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残酷的夏天:美国人眼中的越南战争.pdf

最残酷的夏天:美国人眼中的越南战争.pdf
 

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最残酷的夏天》是美国战争文学大师、普利策奖得主菲利普•卡普托的倾力巨著,历时9年精心打磨,畅销欧美30年,中文全译本首度上市。

亲历越南战争的菲利普•卡普托中尉,在越南的湿热的雨林中见证了战争的残酷无情,见证了战友间的手足情深,见证了人性的矛盾挣扎。卡普托诠释了人在战争中的行为以及战争对人的影响,被称为“卡普托方式”。

《最残酷的夏天》首度全面揭秘了越战真相,更有百张战地图片独家曝光。在文学中读懂战争,在战争中寻找硬汉,在硬汉中发现自我。感受最真实的越南战争,品味最经典的战争文学,尽在《最残酷的夏天》。

你曾耳闻战争的惨绝人寰,却未见证战场背后的真相。
令人不寒而栗的雨林、令人惊恐的未知、令人绝望的等待。
身处最残酷的战争,你!何去何从?

媒体推荐
“如果有评论说《最残酷的夏天》是有关越南战争的最佳书籍,这都是对此书的一种轻蔑。《最残酷的夏天》是一本顶住危险、离经叛道的著作,它首次要求——这种要求含蓄隐晦,恰是因此却越发强烈——读者自我拷问:换作是我,将会何去何从?我存活下来的概率有多大?自我意识被践踏、被颠覆,不复重要,读者不禁思考那令人绝望的可能性,在自己道德观念的安全网上,也许存有漏洞。这令人惊恐莫名,而《最残酷的夏天》恰是一本令人不寒而栗的著作。即便是最坚强的人,也会因此而潸然泪下。”
——约翰•格里格力•杜纳(John Gregory Dunne),
《洛杉矶时报书评(Los Angeles Times Book Review)》(头版)

“这是我所撰写过的书评中最沉甸甸的一篇。我想告诉大家,《最残酷的夏天》是对我们的污点——越南战争——最摄人心魄、最直击灵魂的个人记载。的确如此,然而,你是否愿意开卷阅读?哦,我真希望自己能掌控你的生活,这一刻就好。如果你不读《最残酷的夏天》,我就扇你一个耳光,抢走你第一个孩子,冻结你的信用卡,什么我都干得出来。赶紧读!我现在已经病态般地迷恋上这本书了。”
——D.凯斯•马诺(D. Keith Mano),
《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

“我希望,那些有能力改变未来外交和军事走向的人们能将卡普托的这本书摆在床头。本书措辞严厉,言语坦诚,字字珠玑,每句话都发自肺腑,让人们理解了斗争的诱惑性。本书不可小觑,甚至可以说本书寓意深远。”
——玛格丽特•曼宁(Margaret Manning),
《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

“如果某人曾亲历过战争的残酷和龌龊,那他对战争的厌恶和憎恨往往令人信服,合情合理。但是,卡普托(Caputo)坚信,对于很多人而言,包括他本人,战火硝烟和直面死亡所带来的情绪往往接近癫狂之喜,夹杂着疑惑与焦虑,这种说法同样令人深信不疑。战争如同强劲的毒品,自然能带来近乎超验之感。菲利普•卡普托(Philip Caputo)在本书中用动人而又诚挚的笔墨描绘了恐惧与勇气,最真实地记述了直面死亡与深渊的经历。我们永远相信,他是一位勇士,那场‘绚烂的星火之战’成了一场令人心惊肉跳的梦魇,几乎将他淹没丧命,而在这之后,他依旧继续战斗。”
——威廉姆•斯特隆(William Styron),
《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只有一名勇士才能写出《最残酷的夏天》;他是一位勇敢的斗士、诚实的男人、刚劲的作家。他的作品阴森惊悚,大获成功,将会流传永久。”
——斯蒂芬•贝克(Stephen Becker),
《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ews)》

“每一场战争似乎都有人论述:在我看来,卡普托精准地指出了我们在越南战争中的所有损失。”
——C. D. B.布莱恩(C. D. B. Bryan),
《周六评论(Saturday Review)》

“《最残酷的夏天》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其道德的深度和拷问,更是一部对战争现场的绝佳记述。”
——杰弗里•沃尔夫(Geoffrey Wolff),
《新时代(New Times)》

“一本值得一读再读的著作——不为别的,就为其反战的精彩论述。本书精妙绝伦。”
——泰利•安德森(Terry Anderson),
《丹佛邮报(Denver Post)》


“在这本刚劲有力的著作中,卡普托完成了一件我们绝大多数人必须完成的事:面对内心的敌人,熬过伤痛。”
——皮特•J.欧格尼本(Peter J. Ognibene),
《华盛顿邮报图书世界(The Washington Post Book World)》

“这些讯息是新闻记者无法提供给我们的,它们来自黑暗之心。我们等了太久太久。”
——《新闻周刊(Newsweek)》

作者简介
菲利普•卡普托,当代小说家、记者。
1941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1964年大学毕业后,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三年服役期中有十六个月在越南作战。
1967年,卡普托从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自此开启了令其备受瞩目的记者生涯。供职于《芝加哥论坛报》期间,卡普托前往一线报道贝鲁特战争,并于1975年再次前往越南,报道了“西贡沦陷”事件,见证了越战的结束。
他还曾担任《时尚先生(Esquire)》担任特约编辑,并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和《洛杉矶时报》撰稿。
小说作品包括《非洲号角》《德克索画廊》《印第安之国》《罪恶方程式》等。
菲利普•卡普托先后获得十余项新闻奖和文学奖。
1972年获得普利策奖
1973年获得海外出版奖
1977年获得希尔曼基金奖
2006年获得康涅狄格图书奖

文摘
此情此景,时间停滞,艺术消失,音信全无,社交成空。然而最糟糕的是,惨死的恐惧和危险挥之不去,人之生活,孤苦无依,落后贫瘠,歹毒罪恶,野蛮残暴,生命短暂。——霍布斯(Hobbes)《利维坦(Leviathan)》

十月下旬,敌军一个营袭击了我方一个直升机基地,导致基地守卫人员50人伤亡,摧毁或破坏飞机达40架。两天之后,另一支北越军营袭击A连80位海军陆战队队员值守的前哨,我方死亡人数22人,受伤人数超过50人。每天都有人因为埋伏和陷阱或死或伤,救援直升机顶着漫天风雨在低矮的空中来回飞行。
此时,团部的心情开始和天气相得益彰了。不过这时候离战争最末几年,全美军队上上下下失落沮丧的状态还相去甚远,不过此刻我们的心理状态较之于八个月以前的趾高气扬,已经是十万八千里了。大家冷嘲热讽,听天由命,郁郁寡欢。从部队里那些黑色笑话中就可见一斑,“嘿,比尔,你今天要去巡逻。要是你腿被炸掉了,可以把靴子送给我吗?”也可以从我们唱的歌词中管中窥豹。有些哀伤凄凉的西部乡村曲子如《底特律城(Detroit City)》,副歌部分充分表达了每一位步兵的心之向往:
我想回家,我想回家
噢,我想回家
有些歌曲则充满了黑色幽默。例如《一肚子战争(A Belly-full of War)》,这是A连一位军官编的行军歌。
噢,他们先教我杀人,
然后强留我在山里,
我心生厌恶还想吐。
天气不是风就是雨,
我脑袋全成了糨糊,
还憋着一肚子战争。

噢,天上太阳毒又热,
还一脚掉进雨林坑,
我心生厌恶还想吐。
如今我疲惫又害怕,
想留条小命见父老,
还憋着一肚子战争。

你在河内挺胸阔步,
早忘了我这小可怜,
我心生厌恶还想吐。
我张着小嘴倒在地,
五脏六腑另寻下家,
还憋着一肚子战争。

战争还有另一面,没有歌曲、也没有笑话去讥讽。战斗不仅愈发激烈,也更为险恶。我们和北越军都已经习惯残暴冷血。第一营的一位无线电员被敌军巡逻队抓到了,捆起手脚用棍棒击打,最后一枪打死。他被抓三天之后,我们在翠峦河河面上发现了他的尸体,他的手脚依然被绳子捆绑着,后脑门上有子弹穿过的洞。另一团的四名海军陆战队队员被捕,后来在一个坑里发现了尸首,他们也被绑着,头颅被凶手的子弹打爆。一位名叫亚当•辛普森(Adam Simpson)的黑人军官——匡蒂科的校友,带领的一支28人巡逻队遭遇了埋伏,敌方北越军共有200人,这支巡逻队几乎全军覆没。如果北越军不至于连伤者也赶尽杀绝,恐怕还能多几个生还者。北越军从埋伏中跳出来,冲向倒下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只要看到有生还迹象,立即开枪打死,我那位校友没能逃过一劫。最后死里逃生的两位队员是躲在已经牺牲的队友尸体下面装死,由此才虎口脱险。
我们以牙还牙,有时是出于功利意图。大家众所周知,被俘虏的北越军能活着走到战犯营的少之又少,上报的消息一般是“试图逃跑故开枪射死”。有些连队都懒得去逮捕战俘,只要看到北越军就取其性命,有些越南人只不过是嫌疑人也难逃厄运。后者一般都算作已死敌军,因为有不成文规矩——“如果对方死了,又是越南人,那就算作北越军”。
在战争中,一切事物都快速变质腐烂:尸体、皮靴、帆布、金属和道德。或烈日骄阳,或风吹雨打,我们在陌生的沼泽地和雨林之中战斗,人性渐渐不见踪影,就像步枪枪管里的防护粉消耗殆尽。我们的战斗是最为残酷的一种冲突类型,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杀戮。这不是欧洲那些规规矩矩的作战,而是在无规矩无法治的蛮夷荒野之地,为了自我生存而互相残杀。这场战斗,是战士为了保住自己和身边战友的性命。出于这份个人情感,他们不在乎杀了谁、杀多少、怎么杀。有些人批判其残暴之举藐视文明战争应有之金科玉律,他们对此嗤之以鼻,这些战场伦理准则企图为原本就没有人性的战争盖上人性的遮羞布。依照那些“交战条例”,如果朝正在奔跑的越南人开枪,符合道德规范;但如果朝站立或行走的越南人开枪,就有违道德伦理。如果近距离射杀敌军战俘,不合规矩;如果狙击手远距离射杀除了被捕已经没有还手之力的敌军士兵,则合情合理。步兵用白磷手榴弹炸毁村庄,于法不容;可如果战斗机飞行员朝村子扔汽油弹,则无甚不妥。伦理成了距离和技术层面的问题。如果你用先进武器远距离杀人,绝对不会违背伦理。而且华莱士•格林尼将军颁布的令人血脉贲张的命令:干掉北越军。在那个爱国主义高涨的肯尼迪时代,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可以为祖国母亲做些什么?”祖国母亲回答:“干掉北越军。”这就是策略,这就是我国部队高层精英能构建出的最佳策略:有组织屠杀。不管有无组织,屠杀就是屠杀,因此,谁还去说什么规矩伦理,而且这场战争原本就没有规矩伦理。

十一月中旬,我主动提出要求,于是转到第一营的一个连队。我对战争的幻想早就烟消云散了,虽然没有不切实际的梦,不过还是主动要求加入连队。原因不一而足,最首要的是枯燥乏味。除了记录伤亡人数,我实在无所事事。我觉得一无是处,其他人在冒着生命危险战斗,我却待在后方毫发无损,心中着实羞愧难当。我不否认,前线仍旧对我很有吸引力。不论战争是对是错,战斗总有一种磁力。战火之下,似乎能活得更有滋有味,脑袋更灵敏锐光,思维更清晰敏捷。也许还有一种反作用的力量,心驰神往中夹杂着排斥厌恶,希望期盼之中又有些失魂落魄。你发现自己已经到了情绪崩溃的边缘,那种晕头转向不是喝杯酒或嗑粒药就能匹敌的。
另一动机是怕自己会精神失常。那天在食堂,我精神恍惚看到莫拉和哈里森被死神上身,这已经成了青天白日、时时刻刻揪住我不放的噩梦。我眼前出现的任何人,眼帘之中都会浮现出他们的死尸模样,包括我自己。我还看到自己的尸体,甚至有时我不仅看到自己的死尸,旁边还有围观者。我看到,没有我的地球继续旋转。每晚入睡前,自己即将一命呜呼的不祥预感便向我袭来。有些时候我也会暗自发笑,要是自己都能看见自己死后的尊容,估计也不会把自己当人看了,而且如果还能看到他人死去的样子,也就不会把别人当回事。上帝或大自然开了一个巨大的现实玩笑,我们一个个全是受害者。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尸体会面带笑容。在生命最后一刻,他们听懂了笑话。有些时候,我也哑然失笑,可绝大多数时候压根儿不好笑,我敢断定,再多数几个月尸体,我恐怕就要去精神病院了。在文职队伍里,有太多闲暇时间对尸体念念不忘,在连队里估计就没这闲心了。这是在战争中保住心理健康的秘方——不去想。
最后的动机、仇恨,埋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当时自己都没意识到其存在与否。可我现在认识到了,虽然承认这一点让人心痛。我内心燃烧着对北越军的仇恨,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屏着一口气,不言而喻:复仇的欲望。我不是因为敌军的政治路线而对其恨之入骨,而是因为他们杀死了辛普森,这些杀人凶手把这年轻人的尸体扔到河里,还因为他们炸死了瓦尔特•列维。报复是我主动要求加入连队的另一原因,我希望伺机干掉凶手。
我在冲绳的老室友吉姆•库尼(Jim Cooney)从第三营调来接替我。我给他的伤亡文档比我六月份接手这份工作时厚了好几倍,真是太有成就感了。
卡扎马拉克(Kazmarack)开车送我离开1-1部队总部,哈密尔顿(Hamilton)中士为我送行。我一定会想念他的,多亏了他的幽默风趣,过去五个月里我好歹还能在旁人面前保持一副大脑清醒的形象。哈密尔顿经常肠胃不好,他火急火燎抢在上校的前面去厕所,遭人大声斥责,他反驳道:“上帝啊,长官,我被胡志明报复了。我能怎么办呢,就因为我的便便上面没有上校雄鹰标志,我就要认命拉在裤子里吗?长官,大便和死亡是不认军衔的。”
营地总部到处是泥水,在法国要塞附近搭建了一簇帐篷和掩蔽壕。我开始“奔赴刑场”了:到副官帐篷递交任命书待签字,到营地救护站交体检表,回到副官帐篷把调职书收入个人服役档案,然后去见指挥官——四肢瘦长的哈奇(Hatch)中校。他告诉我,我将加入C连的一个排,以前是瓦尔特•列维带队的。尼尔(Neal)上尉是总队长,迈克洛伊是执行军官——他的服役时间延长了。中校吩咐完工作,我回到副官帐篷等着查理连的司机把我接走。外面大雨滂沱,已经没日没夜下了两周了。
司机是一等兵华盛顿(Washington),他驾驶的那辆吉普车裹了厚厚的一身泥。华盛顿和所有连队的司机一样,活跃爱动,乐呵呵的,助人为乐。那些懒惰懈怠、臭脸一张、服务不周的司机就要扛把步枪,被发配到前线打战。吉普车穿过戴拉山口,由于没有挡风玻璃,所以雨水都打在我们脸上。路面早就变成了一条黄泥溪流,蜿蜒绕过一个个村落,这些村子因为牛粪和鱼露酱散发着阵阵恶臭。路两旁的一片片稻田和一排排香蕉树被水淹没了,香蕉树宽阔的叶子在雨里垂头丧气。华盛顿换挡加油,吉普车沿着一个平缓的山丘向上爬,车轮慢转,快到顶时吉普车摇摇晃晃。我从那儿能看到前方半英里处有一个T字形的交叉口,一簇茂盛的树林里面有一个村子,接着又是稻田和山丘,一座挨着一座,一直延绵到远处的黑色山岭。雨林树冠顶上笼罩着厚重的烟雾,也给那些山蒙上一层危机四伏、神秘莫测的面纱。我们开始下山,路软塌塌的,像是两英尺厚的红棕色布丁。有几位农夫站一个村子的水井边上,清洗他们的腿和脚。远处,一把机关枪正很有节奏地开火射击。华盛顿转到T字交叉口边上的一条岔路,路过一间水泥房子,墙壁上好多子弹弹片穿过的洞眼。房子旁边的一块空地上,81毫米迫击炮正在朝远处山丘发射。炮弹在山丘顶上形成一股灰色烟雾,山丘也是灰色的,像是雨里的矿渣。这条岔路旁边是一个绿树成荫的峡谷,路尽头是一排低矮凌乱的山丘。C连的营地就在前方了。帐篷零落地搭建在一台105大炮周边,在群山、枪炮、泥泞和雨帘遮掩的山脉之中,其亮色条纹的瞄准标杆看着尤其喜庆,很不搭调。这条路连接营地和前哨,一群海军陆战队队员正步履维艰走在路上。他们排成一列,速度缓慢,耷拉着脑袋,身上那件长斗篷在风中扬起。斗篷上形成一个凸出的包,后背上的步枪藏在斗篷里面,枪口朝下,以防止雨水淋湿。队员们低着头弯着腰,像是一群驼背忏悔的和尚。
在总部帐篷里,尼尔上尉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他瘦高结实,眼神冷漠,薄薄的嘴唇紧绷着,有点儿像描绘古代新英格兰课堂的素描画上的古板严厉校长。我把自己的任命书交给他。他从自己那堆文件中抬起头来,眼睛除了原本的浅蓝色,再没有别的情绪。
他说:“卡普塔中尉,早就想让你来了。”
“长官,我姓卡普托。”
“欢迎你。”他想挤个微笑,可没成功。
“卡普塔先生,我让你负责第二排吧,自从列维先生牺牲之后,他们一直没人领导。”
“长官,我在匡蒂科就认识列维先生了。”
“第三排和武装排也没有领导。”
他站起来,打开一张地图,向我说明局势。这个营,实际上整支队伍,都处于防守阶段。我们的任务是遏制北越军再度袭击飞机场,因此一定要守住主防线。现在没有制订任何反攻计划,小规模的分队或排巡逻除外,可即便他们的巡逻区域也控制在主防线两千米之内。
连队正前方从T字交叉口向南延伸,直到翠峦河,近一英里左右。这距离是一个完整连队能够守卫距离的三倍,而且这支连队人数不足。主防线缺口位置设置了大炮。连队按惯例设置安排任务:两个排——还不足够伏击巡逻队的人数,负责夜间防守主防线。第三排负责守住查理山,这个战斗前哨大约位于前方七百米处。清晨,防御线必须保证25%的守卫警戒,其他人则步行半英里回到营地吃顿热气腾腾的饭,护理枪支,休息养神。下午,他们去接替上午的执勤人员,在各点守卫,或是进行日间巡逻。晚上,依照惯例继续循环。
地雷和陷阱是造成这连队伤亡的最首要原因。有时也会遭遇狙击手,迫击炮则是极少数情况。我必须高度留意我们排的队员有没有患上足浸病。队员们总是湿漉漉的,而且总是体力不支,有些时候还饥肠辘辘,因为吃的东西都是C类配给品冷餐。但是,我绝不会让他们懈怠。他们一懈怠就会想家,想什么都可以,千万不能让步兵想家。明白吗?明白。有问题吗?没有。
“很好,卡普塔先生,你今晚就去防线,现在去拿装备。”
“长官,我姓卡普托,读成‘托’。”
“随便。你今晚去执勤。”
“遵命,长官。”我暗自想,这是我遇见过的最没幽默细胞的一个人。
大概七点左右,暮色降临,榴弹炮和迫击炮开始惯常的骚扰任务。我和新队员们一起,在泥水里朝防线走去。炮弹从头顶上方划过,雨被强风刮得四处飘散,打在脸上。队伍以稳定缓慢的步子前行,这是老油条战士的象征之一。他们全身上下都散发着老油条气质。瞧瞧他们,简直无法相信他们才十九、二十岁年纪。脸上没有稚气,现实的残酷无情让他们的眼神也变得冷漠空洞。日复一日,他们尽力让自己保持身体干燥,别让皮肤在雨林腐烂的环境中溃烂,尽量生存下去。生活在一个潮湿阴暗的世界里,哪怕是简简单单的步行,这个和呼吸一样不必多想的举动,都会有生命危险。他们必须去埋设有地雷的区域巡逻侦察。行错一步,要么死无全尸,要么半生残疾。如果眼睛大意,没留意到路上那些细若发丝的电线,踏错一脚,或懈怠一秒,恐怕就遗憾终身了。
我们抵达了前线路口。我爬进排指挥处——一个散兵坑,四周围着沙袋,上面用破损有洞的斗篷覆盖着。无线电员琼斯、传话员布莱维(Brewer)以及一名医护兵和我一起爬了进去。指挥处所在的位置是马路后面一个杂草茂盛的小山丘。散兵坑里积了一池冰冷的雨水。我们用头盔把水清理掉,在地上铺上一张斗篷,席地而坐,趁着最后一丝日光,吸最后一支烟。琼斯把那台笨重老旧的PRC-10型号无线电从后背上取下来,挨着坑的一边放好。
“查理六号,我是查理二号。检测无线电。”他对着听筒说道,“六号,能听见吗?”
“二号,我是六号,声音清楚洪亮。六号真人提醒二号真人,阿尔法连队进行迫击炮开火。”
“已收到,六号,如果没有其他指示,二号退出。”
“六号退出。”
琼斯问道:“长官,你刚才听见了吗?”
我说听见了。
风更猛烈了,雨水迎面打来,像大型枪弹一样横扫稻田里的作物。风刮得紧,雨下得大,四周的竹子嘎嘎摇摆,我屏息凝神倾听迫击炮,可没有什么动静。其他队员在幽暗的黄昏之中沿着防线朝各自的守卫点走去,步履沉重。其实这算不上什么防线,不过是在土质较硬的地方挖个几个孤立的坑,每个散兵坑里安排两位队员。守卫点前方,蛇腹形铁丝网的圆圈在风中摇摆。
我负责第一轮的无线电值守。琼斯和其他人先睡一会儿,他们像腹中胎儿一样蜷曲躺在那里。我看着外面,尽量让自己熟悉环境。第二排部分防御线是在马路后面,边上有个村子,由民间部队——农村民兵——负责守卫,最末端是一条河。我们负责的前哨长约七百米,一般情况下这么长的距离需要一支连的队伍来防守,现在各个防守点之间空隙太大,容易因疏漏出现危险。其中一个点被称为“校舍”,因为那里有所水泥盖的学校,它的下一个点是河边的一个小土丘,两者之间隔着大约两百米长的水田。这两个点简直就像是群岛上的不同岛屿。防御线前方,又是无边无际的稻田,还有一条河流,河两岸是雨林,再往前便是墨绿色的山丘。查理山就在那头,其实就是不大的红色泥土丘,在周边群山之间特别醒目,像个红肿的脓包。光线昏暗,我看到田地里橄榄色的一片片区域,还有我们队员的细小身影。前哨的前方除了山还是山,不过有些高耸入云霄。和那些地方比起来,前线这边堪比文明中心。查理山就是划分疆界的粗糙界限。
四下旋即黝黑一片。除了狂风吹刮树枝的声音,再听不到其他什么声响,而且现在除了看到不同程度的黑色,再也看不见别的事物了。在灰黑色的稻田里,那村庄如同沥青的池塘。河岸边墨色雨林的远方,安南山脉黝黑得如同天幕上一个巨大的洞。我眼睛虽然已经适应了黑夜,可依旧难以分辨出最细微的色差。真是伸手不见五指。毫无生气可言,看久了,我都感觉自己正盯着太阳的背面看,那是世界所有黑暗的源头和中心。
风依旧肆无忌惮地刮着,吹得身体都麻木了。我全身湿透,冷得直哆嗦,连听筒都拿不稳了。每次整点汇报时,我都舌头打结,只感觉从未经历过如此这般的寒冷难耐。一道火光飞到空中,照亮了风中摇摆的棕榈树的轮廓,还有从天上云层直流而下的雨帘。一阵强风卷过散兵坑,缠住桩子,斗篷一边被掀起。湿滑的斗篷打在我脸上,雨水冲进如今完全暴露在外的坑里,布莱维大叫一声:“妈的!”一股洪流从山丘上奔腾而下,从沙袋漏隙里渗透进来,都要把我们淹没了。斗篷像是脱离了帆船的帆布,继续随风乱飘。“越南真是个鬼地方。”
“琼斯,布莱维,赶紧钉好桩子。”我一边说,一边用头盔清理水。雨从我衣领中流入,又从我外套衣袖流出,好像成了排水管。
琼斯回答:“遵命,长官。”他和布莱维爬出去,一把抓住斗篷,按下去,用刺刀金属柄把桩子钉好。医护兵和我负责清理水,干了点儿活儿,身子暖和了一些。等我们弄完,坑里的水还有一英尺深。我把无线电交给琼斯,轮到他值班了。我侧身躺下,弯着膝盖,想睡一会儿,可是在这水坑里,还有冰冷刺骨的风中,我实在睡不着。
大概到了午夜,村庄附近某个防守点传来自动步枪开火的声音。小组组长通过战地电话告诉我,他右侧已经有二十轮开火,不过没有伤亡人员。又听到枪声。
电话那头说道:“二号真人,他又来了。我推测,他肯定躲在河旁边的林子里。”
“已收到。让他尝尝M-79枪榴弹的厉害。我立即过去。”
我带上一位步兵掩护,然后沿路朝村庄走去。两枚M-79枪榴弹在林子里爆炸了。马路上的泥土都到脚脖子了。除了某间茅草屋里亮着一盏灯,我们什么都看不见。我们尽量紧挨着路边的水沟走,以免要迅速隐藏起来,终于来到交火的位置。海军陆战队的棚子柱子上有几个子弹孔。雨已经够大了,可现在还变本加厉。我和那位步兵挤在一起,试图看看,稻田一百米远的林子里究竟藏了什么。稻田都成了一个小湖泊,风吹平了眼前的屏障。突然,幽暗之中有个橙色亮光在闪动。子弹飞速从我们身边飙过,发出邪恶的吞噬声,我赶紧俯卧趴在泥地上。
其中一名步兵咒骂道:“瞧见你了,贱人。”他迅速朝对方狙击手的枪口火光位置开火。三四枚枪榴弹发射出去,拖着明亮的火光坠入那片林子。
开枪的那位步兵说道:“就算他不死,这也够他受的了。”
我们大概又等了半个小时。终于没什么动静了,我和保镖返回指挥处。风终于停了,在万籁俱寂之中,隐约听见蚊子嗡嗡叫。我们身后很远的地方,两枚迫击炮爆炸,那是河流拐弯的地方,马路也随着转了向。炸弹是在D连防守线附近炸掉的,天空出现一阵绚丽的红色星雨。在相反方向,1-3部队那些刚来越南、未经洗礼的队员们正在和臆想中的幽灵敌人开火。我们路过亮灯的那间茅草屋。“嘿,美国大兵,”有人低声叫道,“美国大兵,你们过来一下。”一个中年农夫站在门口,招手让我们进屋。我那位队员举起枪以防万一。我们走进茅草屋。屋里一股大蒜、柴火和腐烂的鱼露酱的混杂气味,可是这里挡雨,现在哪怕是短暂的避雨都会令我们感激涕零。我点上一支烟,这也让人感恩戴德。我深深吸一口,直达肺部,感觉神经就这么放松了。
与此同时,农夫从一个油布口袋里掏出几张照片,全是越南妓女和美国士兵各式各样的春宫图。他拿起一张给我们看,怪笑着说:“不错吧?一张票子?不?想买吗?你要是买,一张票子。”
我说道:“真是见鬼,你这老变态,不买。Khoung(越南语),不买。”
“不买?”那农夫大吃一惊,所有销售员被顾客拒绝都是那副德行。
“Khoung。Chao Ong(越南语:晚安)。”
“Chao Ong,dai-uy(越南语:晚安,队长)。”
“No dai-uy,Trung-uy(不是队长,是中尉)。”
“Ah,Ah,Trung-uy,Hokay,Chao trung-uy(越南语:哦,哦,中尉,晚安,中尉)。”
我们走出来,那为步兵说道:“中尉,你说这叫什么事。我们为了这帮人战斗,搞得全身湿透,还要吃子弹,结果他向我们兜售色情照片。”
“生活不讲公平。”
“长官,即便这是牢骚抱怨,可也很有道理。”
之后,那晚我们总算安稳睡了一会儿,黎明醒来时,依旧细雨霖霖。队员们睡眼蒙眬走回营地,留下一支小分队继续留守。稻田被水淹没了,水蛇在里面游动。我们都能看见蛇在水面之下一溜而过形成的波纹。有支武装队伍困在一个高地上,不得不从村民那借了舢板才得以从“岛”上回到陆地。队员们就像是劳改犯,垂头丧气朝营地走去,早就不指望新的一天能有多少不同或新颖之处了。我活动身子想让自己暖和一点儿,却感到前所未有的筋疲力尽。不过是在前哨待了一晚我就心力交瘁,我不禁想这支队伍其他人又如何呢,他们接连数月守卫防线。但是我很快就意识到:他们已经没有知觉了,除了间或袭来的恐惧。

接下来的日子都是如此这般。没多少战斗,可却有无尽的苦楚。有一周,第一排军官告假,于是我被任命指挥该排。那周我们唯一的伤员是一位小组组长,他因为被蜈蚣咬了住院治疗。真正的战斗已经挪到中央高地的德浪河谷(Ia Drang Valley),曾因小大角战役(Little Bighorn)而威名显赫的第七武装骑兵团(Seventh Calvalry)在那与北越进行了激烈战斗,这也是当时最惨烈的一场战役。不过岘港那时风平浪静。几乎夜里每到整点,无线电员就开始背诵:“一切正常,没有异样。”我参加了两三次巡逻,除了和狙击手交火之外,没有其他的交战。一切正常,没有异样。连队两名机关枪手踩到地雷去世了。一切正常,没有异样。我们沿着防线来来去去,在布满陷阱的地方巡逻,挖散兵坑,等被雨水冲毁了,又重新挖。大雨不绝。即便我们能睡着,一般也是睡在湿泥里。夜里守卫的时候,神经紧张,冷得发抖,每小时定时汇报情报:一切正常,没有异样。一天早上,B连一位哨兵被敌军探子杀死了。雨依旧下个没完没了。北越军朝我们扔来几颗炮弹,可是不够远,在离我们铁丝网很远的稻田里爆炸了,升起灰色浓烟,脏水和泥块四溅。敌军六轮60毫米迫击炮砸在离查理六队两百米远地方。没有伤亡人员。一切正常,没有异样。
月末,北越军向村子发动了小规模袭击。那晚雨不算大。雨从低沉的天空中掉下来,像是从溃烂的伤口中流出脓水。我和第二小组组长科菲尔(Coffell)中士在一个湿冷的散兵坑里值守,他是从另一营转到1-1部队的,我们聊天说话,以驱赶睡意。我们说起老家、女人还有恐惧。面前,河流两岸的雨林被一层厚厚的烟雾笼罩着。那些树木像是生长在积雪厚重的堤岸上。科菲尔悄声对我说,他很怕那些“小跳球”:地雷,从地里往外爆炸,高度能及腰。他明天上午要出去巡逻,祈祷自己千万不要踩到这些“小跳球”。他以前的连队指挥官就是惨遭厄运。
“长官,地雷炸掉了他一条腿,从大腿以下都没了。股动脉断了,血喷涌而出,就跟开闸的水一样。我们压根儿止不住血,也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所以我们从田里挖土填伤口。我们不停往残肢塞土,可是不管用。长官,哦,我恨透了那些小跳球。”
我们身后的那个村子传来自动手枪射击的声音。某位民兵用卡宾枪射击。
科菲尔骂道:“妈的,这帮民兵又朝影子乱开枪。”
“影子是没有自动步枪的。我听着像AK枪。”
这时传来一阵“噼里啪啦”声,好像一堆干燥的灌木着火了一样。手榴弹爆炸了,我们头顶上方,好几条曳光弹的红色尾巴。好几枪打到附近守卫点的沙袋上,差点就要射中机关枪手。我低低趴着,拿起战地电话,呼叫排中士道杰(Dodge)。他和另一小组在校舍位置,也就是村子对面。我问他,能否判断出开火源头。
“长官,不行。我们动弹不得,头都不敢抬。有自动武器朝校舍射击。应该是在村子附近,可我不知道确切位置。”
“察力队可能在我们后方。有人受伤吗?”
“长官,没有,不过我这老家伙差点被左右两边子弹打死。四五轮子弹都打到我旁边墙上,掉了好多灰……”
又有两枚手榴弹爆炸,电话也断掉了。
“道杰,能听见我说话吗?”我问,连续按了好几次接收器。无人回应。手榴弹把电话线切断了,我现在有个小组被打得无力反击,还失去了联系。
我翻过散兵坑的矮墙,匍匐爬到路边,想看看能否找到敌军的枪口。我看到了。北越军就在村子里,朝四面八方开枪。路面上,分明有一排红色亮点,朝我快速移来,还有子弹从我耳边嗖一声飞过,如此之近,我都能感受到那股冲击力。背后放枪,我恨得咬牙切齿,我赶紧又翻回去。
“科菲尔,敌军在我们后面。叫你的人出动,告诉他们,面朝马路,看到路上任何移动的物体都别放过。”
“遵命,长官。”
我俯卧爬向无线电,听见自己的心脏敲打着湿泥地面。“查理六号,我是查理二号真人。”我想和尼尔联系上。“能听见我说话吗?”只有静电噪声。“六号,二号请求对一号点照明。六号,听见了吗?”还是静电噪声。有位步兵趴在我旁边,拿着M-14枪对着马路。他扭过头来看着我。我不知道他是谁。黑暗之中,我只能看到他无神憔悴的眼睛从头盔边缘下方打量着我。“六号,我是二号。要是听到了,我身后村子有维克多察力队。一支分队已经被自动武器扫射打得无法还击,手榴弹把电话线切断了。请求对一号点照明。”静电噪声像是在嘲讽我,发出一阵嘶嘶声。我一拳头打在无线电上。PRC-10型号无线电是“二战”老古董,只要出现危机,它就一定会临阵脱逃,百试不爽。
试了足足有十五分钟,我终于连上连总部了。尼尔说他根本不知道有交火。
“就在我们身后,是刚才。这会子停了。”
他说:“我什么也没听到啊。”
“长官,那时因为现在停了。之前确实有。能给一号点照明吗?也许我们能逮到那些北越军。”
“查理二号,我之前什么也没听到。”
“六号,就在村子里!维克多察力队就在我身后的村子里,他们和民兵干上了。我第一小组都被打得抬不起头来。”
我明白为何尼尔上尉什么动静都没听到:他位于连队营地,在前线后方半英里之地。他几乎每晚都睡在那儿,或是在指挥处掩蔽壕里睡觉。有天晚上我们尤其体力透支,他对我说:“你们大家伙在那里值守,我却在帐篷里睡大觉,我心里真是不好受。”我回答说:“我们心里也不好受。”
“查理二号,你们有伤亡吗?”
“没有。”
“你感觉自己能应付过来吗?”
“收到,不过给点照明应该更有益处。”
“随时向我汇报。六号真人离线。”
“二号离线。”
最后,照明也没有来。没人拉我一把。 我向尼尔汇报完之后,这次小战斗便停火了。我们联系上民兵指挥官,他回答说:“现在没事了,北越军走了。”
我又向尼尔汇报。“六号,维克多察力队撤走了。我方没有伤亡,经过搜索核实了。”
“收到,你那边现在情况如何?”
我回答:“一切正常,没有异样。”
第二天早晨,我坐在连队食堂,麻木的双手捧着杯咖啡。那次开火之后我都没睡觉,我们都没合眼,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因为据消息,一个营的敌军正朝我们推进。我们严阵以待,保持清醒。敌军某位狙击手时不时开枪,雨下个不停,不过最终无事发生。黎明时,我们回到营地,留下部分人员原地留守或出去巡逻。
当我坐在尼尔上尉对面时,雨还没停。外面,队员们排队到沸水炉子给自己的餐具消毒。我昏昏欲睡,真希望自己能干干净净、不受打扰的好好睡上四五个小时,可是我还要去一个新防守点布置通讯电线。这一整天几乎都要赔进去了。我还要去跟踪我们排的一单“案子”。尼尔在校舍附近发现一堆C类配给品的空罐头,这让他非常不爽。他要求保持战地整洁。所以,我必须去核实谁把这些罐头埋到地里。我自我提醒,千万别忘了这事儿。战场之上,一定不能乱扔垃圾。我脑子里有个声音告诉我,自己越发人不人鬼不鬼。我顾影自怜。没人逼着我参加海军陆战队,也没人逼我主动申请到连队来。这都是自找的。道理没错,可知道这个道理也解决不了燃眉之急:我太累了,好想睡觉。
尼尔说,他看了我的服役档案,发现我来越南九个月,还没申请过疗养休假。次日有飞机去西贡,还有个空位。他问我,想去西贡疗养休假三天吗?我毫不犹豫就说想。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内容简介
1961年5月,为了进一步帮助越南共和国吴庭艳政府,美国总统肯尼迪派遣一支美国特种部队进驻越南共和国,开启了美国战斗部队进入越南的先河,自此拉开美越战争的序幕。越南战争耗时十余年,是二战以后美国参战人数最多、影响最重大的战争,更是美国唯一一次失败的战争。
十余年间,美国士兵远赴重洋,来到遥远陌生的东南亚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他们不得不与鬼魅作战,向幻影开火。他们看不到敌人,也不能把盟友与敌人、平民区分开来。与他们并肩作战的南越军看起来与北越军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到村庄里搜查时,看到一张张沉默、冷漠、略含仇恨的面孔,根本分不清哪些是平民,哪些是隐藏在内的越共分子。谁是敌人?敌人在哪儿?渐渐的,士兵们意识到,他们的敌人就是脚下的土地,是秀美怡人的高山,是郁郁葱葱的雨林。这是一片陌生的土地,那一个个沉默、矮小的人们并不真的甘于沉寂,他们让深沉的土地喊出复仇的决心,成为美国士兵永远也不能忘却的梦魇。
《最残酷的夏天》是一部顶得住风险、扛得住压力、说得出真相的著作!菲利普•卡普托历时9年,用严厉地措辞、坦诚的言语、发自肺腑的呐喊,让人们理解了战争的诱惑和残酷、看到了士兵的恐惧和怀疑。他用最真实的文字,记述了直面死亡与深渊的经历,是对美国一直掩盖的污点——越南战争——最摄人心魄、最直击灵魂的记录。令人不寒而栗的雨林,令人惊恐的未知,令人绝望的等待。每一个读者都不禁自我拷问:换做是我,我存活下来的概率有多大?我将何去何从?这种思考令人莫名地惊恐。《最残酷的夏天》恰是一本令人不寒而栗的著作,即便是最坚强的人,也会为此潸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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