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政治得失.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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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1. 《中国近代政治得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专家马平安最新力作!
   2. 本书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都对中国近代政治的得失得行了详尽的分析
  3. 本书所讨论的政治问题和社会矛盾,不仅是当时的尖锐问题与矛盾,在当代也依然存在。
  ★曾经拥有百年的康乾盛世,有幅员辽阔的版图、和睦的边疆民族关系,可以说是超越了前人。可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为什么在最后短短的六七十年间轰然倒塌呢?问题的根本在政治制度上。
  ★清政府与西方列强打仗,为什么一败再败,以至于一败涂地?清王朝想自强,想师夷长技以制夷,却又为何不堪一击。问题的根本是在政治制度上。
  ★晚清王朝,权力发生癌变,堪称全民腐败,从根上烂透了。问题的根本也仍然是在政治制度上。
  ★满族与汉族的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改革与革命的赛跑,都在晚清这个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爆发。清王朝危在旦夕!

作者简介
马平安,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后,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中国政治史的研究工作。

近年主要著作:

《晚清政坛纪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版
《近代东北移民研究》,齐鲁书社2009年版
《帝国路上的八张面孔》,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
《终结帝制集结号》,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北洋集团与晚清政局》,辽海出版社2011年版
《大清王朝灭亡之谜》,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大秦帝国夭亡之谜》,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晚清变局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新世界出版社2013年版
《中国近代政治得失》,华文出版社2014年版

目录
目录


导言

一 在开放与闭关间徘徊——全球变局中的官方回应
斜阳余晖
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错失时机的乾、嘉二帝
道光、咸丰二朝的应对

二 怎样迎接挑战——早期自强问题
官方的探索
症结何在
在中国现代化史上的地位

三 权力,为什么会癌变——腐败问题
卖官鬻爵
陋规种种
与胥吏共天下
懂事的是银票

四 内耗:政权弱化的催化剂——高层争斗
从林、穆权争到肃、恭党争
从叔、嫂斗法到帝、后权争
从丙午恶斗到丁未政潮
从袁铁之争到载沣驱袁
皇族内部的败家子

五 权力的倾斜——中央与地方制衡问题
问题的提出
地方崛起之原因
错失机遇之恶果
实力决定命运的典型个案
举措不当之结局
祸胎:地方主义与军人干政
影响波及民国

六 边疆政策与治理——边疆内地化进程
清前、中期成功的边疆政策与治理
对东北、内外蒙古地区的政策与治理
在新疆地区的政策与治理措施
对西藏和川边的政策与治理措施
台湾设省及其内地化进程
经验与教训

七 民间问题与社会秩序——政府应对民间动荡的策略
太平天国运动与清政府的对策
义和团运动与清政府的对策
1910年湖南抢米风潮及官方对策
辛亥革命与清政府的对策

八 社会精英与政治参与——新生利益集团的政治诉求
绅商的崛起
立宪派的政治诉求
结社与建党
因怨恨转向革命
引起中华革命先

九 改革是把双刃剑——新政带来的利与弊
穷则变
变,未必通
种瓜得豆

十 现代化与战略发展问题——全球化时代综合国力问题
文化传统与现代化
软实力与硬功夫
战略五步棋

文摘
八 社会精英与政治参与——新生利益集团的政治诉求
绅商的崛起
历史的发展自有它的自身逻辑性。
中国社会进入20世纪以后,一个新的社会势力——绅商开始崛起。他们凭借其雄厚的财力和在地方上的声望,急切希望从体制外走向体制内,要求参政议政,在政治舞台上不断致力扩大自身的权益。
所谓绅商,主要是指民间有地位的士绅,他们或者凭借自身与当地官僚有着良好的人际关系的优势亲自下海经商;或者与富商结合,利用自己与官僚群体有着千丝万缕联系这一优势,共同谋求发展自己的经济、政治实力。
绅与商的结合,似乎预示着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就要到来。
这一阶层主要由这样几部分人构成:
(1)取得功名的未仕士子;
(2)退职在籍的官员、因军功致显或保存虚衔的还乡人员;
(3)因捐纳而获得职衔的商人和举办实业的人士。
随着自身经济地位的提高,他们不甘寂寞,又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开始向国家政治舞台进军,谋求得到更大的发展。特别是到新政的后期,代表地方士绅利益的国内立宪派因为达不到自己迅速参政的目的而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和冲突日趋激烈,二者对抗不可避免。
绅商阶层在清末短短数年间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是因为,庚子之役后,实行全面变革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时代主题。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生,逆之者亡。在这样的局面面前,清政府已经别无选择。
但是,《辛丑条约》签订后,国家财政已经告罄。赔款,清政府无钱可赔;举办各项新政,地方官无钱可筹。整个社会唯能凑集巨资和承办大型事业者,惟赖于商。
在这种情况面前,清政府一改过去压制商人发展的政策,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宣布将“通商惠工”作为基本的国策。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成立了商部,旨在以行政手段保护市场而不与商民争利。同时,清政府又参照英、日商法,制订出了中国第一部具有商法性质的《商律》,规定民间可以自由经商和集资创办各种与官办、官商合办企业地位平等的公司,并享有国家一体保护的权益。为了鼓励人们投资商业,清政府还出台政策,根据商人出资办实业的情况给予了相当的官衔,以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清末于是涌现出了一个民间投资的热潮。据史料记载,仅1905—1910年期间,国内新设厂矿万元以上资本的就有209家,总资本约7525万元,绅商阶层由此形成。
随着绅商的崛起与经济利益及社会地位的提高,中国人传统的参政意识开始在他们的身上迅猛地发酵,他们迅速把目光投射到政治领域,希望参政议政,更多地涉及国家的政治事务,“操议事之权”。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代表绅商利益的政治团体——国内立宪派集团应运而生。
立宪派的政治诉求
就国内立宪派集团而言,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人物是张謇。这是因为在20世纪初年的国内政坛上,他是一位对传统政治结构的现代转变(建立君主立宪政体)起过真正重大促进作用的人物。而其他一些著名人士,如梁启超、康有为等人,长期在国外从事舆论宣传活动,其影响在国内并不大。张謇作为东南各省众望所归的士绅领袖,因为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的连续打击,对于政治颇有灰心之感,遂暂时放下政治热情,以状元身份下海经商,全力投身于商业发展领域。清末新政初期,他并不对政治的改革抱有多么大的希望。但是,随着绅商阶层的形成,以及他们经济利益的需要,张謇决定一改初志,积极投身到清末立宪运动的洪流之中。1905年以前,他对立宪的期望并不是特别的急切。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兴起之后,他方才意识到条件已渐趋成熟,对立宪的热情和信心因此大增。经过反复奔走、劝说,终于促成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当时三位在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地方总督,跟张謇均有私人关系)联衔上奏,请定12年后实行宪政。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底,张謇进一步与上海名流人物倡议成立了国内最早、最大的政治团体“预备立宪公会”。不过,此时的张謇仍然主张“得尺则尺,得寸则寸”的缓进方针。此后,随着时局的迅速变化和国内各阶层立宪要求的日益高涨,张謇改变了原来的缓进策略,要求一次比一次急切。在政治动员的高潮中,绅商们对政治改革的期望值正在迅速蹿升,他们已经成为中国政坛上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推动政府立宪并让他们参与其中获取利益是他们初期的政治要求。
立宪派集团颇具新兴阶级的朝气,一开始就以民众代表的姿态理直气壮地声明:

立宪法之希望,即今日欧美通行之政治学说,所谓最大多数人之最大幸福之义也。

他们向往的是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此后,他们同清政府的一切分野和斗争均是由此而生。
最初,立宪派活动的重点放在策动地方和中央权要赞成立宪,派遣大臣出国考察政治上面。
行动的主角为江浙的立宪派人士。
江浙的立宪派认为,实施立宪要靠权要主持,这些人为地方疆吏,与清廷上下一气,最能耸动朝廷;要促成立宪,就必须首先说服权要,让他们赞助立宪派的主张并向朝廷代行陈请。
因此,一开始,立宪派走的完全是上层路线。
日俄战争刚一爆发,江浙的立宪派人士张元济、张美翊、赵凤昌和张鹤龄,以及盛宣怀的幕僚吕景端等就进行了紧急磋商,开始了他们的“奔走权要的运动”。他们“诚恐日后各国大会构和,始终置我局外,尽失主权”,首次提出了遣使分赴各国的问题。认为“此时我不预备,迅派专使分赴各国,声明东三省主权所在,将来恐为柏林之续”。他们决定,把他们的想法先向盛宣怀和湖广总督端方陈述,再由盛宣怀与商约大臣吕海寰商量办理,以他们3人的名义电告清政府,奏请在中国实行立宪政体。
这样,就有了1905年3月9日疆臣吕海寰、岑春煊、魏光焘、端方、盛宣怀联衔上奏请求立宪的事情。
同时,江浙立宪派领袖张謇,也加紧了他的立宪活动。
1903年下半年赴日考察归来后,张謇始注意研究立宪问题,只是“但求如日本耳,不敢遽望德,尤不敢望英”。不过他既是在籍的状元,又是兴办近代工业、教育卓有成效的东南社会名流,与社会上层人士和官场大员均有密切交往。这种优越的地位使他的意见易于为督抚大员所接受,也是他得以领袖东南群伦的一个客观条件。
1904年5月,张謇不断与魏光焘、张之洞等封疆大吏讨论立宪问题,游说他们奏请立宪,并为他们代拟立宪奏稿。这其中,汤寿潜、赵凤昌等人也参加了研究。折稿大意谓:日俄战后,中国必有极大危险,欲加预防,只有实行立宪。胆小谨慎的张之洞没有立即出奏,嘱张謇探询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态度,以决进止。张謇也认为如能得袁世凯倡导,对推动立宪十分有利,乃于6月致袁一函,请其赞助立宪。信中言:
“今全球完全专制之国谁乎?一专制当众立宪,尚可幸乎?日本伊藤、板垣诸人共成宪法,巍然成尊主庇民之大绩,特命好耳。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之下。”
袁世凯认为气候不到,答以“尚须缓以竢时”,张之洞、魏光焘知反对者尚多,未敢将折稿呈进。
在鼓动袁世凯的同时,江浙的立宪派同时也另辟蹊径,将运动路线直接对准慈禧太后身边的军机大臣瞿鸿禨。
6月初,张謇、汤寿潜、张美翊、许鼎霖、张元济、吕景端、夏瑞卿连日进行会谈,决定由张美翊写一份说帖呈其师时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瞿鸿禨。他们请瞿鸿禨认清形势,果决地倡导立宪,派人调查宪法,促使朝廷于年内颁布立宪诏令。
7月,张謇闻听奕劻及其子商部尚书载振有赞成立宪之意,“北方殊有动机”,认为“原动力须加火以热之”,加紧催促赵凤昌赶印《日本宪法义解》,分送宫廷和京师的达官贵人。慈禧太后读了以后说:“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瞿鸿禨亦派其弟赴沪托赵凤昌选购有关各国宪法的书籍,作为参考。立宪派的努力初步产生了效果。
此前,张謇为抵制美货事曾专门致函袁世凯,信中既劝且诱:

万机决于公论,此对外之正锋,立宪之首要。
公但执牛耳一呼,各省殆无不响应者。安上全下,不朽盛业,公独无意乎?及时不图,他日他人构此伟业,公不自惜乎?

张謇企图从个人的安危荣辱的角度说词打动袁世凯,请其赞助立宪。
此时,立宪已成为大势所趋,袁世凯为了避免孤立和防止将来光绪皇帝因戊戌往事报复自己,同时也为了执立宪之牛耳,占取主动,于是联合两江总督的周馥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奏,请实行立宪政体,以12年为期。7月初,周馥又单衔奏请实行“立法、行法、执法”三权分立和地方自治的立宪政体。
不久,两广总督岑春煊为了占立宪的先机,也电奏:欲图自强,必先变法;欲变法,必先改革政体。为今之计,唯有举行立宪,方可救亡。
作为深受立宪派影响的军机大臣瞿鸿禨,更是在慈禧太后面前“造膝密陈”,奏请派员出洋,“自请亲赴欧美考察政治。”奕劻和其他“枢臣懿亲亦稍稍有持其说者”。
至此,在立宪派的推动下,8位总督中就有直、江、鄂、粤、滇5位奏请立宪,1位川督请派员游历各国。军机大臣则有瞿鸿禨和奕劻,加上林绍年、孙宝琦等巡抚和出使人臣的奏请,出洋考察政治一时就提上了清政府的议事日程。自7月初起,枢府大员连日会议,讨论立宪,商讨派员出洋考察政治的问题。9日,正式决定了遣使出洋考察政治的大事。
千呼万唤始出来。
在立宪派集团的推动下,慈禧太后终于在立宪这个问题上点了头。
结社与建党
结社与组建政党,是立宪派集团活跃在清末国家政治舞台上的两个重要组织基础。
在中国,历代王朝为了维护专制统治,皆严厉禁止民众结党集社,清王朝禁令尤严。1905年,孙中山建立了中国同盟会。此组织可谓是中国第一个正式的资产阶级政党,可是它以推翻清王朝为目的,不为清政府所容,并且建立点在海外,所以,直到1906年,国内并没有一个合法的资产阶级政党。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专制禁网刚有所松弛,国内就有人把立宪团体作为组建政党的前奏,发出“预备立宪宜先组织政党”的呼声了。
为了创造建立政党的条件,自鼓吹预备立宪,立宪派就开始了关于政党学说的学习和研究,不断在报刊和集会上广泛宣传和讨论。他们介绍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党性质,与民众、政府、国会、宪政的关系,产生的背景和在建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等,并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了自己的种种看法。
立宪派认为,政党是国家的政治基础,为立宪国家所必须。宪政能否实现,“则以中国能发生政党与否而决之”。因为执政者专横成性,当政府举动妨碍国家大局时,民众临时应付是无济于事的,故必须成立政党,监督政府,“与政府抗争”。为此,他们首先从创办自己的团体入手展开斗争。
1上海宪政研究会
宪政研究会发起于1906年9月中旬,12月成立。其宗旨是,“务求尽国民参预政事之天职”,在预备立宪期内“考查政俗,研究得失”“俟实行立宪后,代表国民,赞助政府”,以“合群策群力,共谋所以利国便民”。
2上海预备立宪公会
预备立宪公会从酝酿到成立,与疆臣岑春煊的支持有着很大的关系。岑春煊积极主张立宪,与立宪派思想上产生共鸣。为了取得立宪派的支持,与对手袁世凯抗衡,预备立宪上谕发布后,岑春煊就写信给张謇,希望他能组织一个立宪团体。因张謇不能常住上海,岑春煊便把发起组织立宪团体的责任交给了他过去的属僚郑孝胥。
1906年12月16日,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愚园召开了成立大会。会员民主投票选举了15名董事;董事又选举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预备立宪公会“以发愤为学,合群进化为宗旨”。“使绅民明晰国政,以为预备立宪基础”。每年召开年会一次,报告一年来的工作,确定下一年的工作重点,选举新的董事和正副会长。职员会每月召开两次,研究具体工作,重大事情由董事会议决。
3吉林地方自治研究会
吉林自治会初名吉林地方自治研究会,由地方绅士松毓创办。1906年末,松毓自捐银1000两,联合士绅筹组吉林地方自治研究会,以预备立宪,准备地方自治,养成立宪国民为宗旨。其应办事业为:调查本省自治范围以内诸事,讨论本省重要问题,著译书籍,发表演说,条陈政见,赞助善举,提倡学务,振兴实业。
4宪政公会
宪政公会初名宪政讲习会,又称中国宪政讲习会,由杨度发起,“以冀开国会,布宪法,建设责任政府,消专制之威,免暴动之祸,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上安皇室,下起民权,使吾国自危而之安,自亡而之存,合满汉蒙回苗藏诸同胞,以与列强争雄于世界,”为政治目的。
5帝国宪政会
1907年2月13日,康有为、梁启超将保皇会正式改名为帝国宪政会,对外亦称中华帝国宪政会。该组织“以君主立宪为宗旨”,“以君民共治、满汉不分为本义”。具体纲领为尊帝室,扩民权,监督政府,讲求宪政之事。
6政闻社
政闻社由梁启超所发起,1907年10月17日在东京成立。政闻社的发展方针是“一方面当为民间之鼓动,一方面当为政界之运动。”
7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和粤商自治会
1907年11月,广东成立了两个地方性的立宪团体,一个是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一个是粤商自治会,二者各有特色。其宗旨是:研考宪法宪政,倡办地方自治。
8贵州自治学社
1907年12月成立。其宗旨是:“务期人人有道德智识,养成善良品性,造就完全人格,以赞助地方自治之实行,达国家自治之希望。”
经过数年的努力,到1910年10月资政院开院时,最初一批立宪团体,均积累了一定的组织、领导、管理、活动的经验;经过几次国会请愿和第一届咨议局联合会,各省立宪派人士密切联系,增进了解,达成了共同的政治默契,组建政党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于是,1911年上半年,政学会、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宪友会相继成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批合法政党。
1政学会
政学会亦称政学公会,在资政院中酝酿最早,直接秉承民政部尚书善耆之意成立。善耆与立宪派关系密切,同革命派亦有联系。1910年10月6日,资政院刚刚开议,他就召见钦选议员汪荣宝(民政部参议)和贡桑诺尔布(蒙古郡王),“大有组织政党思想,属转邀同志数人”,明夕“商榷一番”。次日晚,汪荣宝邀集民选议员许鼎霖、雷奋、孟昭常、邵羲和钦选议员章宗元、宪政编查馆编制局副局长章宗祥同至贡桑诺尔布府邸。善耆令汪荣宝代为宣布了意见,众皆赞成,议定先草政纲,再行分头纠约。11月9日,汪荣宝同资政院副总裁沈家本商议维持资政院会议办法,拟成立一个维持会,邀集议员开会,“阴备组织政党”。但第二天孟昭常和雷奋即向汪荣宝提出,这个办法不妥,“应另定办法,慎密联络,俟联络妥洽,再行公然结党”。旋议定,民选议员方面由雷奋负责“邀结”,钦选议员方面由汪荣宝负责“邀结”。资政院开院之前,宪政编查馆讨论新刑律草案时,劳乃宣即持反对态度,与杨度、汪荣宝等舌战多次。草案提交资政院讨论后,劳乃宣仍坚持反对,并提出修正案,游说议员。
1911年1月8日,议员讨论新刑律草案,就无夫妇女与人通奸是否定罪展开激烈辩论。劳乃宣等认为有罪,应将此条列入新刑法正条之中,不能列入暂行章程,否则便有悖于中国礼教。赞成新刑律的议员认为,通奸是个道德问题,防止此种行为在教育,不在刑罚;外国刑律皆不定罪,中国若定罪,将来不能收回领事裁判权,所以不应定罪和列入正条,这也体现了尊重妇女,男女平等。但在新旧交替时期,可将其放在所附暂行章程之中,将来视情况再作决定。最后宣付表决,用记名投票法,赞成有罪的用白票,赞成无罪的用蓝票,结果白票77张,蓝票42张。汪荣宝、陆宗舆气愤异常,9日与章宗祥发出公启,邀集投蓝票议员于次日开会,研究新刑律善后办法。资政院再开会时,果然依照投蓝票议员的意愿通过了新刑律总则。时人称投蓝票的议员为“蓝票党”,投白票的议员为“白票党”。
“蓝票党”与“白票党”虽是仅以对新刑律的态度分出的新旧两派,但促进了中国近代政党的成立。政学会和宪政实进会就是以此两派的主要人物为核心建立起来的。
1911年l月11日资政院闭会后,汪荣宝等赞成新刑律的“蓝票党”议员召开会议,研究今后的重要议案,会上即有人提出以此次赞成新刑律之人组织一政党。此后,政学会成立。主要人物有汪荣宝、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该党受善耆支持,接近官府,在政党之中势力最小。
2宪政实进会
宪政实进会全称帝国宪政实进会,由“白票党”中多数议员为骨干结合而成,最初酝酿亦在1911年1月资政院闭会期间。发起者有劳乃宣、宋育仁、喻长霖、马士杰、于邦华、陈树楷、陶葆廉等人,组织政党的公启是由汪康年代拟的,成立在2月19日之前,临时推举陈宝琛为主席,于邦华为副主席。3月,宪政实进会发表政纲和章程。
政纲共10条:

(一)尊重君主立宪政体,使上下情意贯注,保持宪政之精神;
(二)发展地方自治能力,俾民众事业增进,巩固宪政之基础;
(三)体察现状,筹政治社会之改良;
(四)详核事实,图法律制度之完善;
(五)讲求经济,谋财政前途之稳固;
(六)振兴实业,图民众生计之发达;
(七)注重国民教育,以收普及之实效;
(八)提倡移民事业,以达拓殖之目的;
(九)研究外交政策,以固国际交涉之权力;
(十)筹画军事次第,期成完全健足之武备。

章程计12章31条。总纲为:

本帝国主义,以谋宪政实力进行,名曰帝国宪政实进会;依政纲所揭各条,分别筹备,以期国利民福为宗旨;所有筹备事项,按切时势。分期进行,每期另分办事纲目,筹议办理;政纲及章程,会员均有遵守之义务。

章程还规定:总会设于京师,各省会设立分会,府厅州县设立支会。凡入会者均要填写证书,并由3名以上会员或各省公共团体加以介绍。会内设调查、编辑和审议股。正副会长和股长由民主选举产生。会议分大会、例会、股员会三种,大会每年两次,议决重要问题。会员要交纳入会费和常年捐。有违背宗旨或妨害本会名誉者,经大会议决,令其退出。
宪政实进会成立后一直忙于发展会员,联络议员要求召开资政院临时会,其他工作没有怎么开展,也没有正式进行选举。大家感到工作不便,提议选举股长,6月2日选张祖廉为调查股股长,王式通为编辑股股长,吴纬炳为审议股股长,推康詠为会计长,张毓书为文牍员。
6月18日,陈宝琛被简放为山西巡抚。次日,该会召开职员谈话会,议定另推主席。7月2日,又议定推举临时常议员,组织各省分会,主席仍请陈宝琛遥领。其后准备了修改《资政院院章》的议案。不久,陈宝琛又被简派为宣统皇帝师傅,仍留京师。8月,筹备创办机关报,并趁中央教育会开会时拉了一批会员,陆慎言、吴季昌、恩华、王季烈等就是此时加入的。
10月15日,召开大会,进行选举,陈宝琛当选为会长,于邦华、姚锡光当选为副会长。
3辛亥俱乐部
辛亥俱乐部发起于资政院议员,骨干人物有湖南民选议员罗杰、易宗夔和钦选议员刘泽熙、王璟芳、毓善等,创立于1911年3月。该组织成分十分复杂,有民选议员、钦选议员,政府和军队官员,也有革命党人。
6月14日,辛亥俱乐部召开大会,通过了政纲,选举了干部。选出12名常议员、12名评议员,此外还选举了庶务员、书记员、会计员、交际员等。在24名常议员、评议员中,资政院钦选议员有8名,占三分之一;民选议员7名;程明超、陈命官(民选议员)、席绶(钦选议员)、漆运钧则为同盟会会员,程明超为临时主席。领导层的这种结构使得辛亥俱乐部既不像政学会那样接近政府,也不像宪政实进会那样倾向保守,政治上比较稳健折中。
辛亥俱乐部初成立时,有成员60余人,不久发展到80余人。
辛亥俱乐部订有《规约》10章31条。规定“以促政治改良,谋国利民福为目的”。政纲为:

(一)阐扬立宪帝国之精神;
(二)提倡军国民教育;
(三)发展地方自治能力;
(四)主张保护政策,以振兴实业;
(五)整理财政,以增进富力;
(六)审度公私经济能力,以谋交通之发达;
(七)整饬军备,以充实国力;
(八)体察内外情势,确定外交方针。

入社者必须赞成政纲,有选民资格,由两名社员介绍,经俱乐部许可。社员有严格遵守宗旨及规约,扩张及尽心本社事业的义务,有选举及被选举为职员,提出意见,介绍人入社的权利。入社要交纳入社金,平时交纳常年捐。社内机构分庶务、书记、会计、评议、交际、常备各科,另设调查编辑部。凡被选为常议员、评议员及其他干部者,不得再任其他政团的干部及发起人。本部设于北京,各地方设立支部。总部与支部的关系是:本部议决交办事件,支部必须极力执行;支部议决事件关系全体者,必须经常议员会议议决;关于地方事件,支部可自由议决实行;支部有需要具奏的地方重大政俗利弊问题,本部予以全力支持;支部应将社员名册、调查编辑成绩、工作及议决的问题,每月汇报总部一次;支部代表来京,可参加本部常议员会议,本部常议员到支部时,亦可参加支部的常议员会议。
4宪友会
宪友会是在咨议局联合会和国会请愿同志会的基础上建立的,陈宸为咨议局议长,刘颂虞、刘冕执为前政闻。
1910年11月请愿代表团解散时,决定在国会请愿同志会的基础上改组政党,培养积蓄实力,推举孙洪伊等起草党纲党规。各省咨议局和团体对成立政党期望甚殷,纷纷致书国会请愿同志会从速组织。经过多次讨论,决定组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
关于党的名称,当初没有定下。12月上旬,孙洪伊致电梁启超“促定党名”,梁启超建议叫帝国统一党。同月底,孙洪伊等拟出帝国统一党党规30条、党纲13条。1911年1月1日,孙洪伊等邀请38人讨论党规、党纲草案,与会者认为还应作进一步修正。接着议决推举临时干事40人,负责成立大会前的一切筹备工作,先在到会诸人中推出一少部分,遂推定吴赐龄、李文熙、席绶、康士铎、彭占元、汪龙光、王敬芳、陈登山、雷奋、罗杰、易宗夔、齐树楷、张之霖、李素、牟琳、江辛、孙洪伊17人。继之讨论党名,易宗夔、康士铎、李文熙皆反对用“统一”二字,雷奋、王敬芳则坚持原议,最后决定将党名与党纲党规一起提交临时干事会修改决定。
帝国统一党党名传到社会,引起了一些人的误会,以为此党成立之意,“在于统一国内之党派,或且目为专制”。因此,临时干事不得不写了一篇《帝国统一党党名释义》,于1月4日《国民公报》刊出,进行一番解释。该文说,以“统一”命名者,“绝非统一国中党派”。其用意有三:一是防止外国人利用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猜疑生事,“欲防患于未然,必先结合国内之各种族,协力一心,共谋对外”。二是为了“造成一种有统系之政策,有统系之舆论,以贡献于国家”。三是为了打破旧有的省界之见,以便全国化除畛域,相与戮力国家,以图存于今世。并说此名仅系暂定,以后还要讨论。但是,当时“警厅对于各团体之集会取缔极严,风声鹤唳,志士心寒”。孙洪伊等为了“释群疑而定众志”,便采取了权宜措施,将党纲党规草案径呈外城巡警总厅,转申民政部立案。3月上旬,民政部批准。
孙洪伊等接到批准的通知后,于3月9日发出公启,附寄党纲、党规和入党证书草案,向各省解释了请立案的原因,并请推定支部干事,于咨议局联合会开会时齐集京师,公决党纲、党规,宣告成立,再进行呈报更正。
5月30日,召开发起会,与会者53人。公举谢远涵为临时主席,李文熙为书记。张国溶报告了开会宗旨,宣读了章程,提出党名不用帝国统一党,改用宪友会,请大家讨论。大家赞成更改党名,原则上通过了章程,决定6月4日召开成立大会,推萧湘、袁金铠、康士铎、梁善济、陈登山、孙洪伊为临时干事,准备成立大会的召开日期为29日,预定成立大会日为6月5日。
发起组建宪友会的共有70人,基本上都是第二届咨议局联合会、国会请愿同志会的成员和立宪团体的人物。
《宪友会章程》分总纲、会员、职员、会议、总部与支部之关系、会费、戒约7章,加附则共25条。
总纲规定成立的目的是“发展民权,完成宪政”。政治纲领为:

(一)尊重君主立宪政体;
(二)督促联责内阁;
(三)整厘行省政务;
(四)开发社会经济;
(五)讲求国民外交;
(六)提倡尚武教育。

总部设于京师,各省设立支部。
6月4日,宪友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大会,宣告成立。到会者100多人,推谢远涵为临时主席,黄远庸、李文熙为临时书记。会上首先选举出常务干事,雷奋、徐佛苏、孙洪伊当选。籍忠寅、李文熙、谢远涵当选为候补干事。
继之,常务干事推选各科干部,文耀为庶务员,李文熙、吴赐龄为文书员,李素为会计员,欧阳弁元、陈登山为交际员,康士铎、何宗瀚为调查员,王葆心、余绍宋为编辑员。
接着,会员推举出十八省和八旗的支部发起人。广西:甘德藩、蒙经。湖北:汤化龙、张国溶、郑万瞻。山西:梁善济、李庆芳、李华炳、李素。奉天:袁金铠。山东:周树标。江西:邹树声、宋名璋、叶先圻、罗家衡、郭志仁、谢远涵、黄远庸。福建:高登鲤、刘崇佑、林长民、林志钧。河南:方贞、王敬芳。陕西:李良材、郭忠清。四川:蒲殿俊、何耀光、胡庸章、萧湘、罗纶、李新展。浙江:汤尔和、马叙伦、陈黻宸。湖南:谭延闿。吉林:何印川。安徽:窦以珏、陶冠禹、李国松、康达。直隶:李榘、籍忠寅、齐树楷、李长生、高俊、张铭勋、刘春霖、王法勤。贵州:杨寿。广东:伦明、姚梓芳、黄节。江苏:马相伯、沈恩孚、黄炎培、汪秉忠。八旗:恒钧、文耀。以上人员中有少数同盟会会员在内,如黄炎培、蒙经、郭忠清均是。
6月25日,宪友会研究了各省支部成立的期限及办法,决定分期分批成立,凡交通便利、团体易于集会之省,限定本年9月以前成立,其余限定年内成立。奉天、河南、山西、湖南、湖北、江苏、广西、福建、四川自认于9月前成立。还决定,本年资政院开会以前,召开一次大会。届时,已成立的支部各举代表到京参加。
8月,民政部正式批准宪友会立案。同月31日,宪友会召开谈话会,徐佛苏报告了各省支部成立的情况,决定于九十月间召开大会,催促各省支部成立;在京议员每周开谈话会一次;通告各省支部及发起人,劝告本省资政院民选议员入会。还公举黄远庸、林志钧、谢远涵、康士铎4人负责与辛亥俱乐部联络。
政党是代表某一阶级、阶层或集团并为维护其利益而斗争的政治组织。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宪友会在政治上均向往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务期实现真正的君主立宪制度;在经济上主张发展资本主义企业,同时主张实行地方自治,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普及教育,提倡军国民教育,国民外交,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代表的都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其内部的组织生活、选举、表决、讨论等,也符合资产阶级的民主原则。因此,均属于资产阶级政党性质。合法政党的出现标志着在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在进一步崩解,民众民主权利在进一步增长。资产阶级力量的凝聚,是立宪派人士长期宣传、鼓动、奋斗取得的重大结果。立宪派手中有了政党这个得力工具,便可更好地同专制独裁者进行斗争与较量啦。
因怨恨转向革命
在清末最后几年,立宪派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和政党,控制了各地民意机关和合法团体,已经形成为一支庞大的社会与政治力量,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对革命派和清政府的前途都会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毋庸置疑,影响立宪派政治态度的决定性因素是清政府满足其改革愿望的程度如何。如果清政府能够按照立宪派的意愿进行改革,立宪派无疑会成为清政府的坚强支柱;否则,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就会另寻出路,成为清政府的敌对势力和掘墓人。纵观历史,清政府正是以其愚蠢的政策将立宪派一步一步地推向了革命阵营的。
从历史上看,立宪派与革命党并不和谐,甚至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与斗争,但在对付清政府的腐败与卖国的问题上,最终因为利益一致而站在了共同的立场。
在国外,康梁一派与兴中会早在戊戌变法之前即有芥蒂。戊戌变法时,在横滨的大部分兴中会会员转向维新派,变法失败后,革命党人诱使王照揭露康有为伪称奉有光绪皇帝衣带诏这件事,两派从此结下了不解之仇。1900年,孙中山打算在广东发动起义,康梁也准备武装“勤王”,梁启超到檀香山宣传,一下子把当地大部分兴中会会员和华侨争取到保皇会方面来,几乎将孙中山在海外的第一个活动基地彻底搞垮。这件事,让孙中山大为恼火。此后,梁启超就不时遭到革命派的攻击。1903年梁启超放弃了“破坏”与“革命”口号后,革命派对他的攻击论调随之升级。
1905年开始的革命与立宪之争,仍是前一阶段孙、康两派斗争的继续和扩展。要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必须有愿意为之奋斗的大批群众,必须做大量的宣传与鼓动工作、建立组织、扩展会务、筹措从事暗杀或武装起义的活动经费,而经费又要从支持者那里取得。谁争取的群众多,经费多,地盘大,势力大,谁就有率先战胜封建专制统治的希望,在竞争中获胜。任何一方得势,都意味着对方处于劣势。对于这个极为现实的切身利害问题,孙、康双方均直觉地感到了它的重要性。
切身利害、资产阶级派性和极端的排满口号使革命派感情用事代替了理性思考,以致许多斗争一度越出了论战范围。
在香港,《中国报》刊载康有为之女康同璧在美洲“行骗”华侨一事,被康有为在法院控以毁谤名誉罪,要求赔偿损失5000元。该报还攻击康党叶惠伯,康党再控以毁谤之罪,索赔白银1万元。
在日本,一些革命党人在报刊或群众大会上对康梁大肆进行攻击,诅咒他们为“汉奸”,“认贼作父”,“异族奴隶”,“非今日之中国人”,喧嚷必“诛此两妖魁”。1907年政闻社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时,还发生了革命派大打出手的闹剧。1910年7月,革命派又在一次群众集会上把立宪派的白坚打得头破血流。
在新加坡和缅甸,有两派对报社的争夺,也有革命派大闹政闻社的故伎重演。这些不择手段的攻击、叫骂、阵地争夺,不是严肃的政治斗争,而是宗派性质的体现。
康、梁一派无疑也注重本派利益,有严重的派性,但客观地讲,在处理与革命党关系问题上则要冷静慎重一些。随着形势的发展,他们主张同革命派联合,反对互相倾轧。梁启超从1902年起,至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包括他曾咬牙切齿地声称“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的时期在内,他始终声明:坚决反对两派互相谩骂,攻讦,倾轧,敌对,抵消力量;革命与立宪相辅相成,激烈与温和殊途同归,手段不同,各有其用,两派应节制感情,求大同,存小异,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清政府,像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那样开展和平竞争,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正当的理论商榷,主动提出停止论战。可是,革命派宣称满汉不并立,立宪派为“卖国之党”,“负友之党”,决不与之相提携。1907年7月以后,梁启超不再理会革命派,毅然把斗争的锋芒转向全力对付清政府了。
在国外,革命派不仅对康、梁立宪派基本上采取了激烈的态度,对于国内的立宪派,他们也多有所指责。张謇、郑孝胥、马相伯、杨度、狄葆贤等人及预备立宪公会等团体都曾被点名攻击。最偏激狂热的莫过于刘道一,竟扬言“必杀庆祝立宪党”。有人亦明显地带有民族偏见和资产阶级派性,把立宪派看作与清政府同恶相济、助纣为虐的帮凶,一味责斥谩骂,加给立宪派取悦官场,摇尾乞怜,沽名钓誉,升官发财,狡伪无耻等各种罪名。他们对立宪运动所遇到的挫折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如1910年二次国会请愿失败,在东京的革命党首领“大喜”,立即邀集100多同志“开会祝贺”,“并密议运动南洋华侨反对国会,以绝第三次请愿之后援”。
同梁启超等一样,国内的立宪派人士也认为革命党人都是爱国主义者,革命与立宪在“外御群侮”这一点上,目标是一致的;两派“所竞争者意气也,非公益也”。对于这种无谓的相互攻击,他们是不赞成的。因而对于革命党人的指责斥骂一概听之任之,不予还击,表现得相当宽容大度。国会请愿同志会的机关报《国民公报》“不仅无一语诋及革命党人”,且常有“左袒革命之意义”。当革命派发动武装起义失败时,立宪派尽管不无埋怨情绪,说徒然牺牲同志,于国家无补,于民众无利,然而却无幸灾乐祸之心。不仅如此,每当革命党发动起义一次,他们好像是演双簧似的,总是大肆攻击清政府一番,大骂政府专制、欺骗民众等。对于清政府的“穷逮捕、广株连,厉行野蛮时代惨酷之刑法”的“暗无天日之政策”,尤严加痛斥。指出消弭党祸的根本办法不是“妄行杀戮”,而是“党人曰政治不善,吾先整顿政治;党人曰满汉不平,吾先融和满汉”;“励精图治,舍旧谋新”,实行名副其实的宪政,否则革命是永远不会停止的。有的立宪派所办的刊物还公然歌颂革命烈士,如广东的《半星期报》就发表过歌颂吴樾、秋瑾、徐锡麟和陈天华的诗篇,著文为秋瑾遇害鸣冤叫屈。
在国内,由于革命党人力量较小,不敢暴露真实身份,不能公然与立宪派对垒,所以大论战、大打出手的闹剧没有发生过,指责辱骂立宪派的文章也极其罕见,但也出现了另外一种在海外见不到的情况,这就是搞点恐吓和嫁祸于人的小动作。如1910年6月,革命党人曾致国会请愿代表团负责人孙洪伊一函,内云:“主张宪政,崇戴满人,殊失救国之道。乃汝持之甚力,碎汝之尸,斩汝之首,亦难蔽汝之辜”等语。同年7月,又有人将书信一通掷入载沣府第,内藏小刀一把,信中半皆恫吓之词,下署国会同志会会员,借此挑拨立宪派与政府的关系,破坏国会请愿运动。不过,像这样的情况毕竟还是极少的。
国内最为常见的现象是革命党与立宪派两派人士的和平共处,互助合作,共同斗争。例如,湖南的立宪派龙璋是革命党领袖黄兴的密友,与当地革命党人陈作新关系密切,凡是反清革命的,他都引为同志,经常慷慨解囊,大力资助革命经费,甚至不惜出卖家产,辛亥革命前捐助总数至少在20万元以上,还利用自己的汽船为革命党购运枪械;1904年华兴会成立,他被邀列席;1911年春谭人凤回湘联络同志,准备响应广州起义,龙璋也参与了密议。1910年,立宪派粟戡时等10余人致函湖北咨议局,请其营救关押数年之久的同盟会会员胡瑛出狱。立宪派陈炳焕之子陈嘉任为同盟会会员,1911年夏黄兴之子黄一欧回湖南进行革命活动,事泄遭到通缉,由于陈炳焕全力掩护,始得安全逃脱。
湖北立宪派时象晋的两个儿子时功璧、时功玖都是革命党人,他本人思想亦很进步,与革命党人张难先、李书城、吴禄贞等过从甚密。李国镛与革命派早有联系,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创立时,他都捐款支持。文学社负责人刘尧澂主动谒见过汤化龙;汤知文学社有人去武胜关察看缺少路费,其主动捐助20元,另外资助文学社数10元。汤化龙发起成立汉口宪政同志会,革命党人詹大悲、何海鸣、谢石钦都参加了。何海鸣还参加了湖北的国会请愿运动。从海外归来的革命党人刘成禺也应邀在请愿大会上发表过演说。詹大悲向汤化龙递过门生帖子,极想调和两派关系,曾对人说:“当今人才,阅已多矣,约言之,无过两派(民党、宪党),一则德优于学(民党),一则学优于德(宪党),求有确实把握、完全筹划、足以救中国之危亡者,民党中不得二三,宪党中不得三四”,“将调和两派之间,为后十年之准备。”1911年7月《大江报》发表《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时评,詹大悲遭到拘捕,《大江报》被封闭。立宪派的喉舌《时报》立即指斥当局大兴文字狱,破坏立宪制度,予以声援。
江苏的张謇、马相伯、赵凤昌等人都是同盟会会员黄炎培的“战友”。黄炎培与雷奋、杨廷栋、方还、刘垣、沈恩孚的关系亦非同寻常。同盟会会员蔡元培与马相伯“为莫逆交”。立宪派沈缦云、王震与革命党人的关系更为密切。1907年革命派创办《神州日报》,得到张謇和马相伯的赞助。1908年5月同盟会江苏支部长陈陶遗为两江总督端方拘捕,革命党人请张謇帮忙,张即电端方营救,端方因此没有杀陈。1909年革命派的《民呼日报》遭到封禁,《时报》和《东方杂志》均为其打抱不平,批评政府和官吏压迫舆论。1910年于右任再办《民立报》,沈缦云还曾出资赞助。
国内两派的关系何以会与海外的两派关系有如此之大的差别呢?
首先,历史渊源不同。海外的两派最初都活动于华侨之中,而华侨人数有限,为了发展壮大本派势力,他们在争夺群众、捐款和地盘等问题上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以此结下仇恨,互不谅解,遇有机会,便要发作而大打出手。国内的两派并未结下此种宿怨。当两派在海外开始笔战时,革命派在国内尚无多大力量。同盟会成立后力量渐向内地扩展,然而争取的对象多为会党,后来重点转移到新军,经费来源靠海外接济和自筹。国内立宪派主要活动在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中间,争取的对象和活动的范围均不与革命派发生冲突,经费自有来源,更不会产生争募捐款的矛盾。同时,国内地广民众,大有回旋余地,不至出现你争我夺的现象。总之,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故能相安无事。
其次,在当时的社会上,革命派之外,立宪派是唯一最进步的民主力量。立宪派在呼于救亡图存,反对封建专制制度,要求民众的民主自由权利,挽回利权,保路斗争,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兴办近代教育和文化事业,建立各种社会团体,启迪民众政治思想等问题上,均走在社会的前头,从事立宪运动也能坚持原则。这些在不持偏见的革命党人心目中都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加之根本宗旨相同,同一地区的两派人本来就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和来往,私交甚笃,所以他们能够和平相处,遇事相助,共同携起手来同政府斗争。
客观情况表明:立宪派对革命党人的基本认识和态度,同清政府的对立和斗争,不仅使立宪派在感到和平手段无效时有可能转到革命方面来,而且使得力量不足的革命党人也有可能淡化派别之间的成见,主动同立宪派接近。而对本就互相熟悉了解、关系密切的国内两派来说,彼此更会相互产生影响,立宪派绝望之际尤易接受革命派以暴力推翻政府的观点,趋向革命一边,从而使两派合流。
立宪派之所以会转向革命,主要是由于清政府不能满足他们的改革愿望,受到斗争实践的深刻教育,自身思想认识有了显著提高。这种情况从1910年国会请愿运动期间就开始了。
在国会请愿运动中,立宪派恭谨虔诚地呈递请愿书,诚惶诚恐地拜谒当朝大臣,始终遵循国家法律,毫无越轨行为;各省的游行请愿秩序井然,既无对长官的非礼要挟,更无暴徒的破坏扰乱。请求一次比一次赤诚,冀望朝廷终能醒悟。然而结果呢?政府“直以热心爱国之绅民与革党会匪齐观而等视”,强行解散代表团,押解代表回籍,甚至加以拘捕流放。铁的事实教育了立宪派和一切期望政府改革的善良人们,使之认识到和平请愿无法达到目的,赤手空拳的哀求无济于事,以合法手段得不到的东西只能以非法手段去夺取,要铲除专制毒根,实现民主政治,只有以革命暴力将现政府打倒,别无其他出路。
二次请愿失败后有些人的思想就发生了巨变。
山西代表渠本澄返省后当众宣言:三次请愿国会不成,当急取葡萄牙革命主义。
原政闻社的头面人物徐勤主张:亟欲为暗杀之举动。
第三次请愿的失败更促使大批立宪派人士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徐佛苏回忆说:

第三次请愿书中,措词则甚激昂,略谓:政府如再不恤国民痛苦,不防革命祸乱,立开国会,则代表等惟有各归故乡,述诉父老以政府失望之事,且代表等今后不便要求国会矣等语。窃按末次请愿书措词如此愤激者,其言外之意,系谓政府再不允所请,则吾辈将倡革命矣。更不料清廷因此震怒,立下明谕,勒令代表等出京还里。各代表闻此乱命,亦极愤怒,即夕约集报馆中,秘议同人各返本省,向咨议局报告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秘谋革命,并即以各咨议局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云云。此种秘议决定之后,翌日各省代表即分途出京,返省报告此事。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14页。

国会请愿运动的失败确使立宪派对清政府怨恨猛增,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
张钫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讲,咨议局议员就是由于屡次遭到拒绝申斥,“激起了他们的愤怒,不知不觉从和缓的立宪里扭转而走向激烈的革命途径”。
当时的真实情况是:在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失败后,山东的侯延爽、陈干等,“全认为清政不纲,列强环伺,岌岌可虑,舍革命而外,别无救国良策”。广西的吴赐龄公开“论和平改革终无进步”。四川的情况是:“成都学校诸生吁请速开国会,大吏遏抑不以闻,被斥逐者甚众,士气愈形奋激,乃转而趋向革命矣。”天津一部分参加请愿的学生如刘明义、魏振东等在请愿被镇压后,“知道清廷所准备的立宪,不过是个骗人的把戏,绝对不会实行的。于是主张不要信任清廷,要推倒它,由民众自己组织政府,来管理我们的国家。有很多的同学,受他们的影响。”
此时,立宪派向革命转化还仅仅是个开始。对立宪派来说,实现这一转化不但是思想上的巨大转折,而且还需要极大的勇气。故大多数还在观望,尚未最后下定决心。春节期间,蒲殿俊写了一篇《流年之慨》,抒发了自己的心情。他列举事实,说明民众的悲惨愁苦。但又认为,只要铲除了“专制之威”,政府悔悟,过两年召开了真正的国会,还是有希望的。他的感想正是当时大多数立宪派人士心态的写照。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希望的破灭,他们很快也就转向了革命。
1911年清政府拒绝召开资政院临时会议,特别是成立皇族内阁,申斥要求改造内阁的立宪派,非法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损害民众利益,违背立宪原则,更使“民气郁愤怨结上通于天”。立宪派人士切齿痛恨,纷纷弃政府而去,咨议局联合会立即提出对内斗争第一的口号。这个口号虽则仍是采取合法手段,但是腐败的政府绝不会允许其在合法范围内如愿以偿,而立宪派在原则上也不会让步,旧的斗争方式肯定将被新的更激烈的方式所取代,更多的立宪派人士势必向革命立场转化。
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已有众多的立宪派人士在思想上或行动上有了革命的准备,所以革命一旦爆发,他们就会迅速响应,投身到革命阵营,成为大清王朝的掘墓人。
引起中华革命先
在时局日益败坏、人心日躁的情况下,1911年,盛宣怀提出的“铁路国有”的口号,敲响了大清王朝的丧钟。
所谓铁路国有,便是由清政府向外国借洋债,来强迫收买老百姓的粤汉与川汉铁路的股份。粤汉铁路与川汉铁路的筑路权,原已由清政府出卖给外国人,是当地绅商动员民众用认股的方式赎回来的。1911年,摄政王载沣听信了盛宣怀的鬼话,要用“国有”的美名,从老百姓手中重新夺去,再“押”给外国人,让外国人又以“债主”的资格加以控制。这种结局,怎能让民众甘心?在这种情况下,湖南、湖北、广东、四川等省绅商们高擎保护民族权利的旗帜,事情的发展超出了各方面的预料,保路运动最终成了引发清王朝总危机的导火线。
首先挺身而出的是湖南绅商与民众。
清政府的铁路干线国有政策传至湖南,一时人心激愤、群情沸腾。1911年5月14日,长沙各团体一万余人集会,当即议定保路办法15条。16日,各团体同赴巡抚衙门,要求电奏清政府,收回铁路国有的成命。同一天,铁路公司长株段工人一万余人也举行罢工,并进城游行示威,声言如巡抚不允上奏挽回,“商须罢市,学须停课,一般民众须抗租税”。在这种情况下,湖南巡抚杨文鼎被迫答允湖南民众的要求电奏清政府。
可是,清政府悍然拒绝了湖南商民的正当要求。
5月22日,清政府发出两道上谕。一是命令杨文鼎严厉镇压湖南民众,“不准刊布传单,聚众演说。倘有匪徒从中煽惑,扰害治安,意在作乱”,“照乱党办法,格杀勿论”;二是为绞杀川湘铁路商办,不准川湘铁路再收租股。
6月4日,湖南咨议局议员周翼嵩、左学谦、黄锳、周广询、粟戡时等14人,因“国家收全国之路既不交资政院议决,收湖南之路又不交本局议决,局章既不能守,权利即因而丧失”,愤而辞职。继之,长沙各学堂学生遍发传单,通告全省学堂,于6月10日一律罢课,商界亦定于11日罢市,势甚汹汹,一时风雨满楼。17日,清政府宣布了对粤川湘鄂4省铁路公司股本的处理办法:粤路全系商股,每股先还六成,其余四成发给国家无利股票;湘路商股照本发还,米捐、租股等发给国家保利股票;鄂路商股照本发还,赈粜捐款发给国家保利股票;川路实用工料款400余万两发给国家保利股票,现存700余万两是否入股,悉听其便。同时宣布:经此次规定后,倘有不逞之徒仍藉路事为名,希图煽惑,滋生事端,应由该督抚严拿首要,尽法惩办,勿稍宽徇,以保治安。
这个决定,对湖南的保路运动是个很大破坏。在清政府的利诱和恫吓下,一部分愿领取国家股票的股东退出了抗争,加上当局的高压政策,一时湖南保路运动风潮趋向低沉。
在湖北,铁路干线国有令发布后,在北京的汤化龙急电湖北咨议局派代表赴京力争,并说:“如朝廷不肯收回成命,决定不缴税纳捐”。5月14日,咨议局、铁路公司及宪政筹备会等团体同时致电清政府,坚决表示:“粤汉铁路借款,鄂人决不承认。”24日,郑万瞻、张国溶代表湖北民众至都察院递送代奏公呈,要求收回成命,并治盛宣怀欺君殃民之罪。
但是,湖北人士对保路运动的态度不尽一致,加之集资不多,朝旨严厉,再加上湖广总督瑞澂的威吓利诱、精心抚压,湖北的保路运动也没有掀起更大的风潮。
在广东,粤汉铁路的股款全属商股,华侨投资很多,干线国有令的颁布,引起了股东们的一致反对。
6月6日,粤路公司召开了股东大会,通过了政府如“破坏商办之局,派人来粤强占,我股东力筹对待”等决议。华侨股东更为激烈,来电表示:“路归国有,全体股东皆不认可”;“路亡国亡,誓死力争”!
但是,由于两广总督张鸣岐一开始就采取高压政策,勒令股东会取消通过的决议,并且下令军队进行弹压。在白色恐怖下,公司股东及保路团体领导人只好逃到香港继续坚持斗争。
在四川,绅商们掀起的保路运动虽然较上述省份开展较迟,然而表现的却更激烈。
6月13日,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寄达成都,绅商们“始知路权尽失,重于卖路。全国存亡攸关,不止一川利害。众情悚惧,誓死力争。”保路运动立即高涨起来。邓孝可撰写了《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痛诋盛宣怀“即夺我路,又夺我款”“将路完全卖给外人”,号召群众“死中求生”,决不妥协。
6月16日,川路公司召集省城股东及各团体筹商,到会数千人,决定成立保路同志会。当晚,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等又进一步密商,决定各州县遍设同志分会,唤起全省民众,一致行动;咨议局作为同志会和股东会后盾,同志会内设参事会,不对外宣布,由蒲殿俊、罗纶任正副会长,常驻议员为参事,确立了咨议局在保路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蒲殿俊、罗纶成为事实上的保路同志会的会长。
6月17日上午,保路同志会在成都召开成立大会,江三乘、邓孝可、罗纶、程莹度分任总务、文牍、交涉、讲演部长。
保路同志会以“集合同志”,“拒借洋款,废约保路”为宗旨。成立后立即发表宣言、公启,号召各地建立分会,同时派人下乡讲演,出版杂志和《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积极开展广泛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
仅仅20余天,入会者已达10万之多,建立的分会几乎遍及全川。
立宪派为了“废约保路”而发动群众,可是又接受了过去教案和义和团运动的教训,深恐群众发动起来后出现不可控制的局面,因此极力想把群众限制在和平斗争的范围之内。他们一再强调“务为秩序之进行”,“不得以激诡之说耸人暴动”,“不可以此罢市、罢课”,“不得以此牵涉外人,生出他项变端”。然而,随着群众加入的增多和斗争形势的发展,立宪派自身也冲破了这些条条框框。
保路同志会除了在省内组织发动,还推举刘声元为代表北上进京请愿,会同在京的咨议局副议长萧湘开展工作;派江潘、周代本、吴炳臣赴鄂,龚焕辰、白坚赴湘、粤,联络当地咨议局和铁路公司,共同斗争。
盛宣怀、端方为破坏四川绅民的保路运动,授意川籍京官甘大璋等联名呈请将川汉铁路股本一律换给国家股票;收买川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要求他将现存路款交给政府,并同意邮传部派人赴宜昌清查账目;同时,催促署川督、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迅速赴任。
8月3日,赵尔丰抵达成都。
8月5日,特别股东会召开,选举颜楷、张澜为正副会长。9日,议决辞退李稷勋,参劾盛宣怀。但清政府仍派李稷勋总理川路路工。
8月24日,成都各学堂开始全体罢课,全城罢市。保路同志会在劝告群众不要暴动的同时,连夜印发“圣位牌”,正中写“德宗景皇帝之神位”,两边分写“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要各家供奉于门口,焚香膜拜。这是立宪派采取的一种高明的斗争策略。因为“庶政公诸舆论”和“铁路准归商办”都是光绪皇帝上谕中的原话,他们以先皇上谕来对抗当今上谕,就使得地方官吏有口难言,无法反对。
在成都保路风潮的影响下,罢课、罢市迅速蔓延全省。
赵尔丰电奏了四川民众罢课、罢市的激动情形,提出将借款问题提交资政院进行议决,以便转危为安。但是,清政府非但不理会四川绅民的正当要求,反而下令赵尔丰进行严厉镇压。盛宣怀致电赵尔丰说:“要胁罢市、罢课,即是乱党”。“首倡数人一经严拿惩办,自可息事宁人”,大肆叫嚷要“格杀勿论”。内阁命令赵尔丰:“如敢再有藉词煽惑之人,即行严拿惩办”。至于交资政院议决一事,内阁答复:“一经交议,必不以收归国有、订借外债为然。况事关四省,倘竟相率效尤,朝廷岂能因此收回成命。况合同早经签字,业已开卖债票,尤不能轻易取销,致起交涉。”
既然清政府不同意绅民的正当要求,敢于直接侵犯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人们就要拍案而起。
9月1日,川路公司股东会决议通告全省,不纳租税,开始了抗粮抗捐运动的新高潮。
事情发展到了这种地步,是激化矛盾,还是缓解矛盾?这是摆在清政府面前的一个关键问题。然而,已经愚蠢透顶的清政府却犯了一般统治者皆不敢犯的错误,采取了最简单、最粗暴、最能激化矛盾的方式,命令赵尔丰用兵弹压,并命端方迅速赴川查办。
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9月4日,赵尔丰通饬各属,严厉查禁。
9月7日,赵尔丰将咨议局、保路同志会、铁路公司的领导人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胡嵘、江三乘、叶秉诚、王铭新诱捕,并且张贴告示:“即速开市,守分营生。聚众入署,格杀勿论!”面对要求释放蒲殿俊等人的无辜民众,赵尔丰竟然下令士兵开枪射击。这次大血案仅查明登记,被打死的就有32人,年龄最小的年仅13岁,受伤的更是不计其数。
为了制造群众暴动的口实,掩盖自己的血腥罪行,赵尔丰在下令进行大屠杀时,特意密令警务公所提调路广钟在靠近督署的联升巷放火以嫁祸于群众,卑鄙无耻简直到了极点!
9月8日,城外附近居民听说蒲殿俊等人已死,一时群情哗然。他们头裹白布赶到城下示哀,赵尔丰又下令开枪射杀数十人。
9月9日,邮传部电告湖北当局在武汉逮捕了正在返川的咨议局副议长萧湘。
赵尔丰尽管出告示,扬言蒲殿俊等人“谋为不轨,查有实据”,可是根本拿不出证据来,更无法坐实群众暴乱,只好血口喷人,栽害诬陷,无中生有地向朝廷谎报说:蒲殿俊等谋于9月8日“聚众起事,先烧督署,旋即戕官据城,宣布独立”。“猝有匪徒数千,先使人在附近放火,以图扰乱,旋即凶扑督署”,“进冲二门,直至大堂前排,匪徒均带火具,并扑两廊官房。尔丰见事势已急,当即饬令兵队开枪抵拒。”清廷闻讯下令:“著赵尔丰迅速查拿,如得有狂悖不法确据,实系形同叛逆,无论是否职官,即将首要人犯先行正法,并妥速解散胁从,毋任蔓延为患”。同时,著湖广总督瑞澂派兵迅即入川;著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严禁聚众开会;将川路代表刘声元押解回籍;命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
血案使人猛醒。
既然清政府敢于置民众利益于不顾,那么官逼民反的旧调就要重弹。在同盟会员和哥老会员的率领下,9月8日,保路同志军开始了向成都的进军,各地同志会闻风而起,全川响应,迅即全国响应,一场引发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革命大风暴就要到来啦。
四川保路运动的发生,为湖北等省的革命派发动武装起义创造了良好的契机,点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拒绝绅民正当要求的清政府终于自食其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共和国元帅朱德后来有诗赞之:

群众争修铁路权,志同道合会全川。
排山倒海民众力,引起中华革命先。

内容简介
《中国近代政治得失》一书打破时空壁垒,破解大清王朝268年兴衰之谜。
  《中国近代政治得失》从十个方面详尽地阐述了晚清这棵大树如何从根部腐烂,直至轰然倒塌!
  众所周知,清王朝在它的早期曾经辉煌一时,创造出中国传统社会中其他王朝所未曾有过的煌煌业绩,无论是百年的康乾盛世,还是对边疆民族关系的智慧处理,抑或对中国辽阔版图的奠定,都可以说是超越了前人。当时的中国,无疑称得上世界上少有的泱泱大国。1912年清政府之所以垮台,是因为有其垮台的自身原因。
  本书作者长期梳理资料,孜孜矻矻,希望能全面解开这个谜底。本书从总结政治得失的角度,对晚清时期中央政府在治国过程中所犯的一些主要错误进行剖析,力图从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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