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趋势:中国经济的关键变数.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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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小趋势:中国经济的关键变数》独家披露了众多机构内参文件,是目前唯一一本权威解读短期经济趋势的重磅之作,两会代表必读书。
2014是机遇之年,还是中国经济危机爆发之年?
世界银行、IMF、国研中心、发改委、社科院、国务院参事室、中银、北大、清华等20家主流智库机构,李伟、吴敬琏、夏斌、左小蕾、王福重、华生、曹远征、黄益平、张立群、管清友等30位著名经济学家,联袂打造中国经济趋势预测第一品牌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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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2014年,世界经济仍处于危机后的恢复期,总体态势趋于稳定。中国经济增长将达到略高于7%的水平,这将有利于为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相对宽松的宏观环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李伟

在当前的实际情况下,不应继续使用放松信贷和大规模投资等刺激手段拉升短期经济增长率。对于短期宏观经济波动,除了注意灵活运用宏观政策措施来应对,还要对负债率过高和资不抵债的企业进行债务重组,防止出现系统性风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在稳定房市的同时,应抓紧对第一套购房等刚性需求在首付比例、利率上提供大幅优惠支持;加快对低收入群体租房保障补贴制度的落实;加快相关供地指标的及时供给;加快住房信息的全国联网。
——国务院参事、南开大学国家经济研究院院长 夏斌

2014年,“三驾马车”的总体格局将是:投资回落,出口名降实升,消费上升。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回落,制造业投资小幅上升。
——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研究员 管清友

近年来负债率上升,很多企业由于经营困难,企业债已处于违约的边缘。预计2014年企业债违约是大概率事件,必将引起市场震动,企业筹资将更为困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张平

机关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理所当然应该加入养老保险体系,而且应该最先加入。如果改革暂时不能让所有人受益,则全体居民都该承担,没有例外,尤其不能只让相对弱势的群体承担改革之痛。
——北京大学博士后、经济学家 王福重

作者简介
李伟,中央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曾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
吴敬琏,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得主,被誉为“吴市场”和“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
夏斌,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现任国务院参事、南开大学国家经济研究院院长。

目录
序 章
2014:中国经济在新起点上转型升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李伟

第一章 改革2.0元年的关键变数
2014 年中国改革走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全面深化改革启航,新经济周期或来临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黄志强 曹远征 等

“稳中求进”静待改革落实
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区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 庄健

2014 年改革会有什么突破
资深财经媒体人、政经学人 谭翊飞

深化改革,释放增长动力与活力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 杜平 祝宝良 牛犁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公平中国
北京大学博士后、经济学家 王福重

第二章 减速发展的不确定性
2014 年经济走势及政策取向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经济形势室副主任 杜飞轮

“结构性”减速与金融扩张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张平

构筑和巩固经济增长的新基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张立群

2014 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朱海斌

城镇化列车的飞驰通道
国务院参事、原全国政协常委 任玉岭

2014 年:走向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黄益平

第三章 风险之巅能否跨越?
稳住经济局势,推进结构调整
国务院参事、南开大学国家经济研究院院长 夏斌

中国经济在艰险的平衡中前行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原世界银行中国业务局局长 黄育川

听“冰山”碎裂的声音
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研究员 管清友

中国经济的债务风险考验改革正能量的释放
清华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 俞乔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范为

2014 中国经济可能爆发危机吗?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副所长 闫衍

跨越风险之巅:2014年中国经济挑战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张茉楠

第四章 市场的逻辑与力量
2014 年,市场释放新的活力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 左小蕾

中国经济素描:银行、地产业双“淡”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钟伟

2014 年中国经济研判暨投资策略展望
上海重阳投资公司总裁 王庆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高善文

中国经济:2014年怎么走?
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常务副院长 王一鸣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贾康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郑新立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连平

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眼中的2014 世界与中国

第五章 十问2014
一问:消费能否扭转增速放缓?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消费经济研究部副主任 赵萍

二问:进出口能否保八?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 霍建国

三问:积极财政政策有何新内涵?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刘尚希

四问:货币政策收紧还是放松?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鲁政委

五问:城镇化第一步怎么迈?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规划研究部主任 文辉

六问:地方债何去何从?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白景明

七问:A股能否迎来牛市起步?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华生

八问:人民币会进入“5”时代吗?
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 丁志杰

九问:房地产市场是否会停止疯狂?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赵路兴
中国房地产学会副会长 陈国强

十问:2014“钱荒”会常态化吗?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连平
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邹平座

结语
新机会 新挑战 新失衡 新动因 新出路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教授 刘伟

序言
2014:中国经济在新起点上转型升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李伟

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与发展趋势
随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潜力将得到进一步释放,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将更有望得以实现,也必将为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同时也应看到,除国际经济整体复苏缓慢、不可预测风险因素诸多外,中国经济的回升基础并不稳固,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风险因素较多。
第一,资金配置扭曲,价格上升。货币供应量增速明显高于GDP (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社会融资规模快速扩张。但是,金融系统资源错配、期限错配等问题突出,资金链条不断加长,对央行的流动性政策越来越敏感,资金价格攀上新台阶。房地产泡沫和政府债务及隐形政府担保,支持货币信贷的快速扩张,大量新增资金被直接或间接配置到房地产、基础设施等领域,2013 年前9 个月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高达55.8%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讲,挤出了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
第二,房地产市场趋势性分化,风险进一步积累。经过近年来的迅猛发展,房地产市场区域格局发生了趋势性变化。三、四线城市呈现出住房和土地供给
“双松”状态。由于住房供给持续增加,人口集聚速度趋缓,三、四线城市开始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但在现行财政框架下,为了推动市政建设和维持财政平衡,政府仍继续供应土地,导致住房供求关系更加宽松,一些城市开始出现房价下跌泡沫破裂迹象。与此相反,一、二线城市则呈现出住房与土地供给
“双紧”状态。由于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和公共服务较为完善,城市规模仍处于持续扩张状态,刚性需求旺盛。但这些城市住房用地占比偏低,土地和住房供给相对不足,价格上涨压力较大,导致泡沫进一步膨胀。这实际上已成为经济稳定、健康发展最不可预测的风险点。
第三,产能过剩严重,调整缓慢。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3 545 家企业所在行业产能过剩情况的调查,71% 的企业认为目前产能过剩“非常严重”或“比较严重”。截至目前,企业设备利用率仅72% ,比2012 年低0.7 个百分点。同时,产能过剩呈现行业面广、绝对过剩程度高等特点。由于地方保护和缺乏有效退出机制,过剩产能调整进展缓慢。67.7% 的企业认为,要消化目前的过剩产能,至少需要3 年以上的时间。仅从2013 年三季度工业用电量的变化就可窥斑见豹,略见端倪:7~9 月分别为3 609 亿千瓦时、3 509 亿千瓦时和3 003 亿千瓦时。这种工业用电量逐月下降的趋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经济深层次的问题,值得观察,值得担忧。
第四,出口竞争力有所下降,国际市场份额缩减。自2011 年起,中国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开始低于GDP 占全球的比重。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在2011 年和2012 年连续下降。在国内完成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在2012 年出现十多年以来的首次下降。2013 年依然延续了这种态势。尤其是9 月份出口同比呈现负增长,值得高度关注。2013 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升值2.5% 左右,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人民币仍可能对美元缓慢升值,而与中国形成竞争关系的其他国家的本币大多保持弱势,将继续削弱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
上述结构性矛盾和风险因素的存在,既是当前中国经济稳定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同时也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指明了方向。今后一段时间,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保持经济运行的基本稳定、守住风险底线,坚持宏观政策稳定、微观政策放活、社会政策托底的总体思路,稳中求进和以稳促进相结合,在维持总需求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种矛盾与风险。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区域性中小银行,优化资源配置,切实降低实体经济的资金成本;重视房地产市场的区域分化态势,加强分类指导,减少一刀切政策,提高调控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鼓励优势企业开展跨地区、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健全落后企业退出机制,提高产业集中度和竞争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努力培育新增长动力和竞争优势。
展望2014 年,世界经济仍处于危机后的恢复期,总体态势趋于稳定。欧洲经济走出衰退将增强全球经济的增长动力,但需要高度关注美国QE (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对美国经济复苏的影响和对新兴经济体的冲击。预计2014 年全球经济增速将略高于2013 年,中国出口增长有望小幅改善。在居民消费升级、政府增加民生支出等带动下,文化体育、商务服务、节能环保、批发零售等产业投资有望继续保持高增长。
但相对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传统制造业,成长性行业对投资稳定增长的支撑作用尚不足,预计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略有下降。信息、文化、教育、健康、旅游等消费热点不断涌现,高端餐饮娱乐场所有望积极面向市场转型,消费结构逐步改善。预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略有上升。综合上述分析,2014 年中国经济增长将达到略高于7% 的水平,这将有利于为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相对宽松的宏观环境。
从中长期看,中国经济具备持续、健康发展的多种有利条件。比如,随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红利必将更大程度地释放,人口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转变,复杂程度较高、人力资本密集的行业孕育着新优势;城市化与信息化、绿色低碳等新趋势相结合,能释放出产业升级的新动力;住、行主导的居民消费升级将持续推进,服务消费发展潜力巨大;全球化深入发展,一批人口众多的国家正在积极推进工业化,将为中国发展提供新的机遇;等等。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预测,在2020 年前,中国GDP 年均增长仍可保持7% 左右。按照这一发展速度,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 年实现GDP 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 年‘双翻番’”的目标可以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有更加雄厚的物质基础。

全面深化改革,加快转型升级
经济转型升级是现代化进程始终面临的课题,也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为紧迫的课题,关系到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系到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迈入高收入社会,关系到能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当前,落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等各项决策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显得十分迫切。
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
国家迈向现代化的过程,既是发展阶段因经济增长不断跃升的过程,也是经济不断转型升级的过程。发展阶段的转换,要求经济的转型升级;而经济的转型升级又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推动发展从较低的阶段跃升到较高的阶段。
当前,关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内涵和外延,还没有一个被社会各界普遍认可的清晰、明确的界定。狭义上理解,经济转型升级主要涉及经济结构的优化;广义上理解,经济转型还涉及经济体制的转轨。由于我国的现代化在体制上是在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到现代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推进的,因此,从广义上理解经济转型升级,更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具体地说,经济转型升级主要涉及如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经济增长拉动力的转换和升级。从需求方面看,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这方面的转型升级涉及经济增长是主要靠内需拉动,还是主要靠外需拉动;是主要靠投资拉动,还是主要靠消费拉动;等等。
二是经济增长投入结构的转换和升级。从供给方面看,支撑经济增长的有资源、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这方面的转型升级涉及经济增长是主要靠资源、资本和劳动力来支撑,还是主要靠知识和技术来支撑;是主要靠低水平的技术来支撑,还是主要靠高水平的技术来支撑;等等。
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商品和服务由不同的产业创造。这方面的转型升级涉及国民财富是主要来自于第一、第二产业,还是主要来自于第三产业;是主要来自于低附加值的产业,还是主要来自于高附加值的产业;等等。
四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的转换和升级。体制机制既决定于发展所处的阶段,又对发展有反作用。良好的体制机制,会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存在严重缺陷的体制机制,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方面的转型升级既涉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如何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问题,也涉及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问题。
当然,经济转型升级还涉及收入分配结构优化、城乡区域结构合理化等内容。但是,上述四个方面,应当是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内容,或者说是最应当引起关注的方面。
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倒逼经济转型升级
第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经历大调整,未来全球经济的缓慢增长将可能延续较长时期,中国外需超常增长的“风光”不会再现。“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力量格局逐步向多极化演进。特别是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这一多极化演变的速度大大加快。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中国对世界发展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由2000 年的3.7% 上升至2012 年的11% 左右。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是从20 世纪80 年代的4% 左右上升至金融危机以来的接近40% ;而美国同期的贡献率却由30% 左右下降至10% 左右。西方国家虽然希望继续分享中国稳定发展的红利,但不愿意看到一个不断崛起的社会主义强国,因此会采取或明或暗的手段遏制中国的发展,如汇率操纵指责、贸易制裁等。不仅如此,从增长的长周期来看,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将进入一段较长的调整期。全球针对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各项结构性改革短期内很难取得实质性突破,而且足以影响全球经济的重大技术变革尚未明朗。因此,全球经济将可能在较长时期内处于缓慢增长状态,未来我国经济增长很难再有过去那样的国际环境。
第二,结构调整是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围绕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技术竞争越来越激烈,经济转型升级是中国在竞争中取胜的根本需要。金融危机之后,结构调整迅速被发达国家当作应对经济衰退的重要举措,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试图重拾实体经济。美国先后发布了《制造业促进法案》《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等;英国加大了创新投入,支持九个创新制造中心建设;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也发布了各自的工业振兴计划。在结构调整过程中,各国都把技术创新作为培育制造业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手段,力争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抢占技术制高点。
第三,人口年龄结构正在经历转折性变化,靠资本高投入、劳动力充足供应且低成本实现增长的模式难以维持。近几年来,中国正逐步迎来人口年龄结构的重大转变。首先,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开始下降。数据显示,我国15~59 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2012 年第一次出现354 万的绝对量下降,而且预测至2020 年都将呈逐年下降趋势。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量下降,以及城市生活成本的大幅提升,劳动力成本将继续上升。其次,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人口抚养压力开始上升,超高储蓄将逐渐成为历史。
第四,资源、能源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国内的环境污染已经逼近人民群众可承受的极限,推动集约发展、清洁发展事不宜迟。经过30 多年的高强度开采,国内部分资源和能源已经接近枯竭,资源、能源的对外依存度已经非常之高。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阶段,国际资源、能源市场争夺战将日趋激烈,资源、能源等大宗商品的低价时代将很难再现。资源、能源高消耗的背后是生态环境的持续破坏。2013 年入冬以来出现持续数日覆盖我国中东部地区面积达100 多万平方公里的雾霾,不少城市空气中、重度污染天数越来越多,当前水、土壤的污染亦已到了十分严重的状况,资源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发展进入新阶段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对环境污染的容忍程度也越来越低。
第五,中国正处在由“上中等收入社会”向“高收入社会”过渡的时期,产业结构升级是大势所趋。近年来中国已成功跨过“上中等收入社会”门槛,正在向“高收入社会”迈进。国际经验表明,由中等收入社会向高收入社会过渡往往伴随着消费结构的重大升级,对传统消费品的需求将下降,而对高质量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将快速攀升。此外中国的城镇化水平目前已经超过50% ,未来将更加注重提高城镇化质量。这意味着城镇化的推进将促进信息、旅游休闲等服务需求的增长,也会对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提出更高的要求。产业结构必须适应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
经济转型升级刻不容缓
首先,国内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依然偏弱。金融危机后,受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在外需不断下滑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需要更多地依靠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不少措施来刺激消费需求,但是效果并不理想。2012 年消费需求所占比重比前些年有所提高,达到49.5%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低20~30 个百分点;而且消费比重的提高还有出口、投资增长幅度下降的因素。培育国内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真正发挥主动力作用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第二,资源、资本依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低成本的要素投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式发展模式没有实质性的转变。2012 年,我国能源消耗量达到25.3 亿吨国际标油,超过美国同年的14.5% ,约占世界总消费的20.3% 。在我国人口红利减弱、耕地红线逼近、资源环境形势严峻的情况下,由于对自主创新重视不足,我国产业发展仍缺乏核心技术,长期依赖外来技术,我国的创新系统还未能成为支撑增长的新动力。
第三,产业结构仍需进一步优化。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已经取得进展,第二产业比重已经从2006 年47.9% 的峰值下降到2012 年的45.3%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较高。资源和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在第二产业内部的占比过高,且已经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如我国粗钢产能在2012 年底就达到10 亿吨左右,到2015 年预计达到11.2 亿吨;而中国钢铁消费预测会在2015 年出现峰值,也就7.5 亿吨左右。技术附加值较高的复杂资本品和高科技产品的生产能力不足,产业转型升级急需的装备制造、关键零部件、高端原材料等大多需要进口。近年来,我国服务业比重有所增长,2012 年达到44.6% ,但研发、营销、金融、保险、物流等对于经济转型升级有重要作用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仍然滞后。
第四,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经过30 多年的改革,我国已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是,这个框架还不够完善,其中,最突出的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尚未完全厘清。一方面,政府在投资项目审批、要素价格管制、市场准入等方面存在“越位”的情况,寻租和腐败多发,抑制了市场效率的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政府在教育、医疗、养老、环保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缺位”,这不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不利于社会的长远发展。毫无疑问,在政府与市场这一对矛盾中,政府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要真正能够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自身的改革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
实现经济转型升级,需要全面深化改革
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必须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着力提高居民消费占总需求的比重,着力提升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着力促进集约发展、清洁发展,形成消费与投资协调,内需与外需协调,一、二、三产业协调的总需求和总供给结构,推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低成本要素组合驱动,转向更多地依靠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这就需要:
第一,转变发展观念,正确把握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要充分认识到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的客观事实,如果再像过去那样“铺摊子”、“上项目”,不仅资源、资金、市场等各种关系都将绷得更紧,不利于转型升级,而且会留下很多后遗症。要彻底转变发展观念,摒弃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产总值的错误思维,抓住机遇保持国内生产总值合理增长,深化经济结构调整,努力实现有效益、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第二,处理好短期政策目标和长期经济发展的关系。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深化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效应消化期,面临着更加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这就要求必须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之间的关系,宏观调控政策要立足当前,更要着眼长远:既要熨平短期经济波动,控制通货膨胀,促进充分就业,防控风险,守住底线,防止出现大起大落,又要服务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着力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和创造活力,提升经济潜在增长能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第三,将推进产业结构优化作为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任务。要牢牢把握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战略机遇,加快构建与绿色发展、新能源、信息化高度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培育新的竞争优势。要努力营造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加强产业政策与财税、金融、土地等领域政策的协调性,引导更多生产要素投向实体经济和创新领域。要大力强化生态环保和节能减排,提高环保标准,严格环境监管,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育绿色、低碳等新兴产业增长点。
第四,以科技创新引领和支撑经济转型升级。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原动力。要坚持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营造公平竞争和包容宽松的创新环境。要完善激励企业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加大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政策的实施力度。要大力发展风险投资、技术交易、信息服务、人才服务等创新服务业,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对创新创业的支持作用。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司法保护力度,形成激励创新的良好法治环境。
第五,以深化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健全体制机制既是转型升级的内容,也是转型升级的保障。其关键是创造条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让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要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进一步理顺价格机制,深化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市场改革,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保证各类企业都能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时,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真正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同时把该管的管住管好,加强发展战略、规划、制度、标准等的制定和实施,强化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职能,优化政绩考核机制。
发展永无止境,改革永无止境,经济转型升级不可能一劳永逸。随着发展阶段出现新变化,经济也必然在新的基础上进行转型升级。面对经济转型升级这一永恒课题,我们必须落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各项决策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积极实践探索,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后记
结语
新机会新挑战新失衡新动因新出路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教授 刘伟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强调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为重点,而经济体制改革强调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来深化。这里,怎么理解新的历史起点?怎么理解做出这一决定的时代背景、重大意义?我谈谈自己的理解和体会,讲几个问题,一是新机会,二是新挑战,三是新失衡,四是新动因,五是新出路。
新机会
在过去35 年的发展中,中国GDP 年均增长9% 以上,总量比改革开放初期提高了将近25 倍(按不变价),占全球GDP 接近12% ,排在世界第二位。从人均GDP 看,1998 年实现了一次穿越,从低收入水平向当代下中等收入国家穿越;2010 年实现了第二次穿越,从当代下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向当代上中等收入国家穿越。根据我们的时间表,预计到2020 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这意味着中国将用10 年时间实现从上中等收入向当代高收入国家的穿越,从GDP 增速来看,我们有足够的信心。
到2030 年之前,最乐观的估计(考虑到人民币升值),中国GDP 有可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1820 年占全球GDP 的比重曾经达到34% ,比美国2001 年峰值的时候还要高,2001 年美国占32% 。我们重新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意义有多大,我不敢轻易说,但肯定足够影响世界格局。到21 世纪中叶,赶上当代一般发达国家,我们叫作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GDP 水平、经济结构赶上当代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或者中等水平。这是一个非常有朝气和吸引力的计划。
中国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才走到了今天。我们面临一个什么机会呢?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国人现代化的梦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我们过去讲中国赶上西方列强要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走到今天,不需要几代人,甚至不需要两代人就能赶上了。现代化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就能实现。这里机会有多大,可想而知。
新挑战
在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很多条件发生了变化。
第一,供给变化。过去,生产要素便宜是最大的优势,所以增长方式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展开有效的竞争,争取国际上的订单,带动GDP 的增长和就业。到上中等收入阶段,生产要素低的优势基本没有了,我们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刘易斯拐点问题、环境约束力度越来越大的问题,特别是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方面一系列的问题。这种情况就迫使我们的增长方式必须根本转变,要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拉动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的提高拉动增长,否则,从短期看,经济就要严重失衡。为什么?效率提高得慢,成本提高得快,会造成严重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但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拉美旋涡、东亚泡沫也好,西亚、北非动荡也好,长期通货膨胀率都在两位数,甚至更高水平,高的时候可能达到100% 、200%;但凡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长期通货膨胀率都非常温和,原因不在于价格管理,而在于增长方式转变。从长期看,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会使得经济增长在长期不可持续。因此,无论是短期均衡,还是长期的可持续,在上中等收入阶段,生产条件、竞争力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要求这个国家的增长方式必须转变。
第二,需求变化。一个国家在穷的时候需求是旺盛的,甚至是短缺经济,所以,发达国家的企业家非常羡慕穷国的企业家,觉得穷国的企业家非常幸福,幸福在哪儿?他晚上睡觉非常踏实,根本不用考虑消费,根本不用考虑市场,他考虑的就是生产,怎么扩大产量,只要能生产出来,有的是人在排队,有的是人在抢购。虽然钱的绝对量并不多,但相对来说供给更为不足。但是,到上中等收入阶段,需求会从旺盛逆转为疲软,这个时候企业家的这种幸福感就会逐渐丧失。为什么会逆转?
从投资需求来看,穷的时候投资之所以增长快,主要是发达国家转移的技术和项目,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人力成本等提高了,发达国家不再转移技术和项目了。这个时候国民收入提高了,储蓄增加了,银行的贷款能力提升了,但是不能形成有效的投资增长。有效投资增长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这个国家独立研发和创新的能力。如果独立研发和创新能力弱,银行拿大把的钱在市场上都找不到新的投资机会,找不到有利可图的项目,这就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有钱投不出去,投出去的很可能也是搞重复建设,这就会导致泡沫,导致产能过剩。所以,但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长期存在一个问题:忽视人力资本,即教育和公民的健康;但凡跨越过陷阱的国家,共同的一条是长期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重视教育,重视大众的健康,体制的提升,而这就是在提高民族、社会的学习和创新能力。消费需求在这个阶段同样可能出现逆转,为什么?
国民收入高速增长之后有一个问题,即国民收入分配是不是合理。如果国民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大量的钱给了少数人,大多数人积累了贫困,越有钱的人消费占收入的比重越低,而大多数人即使想花钱,也没有钱,越没有钱的人对未来越没有信心,这样就会遇到收入增长两极分化这么一个糟糕的局面。整个社会的消费欲望降低,导致消费需求疲软、投资需求疲软,而这就导致需求逆转。但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收入分配两极分化都很严重,但凡成功跨越的国家均在努力构造强大的中产阶级,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不仅影响公平,而且影响效率。在需求逆转的情况下,企业家如何从关心生产转变到关注市场,政府如何从应对短缺转变到应对过剩,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和挑战。
新失衡
在这种大背景下,当前宏观经济失衡有了一系列的新特点。
改革开放30 多年,从1978 年到1998 年上半年将近20 年里是短缺的年代,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从1998 年下半年到2010 年10 月以后这12 年时间里,除个别年份之外,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威胁是需求不足,尤其是内需不足。亚洲金融危机1997 年爆发,到1998 年下半年波及中国,世界金融危机2008 年爆发,使得这种矛盾更加凸显。所以,这12 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多的是扩大内需,保增长。从2010 年宏观扩张政策择机退出以来,三年多的时间,中国宏观政策出现了新的问题,既有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又有经济增长下行的严峻威胁,我们叫双重风险并存,类似20 世纪发达国家出现的滞胀。这使我们既不敢全面扩张,也不敢全面紧缩,所以我们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这两个政策的目标是反方向的。反方向目标最大的问题是政策效果之间相互抵消。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政策效果之间有抵消还要采取这种办法?这就与我们前面讲的中国宏观经济中的新特点联系在一起,双重风险并存,这两种风险要求的政策本身就是相反的,我们很难去统一二者。
新动因
宏观经济存在的失衡,看起来是一个总量的问题,实际上动因在于结构问题。首先看通货膨胀,为什么说现在有通货膨胀的压力?表面上从数字看,通货膨胀数据不高,2011 年为5.4% ,而经济增长率为9.2%;2012 年通货膨胀率为2.6% ,经济增长率为7.8% 。2013 年通货膨胀也就是3% 左右,2012 年9 月和10 月两个月前后,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实际上在2% 以下,考虑到统计误差,如果一个国家的物价总水平在2% 以下,要说通胀可能就是一个伪命题。为什么数据这么低我们还要担心通胀?就是因为背后的结构问题。
比如,要素成本上涨的压力,从成本角度推动了物价上涨。有关部门做过测算,这一轮通货膨胀成本推动的因素占将近50% 。中国现在进入了一个非常典型的需求和成本共同作用的通货膨胀的时代。
再如,国际贸易结构方面,中国2013 年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进口国,进口什么东西,基本上什么东西就涨价,这对国民经济成本上升的推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所以,通胀里很大程度上是国际输入的通货膨胀。另外,中国长时期国际收支结构严重失衡,收大于支,国家外汇储备即将突破4 万亿大关,外汇储备的增加意味着结汇量的增大,即外汇占款的增加,现阶段流通中近百万亿的M2 首要原因即是外汇占款。少出口点行不行?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不可能这么做,另外国际贸易中保护主义还在抬头也决定了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曾经想,让出口商赚了钱不要把钱拿回来,而是买东西回来,这样就不用结汇了。但这样也有一些现实难题。总之,这一系列结构因素——要素成本结构、国际贸易结构、国际收支结构的失衡,成为现在通货膨胀新的原因,
而对这些原因我们缺少有效的办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担心通胀。除了这些结构性的原因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流出来大把的钱,它有一个时间上的滞后性,这也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
再看经济下行,从数据上看似乎也是一个伪命题。就动因看,投资需求年增长近5 年来均在20% 以上(名义),消费需求(社会消费品零售)年均增长14% 左右,都不低。问题在于投资需求增长中政府起了重要的作用,市场力量不足,难持续;消费需求背后收入分配扭曲严重,差距扩大难以短期克服,令人担忧。这就使得内需不足将长期困扰我国。
新出路
在这种新的历史机遇、新的历史起点、新的历史挑战、新的矛盾失衡和新的失衡原因的基础上,经济发展只有一个出路,靠创新。首先是重视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源于制度创新,这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历史意义之所在,可以说生死攸关。
中国的这些问题靠宏观政策,靠总供给总需求关系的短期调整是解决不了的,一定要从根本上解决。根本上解决问题靠什么呢?就是结构的升级和转型。中国经济的失衡、通货膨胀的根源都是一系列的结构问题,包括成本结构、国际收支结构等。产品结构升级上不去,产业结构升级上不去,创新动力不足,投资消费结构不合理等,导致了一系列的内需疲软。所以,真正要解决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期均衡和长期可持续发展,关键是在结构方面,要确确实实进行战略性调整。所以,十八大讲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主攻方向是努力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明确了总体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企业改革中产权改革、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的关系等等。任务、方向的明确,逻辑关系、历史逻辑的把握,为我们的理论和实际指明了方向。有这种制度创新推动,在这个基础上促进技术创新,在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两个车轮的承载下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通过发展方式的转变,切实使中国经济结构升级,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我们应当是有信心的。

文摘
2014年中国改革走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改革总纲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到2020 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
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包含丰富的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内容。有人统计,其中提出的改革项目多达300 项。那么,这些改革项目的总纲是什么?
我认为,有两段话是最重要的。第一段话:“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另外一段话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
第一段话的重点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提法在《决定》中重复多次,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是作为全面深化改革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几乎所有经济体制改革项目都是围绕这个核心进行的。
相对于此前的党政文献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规定为“基础性作用”,这次三中全会把提法改变为“起决定性作用”。对于提法改变的理论意义,报刊上最近有不少阐述。我更加看重的是它的政治意义,这就是它明确回答了过去几年的争论中尖锐地提出的“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
从21 世纪初期开始,面对我国社会生活中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举步维艰、腐败蔓延等日益加剧的矛盾,围绕“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发生了一场大争论。一种观点认为,这些矛盾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存在着许多“体制性障碍”。解决的办法是推进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克服这些“体制性障碍”。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些矛盾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改革出现了市场化的方向错误,纠正之法就是加强政府和国有企业对经济和社会的管控。随着后一种观点在21 世纪初期,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取得势头和某些逆改革方向而动的行为的加剧,各种经济社会矛盾非但没有消减,反而日益激化。这种情势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倒退绝没有出路,只有义无反顾地推进改革,才能克服日益加剧的经济社会矛盾,走向持续稳定发展的坦途。
第二段话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所提出的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要求,切中目前体制的弊病。
第一,建立统一的,即一体化的市场,意味着消除条块分割造成的市场碎片化。第二,对各种市场主体开放意味着实行“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制度,意味着消除各种歧视和不平等待遇。第三,强调加强竞争性,意味着消除行业保护、地方保护和目前普遍存在、为害甚大的行政垄断行为。第四,要求市场“有序”,意味着交易活动要在规则即法治基础上展开,防止不正当竞争、欺行霸市等行为。第五,按照以上要求改变要素市场十分落后的状况,建设完整的市场体系,意味着一个“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在中国的形成。

改革内容
建立这样一个市场体系,是一项规模十分浩大的工程,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改革。
在十八大后的研讨中,学者们积极提出了多项改革建议。2013 年早些时候,我把建设竞争性市场体系要进行的改革归纳为7 个方面,这就是:(1)明晰市场经济产权制度基础,在土地确权赋权的基础上,建设全国统一的土地流转市场;(2)对现有法律法规进行清理,确保不同所有制主体的财产权利得到平等保护,不同所有制企业能够平等地使用生产要素;(3)实现商品价格市场化和利率、汇率等要素价格市场化;(4)完善反垄断立法,严格执法,消除现在普遍存在的行业垄断、地区垄断等反市场的行为;(5)要划清政府职能的边界,消除各级政府过度干预和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的现象;(6)确立法治基础,确保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克服司法地方化倾向;(7)改进宏观经济管理,禁止以宏观调控名义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市场监管实行“宽进严管”的方针,由事前审批为主转向以事中、事后监管为主。
围绕建设竞争性市场体系这个中心,还要进行财税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国有经济体制等其他方面的改革。
几乎所有这些改革要求和建议,都在三中全会《决定》中得到了程度不同的回应。
第一,关于确立市场的产权制度基础。《决定》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对于目前存在很大缺陷的土地产权制度,《决定》要求:“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
第二,关于平等保护权利,《决定》指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
第三,关于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决定》要求“实行统一开放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削减资质认定项目,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把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逐步改为认缴登记制。在金融领域,《决定》要求:“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决定》还要求“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
第四,关于实现价格市场化。《决定》要求,“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具体来说,要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提高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
第五,关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决定》要求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要“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第六,关于反对垄断和实施竞争政策。《决定》明确“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要求“防止地方保护和部门利益法制化”。对“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按照这一要求,现行的《反垄断法》关于行政垄断的规定显然需要进行修订,还需要设立强有力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授权法院监督政府的行政行为、纠正不当行为的权力。要改变目前行政诉讼中只有具体行政行为可诉的规定,将可诉性扩大到违犯上位法规定的行政法规。
第七,关于划分政府的职能边界。《决定》在明确政府职能的基础上,要求“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量,推动资源配置根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
第八,关于建设法治国家。《决定》明确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目标,强调“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建立健全全社会忠于、遵守、维护、运用宪法法律的制度。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第九,关于改进市场监管。《决定》要求,“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严禁和惩处各类违法实行优惠政策行为”,“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

改革如何落实
三中全会《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总体部署。现在的任务,就是努力使《决定》做出的各项部署落到实处。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贯彻执行《决定》不但会遇到来自陈旧意识形态和特殊既得利益的阻力和障碍,还需要克服在旧体制下积累起来的和体制转轨过程中产生的实际困难。
由于近年来寻租活动体制基础的扩大,每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触及这类以权谋私的既得利益,遇到的阻力也会更大。如果说观念上的障碍可以通过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正确的社会舆论引导来加以克服,特殊既得利益方面的障碍将更加严重。
除了意识形态和特殊既得利益的阻力和障碍,贯彻落实《决定》还会遇到实际工作上的挑战。
旧体制虽然有很大的运作困难,但是经过长时期的磨合,它的各个环节是大体能够相互衔接和配合的。一旦其中某些环节发生了改变,即使这种改变从长期看有利于国民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但在改革效益还未能充分显现时,也有可能发生经济系统的运转困难。
比如,当土地市场的运转“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过去一些地方政府以实施大规模城建投资为基础的“土地财政”就可能难以维持,有些地方甚至会发生债务偿还的困难。
《决定》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这又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地方政府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发债,谁对债务负责,怎么监督?地方债市场怎么监管?这些问题需要一整套的解决方案。
此外,为了打好这场全面改革的攻坚战,还需要注意维持一个比较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根据过去的改革经验,在一个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各方面绷得很紧的经济环境下,全面深化改革的措施就很难推出,即使推出,风险也比较大。由于目前我国国家资产负债表中杠杆率(负债率)过高,还必须防止可能发生的系统性风险。在当前的实际情况下,不应继续使用放松信贷和大规模投资等刺激手段拉升短期增长率。对于短期宏观经济波动,除了注意灵活运用宏观政策措施来应对,还要用对负债率过高和资不抵债的企业进行债务重组,盘活资产存量、实施银行资产证券化、偿还社会保障和公租房的或有负债等措施,降低企业和各级政府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防止出现系统性风险。《决定》要求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建立全社会房产、信用等基础数据统一平台,也是保障宏观经济稳定和支持全面改革顺利进行的必要措施。
面对各种阻力、障碍和实际困难,朝野上下必须齐心合力,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
所谓以更大的政治勇气推进改革,就是要有坚决捍卫改革开放伟大旗帜的政治决心,克服来自旧意识形态和来自特殊既得利益的阻力和障碍。所谓以更大的智慧去推进改革,就是要以很高的专业素养和运作艺术去规避风险和解决体制转轨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种种困难。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要求党政领导“一定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跳出条条框框限制,克服部门利益掣肘,以积极主动精神研究和提出改革举措”。作为共和国公民、国家的主人,我们也有权利有义务积极参与并督促政府认真推进正在展开的改革,共同推动全面改革走向深化。





全面深化改革启航,新经济周期或来临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黄志强 曹远征 等
2013 年中国经济总体平稳,受需求放缓、产能过剩和效益下滑等因素的影响,上半年GDP 连续两个季度减速,但在“微刺激”政策作用下,下半年经济企稳回升,全年增长7.7% ,与上年持平。2014 年,在全面深化改革、外部环境转好、新型城镇化推进和消费恢复性增长等因素影响下,中国经济将继续“稳中向好”。“稳”是指增长和就业保持稳定,GDP 增长7.6% 左右,CPI (消费价格指数)上涨3.3% 左右“好”是指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取得新进展。需要警惕和防范的风险是,美国QE 退出、国内改革集中推进、房地产市场调整、地方债务问题和影子银行等引发经济金融“共振”,可能导致经济“硬着陆”。宏观政策将保持基本稳定,财政政策重在控制一般性支出、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完善结构性减税,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货币政策将总体稳健,调控手段更多向市场化、价格型转型,存准率或将下调,人民币汇率波动性加大。

2014 年经济形势展望
总体特征:增长稳定通胀抬头
1.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2014 年GDP 增长7.6% 左右
展望2014 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并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未来全面深化改革确定了方向、路线和重点,2014 年将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不同领域的改革将对经济带来不同影响。影响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包括:
第一,外部环境总体好转。2014 年,世界经济有望真正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形势整体好转,同时实现正增长,新兴经济体增长企稳,全球发展环境总体略好于2013 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4 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6% ,明显高于2013 年的2.9% 。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势头可望延续,预计增长2% 左右,比2013 年加快0.8 个百分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增长5.1% 左右,比2013 年加快0.6 个百分点。全球经济向好,有利于我国外贸出口稳定增长。
第二,全面深化改革为经济注入强大活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为未来8 年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制定了时间表和路线图。2014 年将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许多深化改革措施将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和红利。进一步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打破垄断,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加快财税体制改革,“营改增”提速和结构性减税;进一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等。
第三,新型城镇化助推经济增长。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镇化发展明显滞后。《决定》明确提出要“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也将发布,这将为我国新型城镇化指明方向。在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保守估计,未来3 年,如果城镇化率每年以提升1% 计算,将有近4 000 万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这将带来城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大,也会拉动消费的强劲增长。
第四,产业梯度转移是又一动力。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差距较大。目前中国人均GDP 是6 000 多美元,东部一些地区超过了1 万美元,而西部许多地区才3 000 美元。差距就是潜力。如果说以前东部地区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那么近几年,伴随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增长明显加快。未来几年,即使东部发达地区增长速度有所放慢,西部和中部的高速增长仍将有力推动经济增长。此外,各地根据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发展和培育经济“增长极”,努力扩大极化效应,将有效提升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与此同时,传统增长动力衰减、人口红利减少、产能过剩突出、房地产面临调整、地方债务和影子银行风险积聚,为经济平稳发展增添了不少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综合国内外多种因素,参考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景气预警系统”运行结果,预计2014 年GDP 增长7.6% 左右,与2013 年基本持平。
2. 多因素推动通胀抬头,CPI 上涨3.3% 左右
2013 年以来,物价水平总体较低。物价涨幅较低,主因是食品价格涨幅大幅放缓。2013 年CPI 上涨2.6% ,与2012 年持平。
2014 年,预计CPI 涨幅较2013 年有所扩大,主要理由如下:一是翘尾因素有所增大。初步测算,2014 年CPI 涨幅的翘尾因素约为1.6% ,比2013 年提高0.6 个百分点。二是食品价格持续上涨。在2013 年以来鲜菜鲜果、牛肉羊肉较快上涨的基础上,2014 年猪肉价格很可能加快上涨。从中长期来看,生产成本上升、市场需求增大,给蔬菜、肉类和粮食等价格带来上涨压力。三是公用事业产品价格上调压力。随着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水、电、煤、气等价格上调可能性较大。总体来看,2014 年CPI 上涨预计在3.3% 左右,比2013 年加快0.7 个百分点。尽管出现严重通胀的可能性不大,但通胀抬头依然值得警惕和关注。
需求结构:消费引擎有待发动,投资仍将稳步增长
2013 年二季度以来,投资连续两个季度超过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前三个季度,在内需对经济增长101.7% 的贡献率中,投资占55.8%,消费占45.9% 。外需增长再现疲态,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1.7% ,延续了2011 年和2012 年的负拉动作用。展望2014 年,由于外部环境趋于改善,外需有望保持稳定,内需仍将是稳定经济增长的保障因素。
1. 基础设施投资稳步推进,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 左右
在消费增长不佳、出口形势严峻的背景下,2013 年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创新性的政策措施,加大基础设施和民生相关投资,促进固定资产投资实现较快增长。分行业来看,资本市场服务和其他金融业、租赁业、管道运输业、开采辅助活动、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互联网和相关服务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而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以及建筑业固定资产投资则出现下降,降幅均超过5% 。
2014 年,投资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一是宏观调控政策保持稳定,预计将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二是基础设施投资稳步推进,加快中西部铁路、城市轨道交通以及地下管网建设;三是保障房建设维持一定规模,确保完成“十二五”规划确定的3 600 万套的目标,继续推进城市棚户区改造;四是节能环保、信息消费等战略性产业将加快发展,投资规模不断增大。
2013 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9.6% ,比2012 年有所回落;2014 年预计投资增长20% ,与2013 年基本持平。
2. 政策性冲击或将消失,消费增长有所回升
中共十八大以来,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普遍推进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很好地遏制了奢靡之风、公款吃喝以及浪费式消费。与此同时,城乡居民真实合理的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保持了消费的稳定增长。分类别看,受金价波动、消费升级等因素影响,金银珠宝、建筑及装潢材料、家具以及通信器材等商品消费增长较快,增速均在20% 以上。但体育娱乐用品、书报杂志和石油及其制品增长较慢。
2014 年,中央遏制奢靡之风的政策性冲击或将消失,消费增长可能稳中有升。促进消费增长的因素有:一是经济调整和转型升级,增长更多地向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倾斜,居民消费潜力将不断得到释放;二是居民居住需求,将拉动建筑建材以及家具等商品的消费;三是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人们对于体育文化、通信产品、生活服务等的需求增加。
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动能减弱的条件下,消费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动力。2013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1%,2014 年预计消费增长总体稳中略升,增长13.5% 左右。
3. 外部环境总体稳定,对外出口将稳定增长
2013 年以来,随着美国经济温和复苏,欧洲经济走出衰退,日本经济增长较快,部分新兴经济体需求依然旺盛,中国外贸保持快速增长。前11 个月,中国出口累计同比增长8.3% ,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1 个百分点;进口累计同比增长7.1% ,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3 个百分点;实现外贸顺差2 341 亿美元,绝对额创近5 年以来的同期新高。分地区看,前11 个月,我国对欧盟出口明显好转,累计同比增速为0.9% ,增长由负转正,比上年同期加快7.9 个百分点;对美国、日本出口增长不如上年,累计同比增速分别为4.9% 和–1.5% ,增速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3.3 和4.8 个百分点;对中国香港和东盟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均在20% 以上;对南非、俄罗斯和土耳其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均在10% 以上。
2014 年,促进出口增长的因素仍较多,主要包括:一是全球经济整体趋好,发达经济体继续回暖,新兴经济体需求比较旺盛;二是对外经贸合作稳步推进,双边和多边自贸区开始发挥积极作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保护主义;三是出口结构实现优化,装备制造和成套设备比重上升,各行业和企业竞争力提升。同时,我国内需相对稳定,有望带动进口增长保持强劲。
2013 年出口增长7.9% ,进口增长7.3% ,外贸顺差2 597.5 亿美元。2014 年对外贸易增长将保持稳定,预计出口增长8.0% 左右,进口增长7.5% 左右。
工业生产总体平稳
2013 年上半年,受需求减弱、产能过剩和效益下滑等因素的影响,工业生产总体放缓,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增长9.3% ,比一季度回落0.2 个百分点。三季度以来,随着出口恢复性增长和国内需求回升,工业生产增速明显加快。7 到11 月份,增长在10% 左右。2013 年全年工业生产增长9.7% ,与上年基本持平。分行业来看,前11 月,累计增速超过13% 的行业有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17%)、燃气生产与供应业(16.6%)、黑色金属矿采选业(16.3%)、有色金属冶炼业(14.1%)、医药制造业(13.7%)、汽车制造业(13.5% )等。
展望2014 年,促进工业生产增长的因素包括:一是全球经济好转,出口需求增加,有助于拉动工业生产;二是城市基础设施、中西部铁路、棚户区改造等投资增加,拉动相关工业生产。但与此同时,产能过剩、成本上升、效益下滑、流动性趋紧等因素制约工业生产增长。预计2014 年工业生产增长9.8% 左右,与2013 年基本持平。
房地产市场中速增长,结构加速分化
2013 年,尽管经济减速、调控加强、流动性冲击反复发作,但房地产市场“逆市增长”。房地产投资保持增长,销售稳中有升,房价上涨速度出现分化,一线城市涨幅远远高于二、三线城市。展望2014 ,货币政策走向、调控政策加码及房产税等改革的推进速度将成为影响房地产短期走势的关键因素。预计房地产市场将呈现“中速增长、结构分化”特征。房地产投资有望保持稳定,但是销售增速会有所放缓,房价上涨速度加快分化,不排除房价下跌城市数目进一步增加。
1. 房地产投资保持稳定,住房投资增长较快
受销售增长、投资信心增强、新开工面积增加等因素影响,2013 年以来房地产投资总体稳定。前11 个月,房地产累计投资7.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5% ,比2012 年同期增加了2.8 个百分点,略低于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物业类型看,住宅投资增速比2012 年同期加快7.2 个百分点,办公楼投资增速比2012 年同期加快3.3 个百分点。
2. 市场销售“前高后低”,整体稳中有升
受调控政策和2012 年同期增速较快影响,商品房销售面积“前高后低”,呈逐月下降态势。前10 个月,房地产累计销售11.08 亿平方米,同比增长
20.8% ,增速比年初下降了28.7 个百分点。2013 年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达到13 万平方米,比2012 年同期增长17.3% 。从销售额看,前11 个月,房地产累计销售6.99 万亿元,同比增长30.7% 。
3. 房价上涨出现分化,涨幅远超居民收入
受人口密度大、就业机会多和供给相对不足等因素影响,一线城市房价涨幅明显快于二、三线城市。前11 个月,一线城市百城住宅价格指数累计同比上涨为22.77%,远高于二线城市9.7% 和三线城市4.08% 的涨幅。与此同时,房价涨幅和居民收入增速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8% ,增速为2009 年以来的历史最低值。
4. 房地产资金来源充裕,非银行机构和个人按揭贡献较大
在经济减速、实体经济缺乏投资亮点的背景下,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领域。2013 年前11 个月,房地产开发资金为10.9 万亿元,同比增长27.6% ,比2012 年同期加快13.5 个百分点。其中,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累计同比增长40% ,比2012 年同期加快27.8 个百分点,个人按揭贷款累计同比增长40.9%,比2012 年同期加快21.4 个百分点,银行金融机构贷款累计同比增长30.9%,比2012 年同期加快15.9 个百分点。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个人按揭贷款的较快增长,是房地产开发资金保持充裕的重要原因。
5. 土地市场冷热不均,一线城市地价上升明显
受房地产销售在各城市的表现不一致影响,土地市场也出现了分化。从成交量上看,2013 年前11 个月,40 个大中城市成交土地7 821 宗,与2012 年同期下降4.1% 。其中,一线城市成交土地925 宗,同比增长3.1 % ,二、三线城市的成交数量则出现了较大下跌,分别下降11.7% 和8.7% 。从成交价看,40 个大中城市成交土地楼面均价为2 649 元/ 平方米,较2012 年同期上涨
68.8% 。其中,一线城市楼面均价为8 264 元/ 平方米,较2012 年同期上涨了100% ;二线和三线城市较2012 年同期分别上涨了29.2% 和52% ,一线城市地价上升速度明显快于二、三线城市。
展望2014 年,房地产市场走势扑朔迷离。第一,城镇化、改善住房需求释放等中长期因素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第二,十八届三中全会中的各项改革如房产税扩围等对房地产市场将产生根本性影响。第三,货币政策走向、各地调控政策及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推进的力度将成为影响房地产短期走势的关键因素。预计2014 年,房地产市场将仍呈现平稳增长态势,但是增速会有所放缓,房地产价格上涨继续分化,不排除房价下跌城市数目进一步增加的情况。具体预测如下:
一是投资总体平稳。考虑到经济增速保持稳定,保障性住房建设将继续发挥“稳增长”作用,房地产投资有望保持稳定。预计2014 年房地产投资增速为17% ,略低于2013 年18% 的增速。受益于新开工保障性住房投资的加快推进,新开工增速将为7.5% ,比2013 年6% 的增速有所提高。
二是销售增速放缓。从影响需求的中长期因素看,考虑到刚性需求释放的持续性,房地产销售将保持稳定增长。但2014 年货币政策仍将继续偏紧,限购政策进一步从严,销售增速将会放缓。预计2014 年,房地产销售面积增速约为4% ,比2013 年略有下降。
三是市场继续分化。2013 年以来,部分城市已经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未来这一趋势还将延续。由于三、四线城市就业和发展机会有限,这种经济发展不均衡、就业机会不均等的状况很难出现根本性变化。此外,三中全会要求,进一步放宽中小城市户籍限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新增人口,这意味着随着土地改革制度的推进,中小城市的土地供给将大幅增加,房价下跌城市个数可能继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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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趋势:中国经济的关键变数》由国内外主流智库、顶尖高等学府、各大证券投资公司、银行金融机构与30多位实务界一流的经济学家共同打造,独家披露了众多机构供内部或有限范围阅读的报告和文件,是目前唯一一本权威解读短期经济趋势的重磅之作。
《小趋势:中国经济的关键变数》务实理性地对未来中国经济怎么走、新一轮改革将面临哪些挑战、中国是否会爆发经济危机、消费能否扭转增速放缓、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何新内涵、货币政策会收紧还是放松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分析预判,让读者看清趋势,把握未来。
改革2.0时代的中国经济存在哪些不确定的变数?改革、发展、风险以及市场四大问题成为读者关注的焦点,来自各方的猜测和传言也令时局显得异常扑朔迷离。精准把握未来趋势,是各界人士在自己领域掌握主动权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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