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纲要.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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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作者简介
陈力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国际新闻界》月刊主编,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传播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成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著有《精神交往论》、《舆论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程》、《世界新闻传播史》等。
陈俊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博士,曾在美国伊利诺大学新闻学院做联合培养博士生。著有《新闻道德控制的功利与理想——美国新闻公评人制度》。发表论文若干篇。目前任教于中央民族大学。

目录
第一章传播学的基本概念
第一节“传播”的概念与传播模式
第二节符号、意义、语言
第三节信息与媒介



第二章传播学的形成与学派
第一节传播学的形成
第二节传播学经验—功能学派
第三节传播学技术—控制论学派
第四节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
第五节传播学在中国



第三章自我传播
第一节认识自我传播
第二节记忆——自我传播的前提
第三节自我传播的渠道与方式
第四节有效的自我传播



第四章人际传播
第一节关于人际传播的几种“理论”
第二节社会关系与人际传播
第三节人际传播的技巧和要件



第五章组织传播
第一节群体传播
第二节组织传播的研究
第三节组织内传播
第四节组织外传播
第五节组织传播中的人



第六章大众传播
第一节大众传播的性质与功能
第二节大众传播的生产过程
第三节大众传播的受众研究
第四节大众传播的效果研究
第五节大众传播面临传播技术业的挑战



第七章文艺传播
第一节认识文艺传播
第二节文学传播的叙事和“母题”
第三节文艺审美的接受



第八章跨文化传播
第一节认识跨文化传播
第二节文化模式与跨文化传播
第三节跨文化传播的方式
第四节跨文化传播的障碍和冲突类型



第九章传播的控制
第一节把关人理论:从大众传播到互联网
第二节传播的五种自然控制情形
第三节传播的社会控制方式



第十章批判角度看传播
第一节大众传媒批判
第二节当代信息社会批判
第三节培养媒介素养

文摘
第二章传播学的形成与学派
本章对传播学的形成脉络及各学派源流进行梳理,目的在于从宏观角度理解传播学。
第一节传播学的形成
信息的传播与人类同在,历史上很多智者都对传播现象有过观察与思考,比如柏拉图(Platon,约前427—前347)在《理想国》中所说的洞穴的寓言,被视为最早的拟态环境说的起点。亚里士多德(Aristotélēs,前384—前322)的《修辞学》中含有很多传播学的观点。《论语》中也出现了很多孔子(前551—前479)提到的与传播相关的字词。
20世纪20年代是传播学的理论准备阶段。作为一个学科,传播学20世纪40年代形成于美国,60年代以后才被普遍认可为一门学科或较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并形成不同的学派。
中国社会学界20世纪20年代知悉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传播理念并对传播有所研究。中国新闻学界1978年公开引入传播学,但“大众传播学”先入为主,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其实,大众传播只是传播学研究的对象之一,人类的所有传播现象,都是传播学的研究对象。
一、传播学形成的社会背景
传播现象得以从人类一般活动中分化出来成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在于19—20世纪的工业革命和城市化进程。
1500年以前的世界基本上仍处于闭塞的状态,尽管此前欧洲与外界存在贸易往来。1500年前后在商业推动下的地理大发现,使得过去相对隔绝的地区开始发生直接联系,这是世界一体化的开端。
随后发生的工业革命(图2—1)带来了传播技术的变革,使原有的传播形态发生了重组和变化,从而使传播更加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从照相术、电报、电话、电影的发明和普及,到20世纪广播、电视的发明和普及,传播科技的急遽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对世界的感知。马克思在电报刚刚普及的时候就写道:“电报已经把整个欧洲变成了一个证券交易所;铁路和轮船已经把交通和交换扩大了一百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0卷,6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在电报、电话等通信工具迅速传递消息的支持下,本来属于社会高级精神消费的报纸,也于19世纪中叶以后,成为真正的大众传媒。

图2—1工业革命

与此相联系,工业革命开拓了西方国家的城市化(图2—2)进程。19世纪初,全世界只有3%的人生活在城市中。1848年时,美国的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0%,英国1851年时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一半。半个世纪后,这两个国家的城市人口就已经分别超过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和四分之三。城市人口的增加意味着读和写的传播方式成为生活的必需,生活在城市的人比生活在乡村的人有更多和更复杂的信息需求,他们需要了解自己所在的城市、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信息,以满足工作、生活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早在1862年,马克思就指出,报纸已经成为英国城市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8卷,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图2—2\[意\]波丘尼画作《城市的兴起》

工业革命和城市化进程不仅促成了传播手段和传播对象的社会性结合,大众传播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系统,由此引发的现代社会信息传播的形态、内容、方式等的变化更是明显影响到社会结构、社会心理和创新模式的发展与变化。一战和二战期间两大对立集团的宣传战将传播在现代社会的巨大能量发挥得淋漓尽致。大众传播时代广告功能的充分开发也引起了商业巨头的关注。统治阶层、利益群体以及社会大众出于自身利益考量的控制企图,开始关注和系统地研究这些现代传播现象。
大众传播带动了其他社会传播系统与之互动,不仅大众传播自身,此前普遍存在的人际传播、组织传播,还有成为新问题的跨文化传播等一并成为具有科学价值的研究对象。
二、传播学形成的学科背景
1 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学术积淀与同时期新闻记者的理性思考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和人类学五大社会科学领域在美国逐步确立,它们为未来的传播学研究提供了较多的方法论和研究手段,构成了传播学形成和发展的社会传播背景。在这一大背景下,又暗含着偏重于社会传播的研究与偏重于政治传播的研究。
这些学科领域里的学者比如社会学领域里的杜威和帕克,心理学领域的米德、库利、布鲁默,新闻实务界的李普曼等,他们在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学术信念之下,将传播看作解决当时社会问题、解释人类社会本质的重要手段,他们秉持面向实际、实事求是的理念,从不同学科角度关注大众传媒在一个现代性的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从而为传播学奠定了最早的学科基础。
芝加哥学派的领袖人物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图2—3)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只有通过有机系统内循环的信息分享,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他认为传播是使人民成为社会完美的、参与性成员的手段,“社会不仅因传递(transmission)和传播(communication)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之中”
\[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3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他把大众传媒看作社会变迁的工具,使人民成为社会完美的、参与性成员的手段。在他看来,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如何将一个“大的社会”转变成一个“大的共同体”,如何构建共同的社区,构建共同的集体认同,大众传播媒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密歇根大学任教期间,他甚至设想“通过一张小小的报纸来改造哲学”,并真的创办了以报道社会科学最新成果和改良社会为宗旨的报纸——《思想新闻》。
美国社会学家帕克(Robert Ezra Park,1864—1944)(图2—4)和杜威一起出版《思想新闻》,并从事调查记者工作多年。丰富的记者经历使他成为最早研究报纸的理论家。他比美籍德国心理学家库尔特·莱文(Kurt Lewin,1890—1947。按:译为“卢因”是错译,译为“勒温”是根据英语发音,应当根据德文发音翻译;Kurt译为“卡特”也是错译)更早论述到新闻制作过程中的“把关人”问题。1922年他出版《移民报刊及其控制》(The Immigrant Press and Its Control)一书,考察不同种族背景的社会群体在美国社会的同化、移民整合问题。他还把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Gabriel Tarde,1843—1904)关于创新与扩散、关于地球村的设想等重要的传播思想输入到了美国。他认为,传播是人类社会关系的本质所在,创造着和维持着社会。他提出了传媒与舆论如何相互影响、人际网络如何与传媒连接、媒体如何促进社会变迁等问题。因此,帕克被称为“大众传播的第一个理论家”。
美国早期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和传播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1864—1929)(图2—5)也是一位重要人物,他研究的重点是探讨个人如何社会化。在《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1902)中,他提出了“首属团体”(primary group)和“镜中我”(the lookingglass self)的概念,认为“首属团体”是个人社会化的基础。“镜中自我”即“通过他人之眼审视自身”,个体的“自我”意识产生于与他人的交流,通过交往辩证地呈现出来;一个人的自我意识,是他人对自己所作判断的反应。他重视传播,把传播看作“镜中自我”形成的主要机制,认为传播是个人社会化的途径、整个社会得以黏结为整体的重要纽带。为此他在《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A Study of the Larger Mind,1909)一书中辟出“传播”一章,探讨传播的概念和意义。这些理论为人际传播的研究提供了思路。


图2—3杜威


图2—4帕克


图2—5库利



图2—6米德《心灵、自我与
社会》英文版封面

社会学家米德(George Mead,1863—1931)(图2—6)与库利共同创立了关于社会信息交换的“象征互动论”(又译“符号互动论”)。他们认为,社会是在人们不断通过符号互动、产生意义的基础上形成的,“事物的意义产生于人们与其伙伴的社会互动当中”。通过和他人的互动和自我会话,一种内在的沟通过程得以循序渐进地形成。另一位社会学家布鲁默(Herbert George Blumer,1900—1987)丰富了米德的“象征互动论”。他在1933年的专著《电影和品行》以及其他著作中,较早地提到了后来传播学中很多理论假设的内容,包括“使用—满足理论”、“有限效果论”、“社会学习理论”、“文化依赖论”、“第三人效果理论”等。
他们认为传播不仅是信息传递和双向互动过程,更是文化建构的符号象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意义被建构,人的意识、印象、态度以及行为也因为传播而被赋予社会意义并最终成型。这条认识的线索,对于后来人际传播理论的建构具有决定意义。他们深信传媒技术革命对社会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在研究思路上融合理论探讨与应用研究,把对传播的研究建立在社会统计和现象观察(行为科学)的基础上,为后来形成的传播学“经验—功能学派”提供了较为直接的传播认识论,也为后来形成的“技术控制论学派”提供了认识前提。

图2—7《时代》杂志封面上的
李普曼

另外,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和美国20世纪著名的报刊专栏作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图2—7),也可以视为传播学直接的学科思想先驱。
语言是现在人类任何传播形态的基本符号体系,索绪尔创立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打破了以前语言学从历史根据上探索意义的研究传统,把具体的语言看作某一民族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制度和传统的表意规范,人的思维和信息的传播,受制于抽象的语言系统,而这个系统通过教育内化在社会成员的集体心智当中。这种认识框架成为后来“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的认识前提。美籍德裔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1884—1939)也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开创者之一。
李普曼作为经验丰富的记者,凭借其敏锐的观察力,在《自由与新闻》(1920)和《舆论》(1922)等著作中,谈到了人头脑中的图景与真实的世界存在差异,提出了著名的“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概念See Walter Lippmann,Liberty and the News,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5,p50,即由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对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工和报道,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所展示的环境。这个环境并不是客观环境的镜子式再现,但因为绝大多数人只能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去了解身外世界,所以人们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作出的反应,而是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他意识到宣传充分利用了这种传播现象,“为了进行宣传,就必须在公众和事件之间设置某些障碍”,“在一个人创造出他认为明智而可取的虚拟环境之前,必须限制他接近真实环境”\[美\]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等译,35、1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他们的学科背景如此多样,以至于他们的研究彼此之间甚至没有关联,看起来阡陌纵横,更无法构成一个统一的学派,但他们基于对传播现象的关注而做出的研究使他们当之无愧地成为传播学形成的早期的学科思想先驱。
2一战、二战的宣传战提供了传播研究的实践背景
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的传播研究经历了从偏向于社会传播到偏向于政治传播的转变。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直接关系。
在经历一战、经济大萧条和二战的过程中,传播的研究以保证政府在信息获取、社会调控方面的需求为目的,因而有着明确的功能主义指向。特别是在二战期间,“当美国参战后,许多学者立即主动加入战时传播方面的研究,服务于政府机构如战时信息办公室、战略服务办公室、国会图书馆等,乃至投入反对极权主义的宣传战……‘机构操纵’作为宣传分析时大众传媒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消失了,学者们更聚集于能使信息产生态度与行为效果内部过程、机制及因素的研究,效果不光写在研究小组的备忘录中,而且在学者们的实际研究中被不断强化和凸显”周葆华:《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历史考察》,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在军方与政府的大力资助下,以二战时期宣传研究、陆军实验等为代表的一批传播研究项目,构成了传播研究最重要的课题,这些课题以雄厚的资金和便利的研究条件主导了传播研究的方向。
3“三论”在传播学形成时期对其的学术影响
20世纪40年代自然科学领域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即“三论”)也渗透到传播学研究之中,为后来研究传播媒介本身对社会的影响奠定了学科基础。
信息论最早产生于通信领域。为了正确地认识并有效地控制系统,必须了解和掌握系统的各种信息的流动与交换,信息论为此提供了一般方法论的指导。
控制论则为人们对系统的管理和控制提供了一般方法论的指导,它是数学、自动控制、电子技术、数理逻辑、生物科学等学科和技术相互渗透而形成的综合性科学。控制论重视原因对结果的决定作用。在控制论视角下,传播被看作社会的神经系统,一种结果的原因,从一个人到一个社会都是一种系统,系统的存在和维系在于信息的流动。
控制论有一个重要概念“熵”,指信息的自然冗余、信息的丢失、噪音、误差或失真。通过信息的交流,获得“负熵”,消除无序,这是一个系统的信息组织水平的度量标准。
控制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系统平衡”。如果一个系统由于环境变化而导致正常状态的严重偏离,那么它就需要信息的充分交流。对一个社会而言,社会反馈是社会控制的要义。倾向于稳定的社会其实正是信息交流丰富的社会,“有效的生活,是和完全充分的信息在一起生活”\[美\]N维纳:《人有人的用处》,陈步译,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马特拉在描述控制论对信息的认识时写道:“信息必须能够流通。信息社会只有在信息交换无障碍的情况下才能存在。这个定义与禁止或保密、接近信息的不平等或把它变成商品,都是不相容的。”AMattelart,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Biddies Ltd,1998,p50
系统论找寻一种从整体上的理解,将研究对象视为动态反应的整体的一部分,给予了控制论和信息论以整体大于各孤立部分之和的思想。这比仅仅从物理或智力现象上简单分解更重要。在政治传播、国际传播研究中,系统论思想发挥了显著的整合传播现象的作用。
4欧洲人文主义介入传播学研究
这一学科背景包含较为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欧洲人文主义思想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
总之,传播学应该是最具有跨学科性质的学科,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语言学等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共同构成了它的学科背景和理论基础。

图2—8施拉姆

1949年,美国学者韦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1907—1987)(图2—8)收录了30多位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们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编撰成《大众传播学》一书,这本书成为传播学创立的标志。他最早在伊利诺伊大学设立传播学科,从事传播学教学与研究,并在该校设置了世界首个传播学博士学位点,随后在斯坦福大学设置了传播学博士学位点。“这些人在随施拉姆在斯坦福大学学习后,呈扇形态势在全世界展开,使传播学的概念得以扩散。”\[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50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有的教材称施拉姆是传播学的集大成者和创始人,说得有些过头了。他促成传播学在大学教育中占据一席之地,这方面是有历史贡献的,他主要是一位传播学教育家。
即使是施拉姆,他也只是承认传播学研究是一个领域。1959年他写道:“我们有时忘记了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是一个领域(field)而不是一个学科(discipline)。”Wibur Schramm,David Riesman,Raymand ABauer,The Sta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Comment,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Vol23,№1(spring,1959),p8这是因为当时大部分学者只是为了自己学科的需要而研究传播现象。如果说几十年前的传播学的先驱们只是路过传播研究这个“十字路口”,现在的传播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十字路口”,直到今天,一些被传播学视为本学科代表人物的学者,其实也还是其他学科的学者,他们只是把传播现象作为自己的一个研究课题,只不过传播在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穿越这个路口的人比20世纪50年代时拥挤多了。
既然传播现象贯穿人类的整个历史与现实,各个学科的学者都可能在自己学科的基础上研究传播现象,并产生各自的研究成果,因此关于传播学学派的划分只是一种就其起源、主流特征的学术划分,很难泾渭分明。此前我国学者曾把传播学划分为两大学派:经验主义学派和欧洲批判学派。基于传播科技的迅速发展和对社会结构的显著影响,现在通常把传播学划分为三个学派:经验—功能学派、技术控制论学派、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这三个学派的理论起源,在前面谈到的传播学学科背景里均有显现。
第二节传播学经验—功能学派
这个学派常被简称为“经验学派”,又称“经验主义学派”、“行政学派”、“管理学派”等。它与主要以思辨为特征的研究流派相对应,代表了美国主流的传播学研究,重点在于媒介分析、受众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等层面,它起源于美国,在北美传播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在欧洲一些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由于美国的学术影响而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参见赵月枝、邢国欣:《传播政治经济学》,见刘曙明、洪浚浩(编):《传播学》,51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一、传播学经验—功能学派的奠基者
经验—功能学派的主要奠基者有两位: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1902—1978)(图2—9)和美籍奥地利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1900—1976)(图2—10)。


图2—9拉斯韦尔


图 2—10拉扎斯菲尔德

一战期间协约国对同盟国宣传的有效性引起了官方和社会对宣传问题的关注,拉斯韦尔以此为课题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1927)。他在该研究中开创了内容分析方法,实际上开创了定性和定量测度传播信息的方法论。同时,“他关于政治传播和战时宣传的研究代表着一种重要的早期传播学类型”[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24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1948年,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传播行为的“5W”经典过程模式,并将传播学分解为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和效果分析五大研究领域,开拓了经验—功能学派的研究方向。
20世纪30年代中期,广播发展起来。在洛克菲勒的资助下,拉扎斯菲尔德开始研究广播的社会效果。研究中他提出和运用了后来为传播学普遍运用的“焦点访谈”方法,以及一系列资料分析的工具和方法,以此开创了媒体效果研究的传统。1944年,他出版了《人民的选择》一书,该书从1940年总统大选时媒体对选民的影响研究中发现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交互性影响,提出了“舆论领袖”和“二级传播”的概念和思想,扭转了媒体强大效果论。他的研究充分利用了社会调查统计和社会心理学的手段,为经验—功能学派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学科视角。
拉斯韦尔(特别在他的后期)和拉扎斯菲尔德作为典型的结构功能—行为主义研究范式的代表,对经验—功能学派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同时也有人批评他们更关注媒介自身的运作,热衷于分析静止结构的传媒,忽视对动态过程的关注,视野显得并不开阔。他们的追随者后来也谈道:他们“将传播学的侧重点压缩成一种个人主义的、短期效果的样式。因此,他们关闭了许多最近刚刚被学者们重新打开的研究领域”[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204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除了这两位,其他一些学者也对这个学派的发展有所影响。例如美国心理学家霍夫兰(Carl Hovland,1912—1961)和库尔特·莱文。
霍夫兰在二战后期主持了美国陆军的实验,评估影片对新兵士气的影响,提出了信源对说服效果的影响以及效果过程中的“休眠效应”,并总结出一系列增强说服效果的传播技巧。他将说服和实验引入传播学研究,开创了有关个人态度变化的微观层次的学术传统。
莱文在实验中发现,家庭主妇是家庭消费新食品的把关人,如果一个家庭主妇不打算烹饪牛下水的话,那么她的家庭就不会食用它们,他认为“这种情况不仅适合于食品系统,而且适合于一条新闻通过某种传播渠道在群体中的流通”同上书,354页。。这一“把关人”思想后来为新闻学者怀特(David White,1917—1993)所扩展。
二、传播学经验—功能学派的特点
这一学派的主要特点在于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和功能取向的学术立场。
1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
“实证”这个词具有“实在”、“有用”、“确定”、“精确”等意思。在实证方法的创始人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看来,实证的就是科学的和可以验证的。实证主义方法论遵循以下原则:科学方法的程序设计应具有客观和可重复的特点,以便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验证理论的手段,从而使得理论有效;研究者的首要任务不是冥思苦想,而是致力于收集大量的经验材料;通过不断重复的“假设—验证”式的经验研究,进行理论的建构和完善。
经验—功能学派的研究方法具有明显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特征。研究者们力图从外部环境的变量出发,揭示事实和行为的原因或规律;依赖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精确和客观理念,研究渗透着人的主观意识的社会现象和事实。
这一方法论有其合理性,一定程度上也是有效的,但其机械性显而易见。首先,社会现象和行为并不都能够通过观察和经验来把握,面对复杂的意识活动,经验的方法显得无力。其次,问卷调查和控制实验技术本身存在局限,前者概率意义上的有效和信度,很难说明人的精神世界的复杂多变,后者特定环境下的结论与社会实际环境存在差距。再次,经验性质的研究所获取的材料可以解释微观事实或现象,但无法在历史的宏观角度上考察社会。最后,经验性质的研究所推崇的自然主义的纯客观是一种虚妄,科学研究主体的影响难以避免。
对作为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的传播进行研究,单一的经验研究方法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这一点在经验—功能学派的研究成果中非常明显。
2功能取向的学术立场
功能意味着对某种需要的满足。经验—功能学派的研究通常得到私人企业或政府的赞助,因而,它的要旨是将学术研究和政治利益、商业利益相结合,通过实证研究找到社会管理传播的技术,或经营传播业的技巧。它的研究成果表现为客观的话语,但是同时无形中塑造着通过传播建立的社会认同、制度性秩序。这种研究实际上寻找的不是客观真理,而是不同传媒的受众或网民某种共同的传播特征或心理,以便充分利用这种资源,达到最大限度的政治控制或最大限度的市场开发的目的,因而它的功能主义价值取向预设了现存社会的合理性。
拉斯韦尔的宣传研究、霍夫兰的说服研究等都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目的,着重效果取向的传播研究。不过,不要误以为美国就只有经验研究而没有批判的传播观点,同样,欧洲也不是只有批判的传播观点。
第三节传播学技术—控制论学派
20世纪40年代,工业国家的大众化报纸进入成熟时期,广播、电视普及,两次世界大战中的电子信息战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通信设备发展的基础上,信息数理理论得以诞生,成为传播学技术—控制论学派的直接理论来源。
一、传播学技术—控制论学派的奠基者
1948年,申农(图2—11)的《通信的数学理论》被视为信息论的奠基之作,在这篇文章里他从通信的角度定义了传播:“通信的基本问题是通信的一端精确地或近似地复现另一端所挑选的消息。”转引自\[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殷晓蓉译,44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他认为信息就是能够用来消除或减少不确定性的东西,为此他提出一个机器对机器或“人—机—人”通信的传播模式(参见本书第一章传播模式部分提到的申农线性传播模式)。申农之后,法国工程师和数学家莫尔斯(Abraham Moles,1920—1992)进一步提出了通信生态理论,为研究社会传播生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同样也在1948年,申农的老师维纳(Norbert Wiener,1894—1964)(图2—12)发表了论文《控制论:或动物和机器的控制与通信》。这篇文章和他1950年发表的《人有人的用处》(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奠定了控制论的理论基础。


图2—11申农


图2—12维纳《控制论》中文版封面

维纳认为,“只能通过消息的研究和社会传播设备的研究来理解社会”\[美\]N维纳:《人有人的用处》,陈步译,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他用“反馈”的概念说明信息流动的特点,即通过不断的信息“接受—反馈—接受”调整自身,保持人或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如果一个系统与其外在环境不能或很少发生交换关系,这个系统就可能处在内部混乱、解体的境地。因而,开放的系统肯定有积极的信息交换,不断注入原来没有储备的信息。
系统论最早由美籍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和哲学家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1901—1972)提出,他认为系统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的基本要素构成的,是具有确定的特性和功能的有机整体。20世纪70年代中期,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1917—1984)通过分析有线电视技术对组织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系统论。
“三论”本身基本属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范畴,它们的出发点是承认非人的生物体、计算机、人类社会和思维之间存在相似性。从这样的认识前提出发研究传播,看重的是人机交流的物理功能设计和传播过程的技术特性。此后几十年,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循着这样的理论,进一步发展了传播的工程技术理论。
关注传播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三论”关于传播的观点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延伸,随着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传播媒介形态的变化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传播学研究领域。不少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开始关注媒介(机器)本身如何影响社会和人的发展,他们循着“三论”的传播思想,专注于从传播媒介技术形态的角度研究传播现象,认为“媒体有助于改变时空关系的程度并不依从于它所携带的内容或‘信息’,而是依从于其形式和可再生产性”\[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26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这类研究起源于加拿大,所以这一派又称多伦多学派。
在新传播技术急遽发展的当今,这种“技术主义范式”更是显现出勃勃生机,例如近年关于Web20和Web30、个人接收终端功能的研究。
二、传播学技术—控制论学派的理论观点
图2—13英尼斯

这一学派的第一位代表性人物是加拿大学者英尼斯(Harold Innis,1894—1952,又译伊尼斯)(图2—13),他把传播技术视为政治和经济进步的基础,认为“一种新的媒介(包括广义的语言、文字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的文明的产生”\[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在他1950年的专著《帝国与传播》中,他提出,一个社会主流媒介的时空偏向与文明的兴衰密切相关。时间偏向的媒介易于长久保存却不便远距离运输,利于树立权威,从而形成等级性社会体制;空间偏向的媒介便于远距离传送但长久保存性差的,有利于远距离管理和控制,从而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性不强的社会体制。在他1951年的专著《传播的偏向》中,他认为某一种媒介与特定的文化联系在一起。比如文字时代打破了口语时代“年长者垄断知识”的局面;印刷术时代培育了人类的理性思维方式,催生了理性主义的诞生;而电子时代则击碎了传统的时空观念,彻底改变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这些论述的启示是:媒介技术并非单纯的技术,而是一种文化。
英尼斯之后,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图2—14)、美国传播学者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1953—)(图2—15)和莱文森(Paul Levinson,1947—)(图2—16)先后成为媒介形态研究的代表人物。


图2—14麦克卢汉


图2—15梅罗维茨


图2—16莱文森

麦克卢汉20世纪60年代因在《理解媒介》等几本著作里提出一系列与众不同的观点而成为轰动一时的人物,他推翻了传播内容高于内容载体的传统认识,试图把人们“从对媒介影响的麻木状态中唤醒”\[美\]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何道宽译,28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他认为“媒介是人的延伸”,比如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的延伸、电视是感知系统的延伸等。一般人将媒介看作物理的或技术的,而他认为媒介的形态一定意义上比其传递的内容更重要,这便是他的“媒介即讯息”观点。他将媒介看作一种巨大的社会象征,一种新媒介问世,不管传递什么内容,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些变化,它告诉人们存在着什么样的世界,通过改变我们使用的传感系统的比例来改变我们的性格。尽管那时的传播科技远没有现在这样发达,他却高瞻远瞩地提出“地球村”的概念,认为电子传媒的普及将整个地球的时空缩小成一个村庄,“产生一个人人参与的、新型的、整合的地球村”\[加\]埃·麦克卢汉、秦格龙编:《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394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梅罗维茨通过研究电视这种媒介形态,论证了媒介本身如何成为一种环境,例如在电视新闻中的“现场”看到总统被刺的画面、在娱乐节目中看到“现场”采访的某一名人,改变了每个人的“亲身参与”对于经历社会事件的重要程度,人们下意识地受到传媒所建构的情境的影响。在《消失的地域》(1985年)中他写道:“电子媒介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带到相同的‘地方’,于是许多从前不同的社会角色特点变得模糊了。由此可见电子媒介最根本的不是通过内容来影响我们,而是通过改变社会生活的‘场景地理’来产生影响。”\[美\]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肖志军译,6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这些研究开拓了一个重要的传播学视角,但忽略了传播科技以外的因素对社会的影响。我们在赞美“媒介即讯息”这个观点丰富内涵的同时还要想到,各种传媒形态的技术表现是人创造的,大多数传播活动是人有意识的信息行为,人是传播的主体。要理解媒介技术,不能局限于技术本身,“认识到人类传播系统事实上是一个复杂的有适应性的系统,我们就能看见所有形式的媒介都生活在一个动态的、互相依赖的宇宙中。当外部压力产生、新技术革命被引入以后,传播的每一种形式会受到系统内部自然发生的自组织过程的影响”\[美\]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明安香译,24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被称为“媒介哲学家”的美国学者莱文森在《软边缘》(1997)中承认“技术还是在有限的层次上对我们的生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同时也强调,“人类发明的所有信息技术,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够和我们人类基本要素的语言中心相提并论,除非它是对语言的超越和通过某种方式所进行的替代”\[美\]保罗·利文森:《软边缘》,熊澄宇译,2~3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这样的表述多少使传播技术决定论的观点走向折中。
在我国传播学界颇有名气的论著《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的作者波斯曼(图2—17),以及他的学生、《媒介环境学》的作者林文刚(Casey Man Kong Lum)(图2—18),他们在观点上也属于技术学派。


图2—17波斯曼


图2—18林文刚

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传播学学术创新,需要超越单一的技术视野。美国新闻教育家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1934—2006)关于传播传递观(a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和仪式观(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的思想,从人文批判的角度考察媒介形态和媒介的表达方式,克服了这个学派有时表现出来的技术至上的倾向。他认为,人们对传播的认识通常定位于信息在空间的传递和发布过程,达到对距离和接收者的控制;但媒介技术和表现方式本身,又表现为一种仪式。“传播的‘仪式观’并非直指信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媒介或媒介的表达方式成为一种“神圣典礼”。他以看报纸这种行为为例,写道:“当我们审视报纸时,传播的仪式观着眼于完全不同的范畴。例如,它更多的不是把读报视为发送或获取信息,而是将其视为好比参加一次弥撒仪式。”\[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7、9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现在看电视、上网,除了获取信息外,已经成为一种生活的“仪式”,这类传播行为已经在不经意中改变着社会结构。
第四节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
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是比较复杂的学者群体,由若干流派构成,并没有形成清晰的人员、观念划分的界限,但他们都承认人的思维和信息的传播受制于传播的基本符号系统——语言,每个族群、民族、国家千百年形成的文化意识和传统,无形地积淀在语言中,通过语言的使用而内化为社会成员的集体心智,因此任何传播都早已被“结构”了。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不论论证何种传播话题,都可以将研究对象的整体划分为相互制约的不同部分,强调某个部分的意义受制于其他部分。这个学派多以揭示传播中符号背后的权力(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权力)背景为研究思路,故有“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的称谓,又因多持批判立场而被称为“传播学批判学派”。
这个松散的“学派”大致包括以下流派及一些不具某个流派典型特征的著名学者。
一、法兰克福学派
起源于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又称“社会批判学派”,其主体机构是1923年成立的社会研究所。该研究所由富商资助,形式上隶属于法兰克福大学,实际上独立于政府和大学,开展社会问题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研究。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支,在学术立场和研究思路上与以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经验学派有着根本分歧,它继承了德国哲学思辨的传统,集中研究商业化体制下的文化工业以及资本的文化统治本质,属于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该学派认为意识形态具有操纵、欺骗和辩护功能,这种观点集中体现在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Theodor Adorno,1903—1969)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图2—19)提出的“文化工业”理论中,该理论力图揭示资本主义技术统治的本质。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的《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1964)、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1936),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被认为是该派第二代旗手,他的一系列著作揭示了当代传媒如何被注入商业模式、成为制造品牌舆论的工具,他把这个过程称为传媒的“再封建化”。他的三卷本《交往行动理论》(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1981)(图2—20)论证了关于传播的一种理想化的模式。

图2—19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
辩证法》德文版封面


图2—20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
中文版封面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弥漫着精英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气息,他们对现代工业文化的深刻批判,表现出他们要担当文化救赎的使命,但这种批评仅囿于观念领域而导致实践方面的缺失。
二、文化学派和政治经济学派
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成立,由此逐渐形成英国文化学派。文化学派以文本分析和受众调查为手段,揭示大众传媒的利益、意识形态以及受众符号解读的多样性和相对的主动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该学派成为传播学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有影响的重要学派。
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32—)(图2—21)写于1973年的《编码/解码》(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分析了传媒产品制作、发行、传播/消费和再生产四个阶段的生产程序和形式,以及存在条件。他认为,传媒扮演着意识形态的角色,传媒产品生产的四个阶段相互联系,并受制度权力关系的制约。这个思路后来成为批判性分析电视传播的理论前提。同时,他还提出受众对文本的解读有三种方式,即:优先式解读、妥协式解读和对抗式解读。受众分别以此与文本制作者对文本赋予的意义进行“意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
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承了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学术精髓,试图将传播现象放在更广泛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来研究,探讨媒介和传播系统如何强化、挑战或影响现有的阶级与其他社会权力关系。参见赵月枝、邢国欣:《传播政治经济学》,见刘曙明、洪浚浩编:《传播学》,51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英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派源于1966年在莱斯特大学成立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心。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1946—)和戈尔丁(Peter Golding,1947—)发表的《呼唤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学》(For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s,1973)一文,被视为该派的纲领。这一学派从媒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入手分析,认为大众传媒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统治阶级获取了对知识、信息和社会形象传播的控制权,因此他们要通过媒体来保障利益和带来这种利益的社会制度。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北美的开创者当属加拿大学者达拉斯·史麦兹(Dallas Smythe,1907—1992)(图2—22)和赫伯特·席勒(Herbert ISchiller,1919—2000)。史麦兹认为,在资本主义的传媒制度下,以广告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媒介所生产的商品不是新闻和广播电视节目,而是“受众”这一特殊商品,即观众被当作商品卖给广告商。这一理论在他的《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Communications: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1977)一文中得到了充分阐释。


图2—21斯图亚特·霍尔


图2—22达拉斯·史麦兹

席勒被看作美国传播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大众媒介紧紧联系着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中心,美国当权者利用媒介对内安抚国内公众,对外实行文化霸权。他的著作《大众传播与美帝国》(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1969)和《思想管理者》(Mind Managers,1973),引发了学术界对政治经济权力的关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在《谁知道:在财富500强时代的信息》(Who Knows: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e Fortune 500,1981)、《公司的文化:公司取代公众表达》(Culture,Inc: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1989)等论著中,批判了新信息技术与权力扩张之间的关系,认为美国媒介只是为跨国大公司出售产品、服务的工具,也是政府用以维护社会规范、社会制度、社会秩序以及搞全球霸权的工具。
三、结构主义派别
这个学派很松散,一般指研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语言的象征表现功能理论的学者,主要是法国学者,代表性人物有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图2—23)、福柯(Michel Foucalt,1926—1984)、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图2—24)以及荷兰符号学家梵·迪克(Teun van Dijk,1943—)等。


图2—23巴特


图2—24布尔迪厄

阿尔都塞认为,媒介促使人们以可以接受的方式自然地思考和行动,使话语的统治权力合法化,因为概念和词句在不断的复制和重组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意识形态(这里指人们有意无意中共同接受的规范、传统和对社会关系的认识)。
巴特通过对符号的研究提出泛意识形态的观点。他以《巴黎竞赛画报》(Paris Match)的封面照片作为例子:一位穿着法国军服的黑人士兵正在敬礼,仰望着一面三色法国国旗。如果这张照片放在抽屉里不值一提,但编排到杂志封面就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内涵:法兰西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它的所有子民,不论肤色,在其旗帜下都忠心耿耿。巴特将被符号固定了的内涵称为“神话”,而符号学就是要“去神话”,揭示符号的实质意义。福柯认为,任何权力(这里的“权力”不是中国意义上的看得见的党政权力,是指广义的支配力和控制力)的行使都离不开知识的提取、占有、分配与保留,通过知识的创造和传播获得行使权力的权利,因而权力是具有说服效力的,知识和真理在某种意义上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传播中体现的权力与日常生活共存。传播的话语规则体现了话语的社会结构,表明谁可以讲话,可以讲多少,可以讲什么,以及在什么场合讲。只要我们想想人们对电视“上镜”的向往,对影视明星的仰慕,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说“传播”是“权力认可的仪式”了。
布尔迪厄1996年提出“媒介场”(media field)的概念,用以分析电视的传播行为。他认为,电视新闻场比其他的场域更容易受外部力量的作用,甚至比政治场更容易受市场、受众的控制。电视中的社会新闻将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些反常的事件或名人那里,同时占用公众的时间,将公众行使民主权利所应该知道的严肃信息排斥出人们的视野。电视讨论中存在一系列隐藏的审查机制,像采访对象的选择、时间的分配、讨论者的确定,甚至事先程序的策划等,都使得自由交流变得困难。借助电视的力量,一些学术“快思手”得到了无法从同行那里得到的认可。同时,电视以扩大观众为由,降低了进入某些场(例如学术场)的入场权,干预了这些场域的自治。
梵·迪克对“新闻”进行了文本分析和语境分析。他的分析令人信服地感受到(甚至新闻作品的当事人也没有意识到)新闻的深层“意识形态”成分。他在研究了诸多记者的采写过程后指出:记者在以职业的新闻价值标准制作新闻时,实际上不断复制着社会的话语,无形中将与事实相关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价值观涵盖其中了。“我们的新闻、新闻制作和报纸已深深地被他们为有效地以一套固定程式收集每天新闻而编织的那张网所束缚住了。”\[荷\]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曾庆香译,134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新闻话语的多层级结构特征,决定了受众一般只能得出既定结构所提供的解释框架,其他的解释框架会被使用到反面的解释中。
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反对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直接搬用到对人的传播现象的研究上,承认传播学研究的主体是有思想和主观能动性的人,把传播和传媒置于历史、社会、文化的背景下研究,把传媒视为有一定价值倾向的中介,因而视野广阔,具有很强的理论思辨色彩。
该学派以颇为深刻和犀利的理论给人带来多方面的启发,但这个学派分散、个性化色彩较强,观点带有较多的个人生活背景和书斋学术的特征,揭示了问题,但没有解决问题的路径。他们相当程度上怀疑现存秩序下人们所理解的所有东西,不相信社会得以建立起来并提供给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具有虚无主义倾向。他们在研究过程中较少对传播的新环境做出新的有力论证,忽视技术的发展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
和其他人文和社会社学一样,传播学学派或理论之间经常明显对立,每个学派通常还包含了很多不同的流派,远不像学派这个名字所示的那样统一,就是学派本身的划分和称谓也很难统一。但关注点和方法上的明显差异,构成了学派间明晰的界限。
上述传播学研究的三个学派中,经验—功能学派着眼于既定的政治、经济目的,关注发现能够切实解决具体传播问题的方法,企图对传播现象做出精致的量化解释;传播技术—控制论学派,着眼于媒介机器与人的交流设计,关注不同媒介之间对社会影响的比较和新媒介对社会影响的前瞻研究;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着眼于“符号—认识—权力”之间的相互运作,关注传播制度、传媒意识形态性,以及传媒对人的异化异化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概念,把“异常变化”简化为“异化”是不规范的文字缩略。人本来是自己创造的东西的主人,如果被自己创造的东西所控制,即“异化”。和控制。
三个学派特点的简单比较如表2—1所示:
表2—1三个学派的比较

学派理论基础研究核心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研究立场
经验—功能学派实证主义传播效果经验主义微观保守
技术—控制论学派技术主义传播技术与社会文献与思辨宏观激进
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批判哲学传播与社会哲学思辨宏观激进
在传播科技发展的当今,传播学需要跟随社会实践的发展,说明当代社会传播的特征,传播学的三个学派的任何一个,都难以充分阐释如此丰富和复杂的传播现象。因此,传播学不同学派的交融成为一种自然的趋势,也出现了后实证主义、解构主义、新传播效果理论等融合各种研究方法的研究。
这种融合本就是传播学起源的根本,法国传播学者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1936—)曾说,“没有任何一个学术领域像传播学这样被很多人认为:这里只是一片空白,一切都有待建设”AMattelart,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Biddies Ltd,1998,p3。相邻的学科,比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化学、符号学等领域的理论不断介入才在空白之地建成了现在的传播学大厦。直到今天,传播学依然是一座开放式的大厦,不断吸纳其他学科的理论来解释传播中不断涌现的现象,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生成属于传播学领域的新理论。
比如最初用来描述诸如亚马逊和Netflix之类网站的商业模式的长尾理论(the long tail effect),本属于经济学理论,指如果把足够多的非热门产品组合到一起,就可以形成一个堪与热门市场相匹敌的大市场。传播学学者使用这个理论分析美国总统奥巴马竞选成功的重要因素即对社交网站的充分利用,认为尽管与商业营销的性质完全不同,在互联网信息传播中同样存在着长尾机制。在长尾理论模型中,“头”是大众传播,“尾”是小众传播。大众传播和小众传播并存,但小众传播地位上升,其双向、分享的传播效应可与单向大众传播相抗衡,甚至超过大众传播。
第五节传播学在中国
传播学在中国的研究历史颇为曲折。传播学早期思想的引进很早,主要在社会学、心理学领域。这方面的研究由于1952年社会学被撤销而中断。随后我国传播学研究划分为中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内地三个区域,主要发生在新闻学界。台湾地区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传播学的研究,香港地区传播学教学和研究的开端以香港浸会大学在1967创办传理学系为标志。现在,台湾、香港和内地传播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频繁,共同推进了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为叙述方便,本节所说中国,是指中国内地。
一、杜威、帕克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提及的传播学理念
在传播学理论准备阶段,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杜威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到过中国中、东部11个省份,讲演200余场,当时《杜威五大演讲》一书印刷了13次,传播很广。他从传播角度定义“共同生活”:自由交际(communication)、互相往还、交换感情,交换种种有价值的东西。“社会一定是各分子有自由的发展、自由交换、互相帮助、互相利益、互通感情、互换思想知识的有机社会;社会的基础是由各分子各自能力自由加入贡献的。在表面上看来,似乎不太强固,实在是强固得很;不但强固,并且可以减少各种因隔绝交通而发生的弊病。”[美]约翰·杜威:《杜威五大演讲》,胡适口译,27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
另一位代表人物帕克,1932年9-12月曾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课。中国社会学家林耀华(1910-2000)这样介绍帕克的理论:“盖人有社会嗣业,从交通(communication)造就而成,又从交通传递而来;社会之生命及其连贯,全视乎前代之民风、教化、技术与理想能否传于后代,然交通厥为社会互动之灵媒(communication as the medium of social interaction),于是文化造就与变迁,又皆从社会互动次第递演而产生……”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编:《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8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他们表达的关于传播的观点,主要影响的领域不是中国的新闻学,而是社会学。当时中国的社会学者也有一些关于传播的论著。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孙本文(1892-1979)1925年的博士论文便是《美国媒体中的中国:媒体揭示出的美国对华公众意见的基础及趋势》。社会心理学史专家高觉敷1941年编著《宣传心理学》。当时将“communication”译作“交通”,“interaction”译作“交感、互动、交互作用”,单向的“dissemination”译作“传播”。
1952年社会学被视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辅助工具”而被撤销,关于“传播”的知识在中国发生断裂。1956-1957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内部油印刊物《新闻学译丛》第3期和第5期,发表了介绍“mass communication”(当时译为“群众交通”、“群众思想交通”)的文章。6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翻译了一些西方传播学论著的片断,作为“批判资产阶级”的内部材料。新闻学界知悉传播学的人仅限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一些教师,并且他们的理解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批判意识。
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传播学研究
1978年7月,复旦大学新闻系资料室编辑出版了铅印的32开刊物《外国新闻事业研究资料》第1期,上面发表了主编郑北渭翻译的一篇传播学文章《公共传播》(图2—25)。这是中国最早的公开的传播学译文。为了防止被指责为“宣扬资产阶级观点”,他加了一个按语,批判“公众传播工具”是“垄断资产阶级控制舆论,制造舆论,毒害人民,奴役人民的宣传工具”。

图2—251978年7月中国内地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传播学译文

1978年10月,日本新闻学会会长、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内川芳美教授访华。他在上海和北京为新闻学的师生们分别做了仅一个小时的学术报告,简单介绍了传播学,他写在黑板上的英文概念“mass communication”,给当时的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前人们只知道传媒是阶级斗争工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完全没有从大众传播的角度考虑过传媒的基本职能。
1982年4—5月间,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在他的学生余也鲁的陪同下访华。访问的最后一天,他被邀请到人民日报社主楼顶层的大礼堂,面对数百人做了一个关于传播学的报告。这是中国新闻学研究者第一次与西方传播学者直接对话。同年11月,第一次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召开(图2—26)。会后,该所世界新闻研究室组织编写《传播学简介》(图2—27),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在1983年出版。这是第一本国人写的关于传播学的书。


图2—261982年11月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部分与会者合影


图2—271983年中国内地第一本国人
写的关于传播学的书

1984年,第一部传播学译著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即施拉姆、波特所著的《传播学概论》(Men,Women,Messages and Media:Understanding Human Communication)。1985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生居延安所著《信息沟通传播》出版,这是国人写的第二本关于传播学知识的小册子。1988年,戴元光、邵培仁、龚炜合著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出版(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1993年,陈力丹出版《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这是从传播学的角度把马克思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1997年,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出版,这是国人试图让传播学本土化的一次尝试。
三、进入研究高涨期的中国传播学研究
1997年,新闻传播学被确认为一级学科,传播学与新闻学为其下的两个二级学科。1999年是中国传播学译著出版潮持续高涨的起点,也是中国新一轮传播学研究的起点。
1传播学译著的出版持续高涨

图2—281999年标志着中国内地
传播学研究进入高涨期
的译著《传播理论》封面

1999年和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华夏出版社分别出版了一套传播学译丛,前者8本(图2—28),后者12本。如此集中出版传播学译著,此前是没有过的。传播学比用政治术语建构的新闻理论来说,明显地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因而吸引了新生代的研究者。此后传播学译著的出版持续高涨,至今至少有300种以上。
2003年是个转折点,此前出版的传播学译著以教材为主,此后出版的传播学经典专著开始多起来。第一批经典传播学译著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当代传播学经典著作,以华夏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传播文化社会”译丛为代表;另一种是古典传播学经典著作,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世界学术名著”中的传播学著作为代表。与此同时,数套英文原版传播学教材也分别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如此众多的传播学译著的出版、再版和多次印刷,反映出传播学书籍已经拥有了广泛的市场。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中国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学点增加了十几倍,已有约800个,原来只有十几所大学设有新闻传播学专业,现在全国有500多所大学设立了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学点,几所重点高校的新闻传播学院招收的研究生数量甚至超过了本科生。不断增长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师生对传播学书籍的渴求,使得传播学书籍常出不衰。但是,这方面书籍的翻译水平存在较多的问题。特别是由老师领着学生集体翻译署导师名字的译著,译文无法读懂和翻译错误的情形不在少数。
2经验—功能主义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得到普及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在全国第一次用计算机使用SPSS软件包处理受众调查的数据(主持人陈崇山)。这种在当时罕见的研究方法现在已经是普通研究生论文、传媒经营部门采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重点大学新闻传播学专业本科生的作业采用这种方法已经普及。传媒采用这种调查方式而形成了一类“精确新闻”的报道模式。
当然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经验—功能学派的调查在方法上做得越来越精致,同时也越发实用,但由于其要求服务于具体的功利目的,很难在学术上形成系统的学理。传媒的“精确新闻”也多带有政治或商业的实用目的,证明某种先入为主的观点或商业炒作的成分远多于科学成分。
在学界,经验—功能主义研究中的一些理论假设在中国环境中是否有效和需要做出哪些调整,成为一类研究话题。例如关于议程设置论,在中国不同的城市和地区都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2001年,复旦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的学者们依据这一理论框架,采用相同的定量研究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的大众传播现象。他们在上海组织抽样调查的主要结论是,当前中国的媒介议程与受众议程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非对称性”张国良等:《中国大众传媒“议题设置”功能分析》,载《新闻记者》,2001(6)。。这一研究结论与议程设置传统研究结果,即两个议程之间通常会保持高度对称迥然不同,引起了当时中国学界和业界的重视。2004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发表调研报告,以上海市民和昆明市民对四种报纸的阅读情况,测量了六个变量与受众对媒体议程设置的敏感度的相关程度。参见张国良、李本乾:《行为变量对议程设置敏感度影响的实证研究》,载《现代传播》,2004(1)。
3媒介形态研究受到重点关注
随着近年传播科技的迅速发展,传媒形态对社会结构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也因此成为中国传播学研究者们关注的领域,不仅相关论文明显增多,译著也偏向于这个领域。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清华传播学译丛”,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媒介环境学译丛”,多数是关于这个研究课题的,包括了从早期英尼斯、麦克卢汉的著作,到约书亚·梅罗维茨、保罗·莱文森、尼尔·波斯曼、林文刚等的著作。
4传播学批判学派拥有了研究空间
中国引进的传播学最早来自美国,因而在较长的时期内,所谓传播学研究,主要是指经验—功能主义学派的传播学,还有部分根据维纳、申农关于控制论、信息论研究传播的论述。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少量关于批判学派的研究文章(主要作者王志兴),但不成气候。进入21世纪,传播学结构主义批判学派的研究人气上升,文章逐渐增多,批判学派包括符号学、文化学派、政治经济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等的译著都有出版。中国批判学派研究的代表作是陈卫星2004年的《传播的观念》,主要以法国结构主义传播学的观点考察中国的传播现象。
四、中国传播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1研究的功利目的过强
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Georg Hegel,1770—1831)指出:“科学,作为服从于其他部门的思考,也是可以用来实现特殊目的,作为偶然手段使用的;在这种场合,就不是从它本身而是从对其他事物的关系得到它的定性。从另一方面看,科学也可以脱离它的从属地位,上升到自由的独立的地位,达到真理,在这种地位,只实现它自己所特有的目的。”\[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显然,学术研究虽然可以服务于功利目的,但是它的本性拒绝功利目的。
传播学研究存在两条路径:一是在人文主义视野中审视媒介的统治力量;二是在科学主义的视野内继续发展信息传播理论,为不断加强的媒介统治力量构筑更精细的技术理论,使人们陷入对媒介统治的更深的认同。第二种研究倾向在中国占主导地位,量化考核和行政研究取向统领研究本身,研究者们卷入急功近利的课题争夺:看重为具体的利益服务,轻视传播理论的研究,对策性研究远比基础性研究受欢迎;没有系统研究的理念,把传播学研究化约为如何获得单向宣传的效果,舆论学变成了网络舆情的功利性研究。追求“实用、管用、易用”,以获得行政上级褒奖、评奖、晋级的利益。传播学者适当研究一些政策性问题是可以的,但若要求学术研究像政治理论那样“联系实际”,这样的学术制度无益于传播学的健康发展。
2研究层次总体停留在介绍层面
目前我国传媒学研究缺乏原创性和深厚的理论积累,国人的传播学书籍大多数是教材,有独到见解、有系统观点的国人传播学专著为数不多。国人发表的传播学论文数量虽急遽增长,但多数文章或介绍外国的观点,或引证教材而不是专著来说明问题,整体水平较低。网络研究的多数文章停留在介绍传播新形态和路径上,因而很快过时,很少能够提出理论上有创见的认识。最近几年,年轻一代的传播学研究者开始了较为规范的学术研究,沙龙式的小型研讨会经常召开,学术论文的质量有所提升,更多的传播学专著而不是教材翻译出版。
3没有形成学派,研究的话题长期分散
我国传播学研究者之间缺乏沟通与传承,没有形成思想谱系(学派),研究话题过于分散,应景而作的一般成果较多,有学术影响和社会反响的学术成果少。研究话题的分散表现为每一个话题每年只有一两篇文章涉及,研究缺乏连贯性。
4理论研究滞后
传播学理论研究跟不上网络传播从Web20向Web30的转变,无法解释现实的各种传播现象。
5课堂教学基本停留在大众传播学领域
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在不同学派的领域里全面展开,但在高校教学领域,仍然使用着以经验—功能学派的观点为主的教材,自身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符号学、批判学派、技术主义控制论学派,只在教学中提及,没有作为与大众传播同等的地位加以考虑。网络传播的普及,对传统的传播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都提出了挑战,迫使传播学教学必须适应新的传播科技环境。
五、 2008年对传播学引进中国30年的总结

图2—29王怡红、胡翼青主编的
《中国传播学30年》

2008年,传播学界对传播学引进中国30年的基本发展状况进行了总结,2010年出版了由王怡红、胡翼青主编的《中国传播学30年》一书(图2—29),全书小五号字875页,1379万字。
该书划分为四篇。第一篇为1978—2008年我国传播学研究的编年史,展现传播学研究的逻辑演进过程。第二篇为专题研究报告和综述文章,对传播学研究30年来的重要领域进行了回顾,反思存在的问题。第三篇为学者自述,通过39位学者对个人学术道路的回顾,记载了他们与我国传播学发展的联系。第四篇由5篇资料文章与4个索引构成,为读者查阅传播学研究历史发展的各方面数据和资料提供了方便。
这是我国首部中国传播学科发展史的基础文献。编者和作者在对大量文献资料悉心梳理的基础上,对中国传播研究的内外学术环境、重要事件、人物、文本、观念、理论来源、研究领域、研究取向、学术批评与争鸣等课题,进行了各自的研究和解说,极为详尽,具有重要的学术资料价值。
中国传播学研究要有全面长足的发展,需要尽可能兼顾经验—功能学派、技术—控制论学派、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的各种研究方法;需要将研究话题相对集中;课堂教学要全面向学生传播传播学各个学派、各个方面的知识,能够解释网络时代的传播现象,不能仅以大众传播学替代广义的传播学。
【要点思考】
1传播学在20世纪形成的两个社会条件。
2传播学较为直接的学科思想先驱及其基本观点。
3传播学经验—功能学派的两位主要奠基者和后来的系统整理者施拉姆的主要贡献。
4传播学经验—功能学派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和功能取向的学术立场。
5传播学技术—控制论学派的理论来源——“三论”。
6传播学技术—控制论学派前后六位主要代表人物的基本观点或代表论著。
7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的符号学代表人物巴尔特、梵·迪克的观点。
8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的文化学派和政治经济学派关于传媒权力背景的观点。
9引进阶段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大体演进过程。
10目前中国传播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内容简介
本教材历经八年的磨砺。基础是2005年的《传播学是什么》,随后改写为本书第一版的教材样式,鉴于变化急遽的传播科技形势,第二版进行了重新写作。
本书在结构上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传播学”各主要领域的内容,而不仅是“大众传播学”。前两章介绍了传播学的基本概念和学科的形成、学派,之后的各章分别阐述了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文艺传播、跨文化传播、传播的控制、传媒批判,力求公平地展示传播学不同学派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
在总体结构不大动的前提下,新版对原来的各章做了改写,增加了较多的与目前网络传播新现象相关的内容;同时,加强对基础传播形态的阐释,新增“自我传播”一章;在具体阐述中,新版对原来的某些叙述做了校正;新版增加配图,并对原有图片做了较大调整,目前全书配图近两百张。
本书适合新闻传播学专业一二年级的本科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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