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贯之:戴立宁的经历和坚持.pdf

一以贯之:戴立宁的经历和坚持.pdf
 

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一以贯之:戴立宁的经历和坚持》记录了戴立宁在台湾金融行业一生的经历与坚持,概括出适合当今大陆金融行业的经验与教训。30年前,台湾在搞经济,大陆在文化革命;10年前,大陆开始搞经济,台湾却在文化革命。20年的间隔,许多台湾曾经发生的事,如今在大陆又一一地重显身影。经济奇迹,那曾经是台湾的骄傲;骄傲的背后,也曾有不堪语外的辛酸。成功需要很多的条件配合,台湾成功的经验未必能够复制;但是,失败的因子只要一端,失败的经验绝对值得警惕。由于个人曾经亲身经历了这些成败得失,或许可以为这得来不易的警惕,添加一份活生生、血淋淋的批注。

编辑推荐
《一以贯之:戴立宁的经历和坚持》是证监会首任国际顾问戴立宁对于经济和金融改革的经验之谈。戴立宁出身法学世家,曾掌控台湾金融证券市场,拯救台湾华侨银行于濒危边缘。他的身影,从法律界穿梭到金融界、保险界,又到证券界,废除票据刑罚、处理“十信案”、建立台湾柜台市场……
在《一以贯之:戴立宁的经历和坚持》一书中,作者披露了自己亲身参与并掌控台湾经济腾飞时期20年的金融信托体制和证券市场改革的经验,尤其是这些经验对于大陆的借鉴。厉以宁、梁定邦、周道炯、刘鸿儒、王连洲、吴志攀、宋楚瑜、林振国、陆润康联袂推荐,台湾成功的经验未必能够复制;台湾失败的经验绝对值得警惕。

作者简介
戴立宁,中国证监会17位国际顾问之一,曾任台湾地区“财政部”次长、证管会主委、“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华侨银行董事长等职;亲身参与并掌控台湾经济腾飞时期20年的金融信托体制和证券市场改革;对大陆股市和金融改革多有发言。
郭建龙,网易专栏作者,曾为《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爱好中西方社会、经济、金融史,亦热衷于文学,是全国少有的探险级骑行者之一。
谷重庆,前《21世纪经济报道》评论版资深编辑。

目录
自序 VII
对话 政府vs.市场—戴立宁谈中国经济 IX
引子 直话直说的国际顾问 XV
第一章 个性形成:不做法官的法官之子 1
书香门第 3
回归法律 12
哈佛来回 28
第二章 票据刑罚:市场自己会监督 51
空头支票溯源 53
徒劳的力争 71
一波三折的废除 80
大陆的借鉴:放弃父爱主义,相信市场自律 95
第三章 十信风暴:金融不开放的代价 99
金融压抑的社会问题 102
十信由来 110
拆弹行动 117
金融危机:救市只为金融稳定 128
蝴蝶效应:江南案 137
大陆的借鉴:开放金融市场,强化监管体系 143
第四章 七年沉浮:管制是泡沫的最大推手 147
鸿源案:地下钱庄的罪与罚 150
外贸失衡:通胀和资产泡沫的源泉 159
最美好的时光 164
大陆的借鉴:放开汇率利率,台湾殷鉴不远 174
第五章 证管风云:把市场还给市场 177
五指理论 179
增资案开闸 190
台湾特色的示威 201
台版纳斯达克的重生 208
开放外资争议:对决“央行” 215
洪福事件 230
大陆的借鉴:把市场还给市场,把管理交给效率 242
第六章 成败侨银:柜台外面看问题 247
纷争不断的民营银行 249
整顿侨银 260
功败垂成 273
侨银后事 282
大陆的借鉴:放弃小利益,方有大收获 287
第七章 重归大陆:两岸合作是共赢 291
轩然大波 293
归去来兮 298
后记 309
附录一 人物索引 311
附录二 台湾金融监管制度变迁 321
附录三 戴立宁年表 323

序言
一向自诩潇洒,挥一挥衣袖,挥别那昔日的云彩和尘埃。不想留下痕迹,又何必留下痕迹?!
2010年的某一天,吴晓波先生来台发布新书,经朋友的介绍,他来到了我在南港的住所。吴先生著作等身,尤其关心企业的发展,《大败局》一书,述说了企业花开花落、楼起楼塌的沧桑,令人心惊。
个人有幸参与了那个曾经属于台湾的伟大年代,目睹了台湾“经济奇迹”的起落。成功需要太多条件的配合和累积,环环相扣、步步演绎,成败得失往往只是一线之差、一墙之隔。
30多年前,大陆在搞“文化大革命”,台湾在搞经济;20多年前,大陆在搞经济,台湾却在“文化革命”。20年的间隔,一些台湾曾经发生的事,在大陆又一一地浮现。经济奇迹,那曾经是台湾的骄傲;骄傲的背后,也曾有不堪回首的辛酸。成功需要很多条件的配合,台湾成功的经验也未必能够复制;但是,失败的因子只要一端,失败的教训绝对值得警惕。由于个人曾经亲身经历了那些成败得失,或许可以为这得来不易的警惕添加一份活生生、血淋淋的批注。
我不想、也不愿自己提笔写我自己。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是可以从多种角度去观察;也唯有从多种角度去观察、探究,才会有意义。一向很喜欢苏东坡这个人和他的诗。常常在很多场合引用东坡先生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描述了多角度、多层次观察的差异。尤其之后的两句让人警醒,“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是因为自身的关系太切、关心太过,往往会自我迷失、莫知所以。
在书稿编写的过程中,编者王留全希望我写个序,述说一下这本书出版的缘由和心境。我无以为对,正好手头有席慕蓉一首提名为《诗》的诗,或许可以借此表达一些我心底的感受。
曾经热烈拥抱过我的那个世界
如今匆匆起身向我含糊道别
时日推移 应该是渐行渐远
为什么却给我留下了
这样安静而又沉缓的喜悦
重担卸下 再无悔恨与挣扎
仿佛才开始看见那个完整的自己
我的心如栗子的果实在暗中
日渐丰腴饱满 从来没有
像此刻这般强烈地渴望 在石壁上
刻出任何与生命与岁月有关的痕迹
从不想留痕,而如今却留下了深深的刻纹。生命的奇妙,世事的无常,能不令人感伤!我自许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性善论者”,更是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世人都是希望把事情做好,容或有一些观点上的差异;最坏的情况总会过去,明天只会更好……
谢谢谷重庆和郭建龙两位作者,耐心地听我细说旧梦、无奈地任我勾勒新愁。谢谢王留全、陶英琪、蒋蕾、黄维益和陶之风,为我校读残稿、编辑浮文,排难解纷、妥善一切。当然更要谢谢吴晓波,没有他,这本书不可能出版问市。

后记
本书的筹划开始于2010年3月,并于2010年5月开始,由谷重庆对戴立宁进行了连续数月的访谈,经访谈录音整理的文字总数,是成书的数倍。另外,关于本书的常用参考书还有十几本,加上各种剪报(仅仅他在证管会时期的剪报就有厚厚四大本)、私人资料等,为了写作本书,事先阅读的文字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之多。
后由于谷重庆的工作较忙,为了加快进度,我加入写作,承担了部分章节的写作,两人最终在2011年上半年完成了初稿。期间为了确定细节,与戴立宁的通信往来不绝,常常一日几复。接下来的几个月,又经过了三个版本的修改。之后由于其他原因,稿件再次延后,从筹划到出版,共用了4年时间,颇可映证写作的苦趣。
可以说,本书虽然仍是一部口述史,但所花费的精力却远高于一般的口述历史。它所涵盖的范围也不仅仅是一个人物,而是希望所有的读者都能够在阅读中获得乐趣:
1.普通读者能够读到台湾经济发展的经过,甚至可以从戴立宁复杂的经历中读到财经小说那样跌宕起伏的情节。虽然两岸一衣带水,但令人尴尬的是,对于台湾的经济发展,我们又知道多少呢?在写作过程中,我也痛感大陆对于台湾社会的无知,因此,希望读者通过阅读这本书,对台湾的经济发展经过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2.管理者可以从中找到可以借鉴的经验。由于戴立宁是法学出身,并且做过台湾金融、保险、证券方面的主管官员,亲身经历了台湾财经发展史上一系列的事件,因此,这些行业的管理者都能够从他身上找到某种可以引起共鸣的品质。市面上关于财经管理的书并不少,但大部分都是空谈,缺乏实务性操作经验,而本书中戴立宁参与的财经管理(特别是危机处理)都来自于一手资料,并且对每一步措施都详细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做,以及处理的效果,因此,作为可以参考的经验,本书颇值得从业者们研究揣摩。
3.台湾和大陆同根同源,许多财经问题也是相同的。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此书不但是在书写一个人的历史,更是在探讨一个困扰中国已久的问题,即政府与市场之间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传统上的中国政府对社会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但这种制度在经济效率上的表现有目共睹,因此中国不得不转型。戴立宁是一个官员,本应该是政府权力的既得利益者,但其却积极推进市场化的改革,这样的人生必然会是波折不断而又矛盾丛生。可以说,戴立宁为台湾经济社会的转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而他自己的一生也是台湾经济社会转型的一个缩影,更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一部生动活泼的纪录片。戴立宁经常说,台湾经济转型比大陆早20年,也就是说,台湾经过的很多事情,将来大陆都会经历。无论从大视野还是小角度,相信有心的读者都会找到自己希望了解的内容。
如今写作已经告一段落,剩下的,除了一本摆在读者面前的书之外,还有作者脑海中的回忆,写书的过程虽然辛苦,却又充满了乐趣。作为本书的作者之一,我仍然记得每次去谷重庆家中磨稿的艰辛,以及他贤惠的太太李超对于两个爱争吵的男人的宽容。
感谢网易科技频道主编帅科。由于写书,我暂时没有找工作,正是帅科给了我写专栏的机会,使得我可以获得一点儿收入,从而坚持下去。
感谢我在《21世纪经济报道》时期的领导卢爱芳,《南方周末》的编辑戴志勇,中山大学的老师鞠实儿、文学锋,是他们将我引入了新闻行业,才有了我后来的发展。
感谢长江工商学院的李伟教授、周一,你们的帮助和宽容是本书出版的必要条件。
感谢沈碧芸妹,在我转型写作的6年中,她一直在鼓励我不要放弃理想,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相信我能够取得成功。她见证了本书的整个写作过程,在我已经出版的几本的书中都留下了她的影子。
郭建龙

文摘
直话直说的国际顾问
2009年10月30日上午8时,深圳五洲宾馆的大厅装饰得一片大红,迎宾小姐的笑容、全国记者的闪光灯、西装革履的人们,无不暗示着这里将发生一件重要的事情。
证券行业内的人都知道,在宾馆内,将举行创业板首批上市公司的开钟仪式。创业板已经酝酿十年,从推出伊始就凝聚了中国证监会(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科技企业、券商和投资人的种种期望。一方面,中国证监会希望将创业板打造成中国版的纳斯达克,成为高科技创业公司融资的平台;另一方面,随着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国内经济也深受影响,除了政府推出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外,监管机构也一改拖拖拉拉的毛病,迅速推出了创业板,这个市场于是也被赋予了救市的重任。
那些西装革履的人们来自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以及首批上市的企业的领导。随着28家公司的董事长带着心满意足的笑容敲响开市的钟声,酝酿已久的创业板正式出台。庄重的仪式无不提醒着与会的人们: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
但是,开市的钟声敲响后,这个市场的表现又是否承受得起人们的期待、担当得起帮助创业企业发展的重任呢?
事实显示,在场的人们过于乐观了。
正是由于承受了过多的期待,创业板从一开始就呈现出高烧的态势。在开市的第一天,创业板28只股票的收盘价比发行价平均上涨了106.23%,平均换手率超过86%,市盈率更是达到了111倍这样不可思议的水平。
换手率高是投机的典型特征,这意味着那些申购股票的人们在拿到股票的当天就抛售了。而市盈率高,则意味着即便人们想投资,这里也不适合,因为回报率太低了。
经济界和媒体一片哗然,人们纷纷议论着,这到底是一个有效市场,还是一台圈钱的机器?为什么刚一出台的创业板就呈现出高烧的态势?中国证监会和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们信誓旦旦地表示创业板的推出是健康的、合理的;而一些经济学家却认为创业板已经呈现了博彩的特征,股价的涨跌与公司的实际业绩已经彻底脱钩了。
除了大陆经济学家的质疑声之外,一位台湾来客的声音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戴立宁。
“不要轻易把储蓄放到创业板去!”戴立宁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发出了沉重的呼吁。
戴立宁是何许人?凭什么他可以对大陆的证券市场说三道四?
答案是:戴立宁是中国证监会请来的国际顾问。然而这个顾问有点与众不同,居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不讳,一点儿也不顾及自己东家的面子,与国人一团和气的行事原则相比,显得不合时宜。
他的批评在所有的批评声中显得透彻而又尖锐。他认为,创业板一推出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投机市场。“当一个市场的平均发行市盈率达到50倍以上的时候,这个市场还能剩下多少投资者呢?”他反问道。更何况创业板第一天交易后市盈率已经达到了令人咋舌的111倍,这意味着即便上市公司将所有利润都用来分红,股东用来买股票的本金也要在111年后才能收回。对于真正需要投资的人来说,这样的市场已经没有了投资价值。“我们一开始的制度设计可能就是在鼓励投机,而非投资。”
首日超过86%的换手率也说明人们不愿也不敢将股票长时间留在手中,加之投资收益很低,于是整个创业板会沦为投机客哄抬价格、赚取差额的场所,同时也是一个高风险的博傻市场。
那么,这样的市场是如何形成的?戴立宁给出的答案是:“门槛太高,股票太少。”创业板过高的上市门槛导致许多真正有潜力的创业公司无法获得上市资格,能够满足条件的多是一些已经过气的或者有关系、能够做出漂亮财务报表的公司。以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几家互联网公司新浪、搜狐、网易为例,刚上市时,这些公司都没有实现赢利。如果时光能够穿越,当年的这些真正的高科技公司即便想在中国的创业板上市,也将由于财务条件限制,连申报的资格都没有。
同时,国内的流动性泛滥,导致过多的钞票追逐少量的股票,抬高了股票的价格。如果要改变这个局面,就必须加深水池,这样即便有炒家兴风作浪,由于水深,他也无法掀起太大的波澜。
总之,与人们呼吁抬高上市门槛、加强中国证监会审批职能不同,戴立宁反其道而行,大声呼吁降低上市门槛、减弱中国证监会审批职能,让能上市的公司都上市,提供足够的股票供应,加强股市的深度。中国证监会要做的,只是监督上市企业进行充分的披露,并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
与国内无数的“事件”一样,经济学家和媒体的呼吁并没有产生效果,戴立宁的呼吁也没有人听。实际上,他的台湾人身份还使他的呼吁令人觉得有些怪,有人质疑他为什么要跑到大陆来品头论足。
但是,时过一年之后,戴立宁的预言却逐渐成了现实。
创业板推出一年后的2010年10月30日,《广州日报》对创业板一年来的表现进行了盘点。在中国证监会的努力下,创业板上市企业已经从当时的28家发展到一年后的138家(含已过会),不可谓不迅速,但是,这一年来,到底什么人赚钱了,什么人赔钱了?
得出的结论是:赚钱的是公司的大股东、高管、券商、创投公司,赔钱的是中小投资者,有将近七成的中小投资者仍然被套牢着。以上市公司高管为例,为了套现,一年来上市公司高管的离职已经成为常态,此类信息不绝于耳。创业板推出后的短短10个月内已经有24家公司的34位高管离职。离职潮凸显出这些高管们对于公司缺乏信心、急于套现的心情。
更令人尴尬的是,企业一旦在创业板上市,其业绩立即开始大变脸,从上市前的艳阳高照,变成了上市后的秋风秋雨。2010年中期财报期间,所有已公布半年报的A股上市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44.95%,中小板增长45.24%,而一直被认为成长性最高的创业板仅增长了25.63%。
这一切都令人不得不生疑:当初过会时,这些企业的业绩是真的吗?它们上市的目的是圈钱、投机,还是为了企业发展?
创业板推出4年之后的2013年,人们更是意识到创业板已经彻底沦为了一个炒作型市场。整体市盈率比普通A股高5倍,2013年上半年净利同比增长只有1.61%,可是,由于创业板盘子小、易炒作,成为市场上各种推手轮番爆炒的目标,股价越来越离谱,没有人能看懂,也没有真正的投资者在内了。
这时再回头看戴立宁当初的预言,才发现原来结果早已在预料之中。或者说,在创业板推出之时,就由于其制度缺陷,一切已经注定了。
戴立宁对于创业板的不同看法让人们重新评价这位台湾来客,让人们不得不审视一下他的身份。
戴立宁,台湾证券管理委员会前主任委员(相当于大陆的证监会主席),在任时对台湾股市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
台湾的证券市场,有一个与大陆的创业板和美国的纳斯达克功能类似的融资平台—柜台市场,其定位也是帮助科技企业和创业企业筹资,为其提供助推力。从发展上看,柜台市场也的确起到了与纳斯达克在美国科技业中一样的作用。台湾的许多中小型企业最初需要资金时,都是去柜台市场上柜融资,等到企业发展壮大后再去集中交易市场上市。人们评价台湾的柜台市场时,常常将它称为台版纳斯达克(或者台斯达克),认为它起到了科技助推剂的良好效果。
而台湾柜台市场的改造和兴起恰好是在戴立宁的证管会主委任上完成的,这过程贯穿了他的思想。大陆证监会之所以聘用他,也是希望他能够根据台湾经验,对大陆的股市发展提出建议。
而他所在的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也是群贤毕至,汇集了世界各处的证券管理者、投资银行人士。除了戴立宁之外,该委员会还包括中国证监会前副主席、香港证监会前副主席史美伦,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梁定邦,现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曾担任英国金融服务局主席的霍华德•戴维斯(Howard Davies),现任以色列中央银行行长、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常务副总裁的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前高盛公司总裁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等。随着时间的推进,国际顾问委员会还在不断地补充着新鲜的血液,美国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前主席威廉•唐纳逊(William H. Donaldson)就在两年前加入。
作为中国证监会聘用的顾问,戴立宁在公开场合并没有给东家面子,而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其政策存在的问题。对于创业板的批评并非是他第一次批评他的东家—中国证监会。
2008年4月,由于股市大跌,中国证监会出台了一系列利好政策,如限制大小非解禁、上调印花税等。戴立宁表示,单一的政策不可能救市,也不希望政府赤膊上阵参与市场的具体运作,他提出“把市场还给市场、把管理交给效率、把信息臻于透明”的“三把原则”(在他掌管台湾证管会时,当地媒体更是称之为“戴立宁原则”),认为政府不应该对股市的上涨下跌出手,而是应当制定、推行规则。对于投资者,政府也不需要保证每个投资者都赢利,而是要告诉他们股市有风险,并引导他们成为合格的投资者。
当年10月,针对市面上要求成立平准基金的呼吁,戴立宁又说,“平准基金实际上是为了眼前利益而牺牲根本原则”,认为平准基金不仅不会有效,反而会扰乱市场。
除此之外,他的批评似乎还超出了中国证监会的管辖范围。次贷危机后,当人们以美国为例质疑市场、强调政府干预的必要性时,戴立宁却认为政府不应该用“有形之手”代替市场的“无形之手”。针对人民币汇率被高估的问题,戴立宁在强调自由汇率的同时,还认为应该尽快建立外汇市场,让企业可以利用市场进行风险对冲以避免外汇风险,而不是强行锁死汇率。
人们普遍认为,对政府财经政策提出批评的大多是独立学者,如张维迎、周其仁、许小年、谢国忠等,一旦为官,他们则必须站在官员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就会变得保守和不愿改变。但曾经担任过高官的戴立宁非但没有沾染上官僚习气,反而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对自由市场的信任,加上他直言不讳的风格,以及对政府持续不断的针砭,才让接受东方式教育已久的国人觉得他有些异类。
然而,人们又对他知之甚少,甚至连他国际顾问的身份都是因为他的“直言不讳”才得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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