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水民国:民国名人的笔墨官司.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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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民国是个口水公案笔墨官司特别多的年代,人们对文坛政界的这些纷纷扰扰、吵吵闹闹早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同籍贯、门派、出身、师承、眼界、境遇、性情、辈分的人们,自然会有不同的圈子,他们之间有隔阂,自然也会有学术、思想、观点、理念、信仰的碰撞与交锋。而那些在口水战中对阵的主角们,也并非如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火气冲天,一本正经,或者老死不相往来。他们之间有龃龉,有分歧,也有合作,有往来。遇见大是非,或论争,或批评,或反驳,或辩解,或声援,或反思,平日也许不是朋友,但也未必就是冤家——其他互吐口水者,也都大抵如此。这些论辩构成了民国时期一个独特的社会现象,促进了文化的繁荣,社会的进步。

作者简介
王凯:山东临沂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专栏作家,民国历史文化爱好者和研究者。著有《民国的背影》和《长衫袍里的“民国范儿”》等作品。并在报刊上发表过大量的文章。

目录
自序
辑一 文化界的口水战
夕阳楼之争
——胡适与创造社的一场笔墨官司
都是“月亮”惹的祸
——高长虹与鲁迅反目之谜
一个人的论战
——苏雪林与鲁迅的“半生缘”
附: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

“与抗战无关论”的考证
——兼为梁实秋正名
《闲话扬州》引起的闲话
附:扬州人的生活
辑二 教育界的口水战
一场有趣的争辩
——周作人、梁实秋关于新诗的论争
鲁迅与章士钊往事
真相的颜色
——“女师大风潮”中的杨荫榆
附一:女校长的男女的梦
附二: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
黄侃与胡适
——兼谈北大校园里的两大派系
“飞机洋狗事件”:一则假新闻引发的风波
辑三 政界口水战
君子和而不同
——孙中山与黄兴
府院之争
——总统与总理的较量
动口乎?动手乎?
——吴佩孚的电报战
辑四 思想学术界口水战
人权论战中的胡适博士
关于中医存废的大论战
附:所谓“国医”
“君子”不齿
——《性史》背后的张竞生
后记

文摘
辑一 文化界的口水战
夕阳楼之争
——胡适与创造社的一场笔墨官司
胡适(1891年——1962年),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中国现代著名学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公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研究。抗战爆发后出任中国驻美大使,消息传到日本,日本内阁倍感压力,当时日本国内舆论认为,日本应该同时派三个人出任驻美大使,方可抑制住胡适的能力,此三人应分别为文学家、经济家和雄辩家。
胡适一生既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又是中国古典文化研究大家,还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洗礼。胡适去世后,蒋中正对他的评价可谓中肯之言:“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适与创造社结缘是在1921年夏天,那一年他与郭沫若第一次见面。
当时郭沫、郁达夫、成仿吾等正在日本留学,他们都对文学有着强烈的兴趣,并做过一些创作的尝试。正在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读书的郭沫若甚至准备退学,弃医从文,后因日籍妻子的激烈反对而作罢,但成立一家文学社,出版一份自己的同仁刊物却一直是郭沫若他们心中的梦想。
就在这时,国内传来了一个让他们振奋的好消息。
1921年3月,成仿吾接到在上海泰东书局任职的同乡来信,告诉他书局编辑部准备改组,邀他回国担任书局文学主任,月薪100元。成仿吾听后非常兴奋,立即与郭沫若启程回国,准备以泰东书局为阵地实现他们的文学梦想。然而到上海后,却得知编辑部改组一事原系子虚乌有,成仿吾一气之下不辞而别,郭沫若留下一边改编书稿,一边与书局经理赵南公商量创办刊物的办法。
当时,郭沫若在泰东书局所受的待遇极为苛刻,不发聘书,不定职位和薪水,食宿当然也是非常的恶劣。就是在这种境遇中,郭沫若用短短的时间为泰东编定了自己的新诗集《女神》,改译了德国小说《茵湖梦》,还标点了元代杂剧《西厢记》。郭出色的工作赢得了赵南公的首肯,最终同意为他们出版同仁刊物。这对郭沫若等人来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他们为刊物的出版费尽了周折,是泰东书局给了他们一个新生的机会——这也是郭沫若后来一直将泰东称为“创造社摇篮”的主要原因。
6月初,郭沫若回到日本,与郁达夫等讨论创刊的事情。6 月8日下午,这群年轻人在郁达夫住所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大家一致同意用《创造》作为杂志的名称,暂出季刊,创刊号的稿件,暑假期间备好——这次会议实际上也宣告了创造社的成立,当时的主要成员有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 等人。
7月1日,郭沫若再次从日本回上海,正式担任泰东书局编译所编辑职务,着手筹办创造社丛书及刊物的出版工作。8月5日,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作为“创造社丛书”由泰东书局正式出版。这本诗集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29岁的郭沫若一举成名。
7月16日,胡适应商务印书馆之邀来来上海考察,商务经理张元济及编译所所长高梦旦等均到车站迎接。商务想请胡适主持编译所事务,不过后来胡并没有接受这个职务,而是推荐王云五担任。此间,胡适与郭沫若有了第一次接触。

两人见面后彼此的印象如何呢?
胡适8月9日的日记如此记载:“周颂九、郑心南约在‘一枝香’吃饭,会见郭沫若君。”胡适显然对郭沫若的印象不佳,他在日记中说:“沫若在日本九州岛学医,但他颇有文学的兴趣。他的新诗颇有才气,但思想不大清楚,功力也不好。”
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回忆说:“大约是带着为我饯行的意思罢,在九月初旬我快要回福冈的前几天,梦旦先生下了一通请帖来,在四马路上的一家番菜馆里请吃晚餐。那帖子上的第一名是胡适博士,第二名便是区区,还有几位不认识的人,商务编译所的几位同学是同座的,伯奇(指郑伯奇)也是同座的。”
两人的记述有偏差,仅时间一项就相差一个月。《创造十年》是郭沫若时隔多年后根据自己的记忆所写,与之相比,显然还是胡适日记可信度更高一些——有些回忆性文字,因时间的久远难免失真,远比不上当时记下的日记准确。
郭沫若也在文章中谈到了对胡适的印象,只是文字里满怀嘲讽:“这要算是我们自有生以来的最大光荣的一天,和我们贵国的最大的名士见面,但可惜我这个流氓,竟把那样光荣的日期都忘记了。”他还揶揄说:“大博士进大书店(指商务印书馆),在当时的报纸上早就喧腾过一时。我听说他的寓所就是我晚间爱去散步的那LoveLane的第一号,是商务印书馆特别替他租下的房子,他每天是乘着高头大马车由公馆里跑向闸北去办事的。这样赫的红人,我们能够和他共席,是怎样的光荣呀!这光荣实在太大,就好像连自己都要红化了的一样。”
创造社是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团体,成员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他们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这与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月文人(新月社当时尚未成立,在此姑且称之)有着很大的不同。后来成为胡适好友的梁实秋曾与创造社作家们在上海有过接触,他们请梁实秋上街喝酒,从四马路的这头一直喝到另一头,还去声色场所胡闹。他们的举动让梁实秋不胜惊骇,留下了深刻印象,生活经历和境遇的不同,使梁实秋无法理解创造社作家精神上的苦闷,更不同意他们以颓废的方式来反抗社会。
正是由于这些认识上的差异,使得郭沫若等人不久便与胡适发生了一场论战。论战是由郁达夫的一篇文章《夕阳楼日记》引发的,所以又叫“夕阳楼之争”。

1922 年 8 月 25 日,郁达夫在《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随笔《夕阳楼日记》,指责学者余家菊翻译德国威铿的《人生之意义与价值》错误百出,不忍卒读。如果单单是学术上的批评,倒也没有什么,但郁达夫还在文章中夹带了一些骂人的话,十分难听:“我们中国的新闻杂志界的人物,都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有几个人将外国书坊的书目来誊写几张,译来对去的瞎说一场,便算博学了。有几个人,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的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糊糊涂涂的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
郁达夫虽然没有点名,但知识界都知道他骂的是谁。1919年4月底,应中国学界的邀请,胡适的老师、美国知名哲学家杜威来华讲学。此间,胡适陪同老师在北京、天津、济南、太原等地“跑来跑去的跑几次”,并亲自为杜威作翻译,郁达夫文章里指的就是这件事。他之所以如此恼恨胡适,可能与几年前的一件事情有关:1919年郁达夫回国参加外交官考试,曾写信给胡适请求见面,却没有收到任何回音。极端自尊却又极端自卑的郁达夫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这次指桑骂槐便是对胡适的回击。 
“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之类的话引起了胡适的不满,并且余家菊还是他的朋友,于是便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题为《编辑杂谈•骂人》的短文,以“初出学堂门的人”、“浅薄无聊”、“不自觉” 抨击了郁达夫的骂人之举。几天后,郁达夫又写了《答胡适之先生》,在这篇文章的末尾,郁达夫说:“看了这几句话,胡先生要疑我在骂他,其实像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何尝敢骂胡先生……我怕胡先生谈起政治忙碌,没有工夫细想,要把这些 ‘无聊浅薄’的文字的意义误会了,所以特地在此声明一下。”随之,创造社的另外两员大将郭沫若和成仿吾一齐上阵为郁达夫擂鼓助威,《创造季刊》第一卷三期同时发表了郭沫若的《反响之响》和成仿吾的《学者的态度――胡适之先生的〈骂人〉的批评》,其中,成仿吾直接回击胡适说:“胡先生教人莫骂人, 他自己骂人没有?郁达夫是骂人骂昏了头的,他的‘蛆虫’、‘肥胖 得很’确是不对,谁也不能说他好。可是胡先生的‘浅薄无聊的创作’, 不也是跟着感情这头凶狗,走到斜路上去了吗?”同年11月,郁达夫又写了篇小说《采石矶》,借古喻今影射胡适,他借小说人物之口说道:“即使我在妒忌人家的大名,我的心地,却比他们的大言欺世,排斥异己,光明得多哩!我究竟不在陷害人家,不在卑污苟贱的迎合世人。”
1923年4月1日,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编辑余谈》,其中有这样的话:“《努力》第二十期里我的一条《骂人》,竟引起一班不通英文的人来和我讨论译书。我没有闲功夫答辩这种强不知以为知的评论。”
胡适文中所表现出的不屑和优越感深深刺伤了郭沫若,他愤怒地反驳说:“假使你真没闲功夫,那便少说些护短话!我劝你不要把你的名气来压人,不要把你北大教授的牌子又来压人,不要把你留学学生的资格来压人,你须知这种如烟如云没多大斤两的东西是把人压不倒的。要想把人压倒,只好 请‘真理’先生出来,只好请‘正义’先生出来。”

就在胡适和创造社你来我往大打笔墨官司时,不明就里的徐志摩一头闯了进来,批评了郭沫若的一首旧作。而他的文章又恰恰发表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上,理所当然的被认为是胡的帮凶,遭到创造社的猛批。
郭沫若的那首旧诗名为《重过旧居》,其中有这样几句:
我和你别离了百日有奇,又来在你的门前来往;
我禁不着我的泪浪滔滔,我禁不着我的情涛激涨。
我禁不着走进了你的门中,我禁不着走上了你的楼上。
哦那儿贴过我生日的诗歌,那儿我挂过的Beetthown的肖像。
那儿我放过的《牧羊少女》,那儿我放过金字塔片两张。
那儿我放过白华,那儿我放过我和寿昌。
那儿放过我的书案,那儿铺过我的寝床。
那儿堆过我的书籍,那儿藏过我的衣箱。
如今呢,只剩下四壁空空,只剩有往日的魂痕飘漾。
唉,我禁不着泪浪的滔滔,我禁不着情涛的激涨。
这首诗写于1921年,是郭沫若由自身的境况有感而发的。郭与日本少女安娜同居,那时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一家四口仅靠郭沫若微薄的助学金和稿费过活,烧红薯经常就是全家的午餐,只有领到稿费或者助学金时才偶尔打打牙祭。创造社创办后,郭沫若从上海回到日本,家里却空无一人,原来是因为交不起房租,妻儿已被房东赶出家门,搬到一所破败的房子里。见此情景,郭沫若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后来路过旧居时,想起往事又“禁不着泪浪的滔滔”。创造社其他成员如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的生活境遇也与郭沫若大体相同,他们作品关于“泪”的描写很多。究其原因,一是因为生活的悲苦;二是源自精神上的压力——而这些艰辛恰恰都是出身富家的徐志摩从未体验过的生活。
1923年5月6日,徐志摩在《努力周报》第五十一期上发表了一篇文艺札记《坏诗、假诗、形似诗》,不点名地批评了这首《重过旧居》:
我记得有一首新诗,题目好像是重访他数月前的故居,那位诗人摩按他从前的卧榻书房,看看窗外的云光水色,不觉大大的动了感伤,他就禁不住“……泪浪滔滔”。固然做诗的人,多少不免感情作用,诗人的眼泪比女人的眼泪更不值钱些,但每次流泪至少总得有个相当的缘由。踹死了一个蚂蚁,也不失为一个伤心地理由。现在我们这位诗人回到他三月前的故寓,这三月内也并不曾经过重大变迁,他就使感情强烈,就使眼泪“富余”,也何至于像海浪一样的滔滔而来!
我们固然不能断定他当时究竟出了眼泪没有,但我们敢说他即使流泪也不至于成浪而且滔滔--除非他的泪腺的组织是特异的。总之形容失实便是一种作伪,形容哭泪的字类尽有,比之泉涌比之雨骤,都还在清理之中,但谁还能想象个泪浪滔滔呢?
其实徐志摩与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创造社作家本是惺惺相惜的,他与郁达夫还是中学同学,创造社所提倡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观也颇能引起他的共鸣。1923年3月21日,徐志摩给成仿吾写过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贵社诸贤向往已久,在海外每厌新著浅陋,及见沫若诗,始惊华族潜灵,斐然竟露。今识君等,益喜同志有人,敢不竭驽薄相随,共辟新土。”在后来致成仿吾的一封信中,还有这样的语句:“沫若先生已归,至喜。不知有来京意否?”
从这些通信来往中可以看出徐、郭、成之间的关系非常热络,然而这篇评论文章却让他们刚刚建立的友谊蒙上了一层阴影。
郭沫若很快将此事告诉了成仿吾,成仿吾听后大怒,认为徐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他给徐志摩写了一封类似绝交的信:
志摩兄: 
前几天沫若接到了一位朋友的信,说你在《努力》上骂他,我最初很不相信,及买来一看,才知道真有这样的奇事。你前回嘱我向沫若致意,我正想回复你,说我们既然志同道合,以后当互相砥砺,永远为友,你最近的信,还问他能不能来北京。你一方面虚与我们周旋,暗暗里却向我们射冷箭,志摩兄!我不想人之虚伪,一至于此!我由你的文章,知道你的用意,全在攻击沫若的那句诗,全在污辱沫若的人格。我想你要攻击他人,你要拿有十分的证据,你不得凭自己的浅见说他人的诗是假诗,更不得以一句诗来说人是假人。而且,你把诗的内容都记得那般清楚(比我还清楚),偏把作者的姓名故意不写出,你自己才是假人。而且你既攻击我们是假人,却还能称赞我们到那般田地,要你才配当‘假人’的称号。我所最恨的是假人,我对于假人从来不客气,所以我这回也不客气地把你的虚伪在这里暴露了,使天下后世人知道谁是虚伪,谁是假人。我在这里诚恳地劝你以后少做些虚伪。成功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别来一无长进,只是越穷越硬,差堪告慰。
    成仿吾
   五月三十一日
随后,成仿吾将徐志摩与他们之间的通信在《创造周刊》上发表,把他们之间的关系公之于众。徐志摩这才发现事情的严重性,他连忙写了一封《天下本无事》的长信回复成仿吾:“但我恭维沫若的人,并不是防止我批评沫若的诗;我只当沫若和旁人一样,是人,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说‘泪浪滔滔‘这类句法不是可做榜样的,并不妨害我承认沫诺在新文学里是最有建树的一个人。”
在信中,徐志摩认为大家其实都是一家人,大可不必互相攻讦,党同伐异,应该放弃门户之家,共同开创文艺的新天地。最后,徐志摩提出了自己的祈盼与希冀:
悉心侦候与培养的是纯正的萌芽,应该引人注意的只是新辟的纯正的路径;反之,应该爬梳与暴露的只是杂芜与作伪。我们的对象,只是艺术,我们若然决心为艺术牺牲,哪里还有心意与工夫来从事无谓的纠缠,纵容嫉忌鄙陋屈强等等应受铲灭的根性,盲干损人不利己的勾当,耗费可宝的脑力与文才,学着老妈子与洋车夫的谰骂。
徐志摩以诚挚的态度写了一封“求和信”,成仿吾、郭沫若等创造社作家在徐志摩发表公开信后也都也都不再发言,似乎默认了这种“求和”。

徐志摩无意中的卷入,大有扩大胡适和创造社之间裂隙的意味。胡适意识到如果再将这场纷争继续下去,真是浅薄无聊了,于是决定就此罢手。
1923年5月15日,胡适给郭沫若和郁达夫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道:“至于我的《骂人》一条短评,如果读者平心读之,应该可以看出我在那里只有诤言,而无恶意。我的意思只是要说译书有错算不得大罪,而达夫骂人为粪蛆,则未免罚浮于罪。……至于末段所谓‘我们初出学堂门的人’,稍平心的读者应明白‘我们’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并不单指‘你们’,尤其不是摆什么架子。……我很诚恳地希望你们宽恕我那句‘不通英文’的话,只当是一个好意的诤友,无意中说的太过火了。如果你们不爱听这种笨拙的话,我很愿意借这封信向你们道歉。——但我终希望你们万一能因这两句无礼的话的刺激,而多念一点英文;我尤其希望你们要明白我当初批评达夫的话里,丝毫没有忌刻或仇视的恶意。……最后,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
今天读来,胡适的这封信既做了自我批评,又批评了对方,称得上是态度诚恳,有理有据。郭沫若读后也觉得应该适可而止,17日,他在给胡适的回信中表示:“先生如能感人以德,或则服人以理,我辈尚非豚鱼,断不致因小小笔墨官司便致损及我们的新旧友谊。”郁达夫也回信表示:“我的骂人作‘粪蛆’,亦是我一时的义气,说话说得太过火了。你若肯用诚意来规劝我,我尽可对世人谢罪的。”他还写道:“你既辞明说‘并无恶意’,那我这话当然指有恶意的人说的,与你终无关系。”
话虽如此,但是这场争执毕竟是横隔在他们之间的一大障碍。
1923年10月,胡适与徐志摩赴浙江海宁观潮后北返,途经上海时,曾一同前往民厚里拜访郭沫若,同行者还有他们的好友朱经农 。对于这次会见,《志摩日记》中有着详细的记录:
与适之、经农,步行去民厚里一二一号访沫若,久觅始得其居。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跣足,敞服(旧学生服),状殊憔悴,然广额宽颐,怡和可识。入门时有客在,中有田汉,亦抱小儿,转顾间已出门引去,仅记其面狭长。沫若居至隘,陈设亦杂,小孩掺杂其间,倾跌须父抚慰,涕泗亦须父揩拭,皆不能说华语;厨下木屐声卓卓可闻,大约即其日妇。坐定寒暄已,仿吾亦下楼,殊不话谈,适之虽勉寻话端以济枯窘,而主客间似有冰结,移时不涣。沫若时含笑睇视,不识何意。经农竟噤不吐一字,实亦无从端启。五时半辞出,适之亦甚讶此会之窘,云上次有达夫时,其居亦稍整洁,谈话亦较融洽。然以四手而维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况必不甚愉适,且其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其以狂叛自居。
从徐志摩的这段记述可以看出,双方话不投机,郭沫若、成仿吾、田汉皆极冷淡,田汉甚至拂袖而去,场面非常尴尬。两天后,郭沫若回拜了胡适。当晚,郭做东请客,在座的有胡适、徐志摩、何公敢、楼石庵、成仿吾、田汉七人。这是双方和解后第一次杯酒相见,据胡适当天日记云:“故勉强破戒,喝酒不少,几乎醉了。是夜,沫若、志摩、田汉都醉了。我说起我从前要评《女神》,曾取《女神》读了五日,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
看来双方话甚投机,不知是否知心?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围绕民国时期的口水公案、笔墨官司,详细叙述了民国时期学界、政界、工商界等圈子里关于一些社会焦点问题的论争。这些论辩的主角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政客等名人,他们之间有龃龉、有分歧,有合作、有往来。他们对社会焦点问题的论争或严肃、或诙谐,形成了民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构成了民国时期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客观上推动了民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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