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触摸的民国:中国人的文明与陋习.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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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第一部探讨中国国民性的社会学著作
★开创了反思中国国民性的先河,并对后世学人影响极深,它所代表的西方一个世纪以来有关中国人的性格争论的终结,曾引起鲁迅的极大关注。
★鲁迅郑重推荐 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读一读!
★《阿Q正传》《吾国与吾民》深受影响
★ 我们的优点与缺陷——只有敢于正视,才可能有所改变。

名人推荐

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文明与陋习》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鲁迅

这本书大体上很可以说是一幅中国人的逼真写照。
——潘光旦(著名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学家)

明氏观察精密、独具慧眼,而且他那描摹入微、写实逼肖的能力,岂但在西洋人中没有几个可以与他比拟的,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国人中间也是少如凤毛麟角吧。
——李景汉(著名社会学家、社会调查专家)

作者简介
★19世纪最杰出、多产的中国问题专家
★曾被誉为“在美国的中国代言人”
★影响近代中国的50名外国人之一
★推动了清华大学、协和医院、协和医学院的建立

明恩溥 (1845—1932)
原名Arthur Henderson Smith,美国人,基督教公理会来华传教士。1845年出生在美国康涅狄格州,1872年与妻子一道来华传教。侨居中国54年,先后居住在天津、鲁西北及河北通州。他在中国积极从事农村布道、医药、慈善和教育事业,建立起了不少学校和医院。
在华期间,明恩溥兼任上海《字林西报》通讯员。《中国人的文明与陋习》于1890年在上海英文报纸《华北每日新闻》连载,1894年结集出版。1905年明恩溥辞去宣教之职,定居通州,专事写作。“一战”后回国安度晚年,1932年去世,享年87岁。
明恩溥曾经把本书送给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使他加深了对中国人的了解。在“庚子赔款”的退还、清华大学的创建以及协和医院的建立中,明恩溥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目录
中国人的文明与陋习

1死要面子
2无处不在的节俭
3勤劳又刻苦
4东方人的礼貌
5消磨时间
6模糊不清
7诚实与误解
8言不由衷
9柔韧有余
10智而不慧
11无动于衷
12傲慢与偏见
13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14墨守成规
15作茧自缚
16顽强的生命力
17忍耐和韧性
18知足者常乐
19孝道
20善有仁报
21无慈无悲
22口角
23社会义务与连带责任
24疑心病
25信口雌黄
26择善而从
27矛盾的现象

序言
编者的话

明恩溥1845年出生在美国康涅狄格州,他是著名学者,牧师和慈善家的后代。父亲和爷爷都是受人尊敬的牧师,母亲是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极具影响力的教牧领袖斯托达家族后裔。1872年,明恩溥与同样醉心于传教事业的新婚妻子,以及大学挚友亨利波特儿被派往中国北方传教。
早在1869年,明恩溥就表示过如果不能到中国传教,将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1872年明恩溥抵达天津,此后,在侨居中国的半个世纪中,有一半时间在中国从事农村布道、医药、慈善和教育事业。1905年明恩溥辞去宣教之职,定居通州,专事写作。“一战”后回美国,1932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去世。
常年深入中国北方传教的经历,使得明恩溥对当时的中国民众生存状况和中国国情都有一个相对全面而客观的了解。他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著作,如《中国的格言与谚语》《中国文化》《中国的农村生活》《骚动中的中国》《今日的中国和美国》等。
明恩溥的代表作当属这本出版于1894年的《中国人的文明与陋习》(Chinese Characteristics)。1906年,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接见了明恩溥,听取了他的建议,同意退还部分中国“庚子赔款”用于办学。罗斯福总统在阅读过明恩溥关于中国的几本著作之后,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此后很多年,《中国人的文明与陋习》都是美国总统的必读书,世界其他各国总统和外交官也争相阅读他的书籍,希望从中寻找有关中国的信息。
1908年,美国正式宣布退还半数“庚子赔款”,共计1160余万美元,作为中国每年派送100名留学生赴美之用,直到赔款退清。清朝政府于1911年在北京开设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4年改名为“清华大学”。
明恩溥不止是一位来华传教士,更是一位杰出且多产的中国问题专家。他的著作让我们得以通过一个西方人的视角,看清19世界中国的国情民貌。在这本《中国人的文明与陋习》中,他更是详尽地总结了中国人的27条典型特征,为我们生动地描述出了一个完整的中国人形象。本书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鲁迅先生极力推荐每个中国人都读一读。
遗憾的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本书的中文版本才得已第一次在国内正式出版。此次我社推出这个全新译本,并将本书纳入“可以触摸的民国”系列,既是为了纪念这位影响近现代中国教育和医疗的外国老人,也是鉴于本书的文本价值仍然值得今日的中国人阅读并思考。
因写作年代的局限以及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今日看来作者对中国人的有些描述并不十分妥当。然而明恩溥能够做到对中国人由衷同情、认真观察、谨慎总结,使得他这本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著作的绝大多数观点,在今天读来,仍旧发人深省,作为对中国人的普遍性格的理解具有经典意义。

文摘
1.死要面子
一旦我们正确理解了“面子”的润滑作用,
就等于是得到了一把钥匙,
可以打开中国人许多重要特性这把锁。
在中国,“面子”是大多数人在社会交往中刻意追求的境界,不能仅仅理解为头部前面的那一层薄皮,其含义比我们西方人所能描述的还要深、还要多。
为了理解“面子”的含义,哪怕理解得不完整,我们也必须考虑如下事实:中华民族,有一种强烈的戏剧本能,中国人对戏剧的狂热,几乎可以说是全国性的,如同英国人之于体育,西班牙人之于斗牛。只要稍为改动,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将自己看作是戏剧中的一个人物。他把自己放进戏剧特定场景之中,像戏中人一样行礼、下跪、俯身、叩头。西方人看到这种行为,即使不认为荒唐,也觉得多余。中国人是用戏剧术语来进行思考的。每当他要为自己辩护时,即便他面对的只有两三个人,他也像是对着大批民众讲话。他会声嘶力竭地说:“我当着你们的面说。”如果他化解了麻烦,可以自称在赞扬声中“谢幕”;如果这些麻烦继续存在,他就会无法“下台”。你要明白,所有这些事情,永远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形式问题;不是事实的对不对,而是形式的合不合适,与现实毫无干系。如果在适当的时间、环境用另一种方式讲一段声泪俱下的话,那完全就是戏了。我们同样站在大幕后面,就会搅坏世界上所有的戏!在复杂的生活关系中,像这样戏剧化的行为,就会有“面子”。如果不是这样做,或者生活化,或者中断表演,就叫丢“面子”。一旦我们正确理解了“面子”的润滑作用,就等于是得到了一把钥匙,可以打开中国人许多重要特性这把锁。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的“面子”,很像南洋岛国的禁忌风俗,具有很强的神秘色彩,让人难以捉摸。“面子”的潜在力量既无可否定,又没有规则可循,只能按照人们约定俗成的常识来替换。中国人在保“面子”时的熟练运作,西方人通常完全不能理解,他们总是忘记其中戏剧的因素;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这一点,中国人与西方人存在异议,很难达成共识。西方人强求原则,希冀这个原则带来成就;中国的“和事佬”在调解一些小村庄居民永无休止的争吵时,需要考虑“面子”的多寡,正如欧洲政客竭尽全力考虑政派力量的平衡。在这样的情况下,处理问题的目的不是为了公正,完全只是考虑当事各方的“面子”的摆平。所以,对一个东方人来说,法律裁决的公正,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诉讼的结果,很大比例上要么调解,要么不分胜负,不了了之。
送他人一份厚礼,是给他争“面子”,如果这份礼是某个人送的,受赠者出于清高,那就只能收下一部分,但很少听说全部拒绝的。所以,无论有多少证据,保住“面子”是首要的。许多保“面子”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一只网球丢了,被一个苦力捡到,因为打网球的他比苦力高贵,不愿在苦力手中得到东西,便矢口否认这只网球是他的,他走到丢球的地方,很快“发现”球就在那儿(从他的袖子里滚一只出来),然后说,这就是丢的球。一位女佣把一位客人削铅笔的刀藏在主人房间里,客人喊削铅笔的刀不见了,不久,人们就“发现”这把铅笔刀就在桌布下,她装模作样地把它“找”了出来。一位用人不小心丢失了主人的一把银勺子,他知道必须赔偿,或者要被扣掉工钱,于是,他提出了辞呈,并故做大方地说:“把工钱留着赔那把银勺子好了,我不要了!”这样,他的“面子”保住了。一个债主知道要不回钱来了,但他还是要到欠债人那儿,严厉地威胁他,以表明自己的立场,虽然他钱没要回来,“面子”却保住了,以此来保证自己有前车之鉴。一个用人由于失职,一旦得知自己将会被主人解雇,他会故伎重演,然后再主动辞职,以做到有“面子”。
要“面子”甚过性命,这对我们西方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饭碗可以不要,脸皮却不能不要。我们曾经听说,有一个知县在被砍头时,要求身穿官服赴刑场,作为一种特殊的恩惠,以保全他的“面子”!
2.无处不在的节俭
中国人在烹饪时的浪费极少,做到物尽其用。
几乎每个中国家庭,都要把剩余的饭菜留待下顿继续端上桌,
哪怕残羹剩饭分文不值。
到过中国的人,第一印象便是中国人的节省,他们以限制个人需求为前提,省吃俭用,勤俭持家。中国人的收支观念是杜绝浪费。他们的主食只是些谷类、蔬菜、豆制品等,在饮食上的花费极少,只有在节日或是其他特殊场合,才会有一点儿肉、鱼等荤菜吃。
现在的西方各国,正在设法为极度贫困的人提供价格低廉但营养丰富的食品。然而,这种努力在中国却不是问题。大家会有趣地看到:在中国,一个成年人,每天两文钱就足以果腹,即便在饥馑之年,每天不足一文半的花费,也足以让成千上万的人保全性命。
中国人烹调技艺的高超是个不争的事实,在外国人看来是淡而无味,甚至是令人厌恶的粗劣食物,到了中国人的手中,也能成为美味佳肴。在对所拥有的东西进行处理和烹调上,中国人的确是烹饪艺术的大师。关于这个问题,库克先生曾把中国人列于法国人之下、英国人(也许还包括美国人)之上。将这些国家排列起来,中国人是否应该排在哪一个国家之下?我不敢说得像库克先生那样确定。从生理科学的观点出发,高超的烹调技术,简单的制作原料,丰富的花色品种,中国人对主食的选择显然是明智的。
另外,还有一个没有引起我们足够关注的事实:中国人在烹饪时的浪费极少,做到物尽其用。几乎每个中国家庭,都要把剩余的饭菜留待下顿继续端上桌,哪怕残羹剩饭分文不值。许多中国人即使是杯中的剩茶也要倒回茶壶,热过后再喝。中国人的家养动物狗和猫,靠人的剩菜剩饭“活着”,始终挣扎在“死亡线”上。像美国这样生活富裕的国家,每天浪费的东西,足以使60万亚洲人过上相当富足的生活。浪费是新兴国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确实希望看到这些剩余的东西不再被浪费,而能使更多的人富裕起来。
中国人食品的卫生不像西方人那样讲究。无论什么东西进网,不管是不是鱼,迟早都会成为他们的腹中之食,不能吃的东西几乎没有。在中国北方,普遍使用马、骡、牛和驴来干活,许多地区还使用骆驼。读者看到如下做法无疑会感到实在节约得有些过分:这些动物一旦死亡便一律被吃掉,不管它们是被撞死、老死,还是病死。吃了是理所当然的,用不着大惊小怪,没有人认为有什么不妥,哪怕偶尔有些牲口是死于像胸膜肺炎一类的传染病。在他们看来,这类病畜肉要比其他状况下死亡的牲畜肉味道更差些,因此出售的价格也较便宜。虽然人们都知道,这类病畜肉进入人体内,会产生某种疾病,这些人要冒险去吃这种肉,无非是贪图便宜。除此之外,死狗、死猫,也会像死马、死骡、死驴一样被吃掉。
我们曾不止一次地亲身经历村民故意用毒药把狗毒死后煮了吃的事。有一次,还有人特地去问了外国医生,吃了这种肉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后果。而此时,他的毒狗肉已下锅。吃过这种肉而没得病的人是不可能放弃这顿美味的,结果,这次口福之后,奇怪的是,依旧没有人有任何不适。
有关中国人节俭的另一个事例,也与做饭有关。这就是为了充分利用燃料而在饭锅的制作上狠下功夫。在中国,燃料十分短缺,一般只有树叶、麦秆和庄稼的根,这种燃料一把火就没了。为此,他们锅的底要做得尽可能薄,使用起来格外小心。在捡拾燃料的过程中,也能反映出中国人的极度节俭。中国的小孩,即使他什么事还不会做,至少能捡柴火。秋冬的田野上,到处是拾柴大军,他们手持竹耙,所过之处,几乎连一根干草也不留下。孩子们进入树林,用木棒打落秋叶,好像是在打落成熟的栗子,飘落而下的树叶还没落地,半空中就被心急的拾柴人“接”走。
每个中国的家庭妇女都懂得如何最大限度地使用她手中的布料。她们不像西方姐妹那样,注重衣服的款式和做工。一块再小的布料,都能在中国妇女手里派上用场,这块布在她们手中不是以美,而是以物尽其用的形式再次出现。这是外国著述“家政指导”书的女作家所无法想象的。在中国家庭妇女的眼里,即使是一片碎布条,也还可用来纳鞋底。伦敦或纽约的慈善人士,把自己不再穿的衣服施给穷人,这样的慈善接济弊多利少,希望不要造就出单纯依靠救济过活的人。然而,无论是谁把类似的东西施舍给中国人,尽管他们所用的布料和服装款式与我们的截然不同,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衣物早晚会物尽其用,绝不会丢弃一丁点儿。
中国人经常为朋友题词送字,题完词的纸被缝在一块绸布上而不用糨糊粘贴a,目的是让受赠者以后可以方便地更换绸布上的字,可以拥有一
a 题完词的纸被缝在一块绸布上而不用糨糊粘贴:这一做法通常用在红白事上。块可长期使用的绸布!
中国人的节省,还反映在小商贩的买卖中,再小的东西都会引起他们的注意。例如,一个小商贩,可以准确地说出各种不同火柴盒中的火柴根数,并知道每盒能赚多少钱。
中国人会收拾起每一页用过的旧账簿,或是利用其糊窗户,或是利用其做纸灯笼。
中国人无处不体现节约,甚至连必需的食物也尽量节省,他们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合理的。香便文博士a的《基督教与中国》一书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本人被三个苦力抬着走了5个小时,路程是23英里。接着,这三个人又返回广州,去吃别人留给他们的早餐。早餐前他们走的路是46英里,其中一半路还抬着人,目的只是为了省五文钱。
还有一次,两个轿夫抬着轿子走了35英里的路,又坐船回去;他们从早上6点起就没吃过东西,却不舍得花三文钱买两大碗米饭吃。结果,那条船搁浅了,直到次日下午2点钟才到达广州。这样,这些人已经32个小时没吃东西了,并且负重走了35英里,其中抬着香便文博士去广州走了15英里,还包括捎带着他的行李!
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节俭的做法,实在使他们难以苟同。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做法完全是出于淳朴的天性。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尤其是(说来也怪)北方,男孩、女孩像是在伊甸园里一样,一年中有好几个月赤裸着身子,到处乱跑。对他们来说,也许这样更舒服一些,但主要还是为了节省衣物。中国难以计数的独轮车转起来都嘎吱作响,只要加几滴油,车子就不会这样响了,但没人会这样做,因为在他们看来,嘎吱声要比油便宜。
一位要移民国外的日本人,会在合同上特别注明每天要有多少热水洗澡,这是传统习惯。中国也有澡堂,但绝大多数人根本就没去过,甚至根
b 香便文博士(Benjamin Couch Henry,1850—1901):原译B.C.亨利博士,美国北长老会教士,1873年来广州传教。专门搜集研究中国各种植物。本就没见过。一位外国妇人看见一位中国母亲用笤帚掸去她孩子身上的尘土,好奇地问:“你每天都给你的孩子洗澡吗?”这位中国母亲回答说:“自他生下来还没洗过。”对一般中国人来说,肥皂零售商就是把“比污垢更便宜”的字样贴在橱窗上,也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毫无疑问,中国人肯定会把外国人看作是“浪费肥皂”者,这原是意大利人对英国人的称呼。在中国,洗衣服时所用的肥皂是少得不能再少了,洗过的衣服,与我们所说的清洁标准无疑是有距离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节俭,许多中国人与我们一样,尽管生活条件非常不令人满意,但仍喜爱洁净,其中有些人整洁干净得值得我们效仿。
正是因为节俭的本性,在中国要买到现成的工具一般不可能。你可买到部分“半成品”,然后再自己加工组装。自己加工总比买现成的便宜,人人都这样想。
我们曾说到过许多中国人节俭的事例。比如,普通房子光线都很暗,在房子里两个房间的隔墙上开一个洞,洞中摆一盏几乎是不用花钱的小油灯,用以驱走两个房间的黑暗。在中国,诸如纺织、制陶、冶炼、工艺制作一类的小作坊里,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形。这类作坊在我们看来,不是在表明中国人的节俭,更多的是在表现某种才能。中国人原本可以设计出许多更好的劳作方式,但是却没有人去改善它。他们似乎能够依靠自己的双手干一切工作,他们的产品,无论简单或是复杂,一般都有这样的特点。还有,他们的炼铁炉是建在一个小院子里的,规模很小,像是一个大炉灶,一个小时就能用砖砌好,可以长期地用下去,而且不花钱。
说明中国人节俭的最好、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对大量谷物、贡品的管理,对这些东西可以说是完全缺乏管理。在中国,每年有大量的谷物、贡品运到北京,这些贡品从天津起运至通州卸货,令“谷物交换”商吃惊的是,装卸、称量和搬运这堆积如山的稻谷不是用机械,而只是靠一帮苦力、一些计量谷物的斗和数量不定的苇席来完成的。他们把席子铺在地上,然后倒出谷物,称量,装袋,运走,最后收起席子。
对于一个美国烟草种植园来说,最大的支出便是为晾干烟叶而建的一个结构精巧的长长的棚子。而在中国,种烟草的农村根本就没有这桩花费。晾烟叶的棚子是用茅草搭盖的,用过的茅草可以做燃料。烟叶摘掉之后,结实的叶柄依然留着,用草绳把烟叶扎紧,挂在一根根的烟秆上。夜间,连同绳子一起收起来,就好比晒在绳子上的衣服。这样做真是再简便而有效不过了!
每一个居住在中国的细心观察的人,都可以再补充一些有关中国社会生活的事例,但是,你或许找不出比以下更典型的事例了。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年妇女,拖着痛苦而缓慢的步子蹒跚而行,一打听才知道,她是去一位亲戚家,亲戚家离祖坟近,这样,她离开人世时,好少花一些抬棺材的费用。
3.勤劳又刻苦
在众多情况下,
不少人一旦成功,
就放弃往日的勤奋,
但是中国人根本不把世人当作读书人,
而把“读书人”这一荣耀的称呼留给那些仍在充满荆棘的羊肠小道上不断奋斗直至成功的人。
在当今世界,勤劳是最值得赞颂的美德之一,一个人始终专心致志地勤奋工作,是永远受到尊敬的。
衡量一个民族是否勤劳,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长度、广度和厚度。所谓长度,是指劳动所持续的时间;广度是指真正可以算作勤劳者的人数;而习惯于勤奋和始终专心致志者的劳动效率就是所谓的厚度。这三个因素形成一个民族性。难得到中国的旅行者与长期定居的侨民对中国人的勤奋印象是不尽相同的,虽然他们都认同中国人的勤勉。初到中国的人,他们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是:这个民族的人正在履行约翰•卫斯理a的格言。约翰•卫斯理认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教会是“全力以赴,始终如一”。在中国,每个人似乎都在忙着什么,很少有人游手好闲。中国也有不少富人,他们可以不干活却过着富裕的生活,尽管他们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微不足道,但他们仍然像在贫穷时那样不会丢弃一点一滴,他们的生活并不如外国人在表面上所看到的那样悠闲。
中国人把社会群体分为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和商人四种。让我们看一看这些社会阶层是怎样在生存的。
西方人很难接受中国的教育模式。中国的教育模式在总体上是弊大于利的,但仍有一点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是勤奋。有钱人可以不勤奋科考而开后门买官,这似乎会挫伤读书人的热情。但事实上并没有引起这样的后果,因为人满为患,各级考场在竞争职位的合格考生,远远多于空缺的职位。经常是一万多人竞考一个。只要我们想想中国的读书人为了进入这样的考场而花费的心血,就会由衷地感受到他们的勤奋。《三字经》是中国百姓的启蒙读物,文中生动地提及的有传统读书人借萤火虫的光亮读书;有把书本固定在耕牛角上,边犁田边读书。这些故事至今仍被中国各地广泛传颂。在众多情况下,不少人一旦成功,就放弃往日的勤奋,但是中国人根本不把此类人当作读书人,而把“读书人”这一荣耀的称呼留给
a 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基督教新教卫斯理宗创始人之一。生于英国林肯郡。1726年,约翰•卫斯理被选为牛津大学林肯学院研究员,后从事牧师职业。那些仍在充满荆棘的羊肠小道上不断奋斗直至成功的人。除了在中国,我们又能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祖孙三代为了谋取同一职位、参加同样的考试,经过同样长时间不屈不挠的努力,终于同样都是在80岁时才获得盼望已久的荣誉?
1889年春天,北京的《京报》a上披露了一些材料,材料说到有关省级考试中老年考生的事。福州的官员报告说:福州秋试中,有9位考生超过80岁,2位考生超过90岁,他们都通过了考试,并且他们的试卷结构严谨,文字端正有力。官员说,这些老秀才60年来已参加了三次晋级考试,如果第四次再考不通过,也应当授予名誉头衔。河南的官员同样报告说:有13位超过80岁和1位超过90岁的考生,他们全部“通过为期9天的严格考试,文达词意,篇章布局并没有表现出暮年的痕迹”。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安徽省,那里有35位考生超过80岁,18位考生超过90岁!世界上哪一个国家还会有这种奇观呢?
如果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始终勤奋的一族,那么农民的勤奋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农民的劳作如同管家,只有开始,没有结束。北方各省的农民,除了腊月前后有一段相当短的空闲外,脸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到头,要做的事很多。中国农民的勤劳无疑是其他各国农民难以望其项背的。
中国乡村打短工的雇农更是长期过着极度贫困的日子,窘迫的生计使其备受折磨。农民细心照料着地里的每一棵白菜,除虫施肥;雇农们更是想方设法能填饱肚子,养家糊口。那些需要出远门的人,根本不会在乎是否有交通工具,往往是半夜起身赶路,就是如此,他们也要手拿叉子,肩背筐,在路上随时拾些粪便,补充到自己的田间。这是一桩永远做不完的事。
天津的船夫在河水封冻时就拉冰橇,以自己的苦力赚点儿小钱。一些
a 《京报》:中国古代官府用以传知朝政的文书抄本和皇帝谕旨、臣僚奏议等官样文书、政治情报,原叫《邸报》,宋代后改称《京报》。清兵入关后,活字版印本《京报》获准继续出版。地区的农民为了养家糊口,在农闲时,都在编制草帽,这种帽子还是大宗出口的产品。妇女们往往是不停地搓草绳、纺棉纱、纳鞋底,几乎看不到她们闲着,即使是她们在村口聊天时也是如此。
在西方,开店铺的商人不得清闲,中国的商人及其雇员更是不知疲倦的阶层。他们守着商店,忙忙碌碌,工作永远没个尽头,他们几乎没有节假日,事务繁多,只有在忙得昏头昏脑时才得到片刻休息。中国的店铺起早贪黑,收市很晚,账房先生采用复式簿记法,为了记录收支和平衡账目常常忙到深夜,非常细致。店员们在闲暇时,坐下来挑拣收进的铜钱,看看有没有值钱的值得收藏的铜板混入。
在中国,工作最艰苦的阶层是各级官员,中国的各类繁杂公务,令人吃惊。各级官员必须埋头于各种公务,必须对每桩事的成功负责到底。即便这样,这些职位还是让人羡慕,趋之若鹜,每个心存大志者都设法跻身其中。在北京的某个外国使馆的一位翻译,提供了这样一个事例:一位中国内阁大臣,一直抱怨日常事务的繁忙,公务使他过于疲惫。他说:每天凌晨2点,他就要离开家,3点至6点,他要在宫里值班;6点至9点他要在朝中议事;因为他掌管着兵部,9点至11点要在兵部;他又是刑部的要员,每天12点至下午2点要在刑部办公室里;他还是各国事务衙门的资深要员,每天下午2点至6点要在各国事务衙门度过。这些就是他每天的工作安排。此外,他在空隙时间还经常要去各部门开会,他很少在傍晚七八点钟之前到家。
据说,那位官员在那次谈话后6个月因劳累过度去世了。不知我们的工会在为就业者实行每日8小时工作制而奋斗时,看到上面这位中国官员每日的工作安排,又会有什么感想呢?这个中国官员每日的工作安排在其他政府官员身上也不断发生。
我们看到,中国人在勤劳方面非常了不起,就是普通老百姓也是如此。每一天,天刚蒙蒙亮时,欧洲各国的宫廷还在睡梦里,中国的皇帝已在上朝了。这对西方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天子的所作所为不同程度地受到各地臣民的效仿。我们还认为是半夜,中国人则是一天的开始。广州的铜匠、福州的锡匠、宁波的木匠、上海的磨坊工人以及北方各省的纺织工、磨面工都是起早摸黑。真怀疑他们有没有睡眠!天还没亮,起得早的人,就会在集市上遇到卖菜的村民,他们从数里路以外的家里赶来,站在黑暗之中等待黎明。西方人吃早饭的时候,中国人的早市早已结束。假设你在夏季清晨5点半后,在上海的主要街道上漫步,你的感受反差更强烈,你根本看不见在黄浦江边高楼里面做生意的欧洲人。几小时以后,西方人开始轻松自在地上班,中国人早已干完了半天的活,扬扬得意地抢占了市场。
约翰•戴维斯a先生曾正确地评论过中国人的“热爱劳动”。他说,这标志着中国政府使人民自觉自愿地身处于这种环境。热爱劳动是中国人最显著的特性之一,必须受到重视,并长期保持下去。
关于中国人勤劳的内涵,仍需多说几句。中国人是亚洲人,他们也像其他亚洲人一样工作,我们试图把西方的模式强加于这个生机勃勃的民族,那是徒劳的。在我们的眼里,他们显然缺乏我们对工作与生俱来的热忱和尊崇。盎格鲁—撒克逊人不需要《圣经》的指点,便能尽心尽力去做好自己应当做的事。中国人在宗教和哲学的影响下,像经验丰富的老人,面对几千年以来积累的经验,熟视无睹,不慌不忙,他们像荷马b笔下的诸神,步伐依旧。
人们不禁要想:有朝一日,白种人与黄种人不可避免地进入空前激烈的全面竞争时,谁会首先败北?
所罗门c的经济学箴言是“勤劳致富”。假如这一格言是正确的,那么中国人理所当然能够成为地球上最兴旺的民族,真会有富强之日。如果他们能有一种自我更新的美德,于勤劳的美德之外,再配上许多其他美
a 约翰•戴维斯(Sir John Francis Davis,l795—1890):1844年任英国驻华公使,后任商务正监督、第二任香港港督。
b 荷马:古希腊古典诗人,著有《荷马史诗》等。
c 所罗门: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犹太人国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用了7年的时间建成了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圣殿,这座圣殿成了犹太人心目中的圣地。从此,犹太教徒也开始把耶路撒冷视为自己的圣城。所罗门也是智慧的化身,他曾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年老时,他写了《传道书》。德,来不断修补性格缺陷,哪怕这些缺陷目前还被当作民族美德在赞叹。当中国人的道德、意识、真诚和信义重新恢复时,这个民族的兴旺是无可置疑的了。他们的勤劳和刻苦将会带来回报。

内容简介
作为研究中国国民性的第一本详尽著作,《中国人的文明与陋习》对后世学人的影响极深,鲁迅、许寿裳、马君武、潘光旦、李景汉等作家、教育家和社会学家都曾给予本书极高的赞誉和认可。
《中国人的文明与陋习》问世已近一百二十年,其文本依然极具阅读价值,百年间拥有多国译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文简体版本更是层出不穷。
作者从27个方面概括和总结了中国人的性格特征,既刻画了中国人的文明与所长,也揭批了中国人的旧习和丑陋。作者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取材,写作资料多源于自己在中国几十年间的经历和观察。
对比往昔与今日,认识中国人的普遍性格,此书仍不乏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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