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看大陆:几位学者的观察.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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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本书是台湾学者汤绍成组织并参与编写的一部学术著作集。参与撰写的其他三位作者,也都是台湾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从自己的专业背景和研究领域出发,从台湾学界的视角观察中国大陆的发展现况,分思想意识、政治特色、经济发展、外事政策四个部分,针对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事务等方面进行评述,其角度之新颖、观点之独到、见解之深刻,均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编辑推荐
聆听海峡对岸的声音,了解台湾人眼里的大陆
知名专家学者,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理性发声
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多方面深入剖析,解读中国大陆发展现状及根源

作者简介
汤绍成,政治学博士,毕业于德国波恩大学,现任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所长兼研究员。身为台湾政治界的著名学者,他对台湾政局、台海问题、两岸关系均有独到见解,曾撰写《两岸关系的新纪元双赛局的分析》等论著。多年来,他曾多次到中国各地演讲,参与各种活动,对促进两岸互动、增进两岸关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朱高正,哲学博士,毕业于德国波恩大学。
杜震华,经济学博士,毕业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现任教于台湾大学。
赵国材,法学博士,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现任教于台湾政治大学外交学系。

目录
第一章 思想意识篇/朱高正 1
第二章 政治特色篇/汤绍成 69
第三章 经济发展篇/杜震华 109
第四章 外事政策篇/赵国材 163
结语 194

文摘
新儒学对中国现代化与重建国际秩序的意义

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最瞩目的话题,莫过于“中国的崛起”。根据统计,从2000年到2009年,也就是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在互联网上被点击次数最多的就是“中国的崛起”,它的点击量远远超过排名第二的“伊拉克战争”四倍以上,遥遥领先。尤其自2008年爆发金融海啸以来,中国在世界的舞台上从来就没有那么被重视过,在任何重要的国际场合,中国的领导人总是镁光灯聚焦的亮点。

一、中国的崛起意味着对“美欧中心主义”的质疑与挑战
中国的崛起牵动了各方的关注,首当其冲的,就是主导了近现代世界最近500年发展的西方势力。中国的崛起意味着对“美欧中心主义”(US-Euro-centrism)的质疑与挑战,但却也给了包括阿拉伯世界,以及相对穷困的亚、非、拉丁美洲等非西方国家对另类选项的期待。
15世纪末,欧洲的冒险家在一些王公贵族的支持下,开启了“大航海时代”,随之而来的是漫无限制的、赤裸裸的烧杀掳掠,竞相抢夺世界原材料供应与市场的控制权。这就是500年来非西方世界悲惨命运的根源。伴随武力征服之后的,是天主教、基督教改革派的宣教活动。他们以强势文化的姿态散播“福音”,宣传西方的意识形态,蛊惑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借着掠夺非西方世界人民的大量资产,西方国家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1600年英国成立东印度公司,紧接着1602年荷兰也成立东印度公司。这个“东印度公司”,说穿了就是西方殖民帝国主义最丑陋的代理人,它们只要定期向母国缴交特定的款项,就可以取得拥有军事武装力量、扩张殖民地,以及发动战争等特权,而其母国却不用承担任何国际公法上的责任与义务。1624年到1661年,台湾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口中的一块肥肉。东印度公司的总部设在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台湾总督由该公司直接派任。而马六甲的历史,更是一页中国的王道政治与西方的强权政治的鲜明对比。
1405年,明成祖朱棣册封流亡在马六甲的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巨港)王子拜里迷苏剌为国王。在此之前,满剌加每年要向暹罗(今泰国)贡献四十两的黄金充当保护费。而15世纪则是马来亚历史上最为风光的时代,当时马六甲海峡几乎成为满剌加王国的内海,其版图除了马来亚外,也拥有苏门答腊的一半,俨然与满者伯夷(今爪哇)、暹罗鼎足而立。
1414年拜里迷苏剌逝世,由其子母干撒于的儿沙继位,他随即亲自率领朝贡团晋见明成祖。成祖下诏书由母干撒于的儿沙继承王位,并赏赐金银、冠带、织金袭衣。1419年,母干撒于的儿沙再次率朝贡团上京,并控诉暹罗对满剌加用兵,向皇帝求助。明成祖随即派遣使者携带诏书赴暹罗,告诫暹罗国王,谓满剌加与暹罗同为明朝属国,如果满剌加有过错,理应向朝廷申诉,岂可私下动武,大家应和睦相处才是。于是暹罗不敢再以武力威吓满剌加。
那时郑和率领世界最大规模的宝船舰队,一路从东海、南海,跨越印度洋,直到东非,所到之处,无不抑强扶弱,敦睦邦谊。当时大明王朝由于郑和七下西洋,维护了国际正义,肃清了整个广大水域的海盗,促进海上贸易,也增进区域的繁荣。
后来由于明朝对外政策的转变,不再派遣宝船舰队敦睦南洋各国,这个广大的水域就沦为西方新兴的殖民帝国主义的俎上肉,而首先出现的就是葡萄牙人。1508年葡萄牙消灭了满剌加王国,于马六甲建立殖民政权,奴役当地人民,拜里迷苏剌的后裔则四处流窜,在马来亚北部建立了几个小王国。17 世纪初,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马六甲击败了葡萄牙,取而代之。18世纪末,欧洲爆发了拿破仑战争,荷兰为了抵抗拿破仑的军队,抽调所有的海外兵力回国助战,遂将马六甲委托给英国代管,不料英国就把它据为己有。
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有如1840 年英国为了中国政府禁毒,而向中国发动极不名誉的鸦片战争一样。与当时英国窃占马六甲的丑行相比,美国殖民菲律宾的过程也不遑多让。菲律宾原来是西班牙的殖民地,1896 年,后来被推尊为菲律宾国父的黎刹医生被殖民当局处决,这引发了菲律宾全境群起反抗西班牙殖民政权。在这个反殖民斗争的过程中,美国秘密提供资金、武器、人员训练,大力扶持菲律宾反抗军。
其实,美国出于战略考虑,一直想在西太平洋建立一个根据地,本来1853 年就看上了台湾。因为台湾控制了台湾海峡,这是欧洲国家通往中国的主要水道,再加上台湾拥有丰富的煤矿蕴藏量,足可作为美军船舰在西太平洋的补给站。但后来因为国内的黑奴问题爆发了南北战争,无暇顾及远东的利益,美国乃调整其西太平洋政策。
既然在现实形势下,美国不能占有台湾岛,却也不能坐视欧洲列强得手,所以就打算协助日本取得台湾。甲午战败之后,由李鸿章负责对日《马关条约》的谈判,而他所聘请协助谈判的美籍顾问,却是刚卸下美国国务卿职务的佛斯特,这个人正是主导协助日本取得台湾的政策执行者,这是何等的可悲!
当时台湾既为日本所有,美国只好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与台湾只隔着巴士海峡的菲律宾。1899 年,西班牙已经疲于应付菲律宾群岛的反殖民斗争,遂私下与美国达成协议,将菲律宾群岛转让给美国。美国一得手之后,就运用其过去扶持菲律宾反抗军的情报,一举剿灭42个菲律宾反抗军的主要基地,这就是所谓“被出卖的革命”(the betrayed revolution)。
由此可知,中国台湾、马来亚与菲律宾的命运,其实就是典型的非西方世界与“现代化浪潮”第一次接触的惨痛经验。而当前中国的崛起,正给了这些被西方国家蹂躏过的地区与民族一个崭新的希望。

二、民主并不是西方的传统
过去300年来,西方国家靠着粗暴掠夺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但也由于新兴资产阶级的崛起,取代了拥有大片土地的教士与贵族阶级,因此在政治上新兴资产阶级也造就了后来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与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价值观。
事实上,自由主义最早要颠覆的对象就是天主教会。自由主义的三大支柱是自由契约、自由贸易与财产权神圣。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合流。之所以主张“自由契约”,主要就是为了对付封建社会集体主义的农奴制,以便让农奴从被教会与贵族阶级所控制的土地解放出来,而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自由贸易”就是尽量撤除进出口的限制以及尽可能将税率往下调整,以便使新兴资产阶级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而“财产权神圣”则意味着国家不能任意加重税负,法律应由纳税人的代表来制定。
英国1679 年的《权利请愿书》(Bill of Rights),其实是贵族联手向国王施压所取得的成果:没有贵族院的同意,国王不得增税或对外宣战。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则进一步废除了三级议会,将议会中的教士阶级与贵族阶级的代表予以取消。这就像当时宣传革命的小册子,由锡耶(Emmanuel Joseph Sieyès)所撰述的《何谓第三等级》(Qu'est-ce que le Tiers Etat),“第三等级”就是代表国家。这意味着新兴资产阶级借着法国大革命推翻了“旧体制”而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意气风发的新主角。这一连串的演变也就是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由来。
其实,民主并不是西方的传统。古希腊的柏拉图(Plato, 428/427BC—348/347BC)是主张极权、反民主的代表。从其经典性的著作《国家论》(Politea,通称为《理想国》)可以得知,他主张共产甚至共妻、反对不同阶级间的流动;他的门生亚里士多德(Aristotélēs, 384BC—322BC)也主张贵族政治、精英政治;中世纪的士林哲学也一向主张神权政治与后来“君权神授”(Divine Right of Kings)的君主制。
一直到18 世纪,西方世界仍然盛行专制主义(Absolutism)。要谈西方的民主,最早要从1679年的《权利请愿书》谈起,所以谈民主就要提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或更早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与佛罗伦萨的马基亚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到18 世纪的孟德斯鸠(Charles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与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等人,才给现代的代议民主体制提供了相关的理论基础。其实,近现代西方的国家哲学深刻影响最近两百年的国际秩序。比如说,康德1795年出版的《永久和平论》(Zum ewigen Frieden),深深影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国际联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组成的“联合国”。由此可知,西方的国家哲学有其特殊形成的背景与所要面对、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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