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中的帝制:民国六年,中国社会的两难选择.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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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本书以1917年张勋复辟前后的中国社会为主要关注点,以严谨的态度,探讨了此一时期政坛的状况,包括是否对德宣战,如何受到国际社会的影响,张勋复辟前后军人集团、文人集团的反应等史实,读来既有趣味又兼具学术性。在此基础上,张鸣老师在行文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在制度不健全的条件下,推进社会的进步?执政者在面对不完善的游戏规则时,尽力弥补制度的漏洞与采取厚黑的手段,哪一种更能实现其执政理念?

作者简介
张鸣,浙江上虞人,长于北大荒。出生赶上鸣放,故曰:鸣。窦文涛评道:一出生就是右派。年幼时最大的理想是做图书管理员,好每天有书看。及长,幻想当作家,变成文学青年。一辈子养过猪,做过兽医,大学学的是农业机械,最后误打误撞,成了大学教历史的老师,众人眼中的学者。一生坎坷无数,碰壁无数,头撞南墙不回头,不是墙破,就是我亡。由幼及长,从黑板报算起,写过的文字无数,黑板报都擦了,小说都烧了,所谓的学术文字和随笔评论,留下来的比较多,有些变成铅字,好像有十几本了,均遗憾多多。年过五十,没有长进,再活五十年也许能好些。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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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序 我为什么要写张勋复辟 / 001

第一章 从府院之争说起_ 001
后袁世凯时代,天下,还是北洋的 / 002
半总统制的制度陷阱 / 007
“凤雏”徐树铮 / 011
契约精神的丧失 / 016

第二章 对德宣战的纠葛_ 025
站哪边,真是个问题 / 026
绝交而不参战的民意 / 031
本是生就矮人,实难暴成长汉 / 035

第三章 督军团政治_ 045
督军团的缘起 / 046
反过来叫,声音照样大 / 049
总理可以请辞,总统不能罢免 / 053
不给段祺瑞面子,也就是不给北洋系面子 / 056

第四章 复辟烟云_ 061
士绅政治下的晚清 / 062
复辟三巨头 / 068

第五章 张勋来了_ 079
空头督军的简历 / 080
治兵者张勋 / 084

第六章 徐州辫子兵_ 093
当兵是吃粮,为匪也是吃粮 / 094
忠诚、倔强、强悍、土 / 098

第七章 张勋小影_ 109
农民企业家的范儿 / 110
仗义、念旧、冬烘、颟顸 / 114

第八章 徐州会议_ 121
一个武人干政的聚会 / 122
政坛闹“瘟疫”,能指望的,居然是个蹩脚“大夫” / 129

第九章 在火炉上被烘烤的黎元洪_ 139
大富大贵的老实人之相 / 140
这个家到底谁当 / 143
不得不犯的错误 / 149

第十章 复辟进行时_ 159
都是两边押宝,两边不放钱 / 160
尽换五色旗,升起黄龙旗 / 165
复辟后的政治安排 / 169

第十一章 讨逆,讨逆_ 185
段祺瑞运筹讨逆 / 186
捍卫共和的文胆——梁启超 / 192
北洋系众生相 / 194

第十二章 游戏战争_ 209
几万军队参与战争,伤亡二十五人 / 210
不是真的恨张勋 / 221

第十三章 复辟后事_ 231
躲的人以后还要出来,大家还都要见面的 / 232
总统换人,未必是好事 / 237

第十四章 关于复辟,说不完的话题_ 251
共和的各种药方 / 252
草根、遗老、武夫,都已不如精英对社会的影响 / 258
帝制消失了,但帝制的幽灵没有消失 / 266

第十五章 复辟戏里列强那只看不见的手_ 275
日本的政策和对华影响 / 276
欧美列强的阴影 / 283

附录_ 291
特别的遗老 / 292
并不尴尬的殉节问题 / 294
“辫帅”的人缘 / 299
倪嗣冲的规矩 / 303
哦,空军也来了 / 306

序言
序 写在前面的话

我为什么要写张勋复辟?这个事,说起来挺简单。虽然说,这些年一直在晚清和民国这一带转,但可写的东西,其实挺多,不一定非得落到张勋头上。最直接的刺激,是两三年前,有人出大价钱,让我写民国题材的电视剧,点的,就是张勋复辟。这个价钱,比我写专栏、出书都高,高到无法类比,不由得我不动心。记得去年(2012年)翻明人笔记,翻到过一则逸事:明代图书市场发达,好些读书人是靠写书挣钱的。有书商找自己熟悉的某小名人约稿,小名人说,先拿一摞银子来,放在案头,哪怕写完了你再拿回去,这钱必须有,因为它提神。这个故事我喜欢。著书为稻粱谋,高人不耻。但我不认为有什么不好,只要写的玩意儿不诲淫诲盗,煽动杀人放火,搞阶级斗争,或者溜须拍马,坑政府,坑大人物。写字卖钱,煮字疗饥,或者换来千钟粟和颜如玉,都没有什么问题。郭敬明的文字,只要他不抄袭,其实我也能容忍。不高兴的,只是某种势力,想让作家都变成郭敬明。
所以,我真的动心想写张勋复辟,是看在稿费的面上。当然,试了一下,发现我没那个本事,也没那个胆量,可以放开了写历史剧,真的写出来,连自己都接受不了。所以,中途改道,又变成了历史叙事,而且是规规矩矩的历史叙事,把注释也加上去了。此时,让我埋头找资料、爬梳史料的真正动力,变成了这个事件本身。无疑,张勋复辟,跟我研究过的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不一样,在近代史上,是一个没有多少油水的话题。一碗冷饭,再怎么炒,加多少油或者葱花,都炒不出名堂来。事太小,又过于简单,袁世凯搞洪宪帝制,还弄了八十三天,而张勋复辟,从开始到彻底完结,不过十二天。其实,到第三天头上,就已经结束了。这么点事,原因似乎也简单,无非“封建军阀”,无非“历史倒车”。一个坏人,干了一件坏事,还没有干成,因为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复辟不得人心。教科书的叙事,也就是研究者的解释。从复辟结束那日,有话语权的人们就是这样说的,一直说到今天。
但凡一件看起来过于简单的事情,你这样说,我这样说,他也这样说,大家众口一词,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民主共和深入人心这样的解释,放在辛亥革命上可以,放在洪宪帝制的失败上合适,放在张勋复辟没闹成上,更对路。这样的历史万金油,其实屁也不是,连万金油也不是。万金油不能治病,但至少可以缓解一下症状,这样的解释,连这样的作用都没有,充其量,只是某些头脑简单的史家,头脑发热骗自己的昏话。到了21世纪,民主共和深入人心了没有?我看都不一定。
退一万步说,就算民心向着共和,如果有权有枪的人都要复辟,民心能挡得住吗?抗战胜利,民心思和,不想打仗,仗还不是打起来了?而且规模空前地大,吓死个人。农业集体化,农民都不乐意,杀猪宰牛地抗议,不还是大规模地集体化了?一直搞到人民公社。原来的宣传,是说集体化的农村是天堂,所以不能让地主、富农进去。人们不久就发现,不进天堂,反而是种优惠,所以,只好把地富也拉进去了。后来包产到户,农民都乐意,都饿到半死了,听说包了,马上生龙活虎玩命地干。最后,还不是伟人一句话,就不让包了?民众的意向,对于长时间段的历史进程,肯定是有作用的,但在短期的历史事件里,他们不是台上无聊的龙套,就是台下无奈的看客,对事件的发生、发展以及结束,没有任何作用。除非,民意被适时地动员起来,形成组织的力量,才会产生影响。但是,在这种时候,民意又往往是野心家的工具,被表达出来的民意,谁知道是不是真正的民意?没准,是种“被民意”。
客观地说,民国时期接连两次帝制复辟,操盘者本质上都是民意论者。他们实行复辟,其实都是着眼于国情,喜欢帝制的国情民意。无论怎样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袁世凯称帝和张勋抬出清废帝的事件中,都找不出底层民众对此的抗议。相反,老百姓对皇帝又来了,还挺欢迎。尤其是第二次帝制复辟,当北京市民听说皇帝又坐龙廷了,几乎是一片欢腾,家家户户挂龙旗。这里头,其实没有辫子兵挨家挨户地威逼,张勋的时代,还没有人想到这样控制居民。再说,他一共就带了五千人,想这样干,人手也不够。那个时代,是个放任自流的时代,老百姓其实不用这样表达对政治行为的态度。共和的时候,他们没挂五色旗,复辟了,他们也不用挂龙旗。凡是这样做的,都是发自内心。一个小警察在胡同口吆喝一声,大家就都照办了。龙旗的市场大好,于是有人突击用纸糊,小贩满街卖,一个大子一面。吃棒子面窝头加咸菜的百姓,指望皇帝能带给他们便宜的米和面。
当然,皇帝回来了,面包也是不会有的。一个有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国度,骤然变成共和体制,没了皇帝,民众的确感到不习惯、不自在。将中国办成共和的人们,却又做不好共和,或者说,根本不会办共和。所以,举国上下,怎一个“乱”字了得?挂龙旗,无非是这种不习惯、不自在的反弹。中国需要一个皇帝,民众需要一个王法。但是,底层社会却没法儿推出一个皇帝来,即使推出来,也没有人认账。而上层社会一部分人推出的皇帝,另一部分人也不认可。袁世凯做不成,小溥仪,也坐不稳。即使坐稳了,也没法儿带给民众好日子。共和做不好,退回帝制去,又不成。这就是当时中国可悲的现实。
对历史事件,做道德批判最省事,也很痛快,但对于澄清真相,却只能添乱。可悲的是,我们对于民国的两次帝制复辟,基本上都是道德审判。凡是提及这样的事情,可恶的预设就已经有了。等于先有一个标准,把某些历史事件判定为反动的,然后再加以论述。而这个事件和事件中的人,都成了已经插上死罪牌的被告,接受法官遥控下的群众审判。这样的审判,自然会把被告涂成白鼻子的丑角,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
进步史观是个好东西,这样的历史观,让人们乐观,也让人踏实。无论现实多么黑暗,多么无望,人们都会有希望,因为历史不会倒退,开倒车是不可能的。但是,人们也许忘了,在中国的历史上,倒退跟进步一样,是经常出现的。五代十国,相对于唐朝,就是倒退。金与元,相对于宋朝,也是倒退。明清的绝对主义皇权专制,相对于汉唐,当然也是倒退。帝制被国人反掉了,但比帝制还要专制的制度,却从侧门溜了进来,又怎么样了呢?
其实,两次帝制复辟,都是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中国道路探索的尝试。参与者,不仅有袁世凯和张勋这样的军阀,也有很多文人墨客和学问家。两次,他们都是要回到君主立宪去,复辟的主流人等,没有几个觉得君主专制好。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都是代议制,难道说,历史走到今天,人们还非要说,法国大革命一定优于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和美国的体制,一定比英国的制度更优越?一个有着世界上最悠久的帝制传统的国家,走英国的道路,也是难免的。
这些年,人们对于当年的某些具有文化保守主义者身份的学者,比如王国维、陈寅恪、辜鸿铭、严复、吴宓,已经有了很多的理解和宽容。认同他们的学问,也认同他们的人格,但唯独谈到他们跟皇帝的关系,还是讳莫如深。很多人完全否认,王国维的自沉,确有殉清的成分,好像王国维要是为那个皇帝死了,就一定很丢人似的。跟复辟有关的人物,袁世凯、杨度,尤其是张勋,人们还是难以宽恕。近年来,袁世凯和杨度,在某些场合,评价已经有了正面的声音,但张勋,却还是骂声一片。当年的知识界,就对这个民国了还留着小辫子的将军没有好感,到现在,种种恶评依旧。其实,无论讲人品,还是论带兵,此人并不比当年的任何一个将军更差。辫子军的纪律,不比其他军队好,但也差不到哪儿去。他统治下的徐州和海州,也不见得老百姓就怨声载道。别的军阀有野心,张勋也有,别的军阀爱国,张勋未必就不爱。提到这样的话题,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怎么,张勋也会爱国吗?那么,段祺瑞爱国吗?曹锟爱国吗?吴佩孚爱国吗?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些人,其实都挺爱国的。也就是说,张勋复辟,不是一群大逆不道的人,干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其中的武人,不比其他的武人更坏。其中的文人,也不见得比其他的文人更没品。无论道德学问,都有可称道之处。清华四导师,被今人誉为教授中的教授,我们称道梁启超,难道就不佩服王国维吗?这两个同事,当年可是站在对立面上的。
没错,张勋复辟跟袁世凯称帝一样,都是干了一件好大的蠢事。即使没有被人利用,为人火中取栗,也是妄图翻历史的烙饼,瞎折腾。历史不能翻烙饼,正面不对,反面未必就一定对。但这个道理,当时人未必明白。辛亥革命,把中国一下子变成美国式的共和体制,扭曲太过,但简单地将之扭过来,回复到君主立宪,也是个错。夹生饭没办法加水重煮,因为满中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皇帝。历史不是油画的画布,画错了划掉重来就是。如果论扭曲,当初中国正好在异族统治时期遭遇西方,进入近代,本身就是扭曲。最近读李洁非先生的明史著作,他解读的那段历史,正好是整个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在这个时刻,中国恰好第二次整体沦为异族王朝的统治。这个王朝带给中国的封闭和保守,尤其是思想上的禁锢,让中国在本该转型的时刻,缺乏创造力和适应性。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故事的结尾,要等到张勋复辟,才露端倪。一个原本需要帝制立宪的国家转型,却因为异族的统治,大好机会被轻易放弃。放弃之后,有些人却发现还是原来这个异族皇帝好些,想让他回来。这样的事,想想都替国人悲哀。当然,这样的反复拉锯的故事,实在令另外一些人气闷,于是再往回拉。因为这个时候,环顾世界,君主国已经日薄西山了。先进的中国人,无论如何,都不肯再容忍头上有个皇帝了。
辛亥的突变,给中国留下一道难解的题。民国的乱局,就是这难题的展开。这个难题,国人想做也得做,不想做也得做。做难题,要有三个条件,一有知识,二有时间,三有耐心。复辟回到从前,和跨越式发展,走捷径,都是没知识、没耐心的表现,都是动辄来结构性的颠覆。从本质上,文化保守主义者跟后来的激进主义者,犯的是一样的错误,只是方向相反而已。
张勋复辟,展示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却不幸地被人们大幅度地简单化了。我写这个事件,仅仅是想展示这种复杂性,绝非要做什么翻案文字。我一向觉得,所谓翻案文字,限于考据是可以的,但用在道德评价上,则是扯淡。对于过去的人和事,做价值评判和道德审判,很容易,几乎人人都可以做。有的时候,历史像个路边的菜园子,但凡看过几本书的,都可以进来摘菜。但实际上,干这个活儿,并不那么简单。要真的想试试,肚子里比从事别的行当的人多几千本书才能入门,当今之世,能耐着性子做到这一点的,就没有多少。所以,剩下的事,就别提了。
这几年,似乎历史很热,民间写史,层出不穷。也有人说,出现了民国热,微博上,还冒出了好些“国粉”。但说实在的,民国的热,其实不过是一点儿虚火,若干不满于现实的人,借题发挥,起一点儿小哄。民国的很多事,还是一笔糊涂账。人们对于这段唯一没有皇帝的历史,还缺乏基本的知识。从前说不好的,现在说好,从前说好的,现在说不好。来回翻烙饼,不是这一面,就是那一面。
这些年,写的历史随笔比较多。这玩意儿属于读书笔记,乱翻书的时候,偶有所感,写下来就是,非常轻松而且愉快。只是,我还不能忘情于专题性的研究,隔段时间,就会弄一点儿。累是挺累,大热天,埋在故纸堆里,汗一身,尘一身,资料从案头摊到地上,甚至床上,令人落脚几难。但无论怎么辛苦,只要弄清楚一件事,心里还是挺欣慰的。读书人本是贱人,君子爱财,但真正钱多的活儿,又不好意思干。一身大汗地折腾,也说不清是为了什么。虽然我还是教授,跟学界却越来越隔膜。这些年,开始是人家不带我玩了,后来自己也自觉地脱离了学术界,不想跟昔日的同行们玩了,算是一种自我放逐吧。但愿,没有了我的学界,能慢慢变得像样一点儿。
自打1989年出第一本书开始,每本书,我都是自己作序。开始是求不到名人,后来是不好意思打扰,再后来,就成习惯了。自我解嘲,序也是我书的一部分,自己不写,求人代写,书就不完整了。
是为序。

文摘
后袁世凯时代,天下,还是北洋的
张勋复辟,实际上是洪宪帝制的一种延续,也是后袁世凯时代政治的一场突变。突变之所以发生,直接的刺激和诱因,就是府院之争。
府即总统府,院则国务院,或者说总理府。所谓府院之争,从权力斗争的角度而言,就是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之间的争斗。政治就是打架,王朝政治,暗斗多,两人恨得死死的,但见了面,堆得一脸的笑,掉下来能砸到脚面。朝堂之上,打不起来,也不能打,上面有个皇上呢。较劲,只能在私底下。俩人,或者几伙人斗来斗去,下手,都是借着皇上打人,隔空发力。民国了,政治斗争至少在一个场合可以公开化了,吵架拌嘴可以在议会里来,姑嫂勃谿的范儿,可以再现于大庭广众之中。晚清的咨议局开会,还只是吵吵嚷嚷,而民国的国会里,动辄拳脚相加,墨盒乱飞。墨盒是石头的,飞起来危险很大。后来工作人员干脆把国会议员面前的墨盒固定了,免得伤人。袁世凯活着的时候,政治还有一个中心,袁世凯死后,总统、总理、国会,谁都想做老大,但谁也不是老大。政治斗争依旧,但发力方式,却有了本质的变化。让人感觉,虽说斗得激烈,但愈发没了章法。
一般来讲,政治斗争,是要凭实力说话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是斗不起来的。段祺瑞是北洋之虎,而黎元洪,充其量只是一只住到了中南海里的猫。段祺瑞是袁世凯之后,当之无愧的北洋领袖,多数的北洋旧人,无论有势力无势力,都服他。用周作人的话来说,“府方的谋臣便只是掉笔头的几个文官,院方的党羽却都是带枪的丘八”[1]。但是,后袁时代的情势,却造就了这场纷争。
北洋三杰龙、虎、狗,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王士珍虽说是北洋之龙,却只是一个事务性人才,老实,能办事,但于政治没想法,也无所求。冯国璋倒是员战将,至少,按教科书打仗,没有问题。辛亥革命的时候,被派去镇压武昌起义,在兵力不敌革命军、海军又倒戈的情况下,居然将武汉三镇连克两城,剩下一个武昌,也是指日可下,仅仅是因为袁世凯不想打了,才罢战休兵。但对此,前线指挥的他,却怎么也想不通。没办法,袁世凯只好用段祺瑞把他换了下来。只有段祺瑞,要风有风,要雨有雨,跟他的主公心领神会,话都不用说明,点到即止,一点就透。段祺瑞一介武夫,居然南北议和也能插上一脚,插得还恰如其分。虽然说,革命后的政权之果落到袁世凯的手中,有情势上的必然,但如果没有段祺瑞出色的配合,这个过程未必会如此顺当。正因为如此,拥段的人们,称段的功业为三造共和,第一造,就是辛亥这段的表演。
当然,就后袁时代而言,段祺瑞更抢眼的表现,是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在袁世凯,他是严修一类的诤友;在北洋团体,则是有先见之明的高人;在反袁者看来,则是拥护共和的倒戈者。这样对帝制不合作的姿态,在洪宪帝制期间北洋团体一片趋炎附势的三跪九叩中,特别难能可贵。再加上但凡北洋系统的军校,包括保定军校,段祺瑞都做过总办(校长),几乎所有的北洋将领,名义上都是他的学生。这样的人脉,加上这样的威望,由他来继承北洋的遗产,的确是众望所归。这其实也是袁世凯的意思,袁取消帝制后,就把段祺瑞请了出来,郑重道歉,委以重任。很快就让段祺瑞取代了徐世昌,取消了不伦不类的政事堂和国务卿,让段做了总理。临终,又托以后事。其实,由于段祺瑞反对帝制,袁段二人芥蒂不小,在段祺瑞称病不出期间,据段的仆人回忆,袁世凯送来的参汤什么的,都没有人敢喝,只能倒掉。原来亲如姐妹的于夫人(袁的正妻)和张夫人(段的妻子),也没了来往。[2]最终把大事相托,还是看在段祺瑞的能耐上。从这点看,袁世凯确有知人之明。
我们知道,尽管西南讨袁,袁世凯也真的就因此而翘辫子了,但如果老袁的命硬一点儿,就是不死,赖在总统的位置上,日子不好过是肯定的,但西南方面也奈何他不得。因为天下,还是北洋的。北洋将领中有人也反了,但那是由于帝制,由于地方反袁势力的压力。致袁命的“二陈汤”(四川陈宧,陕西陈树藩,湖南汤芗铭),至少有两味药,是迫不得已。依当时的情势,只要袁世凯不死,硬赖,还是能赖下去的。袁世凯一死,换上帝制期间表现不错的段祺瑞,西南方面,可以接受。连孙中山都一个劲儿夸他,说他“劂工甚伟”[3]。而在拥戴他的北洋人看来,共和再次重生,就是段公之力,所谓再造共和是也。不仅挽救了共和,而且挽救了北洋。
再看黎元洪,在晚清官场,黎元洪位不过一个小旅长(协统),而段祺瑞则是江北提督,进而北洋军统(军长)。如果不是革命党人群龙无首,强拉他做了革命后的鄂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充其量也就是个没了兵的将军。在袁世凯的天下,欲求复出都难。但是,人说命相好的黎元洪,就是因缘际会,成了首义元勋,然后,做了副总统。底儿潮,资历浅,在重资历的官场政界,被人看轻,没有办法。但如果后来表现不俗,也未必不能服人。可惜,在袁世凯时代,做了副总统的黎元洪,显然不是黎元洪的文胆所谓的“位备储贰”,多少有点像袁世凯华贵的囚徒。来北京之初,袁世凯把黎元洪安置在中南海的瀛台,这个戊戌政变后囚禁光绪的小岛,第二次锁了一位政要。如果说,二次革命之前,黎元洪这个副总统,还有湖北这个地盘、若干隶属他的军队,那么,一旦进了北京,就只能唱虎落平阳了。只是,他又并不是一只虎。
不是虎的黎元洪,在袁世凯的猜忌中,得以自存。搬到东厂胡同之后,黎元洪已经成了一个摆设。但是这个摆设,在洪宪帝制之时,却犯了一回倔,死活不肯接受袁世凯封他的武义亲王的爵位。就连年终,袁世凯给他送礼,红帖上有“赏武义亲王”字样,都拒而不受。过了一日,袁世凯去掉了他给黎元洪的头衔,改用“姻愚弟袁世凯”名义(袁和黎是儿女亲家),黎元洪方才收下。[4]这迟来的倔强,给黎元洪带来一些好名声,但对他的实力却没有任何影响。西南军阀不是他的人,北洋系也对他不信任。依法统继承总统职位的黎元洪,依旧是个无权无用的老实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他是老实人,而非枭雄,北洋系才能容他“登大位”,而西南方面也才能接受他。然而,人的自我观照,跟他在别人眼里的形象,永远都不能合拍的。况且,袁世凯倒台,北洋系发蔫,对于黎元洪,舆论上一致看好,西南方面,也表示拥戴。即使一个老实人,在突然之间近乎举国一致的忽悠中,也会膨胀起来。在他就任总统之前,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去见他,这个即将上任的总统自信满满地宣称:“我已经找到了获得各派合作的办法。”甚至谈到他要改革国会,至少要瘦身一半。[5]应该说,这样的自信,委实是太满了。
段祺瑞跟袁世凯不同,这个懂政治的武人,性子相当直率,没有袁世凯那么多手腕,也没有袁世凯那么多心机,但却比袁世凯更加刚愎自用。如果放在袁世凯还活着的时候,大概段祺瑞不会买黎元洪的账。在现实生活中,俩人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交集。他应该不会像袁世凯那样,为了拉拢这个可能的敌人,与之攀儿女亲。当然,在那个时代,黎段之间,也不会斗起来。但是,洪宪帝制的失败,让情势发生了变化。袁世凯死了,北洋系也随之受挫。从废弃约法,废置国会,走到称帝,袁世凯走得太远了,北洋这个摊子的继承者,即使没有举国一致恢复民元法统的呼声,也会考虑改弦易辙。虽然,段祺瑞并不真的相信议会民主体制,但他乐意试试看,毕竟很多西方国家因此而强大了的。美国公使芮恩施记录下了这位后袁时代第一任总理的话,是这样的:“我并不期望从恢复国会中得到很多好处;党派斗争和与政府作梗的情况将会层出不穷。但是,至于这种通过清谈进行治理的古怪的现代方法,我基本上看不出它有什么优点,但我还是愿意让它得到一种公正的试验。”[6]即使在后来,受困于府院之争,督军们也叫嚣要推翻国会之时,段祺瑞依然认为,不能用武力变更国会,这样做的话,会诱使武人不断干政,导致共和体制的垮台。[7]
后袁世凯时代,几乎看起来举国一致的拥戴,让原来一直投闲置散的黎元洪有了一些底气,至少,让他周围的人,气粗了不止一分两分。反过来,很有脾气的段祺瑞,却一时间变得很低调。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受命组阁,提出了内阁名单,亲自送到总统府,让黎元洪定夺。黎元洪也就不客气,提出两个人——唐绍仪和孙洪伊必须加入,三个人——刘冠雄、章宗祥和曹汝霖必须换掉。当时内阁一共才九个部,一下子动了五个人,可谓伤筋动骨,但段祺瑞居然也忍了,至少没有当面表示异议。[8]然而在袁世凯时代,段祺瑞却没有这样恭顺过,很少亲驾总统府不说,做陆军总长的时候,要用徐树铮做次长,老袁不高兴,说到处都是东洋刀,但段祺瑞还是坚持用了。袁世凯成立陆军模范团,用袁克定做团长,段祺瑞也持异议,最后逼得袁世凯不得不自己来干。此时,段祺瑞的恭顺随和,显然是想争取跟总统处好关系,开一个好局。此时的段祺瑞,不仅对黎元洪恭顺,对恢复的民元国会也相当友好。既然他已经打定主意反袁世凯之道而行之,就得先按宪政国家的规矩办试试。对此时的段祺瑞来说,袁世凯的教训,实在印象深刻。一般来说,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开启,如果前一个时代的当家人失败了,这个失败对后来人的触动必定很大,会自觉不自觉地寻找教训,力求避开前代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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