政策。因为,第一,经济增长是稳定的,第二,过去花那么多钱来推动经济也没起到多大作用。中国经济的深层次矛盾是结构有问题,是增长方式有问题。所以,难道我们还要再花钱,再让企业盲目扩张、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再去制造房地产泡沫以释放过剩产能吗?
记者:许多人担忧未来经济增长状况,很不乐观。
左小蕾:7.5%,这是中国政府引导性的经济增长目标,有些市场分析为什么一定要将预期定得比这个目标高呢?根据是什么呢?中国经济7%不叫增长,非得到10%才叫增长吗?新一届领导人的思维似乎也在改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现状,认识得比较深刻,判断得相对比较心中有数。
现有经济增速合理
记者:你的观点似乎积极乐观。
左小蕾:我没有忽悠大家说未来形势大好。我是说我们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几个数据上,要做的事情是要好好调整,认真培育新的增长点,这是最重要的。包括决策层的注意力和其政策资源的红利,都不要向稳增长的更高目标上倾斜,而是要向新的增长点的培育过程倾斜。
未来形势是否大好,关键在于企业现在正在做什么,如果还等着政策来释放过去盲目扩张的产能,比方说房地产、钢铁,以及其他一些有相对过剩产能的企业,如果还等着政策来支持,那未来就真的没希望了。如果中国的企业现在都在调整、找出路、做技术上的突破性的积淀,都在转型升级,如果我们的政策,不是纠结于零点几个增长点的差异,而是更有战略眼光地部署政策资源,这样一来,中国就有希望。
记者:感觉你在为经济形势唱好,但同时也有很多质疑。
左小蕾:其实有很多细节问题,都有待于去不断关注。比如说要调动民间资金,因为民间资金充裕,那就要开放一些被国企垄断的行业的准入门槛让这些资金参与,但怎么操作?中国铁路迈出改革的第一步,政企分开了,现在说一些新干线的投资建设要让民企参与,但民企怎么参与?这里面有很多需要细化的问题。一个铁路项目动辄数十亿上百亿,而每个项目开始都要有垫资20%的资本金约束,哪个民企能够做得到一次性支付那么大一笔资金?民间资金实际是一盘散沙,如何去整合?还有城镇化,解决户籍问题和土地流转问题都是城镇化的核心问题,但怎么流转?怎么解决户籍问题?资金从哪来?我们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关注、部署和操作,否则,中国经济就只能永远在7%的增速上,何况质量还要提升。即便是7%的增速,也还有一个投入产出比的调整问题,而不能像现在这样投入产出比仍然是规模递减的状况。
我从来不会唱好或唱空,而是要把道理讲清楚。我们要看到该做的事情是否做了,结构调整是否调下来了,未来的增长是否都加强了对破坏环境行为的约束,制度性的红利在什么地方释放出新的生产力。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些。如果短期内,哪怕是在推进,因为一步到位不可能,但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些动作,比如房地产调控,调了这么多年还调不下去,那时,我就要开始唱空了。但我认为现在的增长速度是合理的,我反对盲目唱空。未来的多,不是唱出来的,而是要化虚为实。
记者:2013年我国的经济增长,你认为会是多少?
左小蕾:就是7.5%~8%,未来的GDP翻番,只要10.2%就够了,我想,这也是李克强总理的底气。所以,未来不会刻意去推动GDP更高的增长,而是一定会顺应规律。

文摘
给民营资本以“国民”待遇

民营资本全面参与经济发展,成为稳增长大戏的主角,需要有金融业的保驾护航。打破金融业的国有资本的垄断,放低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门槛,是近年来金融领域改革接到最多的建议。这个方向性的建议不是第一次提出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推动金融领域对内开放的改革。但是在如何改的问题上并没有形成共识,对改革的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特别是政府角色错位,使改革阻力障碍重重。
实际上,多年的推进,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行业已经开始。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了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民间资本在2009年就被允许以小额金融信贷公司的形式开始进入金融业的试点,2010年已经超过3000家,2011年11月已经超过4000家。近年来地方政府有加速批准小额信贷金融公司的态势,加上担保公司和一些投资公司,非正规金融机构可能已经超万家,资金规模可能已达数万亿元。
在快速推进过程中,民间资本发展和民间金融体系的建设需要不断深化改革。
首先,要给优秀的民资金融机构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全国数以万计的民间金融机构和数千家小额金融公司之中,有不少优秀的公司。这些公司在缓解小微企业的资金困难,支持创业、创新,扶持个体就业,特别是在农村支持农民脱贫致富的项目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有些还创造了非常好的运营模式,保证了几乎为零的坏账率。但是这些民间金融机构,受制于不能吸储的约束,不能扩大信贷规模,不能让更大范围的小微企业受惠,这些民间金融机构本身的发展被严重制约。
现在所谓村镇银行的门槛实际上是优秀小额信贷公司升级成银行的一个障碍。20%的相对控股的银行股本要求,使得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很难诞生,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制度性障碍很大。
建议相关方面要对民间进入机构尽快进行一次全面梳理,对于优秀的民间金融机构,要给予更大的发展机会,比如允许这些机构获得较低利率的中央银行再贷款,使这些机构在对小微企业的信贷规模扩大的同时能降低信贷利率,从而有利于进一步降低小微企业的信贷成本。我们最希望推动的是,相关部门尽快放低银行准入的门槛,允许优秀的民间小额信贷金融公司升级成为民营社区银行,为以国有资本为主的银行业注入更大的活力,加大银行业的竞争性,这也应该是解决小微企业信贷难的一个最佳途径。银行业已经对外开放多年,现在已经到了对内开放的时候,民间资本应该获得“国民”待遇。
其次,改革银行业规模扩张的经营模式,建立草根金融与大型金融机构按照各自优势,各司其职的市场格局。近年来对银行暴利有很多批评,这些批评不是认为银行不应该获利,而是针对银行业过高利润的不合理、盲目扩张的获利方式的不可持续性,以及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甚至危机提出的。总体经济增长9.2%,银行利润平均增长40%~60%,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而且小微企业没有获得银行信贷支持也是一直被诟病的事实。所以银行高利润一定来自一些对大企业的无效信贷规模的增长,或者来自一些高风险的表外业务,或者依靠提高企业资金成本侵蚀企业利润的高利差收益。唯此才能获取超实体经济增长几倍的高利润增长。银行高利润很大一部分是被虚拟出来的,高风险金融活动都是利润的实现先于风险爆发,比如银行高利润背后就是地方政府债务平台的风险、房地产泡沫破灭的风险、银行理财产品本利支付的风险。
现在打着为小微企业服务的旗号,各类银行准备通过村镇银行的建立向更大范围扩张。但是简单扩张的经营模式,很难保证由大银行牵头的村镇银行能够真正为小微企业服务,但是让民间优秀金融机构升格为银行,在更大范围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门”,就可能以村镇银行很多的理由被关上。银行依靠信贷扩张获取高利润的经营模式,靠扩张村镇银行继续扩张的经营方式,可能带来金融风险,也可能再次夭折民间金融的进一步改革。
我们建议银行改变以盲目扩张规模、依靠利差收益的经营模式,回归中介机构的基本职能,根据本身的优势提供与企业经营和实体经济增长相匹配的信贷支持,特别是要避免草根银行被扩张的村镇银行挤出的结果。
再次,金融业对内开放必须加强监管制度的建设。政府对民间资本的金融活动缺乏有效的监管。金融活动与其他实体经济活动不一样,特别是现代金融活动与风险紧密联系,所以金融行业的审慎监管体系是其他行业没有的。但是因为民间金融机构的活动属于非银行金融机构,原则上不属于银监会监管。地方政府成立金融办,是为了弥补统筹地方金融业发展和支持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职能缺失。由于各地政府对金融办的定位不同,在各地具体叫法并不一致,比如广东就在2008年把“金融服务办公室”更名为“金融工作办公室”。地方金融办并非专业监管机构,对金融的高风险缺乏基本认识,基本没有监管意识和能力,导致有效的制度建设的严重缺失。
地方金融办一般都站在地方政府的角度,所以其基本态度不但不会加强监管防范风险,反而会助推高风险民间金融活动,使民间金融活动陷于“一放就乱”的恶性规律循环,其中温州金融活动便是典型。作为民营经济发展最快的温州,民间资本也敏感地利用了政府的危机政策,率先在金融领域展开了投资活动。但是应运而生的小额信贷金融公司、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并没有像改革推进的初衷所期望的那样,草根金融机构为小微企业服务。温州有1100多亿元资金在做资本运作和投资,但是温州的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特别突出。民间借贷高利贷盛行,高风险“钱生钱”的活动非常活跃,套取银行资金和作为房地产过桥资金的事情时有发生,最后连续出现资金链断裂、老板跑路、公司倒闭的事件,地区性金融风险加大,迫使政府不得不出面开启救助地区金融风险的先河。
2012年浙江泰顺立人集团非法融资破产清算的事件,进一步显示地方金融监管缺失的隐性风险。有报道显示,包括立人集团在内的147名债权人集体起诉泰顺县政府和县公安局,认为泰顺县政府和县公安局放任立人集团非法集资13年的行为构成不作为,对于立人集团破产带来的严重后果,政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四条,因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造成财产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之规定,立人集团相关债权人依法要求国家赔偿是公民的权利,是政府应尽的义务。
如果不加大监管力度规范民间金融活动,随着全国各地民间资本在金融领域的活动越来越活跃,政府不仅会有频繁成为被告的问题,更严重的是地方性金融风险会不断蔓延、相互渗透,酿成全国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我们建议,银监会协助地方金融办建立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制度,最简单的办法是银监会对地方金融办开展全面培训活动,学习针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制定的监管条例,并帮助地方建议监管体系和实施方法。地方金融监管体系的建设刻不容缓。同时建议,以后发生政府不作为被判决赔偿的时候,规定由监管人员用自有财产支付赔偿,而不是动用地方财政纳税人的钱为责任人的失职买单。政府兜底的做法,不容易防止监管人员出现玩忽职守甚至监守自盗的道德风险。特别要强调参与高风险投资活动风险自担的基本原则,政府救助不能成为惯例。
民间金融改革要抛弃“一刀切”的做法,对民间资本要坚持“有保有压”。不遵纪守法的要依法处理,规范运行的应该鼓励并给予更大的发展机会。对民间金融也该像对正规金融一样,永远保持审慎的监管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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