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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类 别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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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 布2014-02-25 06: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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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唯一严厉批评过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具有自传意义的代表作品,融真实、荒诞、诗意、残酷于一体。

作者简介
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德语女作家和诗人。1953年8月17日生于罗马尼亚西部蒂米什县小镇尼特基多夫一个农民家庭,所在村庄以德语为通用语言。她1973年至1976年在蒂米什瓦拉大学学习德国社会文化和罗马尼亚文学,毕业后当过工厂翻译、幼儿园教师等。1982年其处女作、短篇小说集《低地》出版。米勒的作品包括小说、诗歌和随笔等。米勒1987年与丈夫、小说家理查德•瓦格纳迁往西德,现常居柏林,持德国国籍。
米勒在德国文坛享有极高的声誉,她的作品获奖无数。她擅长描写罗马尼亚裔德国人在苏俄时代的遭遇,她的作品总能从内心出发,并带着较为浓重的政治色彩。

序言
写给中国读者
  对于我既往的全部作品,能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度出版发行,这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荣幸。我相信很多中国读者对西方文学的阅读和体验,会丰富他们的当下生活,甚至会使他们对人性的省察与对社会现实的感知,具有了“另一种技巧”。但我宁肯你们把我视为您身旁的一个普通写作者,你们都可能是我诸多书中人物的命运共同体。我们以相似的姿势飞翔,也极可能以相同的姿势坠落。
  
  赫塔·米勒
  
  2010年8月12日
An meine chinesischen Leser
  
  Ich fühle mich geehrt, dass meine bisher publizierten Werke in dem bev?lkerungsreichsten Land der Erde erscheinen sollen. Die Erfahrungen, die Sie als chinesische Leser aufgrund westlicher Literatur machen, k?nnten im Hinblick auf Ihr Leben bereichernd sein. Sie mag Ihnen als eine neue Optik dazu dienen, den Menschen in seiner individuellen Beschaffenheit wahrzunehmen und sich seiner gesellschaftlichen Lebensumst?nde bewusst zu werden. Was ich mir pers?nlich wünsche, ist, dass Sie mich als eine Autorin Ihrer N?he empfinden k?nnen. Vielleicht teilen Sie gar ein gemeinsames Schicksal mit manchen Figuren in meinen Werken: Beim Flug sind wir alle ?hnlich, aber sehr wahrscheinlich gleichen wir uns im Absturz.
  
  
  den 12. August 2010

文摘
晚上,我把萝拉的本子悄悄放回到箱中的长筒袜下面。锁上箱子,钥匙放在我的枕头下面。早晨,我随身带上钥匙。我把它系在裤子的松紧带上,因为早上八点有体育课。鼓捣钥匙,我迟到了一会儿。   女孩子们已经身着黑色短裤、白色运动衫列队站在沙坑上手。两个女孩站在沙坑下手,手里拿着卷尺。风吹进厚密的树叶。体育老师举起手臂,两个手指打出一个响榧,女孩们全都跟着自己的脚飞向空中。   坑里的沙子是干的。只有脚趾陷进去的地方才是湿的。我脚趾边上的沙子凉凉的,跟我肚子边上的钥匙一样。起跑前,我抬头向树望去。我跟着脚奋飞,我的脚飞不远。我在飞跃时想着箱子钥匙。两个女孩用卷尺量一量,报出一个数字。体育老师像计时一样把跳远结果记在本子里。我看见他手里新削的铅笔,心想,这跟他很配,定做棺材时,只有死亡从脚底量起。   我第二次飞时,钥匙和我的皮肤一样热了。它不硌人了。脚趾陷进湿沙子时,我飞快地站起来,免得体育老师碰我。    两天后的下午四点钟,在大礼堂里,上吊自尽的萝拉被开除出党,注销学籍。有好几百人在场。   有人站在讲台后面说:她把我们大家都骗了,她不配当我们国家的大学生,不配当我们党的成员。全体鼓掌。   晚上,四角中有人说:因为大家都快哭出来了,才鼓那么长时间的掌。没人敢第一个停下来。人人边鼓掌边瞧旁人的手。有些个稍微停了一下,一惊,又鼓起来。后来多数人想停下来,听得出室内掌声失去了节奏,可是由于少数人又开始拍将起来,重振节奏,多数人也就接着拍下去。直到整个礼堂响彻着一个节奏,好似一只硕大无比的鞋子砰砰砰击打着墙壁,发言人这才用手示意大家停下来。   萝拉的照片在玻璃展窗里贴了两个星期。萝拉的本子两天后却从我那锁着的箱子里失踪了。    带着毒绿烟炱来的男人将萝拉放到床上,然后把床抬出四角。为什么先把床脚抬出房门呢。一个男人拎着衣箱和装着我那根腰带的袋子,尾随床头出去。他右手拎着箱子和腰带。为什么不随手关上门呢,他的左手明明是空着的。   五个女孩留在四角,五张床,五个箱子。萝拉的床出去后,有人关上门。屋里空气燠热而明亮,每动一下,一串串从墙壁上挂下来的灰尘就纠结起来。有人站在墙边梳头。有人关窗户。有人换一种花样穿鞋带。   这个房间里,没有一个动作是有理由的。大家默默无语,手里不停地忙着做些什么,因为谁也不敢把床上的衣服挂回到壁橱里。    母亲说:要是你日子过不下去了,就收拾收拾橱柜吧。烦恼会从手里走掉,脑子就空出来了。   母亲说得倒是轻巧。她屋里有五个橱柜、五个箱子。母亲如果连着三天收拾那些橱柜和箱子,看起来也还是没有收拾完毕。    我走进乱蓬蓬的公园,让箱子钥匙坠入草丛。只要寝室里没人,就没有哪把钥匙挡得住陌生的手伸进箱子。或许也没有钥匙挡得住熟悉的手,用牙签搅拌睫毛烟炱的手,开灯关灯的手,或者萝拉死后洗刷熨斗的手。   也许,以前萝拉在寝室的时候,谁也没有必要窃窃私语、默不做声。也许,有人可以和萝拉推心置腹。也许,正是我可以和萝拉交心。箱子的锁把它自己变成了谎言。这个国度有无数相同的钥匙,跟相同的工人合唱队一样多。每把钥匙都是个弥天大谎。   我从公园回来,听见四角里有人第一次在萝拉死后唱歌:      昨天晚上,风儿   将我吹向恋人的臂弯   风吹得再猛一点儿   我就会被吹断   还好,风儿停了      有人在唱一支罗马尼亚的歌。我看见红蹄子羊穿过歌声中的夜晚。我听见风在这支歌里停息。    有个孩子躺在床上说:不要关灯,不然的话黑树会进来。祖母给孩子盖上被子。快睡吧,她说,大家都睡了,风会在树上躺下。   风不会站立。在孩子的床边话里,风总是躺下。    大礼堂的掌声被校长的手打断之后,体育老师走上讲台。他穿着白衬衫。大家举手表决开除萝拉的党籍并注销她的学籍。   体育老师第一个举手。所有的手都跟进。人人边举手边望着别人举起来的手臂。有人见自己的手臂在空中没有旁人高,就再向上伸一伸。他们高举着手,直到累得手指前垂,胳膊下沉。他们四下张望,见没人放下手臂,又张直手指,伸直胳膊。可以看到手臂下的汗渍,衬衫的下摆滑了出来。头颈伸得长长的,耳朵通红,嘴半张着。头不动,眼珠子却滚来滚去。   手跟手之间那么静,四角里有人说,静到听得见呼吸在木板长椅上一上一下行走。而这一阵静寂持续到体育老师将手臂放在讲台上说:不用数了,当然全体赞成。   这些街上的行人,我第二天在城里的时候想,都可能到过大礼堂,跟着体育老师举手,飞跃山羊。他们都可能张直手指,伸直胳膊,眼珠子悄悄地转来转去。我数着在灼热的太阳底下从身旁走过的面孔。一直数到九百九十九。这时候觉得脚底发烫,就坐到长椅上,缩起脚趾,靠在椅背上。我伸出食指点着自己的脸颊,把我也一块儿算上。一千,我对自己说,随即把这个数字咽了下去。   一只鸽子从长椅旁边走过,我目送它离去。它脚步蹒跚,翅膀下垂。因为空气太热而半张着喙。它啄食,发出嗒嗒的响声,喙仿佛是铁皮做的。它吃一粒石子。当鸽子把石子咽下去时,我想,萝拉也会举手的。不过这不算了。   我望着萝拉的男人离去的背影,中午他们刚从工厂下了早班出来。他们原先是农民,从乡村招进城的。他们也说,永别了羊,永别了瓜。像傻子般追逐着城市的烟炱,以及那些越过田野爬到每个村边的粗管子。   这些男人明白,铁、木头、洗衣粉都不算什么。所以他们的手依然那么粗拙,他们是在做木墩子和铁疙瘩,不是搞工业。该做成大而方的东西,到了他们手里就统统成了铁皮羊。该做成小而圆的东西,到了他们手里就统统成了木头瓜。    铁皮羊和木头瓜的无产者下了班走进第一家酒馆。总是成群结队涌进夏季花园中的露天酒馆。当沉甸甸的身胚跌坐到椅子上时,服务生把红桌布翻个面。软木塞、面包边角和骨头掉到花盆边的地上。绿叶干枯,土被急急揿灭的香烟碾松了。酒馆篱笆上挂着天竺葵花盆,梗茎上光溜溜的,尖上已长出三四片新叶。   粗劣的食物在桌子上冒着热气。旁边搁着手和汤匙,从来没有刀叉。牲口杂碎到了盘里,就用嘴巴撕扯,大家都这么吃。   酒馆也在说谎,包括那些桌布和植物,瓶子和酒红色的服务生制服。这里没有谁是客,只有一群涌入这个无意义下午的人。   男人们摇来晃去,大声吵嚷,继而拿起空酒瓶子砸到对方脑袋上。头破血流。要是有颗牙掉到地上,他们便哈哈大笑,就像谁掉了个纽扣。有个人弯下腰,捡起牙齿,扔进自己的杯中。因为牙会带来好运,于是这颗牙从一个杯子到了另一个杯子。人人都想要。   不知什么时候牙齿不见了,就像萝拉放在餐室冰箱里的舌头和腰子一样。不知什么时候他们中的一个把牙吞了下去。不知道是谁。他们把天竺葵茎上最后几片嫩叶揪下来嚼着,面带怀疑之色。他们逐个查看杯子,张开沾着绿叶的嘴巴嚷嚷:你该吃李子,不是牙。   他们指着一个人,大家指着那个穿浅绿衬衫的。他不认账。他把手指插进喉咙里,呕吐完了说:这下你们可以找了,是天竺葵叶子、肉、面包和啤酒,不是牙。服务生将他赶出门去。其他人拍手称快。   然后,一个穿格子衬衫的人说:是我。他开始笑着哭起来。大家不吱声了,盯着桌子看。这里没有谁是客。   乡下人,我心里想,只有他们会从嬉笑跌入哭泣,会从叫嚷跌入沉静。不明就里地快乐,大发雷霆。生的欲望,使他们随时可以一击而灭掉一条人命。他们全都有可能在暗中睁着同样的狗眼尾随萝拉进入草丛。   假如第二天不醉酒的话,他们就独自穿越公园,让自己镇静下来。因为滥饮,嘴唇灰白胀裂。嘴角也开了口子。他们小心翼翼把脚伸进草里,将滥饮时叫嚷过的每一句话在脑子里重新琢磨一遍。坐在昨日的记忆空白中发愣。生怕酒馆里嚷了什么涉及政治的话。他们知道,服务生什么都报告。   不过,滥饮保护大脑,大嚼保护嘴巴不去触犯禁忌。虽然舌头打结,说起话来口齿不清,那声音里还是带着习惯性的恐惧。   他们住在恐惧之中。工厂、酒馆、商店和住宅区、火车站大厅以及穿过麦田葵花田和玉米田的火车,都留着神。电车,医院,墓园。墙壁和天花板还有敞开的天空。尽管如此,在那些说谎的地方还是经常因滥饮而不小心出事,那不是人为的错,多半是墙壁、天花板或敞开的天空之过。    当母亲用腰带把孩子绑在椅子上,理发师给祖父剪头发,父亲告诫孩子不要吃青李子的时候,这些年里有个祖母站在屋子的角落里。她心不在焉望着屋里的走动和说话,仿佛外面的风早上就躺下了,仿佛白昼在天边睡着了。所有这些年里,祖母在心中哼着一支歌。   孩子有两个祖母。一个晚上的时候带着她的爱来到床边,孩子向白色天花板望去,因为她马上就要祈祷。另一个晚上的时候带着她的爱来到床边,孩子注视着她的黑眼睛,因为她马上就要唱歌。   当孩子看不见天花板和黑眼睛时,就假装睡觉。一个祖母没有祈祷完。她祈祷到一半就站起来走了。另一个祖母一直把歌唱完,她的脸是斜的,因为她喜欢唱歌。   等到唱完了歌,她想,孩子睡熟了。她说:休息吧,你的心兽,今天你可是没有少玩。   唱歌的祖母比祷告的祖母多活了九年。唱歌的祖母比她的理智多活了六年。她不认得家里人了。她只认识她的歌。   有一天晚上,她从屋角走到桌子旁边,在灯光中说:我很高兴你们都跟我一块儿在天上。她不知道她还活着,还得唱到死。疾病不近她的身,没法成全她死。    萝拉死后,我有两年裙子上没系腰带。喧嚣的市声在我脑子里几不可闻。当一辆卡车或一辆电车隆隆地驶过来并越来越大时,我的额头就十分受用。脚下的地在战栗。我想跟车轮搭上点干系,等车子驶近的当儿猛地跃向对街。到不到得了街对面,且听天由命吧。我让车轮来为我作决定。灰尘把我吞没了一会儿,我的头发在幸运和死亡之间飞扬。我抵达了街对面,大笑,我赢了。可是我听到我在外边很远很远的地方笑。   我常去一家店,那儿的玻璃柜里用铝盒子装着舌头、肝和腰子。这家店,我从来不会顺便路过,我坐电车去。店里那些人脸上的地域特征最明显。男男女女手里拎个包,装着黄瓜和洋葱。我却看见他们从那个地域搬来的桑树,又搬到了脸上。我挑了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人,跟着他走。我穿过高高的飞廉进入一个村子,总是来到新建的住宅区。飞廉和飞廉之间种着一畦畦通红的番茄和白萝卜。畦畦都很失败。我看见茄子时,我的鞋已经站在它们旁边了。茄子闪着幽幽的光,宛如双手满捧着黑色的桑葚。   我想,这个世界并没有等待过任何人。我不必战战兢兢地行走,吃,睡,爱一个人。我既不需要理发师也不需要指甲剪也不掉纽扣,在有我这个人之前。那时父亲还滞留在战地,靠唱歌和在草丛中放枪过活。他不用去爱。草丛本该把他留下来才对。因为,当他回家看见村子上头的天时,他衬衫里面又长出一个农民来,又开始干从前的活计。这个返乡者造了坟墓,还得造我。   我成了他的孩子,不得不在与死亡的抗争中长大成人。人家没好气地叫我的名字,打我的手,向我脸上投来闪电般的目光。然而,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是在家里战战兢兢地行走,吃,睡或爱一个人好呢,还是更愿意在哪个屋里,哪个地方,哪张桌旁,哪张床上,哪个国家生活。    总是绑起来,因为松绑成为词竟花了如此长的时间。我想谈谈萝拉,而四角里的女孩们说,我该闭嘴。她们懂得,没有萝拉脑子就没有负担。四角里,原来的铺位现在放着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桌子上搁着一个装过食品的大口玻璃罐,插着长长的枝条,是从乱蓬蓬的公园里采来的,白色矮玫瑰的叶子带着细细的锯齿。枝条在水里面长出白色的根须来。女孩们可以在四角里行走,吃,睡。她们唱歌的时候也不怕萝拉的叶子。   我想在脑子里保存萝拉的本子。   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在寻找一个和萝拉同寝室的人。自从他们和我在食堂里搭过话以后,我每天都跟他们碰头。因为我不能够独自在脑子里保存萝拉的本子。他们不相信萝拉的死是自杀。   我谈起木虱、红蹄子羊、桑树以及萝拉脸上的地域特征。我一个人想萝拉的时候,很多事都记不起来。倘若他们在一旁听着,就又知道了。我学会了在他们直勾勾的眼神前阅读我脑子里的东西。我苦思冥想,找到了萝拉失踪的本子里的每一句话。我大声地说出来。埃德加把许多句子写入他的本子。我说:你的本子马上也会失踪的,因为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也住在学生宿舍,在乱蓬蓬公园的另一头,一个男生宿舍里。埃德加却说:我们在城里有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荒园中的消夏小屋。   库尔特说,我们将本子装在一个亚麻布袋里,吊在水井盖子下。他们笑着,总是说:我们。格奥尔格说:吊在一个内钩上。井在屋子里,夏屋和荒园属于一个从来不引人注意的男人。那里还有书,库尔特说。   夏屋里的书来自远方,却知道本市每张脸上的地域特征,知道每一个铁皮羊、每一个木头瓜。酒馆里的每一次滥饮和每一次笑。   我问夏屋的主人是谁,心里同时想:我不想知道。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默不做声。他们斜着眼睛,沉默停在白色的眼角,即小血管汇集的地方,不安地闪烁着。我赶紧打开话匣子。讲起大礼堂,讲起一只大鞋子的节奏,如何在大家拍手的时候攀墙而上。还讲起举手表决时,呼吸蹑手蹑脚地在木板长椅上方潜行。   我讲的时候感觉到,有个类似樱桃核的东西留在了我的舌头上。真相等待着那些被清点的路人和点着我自个儿面颊的手指。可是一千这个词没有说出口。我也没有说起那只长着铁皮喙啄石子的鸽子。我接着讲山羊和跳远,讲触摸和喝水,讲系在松紧裤带上的箱子钥匙。埃德加仔细地听着,手里握着笔,却一个字也没记到本子上去。我思忖:他还在等待真相,他感觉到了我讲述过程中的沉默。我接着说:现在是第一个穿白衬衫的人。埃德加记下。我又说:我们都有叶子。埃德加说:这个不好理解。   萝拉的句子可以口述。很难用笔记录下来。我做不到。这就像梦境,进得了口,上不了纸。记录的时候,萝拉的句子在我手中熄灭了。    夏屋中的那些书,内容丰富超出我的想象。我带着书来到墓园,坐在长椅上。陆续有老人走来,孤零零地来到一个墓前,过不了多久这也将成为他们的墓。他们没有带花来,墓前都满了。没有眼泪,漫无目标地望着前方。有时候掏出手绢来,弯腰擦掉鞋子上的尘土,紧一紧鞋带,再把手绢收起来。没有眼泪,因为他们不想在自己脸上费工夫。因为他们的脸已经上了墓碑,就在死者旁边,脸贴着脸,在一张圆形相片上。他们先把自己给打发了,然后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谁知道墓碑上的重逢哪一天才生效呢。他们的姓名和生辰已经刻好了。巴掌那么大、光溜溜的一块空白等着他们的死期。他们在墓前没有停留多久。   他们走在鲜花簇拥的墓园小径上,墓碑和我目送着他们离去。当他们走出墓园时,许多块光溜溜的空白,对那个因为花丘而变得沉重、慵懒的夏日恋恋不舍起来。这里的夏天跟城里的不一样。墓园的夏天不喜热风。它悄悄地把天弄弯,弯得很高很高,静等着丧事的出现。城里的人说:春秋两季对老人来说比较凶险。第一波暖流和第一波寒流会将老人带走。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最善于打开陷阱的要数夏天了。每一个夏日都懂得,如何将老人变成鲜花。   当身体干瘪,叶子就又回来了,因为爱情过去了,萝拉写入本子。   我轻轻地呼吸,脑子里装着萝拉的句子,这样那些书里面的句子就不会失足摔倒,因为它们正站在萝拉的叶子后面。    我学会了四处游荡,走街串巷。那些乞丐、诉苦声、画十字和诅咒、赤裸的上帝和褴褛的魔鬼、残废的手和半条腿,我都熟悉。   我认识每个城区里变成疯子的人:   那个脖子上打着黑色领结的男人,手里永远拿着一束一模一样的枯花。好几年来,他站在干涸的喷泉旁,顺着一条街望上去,尽头是监狱。我和他搭腔,他就说:这会儿我不能跟你说话,她马上就来了,没准她不认识我了。   她马上就来了,他说了好些年了。他说完这句话,从街道那头走下来的有时候是一位警察,有时候是一个士兵。而他的妻子,这个全城都知道,早已离开了监狱。她躺在墓园的坟茔里。   早上七点钟,一溜拉着灰色窗帘的巴士车队沿街而下。晚上七点又开上去。街并不朝上走,街道尽头并不比喷泉旁的广场高。可大家都这么看。或许只是这么说说而已,街朝上走,因为那里是监狱,只有警察和士兵在那边走动。   车子在喷泉边驶过,人们看到窗帘缝隙中囚犯的手指。行驶的时候听不到马达声,听不到震动和轰鸣,听不到刹车和车轮声。只有狗吠声。如此刺耳,活像轮子上的狗,每天两次从喷泉旁边驶过。   有穿高跟鞋的马,又有了轮子上的狗。    有个母亲每星期坐一次火车进城。有个孩子每年可以跟着母亲去两次。初夏一次,初冬一次。孩子在城里自惭形秽,因为身上裹着一件又一件宽大而臃肿的衣服。凌晨四点,母亲领着孩子上火车站。天很冷,即使初夏,早上四点也还是冷飕飕的。母亲想在早上八点赶到城里,因为商店这个时候开门。   从一家店走到另一家,孩子连脱了几件衣服拿在手上。因此有几件衣服丢在城里了。这也是母亲不愿带孩子进城的一个原因。不过还有一个更叫人生气的原因:孩子看见了马在柏油路上跑。孩子停下脚步,也想让母亲停下来等着看下面的马跑过来。母亲没工夫等,又不能一个人走掉。她不想让孩子在城里走失了。她只好拉着孩子。孩子赖着不肯走,说:你听见没有,这里的马蹄声滴嘟滴嘟,跟我们那边的不一样。   从一家店到另一家店,坐火车回家的时候,甚至过了好几天,孩子一直都在问:为什么城里的马穿高跟鞋呢。    我认识图拉真广场上的那个小矮人。她头发少头皮多,又聋又哑,拖着一条草辫子,就像老人们的桑树下被淘汰的椅子。她吃蔬菜店扔掉的垃圾。每年都让萝拉的男人搞大肚子,就是那些午夜下班回来的男人。那地方黑糊糊的。小矮人来不及逃跑,因为有人走近时她听不见。况且她也喊不出声来。   在火车站一带游来荡去的是那个哲学家。他把电话线杆和树干误当做人。他冲着铁家伙和木头宣讲关于康德和大嚼之羊的宇宙。酒馆里,他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喝杯中的残酒,用长长的白胡子拂干酒杯。   集市广场前坐着那个老妇,头上戴着顶报纸和大头针做成的帽子。多年来,每逢冬夏两季,她沿着街拉雪橇,雪橇上放着袋子。一个袋子里是叠起来的报纸。老妇每天给自己做一顶新帽子。另一个袋子里是戴过的帽子。   只有发了疯的人才不会在大礼堂里举手。他们将恐惧换成了疯狂。   而我可以继续在大街上数人头,把我自己也一块儿数进去,仿佛我邂逅了我自己。我可以对我说:嘿,你某某人。或者说:嘿,你第一千个。只是我疯不了。我脑子没坏。    为了充饥,我买一点能拿在手里边走边吃的东西。我宁愿在大街上用嘴啃肉吃,也不愿去食堂桌子上吃。我再也不去食堂了。我卖掉就餐卡,给自己买了三双薄雾连袜裤。   我只是为了睡觉才进女孩们的四角,可我睡不着。在漆黑的房间里,我的头一着枕,脑袋就变成透明的了。窗户被路灯照得雪亮。我看见我的头在窗玻璃上,发根像一个个小洋葱,种在头皮上。翻身的话,我心想,头发会掉下来。为了不去看窗户,我不得不翻身。   然后我看见门。即使当时那个拎着萝拉箱子和装着我腰带的透明塑料袋的男人把身后的门关上了,死亡也还是会留在这里。关上的门,在夜间路灯的微光中,成了萝拉的床。   大家睡得很沉。我听见我的头和枕头之间有什么干枯的物件在簌簌作响,那是疯子的东西:守望者的枯花束,小矮人的草辫子,雪橇老妇的纸帽子,哲学家的白胡子。    吃午饭时,祖父吃到最后一口就放下手中的叉子。他从饭桌旁站起来,说:一百步。他边走边数脚步。从桌子走到门,跨过门槛步入院子,到石子路,又到草地。他现在走开了,孩子想,他现在要到林子里去了。   数完了一百步。祖父回来了,他不再数步,从草地到石子路,跨过门槛,走到桌子边。他坐下来,摆上棋子,最后摆上王后。他下棋。他张开两臂搁在桌子上,他手抓头发,他踢蹬着腿在桌子底下打快速的节拍,他把舌头从这边面颊顶到另一边,他收拢两臂。祖父越发固执和落寞。房间消失了,因为祖父既代表浅色的一方又代表深色的一方跟自己对弈。中午吃进去的饭一路下行,越接近肠子,他的脸就越皱。如此落寞,祖父不得已只好借助深浅两王后排遣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部回忆。    祖父从一战归来,如同走完百步归来。意大利的蛇跟我的胳膊一样粗细,他说。盘起来就跟车轮子似的。它们躺在两个村子之间的石头上睡觉。我就坐在这么个车轮子上,连队理发师给我头上秃发的地方涂抹叶汁。   祖父的棋子跟他的拇指一般大小。只有两个王后像他中指那么大。她们左肩下有一小块黑石头。我问:为什么她们只有一个乳房。祖父说:小石头是她们的心。我把王后留到后面,祖父说,她们是我最后雕刻的。为她们费了很多时间。连队理发师曾对我说:你头上还没掉的头发,已经没救了。它们完蛋了,必须离开你的脑袋。只有对秃斑我还可以有所作为,只有在那里,叶汁会强迫脑袋长出新发来。   王后刻好时,我的头发全掉了,祖父说。    埃德加、库尔特、格奥尔格和我谈起我们各自离开家的经历,一边看着制造铁皮羊和木头瓜的无产者上下班。埃德加和我来自乡村,库尔特和格奥尔格来自小城。   我讲了那些从乡下带来的装着桑树的袋子、老人的院落和萝拉的本子:从那个地域搬出来的东西又搬到了脸上。埃德加点了点头,格奥尔格说:大家在这里也还都是乡巴佬。我们头离开家,而脚却站在另一个村子里。独裁者治下不会有真正的城市,因为监视着,什么都大不起来。   从一个城市坐车到另一个,格奥尔格说,然后由一个乡巴佬变成另一个乡巴佬。个人完全可以删掉,库尔特说,上了火车,只不过是从一个村庄坐到另一个村庄。   我乘车走的时候,埃德加说,田野离开了大地,从村庄一路旋转着到了城市。玉米还是绿油油的,拂着扇子。我心想,是家里的园子拉长了,追着火车在跑。火车开得很慢很慢。   对我而言,旅途显得漫长而遥远,我说。向日葵没了叶子,黑的茎秆儿隔开了视线。葵花子那么黑,乘客看倦了。跟我同车厢的人全都昏昏欲睡。一个女人抱着一只灰鹅。她睡着了,鹅在她怀中还嘎嘎叫唤了一会儿。然后它把脖子往翅膀上一搁,也睡了。   森林一直挡着车窗,库尔特说,蓦地看见一线天光,我就想,那上面是一条河。森林把整个地区都抹掉了。这跟我父亲的脑筋差不多。告别的时候,他喝得醉醺醺的,以为他儿子要上战场呢。他边笑边拍着我母亲的肩膀说:我们的孩子现在就要上前线。母亲一听这话就大叫起来。叫着叫着又开始哭泣。怎么可以醉成这个样子呢,她嚷道。不过,她之所以哭,是因为她相信他说的话。   父亲在我和他之间推着一辆自行车,格奥尔格说。我自己提着箱子。火车出站时,我看见父亲傍着自行车走回城里去。一条长线,一条短线。   我父亲很迷信,我母亲老给他缝制绿色的夹克。谁要是回避绿色,森林就埋葬谁,他说。他的保护色不是来自动物界,库尔特说,它来自战争。   我父亲,格奥尔格说,带着自行车去火车站,这样,去的路上就不必紧挨着我走,回家的路上也不至于手里空落落的,感觉踽踽独行的滋味。   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的母亲都是裁缝。她们的生活内容就是跟亚麻布、衬里、剪刀、针线、纽扣和熨斗打交道。当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聊起他们母亲的疾病时,我觉得像是熨斗的蒸气将她们身上的什么给化软了。她们身体内部落下了病:埃德加的母亲是胆,库尔特的母亲是胃,格奥尔格的母亲是脾。   只有我的母亲是农民,田间劳作将她身上的什么给硬化了。她身体外部落下了病,在腰背。   倘若不是谈起我们那些个返乡的纳粹党卫军父亲,而是谈起我们的母亲,我们惊异地发现,母亲们彼此虽然一辈子都没见过面,却寄给我们相同的信,诉说她们的疾病。   她们委托那些我们不再乘坐的火车,捎给我们关于胆痛、胃痛、脾痛、腰痛的家信。信里装着从母亲身体里剥离出来的病痛,如同那些从屠宰场偷出来的放在冰箱格子里的杂碎。   病痛,母亲们想,是绑住孩子们的绳索。系着身在远方的他们。母亲希望她的孩子寻找回家的火车,穿过向日葵地和森林,露一露脸。   看见一张脸,母亲们想,脸上的面颊或前额就是绑住的爱。看见这儿和那儿出现的第一波皱纹,这些皱纹告诉她们,我们的日子过得比童年糟。   可是她们忘了,这张脸她们再也不能抚摸再也不能打了。碰都不可能碰了。   母亲们的病痛觉察到,对我们而言,松绑是一个美丽的词。    我们完全属于携带桑树进城的那一族,而谈话的时候,我们没有完全把自己归入这一族。我们寻找着差别,因为我们读书。当我们找到纤毫的差别时,就像别人那样把带出来的袋子置于门后。   可是从书里面可以读到,门不是藏匿之处。我们可以虚掩,猛地拉开或砰地关上的,唯前额而已。前额后面就是我们自己和父母,母亲们把她们的病痛随信寄给我们,父亲们将他们的愧疚植入最蠢的草中。    夏屋里的书是偷运到国内来的。它们是用风会躺下睡觉的母语写的。不是此地使用的国语。但也不是乡村孩子的床边话。书里写着母语,不过那种禁止思考的、乡村式的沉寂,书里并没有。我们猜想,那里,书的来源地,人人都在思考。我们嗅着书页,却逮到自己正习惯性地嗅着手。我们很惊讶,看书的时候,手不会像看国内书报那样被油墨弄黑。   所有的人,那些带着地域特征在城市穿行的人,正嗅着自己的手。他们对夏屋的书一无所知。可是他们想去那个地方。书的来源地,那里有牛仔裤和橙子,有给孩子们的柔软的玩具,有给父亲们的便携式电视机,有给母亲们的薄雾连袜裤和真正的睫毛膏。   所有的人都靠逃亡的念头过活。他们想畅游多瑙河,一路游到外国的水域。想尾随玉米一路跑到外国的地界。从他们眼睛里读到的不外是:他们会立刻倾囊买下土地测量员的地形图。盼望着哪天田野里和河面上升起迷雾,躲过边防人员的子弹和警犬,跑掉或游离此地。从他们手上读到的不外是:他们会立刻制作气球,用床单和小树制成易碎的飞鸟。盼着风儿不要停下来,好让他们飞离此地。从他们嘴唇上读到的不外是:他们会立刻倾囊跟一个巡道工交头接耳。会攀上货车,驶离此地。   只有独裁者和他的卫兵们不想逃跑。从他们的眼睛、手上和嘴唇读到的不外是:他们不仅今天要,而且明天还要制造坟墓,用警犬和子弹。也用腰带、瘤子、窗和绳子。   可以觉察到独裁者和他的卫兵们正高高地站在一切逃离计划的秘密之上,觉察到他们在窥伺,在散播恐惧。    傍晚,最后的天光在每条路的尽头又转了一圈。光线咄咄逼人。夜幕降临前,它向周遭发出警告。房舍变得比路过的行人还小。桥变得比桥上驶过的电车还小。树变得比树下走过的脸还小。   到处是回家的路和莽撞的行色匆匆。街上不多的几张面孔没有边。当它们向我走来时,我看见面孔上悬着一片云。几乎已经站在我跟前了,再跨一步,面孔就萎缩了。只有路面的石头很大,保持着原样。再跨一步,悬在额前的云不见了,取代它的是两只白色的眼球。再跨一步,在面孔走到我身后去之前,两只眼球合二为一。   我紧紧抓住街道尽头不放,那里亮一些。云朵,无非是团皱了的一堆衣裳。还想再磨蹭一会儿,因为只有在四角里女孩那边放着一张我的床。还想再等一等,等到四角里的女孩们睡下了再回去。然而,在这直愣愣的光线中,我不由自主地迈开脚步,越走越快。两边的街道无心等待夜的来临。它们开始收拾行李箱了。    埃德加和格奥尔格写诗,把诗藏在夏屋里。库尔特躲在角落和灌木后面拍摄那些拉着灰色窗帘的巴士车队。车队早晚把囚犯从监狱拉到田野后面的建筑工地上。真叫人毛骨悚然啊,库尔特说,让人觉得在照片上都听得见狗叫。要是照片上的狗真会叫,埃德加说,我们就不能把照片藏在夏屋里了。   我心想,这一切会对那些制造坟墓的人不利。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写诗,拍照,时不时哼一支歌,这会在造墓者心中点燃仇恨。而这种仇恨会对卫兵们不利。渐渐地,所有的卫兵,最后连独裁者也会因这种仇恨而失去理智。   当时我还不知道,卫兵们其实需要这种仇恨,以便日复一日精确地完成一项血腥的工作。他们需要这种仇恨来下判断,以换取薪水。判决只能给敌人下。卫兵们用敌人的数字来证明自己可靠。   埃德加说,秘密警察自己散布独裁者患病的谣言,驱使人们逃跑,然后将其捉拿归案。驱使人们交头接耳,然后将其捉拿归案。他们并不满足捉拿偷肉或偷火柴的、偷玉米或偷洗衣粉的、偷蜡烛或偷螺丝的、偷发卡或偷钉子或偷木板的人。    游荡的时候,我不仅看见疯子和他们那些干枯的东西。我也看见卫兵在街上走来走去。牙齿黄白的青年男子守在大楼前、广场上、店铺前、车站旁、乱蓬蓬的公园里、学生宿舍前、酒馆里、火车站前。他们的制服不合身,不是松松垮垮就是紧绷绷的。在每个辖区,他们都知道李子树在哪里。为了经过那些李子树,他们也绕道而行。树枝低垂。卫兵们采摘满口袋满口袋的青涩李子。他们摘得飞快,装满夹克里的口袋。他们只想摘一次,吃久一点。夹克口袋满了,便迅速离开那些树。因为“李子桶”是一个骂人的词儿。人们这样称呼那些个发迹者、见风使舵的软骨头、从一无所有中爬出来的没良知的东西以及踩着尸体走的恶魔。独裁者也被人们称之为李子桶。    这些青年男子踱过来又踱过去,手伸进夹克口袋里。一下就抓出一把李子来,这样,掏摸动作就不怎么惹眼。等到嘴巴填满了,手指才能并起来。   由于手里一下子抓了那么多李子,吃的时候有几个滚落到了地上,有几个掉进了夹克袖筒里。滚落到地上的,卫兵们用脚尖踢入草丛中,跟踢小球似的。袖筒中的,他们从肘窝里掏出来,塞进已经鼓起的腮帮子里。   我看见他们牙齿边上的泡沫,心里想,青李子吃不得,核还软,会咬到死亡。   李子桶本是农民。青李子令他们痴迷。吃得将公务抛到了脑后。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乡下树底下贪嘴偷吃的孩子。不是因为饿才吃,他们不过是馋那贫穷的酸味罢了,就在一年以前,他们还穷得垂下眼睛,缩起脖子,就像在父亲挥动的手掌下。   他们吃空了口袋,然后将口袋抚平,拖着胃中的李子走。他们没有发烧。他们是放大了的孩子。远离了家乡,内心的火气就恣意宣泄到了职务中。   他们冲着一个人大声呵斥,是因为日晒,因为风吹,或因为下雨。他们扭住第二个,然后又放了他。他们将第三个打翻在地。有时候,李子的火气静静地躺在他们的脑袋里,他们把第四个带走,果断利索,不发火。一刻钟后,他们又站在辖区里了。   有年轻女人走过,他们就两眼发直,若有所思地盯着她们的大腿。放行还是抓起来,到最后一瞬才定。要知道,面对这样的腿,不需要什么理由,就看心情了。   行人从他们身边轻轻地疾步走过。他们以前见过,彼此认出了对方。于是男男女女的脚步变得如此之轻。教堂塔顶的钟敲响了,将晴天或雨天分割成上午和下午。天变换着光线,柏油变换着颜色,风变换着方向,树变换着簌簌的响声。    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小的时候也吃青李子。他们脑子里没有留下李子的图像,是因为吃的时候没有父亲打搅。当我说,要死人的,谁都救不了你,高烧会把你身子里面的心烧没了,他们就嘲笑我。当我说,我命不该咬到死亡,因为父亲没有看见我吃,他们就摇头。卫兵们当众大嚼,我说。他们咬不到死亡,是因为行人对采摘时树枝发出的咔嚓咔嚓声以及贫穷泛起的胃酸并不陌生。    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住在同一宿舍不同的房间里:埃德加住五楼,库尔特三楼,格奥尔格四楼。每个房间有五个男孩,五张床,床下五个箱子。一扇窗,门上方一个扩音器,一个壁橱。每个箱子里放着袜子,袜子下面是剃须膏和剃须刀。   当埃德加进房间时,有人把埃德加的鞋子往窗外扔,一边喊:跟着跳下去啊,边飞边穿。三楼有人把库尔特推到橱门上,叫着:别在这里干你那档子烂事。四楼,一本手册飞到格奥尔格的脸上,有人喊:你拉狗屎,就自个儿吃掉。   男孩们扬言要揍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有三个男人刚刚离去。他们搜查了房间,临了对男孩们说:你们要是不喜欢这次造访,就去找那个不在场的人谈谈。谈谈,男人们边说边扬了扬拳头。   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走进四角时,预订的愤怒爆发了。埃德加笑起来,抄起一只箱子就往窗外扔。库尔特说:小心点,你这条虫。格奥尔格说:你提狗屎,烂了你嘴里的牙。   每间寝室四个男孩中只有一个在大闹,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说。算是白愤怒了一场,因为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回去以后,另外三个不约而同把那闹事的主儿撂在一边。他们站在当地像熄了火似的。   埃德加房间里那个发火的人,砰的一声从外头甩上门。他跑下楼,把自己的箱子拎了回来,他还带回了埃德加的鞋。   小四角里没有多少可搜查的。埃德加说:他们什么也没找到。格奥尔格说:他们惊动了跳蚤,床单上全是黑色的圆点子。男孩们睡不安宁,半夜蹑手蹑脚在寝室里走来走去。    在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父母那里可搜查的东西倒是不少。格奥尔格的母亲寄来一封装着脾痛的信,她的脾脏因惊吓变大了。库尔特的母亲寄来一封装着胃痛的信,她的胃在咆哮。在这些信里面父亲们头一回在边上写了一行字:你不许再这样伤害你娘。   埃德加的父亲坐火车来到城里,然后转乘电车。从电车站绕道去学生宿舍,避开那个乱蓬蓬的公园。他请一个男孩去叫埃德加到大门口来。   我走下楼梯,从上面看到我父亲时,有个小男生正在展窗前看布告,埃德加说。有什么可看的,我说,父亲给了我一袋家里新摘的核桃。他从衣服暗袋里抽出我母亲的信说:公园乱糟糟的,没人爱走。埃德加点了点头,只见信里写着:胆疼得难以忍受。   埃德加和他父亲穿过公园来到车站后面的一家酒馆。   三个男人是坐着小汽车来的,父亲说。一个留在外面街上。在水沟桥上坐下来等着,他只是个司机。两个来到家中。年轻的是个光头,年纪大的已经有了白头发。埃德加的母亲想把房里的百叶窗拉起来,光头说:别拉,开灯。老头掀开床,把枕头、被子、床垫查了个遍。他要了一把螺丝刀。光头将床架拆开了。   埃德加走得很慢,身旁的父亲像踩高跷似的走在公园的路上。他边说边朝灌木丛中瞧,好像非得数那些叶子不可。埃德加问:你找什么。父亲说:他们拉掉了地毯,清空了橱柜,我不找什么,我又没丢东西。   埃德加指着父亲的夹克。刚才父亲从暗袋里掏信时,夹克上就缺一个纽扣。埃德加笑道:你在找你那扣子吧。父亲说:它肯定落在火车上了。   他们看不懂埃德加的两个舅舅从奥地利和巴西写来的信,父亲说,因为是用德语写的。他们把信带走了。还有信里的照片。照片上是两个舅舅的房子、舅舅的亲属以及亲属的房子。房子造得都一样。他们在奥地利住几间房子,老头问道。光头问:这是什么树。他指着从巴西寄过来的照片。埃德加的父亲耸了耸肩。写给你儿子的信呢,老头问,就是他表妹写来的。她从来没有写过,埃德加的母亲说。他问:你确定吗。埃德加的母亲说:不确定,也许她写,可他没有收到。   老头把盒子里的纽扣和拉链倒在桌子上。光头将衣料、亚麻布、衬垫扔得一团糟。埃德加的父亲说:你妈搞不清哪个东西是哪个顾客的了。时装杂志是谁给你们的,他们问。埃德加的母亲指了指他们那个装着信和照片的公文包说:我那个住在奥地利的弟弟给的。知道条纹是怎么回事吗,老头说,用不了多久你们就有条纹衣服穿了。   酒馆里,埃德加的父亲小心翼翼地坐到椅子上,仿佛已经有人坐在那里了。光头在埃德加的房间里把窗帘撕开来,把旧书从橱里扔出去,抓着书脊朝下直抖。埃德加的父亲摊开手掌,压住桌面,免得手颤个不停。他说:旧书里又能有什么呢,掉下来的只有灰。他吞咽的时候,烧酒从杯子里洒了出来。   他们把窗台上的花从花盆里拔出来,把土搓碎,埃德加的父亲说。土掉到饭桌上,根须吊在他们的手指上。光头打开一本食谱费力地拼读起来:巴西肝,面拖鸡肝。埃德加的母亲还得给他翻译。你们会有汤喝的,他说,喝漂着两只牛眼睛的汤。老头进院子找去了。还有花园。   埃德加给父亲添上酒,说:不着急,你慢慢喝。那司机站起来朝水沟里撒了泡尿,埃德加的父亲说。他把空杯子放回到桌子上,干吗着急,他说,我又不赶时间。司机撒尿,埃德加的父亲说,那些个鸭子都跑过去瞧。以为就像每天下午那样会有新鲜水喝哩。司机笑起来,扣住裤子,然后从桥栏边掰下一块烂木头。拿在手里捻碎了,丢到草丛里。鸭子以为就像每天下午那样有丢过来的麦粒吃哩,于是就吃那些捻碎的烂木头。   搜查过后,床头柜上不见了埃德加那个定居巴西的舅舅小时候刻的小木人。   埃德加那些舅舅是远走他乡的纳粹党卫军士兵。那场打输的战争驱使他们前往异地。他们在骷髅部队造过坟墓,战后分开了。他们脑袋瓜里装着同样的货色。打那以后,谁也没有再找过谁。他们就地弄了个女人,跟她一起在奥地利和巴西造了一个尖屋顶、一个尖山墙、四扇带草绿色十字梃架的窗、一个草绿色木条篱笆。他们应付着陌生的环境,盖起了两幢施瓦本式的房子。简直跟他们的脑筋一样施瓦本,在两个什么都不一样的陌生地方。当房子完工时,又给他们的女人造了两个施瓦本孩子。   只有屋子前面的那些树木,虽然像战前在家里的时候那样每年修剪,但天空、土壤和气候不一样,长得越出了施瓦本样式。    我们坐在乱蓬蓬的公园里,吃着埃德加的核桃。埃德加说:味道像胆。他脱掉鞋子,用鞋跟敲开核桃壳。完了把仁放在报纸上。他自己不吃。格奥尔格给了我一把钥匙,头一回派我去那个夏屋。    我从鞋子里取出钥匙。打开门,没有开灯,我划亮一根火柴。水泵立在那儿,高高瘦瘦,像个独臂人。水泵管子上挂着一件旧夹克,下面放着一个锈迹斑斑的浇水壶。锄头、铲子、耙、葡萄剪子、扫帚搁在墙边。上面沾着泥土。掀起井盖,亚麻布袋在深洞上方摇晃。我从钩子上取下袋子,把书塞进去,又重新挂好。出来,从身后关上门。按原路,穿过来时踩坏的草地。长满毛地黄般花朵的紫色锦葵,还有毛蕊花,戳向空中。田旋花晚间闻着有一股甜丝丝的味道,或者这只是我的恐惧。每一根草扎着我的腿肚子。这时,一只迷路的小母鸡出现在路上,唧唧叫着,我的鞋子一到,它就闪开了。草长得比鸡高出三倍,在它背上合拢。小母鸡在这花团锦簇的荒野里泣诉着,找不到出路,左冲右突地奔命。蟋蟀啾啾地鸣叫着,可是母鸡的叫唤响得多。心想,它的惊慌失措会暴露我。每一株植物都在目送我离去。我的皮肤从额头到肚子都在跳动。    夏屋里一个人也没有,我第二天说。我们坐在露天酒馆里。啤酒发绿,因为酒瓶子是绿色的。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用赤裸的胳膊抹去了桌子上的灰尘。可以看见他们的胳膊在桌面什么地方摆过。他们的脑后垂挂着绿油油的栗树叶子。黄叶子还隐藏着。我们碰杯,相对无言。   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披在额上、鬓边、颊旁的头发,变得晶莹剔透,因为火辣辣的太阳照在上面。或者是因为啤酒咕嘟作响,当有人把酒瓶子放到桌子上时。树上有时落下一片黄叶。我们中间或有人抬眼望去,似乎想看看叶子再一次坠落。下一片即将坠落的叶子他不等了。我们的眼睛没有耐心。我们并不想跟叶子纠缠。无非是想看看那些把我们的脸引开的翻飞的黄点子。   桌面烫得像熨斗。脸上的皮肤绷着。午间的热浪一股脑儿砸将进来,酒馆里空空荡荡。工人们还在工厂里做他们的铁皮羊和木头瓜。我们又叫了一轮啤酒,这样我们两臂之间至少还有个瓶子摆在那儿。   格奥尔格垂下头,他的下巴底下还有第二个下巴。他在自己嘴里面哼一首歌:      金丝雀儿黄又黄   黄得来哟像蛋黄   羽毛软绵绵   眼睛没有光      这支歌在国内很有名。可是两个星期前,歌手们越境跑了,歌就不许再唱。格奥尔格让喉咙里的歌和着啤酒流下去。   服务生靠在树桩上,谛听着,一面打着哈欠。我们在这里不是客,我们瞧着服务生身上油腻腻的夹克,这时埃德加说:关系到孩子的事,做父亲的什么都理解。我父亲就理解那些家伙顺手牵羊把小木人拿走了。我父亲说:他们也有孩子啊,他们的孩子也爱玩。    我们不想离开这个国家。不想下多瑙河,不想飞到空中,不想爬货车。我们走进乱蓬蓬的公园。埃德加说:假如该完的完蛋了,那么别人就都可以留下来。他自己都不信他说的话。没人相信该完的一准完蛋。每天都听到有关独裁者患旧疾新病的谣传。这也没人信。可大家还是交头接耳,一个传给另一个。我们也传递谣言,谣言里仿佛潜伏着致命的病毒,最终还是会抵达独裁者本人:肺癌,咽癌,我们悄声说,肠癌,大脑萎缩,瘫痪,血癌。   他又要出去啦,大家交头接耳:去法国或中国,比利时,英国或韩国,利比亚或叙利亚,德国或古巴。耳语的时候,自己逃亡的心愿跟他的出行结合在一块了。   每一次逃亡都是给死亡提供一次机会。所以耳语才具有这样的吸力。两次有一次败给卫兵的警犬和子弹。   流淌的水,行驶的货车,静止的田野都是死亡地带。农民收割玉米时,发现风干或胀裂、被乌鸦啄空的尸首。农民收走玉米,让尸首留在原地,因为眼不见最好。到了晚秋,会有拖拉机来耕地。   对逃亡的恐惧使独裁者的每一次出行演变为就医急诊:远东的空气治疗肺癌,野生植物的根治疗咽癌,电池热枕头治疗肠癌,针灸治疗大脑萎缩,温泉浴治疗瘫痪。据说,只有一种病他不用出国就诊:治疗血癌用的童血他在国内就能获得。在妇产科医院用日本吸针从新生儿脑袋中抽取。   独裁者患病的谣言与埃德加、库尔特、格奥尔格和我母亲的来信相似。耳语是在提醒预备逃亡的人先等一等再说。人人因幸灾乐祸而热血沸腾,虽然灾祸从未降临。独裁者的尸体如同人们自身腐朽的生命,悄悄潜入每个人的脑中。大家都想比他活得更长久。    我走进餐室,拉开冰箱。灯亮了,似乎是我从外面把灯光投射进去的。   自萝拉死后,冰箱里没了舌头和腰子。不过我还是看得见,闻得着。我在打开的冰箱前想象着一个他自己的,比世上一透明的男人。这个透明人有病,为了多苟活些时日,偷走了健康动物的内脏。   我看到了他的心兽。悬挂在封闭的灯泡中。蜷缩着,很疲乏。我关上冰箱,因为心兽不是偷来的。只能是切动物的内脏都要丑陋。   女孩们在四角里行走,嬉笑,吃着葡萄和面包,没有开灯,虽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后来有人啪嗒一声打开灯,准备上床。大家都躺下了。我关灯。女孩们的呼吸很快坠入睡乡。我似乎看得见呼吸。这呼吸又黑又静又温热,但不是夜。   我没盖被子躺在那儿,望着床上那些白色的床单。人应该怎样生活,我想,才能跟正在思考的东西合拍呢。街上那些东西,虽然是有人遗失的,路人却熟视无睹,怎么会这样呢。    后来父亲死了。他的肝因为酗酒大得像填鹅的肝,医生说。父亲脸旁的玻璃柜中躺着钳子和剪刀。我说:他的肝大得像赞美元首的歌。医生伸出食指搁到嘴边。他想到了赞美独裁者的歌,而我指的却是元首。他把食指搁在嘴边说:没救了。他指的是父亲,而我想到了独裁者。   父亲出了医院,回家等死。他那骨瘦如柴的脸上泛起一丝微笑。他傻乐呢。医生不行,他说,病房很糟糕,床硬邦邦的,枕头里面没有羽绒尽是破布条。所以我的病越来越重,父亲说。手表在他的手上哆嗦。牙龈萎缩了。他让假牙落入外衣口袋里,因为不合嘴了。   父亲瘦得跟豆秆儿似的。只有肝变大了,还有眼睛和鼻子。父亲的鼻子宛如鹅的嘴。   我们去另一家医院,父亲说。我拎着他的小箱子。那里的医生好,父亲说。   街角,风把我们的头发拂得团团乱转,我们对视了一下。父亲趁机说:我还得去理发呢。   他真傻,死前三天,还把头发当桩事儿。我们俩都傻,他看了看哆嗦的表,我点了点头。所以几分钟以后他就可以静静地坐在理发店里了,而我也可以静静地站在那里。死前三天,我们就这样彼此松了绑,让我们俩能够旁观穿白大褂的理发师将头发放到剪刀口上。   我拎着父亲的小箱子进城。箱子里有一个手表、一副假牙和一双白褐双色格子便鞋。入殓师给死去的父亲穿上了户外鞋。我想,属于父亲的一切,都应该进棺材。    白褐双色格子便鞋在脚踝处有个翻领。翻领中间交接的地方有两束白褐混杂的羊毛。自从有了孩子,父亲就一直穿这双便鞋。他的脚钻进鞋子里,踝骨就比打赤脚要瘦削一些。父亲就寝前,孩子允许用手摸一摸那些毛穗子。踩上去是不允许的,即使赤脚也不行。   父亲坐在床沿上,孩子坐在地上。孩子听着壁钟摆动,一边顺着节拍摸毛穗。母亲已经睡着了。孩子一边摸一边说:嘀嗒嘀嗒。父亲穿着便鞋的右脚踩到了左脚上。夹在鞋子中间的是孩子的手。很痛。孩子屏住呼吸,一声不响。   当父亲抬起脚来时,手已经压伤了。父亲说:别烦我,不然随即拿起孩子的手放在两掌间说:不然,就没事了。   有人说,只有好人死了才下雪。这话不对。

内容简介
《心兽》:来自贫困农村的大学生萝拉,为了生存和跻身权力阶层,不惜出卖肉体,却突然被发现在宿舍自杀。主人公和她的几位同学试图弄清萝拉死亡的真相,不料在齐奥塞斯库极权的阴影笼罩之下,寻找的道路扑朔迷离,暴力却如影随形。
《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一名制衣厂的年轻女工,因为在运往意大利的衣服中夹带一张“我等你”的纸条,被安全部门指控在工厂卖淫而失业,而且必须定期接受秘密警察的盘问。传讯逐渐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召唤出过去种种不堪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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