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讲阳明心学.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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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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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这篇小著成于1926年,主要讲解王阳明的致良知之学,追根溯源,探讨心学内核,以时代的眼光去观察另一位贤哲。现由今人许葆云作注,贴近当下的现实生活,注释浅出,将经典心学讲述得鞭辟入里,妙趣横生。

作者简介
许葆云,《王阳明》三部曲作者,阳明心学传人。
2012年11月受邀参加绍兴阳明心学国际研讨会,同月,在北京外经贸大学、四川大学举行讲座,并为超星数字图书馆名师讲坛录制心学讲座。
2013年,对宋明关学体系和关学与心学间的传承、融合关系进行研究,并完成相关著作。

目录
目录
梁启超传略第一章 引论
一、打破罐头
二、口号的价值
第二章 知行合一说之内容
一、“假的朱学”
二、两张面孔
三、假货买卖
四、一个工夫
第三章 知行合一说在哲学上的根据
一、最重实践的唯心论者
二、穿长衫的“孔乙己”
三、此花不在尔心外
四、大人者五、正统邪说六、宜动不宜静
第四章 知行合一与致良知
一、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的
二、见满街都是圣人
三、扎硬寨,打死仗
四、一点灵明,扩充到底
五、义利之辨
六、物我合一,心外无理
七、人生当立志
王阳明年表
梁启超年表

文摘
第一章
引论
一、打破罐头
现代(尤其是中国的现在)学校式的教育,种种缺点不能为讳。其最显著者,学校变成“知识贩卖所”。办得坏的不用说,就算顶好的吧,只是一间发行知识的“先施公司”,教师是掌柜的,学生是主顾、客人。顶好的学生天天以“吃书”为职业,吃13上几年,肚子里的书装的像“鼓胀”一般,便算毕业。

梁启超这篇文章成于民国十五年,也就是1926年,距今已经87年了,可梁先生文章开篇第一句,斥现代大学为“知识贩卖所”,竟像是今天的大学教授刚写出来的微博文章一样“时尚”。
先施公司,说的是民国初年名震一方的大买卖——上海先施百货公司,地址在南京路和浙江路口,楼高七层,是中国第一家“大型环球百货公司”,与其后成立的永安、新新、大新合称上海“四大百货公司”,地位相当于今天的北京燕莎、上海天祥。1917年10月先施公司开业当日,南京路上大塞车,交通阻断,先施公司大楼里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其狂热程度和今天大学生毕业找工作时参加的“招聘会”真有一拼。
梁启超把大学比作“先施公司”这样的大买卖,倒真是形象生动。作为一位国学大家,梁先生中年以后曾在南开大学、清华学校、中国大学各处讲学,所以他笔下的“先施公司”具体是在讽刺哪一所大学倒不好说,咱们不妨大胆设想,梁先生此语是泛指民国时期的所有大学。
这些学校也不知是不是真像梁启超所说的,专门生产那些密封起来永远不打开的“学术罐头货”,把学生们喂得一个个好像得了“鼓胀”病——也就是肝腹水一样。只是在现实里,因为学不能致用而怨声载道的大学生果然不少。那些“稍有志气,对自己的前途切实打主意”的学生对眼前这种僵化的教育模式痛恨至极,可又无可奈何,只好像梁先生说的那样,自己哄自己玩,说:“等我把知识的罐头装满了之后,再慢慢地修养身心与及讲求种种社会实务吧。”其实很多人走上社会之后就会发现,真的来不及了!
毕业以后对于社会上实际情形不知相去几万里,想要把所学见诸实用,恰与宋儒高谈“井田封建”无异,永远只管说不管做。再讲到修养身心磨炼人格那方面的学问,越发是等于零了。

这里,梁先生讲了一个宋儒大谈“井田封建”的典故,倒真是一篇大笑话。只是笑完之后又让学子们觉得后怕,因为这个典故牵涉的是一位名噪一时的大学问家——宋代大儒李觏。
按梁先生的说法,这是一位“超级”罐头货。
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有一个举世皆无的特点,叫作“大而无当”。梁启超把它总结为“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所以“墨守斯法,世世仍之”,浑水摸鱼拖延时间的本事世界第一,社会发展特别缓慢,可不管怎么说,社会毕竟一直在向前发展着。到北宋时期,中国人口已经过亿,商业、手工业都相当发达,土地私有化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房屋土地的买卖也成了平常事,时人称“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这种财富变更和土地流转原本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但随着土地私有化的发展,另一个由统治阶层人为造成的问题开始显现出来,那就是皇室、贵戚、官吏、豪强地主依仗势力大肆掠夺农户,霸占兼并土地,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的情况日渐恶化。
对这种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被尊为“一时儒宗”的理学宗师李觏实在看不过眼,喊出了“平土均田”的口号。在其著作《平土书》中,李觏不顾社会进步的趋势,把《周礼》中提出的“井田制”加以无限美化,认为只有推行这种古老的“井田制度”才能解决土地分配不均的根本问题。按照他的设想,国家把土地全部收走,然后平均划分给农民,从此“与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农民们的生活福祉、人身自由、祖祖辈辈全都交给“君”去摆布了。
这还不算,依着李觏的意见,不但要把农民永远捆绑在土地上,连商人和手工业者也要被归拢起来,由国家统一管理,“工则统于司空,贾则统于司市”,认为搞这么一个乌托邦式的玩意儿就能实现“田均则耕者得食,食足则(养)蚕者得衣”……
其实“井田制”要真这么好,周朝就不会灭亡了。
李觏老先生忽视了一个最根本的事实:周朝的井田制是典型的“农奴制”。它的前提是土地名义上归国家所有,再分封给诸侯,诸侯把最好的土地留给自己,次一等的分给自己手下的“武士”们耕作,最次的土地划成小块给“野人”,也就是农奴。这些农奴必须先在诸侯的大田里劳作,干完这些活儿,才能回自己的土地上种点庄稼,勉强糊口,维持一个饿不死的状态。这种“井田制”把阶层划分弄成了一块铁板,贵族永远贵,野人永远“野”,把农民完全束缚在土地上,使农民成了国家的奴隶。真要这样,皇帝和贵族们倒是高兴了,可商人能答应吗?手工业者能答应吗?农民自己能答应吗?
可李觏根本不问农民们愿不愿接受这套东西,只管高谈“井田封建”,主张社会倒退,一竿子支到两千年前去了。这位老先生,他的学问大概真是从“先施公司”买回来的。
有意思的是,李觏这套学说在宋代很时髦,好多读书人都喜欢,尤其是著名的宰相王安石特别喜欢。
说起王安石,他的头脑比李觏更“强悍”。苏东坡的弟子张耒所著《明道杂志》里记载了一个小故事:王安石做宰相时,大谈水利,就有人迎合他的喜好,提出“填平太湖可得良田万顷”,只是太湖里的水应该引到何处去?一时想不出好办法。王安石听了这个主意觉得“很有建设性”,就和身边人商量,正好著名学者刘贡甫在座,这位先生出了名的爱开玩笑,逗王安石说:“此易为也,但旁另开一太湖纳水则成矣”,王安石这位宰相心胸倒宽,被损了两句也不生气,还跟着别人一起“大笑”。但他这套不切实际的学问,真像梁启超说的:“越发是等于零了。”
为了保护农民利益而一心要搞“农奴制”的大儒,准备在太湖边上“另挖一个太湖”的宰相,这些先生均非凡品,要事业有事业,要著述有著述,何其了得?而究其学问,竟然都是“悬空”的,他们这些治世的法子提出来,真就像梁启超说的“洪炉燎毛一般”,一根头发丝儿扔进炉子里,还没挨着边儿呢,就“滋啦”一声不见踪影了,只剩下一点残灰和一丝焦煳味儿。稍有些志气的年轻人,确实不愿意做这样的人。
学校固然不注意,即使注意到,也没有人去教,教的人也没有自己确信的方法来应用,只好把他搁在一边拉倒。青年们稍为有点志气,对于自己前途切实打主意的,当然不满意于这种畸形教育,但无法自拔出来,只好自己安慰自己说道:“等我把知识的罐头装满了之后,再慢慢地修养身心与及讲求种种社会实务吧。”其实哪里有这回事?就修养方面论,把“可塑性”最强的青年时代白白过了,到毕业出校时,品格已经成型,极难改进,投身到万恶社会中,像洪炉燎毛一般,挨着边便化为灰烬;就实习方面论,在学校里养成空腹高心的习惯,与社会实情格格不入,到底成为一个书呆子,一个高等无业游民完事。

现代科学证明,孩子三岁以前大脑发育最快;在小学阶段,语言的可塑性最强;中学阶段,个性的可塑性最强;18—25岁,思维逻辑的可塑性最强,之后就逐渐定性了,固化了。而“固化”的原因,一小半是生理方面的,一大半是因为走上社会之后,心灵的棱角被社会这个“大砂轮”一点点磨平了。
年轻人一旦失去个性,磨平棱角,就会变得平庸了。而那些头角峥嵘的精英才俊,多数混得很不得志,撞得鼻青脸肿。这种被称为“逆淘汰”的社会现实让人觉得很郁闷,也挺伤感,可现实就是如此。
社会这个东西,似乎不管什么时候都带着一股子“万恶”的味道,古今中外都一样。只不过在任何时代都没有过像今天这么多的大学生冲进社会去竞争。这些同学中不知有多少人是像梁启超所说“空腹高心,与社会实情格格不入”的,一肚子学问却百无一用、满脑袋主意却不切实际,真正是“茶壶里煮饺子”,把饺子煮烂了,跟茶壶一块儿扔。那种苦难辛酸实非言语可以道来。多少大学生刚一进入社会就碰得灰头土脸,撞得头破血流,差一些的工作不愿干,合适的工作又找不到,一个个都被挂在墙上,比梁启超说的“高级无业游民”还要恐怖。
这样的人不能做啊。
可不做这样的人,又该做怎样的人呢?
是啊,说“不这样”很容易,可要拿出个解决办法,回答年轻人的一句:“不这样,该怎样?”这才是关键所在。青年们啊,你们感觉这种苦痛吗?你发现这种危险吗?我告诉你,唯一的救济法门,就是依着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做去!

内容简介
《梁启超讲阳明心学》是作者许葆云对梁启超在1926年出版的专著《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所作的注评之作。许葆云就梁启超的《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一段一段的作出自己的理解,旁征博引,融合了自己和梁启超对于阳明心学的理解。
主要讲解了王阳明的致良知之学,追根溯源,探讨心学内核,以廓清后世对阳明心学之误解,意在发扬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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