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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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党员干部等人的认同,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中国革命进程大大加快,延安模式为构建新中国提供了基本框架。延安时期达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程中的第一个高峰,研究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

作者简介
焦金波,男,汉族,1973年12月生,河南新野人,南阳师范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1991—199年在河南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本科学习,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95—1998年在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攻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学位,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8年7月到南阳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工作。2009—2012年在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博士学位,获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现代史研究。先后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西北大学学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河南师范大学学报》、《毛泽东思想研究》、《学术界》、《广西社会科学》等期刊发表23篇学术论文,参与或主持各级项目多项。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二、研究对象的界定和研究意义
三、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四、研究的可能创新之处
第二章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提出
第一节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历史条件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需求是现实依据
二、前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教训是历史依据
三、抗日救亡是时代主题
四、高度整合的社会是组织基础
五、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在互动中改善是外部条件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命题的提出及基本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命题的提出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命题的基本内涵
三、对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研究的几点认识
第三章 延安时期党的领导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第一节 延安时期党的领导群体概况
一、党的第一代领导群体的界定
二、党的第一代领导群体的形成
三、党的领导群体的特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资质的生成
第二节 党的领导群体与以干部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一、学习运动与以干部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二、整风运动与以干部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第三节 党的领导群体与以农民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一、党的领导群体对农民在革命中作用的认识
二、以农民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起始语境分析
三、以农民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
第四节 党的领导群体与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一、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政治取向与革命作用的判定
二、党的领导群体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三、引导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
第四章 延安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第一节 整风前后从化大众到大众化的身份角色转换
一、延安知识分子概况
二、整风前化大众的潜在主体与启蒙者的身份角色
三、整风中大众化对象的身份角色
四、整风前后知识分子身份变迁与角色转换的成因分析
五、身份角色转换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资质的生成
第二节 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运用
一、以出版机构为依托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
二、以各类学校为阵地宣讲马克思主义
三、以学术团体为平台研究马克思主义
四、以文化艺术为载体传播马克思主义
第三节 延安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与普及
一、“中国化”命题的溯源
二、“中国化”命题性质从学术到政治的演进脉络
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学理论证与宣传普及
第四节 延安知识分子与毛泽东思想的大众化
一、知识分子与“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
二、知识分子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
三、知识分子与“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宣传
第五章 延安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第一节 延安时期报刊媒介概述
一、陕甘宁边区报刊概况
二、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报刊概况
三、报刊媒介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缘起
第二节 延安报刊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
一、宣传延安整风
二、促进大生产运动
三、推进社会建设
四、普及无产阶级新闻学理论
五、推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指导地位的最终确立
六、促进民主政权建设
第三节 延安报刊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经验
一、准确的媒体性质与办报方针定位
二、密切联系群众的传播内容、风格与组织体系
三、独特高效的产品生产与传播
四、规避同质竞争的新闻生态环境优化策略
第六章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评价
第一节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成就
一、马克思主义被广泛认同和信仰
二、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三、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壮大
四、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基本框架的初步建构
第二节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缺陷与不足
一、常态化向运动式畸变的萌芽
二、从工农与知识分子的双向结合到单向度的知识分子工农化
三、把翻译、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同教条主义的倾向
四、缺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学理分析
第三节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启示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取向为前提条件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以协调有序的组织体系为实施保障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以与各社会思潮对话交锋为发展动力
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以与民族文化良性互动为文化依托
参考文献
后记



文摘
第一章 绪论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党的十七大以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和热点。短短时间内,学术界取得丰硕成果,但也存在需要加强和深入的地方。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整体研究的现状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整体研究成为重点,取得众多成果,且向深度发展。
1.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科学涵义的研究
学术界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群众理解掌握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不同研究者又从不同角度做深入探讨。邱柏生认为,作为一种过程与机制,大众化就是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活化、通俗化、普及化、层次多样化以及循序递进性,等等。作为一种结果,大众化则是指获得社会大众支持,成为人们言行的指导思想,成为社会大众日常话语的一部分。
黄俊和肖东波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个复合性概念,从传播范围来看,是指由党内普及走向社会普及;从表现形式来看,是指由高深理论走向通俗理论;从维系力量来看,是指由制度维系走向群众自觉。
刘建军强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特指和泛指两种含义。它特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泛指在当代中国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大众化。 显然,刘建军重点区分了命题的前半部分,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大众化则未作解释。
左伟清和刘尚明则指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之分。关于前者,两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是指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大众的实践活动,又是指用大众的实践经验以及被升华的新理论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后者,两人认为,普及与推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超越政治、经济、宗教、教育等因素造成的障碍,跨越年龄、性别、职业、阶层、地域等界限,成为人人参与的事业。 由此可以看出,两人对当代中国缺乏界定,但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解比较新颖,且较为全面。
从以上学者论述可以看出,学者的标准、角度不同,对命题内涵的解读和阐释也不同,因此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科学划定标准。另外,还必须分清命题内涵的内在逻辑关系,明确内涵的不同层次。需要指出的是,学术界将实现大众化的基本要求,如通俗化、民族化、时代化,简单地等同于大众化,似有不妥。
2.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
邱柏生指出,社会主流价值观通常需要经历教育宣传、社会心理影响、制度规约和公共政策影响等路径,才能被社会公众所广泛认同。其中教育宣传是直接性的,其他是间接性的,四种路径综合在一起共同起作用。
赵勇认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专家学者要提供学理支撑;领导干部要做好“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示范,要形成“制度化的头脑”;立足日常生活,创新传播方式;创制亲近性文本,关注大众话语。
陈方刘和田辉强调,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实践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与大众文化结合起来,要注意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
黄俊和肖东波提出,普遍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与通俗化的理论阐述、制度力量推动下的政治社会化、民间社会的自我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的自觉学习和认知,分别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基石、轴心路线、有效辅助和本位力量。 结论颇有新意,特别是将视角关注到民间社会的自我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的自觉学习和认知,是众多研究成果中的亮点。
3.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大意义的研究
黄俊和肖东波强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唤醒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活力,捍卫其意识形态地位的必由之路;是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业长青的现实需要;是维系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思想理论根基和群众基础、巩固党执政地位的客观要求;是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关键所在。
张博颖指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目的的需要,是提高大众科学思维水平,提升国民素质的需要,是文化多元时代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的需要,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需要。
曾令辉等人提出,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需要,是全球化背景下统一全国人民思想的需要,是坚持和实现公民信仰与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和谐统一的要求,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客观要求。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研究极为薄弱
从发展历程看,一个科学命题提出之后,首要工作是要理清其内涵与价值意义。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科学命题而言,从其提出到现在,也只有短短4年时间,从其研究历程来讲,还处在初始阶段,所以研究者仍然集中于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涵义、实现路径等进行整体研究。综观上述,也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然而,内涵的厘清和价值的确证,仅仅是一个科学命题研究的初始的最基础的工作。研究的进行必然要求在此基础上,探究其理论谱系和实践渊源,从中寻求有益借鉴,以求推动当代语境下该命题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亦是如此。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本身还具有强烈的实践意蕴,当代语境下的实践带来的关注过去历史足迹的诉求就更为强烈。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很快就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
但是,目前关于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还没有进入更多研究者的视域,还没有成为研究重点,是一个薄弱环节。只有个别学者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这一问题。根据笔者检索结果,主要是:
宏观研究上,杨军剑的研究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时期分为:早期传播时期、延安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初期、21世纪初期五个时期。 研究着重划分历史进程的阶段,但却没有划分标准。另外全文3600字,篇幅过短,颇有意犹未尽的感觉。在兰州大学杨宏庭的博士论文《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若干问题研究》(2009年)里,作为论述的铺垫,该文第二章即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回顾》。历史回顾从论述五四运动开始,一直到当代,历史跨度长达90余年。尽管作者用了长达29页的篇幅回顾了这一历史进程,但总的来讲,该章像一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罗会德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 但缺乏相应历史资料作为支撑,实为一种缺憾。
其它学者则分别对各个具体历史阶段进行研究,主要有:孙卫芳分析了建党初期中共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动因和实践,并进行了客观评价。 侯松涛关注了十年内战期间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她认为,十年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极为复杂的背景下展开。作者从绩效、水准、实现三个方面总结了这一期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与启示。 该研究以丰富的史学资料来支撑观点,显示了本人深厚的理论功底,所做结论也很有新意。对于该文而言,“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环境对大众化的影响、“左”倾错误与大众化的内在关联等问题,都是这一时期突出的特点,因而也都是很好的研究切入点,研究可以再作深入。张品良从传播学的视域分别对中央苏区和长征两个特定时空间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进行探讨, 两篇文章都是从传播媒介的角度来研究问题。单就传播媒介利用来看,研究具有相当深度,对今天利用传媒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很有借鉴意义。但作者明显对传媒作用的对象---受众重视不够,体现的仍然是传者本位的传统思维,不能不让人遗憾。此外,还有文茂琼的《长征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经验研究》(《党史文苑》2010年第4期),董海鹏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经验》(《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1期),谭献民和唐政的《试论建国后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与特点》(《湖湘论坛》2010年第2期),柳丽的《新中国成立60年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历程分析》(《理论界》2010年第7期)。上述文章,分别探讨了不同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整个历程(关于延安时期,以下详细论述),但每个历史阶段的研究都可谓势单力薄,有的历史阶段尚有两三个人研究,有的则彻底是孤军奋战。从研究重点来看,都是将历史经验作为重点,研究视野过于狭窄。而且,这些研究都未能结合当时的特定时间域,所以很难突出该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特点,致使得出的结论针对性不强,泛泛而论。此外,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简单地理解和等同于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也是上述研究存在的共同误区。需要指出的是,张品良从传播学视域来审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无疑为研究提供了新角度,增添了研究分量。
(三)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系统研究尚属新领域
就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而言,其研究的薄弱现状与研究对象的极高价值、历史地位极不相符,形成较大反差。延安时期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一个高潮,但对其研究则极为缺乏。
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统计,主要有文茂琼、孙卫芳、李斌等人的文章。文茂琼的研究关注了各级学校教育、干部教育、普通民众教育等多层次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 但划分层次的标准出现交叉,将媒介与对象两个不同标准同时使用,概念集合上出现混乱。孙卫芳的文章认为,延安时期全党掀起了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潮,并形成了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互动性,当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还具有一定的历史特点。 李斌的文章,从对命题界定的入手,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分为逐次深入的四个层次,论述了当时通过群众教育、社会建设、榜样塑造和集体生活等方式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该文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的理解有新意且较为准确。需要指出的是,三篇文章都是集中在基本经验与启示上。文茂琼与孙卫芳的研究,又都毫无列外地侧重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上,这表明,两人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区分还缺乏科学认识。而且,与其它历史阶段研究一样,研究深度同样欠缺。主要是缺少相应的史料作为支撑,因而限于泛泛而论,实为一种缺憾。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间接涉及到这一选题。前文提到的杨军剑的文章,由于着重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进程作阶段性划分,且篇幅过短,涉及延安时期的就极为有限,文章仅用1100字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论述,颇有蜻蜓点水的感觉。杨宏庭的文章,整个历史进程表述长达3万多字,涉及延安时期却仅仅只有3000字,可谓寥寥数语,这与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整个历史进程的地位作用也极不相符。
与上述整体研究不同,有些学者从特定角度研究。许冲对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大众化进行研究。 研究以《解放日报》为切入点,考察毛泽东思想的大众化,选题独特,颇有新意,论证也很充分,结论妥当,令人信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程晓敏、李祥兴从大众化维度去研究延安整风运动,宿秀平则关注整风运动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启示。 宿秀平、聂家华以及笔者则分别对延安时期的学习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了探讨。
由此看来,全面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受众、媒介、载体等进行系统地研究,基本上还是一个新领域,期待学术界高度关注。

内容简介
本书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命题提出的背景、历史依据、基本内容等进行了梳理,然后从党的领导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知识份子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延安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三个角度阐释马克思主义如何实现在中国大众化的详细过程,评价领导群体、知识份子与报刊在这一过程中所做的实践及所起到的作用。
通过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作用进行客观的评价,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不断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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