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名叫锅圈儿:段子定的跌宕60年.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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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一位花甲老人的自写回忆录,一个平民草根的跌宕60年

作者简介
段子定,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生于1954年的草根人物,他出身穷苦,60年的跌宕人生中,先后做过泥瓦匠、技术员、工程师、项目经理、建筑安装公司经理、农村合作基金会主任、旅店老板等,通过顽强拼搏,带领全家人走上了致富路。

目录
第1篇“野蛮”成长:苦难中生存 夹缝中寻梦
第2篇奋斗之路:吃得苦中苦 成为顶梁柱
第3篇社会历练:多元化经营 更上一层楼
第4篇四十不惑:接受新挑战 掌舵基金会
第5篇天命之年:业毁潜规则 大隐隐于市
第6篇六十耳顺:知足即常乐 人生二三得
尾声 不白活一回

文摘
一九五九年,妈妈生下了弟弟。弟弟出生后,妈妈身体很虚弱,那时别说吃鸡蛋,连喝一点稀面汤都不敢奢望。父亲徒步去南阳酒厂墙外弄一些像稀屎一样的酒糟糊糊,来回五六十里路,用桶担回家当食物吃。酒糟是坏红薯干蒸酒后的废料,人们把它用作肥料,那东西只能闭着眼、捏着鼻子才能咽下。
按当时的政策,产妇可到食堂领三斤白面,作为特殊照顾给产妇补养身体,人们称之为“月子面”。父亲费尽口舌才领回了那点面,每顿只能舀一点点给妈做一碗稀面疙瘩,三斤面要吃一个月的啊!
有一次,又是好几顿没饭吃了,我到处跑实在找不到可吃的东西,饿得头发晕,眼前直冒金星。在屋内翻来翻去找吃的,忽然发现那点面,估计有三四两。饿昏了头的我啥也顾不了了,背着妈妈偷偷地将面粉装进口袋。
随后我跑到邻居孙二哥家,恳求二嫂给我烙个馍吃。二嫂看我饿得难受,明知而不问面的来历,就将面和好分成三块,烙了三个小饼子。我只吃了一个,另外两个都被二嫂家给治饿了。虽然一个小饼也并不能让我吃饱,但是感觉不那么饿了,舒服多了。
父亲发现家里少了白面,估计是被我拿出去了,一气之下打了我。我自知理亏,跑出去不敢回家,无法面对瘦弱的母亲和嗷嗷待哺的弟弟。
记得那天我跑到邻村大姨家附近游荡一天,天黑父亲收工后看到我还没回家,四处寻找。父亲知道我平时很懂事,找到我后,他痛心地说:“娃儿,回家吧!不打你了。我知道你是饿极了,可你想没想过那面是给你妈你弟保命的啊……”说着说着,父亲的泪水夺眶而出。
回到家,我跪在妈妈面前,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妈,是我错了,你狠狠地打我吧,这样你可以消消气,别气坏了你的身体。”妈看我可怜的样子,慢慢地把我拉到身边,眼泪一滴一滴往下掉,妈哭我也哭。后来我在妈妈的怀里睡着了,那一夜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长大了,会干活了,家里有好多好多的白面、大米,一辈子也吃不完,我们早上有红薯苞谷糁儿,晌午有馍,晚上有面条,顿顿能吃饱;我家的茅草屋也变成了青砖蓝瓦的新房,一家人有吃、有穿、有住,其乐融融。梦中,我笑出了声。
也可能是上天让我过早地做了一个“中国梦”……

食堂饭还在勉强维持,人们不能坐以待毙,都要想办法生存。到庄稼地里,遇到能吃的就往嘴里填,比如采把豌豆秧、摘个豆角、挖个红薯什么的。干完活回家时总要“捎”点什么,回去给老人孩子充饥,采把豌豆秧装口袋里,掰个玉米棒掖腰里,或捋一把麦籽儿、扒几
个生红薯、薅个萝卜等等。总之,一天要三捎,其实也就是偷,大家都是这样,你不偷着吃一点就要饿死。当时曾有一句顺口溜说得很形象:“刮大风(五风),乱打锤(撞人),遍地都是贼(三捎),谁不偷,饿死谁,望着干部睡瞌睡”。不管你偷什么吃的,凡是被党员、干部逮着的,一是要挨批斗,二是会把偷的东西挂在脖子上游遍全大队几个村庄。
到了 1960年,荒春上青黄不接,日子更是难熬。食堂无粮下锅,被迫停炊,老百姓日子越过越苦。
地里再也挖不到野菜,连树皮、草根都被吃光了,有些人家开始刨树根吃了,饥饿和死亡威胁笼罩着所有的家庭。
人们终于撑不住了,由于严重营养不良,很多人得了浮肿病和老亏症。
为了一家人的生存,妈妈表现出超出常人的毅力和意志。她带领着我每一天都要去寻找可充饥的食源,哪怕是喝一碗盐水,就算只吃点干刺角芽(刺角芽的叶上带刺,择不好有铁腥味,人吃了会呕吐恶心),也要和死神搏斗。
有时,妈妈也会带我到河沟里捞一些水闸草,喂羊的红薯秧秆、烧锅的苞谷胡儿(玉米芯)都成为我们那时充饥的食物(有不少人因吃苞谷胡粉解不下大便)。
要是能挖到一点野菜根、草根什么的,就洗净后用个盆子煮熟熬成汤,熬好后每人一份,先把菜根汤盛在碗里,再把煮熟的野菜根均分到每个碗里。最后妈妈再把自己那一碗里的菜根夹出来放到我的碗里……这个情境,一生中曾无数次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而每一次想起,我都禁不住潸然泪下。
为了寻找吃的,父亲还带我到地里挖坏红薯,就是前一年种过红薯的地里,有漏收的小红薯留在土里,经过一冬的沤冻,已腐烂得有了酸臭味。那些田地都不知道被翻过多少遍了,但人们还是像大海捞针一样在土里扒,运气不佳的人挖一晌也找不到一点,偶尔能挖到一个哪怕是很小的红薯头儿,就算沤得出白毛,样子像狗屎,也如获珍宝。人们把捡到的坏红薯拿回家洗去泥土,用擂臼舂碎捣成泥状做成饼,尽管苦涩得难以下咽,但毕竟能充饥。
我们村西四五里有条石榴河,那里有大片河滩,那些年气候寒冷,经常有大雁结队南飞,那河滩是雁群喜欢栖息的场所,时常散落着许多大雁屎,我和同村的伙伴们去那里捡大雁屎拿回家当食物吃,后来去捡的人多了,连大雁屎也难捡到了。如果偶尔能捉到一只青蛙,拍几只蚂蚱、蟋蟀等,在当时就算是很有口福了。那时因为营养不良,
不少妇女已经不能生育了。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 1961年初。在可怜的父母的呵
护下,我算是顽强地活下来了。我是不幸中的幸运儿,正是——

童年不幸多灾难,
幼苗遭霜受摧残。
忍饥挨饿求生存,
父母呵护命保全。

当时不少有眼光的人和无负担的光棍汉都开始下湖北、跑陕西,去寻找能吃饱饭的地方,或者去倒插门儿做上门女婿。倒插门的规矩是得随女方的姓、改个名,发个誓言,
誓词是: “小子无能,改名卖姓;活不回家、死不回茔”,履行仪式后即成为女方家庭成员。


一九六一年农村迎来了转机,中央决定调整经济方针,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农民开始被容许有自留地,公共食堂也解散了,恢复了家庭小锅饭。由生产队给
社员家庭每户每人拨三分“自留地”,让农民自己种些粮食、蔬菜来补贴自家口粮。至此,食堂饭画上了句号,社员的生活逐渐好转。

从这以后,日子虽然还是很苦,但农民有了自留地,日子比吃食堂饭时有所好转。自留地可自由种植,而且种自己的自留地单产可是集体单产的几倍呢。

无论父母怎样拼命挣工分,一家人仍在半温饱中煎熬;我刻苦学习,企望知识能改变命运,
可最终成为泡影。
食堂饭结束了,农村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国家规定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社员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那时生产队的劳动报酬是工分制,一个棒劳力(通常是男人)每劳动一天记十分,算是一个整工,按当时我们生产队的物质水平,一个整工只值当时的人民币八分钱;而一个女劳力每天只记八分,就算每天都干一天的农活,换算成人民币的话,也只有六分四厘。有一年来了个吃粮不要钱,我们队男劳力干一天是一分八厘;后来又改成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分配口粮通常是“人七劳三”,就是说全队应分粮食的总数,除去上缴公粮、公积粮、五保户口粮、其他的机动粮以外,剩下的部分 70%按人头分,拿 30%按劳动日挣的工分来分。如果谁
家的劳力多、挣的工分多,分的粮食和钱款就多,挣工分少的分的就少。有的户劳动一年挣的工分还不够口粮,就被当作缺粮户和缺钱户,不但领不到钱,还需要向生产队交一定数量的钱,买回一家人的口粮。有一年春节全队 250人发了 600元钱的余粮款,也就是说 250人过年花了 600元钱!
1963年,我的妹妹出生了,父母亲、我和弟弟妹妹五口人,只有父母两个人干活挣工分。一年下来除去雨雪天不能出工,父亲就算尽量“不塌工”,一年最多也只能挣三千分,妈干一天的活儿挣八分,一年最多两千多分。若是正常年景,风调雨顺,父母辛辛苦苦干一年能
挣五十多元钱。这五十多元钱不够换回全家五口人的口粮,所以我们家年年既是缺粮户又是缺钱户,日子过得就可想而知了。

内容简介
本书是充满主旋律的一部精彩的个人回忆录。主人公段子定,于1954年出生在中原农村,他经历了童年不幸、少年贫困、青年茫然、中年创业、老年安享晚年。在这本书中,他对自己所经历的那些苦中有乐的往事进行全面回顾,从挨饿、成长、成家、生子,到改革开放后创业开办乡镇企业,进而成为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的“知名人士”,最后他还写到晚年的生活状态,以及对一生的总结。作品所反映的时间段,正是我们国家由弱到强、由贫困到富裕的过程。这一段经历,不仅对给儿孙后代有启发,而且也是中原农民近60年生活的最真实、最典型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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