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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哈耶克传》一书中,作者艾伯斯坦清晰地梳理了哈耶克的生平和思想发展轨迹,为我们真实地还原了生活中、工作中的哈耶克。这不仅是一本关于哈耶克生平的传记,而且每一位想要了解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发展沿革及未来趋势的人都该读一读。
弗里德里希 ∙ 冯 • 哈耶克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自由主义哲学家、政治思想家之一。他是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坚定捍卫者,同时又是知识、自由的毕生追求者。在他传奇的一生中,他得以见证两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的巨变,经济大萧条后全球市场的复苏,社会主义及资本主义制度交替运行,以及人们对于市场经济从质疑到服膺的曲折过程。从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到哲学、心理学、,哈耶克对知识的渴望和追求,使他的思想轨迹穿梭于各个领域,他的足迹也在维也纳、伦敦、纽约、芝加哥、弗莱堡等地永驻。包括丘吉尔、撒切尔、里根在内的多位领导人都是他思想的拥趸。他的《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出版后,不仅获得全球追捧,同时深刻地影响了历史进程。

编辑推荐
《哈耶克传》是一本全面记录哈耶克生平及思想发展轨迹的权威传记;看20世纪最伟大的公共人物之一哈耶克的思想是如何成长起来,又是如何影响了西方社会及经济的发展进程;《漫说哈耶克》作者秋风权威翻译;弗里德曼、布坎南等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联袂推荐;《哈耶克评传》译者、知名翻译家、学者冯克利倾情作序;知名经济学家梁小民鼎力推荐;每一个想要了解市场经济的发展沿革和未来趋势的人都该读一读《哈耶克传》。

名人推荐
读者看到的这本《哈耶克传》,是艾伯斯坦2001年的英文新著。秋风,它的中译者,是我最钦佩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思想的研究者之一,他的这部译作,不仅正文,而且连文献索引和各章注解,都有很高的翻译质量。
———汪丁丁《新华网》

哈耶克的思想和学说之所以深刻、有力,是因为来源于欧洲影响深远的传统,并充分吸收、消化了欧洲大陆、英国、美国的社会发展经验。我们中国人当前面临的任务是实现从前现代到现代的社会转型,当然不能照搬他的主张,但20世纪末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已经证明,哈耶克思想中的许多东西——不论是批判性还是建设性的,都对我们目前的事业有非常大的启发意义。
———徐友渔《凤凰资讯》


媒体推荐
哈耶克是自亚当 • 斯密之后最伟大的市场经济大师之一。他不仅从经济学的角度,而且从哲学、政治学、法学等角度论述了自由与市场经济的基础。他指出,剥夺人民自由的经济与政治制度是通往奴役之路。要理解自由与市场经济,必须了解哈耶克。
——梁小民

哈耶克认为没有个人责任的道德追求根本就不是真正的道德追求;他相信,“人们享有公民自由的资格,与他们对自己的禀性施以道德约束的愿望成正比,与他们把热爱正义置于个人贪婪之上成正比”。
——冯克利

一部杰出的传记作品,全面描述了20世纪最伟大的自由主义哲学家的一生,包括其生平和思想,文笔优美,引人入胜而又不乏批判和反思。
——米尔顿 • 弗里德曼(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一部关于哈耶克思想历程的权威传记,对其观念中一些不被人重视的方面做了有益的补充。
——詹姆斯 • 布坎南(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作者简介
艾伦 • 艾伯斯坦,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博士学位,现供职于加利福尼亚洲圣巴巴拉教育委员会。著有多部经济史著作,其中《哈耶克传》为他赢得了国际赞誉,被称为是哈耶克第一本完整的、权威的传记。

目录
目 录
代译序
导言
第一部 战争(1899~1931年)
第1 章 家庭
第2 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3 章 维也纳大学
第4 章 纽约
第5 章 米塞斯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年)
第6 章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第7 章 罗宾斯
第8 章 凯恩斯
第9 章 货币与商业波动
第10 章 资本
第11 章 国际金本位制
第12 章 社会主义计算
第13 章 经济学、知识与信息

第三部 剑桥(1940~1949年)
第14 章 《理性的滥用与衰落》
第15 章 方法论
第16 章 《通往奴役之路》
第17 章 成名
第18 章 朝圣山学社
第19 章 心理学
第20 章 波普

第四部 美国(1950~1962年)
第21 章 芝加哥大学
第22 章 芝加哥学派经济学
第23 章 社会思想委员会
第24 章 密尔
第25 章 《自由宪章》
第26 章 影响

第五部 弗莱堡(1962~1974年)
第27 章 《法律、立法与自由》
第28 章 自由与法律
第29 章 马克思、演进和乌托邦
第30 章 政府与伦理规范
第31 章 观念史
第32 章 萨尔茨堡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年)
第33 章 诺贝尔奖得主
第34 章 弗里德曼
第35 章 晚年货币思想
第36 章 经济事务研究所
第37 章 撒切尔夫人
第38 章 祖父
第39 章 《致命的自负》
第40 章 林边公墓
第41 章 “普遍的和平秩序”
附论
译后记

序言
导言
19 世纪杰出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英国政治哲学家、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其不朽之作《论自由》中写道:“比起个人来,时代更难做到不出错——每个时代都有很多种看法会在随后的时代被认为是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很多看法如今广为流行,以后却会遭到拒斥;同样,有很多看法曾经被广泛接受,如今却被抛弃。”密尔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写的话,今天依然正确。在人们心目中,20 世纪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经典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之间为创造未来社会组织而进行的一场战斗。
就创造和利用生产性资源而言,政府对经济进行集中掌控,与建立在不断波动的价格、利润和财产权基础之上的自由市场相比,是一种更有效率、更公平的方法。这种观念现在几乎已经无人信奉了。在通常所说的西方,除某些学院学者和教师之外,对经典社会主义控制多数人精神的程度,人们可能还有疑问;然而,对于20 世纪苏联等十几个国家以前的经济状况及仅有的几个国家目前的经济状况,人们的看法是一致的:这些国家均奉行经典社会主义,政府占有、经营一切土地和经济生产的资本、资料。从20 世纪30 年代一直到80 年代,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都在挑战很多社会科学家所信奉的以下看法: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有效率、更公平的经济生产形态。
在那时的学术界,人们通常嘲笑哈耶克,因为他竟然认为,从经济角度看,竞争性市场比经典社会主义更有效率,也更有利于自由和民主制度。甚至到了198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还在他畅销的教科书《经济学》中说:“与很多怀疑论者以前的想法相反,苏联经济证明了,社会主义指令性经济可以运转,甚至很有活力。”如今,哈耶克的见解已经成为新常识。
哈耶克论证了经典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其他人也曾做过这种论证,尤其是其老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但没有任何人像他那样清晰、有力地阐述抵制社会主义的理由,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富有成效地拓展这些论证,使之从经济秩序领域拓展至更普遍的社会秩序领域。哈耶克是伟大的反社会主义者。
哈耶克的论述并不是从道德出发,而是基于一个根本事实:知识分散在所有人的头脑中,这些零散的知识不可能被汇集到一个人的头脑中。因而,依据以上信念建立社会——就像经典社会主义所尝试的那样——只能适得其反:由政府集中控制经济管理和企业决策会比分散的经济秩序更有效率;而这种分散的经济秩序是通过浮动价格、利润、合同、交换商品和服务创造出来的,而所有这一切又都建立在提供和利用零碎而分散的信息的基础上。
在哈耶克看来,古典自由主义或自由至上主义秩序概念的核心是浮动价格和利润。价格和利润传递着信息。它们将各种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供需状况告知生产者和消费者,因而也指导着生产活动。如果没有浮动价格和利润,经济体就不可能最有效率地满足人们的欲望。市场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允许成年人和独立自主的人做他们喜欢的事情的社会,只要不妨碍他人即可。
哈耶克于1944 年出版的经典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写于剑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于“二战”时搬到那里。在这本书中,哈耶克将经典社会主义内在固有的经济上的无效率论点扩展到政治自由领域。他论证说,社会主义不仅仅是没有效率的,也必然是不自由的。如果个人只是政府实现其计划的工具,就不可能存在个人自由。对于政治自由和经济效率来说,私有财产也是至关重要的。
与第一任妻子离婚之后,哈耶克1950~1962 年一直住在美国。这段时期,他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他与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人多有往来,但除了某些实际公共政策问题,这些人对哈耶克的影响相当小。尽管弗里德曼和哈耶克对很多政府政策的看法一致,但他们是从不同的哲学前提出发得出自己的结论。哈耶克持德国唯心主义观念,而弗里德曼运用的则是英美经验主义的方法。
哈耶克逐渐成为一位政治哲学家,他试图界定社会性自由。他撰写的两部巨著——《自由宪章》(1960 年)和《法律、立法与自由》(1973~1979 年,大部分写于20 世纪60 年代)——将是政治哲学领域的里程碑,它们界定并阐明了法律与自由的关系及其含义。追随约翰•洛克,哈耶克在法律和政治哲学中的核心观点是:如果没有法律,就不可能有自由。
哈耶克提出了一个艰涩的概念——自生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在自生自发秩序中,个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彼此交换、互动,没有人集中管理个人决策,个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只要不伤害他人。
在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概念中——他认为该概念明显地存在于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卡尔•门格尔的著作中也有体现——法治取代了人治,并且催生了秩序和持续的物质进步。
哈耶克深受进化论的影响,他最早是在父亲的植物学研究中了解到这一观念的,后来在自己的经济学和心理学研究中予以发展。有意思的是,达尔文、马克思、弗洛伊德、哈耶克等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的思想看起来大相径庭,但其研究全都秉持某种进化过程的基本思路。
哈耶克强调了物质和技术发展对于人类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物质发展几乎总是沿着不为人知的方向进行。如果个人不能自由地进入迄今尚未探索的领域,就不可能有物质进步。自由必须包括犯错误的可能性。
哈耶克并不反对政府。他强调,规则创造社会,没有强制性法律,就不可能有文明社会。他的政治哲学的实质或许可以概括为他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最为充分地阐释过的一句话:自由就是法律至上。
默默地做了数十年研究后,哈耶克于1974 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到了晚年,他成为英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美国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思想运动的领袖人物。在他人生的最后20 年,他在英国声誉卓著:20 世纪80 年代,撒切尔夫人公开信奉他的思想,奉他为自己最重要的哲学导师。
哈耶克的最后一本著作是《致命的自负》(1988 年)。他在这本书中提出的观点是,市场是一个以经济效率决定创造性个体及其行为惯例的动态过程。他在这本书中又将这一观点予以扩展,认为整个社会也有经济效率高下之分,在不同的社会规则、法律、习俗和道德体系之间存在某种竞争。经过社会演进,经济效率最高的社会——因而也包括其最有效率的规则和道德——最终会占上风。
19 世纪末,马克思——就像今天的哈耶克一样——被认为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但绝没有被归入19 世纪涌现的最重要的思想家之列。在英格利斯•帕尔格雷夫主编的权威版《政治经济学辞典》(1896 年)中,马克思仅仅是一位“著名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和鼓动家”。也许,哈耶克在当代最广为人知的形象,也不过是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和鼓动家。
在前共产主义国家,他对地下反对力量来说是一个精神偶像和动力来源。东欧事变后出任捷克私有化部部长的托马斯•杰泽克曾说,“在全权计划体制下,如果政府要不惜一切代价查禁一些凡传播者一律处以重刑的书籍,《通往奴役之路》绝对逃不了”。
哈耶克是一位乌托邦哲学家。他最终提出了某种“普遍的和平秩序”理想。这是一个把全人类融合为一个单一社会的乌托邦。他心目中的终极社会乃是绝大多数人享有最高生活标准的社会。他拒绝人口零增长的概念,在他所追求的社会中,尽可能多的人会尽可能地走向富裕。他认为,建立一个由固定的法律而不是专断的政府维系的世界性社会的理想是可以实现的。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他写道:“只有将正当行为规则扩展至与所有人的关系中,同时消除这些规则不能被普遍适用的强制性,我们才能逼近某种普遍的和平秩序,将全人类融合成一个单一社会。”这样的社会将保障个人自由和群体秩序,也将拥有最先进的技术。

后记
译后记
十年之后,再说哈耶克
这是《哈耶克传》的第三个版本。
2003 年4 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哈耶克传》。这是我出版的第一本系统的译作。两年后,2005 年5 月,台北康德出版社据此出版了繁体字版,一些在大陆变形的词汇恢复了原样,有些译法则迁就了台湾地区用语习惯,比如,“哈耶克”在那里被称为“海耶克”。这是我十几本译作中,流传最广的一本。不过,几年前,市面上就买不到了。中信出版社约我修订译本时,我相当喜悦。翻译,如同一切写作、创作,都是令人遗憾的艺术。每次拿到新书,总会发现不满意之处,因而对译者来说,有机会修订以前的疏误,向读者呈现一个稍微准确、优美的译本,乃求之不得之事。故我十分珍惜这次机会,利用学校放假的空闲,系统校订全部译文。当然,仍难免疏漏,希望未来还有机会修订。出版社乐意修订并再版《哈耶克传》,说明哈耶克的理念在中国仍有市场,说明中国读书人相信,在为自己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时,哈耶克的教诲仍有助益。据我有限的了解,从全球范围来看,这是相当特别的。对此,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如这本传记所指出,整个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基本上来说,哈耶克是比较寂寞的。哈耶克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不为学术时尚潮流所动,而坚守自己的立场,致力于艰难的思想探索与知识构造,从而在寂寞中构建了20 世纪最为完整的自由秩序理论。改变他命运的是1974 年,哈耶克与一位政治立场跟自己完全相反的学者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的西方经济陷入困境,于是,曾与凯恩斯论战的哈耶克重新引起关注。此后,西方思想与观念世界发生巨变,有里根经济学、撒切尔保守主义之兴起。信任市场成为主流观点。
在西方之外的另一世界,苏联、东欧、中国,同样经历着经济困境,促生了社会整体的巨变。而其方向与西方竟完全相同:计划的迷信破灭,人们不得不相信市场。中国甚至是这一轮市场化变革的开风气之先者。当然,市场化也带动了其他领域的变化。这样,20 世纪80 年代之后,整个世界转向了。寂寞的先知哈耶克受到普遍的尊重,不论在西方、苏联、东欧乃至中国。实际上,在21 世纪,哈耶克的思想、学术和观念在东方的影响力要大于在西方的影响力。本传记同样指出了个中原因:哈耶克对福利国家、凯恩斯主义的通货膨胀政策可能导致政治专断的推测,或许过于悲观了,并未被战后几十年的事实验证。同时,西方学术界已高度固化,哈耶克的理念不足以完全撼动主流学院学术之范式。反之,哈耶克对经济—政治—经济的三重国家控制所导致之后果的深刻剖析,恰好切合东方体制。综观东西方学术界,《通往奴役之路》对此体制的剖析是最为全面而深刻的。它帮助生活在这种体制下的人们清楚地认知了自己的处境。并且,哈耶克也指出了走出困境的办法。以经济学为知识之本的哈耶克说,市场至关重要。这恰好切合东方世界变革,如中国改革之逻辑:从经济的市场化开始。更进一步,自《通往奴役之路》之后,哈耶克致力于构建一个自由秩序的一般性理论。在西方现代学术界,哈耶克具有最为明确、完整的制度构建视野,他比任何学者更为全面地论述了建设自由秩序的规划。
同时,在东方世界,学术体制经历了一次根本性重建。哈耶克的思想得以较为深入地渗透到学术领域。因此,在学院学术体系中,哈耶克在东方的影响力远大于在西方的影响力。这种影响甚至反弹回西方学术界。不过到了21 世纪,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哈耶克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其实是颇有道理的,世界的政治经济趋势再度变化,观念结构也随之转换。在俄罗斯、中欧各国,市场化转型已经完成,民主、法治制度已基本建立。大厦建起,设计师就不重要了。在自由秩序之基本架构完成构建后,思想学术界的关注点必然转移,哈耶克逐渐隐退。唯独中国是个显著的例外。过去10 年来,知识界、公共舆论界仍在热烈地谈论哈耶克,研究哈耶克。原因显而易见:中国仍没有完成转型,比如,市场化没有完成,甚至出现严重的逆转。在当下,哈耶克的名字被提及最多处,似乎是在关于经济体制的公共论说场合。不过,我又不能不说,本译本出版10 年以来,虽然哈耶克本人被频繁谈起,但关于哈耶克的严肃、深入研究并不多见。以经济学为例,很多热爱市场的经济学家谈论哈耶克,似乎都未触及哈耶克的核心问题:市场秩序之构建。人们只是谈论市场很重要,应当限制政府权力,但按照哈耶克的理解,具体制度是什么,学术界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似乎是一个“哈耶克悖论”,本传记已指出了这一点:哈耶克是20 世纪罕见的思想人物,却常被当成宣传家。说“罕见”,是因为受大学体制下学术专业化的制约,20 世纪西方学术界基本上只有学术的批量生产,而几乎没有思想的生产。哈耶克也许正因为长期处于边缘,才有能力突破专业壁垒,而综合地思考重大根本的问题,构建一个自由秩序理论体系。然而,“福兮祸所伏”,也许,恰恰因为哈耶克具有显著的思想性,没有采取学术的价值回避策略,其政治的价值立场始终比较明确而坚定,他就很不幸地被当成这种价值的浅薄的宣传者—热爱他的人、反对他的人似乎都这样看。这个时代的悲剧就是,几乎不能欣赏明白的思想。在中国,哈耶克思想传播的过程中,就存在高度简化甚至漫画化的倾向。
我希望,这本传记能够有助于读者理解,哈耶克不是一个浅薄的意识形态分子,而是一个以深厚学理为基础,思想有高度且洞见相当深刻的人物,这一评价值得愿意思考的中国人深思熟虑。我前面已多次说及“自由秩序”一词。多年研读哈耶克,我以为,哈耶克毕生所思考的就是自由秩序在西方之维护。不是简单的自由也不只是个人自由,而是自由秩序,超越这两者,兼容这两者。如本传记所指出的,哈耶克最为重要的经济学论文是《经济学与知识》,而我以为,哈耶克最重要的政治学论文是《真假个人主义》,两篇同时收入《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这两篇论文具有共同的取向,那就是不管在哪个领域,重要的不是个体处于何种状态,而是个体与他人之间如何以最低成本实现预期之协调与行为之合作。也就是说,哈耶克认为,对于人的尊严、个体目标之实现即幸福而言,最为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形成秩序,在此基础上,才有自由可言。只谈自由不谈秩序,不是哈耶克;只谈秩序不谈自由,也不是哈耶克。唯有自由秩序一词,可贯通哈耶克的全部理论,经济学、政治哲学、法律哲学、社会理论乃至理论心理学。
哈耶克所思考的是“自由秩序在西方之维护”,作为译者,特别愿意提醒读者注意这一点。阅读或可分为两种:读书,我读书。所谓读书者,我单方面地接受书;所谓我读书者,我具有主体的自觉,通过读书与作者对话。由此,书启发我、丰富我,而不是支配我、禁锢我。中国人阅读西方译著,主体的自觉尤其重要。西方作者身处异样的文明,置身自己的时代,有自己的问题意识,有独特的论说思路,那么,身处另一种文明、另一个时代的中国读者,自当反思地阅读,与作者对话,从其论述中寻求启发。
这10 年来,我注意到,太多阅读哈耶克的人忽视了哈耶克自身的问题意识,而将哈耶克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中的政策设想为普世的真理。我则一直认为,哈耶克具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在自身所处的具体形势中言说,即在西方文明遭遇冲击时守护自由秩序。那么,当中国人运用哈耶克的思想解决中国问题时,就需要过滤哈耶克所处的具体形势,立足于自身的问题意识,对哈耶克的理论进行转换,抽象一般性自由秩序理论,致力于中国文明脉络中自由秩序之构建与守护。应当说,我本人的思想成长受哈耶克影响极大,甚至我曾说过,哈耶克是我的精神偶像,但是我向来主张,在中国语境中转换哈耶克的理论,以为中国的自由秩序之构建所用。比如,我始终相信,哈耶克的自由秩序理论有助于中国人解决纠缠百年的自由与传统的对立焦虑。我自己正是经由哈耶克知识上的论证,在众多怀疑、侧目之下,坦然地归向儒家——在百年文化断裂后,儒家是一个很容易引起纷争的话题,就此打住。
唯愿这本通俗易懂的哈耶克传记,有助于大家更完整地了解哈耶克,更全面地理解、思考自由秩序之道,尤其是在大转型渐进收官而古今中西迷离恍惚之际。
秋风于癸巳夏



文摘
第一部战争(1899~1931 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在战争中长大成人,而战争也标志着我历史记忆的一次大断裂。1914 年,更准确地说,在两三年后我们真正感受到,战争冲击后的世界与以前的世界全然不同了。
第1 章家庭
1899 年5 月8 日,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出生于维也纳,当时的维也纳纷争不已。维也纳人几乎对所有事情的前景都持不同看法。犹太复国主义政治运动的创始人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 )就是维也纳人,而希特勒也出生在这座城市。
维也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后来成为奥地利帝国的首都。1867 年,它又成为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是日耳曼语世界的文化中心,也是整个世界的音乐之都——贝多芬、莫扎特、海顿、舒伯特都曾在这座城市生活和作曲。
哈耶克的父亲奥古斯特(哈耶克用了他中间的名字)于1871 年出生在维也纳。奥古斯特在市卫生局工作,但他其实对植物学感兴趣。在这一学科领域,他撰写了大量专著。他还在维也纳大学担任兼职植物学讲师。
哈耶克的母亲费利西塔斯•冯•尤拉舍克(Felicitas von Juraschek )于1875 年出生在一个富裕、保守、拥有地产的家庭。在哈耶克出生前几年,费利西塔斯的妈妈去世,她得到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遗产,这给她和奥古斯特提供了婚后若干年的开销。哈耶克是3 个孩子中的老大,海因里希比他小一岁半,埃里希比他小5 岁。
谈到父亲对自己事业的影响,哈耶克说:“我想,如果没有对知识的那种尊重,我可能早就改变发展方向,去做别的事情了。我决心成为一名学者,当然受到了父亲想成为大学教授却未能实现这一愿望的影响。我们从来没有怎么谈论过此事,但我非常清楚,父亲最大的雄心就是成为大学教授。我就是在这样的想法中成长起来的:没有什么比成为大学教授更高贵了,尽管我对研究哪一学科还没有清晰的想法。”
除父亲的学术追求外,祖父和外祖父(他们很长寿,一直活到哈耶克能够记得他们的年龄)也都是学者。弗兰茨•冯•尤拉舍克(Franz von Juraschek )是奥地利杰出的经济学家,是奥地利经济学派三大鼻祖之一家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hm–Bawerk )的密友(另外两位是卡尔•门格尔和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冯•尤拉舍克也认识后者)。冯•尤拉舍克是一位统计学家,后来任职于奥地利政府。由于继承了第一任妻子(费利西塔斯的母亲)的遗产,他也成为了富人。
哈耶克的祖父古斯塔夫•艾德勒•冯•哈耶克(Gustav Edler von Hayek)则在维也纳的帝国中学教了30 年的自然科学。他撰写了大量有关生物学的系统性论著,有的相当出名。维也纳大学图书馆藏有他的一本专著(德文)——《1869 年在英国“箭猪号”军舰上进行的深海调查》(A Deep Sea Investigation on Board the British Warship "Porcupine" 1869),此外还有《维也纳地理概要》(Compendium of the Geography of Vienna )和《制药厂动力图解》(Atlas of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Plant Powers)。
19 世纪、20 世纪之交的日耳曼语世界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今日。哈耶克一生中经历了很多技术领域的大变革,他曾经描述过他年轻时看到的一幕场景:当时汽车还没出现,消防员骑的一匹马“站在马厩中,时刻准备被套上马车,拉任何东西;只要按两三个按钮,这匹马就可以自己完成一切”。
19 世纪、20 世纪之交的日耳曼语世界与20 世纪、21 世纪之交的日耳曼语世界的差异不仅仅表现在技术方面。1899 年的日耳曼语世界的成见极深,反犹主义甚嚣尘上,维也纳尤甚。哈耶克却丝毫没有当时很多甚至大多数基督徒都具有的反犹主义思想。
对于“一战”前的维也纳,有人钟爱,也有人咒骂。在有些人看来,它是光芒四射的知识天堂,那里生活着一些最伟大的天才人物。在另外一些人眼里,它却是一座浅薄的城市,肤浅的东西压倒了实质性的东西。研究维也纳的历史学家艾伦•亚尼克(Allan Janik )和斯蒂芬•陶尔敏(Stephen Toulmin )引用维也纳学者罗贝尔特•穆西尔(Robert Musil )的话,把奥地利社会称为“卡卡尼亚”(Kakania),这个称号给人“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表面上,它是把‘帝国—皇家’或‘帝国与皇家’两个词组中的首字母K. K. 或K. u.K. 拼在一起,但对于熟悉德语中幼儿语言的人来说,它则表示‘大粪’(Excrementia )给人的感受”。穆西尔本人曾写道:“总而言之,有许多引人注目的东西都可谓这种看不见的大粪!名上,它自称为奥匈帝国;但在平常谈话中,人们都直呼它为‘奥地利’。也就是说,大家仍然用它自己宣誓要放弃的名字来称呼这个国家。从宪法上看,它是个自由国家,但其政府体制却是教权主义的。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公民。虽然设有议会,但它总是非常热衷于运用自己的自由权利,所以经常被关闭;不过,这个国家也有一个紧急状态法案,根据它的规定,皇帝可以不通过议会来治理国家,但每当所有人刚开始享受专制统治的乐趣时,皇帝又下令必须恢复议会制。” 维也纳学者希尔德•兹皮尔(Hilde Spiel )把1898 年到“一战”之间这段时间称为维也纳“不可思议”的岁月。当时,“天才似乎是突然地涌现出来的,尤其是在文学和哲学领域”。在1866 年的奥普战争中,奥地利战败,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奥地利基本上再没有发生过战乱和流血冲突。维也纳也逐渐繁荣起来,中产阶级迅速成长壮大。1900 年,维也纳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维也纳历史上有两个时期堪称黄金时代:一个是18 世纪末至19 世纪初的音乐黄金时代,另一个就是“一战”前那几十年。哈耶克——他母亲和大多数朋友则叫了他一辈子“弗里茨”(他并不喜欢这个名字)——小小年纪就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地对知识和学术的爱好。他在一份未出版的自传式笔记中提到,他在上学之前就能流利地阅读,并坚持读书。他的父亲是市卫生局的卫生官,曾在不同地区服务,因此他们曾搬过四次家。在未出版的自传式笔记中,他回忆起跟弟弟们的隔阂。尽管年龄相差不多,但哈耶克总觉得和他们不是一代人,他更喜欢跟大人打交道。1974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他写了一份半自传性质的文章《两种心智类型》。他用“私下谈话”的口吻评论说:“那些最常见的科学家是记忆型的。这种心智类型使他们能够牢记曾经读过或听过的东西,通常是那些表达某种观念的个别单词。”这种心智类型属于“其所在学科领域的大师”。与之相反,哈耶克则是“不那么常见的类型中的一个极端的例子”。这类人是“困而学之者”,他们“总有很多困惑,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能通过获得某种新洞见而解决。之所以有很多困惑,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运用别人轻易得出的那些现成的表述和论证。他们的精神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依赖某个不用言辞思考的过程。他们能凭直觉‘看到’某种关联,却不知道如何用语言描述它们”。这种“外显”知识与“默会”知识的问题——或者说“知道什么”(knowing that )与“知道如何”(knowing how )之间的区别——正是他后半生致力探讨的问题,这对他形成自生自发秩序概念也是至关重要的。“其所在学科领域的大师”具有可表述的知识,而“困而学之者”是在直觉上拥有知识。知识不是,或者一开始并不是可以表述的。以为所有知识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都可用语言清晰地表述出来,是一种谬误。即使没有找到用以表述的语言,知识也能够存在。经典社会主义的失误之一就在于,它过多地依赖可表述的知识。
哈耶克说,他在维也纳大学的老师冯•维塞尔从“很多方面看都是个困而学之者”,这令我们联想起约瑟夫•熊彼特对维塞尔思想的描述,因而我们可以推想,熊彼特的说法启发了哈耶克对自己的看法。熊彼特说,那些“走进维塞尔思想世界的经济学家立刻会发现,自己置身于某种新氛围之中。他仿佛走进了一间房子,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别处绝不可能有这样的房子,它的设计和家具是那样奇异,令人一时无法完全搞明白。没有一个学者能像维塞尔那样不受其他任何一个学者的影响,我们基本上可以说,除门格尔外,他没有受惠于任何学者——结果,同时代的很多经济学家都不明白维塞尔的研究有何价值。在他的‘思想大厦’中,每一个问题都是其智慧财产,即使是别人已探讨过的问题也是如此”。哈耶克是在日耳曼文化氛围中长大的,他曾描述过这种文化的特征。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他写道(尽管对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做了区分):“很少有人会否认,德国人总的来说是勤勉而守纪律的,他们的认真和干劲都达到了无情的程度,对于执行的所有任务,他们都尽心竭力、专心致志;他们具有强烈的秩序感,严格服从权威;他们经常表现出时刻准备牺牲个人的气概,身陷险境时也会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他们所欠缺的品质乍一看似乎无足轻重,实际上却非常重要,有助于自由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这些品质包括和蔼、幽默感、谦逊、尊重别人隐私及信任他人。”
哈耶克在谈及自己的远房外甥、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时的评论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哈耶克成长的那个社会。他回忆说:“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他们对一切事物都‘求真’的激情(我后来才知道,这是我之前的那一代年轻的维也纳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这种‘求真’的激情在各个知识分子群体中几乎成为一种时尚,我也曾穿梭于这些群体中间。它并不仅仅意味着讲真话,而且意味着,你必须以真理为‘生’,而不可放纵自己或他人的任何虚伪。这种态度有时会使他们十分粗暴,当然,也令人不快。他们深入剖析每一种习俗并揭露其欺骗性。”
不仅在政治上,从性格上看,哈耶克也是一位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他在1945 年的一次演讲中说:“德国人的思想传统确实偏爱一种不为其他地方的人们所知的‘个人主义’,他们坚持理性主义,认为‘独特’个性的发展完全是个人有意识选择的产物。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还是一名学生,第一次与当时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接触时,我是多么吃惊甚至震惊:我发现,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与公共习俗保持一致,而且乐此不疲。而我曾经想当然地以为,在大多数问题上拥有独创性才是值得自豪的。”
在哈耶克的成长过程中,最吸引他的是父亲收集的植物标本。他们家不管搬到哪儿,前提条件都是要有足够的空间来安置那些晾干的植物标本及有关植物的书籍和图片。除了自己的小家之外,一家人,尤其是费利西塔斯,会带着孩子们走访娘家人。哈耶克的家人今天还记得,哈耶克的外祖父有个大家庭,大家关系很融洽。哈耶克自己也回忆说,外祖父家的聚会上总是有很多人,好几代人共聚一堂,其乐融融。与外祖父相比,哈耶克的祖父比较谦逊。冯•哈耶克家族被封为贵族的时间要比冯•尤拉舍克家族早一代人,他们为“自己的教养和血统而自豪”;而冯•尤拉舍克家族是“严格意义上的上层资产阶级,要富裕得多”。哈耶克还记得,外祖父家的住宅“很壮观,甚至很宏伟……毫无疑问,是维也纳最美丽的住宅之一”。家里有好几位仆人。奥地利帝国的贵族共分两级,“冯”是第二级中的第四等(最低一等),是最常见的贵族。第一级是统治日耳曼地区各公侯国长达数个世纪的皇室成员,下一级则是冯•哈耶克和冯•尤拉舍克这样的家族,他们的祖先在过去一个世纪中陆续被封为贵族。“冯”与英国的“爵士”大体相近。哈耶克家的姓氏以“ek ”结束,这是典型的捷克姓氏。哈耶克认为他的祖先是一位来自布拉格的“Hagek”,他是著名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 的助手。哈耶克喜欢跟人说,在有些比较古老的月球图上,有一个叫作Hagetsius 的环形山,可能就是为了纪念他的祖先。他也曾提到,姓“哈耶克”或“Hagek ”的家族可追溯到16 世纪的波希米亚(位于现捷克共和国中西部),因而——尽管就他所了解的情况,他的家族一直说德语——“哈耶克”可能源于捷克语的“Hajek”,意思是“碎木头”。
哈耶克祖辈中也有人来自萨尔茨堡州,他的第二任妻子就来自那里。在他就任萨尔茨堡大学教授时发表的就职演讲中,他一开始就说,在“一生中,我在课前做自我介绍时总是说自己是个外国人。不过这一次,我却可以说,我是本地人。370 年前,我和我妻子的一位共同的祖辈当时担任大主教法庭的书记官,他接到一道敕令”去负责一项建筑工程。源自萨尔茨堡州的哈耶克的很多祖辈都是政府官员或盐商。这个家族后来迁居维也纳。约瑟夫•哈耶克(Josef Hayek )是一位贵族手下的行政官员,他开办了奥地利第一家纺织厂,这不仅使他发家致富,还使其于1789 年被册封为贵族。他的儿子海因里希就是哈耶克的曾祖父,是维也纳的一名政府公务员。用其曾孙的话说,他“作为一位绅士,度过了漫长、尊贵而又舒适的一生”。海因里希的儿子古斯塔夫早年由私人教师教育,后来进了一家专为贵族开办的上流社会子弟学校。哈耶克记得,古斯塔夫成了一名“海军军官,事实上,倒有点儿像是海军的花花公子”。到19 世纪60 年代,晚年的海因里希家财散尽,古斯塔夫只好去当教师。古斯塔夫就是奥古斯特的父亲。
哈耶克曾讲过一件轶闻,是关于他如何于1918 年在一个火车站结识维特根斯坦的。当时,两人都是服役于奥地利军队的军官,这件事可以帮助我们略微了解一些他的童年生活。哈耶克回忆说:“维特根斯坦绝对是个英俊、文雅的小伙子,我大概是在1910 年前后认识他的。维特根斯坦家族位于新瓦尔德克郊区,我外祖父曾在那附近租过一间瑞士风格的村屋,住了一年。他们家人经常从更豪华的乡间别墅跑出来,喊我妈妈的几个小妹妹过去跟他们打网球。”哈耶克与维特根斯坦的亲戚关系并不是很近。哈耶克与父亲一起从植物学中享受到了很多乐趣,这是他童年时代持续时间最长的业余爱好。奥古斯特收集了7.5 万~10 万件干燥标本,它们主要来自中欧、斯堪的纳维亚、法国、突尼斯、希腊、埃及等广阔地区。哈耶克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标本,除植物外还有昆虫和矿石。奥古斯特编写了一本《外国标本》(Flora Exotica),主要是为了介绍、供应和交换罕见植物的压制标本,而哈耶克则帮他处理一些杂务。哈耶克童年及青少年时期的兴趣颇为广泛,除植物学外,还包括摄影、骑自行车、滑雪、驾驶帆船、攀岩、登山、戏剧等。他曾描述过登山对自己的吸引力:“让我着迷的并不是需要很多攀登技巧的地方,而是在这种地方,要达到目标,就必须有向导。”而他是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攀登,从“艰险的地形”中享受乐趣,“不过也不是非常艰险——都是一些被冰雪覆盖和岩石较多的地方”。在他看来,最大的乐趣在于,在只有一条路可以通往山顶的地方,开辟一条自己的专属路线。
第一部战争(1899~1931 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在战争中长大成人,而战争也标志着我历史记忆的一次大断裂。1914 年,更准确地说,在两三年后我们真正感受到,战争冲击后的世界与以前的世界全然不同了。
第1 章家庭
1899 年5 月8 日,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出生于维也纳,当时的维也纳纷争不已。维也纳人几乎对所有事情的前景都持不同看法。犹太复国主义政治运动的创始人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 )就是维也纳人,而希特勒也出生在这座城市。
维也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后来成为奥地利帝国的首都。1867 年,它又成为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是日耳曼语世界的文化中心,也是整个世界的音乐之都——贝多芬、莫扎特、海顿、舒伯特都曾在这座城市生活和作曲。
哈耶克的父亲奥古斯特(哈耶克用了他中间的名字)于1871 年出生在维也纳。奥古斯特在市卫生局工作,但他其实对植物学感兴趣。在这一学科领域,他撰写了大量专著。他还在维也纳大学担任兼职植物学讲师。
哈耶克的母亲费利西塔斯•冯•尤拉舍克(Felicitas von Juraschek )于1875 年出生在一个富裕、保守、拥有地产的家庭。在哈耶克出生前几年,费利西塔斯的妈妈去世,她得到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遗产,这给她和奥古斯特提供了婚后若干年的开销。哈耶克是3 个孩子中的老大,海因里希比他小一岁半,埃里希比他小5 岁。
谈到父亲对自己事业的影响,哈耶克说:“我想,如果没有对知识的那种尊重,我可能早就改变发展方向,去做别的事情了。我决心成为一名学者,当然受到了父亲想成为大学教授却未能实现这一愿望的影响。我们从来没有怎么谈论过此事,但我非常清楚,父亲最大的雄心就是成为大学教授。我就是在这样的想法中成长起来的:没有什么比成为大学教授更高贵了,尽管我对研究哪一学科还没有清晰的想法。”
除父亲的学术追求外,祖父和外祖父(他们很长寿,一直活到哈耶克能够记得他们的年龄)也都是学者。弗兰茨•冯•尤拉舍克(Franz von Juraschek )是奥地利杰出的经济学家,是奥地利经济学派三大鼻祖之一家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hm–Bawerk )的密友(另外两位是卡尔•门格尔和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冯•尤拉舍克也认识后者)。冯•尤拉舍克是一位统计学家,后来任职于奥地利政府。由于继承了第一任妻子(费利西塔斯的母亲)的遗产,他也成为了富人。
哈耶克的祖父古斯塔夫•艾德勒•冯•哈耶克(Gustav Edler von Hayek)则在维也纳的帝国中学教了30 年的自然科学。他撰写了大量有关生物学的系统性论著,有的相当出名。维也纳大学图书馆藏有他的一本专著(德文)——《1869 年在英国“箭猪号”军舰上进行的深海调查》(A Deep Sea Investigation on Board the British Warship "Porcupine" 1869),此外还有《维也纳地理概要》(Compendium of the Geography of Vienna )和《制药厂动力图解》(Atlas of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Plant Powers)。
19 世纪、20 世纪之交的日耳曼语世界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今日。哈耶克一生中经历了很多技术领域的大变革,他曾经描述过他年轻时看到的一幕场景:当时汽车还没出现,消防员骑的一匹马“站在马厩中,时刻准备被套上马车,拉任何东西;只要按两三个按钮,这匹马就可以自己完成一切”。
19 世纪、20 世纪之交的日耳曼语世界与20 世纪、21 世纪之交的日耳曼语世界的差异不仅仅表现在技术方面。1899 年的日耳曼语世界的成见极深,反犹主义甚嚣尘上,维也纳尤甚。哈耶克却丝毫没有当时很多甚至大多数基督徒都具有的反犹主义思想。
对于“一战”前的维也纳,有人钟爱,也有人咒骂。在有些人看来,它是光芒四射的知识天堂,那里生活着一些最伟大的天才人物。在另外一些人眼里,它却是一座浅薄的城市,肤浅的东西压倒了实质性的东西。研究维也纳的历史学家艾伦•亚尼克(Allan Janik )和斯蒂芬•陶尔敏(Stephen Toulmin )引用维也纳学者罗贝尔特•穆西尔(Robert Musil )的话,把奥地利社会称为“卡卡尼亚”(Kakania),这个称号给人“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表面上,它是把‘帝国—皇家’或‘帝国与皇家’两个词组中的首字母K. K. 或K. u.K. 拼在一起,但对于熟悉德语中幼儿语言的人来说,它则表示‘大粪’(Excrementia )给人的感受”。穆西尔本人曾写道:“总而言之,有许多引人注目的东西都可谓这种看不见的大粪!名上,它自称为奥匈帝国;但在平常谈话中,人们都直呼它为‘奥地利’。也就是说,大家仍然用它自己宣誓要放弃的名字来称呼这个国家。从宪法上看,它是个自由国家,但其政府体制却是教权主义的。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公民。虽然设有议会,但它总是非常热衷于运用自己的自由权利,所以经常被关闭;不过,这个国家也有一个紧急状态法案,根据它的规定,皇帝可以不通过议会来治理国家,但每当所有人刚开始享受专制统治的乐趣时,皇帝又下令必须恢复议会制。” 维也纳学者希尔德•兹皮尔(Hilde Spiel )把1898 年到“一战”之间这段时间称为维也纳“不可思议”的岁月。当时,“天才似乎是突然地涌现出来的,尤其是在文学和哲学领域”。在1866 年的奥普战争中,奥地利战败,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奥地利基本上再没有发生过战乱和流血冲突。维也纳也逐渐繁荣起来,中产阶级迅速成长壮大。1900 年,维也纳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维也纳历史上有两个时期堪称黄金时代:一个是18 世纪末至19 世纪初的音乐黄金时代,另一个就是“一战”前那几十年。哈耶克——他母亲和大多数朋友则叫了他一辈子“弗里茨”(他并不喜欢这个名字)——小小年纪就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地对知识和学术的爱好。他在一份未出版的自传式笔记中提到,他在上学之前就能流利地阅读,并坚持读书。他的父亲是市卫生局的卫生官,曾在不同地区服务,因此他们曾搬过四次家。在未出版的自传式笔记中,他回忆起跟弟弟们的隔阂。尽管年龄相差不多,但哈耶克总觉得和他们不是一代人,他更喜欢跟大人打交道。1974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他写了一份半自传性质的文章《两种心智类型》。他用“私下谈话”的口吻评论说:“那些最常见的科学家是记忆型的。这种心智类型使他们能够牢记曾经读过或听过的东西,通常是那些表达某种观念的个别单词。”这种心智类型属于“其所在学科领域的大师”。与之相反,哈耶克则是“不那么常见的类型中的一个极端的例子”。这类人是“困而学之者”,他们“总有很多困惑,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能通过获得某种新洞见而解决。之所以有很多困惑,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运用别人轻易得出的那些现成的表述和论证。他们的精神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依赖某个不用言辞思考的过程。他们能凭直觉‘看到’某种关联,却不知道如何用语言描述它们”。这种“外显”知识与“默会”知识的问题——或者说“知道什么”(knowing that )与“知道如何”(knowing how )之间的区别——正是他后半生致力探讨的问题,这对他形成自生自发秩序概念也是至关重要的。“其所在学科领域的大师”具有可表述的知识,而“困而学之者”是在直觉上拥有知识。知识不是,或者一开始并不是可以表述的。以为所有知识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都可用语言清晰地表述出来,是一种谬误。即使没有找到用以表述的语言,知识也能够存在。经典社会主义的失误之一就在于,它过多地依赖可表述的知识。
哈耶克说,他在维也纳大学的老师冯•维塞尔从“很多方面看都是个困而学之者”,这令我们联想起约瑟夫•熊彼特对维塞尔思想的描述,因而我们可以推想,熊彼特的说法启发了哈耶克对自己的看法。熊彼特说,那些“走进维塞尔思想世界的经济学家立刻会发现,自己置身于某种新氛围之中。他仿佛走进了一间房子,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别处绝不可能有这样的房子,它的设计和家具是那样奇异,令人一时无法完全搞明白。没有一个学者能像维塞尔那样不受其他任何一个学者的影响,我们基本上可以说,除门格尔外,他没有受惠于任何学者——结果,同时代的很多经济学家都不明白维塞尔的研究有何价值。在他的‘思想大厦’中,每一个问题都是其智慧财产,即使是别人已探讨过的问题也是如此”。哈耶克是在日耳曼文化氛围中长大的,他曾描述过这种文化的特征。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他写道(尽管对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做了区分):“很少有人会否认,德国人总的来说是勤勉而守纪律的,他们的认真和干劲都达到了无情的程度,对于执行的所有任务,他们都尽心竭力、专心致志;他们具有强烈的秩序感,严格服从权威;他们经常表现出时刻准备牺牲个人的气概,身陷险境时也会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他们所欠缺的品质乍一看似乎无足轻重,实际上却非常重要,有助于自由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这些品质包括和蔼、幽默感、谦逊、尊重别人隐私及信任他人。”
哈耶克在谈及自己的远房外甥、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时的评论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哈耶克成长的那个社会。他回忆说:“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他们对一切事物都‘求真’的激情(我后来才知道,这是我之前的那一代年轻的维也纳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这种‘求真’的激情在各个知识分子群体中几乎成为一种时尚,我也曾穿梭于这些群体中间。它并不仅仅意味着讲真话,而且意味着,你必须以真理为‘生’,而不可放纵自己或他人的任何虚伪。这种态度有时会使他们十分粗暴,当然,也令人不快。他们深入剖析每一种习俗并揭露其欺骗性。”
不仅在政治上,从性格上看,哈耶克也是一位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他在1945 年的一次演讲中说:“德国人的思想传统确实偏爱一种不为其他地方的人们所知的‘个人主义’,他们坚持理性主义,认为‘独特’个性的发展完全是个人有意识选择的产物。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还是一名学生,第一次与当时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接触时,我是多么吃惊甚至震惊:我发现,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与公共习俗保持一致,而且乐此不疲。而我曾经想当然地以为,在大多数问题上拥有独创性才是值得自豪的。”
在哈耶克的成长过程中,最吸引他的是父亲收集的植物标本。他们家不管搬到哪儿,前提条件都是要有足够的空间来安置那些晾干的植物标本及有关植物的书籍和图片。除了自己的小家之外,一家人,尤其是费利西塔斯,会带着孩子们走访娘家人。哈耶克的家人今天还记得,哈耶克的外祖父有个大家庭,大家关系很融洽。哈耶克自己也回忆说,外祖父家的聚会上总是有很多人,好几代人共聚一堂,其乐融融。与外祖父相比,哈耶克的祖父比较谦逊。冯•哈耶克家族被封为贵族的时间要比冯•尤拉舍克家族早一代人,他们为“自己的教养和血统而自豪”;而冯•尤拉舍克家族是“严格意义上的上层资产阶级,要富裕得多”。哈耶克还记得,外祖父家的住宅“很壮观,甚至很宏伟……毫无疑问,是维也纳最美丽的住宅之一”。家里有好几位仆人。奥地利帝国的贵族共分两级,“冯”是第二级中的第四等(最低一等),是最常见的贵族。第一级是统治日耳曼地区各公侯国长达数个世纪的皇室成员,下一级则是冯•哈耶克和冯•尤拉舍克这样的家族,他们的祖先在过去一个世纪中陆续被封为贵族。“冯”与英国的“爵士”大体相近。哈耶克家的姓氏以“ek ”结束,这是典型的捷克姓氏。哈耶克认为他的祖先是一位来自布拉格的“Hagek”,他是著名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 的助手。哈耶克喜欢跟人说,在有些比较古老的月球图上,有一个叫作Hagetsius 的环形山,可能就是为了纪念他的祖先。他也曾提到,姓“哈耶克”或“Hagek ”的家族可追溯到16 世纪的波希米亚(位于现捷克共和国中西部),因而——尽管就他所了解的情况,他的家族一直说德语——“哈耶克”可能源于捷克语的“Hajek”,意思是“碎木头”。
哈耶克祖辈中也有人来自萨尔茨堡州,他的第二任妻子就来自那里。在他就任萨尔茨堡大学教授时发表的就职演讲中,他一开始就说,在“一生中,我在课前做自我介绍时总是说自己是个外国人。不过这一次,我却可以说,我是本地人。370 年前,我和我妻子的一位共同的祖辈当时担任大主教法庭的书记官,他接到一道敕令”去负责一项建筑工程。源自萨尔茨堡州的哈耶克的很多祖辈都是政府官员或盐商。这个家族后来迁居维也纳。约瑟夫•哈耶克(Josef Hayek )是一位贵族手下的行政官员,他开办了奥地利第一家纺织厂,这不仅使他发家致富,还使其于1789 年被册封为贵族。他的儿子海因里希就是哈耶克的曾祖父,是维也纳的一名政府公务员。用其曾孙的话说,他“作为一位绅士,度过了漫长、尊贵而又舒适的一生”。海因里希的儿子古斯塔夫早年由私人教师教育,后来进了一家专为贵族开办的上流社会子弟学校。哈耶克记得,古斯塔夫成了一名“海军军官,事实上,倒有点儿像是海军的花花公子”。到19 世纪60 年代,晚年的海因里希家财散尽,古斯塔夫只好去当教师。古斯塔夫就是奥古斯特的父亲。
哈耶克曾讲过一件轶闻,是关于他如何于1918 年在一个火车站结识维特根斯坦的。当时,两人都是服役于奥地利军队的军官,这件事可以帮助我们略微了解一些他的童年生活。哈耶克回忆说:“维特根斯坦绝对是个英俊、文雅的小伙子,我大概是在1910 年前后认识他的。维特根斯坦家族位于新瓦尔德克郊区,我外祖父曾在那附近租过一间瑞士风格的村屋,住了一年。他们家人经常从更豪华的乡间别墅跑出来,喊我妈妈的几个小妹妹过去跟他们打网球。”哈耶克与维特根斯坦的亲戚关系并不是很近。哈耶克与父亲一起从植物学中享受到了很多乐趣,这是他童年时代持续时间最长的业余爱好。奥古斯特收集了7.5 万~10 万件干燥标本,它们主要来自中欧、斯堪的纳维亚、法国、突尼斯、希腊、埃及等广阔地区。哈耶克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标本,除植物外还有昆虫和矿石。奥古斯特编写了一本《外国标本》(Flora Exotica),主要是为了介绍、供应和交换罕见植物的压制标本,而哈耶克则帮他处理一些杂务。哈耶克童年及青少年时期的兴趣颇为广泛,除植物学外,还包括摄影、骑自行车、滑雪、驾驶帆船、攀岩、登山、戏剧等。他曾描述过登山对自己的吸引力:“让我着迷的并不是需要很多攀登技巧的地方,而是在这种地方,要达到目标,就必须有向导。”而他是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攀登,从“艰险的地形”中享受乐趣,“不过也不是非常艰险——都是一些被冰雪覆盖和岩石较多的地方”。在他看来,最大的乐趣在于,在只有一条路可以通往山顶的地方,开辟一条自己的专属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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