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济学笔记3:中国挑战.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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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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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经济学笔记3:中国挑战》以美国国际关系专家、国际经济学家、中国问题专家、法律专家、历史学家、企业代言人等众多视角来解读中国的崛起、世界格局的变化,美国政府经济政策、外交政策,评析中国政策走向,预测中国与世界未来五年的关键问题。

作者简介
陈晋,财新传媒集团驻波士顿特约记者,《哈佛笔记》专栏作者。曾任《世界时报》记者、研究员,哈佛商学院研究员,网络杂志《视角》资深编辑,学生杂志《哈佛评论》主编、主席。
1995年获俄勒冈州波特兰市路易斯科拉克学院数学和经济学双学士学位,1997年获得波士顿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02年获得哈佛大学亚洲研究硕士学位。 主要研究领域涉及经济、社会问题和公共政策等方面。著有《哈佛经济学笔记》《哈佛经济学笔记2》。

目录
目录
第一章 只有中国才能让中国变慢 / 001

第一节 “与中国一起工作,不要遏制中国” / 003
第二节 换角度思考中国通向世界领导之路 / 010
第三节 弗格森看中美关系的趋近与背离 / 026
第四节 傅高义用“东亚模式”解读中国经济 / 032
第五节 思想文化的视角:七旬杜维明从心所欲不逾矩 / 041
第六节 商业的视角:中美关系寻求超越 / 048
第七节 中国是如何影响全球治理的 / 053
第八节 中国需要一个好的体制 / 057
第九节 中国不会对国际游戏规则发动革命 / 060

第二章 中美关系与亚洲区域格局 / 063

第一节 亚洲一些国家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的角色 / 065
第二节 亚洲内部机制和体制的整合还远远落后于欧盟 / 069
第三节 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的历史与成就说明了什么? / 074
第四节 新加坡的外交立场 / 085
第五节 印度大使是这样“攻关”的 / 092
第六节 日本新首相上台后的美日关系 / 095
第七节 新世界观下的美国未来外交政策 / 099

第三章 沦为世界三流的欧洲国家 / 103

第一节 欧元危机:人力与天性的较量 / 105
第二节 德班气候变化会议:半瓶子满还是半瓶子空 / 121
第三节 金融改革法案引起多方激战 / 126
第四节 萨默斯辩论泰勒:财政刺激政策是否帮助了经济复苏 / 134

第四章 美国怎样赢得未来 / 141

第一节 政府要创造一个有可能产生卓越的环境 / 143
第二节 奥巴马总统在“不可能”中寻求“可能” / 156
第三节 辨析收入两极分化 / 167
第四节 新技术对美国能源安全的影响 / 175
第五节 政府在支持新能源中的局限性 / 177
第六节 奥巴马国情报告:均衡跨国税制,鼓励企业返美 / 179
第七节 全民医疗的美好愿望与冷冰冰的法律之间的矛盾 / 191
第八节 美国的民主政治对美国内外政策到底有怎样的影响 / 201
第九节 奥巴马:在全世界招揽人才,建造可持久的美国经济 / 218
第十节 打破一种均衡到达另一种均衡谈何容易 / 221

第五章 经济学的不确定性和局限性 / 225

第一节 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讲演 / 227
第二节 2012年经济学诺奖浅析:市场机制设计理论与实践 / 235
第三节 博弈论专家鲁本斯登对经济学博士生的建议 / 240
第四节 “占领哈佛”:“占领华尔街”运动进入曼昆讲堂 / 243
第五节 “占领哈佛”运动中的双方立场 / 246
第六节 哈佛经济系里的“黑羊”:马戈林批判主流经济学 / 250

序言
自序
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旁边会议室的墙上挂着一副对联:心理东西本自同,文明新旧能相益。这句话精确地概括了这本书的主旨——突破语言文化的障碍,以心灵间的息息相通为起点和终点,构建一个相互理解、安定祥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孜孜不倦的精神追求和发自内心的尝试探索;有艰巨如山的挑战,也有百折不挠的努力;有针锋相对的辩论,也有冷静深入的分析;有领袖的高瞻远瞩和雄韬伟略,也有普通人的生活琐事和精打细算;有知识的积累与传承,也有思想的创新与求变。有紧张,也有松弛;有沉重,也有明快。这个世界里的不同色调相映成趣,熠熠生辉。
与前两本《哈佛经济学笔记》相比较(2010年出版的《哈佛经济学笔记》和2011年出版的《哈佛经济学笔记2》),这本书中的经济学分量较轻,只在第三章《沦为世界三流的欧洲国家》有所提及。同经济学一样,经济政策领域里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局限性:欧元危机中由于多种离心力和向心力相互作用而导致的经济政策摇摆不定,矫正气候变暖的两种不同的市场机制路径,美国金融改革,以及美国经济学家对2008年金融危机后财政刺激政策影响的争论等,都令人在思考经济政策何去何从。
我的这本书把侧重点从经济学转向一个日趋明显的大趋势: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显著提高,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任何学者都不可能钻进学术象牙塔,而忽略这个大趋势。这个趋势影响深远。研究应该怎样全面客观地看待世界格局的变化,减少摩擦冲突的可能,增进相互理解与合作,是本书的初衷与目的。
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就是与美国的关系。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相互渗透和依赖的程度前所未有,但在合作中也有竞争,在友好中也夹杂着历史遗留下来的互不信任。经济学家萨默斯(其背景和观点详见《哈佛经济学笔记》第二辑《萨默斯讲全球化》)说:“两三百年后的历史会证明,中美关系比冷战结束和伊斯兰国家间的矛盾更有可能成为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中美之间的关系需要很多沟通、理解、谅解和信任。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最糟糕的结果。”
怎样加强双方的理解和信任?我愿意为此尽绵薄之力。“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个大题目已经被中国的有识之士谈得很多了。例如,以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提出的“文化自觉论”和“文化主体性”为指导的“中国文化论坛”,由甘阳主编、三联书店出版的“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丛书(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2007年两轮),以及2009年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潘维主持的有关“中国模式”的研讨会等,都把有关中国主体性的知识表述作为基本诉求,都是从中国的视角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不是从外国的视角把中国作为客体的知识表述。当然,近年来也有很多外国的国际关系专家和经济学家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但那些书籍大多只代表一家之言。
我的前两本书(《哈佛经济学笔记》《哈佛经济学笔记2》)集外国百家之言,为中国人了解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提供了一个窗口、一个捷径。这第三本书也不例外,力争全面、深入、系统地反映外国专家学者对中国的看法。“全面”意味着包括不同侧面、不同领域——美国法律专家、美国国际关系专家、美国国际经济学家、英国历史学家、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美国企业的代言人、资深与年轻记者等众多视角。“深入”意味着对这些人物和领域长期不懈地跟踪与积累。“系统”意味着不断章取义,不仅仅依靠半小时或一小时的简短采访,而是尽量把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放在他们各自广阔的学术视野和世界观里。这就形成了本书第一章《只有中国才能让中国变慢》。
其中,在哈佛大学任教的英国历史学家弗格森对大国之间关系的看法有些悲观。应该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谙熟历史的专家都悲观,再相似的历史阶段也有很多细微的不同。美国原国家安全顾问、国际政治专家基辛格在他的《论中国》一书中(2011年出版)回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之后,总结道:历史不是简单机械地重复,因为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们可以有意识地去改变历史的自然趋势。如果认为一切都已经由历史决定了,那就是历史束缚论、历史虚无主义。
而历史客观主义——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以避免重蹈覆辙,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有人批判历史客观主义,认为历史客观主义是不犯错误、自我保全的掩护伞。哪里有不犯错误的圣人呢?不能因为害怕犯错误就不创造历史。我的想法不尽相同。学习和研究历史不仅仅是为了从个人角度明哲保身,还为了保持和巩固国家和天下的稳定与发展。历史的确是需要创造的,束手待毙就太消极了。所以基辛格倡议,中美两国要携手共建横跨太平洋的21世纪,这不是一个零和游戏。其实,弗格森的用意也是让中美两国有意识地克服不利于安定的想法、做法,避免进入恶性循环的轨道。基辛格的倡议就更加积极主动了。无论如何,大家的目的是一样的。
报道这些美国专家(个别人是英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不能脱离美国的社会氛围和政治气候,否则我们怎么知道美国人不是用双重标准对人和对己呢?正因为美国人相信法制和民主,这些“双刃剑”才在美国国内时常掀起轩然大波。总统领导的政府执行机构不但不能为所欲为,而且连看起来合情合理的政策主张都很难变成现实。201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旨在把没有医疗保险的1/6的美国人纳入医疗体系,同时又控制医疗成本的新医改法案《病人保护和经济适用法案》(PPACA),被26个州政府联合起来告上最高法院。本书继《哈佛经济学笔记2》第二章《有关医疗体系的政治与经济》之后跟踪记录了这个法案2012年在最高法院的险胜过程。比联邦政府的法案遇到州政府的法律阻挠更常见的,是联邦政府每年提交国会的财政预算的审批过程。美国财政预算几乎每年都因为国会议员争吵不休而一拖再拖——争吵的内容不一而足,从预算项目的分配到自己限制自己的债务上限额度,再到是否应该完全取缔这个上限等,以至于美国联邦债务时而面临违约,或者联邦政府面临干脆关门的危险。美国国会的权力和法律对程序正义的保护可想而知。
美国人怎样看待他们自己社会里的挑战可以代表他们的价值取向和国家特征一事呢?这在奥巴马总统的讲演中有集中体现。奥巴马不但不能显示出对民主法制的不耐烦,而且还要赞扬国父先贤们的智慧:那些美国建国文件所代表的精神让美国的机制根深蒂固、经久不衰。奥巴马只能真诚地呼吁美国人民及其民选代表齐心协力、共渡难关。他的讲演可能由于多种原因没有什么实际效果,但其中渗透着:反暴力、反欺压、保护人权的价值观;鼓励创新创业的热情;无论种族肤色、家庭背景、年龄尊卑,永远可以重新开始、实现自我的信心和能量;明天一定比今天更美好的乐观主义精神。这些永远令人钦佩和向往。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总体态度只有被放在更大的美国价值观和文化背景的框架下,才能被更全面、确切地理解。这就是本书的第四章《美国怎样赢得未来》。
在国家间关联度日益高涨的今天,任何国家都无法脱离世界大气候而独善其身。仅仅有美国的视角还不够,我们还需要“走出去”,看到更大的世界。萨默斯在一次记者采访中说:“美国人很容易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很难想象人们对世界还能有不同的看法。”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就提供了另一种东西结合、值得体味的世界观。他的思想不但使新加坡从半个世纪前一个破旧的小海港变成今天生机勃勃的现代化城市国家,而且还能为中国人思考自己的发展道路和价值取向提供参考,帮助中国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12年前我去新加坡旅游之后写了关于《李光耀自传》的读书笔记,现在读起来仍然觉得值得分享,于是把它翻译成中文,收录在这里。读者可以由此窥探新加坡的历史和精神。和新加坡的一些精英一样,日本和印度的大使也把他们的声音带到哈佛。这个多边关系的万花筒就是本书的第二章《中美关系与亚洲区域格局》。
长期居住在哈佛大学校园附近,让我不知不觉地被“再教育”,在人到中年有儿有女的时候思考教育的意义。我们应该怎样教育孩子?应该怎样定义成功?为什么要追求成功?不成功又如何?纵观哈佛校长及其他教育人士的讲演,一种更宽广的定义清晰可见。我原以为,比所谓的成功更重要的是自我实现,只要能做有意思、有意义、自己喜欢的工作,就无怨无悔了,狭义的成功只是偶然而已,只能听之任之。但事实上,还有比自我实现更重要的人生观,那就是对“真”的尊崇、对“善”的信守。这个思想地无中外,时无古今,都是相通的。西方大学教育的本源在古希腊的人生哲学,追求“一己之修明”;儒家传统里则说,学问的最大精神是在“明明德”。一句话,教育的终极目的在于“立人”。有了“正确”的人生观之后,创新才最有可能发生,成绩才最有可能被创造。
这本书中每一章节所关心的问题都可以展开为一本书或几本书,而成为内容单一的学术专著,但那不是我的写作目的。这个世界上高、精、尖的专业书籍浩如烟海,无所不在。但对于年轻读者来说,他们需要的往往是对“面”的普及性、介绍性读物,比一般报纸杂志的内容要更深入、更系统,但又不需要研读晦涩的专业术语就能明白。他们不缺少聪明才智,更不缺少时间精力,但缺乏对事物的感觉以及对未来学业和事业选择方向的把握。
如果年轻人在读完我的三本书之后,能对书里所提出的问题有些基本了解和整体把握——不片面,不偏颇,更不极端;如果我的书能帮助他们开阔视野,找到自己热爱的专业和事业,义无反顾地全身心投入,真正做到“点面结合”,那将是我最大的满足和荣幸。书中任何不确切之处都是作者的责任,欢迎读者朋友指正。

陈晋
2013年4月26日
于美国剑桥

文摘
(1)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思考国际问题
站在设计国际游戏规则的视角上,库珀建议中国从国际体系的角度出发思考国际问题。什么是国际体系的角度呢?例如,出口创汇解决就业对刚刚起步的某个发展中国家可能是好事,但这个办法不能推广,因为如果每个发展中国家都这样做,整个系统受不了。国际收支平衡的问题也是一样的。有国家盈余,就一定有国家赤字,这个系统应该如何调整这个不平衡呢?这就是所谓的“调整国际收支”。库珀处理国际问题的基本思考方式是:如果你不喜欢别人的方案,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对别人的提议仅仅说“no”是不够的,消极抵抗不能解决任何国际问题。
库珀首先肯定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中的惊人表现:真实GDP增长了16倍,这意味着9.8% 的年均增长,8.8%的人均年均增长。这样的高速增长在1980年是始料不及的,没有人能在30年前预计这么好的经济表现。他说,这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但是他不理解最近一些关于中国“应有的国际地位”的讨论:有人说中国在美国和欧洲建立的国际体系里没有足够的声音。对此,库珀说,他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不知道这种说法是中国人自己的抱怨,还是外国人对中国人想法的猜测和解释。但无论如何,他觉得这种抱怨不可思议:正是在美国和欧洲建立的这个国际体系里,中国一方面鼓励出口、解决就业,另一方面得益于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先进技术,中国经济才得以有长足的发展。中国应该庆幸有这样的国际体系允许并鼓励中国的经济发展。
(2)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代价:接受世界范围的检查
在中国如何处理与世界关系的问题上,库珀有两个政治见解:第一,中国与世界融入得越深,中国国内政策就越要面对世界范围的审视、指责,还有修改建议。很多中国人认为,这是对中国不友好、“反中国”的表现。“其实他们错了”,库珀不排除有极少数人的确对中国不友好,但认为这绝不是主流。
“中国国内政策要接受世界范围的检查和挑战是中国经济成功、走向世界的代价”。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很快就会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作为出口大国、进口大国、资本流出大国和资本流入大国,都会使中国国内政策与外国人息息相关。外国人自然会指手画脚,大声说他们不喜欢某某政策。在这方面,中国并不特殊,日本也是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用了大约1/4世纪的时间,从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增长到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国内政策也同样要接受外来的检查和批评。这仅仅是成功的代价,是客观现实,不是“反中国”或“反日本”的主观意愿在作怪。
(3)成为世界领导的两种办法
库珀的第二个政治见解是关于世界体系中领导地位的问题。成为领导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起模范带头作用;另一种是成为发起人,游说其他人以达成共识。库珀说,中国成功的经济增长和基本不带意识形态色彩地解决实际问题的态度已经显示了中国大陆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之后的模范带头作用,人们已经开始议论“中国模式”。其实,中国并没有什么宏伟的全盘计划,中国有的是邓小平多年前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尝试和探索精神。他们先在部分地区试行新政策,如果成功,再推广扩大。
在成为发起人方面,中国要主动管理、协调国家间的关系,以维护和提高全球整体的系统。如果中国不同意其他发起人的方案,中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像朝鲜和古巴那样完全退出国际体系,但这在今天的中国难以想象;另一种是提出新的方案,发起讨论,多方征求意见,然后再修改,再讨论,直到达成多方共识。
要想使中国的提案最终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中国必须从整个体系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如果中国想成为发起人,中国必须要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知道自己的提案要被修改,甚至有可能被完全否定。美国就有多次被否决的经历。如果中国领导人顾及“面子”,没有十拿九稳的提案就不愿意拿出来供多方讨论,那么中国很难成为世界体系的设计者。
(4)应该如何理解“美国霸权”
政治学家把过去的60年称为“美国霸权”时代。中国的一些领导人也选择用这个词描绘美国的领导地位。其实,“霸权”的定义并不清楚——什么是霸权?如果“美国霸权”是指美国起主导作用,那么这个词是正确的。“二战”以后,除了苏联在军事领域有抗衡的实力以外,美国在所有领域几乎所向无敌。如果“美国霸权”是指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说一不二,有决定性作用,那么使用“美国霸权”这个词就是错误的。我们基本可以说,没有美国的合作,主要国际条约不能落实。即便如此,也有例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美国政府同意了,但国会否决了)、国际刑事法院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都在缺少美国支持的情况下成立了。
如果“美国霸权”指的是,美国可以随意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其他国家,这是完全错误的。美国在国际谈判和国际关系中有太多的不如意:1954年美国支持的欧洲国防社区就被法国上议院否决;美国在1958年就希望英国加入欧洲经济体,但英国直到1973年才加入。此外,欧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1967年肯尼迪回合贸易谈判中关税减少的程度,1971年史密斯协定货币汇率重调的幅度等都与美国的初衷相去甚远,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些事情发生的年代看似久远,但实际上“美国霸权”指的就是这个年代。美国并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美国必须要游说其他国家,向他们说明美国的提议也是为他们着想,他们也能从中获利。有时美国能够成功说服其他国家,但更多的时候美国败兴而归,或者大幅修改最初提案。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中国这个话题。如果中国想领导世界,它必须做得像个领导。这意味着中国必须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思考:这个整体系统能做什么?应该如何运作?这并不是要求中国放弃自己的利益,而是要求中国不是狭隘地定义自己的国家利益,把眼光放得更宽、更长、更远。只有在一个运作良好的、鼓励和平和经济昌盛的世界体系里,中国才能继续发展。在现有的世界体系里,中国发展得很好。如果中国认为世界体系有什么不足,中国必须提议如何改变,如何提高这个体系,然后多方游说。这是一个对外心态问题。
(5)中国在五个领域里应该努力的方向
库珀指出,迄今为止,中国在以下五个领域还没有这样做:
第一,在控制核武器扩散方面,中国与朝鲜和伊朗有不同程度的关系,中国应该利用这些关系为核不扩散积极提出备选方案,征求各方意见。
第二,在世界贸易体系的多哈回合谈判中,如果中国不喜欢美国和欧盟的提案,中国不能只说“no”,而是要提出备选方案。一种可能的立场是:世界贸易体系不需要进一步开放了。但这个立场根据“自行车理论”——自行车骑得越快就越稳,一旦放慢速度车就倒了——不可行。中国到底认为世界贸易体系应该如何运作,我们还不清楚中国的态度。
第三,在气候变化方面,中国坚持要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平台达成协议,但是该公约有192个成员国家地区,中国这样大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有否决权。阻止达成国际协议不是解决气候变化的办法,仅仅靠发达国家的努力显然也不是办法,那中国认为应该怎样缓解气候变化呢?我们不知道中国的方案。
第四,在调整国际收支不平衡方面,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中国经常项目在2010年的盈余是GDP的5.4%,明年将是5.9%,中国2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超出了任何资本账户“以防万一”的需要;美国经常项目今年的赤字是GDP的3.4%,明年将是3.7%。有人认为这个不平衡不可持续,库珀不这么看。胡锦涛说,中国汇率政策是中国自己的事。虽然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占GDP的比例在世界上不是最大的,瑞士和新加坡的比例比中国还高,但是中国的基数大、规模大、影响大,非小国可比。如果中国拒绝让人民币升值,那中国认为这种收支不平衡该如何解决呢?
第五,在国际货币储备的管理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对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表示不满,提议过渡到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行、各国官方金融机构使用的SDR(特殊提款权)体系,但并没有具体说明如何过渡到新的体系。过渡到SDR体系实际上是IMF在1978年的官方立场,但一直没有受到重视。现在中国央行行长这样说,就会受到重视。现在一些国际金融专家在讨论此事,库珀自己也身在其中。
库珀总结道,中国这么大,发展这么快,对世界的影响非同小可,外国人不可能不关注中国的方方面面;中国必须从整个国际系统的角度思考问题和自己的对外关系。

内容简介
美国国家智库中最有话语权的专家,思考当下的国际形势问题,针对中美双边关系、中国与美国及周边国家的多边关系处理、中国接下来的改革关键点,为我们详尽阐述了下列问题:
大国之间关系远近的原则是什么?
大国关系的历史会怎样影响未来?
亚洲一些国家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亚洲区域政治会有怎样的走向?
中国成为未来领袖还是沦为世界三流?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怎样才能真正开展对话,而不是在“求同存异”的掩护下各说各话?
美国的民主政治对美国内外政策到底有怎样的影响?
美国在哪些方面是一盘散沙?在哪些方面又能同心协力,拧成一股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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