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的世界:风险、人类与未来的前景.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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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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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的世界:风险、人类与未来的前景》:大人物终于说话了!“我为什么没有预测到金融危机的发生”——格林斯潘新作《动荡的世界》面市,美国犹太人艾伦•格林斯潘,响当当的大人物,他是美国第十三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任期跨越6届美国总统。在他人生的巅峰时刻,他被称为全球的“经济沙皇”、“美元总统”,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在红地毯上受到国家元首一般的接待。他的公文包里藏着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引擎”的秘密,人们称他为伟大的经济学大师、预言家、魔术师……美国的一家媒体在1996年美国总统选举时说道:“谁当美国总统都无所谓,只要让格林斯潘当美联储主席就可以了。”然而,在格林斯潘盛大谢幕前后,对他的批评声不绝于耳;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各种质疑更是层出不穷。人们开始追问格林斯潘主政期间的种种失策,赠予他一连串新的“头衔”:机会主义者、谄媚者、两面派……然而,事实呢?真相在哪里?幸好,大人物终于说话了。格林斯潘,“我为什么没有预测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任美联储主席长达18年半的格林斯潘,曾被广泛赞誉帮助了美国经济腾飞的格林斯潘,好像突然之间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被拉下了圣坛。转瞬之间,大人物成了历史的罪人,世界经济的操盘手竟是一介莽夫,一片片挞伐甚至责骂之声倾泻而下——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甚至直言不讳地称格林斯潘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前央行行长”。而这时,格林斯潘在想什么,他又在做什么?格林斯潘的这本新作《动荡的世界:风险、人性与未来的前景》也许就是这两个问题的最佳答案。建立在虚幻之上的繁荣迟早会崩坍,大人物格林斯潘又如何不知。经过数年的缜密思维与研究分析,现在他开始反击了。在《动荡的世界》这本书中他声称,在这场经济危机发生前,几乎所有人都坚信已有的金融风险管理系统能够防止金融体系的崩溃,然而,悲剧还是发生了。原因是什么?
美联储精密的预测机制没能预见到全球经济中存在的重大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模型也同样失效。格林斯潘的解释是,绝大部分风险模型是根据过去25年观察而建立的,而即使用基于过去50年大量数据整合而成的精密模型,也无法预测出这场危机。他认为预测失败的主因之一是,充斥着美国金融市场的“非理性因素”没有被纳入模型——引用前花旗CEO查尔斯•普林斯的名言就是,“只要音乐没停,你就得接着跳舞。”
格林斯潘说,他所指的非理性因素类同于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36年提出“动物精神”。 “通过多年来仔细研究严重经济危机下‘动物精神’的表现,我开始相信人们的行为是可预测的,尤其是在极端经济压力下,这种行为是可量化的,应该把它融入到经济预测和决策制定中,”格林斯潘写道。
政府监管呢?是不是政府监管体系出了问题?格林斯潘的解释相当独到,他说,这不是“放松监管”的问题,而是现有监管体系的失灵导致了这场危机。当然,格林斯潘也在寻找自己的盲点。在对“羊群行为”进行研究之后,他大吃一惊,因为它颠覆了格林斯潘对于世界如何运转的看法——金融领域太容易受到兴奋及非理性恐惧的影响。对抑或错?事实究竟是什么?我想最好把贬褒放在一边,以客观的标准评判格林斯潘的是非功过——通过阅读格林斯潘的新作《动荡的世界》,或者你能够掌握足够客观的评判标准。如何让危机不再发生,看看格林斯潘的答案。对于这场危机的预测,美联储即使拥有最精密的计量经济模型,包括关于世界如何运转的所有最新模型——但还是完全失效了。实际上,没有预测到这场金融危机的人不止是格林斯潘一人,同样是一头雾水的还有政府官员、华尔街从业者和专业经济学家。在格林斯潘看来,有效的经济模型不应当假定绝大多数人的行为都是完全理性的,也不应当假定所有的结果都包含在可预测的正常分布曲线当中。经济学家未来的挑战在于,用新的数据来建立更有现实预测意义的测量工具,把预测重点放在那些给金融体系和经济带来最重大危害性的领域。尤其是,新模型必须更准确地反映出“人性中可预测的方面”。
在格林斯潘看来,泡沫和崩溃一直是自由市场体系的特征,然而,它们不一定会引发经济危机。引发危机的不在于监管,而在于资本——“引发这场危机的是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上的资本减损,”格林斯潘写道。格林斯潘总是显得讳莫如深,他曾说:“我只想做大多数学院经济学家从未干过的事情,检验一下我的理论在现实世界中是否真正行得通。”在《动荡的世界》一书中,格林斯潘又将怎样检验他那复杂晦涩的金融理论,他又给公众提供了一个怎样的能够避免重蹈覆辙的金融路线图?阅读此书,你一定会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受。



媒体推荐
《动荡的世界》一书是深入浅出的范本,让大众读者也得以理解复杂而玄妙的事理。要想理解我们的金融市场如何运行及其在某些时候为何失灵,该书对任何人都必不可缺。——伯顿•默克尔 著名投资分析师。不论你是一位专业人士,还是一位普通读者,这本书都非常值得一读。——常振明 中信集团董事长。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还没有其他哪位美国经济决策者能写出对经济政策启蒙有如此深邃思考的著作,也没有人尝试像格林斯潘过去在任时和今天这样,去估算构成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所有产品的物理重量。不论你是否赞同作者的观点,该书的主题和论证都堪比一部重要的宣言……在如今这样的时代,华盛顿已被政治偏见和狭隘所控制,格林斯潘的视野、洞见和勇气显得尤其可贵……该书将是格林斯潘的名著,一部辉煌的作品。——拉里•萨默斯 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前校长


作者简介
1926年3月6日生于纽约市。1977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1977年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977年后任国会预算局顾问、通用电缆公司、摩根公司、通用食品公司、莫森信托公司和飞马公司等公司的董事。1987年8月被里根总统任命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1991年7月,布什总统任命格林斯潘继续担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1996年2月,克林顿总统提名他连任美联储主席。2000年1月,克林顿总统再次任命他为美联储主席。2004年5月,小布什总统提名他继任美联储主席。
他被称为全球的“经济沙皇”、“美元总统”,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在红地毯上受到国家元首一般的接待。他的公文包里藏着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引擎”的秘密,许多人将其与美国总统的核按钮相提并论。伊丽莎白女王授予他英国爵士称号,高傲的法国人也给予他法国荣誉勋章的最高荣誉。人们称他为伟大的经济学大师、预言家、魔术师……

序言
这是个令我颇感意外的电话。2008年3月16日,一个春寒料峭的周日下午,我刚从室内网球场回家,美联储理事会的一位高级官员就打来电话警示说,理事会刚刚宣布在数十年来第一次动用《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中含义模糊但具有爆炸性影响的第13条第3款的授权。概括地说,第13条第3款的含义是,授予美联储接近于无限制地向任何人借出现金的权力。1当日,美联储授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借出290亿美元,以帮助摩根大通完成对贝尔斯登公司的收购。
成立于1923年的贝尔斯登公司是一流投资银行中规模最小的,当时已处于破产边缘,前一周才刚刚挥霍掉近200亿美元。贝尔斯登的衰落揭开了此后延续6个月的全球金融局势恶化的序幕,最终在2008年9月15日导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进而引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当然,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引起的经济滑坡幅度要大得多,但为日常商业活动服务的短期金融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如此大面积的瘫痪,此前还从未有过。随着投资者的情绪从狂热跌入恐慌,市场流动性几乎在一夜之间停滞,庞大而复杂的金融体系瓦解,引起全世界范围的经济紧缩。在9月那个宿命之日以及之后的数周,人性对经济的影响被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从表面上看,这次金融危机也代表着经济预测行业的生存危机。本书是我在危机之后进行探索与思考的结晶,我希望弄清楚我们为何错得那么离谱,以及从我们做过的这些事情中能够学到些什么。从根本上说,这是一本关于预测人性的书籍,我们对于预知未来有多少了解,我们认为应该在这方面做些什么。本书要探讨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或许最重要的还是短期和长期之间相互转化的模糊地带。我们目前面临着若干严峻的长期经济困难,它们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由我们对经济未来的投资不足引起的。但我最大的担忧是破败的美国政治体制,我们需要政治体制来实行法治,那是美国宪法的明确规定(参见本书第十四章)。我对本书最深切的期盼莫过于,我的思考所带来的某些创见能推动在当下或短期内采取必要的行动,这些行动尽管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短期痛苦,却符合我们共同的长远利益。否则,未来可能面临无数更大的痛苦和灾难。我们已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预测的必要性
尽管我们并不希望如此,但经济预测始终是一门关于概率的学问。“硬科学”在度量物质世界运动时所能达到的精确程度,在经济领域似乎不可企及。然而,预测虽然时有失败,却从未被人们放弃,它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东西。我们对于自己所处世界的事件进程预见得越多,就越有能力为应对这些事件做好准备,从而改善生活品质。
我们从内心深知,对远期的预见能力是有限的。毫无疑问,甚至从文字出现之前开始,这种认识就推动我们不断地寻找途径来弥补这一恼人的“缺陷”。在古希腊,国王和将军们在采取政治或军事冒险行动前要征询特尔斐城先知们的建议。2 000多年之后,欧洲国家依旧痴迷于诺查丹玛斯的神秘预言。今天的算命人和选股人都还有着不错的营生。预测的不断失败并不能阻止我们对无法实现的先知先觉的追求,这是人类的本性使然。
经济计量学
我们预见未来的努力在历史上有一个关键转折点,那就是过去80年来以模型为基础的经济预测学科的发展。该学科采用物理学中使用的数学工具,政府和私人部门中几乎所有经济预测人员都使用这些工具,以建立可以“解释”过去的模型,期盼更轻松地把握未来。
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我被纳入当时还算新潮的这种数量经济学的完善工作中。我的指导教授雅各布·沃尔福威茨(Jacob Wolfowitz)和亚伯拉罕·沃尔德(Abraham Wald)是数理统计学的先驱学者。2但我早年的兴趣随后逐渐被打压,令我越来越怀疑它与现实世界的关联性,因为看似无法模型化的动物精神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6年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设定了当今宏观经济模型的基本框架。所谓的凯恩斯主义模型影响了大多数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凯恩斯本人的模型则是个完整而简化的、描述市场经济主要部分如何运转的版本。这类以“凯恩斯主义”命名的模型如今仍然在政府和私人部门中被广泛使用,尤其是用于判断各种政府政策会对GDP(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水平产生何种影响。
古典经济学家们坚信,市场经济总是在自我修复中,受到扰乱之后也能在较短时间内回到充分就业水平。凯恩斯的思考向他们提出了直接挑战,他认为在某些情况下,经济的自我稳定机制将失效,导致“就业不足的均衡”状态,此时应该通过政府的赤字支出来弥补总需求的不足。令人吃惊的是,3/4个世纪之后,经济学家们依然在激烈争辩此类政策的利弊。
各种类型的经济预测,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其他学派,都总是伴随着永无休止的挑战。模型从本质上来说是对复杂经济现实的超级简化。即使在一个相对简单的市场经济体中,GDP的创造也意味着每天实际发生了千百万次的人际交互作用。任何经济模型都只能把其中的很小一部分考虑进来,经济学家们只能处理数量有限的方程组,并假设它们反映了现代经济的基本驱动因素。
在实际操作中,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模型构建者会不断调整所选择的变量和方程组,直到其运行结果能以经济上可靠的形式重现真实的历史数据。所有预测者都必须判断,哪些数量有限的“等式”能够最有效地反映经济体运行的总体特征。
在大多数时候,市场经济中非金融部门的模型运行得还算不错。大量研究成果不断深化了我们对于这些市场运行规律的理解。3可我们发现,金融市场的运行则处于一个杠杆作用非常不同的环境中,其风险量级比其他经济部门大得多。承担风险与规避风险几乎是所有金融决策的根本,相比之下,非金融部门则更多取决于工程、技术和组织管理等因素。
非金融部门在资本投资和其他决策中当然也会考虑风险因素,但它们的主要关注点却在其他方面,例如,一块芯片上可以集成多少个晶体管,如何确保桥梁能够安全承载预定的重量等。这些问题属于量子力学或工程学的应用领域,风险因素在决策时一般很少考虑。而在金融部门,综合性衍生产品交易和其他新业务涉及的风险水平,与非金融部门常用的自然科学相比,要高出许多倍。人性对于亚原子粒子的相互作用没有任何影响,4但我们的恐惧、狂热和从众本性以及文化传统等却决定着金融活动的走向。由于金融严重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储蓄对前沿技术的投资水平,它对于整体经济结果的影响,无论其好坏,都远远超过该产业自身在GDP中所占的份额(不足10%)。此外,金融失衡无疑是引发现代商业周期的直接或间接的主要原因。金融业向来是最难以模型化的经济组成部分。
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为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服务的经济顾问委员会(CEA)采用的预测模型的成功,经济计量学从象牙塔走上了经济政策制定的前线。到60年代后期,经济计量模型已成为政府和私人部门决策的必备组成部分,并延续至今。
然而预测者的道路一直不平坦。简单模型在教室里能够很好地发挥指导作用,但遗憾的是在实践中却不那么成功。在凯恩斯的理论模板被经济学界广泛接受后不久,美国经济就开始呈现出一些与凯恩斯主义模型的某些基本原则相矛盾的特征。例如,凯恩斯主义认为,失业的增加表明经济活动放缓,进而会降低通货膨胀率,但在70年代的大多数时期,失业率都在上升,而通货膨胀率依然高企,这种现象在当时被称为“滞胀”。
于是,10年前还使政府经济学家们显得颇有先见之明的预测工具,开始暴露出错漏。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此时吸引了学术界的目光,他指出,当时的扩张式经济政策通过快速增加货币供应提高了市场的通胀预期,其影响超过了劳动力市场疲软导致的通货紧缩效应。弗里德曼及其追随者发展出了货币主义经济理论和基于货币供应增速的预测工具,他们对70年代后期经济形势的预测的准确度远远超越了各种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变体。因此到70年代末,美联储每周发布的货币供应数据,就像如今公布的失业率数据一样被市场高度关注。
到了80年代,随着通货膨胀受到控制(这部分归功于美联储限制了货币供应增速),一种更为精练的凯恩斯主义得以重生,并对滞胀进行了修正,以反映通胀预期的重要性。新模型在随后的20年里运行得相当出色,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市场上没有出现重大的结构性破坏事件。其中,美联储建构的模型结合了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近期经济理论研究的其他成果,表现尤其突出,在我的任期内为美联储理事会提供了极大的决策支持。
惊天之变
然而,2008年9月的危机却几乎没有人预见到,宏观经济模型在我们最需要它的时候遭遇了彻底失败,这令经济学界大为沮丧。直到危机爆发,美联储理事会高度发达的预测体系都没有看到任何衰退的迹象。在业界颇具声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模型也是如此,它们在2007年春季还报告说,“自2006年9月以来……全球的经济风险有所下降……美国经济总体上运行良好……其他地方的情况也令人欢欣鼓舞”。5美国金融业的翘楚摩根大通银行甚至在2008年9月12日(危机爆发前3天)还预测说,美国的GDP增长将在2009年上半年加速。
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大多数分析师和预测者都赞同英国《经济学人》在2006年12月发表的观点:“占据世界经济主体地位的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动机看起来运转良好。”甚至在市场崩溃的前一天,即2008年9月14日,预测前景依然非常不明朗,我在参加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星期日早间节目《本周》(This Week)时还被问及下述问题:“避免本次衰退的可能性是否大于50%?”6距离危机爆发不到24小时的时候,人们在传统思维上还没有达成可能发生一次正常衰退的共识,更别提80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了。
甚至在市场崩溃之后,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依然预测,失业率将从2009年1月的7.8%下降到2010年年底的7.0%,到2011年年底将降至6.5%。7可是到2011年12月,实际的失业率蹿升到8.5%。
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几乎所有声名卓著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在此次事件上都错得如此离谱?
我的思考将从对“动物精神”的分析开始,这个知名术语是凯恩斯发明的,用以描述“一种自发的行动本能,同时这种行动也不是对加权收益值和成功概率的理性判断的结果”。8凯恩斯讨论的动物精神是从事经济活动的驱动力,我们的讨论对此概念有所扩展,把恐惧导致的风险规避的一面也包括在内。我对这种动物精神及其捉摸不定的特性早有体会:1959年,作为一名年轻的经济学家,我在一次公开预测中首次深切体会到犯错的滋味。我在《财富》杂志中撰文称,对投资者的“过分乐观”感到担忧,但后来发现,当时距离大牛市的顶峰还差得很远。9, 10问题并不在于我和其他经济预测者不知道市场容易陷入野性乃至狂乱状态,会脱离理性基础,而在于这样的“非理性”行为实在太难测算,所有可靠的系统分析几乎都不适用。
但如今,在过去几年深入研究动物精神在严重危机期间的表现后,我又形成了这样的观点:人们的非理性行为有着比我们以前设想的更系统的特征,尤其在经济极端紧张时期。或者说,这种非理性行为是可以被测算的,可以成为经济预测过程和经济政策制定的内在组成部分。
在视角转化中,我逐渐意识到这种动物精神其实展现了某种“一致性”,它将非常有助于我们发现即将出现的股票、商品或汇率的资产价格泡沫,乃至预见泡沫最终破灭的经济后果和复苏前景。
特别是在本书第一章,我将试图辨析某些行为动机的非理性特征,诸如狂热、恐惧、惊慌、乐观等,并讨论这些本性及其形成的文化传统如何与理性经济行为相互作用,并导致重大的市场影响。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把经济人假设连同肮脏的洗澡水一起倒掉,因为尽管有大量证据显示非理性市场行为的持续存在,但也有数据表明,理性经济判断从长期来看依然引导着自由市场经济的前进方向。当然,众所周知,长期可能意味着相当长的时间。
不过,当我们探讨2008年危机及其后续的乏力复苏时,必须兼顾长期和短期两个视角。数据表明,1994~2008年的两次资产价格泡沫的兴起和破灭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产率的实际进步,但泡沫背后也伴随着非理性繁荣和泡沫狂热的浪潮。这些浪潮在不可避免地破灭时会引发广泛的恐慌情绪,进而令市场瘫痪。
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需要认识到,并非所有的泡沫在破灭时都会造成2008年那种程度的浩劫。本书第二章将会详细讨论,1987年和2000年的泡沫破灭对整体经济都只有比较有限的负面影响。泡沫破灭造成的破坏程度不但取决于“有毒”资产的类型,还与这些资产的持有人的杠杆大小有关。后者决定了危机能够蔓延到多广的范围。简而言之,第二章将阐述债务杠杆的大小至关重要。
本书涉及许多对我们的经济未来非常关键的议题,整个撰写过程把我本人带到了一些未知领域,由于我自己对目前的前进道路的某些担忧,这些思考可能会令人感觉有些不舒服。当然,这并不表示我是带着一种批判或者悲观的情绪在写作。写作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阐述我目前的所有想法,而是那些我有把握证明的内容。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进入了全盛时代。生产率快速提高,居民和企业储蓄率接近10%,资本投资和住房建设繁荣发展。在满足蓬勃的本国资本投资之余,美国甚至还有足够的储蓄从事境外投资。
在确保经济世界的领导地位之后,美国人慷慨大度地转向国内,希望确保社会下层民众也能分享整个国家发展的福利成果。在社会保障制度和其他福利制度实施多年之后,此类“由政府发放给个人的社会福利”在GDP中的占比达到4.7%。然后自1965年以来,随着公共医疗计划(Medicare)和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的实施,加上社会福利水平与通货膨胀率挂钩造成的社会保障项目支出大幅提高,美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长达40年的社会福利支出暴涨,年均涨幅接近10%——由两党联合推动。本书后续的章节将指出,这一过分慷慨举措的不幸后果是,福利支出严重挤压了私人储蓄,挤出效应的比率几乎达到1∶1。资本投资的减少导致生产率增速下降,如果美国没有从国外大规模借款,情况将更加恶化。而且,为维持这种慷慨的福利水平,政府不得不尽量搜刮联邦预算的其他各类项目,才能应付社会性支出的疯涨。我们正在消耗自己的种粮,破坏美国立足于世界所依赖的强大发动机。我们迫切需要调整前进方向。但这种调整,美国人在历史上也曾经多次成功过。
给读者的提示
在本书后续各章节,我将在合适的时候加上支持自己结论的附录,包括深入的解释性文字、表格、图示以及回归分析(使用最广泛的判断经济因果关系的统计工具)。 11统计数据将从第二章开始出现,统计附录2–1是一个解释回归分析结果的入门级介绍。当然对那些没有兴趣的读者而言,这些附录的内容完全可以忽略。我相信自己的文字论述已足以阐述附录里的公式推理。
在本书展示的统计分析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基于美国国家经济分析局(BEA)提供的国民收入与产值账户(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数据。就在本书出版之前,国家经济分析局发布了对这些账户数据的重大修订信息。虽然许多数据序列出现了重大调整,但本书后续章节得出的所有结论不会受到显著影响。

文摘
第一章
动物精神:我们的本性是什么?我小时候过着很宅的生活,极少到纽约城之外的地方旅行。直到一二十岁的时候,我才初次接触到外面的世界。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的行为是那么相似,我感到非常吃惊。人们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使用不同的语言,但其相互关系和行为特征却与一个在纽约的都市森林中长大的男孩极度接近。后来我开始远途旅行,发现挪威的商人、南非的部落首领和中国的音乐家们对于每天发生的事件都有着非常相似的情绪反应,这类现象实在令人着迷。例如,人们都用大笑来表达愉悦之情,也用类似的反应传递恐惧或狂热情绪。多年过去,我看到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表现出相似的不安全感和幼稚感,当然也不乏壮志雄心。在我看来,英国作家简•奥斯汀写于19世纪早期的小说描绘了对今天的每个人来说都非常熟悉的社会交往的游戏场。我们人类看起来的确是个高度同质化的群体。
但归根结底,我们的本性是什么?我们喜欢把人的本性的驱动力界定为理性,而且是其他所有生物不可比拟的。这个说法无疑很合理,但我们距离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描述的理性人的理想原型却又差得很远,他们所设想的人完全被理性的长期利益思考主宰。就像行为经济学家们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思考过程其实更多依赖于直觉而非逻辑思维。虽然所有知识和物质的进步最终都需要系统化的逻辑思考的证明,但我们的日常思维却很少采用那种严密的模式。
广义地说,关于动物精神的经济学研究涉及相当多类型的人类行为,并且与新兴的行为经济学的很多部分重合。其关键在于,采用了较为现实的行为观来取代纯粹由理性驱动的“经济人”模型。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模型在我们大学校园的经济学课程中已占据了太长时间的统治地位。新的较为现实的关于人们日常经济活动的行为观所描述的经济增长,会比纯粹理性的经济行为人模型的结果低一些。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差异只会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因为我们的全部统计观察和预测本来就是基于人们实际做出的决策,而非基于更加理性的逻辑可能做出的决策。假如人类行为的理性程度真和我从小接触的标准经济学课本中的设想一样高,社会的生活福利水平的确有可能明显提升。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因此从预测者的视角来看,问题并不在于行为是否符合理性,而在于行为规律是否具有足够的重复性和系统性,从而可以在数量上进行度量和预测。急速变换的金融市场和其他相关领域的多数决策都取决于瞬间的反应判断,用行为经济学大师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快思考”(fast thinking)。我们有能力更好地识别和测算这些快速判断吗?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长远的视角想想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创意,它们为我们带来了蒸汽机、电动机、铁路、电报、原子能和集成电路等奇迹。正是这许许多多创新,在过去两个世纪把人类文明推进到前所未有的物质生活水平。它们都是人类理性思考的结晶。据称,17世纪的法国数学家布莱兹•帕斯卡(Blaise Pascal)曾这样描述:“人的伟大源于其思想力。”这种理性就是卡尼曼所说的“慢思考”(slow thinking)。
诚然,很多伟大的创新者经常用顿悟或者直觉来解释他们的创见,但这些顿悟似乎只发生在那些为灵感迸发而辛勤积累相关知识的人身上。在我看来,18世纪启蒙运动的杰出成果奠定了21世纪高生活水准的重要知识基础,尤其是约翰•洛克(John Locke)、大卫•休谟(David Hume)、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们的著作。这些人的激进思想带来了政治运动,改变了由神圣君权(往往结合教会势力)统治的古代社会。许多国家在保护个人权利尤其是财产权利的法治基础上进行了重构。在角逐个人利益的过程中,人们推出了大量创新,结束了数千年来经济停滞不前的僵局。人类智慧的这些成就形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崛起的历史基础。但同时,人类的智慧向来与各种类型的非理性特征相伴而行。
在19世纪,越来越多的人从自给自足的农业转移到日益复杂和注重交互作用的现代社会城市经济,商业周期随即出现。周期现象显然是我们如今在投机泡沫中看到的同一类动物精神所致。农业的重要性虽然有所降低,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依然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农业主要受天气变化的影响,而非动物精神,其盛衰与非农业的商业周期并不同步,因此在总体上缓解了经济活动的波动幅度。
我在本书中有时会加入一些标准的预测模型的内容,以显示我们已经理解了金融市场扰动的某些特征,但尚未将其成功纳入预测模型。上文曾提到,我过去一直把动物精神视为由随机非理性驱动的人类行为倾向,认为不适合将其结合到描述现代经济运行的正规模型里。但2008年9月对经济预测者来说是个分水岭,也包括我本人在内。危机促使我们去探寻将支配金融活动的动物精神纳入宏观经济模型的办法。
我后来发现,所有这些动物精神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理性的调节,于是我采用了“倾向”(propensities)一词来较为正式地描述此类市场行为。自启蒙时期以来,推动生产率提高的技术进步归根到底是理性思维,随机的非理性不会生产任何东西。如果不是理性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就无法解释这个星球两个世纪以来在生活水平方面的巨大飞跃。我将试图证明,在理性调节下的动物精神显著影响了宏观经济决策及其结果。新兴的行为经济学正迫使预测者们以更复杂的模型来评估经济数据,其复杂程度超过了我们大多数人的习惯。行为经济学,行为经济学不是对传统经济学的替代,而且也没有这样的意图。丹尼尔•卡尼曼在介绍其最新著作时提到,“许多讨论……都涉及直觉产生的偏见,但强调错误并不等于贬低人类的智慧……我们的大多数判断和行动在大多数情况下依然是恰当的”。
就像科林•卡默勒(Colin Camerer)与乔治•勒文施泰因(George Loewenstein)年前曾准确阐述的那样:行为经济学的核心是如下信念,即夯实经济分析的心理学基础将促进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行为经济学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基于效用最大化、均衡和效率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行为研究带来的偏离并不是激进的,因为它们驳倒的假设并非处于经济分析的中心地位。例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并不要求人们必须以线性方式看待有风险的结果,也不要求必须以固定速率对未来收益做指数式折现。特性识别,由于至少大多数人表现出来的品质是相似的,因此,通过对我们每个人的内省和观察就可以发现人类的许多先天性心理倾向。例如,恐惧、狂热、竞争动机和时间偏好等都既能在内省时自证,也容易从他人身上看到。先天性的从众倾向和家族倾向等其他本性则主要通过对他人行动的观察来认识。所有这些独立的心理倾向都将在下文进行简要介绍。
在对这些心理倾向进行分类时,我得坦承,自己并不清楚哪些心理倾向是真正先天的,哪些倾向只是由于统计规律的作用而表现出先天性。我把从众等倾向划归“先天”的类别,更多是出于论述的方便,而非基于深刻的洞察。我采用的“先天”这个术语既包括那些真正天然的倾向,也泛指行为表现足以让模型构建者接受这一假设的那些倾向。我并不认为自己的论述覆盖了所有与经济相关的精神特征或行为倾向,但我的确希望涉及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我的最终目标是,找到一组具有经济稳定性的人类行为,它们能够进行统计学测量,从而也能模型化。我十分清楚,在此过程中我将深入那些自身知之甚少的学科,因此在表达自己的结论时也将保持谦和。
心理倾向
恐惧与狂热
在追求各自经济利益的过程中,我们都亲身经历过对我们本人和我们的价值观的威胁(恐惧),也都有过幸福和得意的感受(狂热)。作为动物精神的重要成分之一,恐惧是生命、肢体和财富在遭受威胁时的自然反应。这种情绪绝对是先天具备的,没有人例外。然而,人们对恐惧的反应方式则各不相同,这些差异是构成人们个性的一部分。我们在根本上都是相似的,但我们的个性使每个人的价值观及其在社会等级体系中的位置有所不同。此外,正是由于每个人的个性不同,才创造出了市场、劳动分工以及各种经济活动。
风险厌恶
风险厌恶是一种对预测至关重要的复杂的动物精神,它反映着人们在承担风险时的矛盾态度。每个人都清楚,我们需要通过行动来获取食物、住所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但我们也都明白,预先未必能够知道行动的效果。承担与回避何种风险的选择过程,决定着市场上的相对价格结构,进而影响到金融业的主要功能——从储蓄到投资的资金流动。这个议题将在第五章展开。
如果承担风险对生存必不可少,那么承担的风险越多是否就越有利?假如真是这样,市场对劣质债券的需求就会超过无风险债券,优质债券的回报率将超过劣质债券,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显然说明:承担风险虽然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并非大多数人积极追求的东西。对所有人而言,找到恰当的风险平衡对日常生活至关重要,这在投资组合风险管理领域的表现或许最为突出。
对风险零厌恶或完全厌恶(或者说对风险完全承担或零承担)的极端态度,在所有人身上都不存在。零风险厌恶意味着对从事风险行动没有任何回避,它会使人们毫不顾忌或者无从识别生命和肢体面临的客观风险状态。这样的人不能或不愿正视对自己生命的威胁。然而,获取生活资料的需求要求人们必须采取行动,这必然意味着由自己或他人承担风险,例如父母经常为年幼的子女承担风险。
我们每天都在风险厌恶与风险承担的边界上行走。利用金融市场上的收益率以及信用评级和期限等信息,这种边界的位置可以大致测算出来,它们对于预测来说至关重要。2008年经济崩溃后,2009年年初股票价格的反弹说明,人们当时的焦虑程度已接近历史的极值(参见第四章)。这种焦虑程度的极值还表现在信用溢价幅度上,它几乎不存在长期的历史趋势。例如,南北战争结束时的优级铁路债券相对于美国国债的溢价幅度,与“二战”之后的情形非常相似,表明人们的风险厌恶程度和幅度在长期内非常稳定。
关于人们在理智与情感上如何应对非金融市场的风险,我采用了自己多年来一直使用的一个测算方法——经理层选择把多大比例的流动资金投入流动性较差的、尤其是长期性的资本投资。这个比例反映着公司经理层对不确定性的态度以及他们承担风险的意愿。2009年,该比例下滑到1938年以来和平时期的最低点。对居民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也有类似的测量指标,即家庭的现金投资于房产的比例。该比例在2010年达到“二战”后的最低点。投资尤其是长期投资的下滑,可以解释美国经济在近年来为什么没能像“二战”后的其他10次复苏那样,成功地走出困境。本书第七章将对此进行详述。
我将在全书深入讨论风险厌恶心理和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关键性影响。我得到的结论是:股票市场不但是产业活动的权威指标,而且是产业周期活动的主要成因之一(参见第四章)。对不确定性的探究带有一些雾里看花般的特点,对未来的强烈折现意味着我们难以准确预见某个时点之后的情况,前方的景致随着跨度(即风险)增加变得更加模糊。反之,不确定性的减弱或消除则相当于迷雾被吹散。
时间偏好
时间偏好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心理倾向,人们对今天拥有的某项资产的估价要高于在未来的某个时点拥有的同一资产。明天兑现的承诺在价值上要低于今天兑现的承诺。许多人在购买苹果公司的新款手机时愿意出高价购买现货,而不是排队等待,也是时间偏好的典型表现。但我们对这种现象的感受,主要是通过其最常见的反例获得的——利率和储蓄率(参见专栏1–1)。时间偏好在代与代之间保持的稳定性有据可依,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利率水平的表现就已非常接近于我们今天的市场。英格兰银行在1694~1972年执行的官方政策利率一直在2%~10%波动,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高通货膨胀中提升到17%,此后又回到个位数的历史区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推断,时间偏好没有明显的长期变动趋势。
时间偏好的稳定性这个推论,在行为经济学中同样得到了证实。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沃尔特•米舍尔(Walter Mischel)在1972年和1990年开展了一项知名实验,结果表明:4~6岁的儿童放弃即期享受的自制力,会在多年之后表现在较高的中学会考成绩上,能够推迟享受的儿童比控制力较差的儿童更容易获得成功。2011年对同一批测试对象的跟踪研究再次证明了这个现象,这表明人们的时间偏好水平保持着终身的稳定水平,当然每个人的水平各不相同。愿意为将来的更大回报而放弃即期享受的人,智力水平通常也更高。
我推测,虽然时间偏好很少能直接观察到,但根据通货膨胀预期进行调整后的实际市场利率可能正在不断地向稳定的时间偏好水平趋近。
从众行为
我们观察到,人们普遍具有跟随或模仿某种类型的领袖的习惯,其背后的动因是大多数人需要在情感上和现实中通过加入群体而获得安全感。这种特性应该是仅次于恐惧的另外一种最重要的心理倾向,也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从众行为会让我们的注意力脱离市场现实,更多地去关注其他人的看法,从而放大投机和商业周期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在1899年发明了“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一词,以描述这种紧跟式的互相攀比的消费现象。
我认为,这种行为可以解释一代又一代人在家庭支出和储蓄模式上表现出来的长期稳定性。1897年以来,个人储蓄占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在和平时期几乎都在5%~10%的狭小区间内波动(参见附录图1–1)。平均实际家庭收入在数代人中有了巨幅增长,为什么平均储蓄率没有相应提高?我在回忆录《动荡的年代》(The Age of Turbulence)中提到,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收入与类似群体乃至榜样人物的比较,而不是客观的物质指标。有人曾经调查过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如果他的年收入为5万美元,周围的人只有他的一半,或者他的年收入为10万美元,周围的人是他的两倍,在哪种情形下他会感觉更加幸福。大多数人宁可只拿5万美元。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时,笑了笑就将其抛到脑后了。不过这个故事是有渊源的,最终可以追溯到早已被人们遗忘的多萝西•布拉迪(Dorothy Brady)和罗丝•弗里德曼(Rose Friedman)在1947年所做的有趣的研究。
布拉迪和弗里德曼给出的数据表明,美国家庭用于消费类产品和服务的支出占收入之比,主要不是取决于自己家庭收入的绝对水平,而是与全国平均家庭收入的相对水平。这个结论意味着,2000年的处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的家庭,其支出占收入之比应该基本等于1900年时处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的家庭,然而,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的1900年的平均收入水平要远远低于2000年。我亲自检验并更新了该研究的计算过程和数据,发现当年的结论是可靠的。10消费者的行为在125年以来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从众行为不同于其他类型的人类心理倾向,它不但是指个人的模仿习惯,还是一种群体行为准则,因此会对整体经济产生影响。例如,由于从众效应,恐惧和狂热情绪将会传染。然而我们依旧很难解析,人们为什么会试图模仿某个群体而非其他群体,又是哪些因素导致人们抛弃某个群体而加入另一个群体。现代社会媒体的出现更是加剧了从众行为。
从众行为是投机泡沫及其破灭的主要推动因素和本质特征之一。一旦投机性的从众倾向达到某个程度,例如广大市场参与者都看好牛市前景,市场就会进入“杰塞尔悖论”(Jessel paradox)的状态(参见第三章),然后崩溃。杰塞尔悖论可以解释投机泡沫的兴起过程,而与之类似的泡沫破灭过程则可以用“惊散”(stampede)来描述,从字面和数据上讲都是从众行为的极端表现,这是从美国老西部的放牧活动中借用来的术语。
处理日常事务如果都要求非常详细的决策判断,会使大多数成年人或多或少地感受到超出自己的知识范围。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宗教就能够带来这方面的指导安慰,同时所有人都容易追随或模仿同伴与领导者的行为。
有人认为自己看清了社会的发展方向,不论对错,他们都要争夺领导地位。政治派系和党派由此兴起,并产生了最高领导人,有时还控制了军事权。至少在民主社会,不管选出来的领导人是好是坏,他们都会受到从众行为的深刻影响。
缺乏此类垂直领导体系的社会团体很少能兴旺发达起来,但通过严格的意见统一来进行集体决策的社群,尤其是那些试图共同控制收入和财富的公社式群体,又几乎总会瓦解。人们具有通过情感纽带结成更大群体的倾向,但如果这种结合需要确立等级秩序或者用平均方式分配收入,就会与人类先天的自我中心本性发生冲突,进而走向崩溃。我们的竞争倾向导致领导地位始终处于争夺之中,从而破坏公社式的社会制度。
任何社会的人们都希望在各种组织中提高自己的相对地位。即便那些自以为不受其他人观点影响的人,也会遵守社会的习俗和文化。例如,无论爱因斯坦多么聪明,他也遵从当时的大多数社会规范。就连我所知道的最具有独立精神的人——艾恩•兰德(Ayn Rand),也恪守以前的很多烦琐的着装习惯。
依赖倾向
相互依赖的需要促使我们在同类人群中寻找友谊和认可。几乎所有人都选择过群体生活,通过友谊和分工来获益,而不是做自给自足的隐士。当然,如果不是拥有内在的生物繁殖本能,我们本来也不会存在。然而这种依赖感从定义上来说必然将求助者置于长期不确定的处境。为减轻不确定性,人们先天的自我价值感会被激发,并且向权威发起挑战。我们的本性还要求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各种形式的依赖是必要的,但未必是令人愉快的状态。在成人严格看护下的儿童经常会反抗父母的控制。在极端情况下,许多少年会在某些时候离家出走以寻求独立,只是在发现对父母的依赖大于现实独立之后才不得不回来。
互动倾向
时间偏好加上风险厌恶与从众行为,主宰着所有收益资产的定价,也从19世纪开始一直决定着家庭收入用于长期储蓄的比例。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实际利率基准点由时间偏好确定,然后根据经济体中储蓄与投资的消长以及金融中介化的程度形成波动。债券收益从两个维度反映着风险厌恶水平:信用评级和期限长短。从众行为经常会扭曲人们对风险厌恶的判断,使其趋向于群体的平均值,例如其他投资者、家庭或者研究者的判断。股票价格可以理解为每股股票未来预期收益的总和,再以某个折现率换算后的结果。这一折现率是投资者持有该项风险资产时所要求的回报率。股票溢价则是投资者的预期收益率减去无风险资产的实际回报率(即时间偏好的替代指标)之后的部分。房地产租金收入的资本化水平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计算。
家族倾向
家族倾向是指人们愿意与熟悉的环境打交道的心理倾向,比如与自己在地理上更为接近以及在文化、语言和兴趣上较为熟络的人和事情。这在国内外贸易数据上表现得尤其突出,甚至可以节约交易成本。例如,加拿大和墨西哥2011年在美国的国际贸易总额中占据29%的份额,远远超过这两个国家在(除美国外的)全球GDP中的份额。我家人最喜欢去的药房则说,绝大多数交易都来自住在一英里范围内的顾客。
即使不考虑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壁垒因素,人们也更喜欢投资较熟悉的本地企业。美国对于各州之间的投资没有设置壁垒,国内有着通行的货币、文化、语言和法律体系。然而有研究表明,个人投资者乃至职业资金管理人都具有对自己所在社区和所在州进行投资的微弱偏好。信任对于投资具有重要意义,而这种信任在本地社区的密切交往中最容易培养起来。
与自己家庭熟悉的伙伴做生意会带来安全感和亲密感,这种心理倾向是我们在熟悉而可靠的人际交往中都能体会到的情感需要。陌生人带来的不确定性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紧张感,不利于放松心态。经年累月积累起来的人际关系,是在某个地方出生和长大的人愿意继续留在那里,甚至终生不肯离开的一个主要原因,哪怕他们已积累了足够的物质资源而能够搬到别处生活,并且有很多搬家的理由。失去熟悉的家庭环境是人们在离开故乡之后的重要焦虑来源,也就是思乡病。
竞争倾向
一个更为复杂、与依赖倾向形成冲突的特性,是我们内在的自然竞争倾向。其影响比其他大多数心理倾向更加广泛。市场活动中展现出来的竞争当然是经济有效运转不可或缺的因素,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们在不断地强调这一点。竞争的力度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文化,并间接地作用于经济事件。
无论是在球场上还是晚餐对话中,人们都积极投身竞争。观看喜欢的体育竞赛时,即便我们一开始并没有立场上的倾向性,但几分钟之后,很多人就会不知不觉地成为某一参赛方的拥趸。否则,我们就不会有兴趣继续看下去,这就是我们的本性使然。如果把竞争倾向与从众行为和家族倾向结合起来,我们就会形成对本地球队的压倒性的支持。重大体育比赛是非常有效的道德剧,它把我们每天参与的经济和非经济领域的竞争,用格式化的视角表现出来。具体是何种形式的运动其实并不重要,只需要有激烈的战斗,有赢家和输家,就足以吸引人们的眼球。
我猜测(虽然不能证明),这种竞争本性的原因在于,按照达尔文的说法,竞争是生存的必需品。如果不能在需要承担风险的竞争中胜出,我们就会灭亡。战争是竞争倾向无限放大后的恶果,把竞争推高到生死搏斗的地步,创造终极的赢家。既然战争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我推测这种心理倾向也是先天性的,它同样是动物精神催生的让人爱恨交织的方面之一。
价值观
没有人能够避免判断对错的冲动。我们对于正确和正义的感知反映着自己内心深处的价值观。我们理性地形成内在的立场,比如我们的行动将如何表现自己的价值观,以及何种行动将对自己的生活有益。大多数人的价值观体系植根于宗教和文化,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受到父母的教导,后来又受到伙伴们的影响。
人们对于正确或错误的感知并不是事先注定的,它需要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进行判断。从众行为很自然地成为影响个人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人们的价值观体系能够而且的确在随着时间改变。还有,以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评判他人的行动显然是不对的。
价值观倾向是我们在经济事务中产生“公平感”的源泉。大多数人在采取行动时,认为自己对于公平的特定判断是不证自明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公平感是人们的价值观体系中埋藏最深的部分之一,很多人在某些情况下难以清晰表述,甚至无法做出判断。例如,大多数评论家认为,对富人执行更高的税率,其背后的公平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此类观点意味着,高收入者在一定程度上不应该获得那么高的收入,因为人们相信由于社会的劳动分工,所有收入都是联合产生的。另一种视角则主张,虽然产品是在自由竞争市场中联合生产出来的,但每个人的收入都反映了他对于总产出的边际贡献的大小。两种视角都具有合理性,但都不能以“不证自明”来标榜。就连按“支付能力”纳税这种实用主义的观点也依赖于高收入不算“应得”的假设。
一个社会或国家中的大多数人往往持有类似的公平标准。这样一来,在民主社会里最终会决定什么是法律认可的“正义”,由此形成法律体系的基础。此类基本信念由此成为凝聚整个社会的主要黏合剂。例如,在美国,宪法成为处理公共事务的公约,所有人都要服从旨在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法制体系。1789年以来,美国宪法只增加过很少的修正案。不过,美国坚如磐石的法治体系事实上在很多代人之间也周期性地经历过紧张压力的考验,并且在处理某些议题时也遭遇了失败,其中最突出的是奴隶制议题,并由此引发了南北战争。美国《独立宣言》中宣称“所有人生而平等”,这与现实中存在的奴隶制形成了尖锐矛盾,美国法治体系的危机没有更早爆发已经算幸运的了。
乐观主义倾向
还有一种行为倾向是,人们有过于乐观的偏向,而不是坚持现实的态度。这种心理倾向使人们对于各种活动取得成功的判断都高于客观概率。如果确信会遭遇失败,人们是不会承担风险的。例如,赌博风行背后的心理机制就是,人们以为自己可以打败概率,即便是在客观成算非常不利的时候。彩票就属于此种情况,中奖完全是纯粹的机遇问题。卡尼曼注意到:“我们总是容易高估自己预见未来的能力,这就造成了过度自信。在各种认知偏差里,乐观主义倾向对决策产生的影响是最显著的。”注重“希望”的乐观倾向能鼓励创业活动,这产生了更大的经济影响。鼓励创业会带来更多的成功案例,当然也必定带来更多的失败。
珍视亲人的心理倾向
这方面的证明没有异议,与其他人相比,人们都天然地更珍视自己的亲人,尤其是子女。这种心理倾向必然导致财富的代代继承和积累,以及收入在代际之间的转移。
自利倾向
我们的行为目标都是获取物质或非物质的价值,这是人类生存和繁衍的本质使然。如果失败,我们就会灭亡。在经济学领域,我们的绝大多数行动都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而非服务他人。如果实现自身利益不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决定因素,我们如何解释需求曲线向下倾斜,而供给曲线向上倾斜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呢?也就是说,在价格下跌时,买方愿意多多购买,而卖方将减少供应。正是这样,市场的力量使所有类型的市场都能找到独一无二的成交价格。在极其特殊的环境中,也会出现需求曲线向上倾斜的罕见现象。15逐利动机必然会缩小选择空间,但即使在这里也存在长期利益与即期享受之间的取舍。另外,所有人都抱有珍惜人类生命的内在倾向,这种心理倾向成为我们的同情心、慈悲心以及在极端时候做出的自我牺牲的根源,当然也存在明确的条件限制。一位父亲不顾自身安危去挽救落水的子女,正是出于同样的动机。所以可以认为,更为广义的自利倾向对经济活动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危机中,人们试图互相帮助,以追求共同利益。1940年的伦敦大轰炸中就出现了那样的行动,不久前的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之后同样如此。
自尊倾向
人类的所有行为动力似乎都与我们对实现自尊的不断追求有关。自尊是人类的内在需要,要求不断地培养,各式各样的人类行为几乎都在为实现自尊服务。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较为含蓄地说,“得不到自己的认可会令人不快”。人们永远在追求对自身价值的肯定,经常是通过其他人的认可或者曾经帮助过的人的感激之情。如果不能实现这种尊重,大多数人会陷入消沉。
心理倾向: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人类的某些心理倾向对经济活动兼具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从积极方面来看,内在的竞争倾向结合自利和自尊的作用,再根据价值观的判断,能使资源得到对整个社会最有价值的利用。影响产品和服务发展趋势的从众行为,可以使人们迅速改进生活品质。从众倾向还可以促进规模化生产,降低许多产品和服务(也包括模仿式投资)的单位成本,这些都有助于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从消极方面来看,上文已经提到,走向极端的竞争可能演变为丑剧甚至暴力事件。
理性
大多数人对于日常经济事件的反应都属于直觉或者“快思考”类型。所谓条件反射式的决策来源于我们的头脑在新环境中探测到了熟悉的模式。从瞬间的分析片段中得到的结论对我们来说是直觉,而没有探求其根源。如果有时间进行认真评估,我们经常会修正自己不成熟的初始反应,有时甚至完全推翻。
随着人们在某个领域的经验的积累,对于该领域的直觉会变得越来越敏感。我这样说是有所保留的。根据我对自己的反省以及与若干熟人的沟通,我得到的结论是,我们并不清楚自己的意识“黑匣子”或者大脑额叶是如何工作的,我们只是将信息输入头脑,稍加等候,随即得出顿悟般的结果。有人曾问20世纪的智慧代表爱因斯坦其不凡创见源自何处,他是这样回答的:“一个新想法突然就出现了,以非常直觉化的方式。然而直觉不过是以前的学术思考的自然结果。”16重大的创新直觉只发生在那些思想数据库充盈的人身上,这一点毫不奇怪。
大多数人对经济事件的反应最终都是大致理性的,动物精神会受到理性思考的严格管束。即使是处于最极端的狂热与恐惧状态的市场,也不可能预测说全球股票市场会在一夜之间有两三倍的涨幅,或者说小麦价格将跌至每蒲式耳5美分。
然而动物精神并不容易进行理性或非理性的分类。这些心理倾向是在自由选择的世界中发生的,而非由内在反应主导的宿命论的世界。相对于动物精神并不存在、人们的经济行为完全理性的假设而言,人类在现实中的所有行为都至少会受到动物精神的部分影响,其实际效果从纯经济学的角度看并不够完美。古典经济学的一项基本见解是,当市场参与者追求自身的长远利益时,财富和生活水平能够实现最大化。那么据此定义,任何不能达到该标准的结果都不是最优结果。如果在受到动物精神显著影响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在15年时间里小时产出率的最高增幅能达到3%(参见第八章),那么在不受动物精神影响时,理论上的增长率必然还会高得多。即使这个差距只有每年0.5%,在50年的时间跨度之后,累积的产出水平也会相差25%以上。显然,以动物精神取代基于长期理性利益的模型假说,其结果并非无关痛痒。弄清楚人类在完全理性的情况下能够做到什么,至少可以让我们了解经济发展的可能上限。

内容简介
在《动荡的世界》一书中,格林斯潘给我们提供了全新的预测理论框架。该书结合了经济预测的历史、行为经济学家的新发现以及作者辉煌职业生涯的成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实证支持的清晰图景。我们的本性是什么,它如何影响了我们的金融世界?在这本书中,经过无数大灾大难的格林斯潘把危机的根源归结到人具有动物精神的本性——恐惧与狂热、从众行为、依赖倾向、竞争本性等等。通过多年来仔细研究严重经济危机下“动物精神”表现,格林斯潘大吃一惊,因为它颠覆了格林斯潘对于世界如何运转的看法——金融领域太容易受到兴奋及非理性恐惧的影响。未来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在格林斯潘看来,有效的经济模型不应当假定绝大多数人的行为都是完全理性的,经济学家未来的挑战在于,用新的数据来建立更有现实预测意义的测量工具。尤其是,新模型必须更准确地反映出“人性中可预测的方面”。格林斯潘没有停下,他一直在思考。这本书不仅仅阐释了金融危机的根源、更新了预测的理论框架,还深入探讨了为什么生产率是经济成功的终结指标、为什么经济会受到文化的影响等经济发展的根源性问题,并对如何创建一种缓冲手段免遭厄运的冲击、如何预测世界未来面对的重大挑战,都进行了精彩的阐述。从美联储主席的位置退下之后,格林斯潘一直在思考,你会在这本书中深刻地领会到其大彻大悟的大道理。任何对全球金融运作以及未来的金融前景感兴趣的读者,对于这部堪称格林斯潘集大成、受全球瞩目的作品都不容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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