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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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谷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编辑推荐:
大众传播学鼻祖经典著作,英国《新政治家》杂志十大必读技术图书之一,《加拿大文学评论》百佳图书,被评为“加拿大最重要的图书”之一。加拿大总督奖获奖作品,1962年由多伦多大学出版社首印之后连续15次再版,被译成英、法、德、日、意、波等15种语言
《谷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为马歇尔•麦克卢汉迅速带来了传媒理论家以及,在当时,媒体先知的声誉。在它出版50周年之际,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具有了比以往更加重要的意义。
这部新版《谷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既是为了庆祝麦克卢汉百年诞辰,也是为了庆祝该书出版五十周年。新版本收录了多篇最新介绍文章。这些文章阐明了麦克卢汉理论对于各个学术领域和时尚文化产生的最新影响。

媒体推荐
“这本书奠定了麦克卢汉富于创新精神的传媒领袖地位” ——《纽约时报》

“如今我们轻轻按一下按钮就会得到大量自己想要找的资料,麦克卢汉早就预见到了这一切,他在《谷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中还预言了这种生活会对我们作为‘地球村’公民的影响。回过头来看看,这真是一本启示录。”
——奈杰尔·比尔(Nigel Beale),《卫报》

作者简介
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20世纪媒体理论宗师,出生于加拿大,于剑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担任多伦多大学英语教授,1980年病逝于多伦多。他在上世纪60年代创造的“地球村”“媒体即信息”等概念,已成为世界人人熟悉的名言,并被称为“媒体先知”。“纽约时报论坛”赞誉麦克卢汉为“自牛顿、达尔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巴甫洛夫以来最重要的思想家”。另著有《机器新娘》《认识媒体》等。

目录
目录

序1 麦克卢汉的“指南针”指引着电子文字世界的远航  001
序2 不仅是一本关于媒介的书籍——《谷登堡星汉璀璨》的延伸020
序3 有形与无形:《谷登堡星汉璀璨》中相互缠绕的形象与背景  043
前言 055
谷登堡星汉璀璨 067

序言
前言

在许多方面,本书是对阿尔伯特•B•洛德(Albert B. Lord) 的《故事的歌手》(The Singer of Tales)的补充。洛德教授继承了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 的研究工作。帕里对荷马的研究促使他开始思索口头和书面诗歌如何自然地遵循各种不同的程式和功能。帕里坚信荷马史诗是口头创作并传播的,并“亲身担负重任,尽可能无可辩驳地证明诗歌的口头特征,并最终转向南斯拉夫史诗的研究”。他对于这些现代史诗的研究,正如他的解释,“准确界定口头叙事诗歌的形式……其方法是对吟游者在一种繁荣的口头吟唱传统下进行创作的观察,并观察吟游者们在不得不学习和实践其艺术的过程中,他们不谙读写的特征如何决定了其诗歌的形式。”
正如《谷登堡星汉璀璨》一书所探讨的——洛德教授的书,以及米尔曼•帕里的研究,自然而适合于我们所处的电子时代。当今的我们走进电子时代,正像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走进印刷和机械时代。而我们所体验的困惑和犹豫,正如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所感到的困惑和犹豫。因为我们就像他们一样,同时生活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感受形式。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正处于中世纪的集体主义到现代的个人主义的过渡时期,而我们恰好相反——我们所面对的电气技术似乎使个人主义趋于过时,而集体性的相互依存则成为一种必然。
帕特里克•克鲁特维尔(Patrick Cruttwell) 的专著《莎士比亚时代》(The Shakespearean Moment)探讨了伊丽莎白时代不断分崩离析的分裂世界中生活着的人们所运用的艺术手段。我们,同样,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中,经历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谷登堡星汉璀璨》是要追溯,首先是表音字母,然后是印刷术,改变了人们的感受形式、精神面貌以及表达方式的过程。米尔曼•帕里所从事的研究事业,是研究口头和书面诗歌的不同形式。而本书是将他的研究进一步扩展到在社会和政治中感受体系以及思想形态的不同形式。为什么在漫漫的时间长河中,没有历史学家去研究口头和书面的社会组织的不同特征?这个问题难以解释。这种疏忽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只有两种相互对立的口头和书面感受形式共存的情况下,才能开展这项研究,正如当今世界。哈里•莱文(Harry Levin)教授在洛德教授的《故事的歌手》的序言中说得透彻(p. xiii):

“文学”,预指文字的运用,假定通过书写和阅读完成语言作品的视觉形象的传播过程。而“口头文学”这一表述显然与“文学”的定义矛盾。但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文学”一词已经变得如此苍白,以至于人们很少将它作为一种美学标准。随着电气工程技术的发展,在述说或歌唱的同时,伴随着讲话者(或歌唱者)的视觉形象,从而使“文学”的定义再次焕发了新生。从文艺复兴起,直到今天仍然盛行的,以书籍印刷术为基础的文化,是我们所继承的一笔无法衡量的巨大财富——而我们应该摒弃文化的偏见,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去看待传统,不要把传统视为刻板地接受各种各样的套话老调和陈规陋俗,而要把传统视为对我们所接受和所继承的财富的自觉地再创造的习惯。

由于表音字母的出现,引起思想和社会组织形态发生的巨大革命——这是历史学家们的研究空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同样存在着对这一研究课题的忽视。早在1864-1867年,卡尔•罗德贝图斯(Carl Rodbertus) 详细阐述了他关于“古典时代的经济生活”的理论。在《早期帝国的贸易和市场》一书中(p.5),哈里•皮尔森(Harry Pearson)如下描述了他的标新立异:

关于货币社会功能的这种极为现代的观点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罗德贝图斯意识到从“自然经济”到“货币经济”的转变并不简单地局限于技术范畴,并不是货币购买代替以物易物的简单结果。他坚持货币经济所涉及的社会结构完全不同于实物交易的社会结构。他认为,与其只强调使用货币这一技术事实,更应该重视与使用货币同时出现的社会结构的变革。要是在这一点上能够考虑到与贸易活动同时出现的社会结构的改变,那么相应的争论早就得到了解决。

换句话说,如果罗德贝图斯能够进一步解释货币贸易和以物易物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决定着社会的结构,那么原本可以避免困惑了几代人的争论。直到后来,卡尔•布赫(Karl Bucher) 并不是用我们惯常的历史回溯的方式去考察古典时代的经济,而是从原始社会逐步推演经济的发展过程,从而解决了这一问题。从蒙昧的上古社会开始,逐步推演至古典时代,“他提出,从原始社会的视角,而非现代社会的视角,会更好地理解古典时代经济生活” 。
阿尔伯特•洛德的《故事的歌手》正是为读者提供了这样一种逆向视角,去考察表音字母诞生后的西方世界。而我们同样生活在电子时代(或后文字时代),正如爵士歌手运用着口头诗歌的全部技术。在我们的时代,移情接受并认同各种口语模式并不是一件难事。
电子时代继承了五百多年的印刷时代和机械时代。在电子时代中,我们面对的是人们相互依存的全新形态和结构,以及全新的表达方式。哪怕情境具有非言语的组成元素时,这种全新的结构和表达在形式上仍倾向于“口语文化”。在《谷登堡星汉璀璨》的结论部分会更进一步展开这个问题。它本身并不是一个难题,但它的确需要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调整我们以视觉形象为主的生活。这样对意识模式的调整总是会由于旧有感知模式的顽固不化而拖延。在我们眼中,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具有强烈的中世纪特征。而中世纪的人们则认为自己属于古典时代。我们自以为是现代人。然而,在我们的子孙看来,我们却具有强烈的文艺复兴特征,而且完全没有意识到在过去的150年中所出现的一些重要的新要素。
远不是绝对肯定,然而,本书将要(或者说希望)阐明社会变革中的一个能够真正提高人类的自主性的主要因素。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 在《技术与文化》(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 II. No.4, 1961, p.348)中,关于我们时代的“技术革命”,写道:“对于技术革命,我们只是不了解一件事——但它至关重要:什么事件能够促使人们的态度、信仰和价值观发生根本改变?而这一事件正是由于人们的态度、信仰和价值观所引发的?我曾经试图证明‘科学进步’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但它与这个问题毫无关系。早在一个世纪前,世界观的巨大变革推动了规模浩大的科学革命。而这场世界观变革又在人们态度、信仰和价值观的根本改变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呢?”《谷登堡星汉璀璨》至少尝试去回答“我们所不了解的一件事”。即便如此,本书也可能尝试回答其它一些问题。
在本书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直接关系到克洛德•伯尔纳(Claude Bernard)在《实验医学研究导论》(The Study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一书中经典的前言。观察,伯尔纳解释道(pp. 8-9),是保持记录某些现象,而不去干涉它们,但“实验,据同一批生理学家指出,恰恰相反,意味着,研究人员人为更改或干扰自然现象的生成条件……要实现这一点,我们通过切除或消融的方式,抑制生物体的某个器官;然后根据整个机体或某项具体功能的扰乱,推导出缺失器官的功能。”
米尔曼•帕里和阿尔伯特•洛德教授的研究工作,是以我们书面条件下的诗歌过程为对比(假定为“正常”情况),观察在口头条件下诗歌学习、创作和传播的整个过程。换句话说,帕里和洛德所研究的,是声学功能受到文字抑制的诗歌这个“有机体”。他们可能也考虑过文字促使诗歌的视觉功能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和超常的力量。可他们在这种研究方法中忽视了这个因素,只因为它不便于管理。但是,通过施加强烈而夸张的行为,“整个机体或某项具体功能的扰乱”同样具有其可观察性。
人类是制造工具的动物。无论是在口头,在书面,还在在无线电波中,长久以来,人类一直忙于延伸一种或另一种感觉器官,并以此扰乱其它所有感官和功能。但是,尽管进行了这样的实验,人们却总是忽视对它们进行持续观察。
J•Z•杨(J. Z. Young)在《科学中的怀疑与确定》(Doubt and Certainty in Science)中写道:

无论内部刺激,还是外部刺激,这些刺激都会打破整个大脑或大脑某部分功能的协调。一种观点认为这种干扰以某种方式打破了大脑之前所建立的实际行为模式的统一性。然后,大脑会从输入信息中选择那些有利于修复行为模型并让脑细胞恢复正常同步率的特征。我不能假装自己有能力详细阐述大脑行为模型的理论,但它很有可能表明我们如何让自身适应外在环境,或让外在环境适应我们。以某种方式,大脑启动让它恢复节奏模式的多个行为序列,这种恢复即大脑行为的实现,或完成。如果第一个大脑活动失败,无法停止最初的扰乱,那么大脑会尝试其它行为序列。大脑会一个接一个地尝试其机能规则,用各种不同的模型比对输入信息,直到以某种方式实现大脑机能的协调。这可能需要长时间的、费力而多变的搜索过程。在这种随机活动中,大脑中会形成进一步的神经连接和行为模式,而它们又会反过来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序列。

在人类感官和功能的延伸或抑制过程,都不可避免地走向“终止”、“实现”或平衡。在历史上,先是文字,然后是印刷术,各种“干扰”引发新文化的诞生。因为《谷登堡星汉璀璨》正是对这种文化更替的一系列历史观察,所以一位人类学者的话会有助于读者理解这一论点:

人类以前需要身体来完成的每件事情,当今几乎都得到了扩展和延伸。武器,从牙齿和拳头,进化到原子弹的出现。衣服和房屋是人类生理体温控制机制的扩展。家具替代了蹲坐在地面上。电气工具、玻璃、电视、电话,以及让人声得以跨越时空的书籍,都是人类躯体功能扩展的例证。货币让人们有办法扩展和存储劳动力。我们的运输网络替代了古典时代的肩抗背负和徒步跋涉。事实上,所有的人造材料物件都可以视为人类曾经需要身体(或身体的某些特定部位)来实现的机能的扩展和延伸。

人体感官的外在表达,即语言和语音,是一种“使经验和知识转化为易于传播和使用的形式,从而让人类能够积累经验和知识,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它们”的工具 。
语言,不仅存储经验,而且把人类的经验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一种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是一种“隐喻”。货币,存储劳动力和技能,同时也将一种技能转化成另一种技能,在这个意义上说,劳动也是一种“隐喻”。但是,这里交换和转化(或称之为“隐喻”)的本质,是运用我们理性的力量,将我们所有感官意识相互转换。在一生中,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这样做。而特定的技术和工具,无论是车轮、文字,还是无线电,让我们付出代价——因为我们感官的极大延伸构成了封闭系统。我们个人的感官并非封闭系统,而是在我们称之为“意识”的感受体系中不断地相互转换。我们得以延伸的感官,工具和技术,古往今来,已经形成了无法互动,也无法构成集体意识的封闭系统。现在,在电子时代,我们技术手段所带来的信息共存的极端瞬时性构成了人类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们得以延伸的机能和感官成为集体意识的要求,现在已经构成了一个单一的体验领域。我们的技术,就像我们个人的感官,现在要求具有足够的互动程度,从而使合理的信息共存成为可能。就像车轮、文字或货币,尽管事实上它们都是孤立的封闭系统,但由于它们的缓慢,人类在社会和心理上可以接受它们。如果当今技术像它们一样缓慢,那么同样可以得到社会和心理层面的支持。显然,在当今时代,事实并非如此——技术已经实现视觉、听觉和运动的同步化,以及覆盖范围的全球化。因此,我们人类感官和机能的延伸,必须具备一定的互动程度,以保证其合理性,正如我们个人感官(或称之为“知”,正如古人所说的)的相互作用,使我们个人所具备的合理性一样。
迄今为止,文化史学家们习惯于孤立地研究技术现象,正像经典物理学孤立地研究物理现象。路易斯•德•布罗意(Louis de Broglie) 在《物理学的革命》(The Revolution in Physics)一书中,深刻地批判笛卡尔(Descartes) 和牛顿的信徒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正如文化史学家们所运用的个人“视角”(point of view):

对于笛卡尔那理想的、经典物理学的信仰,让我们将宇宙看作一个巨大的机械装置。在这个巨大的机械装置中,我们可以用空间来完全精确地描述每一个部件的位置,用时间来描述它们改变的过程。……但这样一个概念却基于几个隐性假设。在我们几乎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这些假设得到了承认。假设之一就是:我们几乎本能地寻求将我们感官局限于其中的时空框架,是一个严格而固定的框架。在这个时空框架之中,每个物理事件(在原则上)都能够精确而独立地定位,且所有的动态过程都围绕其孤立事件发生。

在本书中,我们会看到无论是笛卡尔,还是欧几里德的观察都是由表音字母所决定的。而布罗意所描述的“革命”则非表音字母而是电报和无线电的产物。J•Z•杨,作为一名生物学家,表达了与布罗意相同的观点。在解释电并不是所谓的“电流”,而是“当事物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联系时,我们所观察到状态”,他指出(p.111):

在物理学家们寻找测量极小距离的方法时,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人们发现,再也无法使用当时还在使用的老式假设模型,如把一个物体分成多个部分,且每个部分都具有明确的属性,如体积、质量或位置。物理学家现在不再说物质是由原子、质子、电子等实体“组成”。他们放弃了唯物主义的方法,不再以人工生产流程制品(就像一块蛋糕)的方法来描述其观察对象。原子或电子这样的词汇不再用于描述物体结构的名称,而是用于作为物理学家们描述观察对象的一部分。除了深谙发现这些基本粒子的实验的物理学家之外,对于其他人来说,它们变得毫无意义。

而且,他补充道:“重要的是要意识到普通人在言行上的巨大变化与技术手段的革新有着密切的联系。”
如果我们能够在很早之前便思考这些基本事实,那么我们原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掌握了我们所有技术的性质和作用,而不是任由它们摆布。总而言之,《谷登堡星汉璀璨》一书就是对J•Z•杨的主题的进一步思考。
没有人能比艾博特•佩森•亚瑟(Abbott Payson Usher) 更了解我们历史著述的封闭系统的无效性。他经典的《机械发明史》(A History of Mechanical Inventions)解释了为什么这样的封闭系统不能与历史变革的事实相联系:“古典时代文化的发展并不符合德国历史学院所制定的社会和经济改革顺序的线性模式……如果我们抛弃线性模式,以多线性进程的立场去看待文明的发展,从而将西方文化的历史视为多个独立元素的累进式整合。”
一种历史“视角”是一种封闭系统。它与印刷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并随着文学的繁荣(缺乏相抗衡的文化力量)而繁荣。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他的作品受到了其口语文化的深刻影响。处于当今时代的我们看来,他对于当时美国与法国革命模式似乎有着惊人的洞察力。他并没有“立场”,一块固定的立足之地,让他能够以固定的视角去观察事物,相反他追求其数据有效的动态变化:

但是,如果我进一步在这些特点中选择最突出的特点——能够囊括几乎其它所有的特点,我发现:在大多数精神活动中,每个美国人只愿意依靠他自己所理解的个人努力。
所以,在美国,笛卡尔的哲学观得到了最少的研究和最佳的实践。……每个人都紧紧地关闭自己的心灵,并坚持从那里来判断这个世界。

德•托克维尔在口头的和书面的感知结构模式之间构建互动的能力,使他获得了对心理和政治的“科学”洞察力。通过两种感知模式的互动,使他获得了宛若先知般的理解力,而其它观察者却只能表达他们自身的立场。德•托克维尔深刻地了解印刷文字不仅造就了笛卡尔式的世界观,也决定了美国心理和政治上的独特之处。借助他那在两种不同的感知模式中构建互动的方法,德•托克维尔有能力去反抗他的世界,全面而非片面地去看待世界,并将世界视为一个开放场。而A•P•亚瑟注意到这样的方法正是文化史和文化改革研究中所缺少的。德•托克维尔所使用的方式,正如J•Z•杨所说(p.77):“大脑力量奥秘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就是大脑接收信息的各个部分的同步互动所产生的巨大机会。大脑交互区(或称之为混合区)的功能是让我们与其它动物相比,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做出反应。”然而,我们的技术却绝不是都有利于大脑的这项机能。本书的任务就是深入剖析文字和印刷术在这方面的问题。而在今时今日,本书不得不考虑到新技术对表音文字和印刷文化的传统运作和实现价值的深刻影响。
近期出版的一本著述似乎让我摆脱了在当今研究界标新立异的罪名。这就是由卡尔•R•波普尔(Karl R. Popper) 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专门研究古典时代社会的去部落化和现代社会的重新部落化。“开放社会”是表音文字的产物,正如本书稍后将要证明的,而在现代世界,“开放社会”受到电子媒介的威胁,正在走向覆灭的命运,我们将在本书结尾处讨论这一点。毋庸赘言,我们所讨论的是,所有这些文化发展“是”怎么样,而不是“会”怎么样。只有在描述事实和诊断之后,才能进行评估和治疗。用道德评价代替诊断是一种足够常见和自然的方式,但并不一定是有效的方式。
卡尔•波普尔在他的大作的第一部分专门论述了古希腊的去部落化,以及它带来的反应。但不管是在古希腊,还是在现代世界,不管对于开放社会,还是封闭社会,他都没有把我们技术带来的感官延伸的动态变化作为一个考虑因素。他以一种经济和政治的视角进行描述和分析。下文对于《谷登堡星汉璀璨》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起于文化互动,走过商业革命,而终于部落式的城邦的瓦解,正如莎士比亚在悲剧《李尔王》中所表现的。
波普尔的观点是部落或封闭社会具有生理上的统一性,而“我们现代开放社会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抽象的人际关系来发挥功能,如生意关系或合作关系。”《谷登堡星汉璀璨》的主题之一就是:封闭社会的开放或抽象化是表音字母(而不是其它形式的文字或技术)的作用。在另一方面,封闭社会是语言、鼓声和听觉技术的产物,让全人类在电子时代的开放中走向封闭而一体的地球部落。而这场电子革命为开放社会的人们带来困惑,正如表音文字的革命剥夺并简化旧有的部落制社会(或称为封闭社会)。波普尔并没有对这种变革的原因进行分析,但他的确描述了这种情境(p.172)。这段描述与《谷登堡星汉璀璨》有着重要的关系:

到了公元前6世纪,这种发展已导致旧有生活模式的部分解体,甚至导致一系列政治革命和反应。它不但导致用武力来保住和维持部落社会的尝试,比如在斯巴达就是这样,而且还导致伟大的精神革命,出现了批判性的讨论,以及随之出现了从神秘的迷信中解放出来的思想。与此同时,我们发现新的不安的第一征象。人们开始感到文明的紧张不安。
这种紧张不安是封闭社会解体的一种结果。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仍能感到这种紧张不安,尤其在社会变革中。这种紧张不安是由于人们生活在一个部分抽象的开放社会中,从而要求我们不断做出努力——努力保持理性,至少放弃一些情欲的社会需要,照顾好我们自己并承担责任。我相信,为了增进知识,保持理性,促进合作和相互帮助,并随之增加我们生存的机会,保持人口规模,承受这种紧张不安是我们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作为人类,我们必须要付出这一代价。
这种紧张不安与随着封闭社会解体而首次出现的阶级冲突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封闭社会本身并不会出现这种问题。至少对它的统治者来说,奴隶制、等级制和阶级统治是“自然的”,带着不容置疑的意味。然而,随着封闭社会的解体,这种不容置疑的信念消失了,随之一切安全感也消失了。部落社会(以及其后的“城邦”)是部落成员感到安全的地方。被敌人、危险甚至敌意的神秘力量所包围,部落成员对部落社会的感觉就像儿童对其亲人和家庭的感觉——在那里,他有着明确的身份,他清楚自己的身份和职责,并能很好地履行他的身份和职责。封闭社会的解体的确引起了阶级问题和其他社会地位问题,这必然会对公民产生影响,就像一场激烈的家庭争吵或者家庭破裂会对儿童产生影响一样。当然,特权阶级会感到这种紧张不安,因为他们现在受到的威胁,比之前受压迫阶级所受到的威胁更严重。但是,即使后者也会感到不安。他们也会因他们“自然”世界的崩溃而感到惊恐。尽管他们继续进行斗争,但他们往往不愿意利用他们反抗阶级敌人时所取得的胜利。他们的阶级敌人有着传统、既得地位、较高的教育水平以及自然权威感的支持。

这些观察直接把我们带进《李尔王》的思考,以及《李尔王》中那激烈的家庭纠葛。在这场悲剧中,十六世纪发现自己已经迈进了谷登堡纪元。

文摘
序1 麦克卢汉的指南针
指引着电子文字世界的远航
W. 特伦斯•戈登

1960年圣诞节,在写给他岳父岳母的一封信中,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到他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起草了一本书。在他所有出版的著作中,篇幅浩大的《谷登堡星汉璀璨》却有着最干净利落的开头。麦克卢汉一口气撰写了399页手稿。然后他停了下来,从而所有这些仔细编号的大页纸张可以分为三部分。(对他而言,数字3是智慧和精神秩序的一种象征,在他的一生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这本书的真正开端可以追溯到麦克卢汉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圣路易斯大学(St Louis University)的执教生涯。那时,他经常与同事、学生、朋友和邻居讨论关于印刷媒介及其作用的观点。1951年,在漫长的酝酿期之后,他那经过多次修改的《机器新娘》的手稿终于获得出版。随后,他的思绪回到与沃尔特•翁以及其他人的那些讨论中。在一年内,麦克卢汉告诉艾兹拉•庞德,他“正在撰写一本关于‘谷登堡时代的终结’ 的书”,并寄给庞德一份包括十八个要点的作品提纲,把它称之为对大学教育的彻底批判的“粉碎偶像”基础工作。
今天,当《谷登堡星汉璀璨》首次出版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的时候,电子媒介的高度发展和延伸已经不可避免地让麦克卢汉在电视和计算机尚且处于襁褓时所撰写的展望的视野变得相形见绌,但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削弱这本书“粉碎偶像”的力量。(电子媒介的高度发展也没有削弱对大学教育进行检讨的需要。)在阅读这本书时,最好不要把它简单地看作是后文字(post-literate)社会的预言。这个时代不仅会让约翰内斯•谷登堡(Johannes Gutenberg) 感到大惑不解,而且它在二十一世纪如此迅速,如此淋漓尽致地得以表现,即使麦克卢汉本人也会震惊不已。我们更要把这本书视为一场去理解它的颠覆性意义的旷日持久的挑战。
尽管很多评论家从根本上误以为麦克卢汉是要加速书籍文化的崩溃,但事实上他自己将它总结为:“远不是希望贬低谷登堡机械文化,在我看来,我们现在必须奋力保持它所实现的价值。” 《谷登堡星汉璀璨》越来越强烈地暗示读者应该怎样做到这一点;而它的姊妹篇(《理解媒介》)更明确指出了只有避免过去的错误才能保留书籍文化 。潘多拉魔盒不能被关上 ,也不需要关上,只要我们自问这魔盒中溢出的“礼物”是否会让我们趋于枯竭和贫穷。
在《谷登堡星汉璀璨》的封面上,也许它的题目会让读者以为它是一部科幻惊险小说——有着巨大字体的两个大写字母“G”。两个字母“G”相互呼应,白色的字体在红色的背景上仿佛微微发着光。它们就像在一个漩涡中,嘲笑着风浪,拖拽着那瘫痪的驳船。在这“驳船”上,承载着对印刷技术通过给予视觉至高无尚的特权,从而使五种感官的整合趋于枯竭的程式化的模仿。但这种相互呼应的设计,也是一个易于到达中心的迷宫,一个媒介中的媒介,代表着原本迷失,却要在后谷登堡时代复活的听觉空间和感官互动。因此,这本书的封面所宣告的主题,正与麦克卢汉在他的序言的第一页 所宣告的主题相一致。这个主题正是他其后所发表的著作,包括从《理解媒介》到逝世后出版的《论媒介之规则》(Laws of Media)的核心。
在麦克卢汉与出版社签订的合约中,将本书称为“谷登堡时代”(The Gutenberg Era)。这是一个可以在正文中找到的表达方式。但最后书名确定为《谷登堡星汉璀璨》(The Gutenberg Galaxy),不仅是为了它具有头韵体的价值,也是因为它强调了由印刷媒介的发明所孵化的一系列事件的布局。(至关重要的是,本书的第二大部分探究了谷登堡时代的各种文化和历史事件的重新布局,并为探究电子“星汉”所引发的事件以及在一个当今仍然适用的框架内研究媒介打下了基础)“星汉”让麦克卢汉能够专注于媒介诱发的事件,并引发他关于一系列环境变革的作用的主题。
但荣誉还是来了——在1963年,麦克卢汉获得了加拿大总督奖。麦克卢汉没有想到能够获奖。他也不知道,总督奖评选委员会的主席,早已在渥太华的一个酒店房间里和同事们一起锁定了他,并说服同事们这个奖项应该授予加拿大这位初露峥嵘的媒介学术权威。他不是别人,正是诺思洛普•弗莱。
作为对麦克卢汉的支持,弗莱从不吝惜对他的批评。这些批评以《谷登堡星汉璀璨》的早期读者以及麦克卢汉当时作品的评论者的常见误解为特征。弗莱的批评是有针对性的,广泛的,甚至猛烈抨击麦克卢汉对修辞学的情有独钟,并也许稍微低估了他从哈罗德•伊尼斯得到的灵感的价值:

在现代世界中传播媒介的作用是马歇尔•麦克卢汉教授的研究主题之一。而他对这一命题已经进行了如此深入的研究,以至于在一次涵盖了他的众多主题的演讲中不向他请教几乎成为一种无礼的行为。麦克卢汉的崇拜,或者更准确地说,麦克卢汉的谣言,是最新的进步的幻象:它告诉我们大量新兴媒介将完全凭借它们本身,仅仅凭借它们的存在,塑造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应该一边盯着电视机,一边想我们是不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而相应地产生罪恶感:我们应该感到我们正在进化新的理解模式。重要的不是电视机所发散的性质,那只是“内容”,重要的是电视机就在那,在使观众深陷其中的如漩涡般的吸力的终端。这本不是一位严肃而最富有原创精神的作者试图去表达的内容,但麦克卢汉教授却通过以一种确定性的形态来表达他如此众多的观点,从而委身于这种解释。他会把进步的异化(alienation of progress)与迫使一只被催眠的眼睛经历“读书破万卷”的习惯联系起来——正可以准确地称之为“知识的追求”。但显然他会把谷登堡综合症视为进步的异化的一个原因,而不是简单地把视为它的一个结果。这种决定论,正像是断言联邦政府诞生于铁路的决定论一样,只是华而不实、过分简化的辞藻。

如果说麦克卢汉的思想在今天比在过去得到了更好的理解的话,那是因为在今天相应的证据变得更加明显,但误解仍然存在。一位恼怒于麦克卢汉的思维方式的采访者,曾经诘问麦克卢汉一本书怎么能成为一项技术。而“它变得太小的时候”的回答让他暴跳如雷。显然这位糊涂的采访者从来没有听说过微芯片——它们甚至比真正的袖珍图书还要小得多,却具有明确的技术性质。一件事物的大小如何能够成为让它具有技术性质的关键因素呢?(这位采访者一定想到了像房间一样巨大的第一代计算机)
一项技术,任何技术,任何媒介,在麦克卢汉的眼中,都是对于我们五种身体感官中的一种或几种的延伸。书籍是印刷的形态,是书写的形态,是表达思想的语音的视觉形态。而语音,则是媒介链条中成对的媒介终端同时发挥作用的一环。思想本身不能传递。除非我们在牙齿、肺以及其它人体发音器官的帮助下,用嘴巴把我们大脑所产生的思想表达(外化、输出)出来,除非我们学会了通过方便的语言符号去表达它们,那么除了我们自身之外的任何人都无法了解我们的思想(有时甚至我们自己也无法了解)。在这里,我们回到了成对的媒介同时发挥作用的一环。而在麦克卢汉的意义中的“技术”,大小并不重要。
斯文•伯克茨(Sven Birkerts)的《谷登堡挽歌》(The Gutenberg Elegies,1994)的一位评论家宣称这本书的“每一个字都如马歇尔•麦克卢汉的文化思考一样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在封面的宣传上),而尽管伯克茨对于思想家的讨论范围常常与麦克卢汉相吻合,从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到唐•德里罗(Don Delillo),尽管伯克茨像麦克卢汉一样推崇詹姆斯•乔伊斯,但他很少直接引用其他学者的论述。而且伯克茨关于技术变革的哲学意义至少存在一个隐性(而且令人困惑的)的观点,而麦克卢汉则没有。
在《影像如何思考》(How Images Think,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4),罗恩•伯内特(Ron Burnett)写道:“显然信息的转移依赖于所运用的媒介,而在狭义上,媒介即讯息。在这个层面上,内容和语义学的问题似乎消失了。麦克卢汉对于‘媒介即讯息’的普及对于传播技术的文化理解产生了负面而武断的影响。”(p.163)伯内特同样错过了麦克卢汉思想的一个基本点,因为他从未说过媒介是狭义的讯息。恰恰相反,他一直在延伸讯息的含义。内容和语义学并没有消失在麦克卢汉的透视中,但是在他的观点中,根本性地区分了简单的、无可争议的、毫无疑问的内容(传统数据意义上的信息及其转移)和作为一种媒介的社会影响的讯息。
在他的早期职业生涯中,马歇尔•麦克卢汉开始关注以十九世纪的感知模式走进二十一世纪的人类。这成为他撰写《谷登堡星汉璀璨》的主要动机,也构成了他随后以其为规则而进行的写作和教学的基础。哪怕活字印刷的发明带来了“分裂的文字”(spliteracy),麦克卢汉仍能珍惜书面文化的价值;阅读《谷登堡星汉璀璨》,可以帮助我们在麦克卢汉所提供的框架内理解电子时代的“星汉”,并为我们发现在这电子时代值得珍惜的价值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起点。

注解
梅蒂•莫利纳罗(Matie Molinaro)、科琳•麦克卢汉(Corinne McLuhan)、威廉•托伊(William Toye)编,《马歇尔•麦克卢汉书简集》(Letters of Marshall MacLhan,多伦多: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p.231-2。在回答一个关于他对麦克卢汉的影响的问题时,沃尔特•翁回答:“在《谷登堡星汉璀璨》(1962)中,马歇尔•麦克卢汉大量引用我在《拉米斯:对话录的腐朽及方法论》以及我的两篇关于拉米斯的论文中的要点……我可在整部《谷登堡星汉璀璨》中找到大量我们讨论的回声……”加拿大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以下简称NAC),手稿卷MG31,D156,沃尔特•翁给罗纳德•A•萨诺夫(Ronald A. Sarno)的信。
约翰内斯•谷登堡(Johannes Gensfleisch zur Laden zum Gutenberg,约1398—1468):第一位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欧洲人。
麦克卢汉,《谷登堡星汉璀璨》,p.135。
“假如经院哲学家和他们那复杂的口头文化能够理解谷登堡技术,他们就能够建立书面教育和口头教育的新型综合体,而不是退出历史舞台,让单纯的视觉书页占领了教育机构。口头的经院哲学家没有遇到印刷带来的新的视觉挑战,而随之而来的谷登堡技术的扩张或爆炸在很多方面是文化的凋萎……”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评注版,W•特伦斯•戈登(W. Terrence Gordon)编,(科尔特马德拉,CA:Gingko出版社,2003),103
在道格拉斯•库普兰(Douglas Coupland)的讨论中提到,《谷登堡星汉璀璨》(p.135)的引文值得三个感叹号。他总结道:“潘多拉的魔盒关上了。”库普兰,《马歇尔•麦克卢汉》(多伦多:加拿大Penguin出版公司,2009),p.164。
“米尔曼•帕里所从事的研究事业,是研究口头和书面诗歌的不同形式。而本书是将他的研究进一步扩展到在社会和政治中感受体系以及思想形态的不同形式。”
《诺思洛普•弗莱谈现代文化》(多伦多:多伦多大学出版社,2003),杨•戈拉克(Jan Gorak)编著,p.20-21。

内容简介
《谷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内容简介:
《谷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奠定了马歇尔•麦克卢汉作为传媒理论家和新媒体预见家的地位。
1962年出版的《谷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最早提出电子时代“地球村”的概念,这本书也是麦克卢汉经典巨著《认识媒体》的前奏。《认识媒体》谈论的是电子时代的人类,而《谷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则分析围绕在印刷术出现时的人类哲学问题,两本书完整串联起了人类传统线性的以及当代非线性的思维模式。在《谷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中,麦克卢汉以其博学的艺术和历史知识,分析了西方文明从口语、手抄书到印刷术出现时期,人类如何从听觉文化过渡至视觉文化,以及印刷术最后如何促成人类意识的同质性、民族主义,以及个人主义的诞生。
《谷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以麦克卢汉特有的“马赛克风格”写作,是麦克卢汉最难阅读的经典。全书由多则看似独立又环环相扣的短文组成,篇篇都闪耀着麦克卢汉先知般的智慧火花和洞见,即使在原版书出版半个世纪的今天来看,这本经典依然散发着预言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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