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文明.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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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通往公民社会之路,从理解现代政治常识开始 。教科书没有交给我们的基本政治理念,本书讲透 。自由、民主、平等、法治是人类文明的基本标准 ,是否接受现代文明,融入世界,是国家、民族盛衰的生死线 。承认文明的差距,学习现代文明是后发国家生存发展的唯一通道 。袁伟时老师用扎实的史料和文明史观带年轻人重新理解现代政治常识,用全新的视角解读普世价值、政治改革等问题。 本书内容直指时弊,出版过程艰辛,定会受到媒体、读者追捧!

作者简介
袁伟时,中山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近代中国。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晚清大变局》《中国现代思想散论》《路标与灵魂的拷问》《告别中世纪——新文化运动文献选粹与解读》《近代中国论衡》《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大国之道》《文化:中国与世界》《昨天的中国》《文化与中国转型》《缠斗:方生与未死》等。

目录
目录

自序:叩问现代文明迟到的斯芬克斯之谜 / 1

第一辑 中国文化的现代困境 / 001

中国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 / 002
从典籍看传统思维方法的缺失 / 022
难于逾越的“天朝上国”思想堡垒 / 026
孔子俯视长安街和“儒表法里” / 030
再说“儒表法里” / 034
正确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 / 036
自由和产权差异决定中西不同命运 / 058
俞大猷的正气和海盗的狂欲 / 063
铭记十三行辉煌与毁灭的教训 / 073

第二辑 文化纠缠 / 081

叮人牛虻和啼血杜鹃
  ——近代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 / 082
由热烈有为转向凄寂无为
  ——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境遇 / 090
“五四”•普世价值•多元文化
  ——与杜维明教授对话 / 098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诉求 / 117
中国转型的自我意识
  ——答《21世纪经济报道》 / 121
传统文化与当代教育 / 130
国学热中的几个争议问题 / 148
新尊孔派兴起的背景及自由主义面临的学术挑战 / 172

第三辑 现代文明的标杆 / 193

法治和自由在中国失败的三大因素 / 194
中国国民资格考 / 200
现代化社会中的个人价值选择
  ——2006年6月12日在蛇口中远集团的报告 / 207
不应忘记的历史教训 / 235
价值观•理论素养•转型期的选择 / 240
历史观和中国发展
  ——答《都市时报》记者李一枪 / 261
社会转型和现代文明的标准 / 268
向民间慈善组织大开绿灯的时候到了! / 281
中国转型的历史教训 / 284
入世:不可逆转的开放 / 292

序言
自序:叩问现代文明迟到的斯芬克斯之谜

这部书的出版拖延了好些时候。一部书迟到,司空见惯,作者、编者都有点麻木了。
一个国家在历史行程中迟到,这可是大事!随之而来的是谁都不想见到的景象:冤魂、饿殍遍野,万千百姓化为厉鬼、人殉,甚至国家全境或部分地区沦为他国的殖民地。不幸,人类踏入现代文明后,东方各国大都成为迟到者,中国是其中突出的典型。
中国为什么会迟到?海内外历史研究者都在求索这个斯芬克斯之谜。
有话直说,原因无非两条:
第一,先天不足!
毫无疑义,祖先给我们留下了众多宝贵的文化积淀。摧毁文化遗产者,不外三种人:蠢货、疯子或罪犯!不过,同样毋容讳言的是中华传统文化也孕育了绵延不绝的宗法专制体系!在这个体系下,有非常不利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五大缺陷:
1. 个体的自由和尊严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
以儒学为思想基础的宗法专制的核心是严格的上下、亲疏、贵贱等级体系——三纲六纪。直至秦代“君之于臣,父之于子,都是有生杀权的,到了后来则适用于君臣而不适用于父子之间了”。而直至清代仍然坚守“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原则,“父母控子,即照所控办理,不必审讯” 。而在经济上,父母、祖父母在,不准“别籍异财”——分家和拥有私财,从而剥夺了个人独立的经济基础。
在三纲体系控制下,个人只是宗法关系中的一颗棋子,人际关系毫无平等可言。尽管清代县以下没有政府机构,体现三纲六纪秩序的族规、族法牢牢控制着每个人,个体的婚姻自由、经济活动自由、说话自由等等,无不被剥夺或受到严格的限制,个体的尊严和创造无从谈起。
2. 社会上没有经济活动的充分自由。
西方自古以来鼓励和保护贸易自由,支持海上牟利探险乃至掠夺,成为他们率先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动力。
与他们相反,中国民人虽然可以按部就班,从事农耕、狩猎、手工业和一定范围的商业活动;可是,在重农轻商的传统下,有些跨越省区的贸易特别是到一些边疆从事经济活动,常在禁止之列;海外贸易更屡屡被禁。创办新式企业则要督抚甚至朝廷批准,机遇丧失殆尽。市场经济在政权重重压制下挣扎,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生机被剥夺殆尽。
3. 思想文化领域尊圣宗经,没有思想和言论自由。
非圣渎经,罪不容赦,并且不准以夷变夏,堵塞了推动思想文化不断更新的内外动力,社会转型从而失去了方向和灵魂。
西方的宗教也禁锢思想,留下不少残酷镇压的记录。但在天主教内部也有保护异端的机制和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加上民族国家的王权与大一统的神权矛盾,教内的革新和反叛,存在许多自由的空间。
4. 与西方封建分权、城市自治和相对独立的司法大异其趣,中国朝野把大一统奉为天经地义;没有保护个人权利的法治和地方自治,行政与司法统一,商人、独立劳动者得不到发展经济必不可少的保护。
5. 不讲形式逻辑,科学和理性难于发展。对比一下先秦和古希腊、古罗马的思维方法差异和理论思维的高度,优长和弱点一目了然,何必讳疾忌医!
简单地说,不是中国人愚蠢,是祖传的僵化的制度和思想绳索捆住了他们的手脚,社会转型失去了内在的动力,遇到难于逾越的障碍。
第二,后天路径选择错误!
基础塉埆,自行转型艰辛;如果谨慎择路,见贤思齐,亦可减少赶路时间和代价。在闭关锁国环境下生长、见少识浅的中国知识阶层,打开国门后面对现代文明,同东方各国一样出现了欢迎和抗拒两大派。抗拒者固然辨不清方向;赞成向西方学习的人士在惊叹西方富强,艳羡其自由、民主的同时,遭遇19世纪以降席卷各国的极端思潮也眼花缭乱。如何看待主流文化和抗议黑暗的正义而偏激的思潮?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两端博弈中一误再误。他们在屈辱和激愤情绪支配下,冀图“毕其功于一役”,半醒半醉中成为极端思潮的俘虏。
一误于把来自西方的现代文明拒诸门外。
顶层从乾隆爷到慈禧;臣下愚昧如倭仁、刚毅;草莽无知如义和团,异口同声“不准以夷变夏”!更令人惊讶的是,博学睿智如梁廷枏也反对“师夷长技”!他说:“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无是理也。” 即使大门被冲开,也坚守思想壁垒;现代文明的传播异常艰难!
二是沉溺于“革命”和夺权,而疏于具体制度建设。
经过鸦片战争后六十年的挣扎,20世纪第一个十年,大清帝国好不容易施行新政,开始进行现代社会的制度建设。辛亥革命打断了这个进程,理应更执着全面更新社会运行规则——各项制度。不幸,国民党的夺权心态未变,一部旨在把权力从总统(袁世凯)那里夺到国民党手中的《临时约法》,打乱了力量平衡和三权分立的正常运作机制,引发了民国初年延绵不断的政争!接踵而至的“二次革命”“护法战争”、北洋各派内战、“国民革命”、国民党各派内战、国共内战、继续革命,人们热衷于相砍相杀,不愿包容反对者!
直至噩梦惊醒,只好从头做起,锐意改革开放。如果容许说句真话,那不过是赓续清末新政没有做完的事情!
为什么先天不足不能补足,后天的选择却屡屡出错?人,无论个体还是群体,行动都是受思想支配的。观念错了,一切皆错。制造偶像,编造信条,强迫或哄骗人们顶礼膜拜,这是历代统治者和暴民首领的愚民术。
历经瞩目惊心的沉沦、挫折,中国人理应大彻大悟,铭记血的教训,敢于冲破思想牢笼。
首先应该抛弃的是狭隘的民族、国家观念!
家国之恋,出自天然。问题在于怎样才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固守传统,坚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拒绝学习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先进文明,必然走入死胡同。
文明与野蛮永无止息的争斗,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内容。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几个国家率先树立了文明的标杆。跟进还是抗拒?令人眼花缭乱的史剧围绕着这个轴心展开。
17世纪乃至更早,西欧、北美跑到前面去了。随着世界市场日益生长,世界逐步走向一体化,经济和思想、文化冲破一切障碍,在国际间交流。是否接受现代文明,融入世界,成了国家和民族盛衰荣枯的生死线。偏偏在这样的时刻,中国的统治者和知识阶层却死抱着天朝大国心态不变,堵击现代文明,悲剧就上演了。
这个思想牢笼没有随清王朝坍塌而消逝。从孙文被封为文武周公孔孟道统的继承者,国民党中宣部宣扬的“中国本位文化”,到当下一些人洋洋得意鼓吹的“中国模式”“反文化侵略”“植根传统”“儒家宪政”,如此等等,都是它的面目各异的修订版。
这样的蠢举长期无法纠正,在于它用“爱国”的华丽外衣包装自己。谁敢说半个不字,敢于揭露本国历史和现状的不足,谁就是“汉奸”“卖国贼”!
是时候了,察古观今,中国人特别是知识阶层应该敢于大声宣告:先贤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世界一体化正在敲门,欢迎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在中国争奇斗艳,当下各国的利益冲突都是可以化解的小波澜,不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其次,应该告别阶级和阶层斗争偏执症!
各类人群,各个阶级和阶层有矛盾,但主导方面是各方有共同利益。中国百年动荡,知识阶层和政治家中一部分人思维偏执难辞其咎。沉溺革命,就要不断制造敌人。
撇开华丽言辞,清末革命党人心目中的的敌人是满族,他们要恢复大汉江山、汉官威仪。辛亥革命后,北洋各派、国民党与各地方实力派、国民党内部各派忽友忽敌,变化之快,叹为观止。
中国共产党也走过不少弯路,其主要根源是以偏概全看待资本家和资产阶级,以及所谓依附他们的知识分子。这是把不应消灭和消灭不了的群体当作敌人。
资本的经营和管理活动是经济发展的最强大动力,不承认这一条等于抹杀市场经济在经济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而且人力资本的作用越来越大,任何劳动者只要努力掌握和创造知识,都有可能上升为人力资本家。
要“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级、阶层都是经济范畴,以政治和思想、文化主张乃至学术观点划阶级、制造敌人,是摧残知识阶层和扑灭言论自由的荒唐和罪恶。
在国际关系上,动辄树敌亦属政治家的大忌。不要再用“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吓唬中国人!现在是和平与发展时代。领土争端是历史遗留;间谍活动、炫耀武力,彼此都有。有识的政治家应该盯住未来,举重若轻化解这些小矛盾。要是有人仍然沉迷于寻找“帝国主义代理人”,应该提醒他们重温苏联昔日的历史和当下邻国的勾当。
再次,要明确界定什么是社会主义。
经过34年的改革开放,对比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实,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普通中国人都了然于心了。
不是那么神秘,也不是那么高不可攀,在经济领域,社会主义无非是普惠的社会福利制度。
条条大路通向社会主义!
纵观历史,俾斯麦就在刻意经营福利制度。
横看世界,所有现代民主国家,哪一政党执政敢不顾选民的福利?
不过,人不是猪狗牛羊;社会主义不过是现代文明的一种表现形式,它还有其他内涵。
首要的一条是人的自由和尊严。以财产权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自由;以头脑不受管制和人身不受威胁为前提的言论和信仰自由;加上适当的社会福利制度和保障这一切的民主、法治和宪政制度;这些都是自由和尊严不可或缺的要素。
1948年12月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说得好:“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不虞匮乏的自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的思想旗帜,也是现代文明的标杆和现代国家的制度。简明扼要一句话:四大自由就是社会主义的真谛!
最后,必须牢牢记住现代社会是生长出来的。
现代文明是观念,也是制度。所谓制度无非是观念固化为社会运行的规则。逐步修改规则是成本最低的路径,革命则是以大量生命和财富的毁灭为代价的游戏。
千万不要忘记革命的代价。17世纪的英国革命带来近四十年的动荡和40万人死亡(英格兰当时只有500万人)。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的动荡期是82年,以1871年3—5月巴黎公社起义和被镇压为标志,局势才大体稳定。20世纪俄罗斯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留下的是71年的短命王朝。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最后一任中宣部长雅科夫列夫说:“仅仅这个世纪(20世纪),俄罗斯由于战争、饥饿和镇压就死亡了6000多万人。”到1991年覆没时为止,全苏联只有2亿8700万人。“合理的出路只有一个:放弃革命,走改良之路,痛苦的、缓慢的、在过去曾不止一次遭到否定和扼杀的改良之路。”至于中国的故事,读者耳熟能详,不再赘言。
过去的革命是客观存在,没有告别与否的问题。创巨痛深,最少在中国,今后应该坚决摒弃这一变革方式。
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社会,改革是永无休止的过程。百年来,机遇一再消逝,知识阶层和政治家的极端思维难辞其咎。
早在1919年,胡适就大声疾呼:“文明不是拢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拢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进化的。”走出极端思维,倍觉先贤的睿智。
眼睛紧紧盯着各个领域具体的制度改革!这就是中国发展的康庄大道。
总结3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发展的不二法门是:
1. 稳定,以民主、法治达到真稳定。
2. 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积极性,与创造无缘,更谈不到人的尊严和幸福。要是说基本上把经济自由还给人民,中国人喘过气来了,支撑了昨天的发展和繁荣;为了让中国人活得自由自在,保持长期持续的发展,推动世界公认的文明大国的崛起,必须全面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
3. 融入世界。
少说空话,沿着这条道路实实在在走下去吧!

2013年12月21日星期六

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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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人牛虻和啼血杜鹃
——近代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



说起公共知识分子,苏格拉底的一段话,也许称得上是经典性的:“我这个人,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是一只牛虻……这个国家好比一匹硕大的骏马,可是由于太大,行动迂缓不灵,需要一只牛虻叮叮它,使它的精神焕发起来。”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国家历史和现状的观察家和批判者。他们肩负推动观念更新、揭露和批判丑恶、呵护文明、维护正义的重任。不过,逆耳忠言总不如甜蜜的颂歌那么动听,权势者充耳不闻还算好的,等而下之者不惜动用权力打压、围剿,甚至对批判者置之死地而后快。翻检中外历史,这类现象比比皆是。骨梗之士受尽折磨,甚至民众和国家因不听忠告而历尽千辛万劫!公共知识分子的处境,是国家状况的缩影。在一个国家现代化以前,公共知识分子必然同自己的祖国一齐受难。
中国知识阶层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加上经世致用思潮兴起,对国家大事的关注和批判延绵不断。鸦片战争后的大清帝国内外交困,而朝野上下沉睡未醒。在西学东渐中拓宽了视野的一些士大夫,抨击,呼号,建言,逐渐向现代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转变。让我们看看他们的足迹如何与国家的苦难交叉吧。
鸦片战争后第一声凄厉的呼喊是魏源发出的。侵略者的军舰撤离南京不过三个月,他就捧出一部《海国图志》。它不但力求详尽汇编各国的历史和现状,而且魏源在《筹海篇》和按语中提出了一个改革开放的纲领。
知道魏源说过“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人很多,可是有多少人知道,他早就惊觉世界正在走向一体化:“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欤!”主张抛弃严华夷区分、不准以夷变华的陈腐观念,指出老老实实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是了解西方。魏源悲愤地写道,同外国通商二百年了,给人家打得一败涂地了,仍然“茫茫昧昧”不知这些“岛夷”是何方神圣!因此,“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夷书始”。就是这么一个小建议也是20年后才得以实现的,而因为不懂“夷情”闹出的笑话和惨剧在19世纪不知凡几!
又有多少人知道,由于他已经察觉中国落后和深知官僚的腐败,加上他有经商的经验,早在1842年他就提出应在虎门用类似今日办特区的方法,雇请洋人来办工厂,而且要民办为主,以民用产品为主。而大清帝国所以一再遭厄,就是错误地选择官办工厂和军火生产为主的恶果。
他对科举的荒唐也深恶痛绝:“昨日大河决金堤,遣使合工桃浪诗。昨日楼船防海口,推毂先推写檄手。”学非所用,用那些诗文高手去对付外敌和修复大堤,同用《春秋》决狱、半部《论语》治天下一样,都是儒家文化的荒唐一面。
同魏源等少数先觉者的著作流传不广的状况不同,时至19世纪70年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已经成了公众瞩目的人物。这是以《循环日报》《万国公报》《申报》几乎同时在香港和上海出版息息相关。王韬、郑观应和西方在华传教士林乐知、李提摩太及其助手蔡尔康等人引领着传播新文化和批判腐朽的潮流。他们说些什么呢?
与统治者满足于买船造炮的取向迥异,19世纪70年代的郑观应力倡发展经济,同洋人“商战”;而且深知沉溺于官办工厂和军火生产是条死胡同,强调一定要“操泰西立法之大旨本源”,“改官造为商造”,将已经建成的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等官办工厂“招商接任”,“专造民间机器,而不尚兵船机器”。他的这些主张,一针见血揭示了当时经济发展的困境的症结所在,与坚决贱价出卖官办工场导致明治维新成功的日本的政策措施不谋而合。如果当局听取这些诤言,改弦易辙,洋务运动的状况就大不一样了。这个历史经验不被后人健忘,又该有多少虚掷的财富可以挽回?
他们要求废科举,兴办新式学校。他们深知中国知识阶层的知识结构极端狭窄、落后,从小读经、宗经,思想不敢越雷池半步。科举则是“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去培养、选拔肩负国计民生的要员。“今日之计,宜废八股之科,兴格致之学,多设学校,广植人材。”可是,科举直到1905年才废除,新式教育体系建立,也是20世纪的事;与没有科举制的沉重包袱,一举建立新式教育体系保证了明治维新成功的日本形成鲜明的反差。
他们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开议院,以英国为榜样,实行“君民共主”。“故自有议院,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故断不致数代而亡,一朝而灭也。”“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这是限制不当权力,实行法治,沟通官民的长治久安之道。道理讲得非常清楚,可是统治者置若罔闻,终于导致大清帝国的覆灭。
他们的批判锋芒还直指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一是这个文化体系抹杀了人的价值。自天子以下妻妾成群,“几等妇女为玩好之物,其于天地生人男女并重之说不大相刺谬哉!”二是孔子提倡的道德规范引人盲信,应该否定。王韬在《循环日报》上撰文指出:“世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德,吾以为德唯一而已,智是也。有智则仁非伪,义非激,礼非诈,信非愚。盖刚毅木讷近仁,仁之偏也。”儒家一贯以仁为德的核心,而直接批判孔子说的刚毅木讷近仁,在那时属于非圣无法的大罪。王韬迈出了使中国人从愚信中觉醒、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第一步。三是在思维方法上,中国传统文化不切实际,与西方文化实事求是迥异。四是体用、道器、本末是统一的,不要自欺欺人说中国的“道”或“体”比西方高明,中国应该彻底进行改革。
此外,以甲午战争为典型,他们把清政府及其军队的腐败揭露得淋漓尽致。林乐知、蔡尔康等编辑出版的《万国公报》和《中东战纪本末》,不但留下甲午战争的重要史料,也成了揭露腐败的重要文献。
要是说甲午战争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作为少数先驱在呐喊的话,战争失败后,在追究失败原因、寻求救亡之路的热潮中,一个由他们主导的群众性启蒙运动终于汹涌澎湃激荡四方,并且很快就转化为推动改革的维新运动。从此时至整个20世纪上半叶,成了公共知识分子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时期。
引领这次大潮的是沉默了将近二十年的严复。他在1895年2月至5月间发表的《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等五篇雄文是这次大潮中最为深刻的思想文献。深受西方在华传教士、严复影响的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异军突起,很快就超越其师成长为直至20世纪初期执舆论牛耳的思想领袖。他所编辑的以《時务报》《新民丛报》为代表的多种报刊,改变了一代人的思想观念。而在维新、革命、留学、推行新政等四股热潮交汇、撞击中,出现了报刊星罗棋布、人才辈出的崭新局面。
首先,他们大声疾呼中国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关键时刻。梁启超沉痛地说:“大势所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所敢言矣。”
其次,他们要求变革不停留在经济领域,政治体制非改不可。
同指望圣君贤相施仁政以实现国泰民安的传统文化不同,他们强调要从建立民权制度中求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免受暴政之道:“国之所以常处于安,民之所以常免于暴者,亦持制而已,非持其人之仁也,持其欲为不仁而不可得也,权在我者也……此之谓民权。”
为此,他们严厉驳斥认为议会制不适合中国的谬论:“今日本行之亦勃然兴起,步趋西国,陵侮中朝。而犹谓议院不可行哉?”当权者以中国人程度太低为不能实行民主的借口。他们针锋相对指出:任何国家的人民只有在民主的实践中才能学会民主。“日本当初开国会之时,其人民程度实未尝有以远过于我国之今日;国会既开,人民习于政治,程度亦即随之而升。若不畀与参政权……则虽更阅十年二十年,而程度之无从加进,又可断言也。”
经过十年积累,商人和知识阶层的团体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蓬勃发展。以此为基础,不顾清政府的压制,一个全国性的请开国会运动掀起一次又一次的高潮。清政府不愿顺应历史大潮,当机立断,和平请愿之路被堵死之后,革命风雷就拔地而起了!
再次,他们认为维护公民的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关乎国家盛衰。
严复毫不含糊地说,“身贵自由,国贵自主”,“自由不自由”是国家盛衰的关键。为此,政府特别不能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否则就是专制政府:“为思想,为言论,皆非刑章所当治之域。思想言论,修己者之所严也,而非治人者所当问也。问则其治沦于专制,而国民之自由无所矣。”而梁启超则进一步指出保障言论自由非同小可:“文明之所以进,其原因不一端。而思想自由,其总因也。”
最后,时至19世纪、20世纪之交,王韬藏头露尾对传统文化的窥视已被梁启超高昂的呐喊取代:“后世儒者动言,群言淆乱,衷诸圣。此谰言也。此乃主奴之见,非折衷也。”而他在1902年撰写的长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成了系统清理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步专书。而他撰写的以自由思想为核心的数以千万计的介绍西学、评论时政的文章成了影响一代人的百科全书。
此外,他们提倡语文合一,提倡俗话,提倡改变文字表达方式和改变文体。
到19世纪90年代,许多公共知识分子都已看到中国必须同欧美一样,走语文合一的道路。一个办“俗话报”的热潮在各地兴起。梁启超也积极参与了这一表达形式的变革。他说,“古人文字与语言合”,“宋贤语录,满纸恁地这个”,主张“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而他创造的半文半白的文风,风靡一时,成为白话文成为通用文体以前的过渡形式。
辛亥革命胜利,改变了公共知识分子生存环境。言论自由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很快就形成不同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三足鼎立的局面:与袁世凯政府合作的以梁启超为思想领袖的参政、议政群体,办起《庸言》《大中华》等报刊(与这一派合作而又持独立立场,猛烈批判袁世凯及其政府的有著名记者黄远庸);围绕在孙中山周围的国民党激进派持坚决革命、彻底反对和批判现政府的立场;以章士钊为代表的《甲寅》派与国民党中比较稳健的黄兴等人合作,批判一切与法治背道而驰的现象,提倡“调和立国”,力图把中国推上以法治、宪政为基础的两党政治的道路。穿插其间的还有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江亢虎的社会主义等小流派,他们也各自拥有自己的报刊。而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等人都曾是《甲寅》杂志的重要骨干。
任何社会变革都要以思想变革为先导。以“三纲”为基本架构的中国传统社会不可能自行生长出现代社会。时至19世纪,不改造、更新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社会寸步难行。这四代公共知识分子适应时代要求,为改造中国的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走向。他们有如杜鹃啼血,唤醒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检视近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行,给人们留下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象:他们说的有不少至今仍是奋斗目标。愚意以为这个现象应该这样回答:
1. 没有他们辛勤的耕耘,不但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这些震动沉睡中的中国人觉醒的历史事件失去思想基础,而且新式教育体系、新的法律体系与司法制度、新的政府机构和国会等等都不可能建立,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也不可能有那么显著的成绩。他们的奋斗已经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
2.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必然伴随着文化更新的过程。从历史全局看,新文化运动从鸦片战争后已经开始萌发,而在甲午战败后出现第一个高潮。只要社会转型还没有完成,这个过程就会以各种形式顽强地进行下去。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20世纪以降人们反复关注的话题,很多都是19世纪中国的旧话重提。
他们的成败得失,归根到底证明:没有气势宏大、人数众多、眼光锐利、敢于批判的公共知识分子,就不可能有不断从改革中求发展的自由、民主、公正、富裕的现代社会。

内容简介
固守传统,坚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拒绝学习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先进文明,必然走入死胡同。文明与野蛮永无止息的争斗,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内容。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几个国家率先树立了文明的标杆。跟进还是抗拒?令人眼花缭乱的史剧围绕着这个轴心展开。随着世界市场日益生长,世界逐步走向一体化,经济和思想、文化冲破一切障碍,在国际间交流。是否接受现代文明,融入世界,成了国家和民族盛衰荣枯的生死线。人类踏入现代文明后,中国已经成为迟到者,原因何在?我们将何去何从?袁伟时先生为我们一一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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