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痛苦世界中寻找.pdf

在痛苦世界中寻找.pdf
 

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企业家集体发声,一次能够了解商界先行者内心真实想法的机会。 在宏观层面的社会大趋势判断之外,提供微观层面的具体问题解决办法。多层次,立体式提供成功的路径。 观点睿智,文风诙谐有趣。从任何一章开始阅读,都不会掉链子。

作者简介
冯仑,中国社科院法学博士,万通控股董事长,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第四任会长,畅销作家,企业界称他为“商界思想家”,地产界称他为“学者型”的开发商;雷军,中国大陆著名天使投资人,小米科技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投资的凡客诚品、UCWEB、多玩网等20多家公司统称为“雷军系”,“雷军系”成为继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系之后,中国互联网的第四大势力;黄怒波,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他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1995创办北京中坤投资集团,旗下有地产和旅游两大核心业务。2012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榜商人;阎焱,赛富亚洲投资基金会首席合伙人,被业界称为“投资教父”。《福布斯》2012年全球最佳投资人榜单上,阎炎名列27位,《福布斯》2008年度中国最佳创业投资人,阎炎居首……
薛芳,《南方人物周刊》资深记者,重点关注商业领域人物,寻找企业发展与领头人性格中的契合点,意在为中国企业发展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目录
目录

01黄怒波 富人要多些善心和畏惧之心_001
考虑到我们是财富的最大受益者,我们就需要多一些善心、同情心和畏惧之心,在此心态下,和社会重建依存关系。要去掉我们的精英意识,要改变我们的战略和产业结构,不暴利,不畸形,不再不择手段。

02冯仑 我就是个买卖人_025
社会的理性和进步表现为时不时中左、时不时中右,但整个社会体制的架构不变。领导者的理性就是把社会控制在中左、中右上,然后直线往前走,千万不能失去控制,变成极左、极右。

03阎焱 赚钱还是赔钱跟做人一致_047
就人的一生来讲,基本是一个公平公正的游戏。做投资如同做人,到最后你赚钱还是赔钱,基本跟你做人是一致的。

04王长田 一个公司的力量很渺小_071
成功是跟影响力有关的。成功的大小是指你做的事情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一个行业,再往大处说,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整个社会,而最低的是改变一个公司。

05曹国伟 缺少规则是互联网发展的瓶颈_093
中国互联网确实存在丛林法则,最基本的法律法规和游戏规则都缺失,连最起码的道德底线都经常被突破,甚至很多人根本觉得这不重要,这是非常可怕的。这是中国互联网行业继续往前走的最大的障碍。

06李国庆 门都是被挤开的_127
我判断是否成功,不光看一个企业的市值,更看重获取财富的过程是不是阳光的。我坚信,结果是正义的,过程也必须正义。我用自己的身体力行来告诉大家,这样也能成功。

07刘强东 让公司干净、合法地成功_151
不管社会上有多少人前仆后继地做丧尽天良、没有一点儿道德底线的事,为了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地去做坏事,但你至少可以控制自己不去做。所以,创立一家公司,让它成功,这不是我最大的梦想,让它合法地、干净地成功,才是我真正的梦想。

08董明珠 制造业对国家很重要_177
现在的市场环境是不规范的。真正的企业家,不是伸手向政府要政策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支持,而是要政府给我们打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
09张欣 我们进入了大的资产泡沫实地_193
我们这个社会是以得到为快乐的源泉,而没有把付出和给予作为快乐的源泉,所以很多做慈善的人最后变得很愤怒。这其实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自己看作服务的个体,做每一件事都怀着祈祷的心态,你会愉快的。

10陈年 活着是生命唯一的要求_209
我们谈互联网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去中心化”。就是说,人人都是那么回事,没有中心,这才是现代化的精神。互联网的精神就是一堆人为你服务,完全没有中心。

11雷军 我的问题就是不服输_227
做卓越之前,我认为互联网是一种工具,之后我才明白,互联网其实是一种观念。当你把互联网理解成观念,你就发现什么都可以是互联网了。做手机可以是互联网,做鞋子可以是互联网,甚至做房子也可以是互联网,做任何东西都可以是互联网。

文摘
冯仑
我就是个买卖人
  社会的理性和进步表现为时不时中左、时不时中右,但整个社会体制的架构不变。领导者的理性就是把社会控制在中左、中右上,然后直线往前走,千万不能失去控制,变成极左、极右。
冯仑小传
冯仑,中国社科院法学博士,万通控股董事长,阿拉善生态协会(SEE)第四任会长,畅销书作家,企业界称他为“商界思想家”,地产界称他为学者型的开发商。
1991年,西安籍的小伙儿冯仑已经32岁。在海南,他和王功权、王启富、易小迪、刘军、潘石屹这五个人一起创业,这伙人合称“万通六君子”,后来均成为中国商界的风云人物。
万通起家是一个空手套白狼的故事,堪称经典。
1991年,万通六君子刚成立的新公司账面上只有三万块钱,而冯仑在和一家信托投资公司的老总谈海南房地产的机会。冯仑告诉对方:“这一单,我出一千三百万元,你出五百万元,我们一起做,你干不干?” 对方点头同意。冯仑立即骑着自行车跑出去写文件,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手续办完,王功权则负责将钱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回来。万通拿着这五百万元,立即从银行贷了一千三百万元。
六君子分手后,冯仑留守万通,之后,参与创建了中国民生银行并出任该行的创业董事,策划并领导了对陕西省证券公司、武汉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东北一家上市公司等企业的收购及重组。
在中国商业圈,冯仑成了一个标本。他极富生命力,通晓政治游戏规则,也了解政治和政策的底线,他知道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以及哪些可以做了不说,哪些可以说了不做,哪些既不能说也不能做。
有人问冯仑:“如果你要写作自己的回忆录,第一句话怎么写?”“这个人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神。他是一个哺乳动物,是个被人搅得似是而非的哺乳动物。”他时常将人生比喻成一坛咸菜:“不同的卤汁,不同的分量,再加上不同的腌制时间,最后浸渍到菜里,你的味儿就变了,不用刀刮还真看不出本色。”
冯仑有多重身份,被称为“大哥”的商业领袖、商界思想家以及畅销书作家……万科的王石如此评价他:“冯仑这个人,聪明绝顶,侠义肝肠,嬉笑怒骂皆文章,百计千心成万通。”王功权至今认为,身边再无第二人能像冯仑那样,与之聊天那样快乐,那样有趣,二人看山谈山,看水谈水,经常于平淡处互见智慧。
新房子和旧房子

其实转型期这个事也挺好玩。转型相当于什么呢?旧体制相当于一所老房子,新体制相当于未来的一所新房子,转型就是要我们做一个选择,是把老房子装修一下,凑合几年呢,还是让一部分人出去建新房子,等建得差不多了,我们都从老房子里搬过去。在我看来,过去三十年做的工作,就是两件事,其一是对旧房子进行适当的装修,贴个墙纸,擦擦窗户,这叫在旧的框架内适当收拾收拾;另一件呢,派一部分人在外边搭建新房子,这所新房子叫市场经济。现在新房子里有多少人?改革开放以来有几千万的公务员去建了新房子,有个名词形容这种行为,叫“下海”。而现在每一年毕业的大学生,大部分都直接到了新房子,少数考公务员的进入旧房子内,现在来看,新房子里的人已经挺多了。旧房子呢,还有些人,比如说岁数大的,长期依赖于旧房子这个体系,他们对旧房子还是比较留恋的,因为旧房子塌了,他们也就没有了安身之所——他在新房子里是没有安身立命之处的。
接下来改革的问题其实就是怎么让旧房子里的人尽可能安心,同时保证新房子建设和一系列运转越来越顺畅。这样旧房子里的人就踏实了,我在旧房子里暂时也还可以,万一我要去新房子呢,新房子的人也会接纳我,至少我的孩子在新房子里。比如说一个家长发现自己的小孩在做生意,他就挺踏实,为什么?他家有人在新房子里面,他老了以后,就跟着孩子住了。因此,社会转型,实际上就是新房子和旧房子之间的博弈和游戏。而作为领导,难以决策的是什么时候做一个决定,让旧房子里的人一下全搬到新房子里,但还不至于在搬迁的过程中旧房子塌了,把人砸伤了;另外就是把旧房子的最后一根梁被抽掉的时候,自己还能够去管理新房子,别等最后一根梁抽掉以后,新房子里没你的事了。领导者要考虑的是这些问题,这叫决策者的困境。
新房子、旧房子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民众、社会、领导考虑的核心问题。有时候旧房子闹腾了,没办法,从新房子里拿点材料过来,加固旧房子,这叫倒退;有时候发现旧房子里实在混不下去,还得建新房子,就又把一些东西释放出来,比如市场化,就叫改革开放。社会不停地在这么倒腾,倒腾来倒腾去,现在倒腾出点眉目了,这是我觉得比较乐观的地方。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家发现,社会不能走极端,最后都变成了“中左”和“中右”,不是“极左”和“极右”。为什么呢?一个社会要想直线往前走,你会发现只能是一脚左一脚右,但都是一脚微左,一脚微右,这样才能直线往前走。但如果是一个跛子,比如一直往右偏,走了半天,你会发现他是在原地打转。跛子始终往右走,跛到最后是一圈,什么也没变;或者往左跛,跛了一圈也没变。
因此,社会的理性和进步就表现为时不时中左、时不时中右,但整个社会体制的架构不变。我觉得,在面临社会转型的时候,领导者的理性就是把社会控制在中左、中右上,然后直线往前走,千万不能失去控制,变成极左、极右,那样社会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社会矛盾就会不可调和,最后社会就会崩溃,甚至传统的体制也无法再维持下去。
当然转型期也会出现功利主义,物质主义会大行其道,关于这个我说大家就容忍一段时间吧。比如在巴尔扎克时期,不能老谈慈善,他要讲高老头。这相当于社会出了一个疹子,物欲横流也就是一段时间。我看政府也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开始希望重塑国民精神,其实我国台湾就曾经有过“重塑国民精神”和“国民价值观的重建”的说法。对于现在的这些问题,关键不在于抱怨,而在于怎么重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而言,随着改革开放,我们从脑子里拿出了一部分,需要再填回些什么东西,这就叫作国民价值观的重建。
填什么东西呢?我觉得,其实能填的就几样东西,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儒家传统。二是本土的宗教。所谓本土宗教,比如说台湾的道教和佛教。台湾四大道场,影响着台湾大概一半的人口。台湾的证严法师,他的信众有四百万人,而台湾一共才两千三百万人。这几样东西是我们价值观重建的时候,脑子里可以塞进去的东西,植入的一定是这几种东西之一,或者是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或者是传统宗教。
因此,现在应该非常积极主动地来安排价值观的重建过程。这个重建过程分为两个层次,其中一个是民间的重建,比如偶尔修修佛,学学国学。别的也管不了,我就先让自己的灵魂有个地方安顿,别弄得我闹心,至少价值观是统一的。人之所以闹心,是因为价值观不统一,昨天之我和今天之我交战,这件事是一个价值观,那件事是另一个价值观,天天心里闹腾。民间的重建很重要。



政商关系是一个很悲哀的问题

政商关系,我觉得是一个很悲哀的问题。为什么?最近我在看一本书,叫《革命与生意》,讲辛亥革命一百年来,民营企业与社会和政治的关系,结论是民营企业毫无出路。这一百年来,民营企业始终要面对两种博弈,一种是商品市场的博弈,比如说卖水、卖药、卖肥皂、卖衣服,都想着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另外一种博弈是制度性博弈,也就是体制博弈。这一百年我们经历了四次社会制度变革,平均二十五年一次。你想想,一个民营企业好不容易熬个十多年、二十多年,换一个制度,你就死了,所以很少有民营企业能支撑百年,真是步步惊心。每个民营企业家都苦恼的是,又要卖商品,又要适应制度的变化,这事累得慌。
举一个例子,20世纪30年代,一帮海归精英,学化学的博士,研发出了优质的肥皂,当时在市场上已经打败了联合利华,结果联合利华退出了中国。后来,这个企业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被折腾死了。而几十年以后,联合利华又回来了。为什么?人家的制度没变,人家就是私人产权、市场经济,在市场上输了,无非就是退回去,产品再研发,而后市场时机成熟了再回来,它不需要研究制度博弈,只需要研究市场博弈。而现在我们的民营企业,两头都得研究。我跟一些老板谈事,前半截都是谈市场,后半截自觉不自觉地都落到了谈体制、谈领导人更替上,不谈不行。因此,政商关系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死结,阻止民营企业穿越到未来的不是商品竞争,而是制度博弈。我觉得,如果一种体制能稳定一百年,一定会有一百年的民营企业。
说白了,百年老店还真不是民营企业自己的事,不是我们的事。老说民营企业不想做成百年老店,谁不想?自己家的买卖,谁不想基业常青啊?关键是制度变革,老让民营企业选择,我们不想选择,千万别老折腾。所以民营企业第一支持政府,第二支持稳定,第三不思制度变革,稳定就行。因此,制度这一块能相对稳定,预期清楚,民营企业家也就用不着移民了。
我碰到很多这样的朋友,跟我年龄差不多,五十岁上下。他们的父母在1949年以前是富二代,1949年一变化,他们变成了贫二代。然后,这些哥们儿自己创业,后来又变成富一代,他们的小孩又变成富二代。你想,这个轮回的一百年,社会有进步吗?白折腾,每一代人都很不开心,你说这社会哪儿出问题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领导者,包括我们经营企业的这些人,还有整个社会,其实应该达成一个共识,即一定要有一种良好的社会体制,保证大家有创业、致富和做慈善的合适环境,让社会有持续而稳定的进步。



妇女走夜道

民营企业的生存状态,三句话可以概括,叫“小姐心态、寡妇待遇、妇联追求”。所谓“小姐心态”,就是做生意客户为王,客户要求什么就做什么,什么姿势都伺候,最后埋单给钱就行。第二,的确没人疼没人爱,上面没人,这就是“寡妇待遇”。就拿航空业来说,国企困难,政府注资,民营破产,人就抓了起来,这就是“寡妇待遇”。第三,有理想,做过一些贡献,还希望能够依法经营,照章纳税,对环境负责任,照顾好员工,这叫“妇联追求”。我们还是好人,有一颗好人的心。
民营企业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呢?解决百分之七十的就业,创造百分之五十的税收和百分之五十的GDP,以及捐出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公益捐款,但却只拥有或者支配百分之三十的公共资源,就是这样的生存状态,我觉得这个状态需要改变。政府要发展经济,关于民营企业这一块,我认为没有必要再进行任何学术讨论,因为给了它百分之三十的阳光,它就灿烂到了安排百分之七十的就业的程度。但现实和理想总是有差距,近一段时间以来,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在收窄,民营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期也不是很清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采取了一个保守的办法——撤,也就是所谓的海外移民。
移民这个事情,就相当于良家妇女走夜道,一路上有劫道的、试图调戏的、想强暴的……怎么办?加件衣服,裤带拴紧。还不行?加个拉链。还不行?那怎么办?咱不走这道了,咱往别的地方去。往别地方去也不行,东西留下,人走,那这也太不讲道理了。所以民营企业家现在的移民潮,就相当于走夜道的妇女,实在没招了,说咱换个别的地方,咱不走这条道了,这是弱势群体保护自己的一个措施。咱惹不起,咱走还不行吗?走都不让走,社会对此苛责,就让人觉得很悲哀。
当初我们万通的六个人,说好了,不移民。我们六个人当年的想法是什么?我们对这个社会、对改革开放、对市场经济充满信心,因此我们说人在阵地在,我们的企业一定要融入中国的市场化变革当中,以此来完善自我。我觉得目前并不该鼓励或者支持大家都离开这个地方,但我能理解。当劫道的太多,生命和财产安全不得到保障的时候,你就应该采取措施自我保护,这只能怪社会环境太差了,而不能理解成妇女多事。为什么在好多年以前,在海外的人都往回跑,而这段时间都往外跑呢?所以我觉得相关部门应该自我检讨。
学术界说目前改革已经走到一个分水岭了,在我看来,所谓改革也不是一个抽象的事,它就是要使市场经济更有效率。市场效率体现在交易成本和交易速度上,改革无非就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速度。如果交易速度越来越慢,交易成本越来越高,这就叫倒退,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 另外,也体现在对企业家创新的定价上。简单说,扎克伯格,二十八岁,三百亿美元的市值,资本市场就给他定价了。
而现在,我们这些民营企业家面对的是什么情况呢?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比如我卖一套房,以前上午跟客户谈完了,下午就签约了,最多一天;而现在我们每个客户,政府都要两到三周才能审批完,才能签约,所以一单交易都得二十天。过去一天的事,现在需要二十天。所以,现在的交易速度非常慢,交易成本极大提高。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市场效率降低了,市场效率降低,那就意味着改革必须重新提到日程上来。



我就是一个俗人

说到信仰,一半放在马克思主义这儿了,这没办法,我从小就受的这种教育,但我只放在历史唯物主义这部分里。另外一部分,我放在了西方鼓吹的普世价值观里头,因此,我的灵魂也有点纠结。我没有信仰传统宗教,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一知半解,我受的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所以我应该说,我的灵魂三分之二在马克思主义这儿,三分之一在西方鼓吹的普世价值观上,这就是我今天的精神世界。不管怎么样,我也重建了一部分了。
在《理想丰满》一书中频繁出现的两个名字,一个是王石,一个是王功权。我觉得功权幸福感最高的时候,是私奔的六十多天,那六十多天他的幸福感比我高。我和他是朋友,很熟,我觉得他现在纠结的事也不少。我觉得王石的幸福感比我高,他一直有着稳定的精神世界,他在哈佛大学进修的是商业伦理,他的企业办得比我好。我呢?你看还有一部分信仰搁历史唯物主义这儿了,我得把这里腾出来,但这挺费劲,所以我也不准备折腾了。如果说中国民营企业家里头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就让我做这个标本吧。
王功权一直在呼吁重构社会,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玩的事情。从社会意义上来说,有这么一个人,不断地呼吁、强调,甚至用很多激烈的言辞来提醒大家关注一些被淡忘、被忽视的基本的价值观和基本的事实,我觉得是有益的。从功权的性格看,我非常理解他,他是一个善良、忠厚、疾恶如仇、追求光明的人,我对功权的这样一种风骨还是比较钦佩的。
我对自己的认知很清晰,我就是个买卖人,绝大部分时间我是在思考买卖的事。我不愿意做公知,更不愿意变成鲁迅,那不是我的活儿,是公知的活儿。我们买卖人,说来道去,就是想把自己的买卖看好,但有一些东西为什么会多说一点儿?那只是因为那些东西妨碍了我们做买卖——我说的都是跟民营企业、跟房地产、跟买卖有关的事情。
一个买卖人的职责所系,就是要面对股东。这方面我特别赞成王石的意见,当你是一个企业的领导人的时候,你的个性不能够太张扬,应该服从于企业和股东;不能说你在这儿代表着股东,却老过自己的瘾,那等于拿别人的钱过自己的瘾,那不道德,不厚道。人家股东投钱,是让你挣钱的,结果你有了这舞台,就去干你自己感兴趣的事,那怎么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我在买卖人里面算是认真的。
王石在总结万科的过去时讲到,当你还在公司的时候,应该站在股东的立场上去想问题,而不是任由个性自由奔放,所以我应该是股东意志的执行者,而不应该是个人自由意志的表演者。这一点我很清楚。不管怎么样,我是站在企业的角度、买卖人的角度来讲问题的,如果讲得稍微远一点儿,也是因为这些问题跟买卖有关,妨碍到了我们的买卖,无意中走远了。我一般不走远,我说的都在买卖上面,这也是柳传志经常教我的一个东西。



小姐心态,寡妇待遇,妇联追求

小时候的理想比较抽象,匡复正义,实际上是青春期的英雄崇拜。那时候其实不分是非,只要是英雄就崇拜,不管善恶,总之是想做一个大人物,顶天立地,大概是这样一个想法。到了现在,我们的理想都很平实。未来的愿景和我们的价值观是有很紧密的联系的,因为愿景很多,但用什么来剪裁很重要。比如我们都想建立一个美好社会,这是愿景,但你用不同的价值观来剪裁,这个美好社会其实是不一样的。我只能说,作为一个民营企业从业人员,我在房地产行业有一个愿景,那就是城市可持续发展,会更美好,人会得到更大的尊重,人的自由、财产权利等能得到更好的保证。这就是我的理想,不大,很平实,这里头又包含着我的价值判断。
我觉得做生意以后,这些理想都跟我们所处的环境有关。比如说你在火坑里,你的理想就是跳出火坑;你在舞台上,你的理想就是扬名立万,对吧?所以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我最近老开玩笑说,我现在是“小姐心态,寡妇待遇,妇联追求”。
电影《金陵十三钗》讲的是,窑姐也能成为正面形象,我觉得这挺好。因为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声音比较多,而其中有一种声音,或者说是比较多的一种声音,是要把民营企业、地产商塑造成负面的形象,所以我觉得《金陵十三钗》很好,它说明在不同的环境里,窑姐也能抗日,也能救国。
我觉得作为民营企业,作为地产企业,我们是要对一些事情有所反应的,希望社会能够理解,我们也愿意通过媒体让大家理解。比如你去看一下,在公益捐款中,其实地产行业捐的是比较多的,所以你不能老说地产商没有道德。其实,政府拿的钱比我们地产商拿的多,我们赚一块钱,政府拿一块四到一块六。
最近我看到一些人,包括一些领导,前段时间跟任志强的对话,我觉得,现在是多元化社会,允许我们沟通,这很好,而借助媒体的力量只是表达一种沟通的诚意,希望大家能互相理解。我们是在社会底层工作的,不在庙堂之上,我们属于江湖之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自内心地——最近网上经常说弱弱地问一声,所以我就弱弱地问一下,能不能给开发商一点儿同情?我觉得是可以的。
我已经把我自己的憋屈消化了,关键是其他民营企业家没有消化,我只是替大家说说而已,我是“小姐心态”,都已经消化了。前两天跟刘永好参加成都的一个活动,有一些学生问创业的事情,我说你要创业,就要从管理自己和改造自己开始。我对自己也改造,现在的我跟我原来想象的,十几岁想象的,已经很不一样了,我都认了,大家舒服就行。



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

我年少的时候相信领袖,现在我不再相信领袖。现在谁说哪个人是领袖,像神一样,我就不信,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进步。社会不是一个人的社会,国家不是一个人的国家,党也不是一个人的党,没有任何人能成为超越于法律的全能的神和全能的领袖,特别是在全球资讯高度透明的情况下,在开放和多元化的社会中。不是我不信,所有人都不信,我只是所有人当中一个微弱的个体,所以我不信是很正常的,这个的确与我年轻时候的想法不太一样了。如果今天让我穿越,往回穿越,我觉得很滑稽,怎么能信这种事?
那么,我信什么呢?我信普世价值。这是我粗浅的认识,跟大家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讲的一些超越种族、历史、制度、文化的共同的价值选择,生命、自由、人权、法治等。我认为这些东西,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对财产权的尊重,对法律秩序的尊重,对权力的有效约束。你想,我是做买卖的,我能反对这事吗?这事对于我们买卖人来说不是坏事啊,所以不是我一个人,民营企业家似乎都不反对这事。
有时候,我觉得很荒诞。回望自己过去的三十年,我这三十年的变化很悲剧,曾被迫做了生意,后来被认为是民营企业,再后来又被认为是“黑心开发商”。所以我说我这一辈子,这三十年,没有一件事整明白了。后来我想起我干爹,我觉得社会如果再不进步,就荒诞了。我干爹临死的时候,有一天我去看他,他坐那儿发呆和哭,只反复地说一句话,荒唐啊,荒唐啊,自言自语,不是跟我说的。打日本,鬼子把他女儿拐走了,他女儿嫁给日本人;打国民党,他把他干爹都杀了,结果现在干爹的孩子到大陆来,打上门来;然后他跟共产党走,他教马克思主义,学生一个都不信。所以,我干爹在生命的最后直叫荒唐啊荒唐。
我干爹是河南人,在河南是大户人家,武汉大学学历史的,早年参加中共,一辈子历尽坎坷。所以最近我也在想,我也荒唐。这怎么回事,我干爹荒唐,我怎么也荒唐呢?我觉得中国社会再也不能这样了,必须让一个认真做事的人有一个长远的预期,有一种制度的信赖感,有一种安全感,让他踏踏实实地做事,不再有荒唐感,我干爹这个荒唐感一直延续到我现在。因为我和我干爹感情特好,所以我经常去看他,我就记住了我干爹的话。我要做生意的时候,我干爹说,你这是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我说我挺好啊,干市场经济,他却说我是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
我自己的变化就是这样。所以我越看《金陵十三钗》越有感触,社会给了她们那么多误解,关键时刻她们还能够保护学生,还能做惊天动地的事情。谁说婊子无情?偶尔也能匡扶正义。



万通的故事是一个创业者的童话

万通六个人分开以后,壳子我扛了,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当时我是法人代表,我还算是一个主导者,那当然就是我留在这儿,而其他人选择离开,在中国多数情况下都是这样的。第二个原因呢,因为起头的是我和功权,功权都走了,这个摊子就得我来收拾。那么收拾呢,我觉得这是个复杂的事,只能我收拾,其他人收拾我不放心,太危险。所以有一天我带功权去看我们很早的一处房子,他说真没想到你能扛这么久,因为他知道这个太困难了。他说扛到现在,这么久,如果只挣几个亿,真是天理不容,因为太辛苦了。但如果挣得太多,挣几十亿元,我心里倒是真的不平衡。其实就是说,是这么一些原因造成了是我留在万通这个地方,而他们又分别创办了新的企业。
但不管怎么样,相对来说,我们之间精神世界的沟通比别人要多,不管过了十五年还是二十年,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候都挺开心,胡扯乱谈,无拘无束。万通二十周年的时候,庆祝活动完了之后,我们哥儿几个找地方喝酒去了,喝到凌晨两三点,都是瞎聊天,胡说八道,我们在一块儿扯的都是比较“猛”的事。但总体来说,后来我感觉变成了一个创业者的童话。我为什么强调是童话,而不是神话呢?就像爱情的童话一样,都是很多不可思议但很美好的事,本以为不可能发生,但却发生了。二十三四岁开始创业的五六个人,最后都分开了,但还是朋友,大家关系还不错,最后还每个人都挣钱了,没有一个人得病去世,或者得慢性病癌症什么的,也没有一个人犯事进去,在中国这的确很难得。
我上次见启富,跟他说你那些书还在。1989年以后,我们各自逃难,他有一些资料放在我家里。我说那些东西老太太在那儿看着,我得还给你,他说你还收着呢,我说收着的。结果还的时候,多了,把我的有些东西也还给他了,后来把我那箱子又拿了回来。那天他带着太太和小孩一块儿来吃饭,大家都很感慨,就是觉得非常不容易。所以实际上变成了创业者的童话,但这个童话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追求理想,顺便赚钱,我们还是有“妇联追求”的。虽然我们意外堕入火坑,但我们确实还心向妇联,如果我们成功了,无非是给中国梦做了个注脚。
按照当下人对成功的理解,我们这拨人可能是成功的。但时间太短了,你再坚持二十年,才可以得出结论,今后二十年会有什么变化还不知道呢。现在所谓的成功都是阶段性成功,如果成功能够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那才是真正的成功,那样的话中国梦是成立的。偶尔成功,历史上也有过,比如说1927年到1937年,中国民营企业偶尔也成功了,但你能说有中国梦吗?接下来都摧残了,全没了。



我就是个买卖人

我因为写书更加被关注,但未来,我觉得商业上的万通应该比我写书更成功。因为写书这事,不是刻意为之,我不是因为所谓的成功才写书,我是人憋得比较久了,想说点话。我说的话都是不装的话,如果编辑改得不多,大家会感觉更不装。我最烦的就是装,所以我不装。不装,有些话又不能说,就憋着,憋久了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吃饱了,打一个饱嗝;一种是不能打饱嗝,放个屁,大家也觉得正常。我说的这些话,要么理解成打饱嗝,要么理解成放屁,就是这么个事,但无论是饱嗝还是放屁,这气息都是真实的气息。这样可能大家比较欢迎,但并不因为如此,我就认为我是个作家。
作家是靠写书安身立命的。我有时候有写小说的冲动,但我不会写小说,我也没写过小说。我特别有冲动,想写一部像《教父》那样的小说,很有劲的小说,特别狠的小说,但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作家,所以我觉得我需要花点时间来学习。我也许会像钱钟书一样,一辈子就写一个《围城》,再也不写别的。我觉得我的文学修养没有钱钟书那么好,但我有可能像他一样一不留神就写了一部小说,而且是唯一一部,再也没有第二个了。关于民营企业,我身边的故事太多了。
当初徐静蕾的博客比较火的时候,公关部一直主张要重视博客这事,所以我也研究了一下。有一天我在美国,晚上睡不着觉,就给他们打电话,我说我要做一个电子杂志。为什么?因为我发现大家看博客的心态很诡异,其实都是想看别人脱衣服,窥隐私,这有点像在好莱坞看投币电影,你投一个,他脱一件衣服,投一个,脱一件,剩下一个底裤的时候,你再一投,穿上了。我就想,如我也写博客,别人都带着这个心情看,最后我又穿上了,不是忽悠别人吗?可如果我不穿上,别人看完了看什么呢?投到最后一个币,你都脱完了,别人没的可看了,也就走了。所以我想,咱不如就实实在在,我就告诉你我是穿衣服的,我是正常人,那就是办个杂志,然后坚持把杂志办下来。当时电子杂志挺多的,但最近得到一个消息,《风马牛》成为全国唯一的电子杂志,而徐静蕾的《开啦》,早已经关了。
我们用电子杂志这种形式来代替博客,所以电子杂志是以我的言论和事情为核心,由此展开,所以内容比较纯粹。加上这个东西是公司支持的,所以财务上没有压力,肯定可以做很长时间,一定会比徐大才女的时间长,不能说比她办得好,但一定比她办得久。所以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团队一起讨论的时候,我就说,我们不能今天就自我标榜比别人办得好,但以我的江湖经验,我知道一定比他们干得久。现在,或许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微博时代我们没有急着开微博了。
为什么?因为有了当年博客的经验。对一个成年人来说,一件事开始很容易,但坚持下去很难,所以我要慎重开头。凡是事情的开头对我来说都特别重要,因为一开头我就要坚持下去。你二十岁的时候,可以开个头就结束,别人会说这娃的毅力还有待提高,但我都五十岁了,开个头就结束就不太好,所以我对开头很慎重。比如我要弄一个博客,那我就得考虑我能否坚持二十年,如果不能,我就不做了。所以后来我就折中一下,把我的言论,由公关部通过微博的形式传播给大家。但我会看,我关注很多人,天天看。我在看微博下一步会发展成什么样,如果确定了,我就长期做下去。我并不是像一些朋友那样每天自己耕耘,我是公关部在替我耕耘。要慎始,一件事不能随便开始。你随便,你说你八十岁了,又不能生儿子,你不是耽误事吗?对吧?你二十岁的时候可以谈恋爱,一时生不了儿子,后面还有机会的。
因此我分得很清楚,我的第一个角色,是房地产企业的创办者。我所有的事情其实都跟房地产有关,而且跟万通有关,跟创办者的身份有关。我们做的就是这么一个买卖,这点买卖,我怎么把它坚持下去?这是最基本的。第二个角色呢,是由房地产派生出来的,是行业的角色,比如房地产的公益。第三个角色我就不演了,很少演,比如大家说的什么思想家,这都是胡扯。什么叫思想家?我不是思想家,我不是靠思想吃饭的,我是靠房地产吃饭的,养我活到今天的不是思想。虽然写书也赚点小钱,但基本上养不活我。
很多地产商,很多民营企业家,思考得都不错,都很深邃,都有很好的想法,但他们不愿意表达,或者他们觉得表达了会惹事。我乐于表达,努力把它表达好,如果我表达得不好,我也愿意承担风险。表达了以后,大家就给了很多吹捧。



表达有边界

公关部经常提醒我,觉得我的表达不合适,比如最近关于“企业家找女明星是找死”这个表达,我就很困扰。为了卖书,出版公司就让我们去做活动,活动上老安排人提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事不是我们的正事,这些劳动妇女,各行各业的劳动妇女,跟我们都挺好的,我们并不至于专门去说哪一类的劳动妇女,但出版公司、媒体它就爱说这事。所以你看这一表达,把我以后跟明星打交道的路都给断了,这不是耽误我的前程吗?(笑)所以你看,一表达,表达错了。本来那天我们在大学谈的时候,我没谈这事,结果都说我那天晚上谈这事了。你看,表达有风险。
其实关于写作这个事情,是有一个契机的。我们企业从创始到现在,一直有一个沟通的工作,就是跟自己企业的员工有一个沟通,比如他们知道我每年元旦都会写一篇文章,跟公司员工做沟通。也就是说,每一年我都会有反省日,反省完以后,我会琢磨琢磨,这一年有一些什么话,有什么想法,跟员工说说,所以就变成了一年写一篇文章。后来有一个契机,甘琦,就是原来万盛书园的那个女老板,现在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当头儿,曾经主持过《实话实说》,她就老鼓励我写书,因为是朋友,她不断地鼓励,就鼓励出一个《野蛮生长》。
《野蛮生长》弄完了以后,意外地受到大家的关注和欢迎,因此在万通二十周年庆典上,借着这个契机和所有的员工做了一次比较广泛的交流,这样的话,就有将近二十次的座谈了。沟通以后,就让人对这些内容加以整理,当然事先我安排了提纲。整理完以后,我又自己下功夫把它改出来,最后形成了书——《理想丰满》。当然我在这方面有一点点小追求,因为我对文字有一点儿癖好,所以我希望创造一种口语体。现在我们的汉语里面,书面体有一些艺术气,比如诗歌体,什么散文,所以我就想创造一种口语体,就是一种介于书面体和纯大白话之间的语言。从第一本《野蛮生长》开始,我就努力在创造一种口语体,这也是个人爱好,不是什么伟大的事。
书面语言大家读起来有一种距离感,口语体读起来就比较舒服,跟说话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样大家读了会比较舒服。这也跟做生意有关,自从做生意以后,我就把让别人舒服当成我的工作了,就是我的工作都是为了让别人舒服,自己舒服不舒服成为第二位的事了。你仔细看这些书,我也特别为客户着想,你从任何一章开始看都可以。我也经常看书,有些书,一大厚本,不知道从哪儿看起,从后面看呢,前面还没看,从前面看呢,中间断了怎么办?所以后来我想,我这书要做到让人什么时候看、翻到哪儿看都不后悔,都不会断,你歇一段,回头再翻着看,还能看。我是一切都为客户着想,这是我做生意以后的一个想法。所以不仅是口语体,还每一章分成四五节,每一章一万到一万二千字,每一节两三千字,都很容易看。我的追求是从这个角度而言的。
《理想丰满》市场上的反响也很好。以前我也写书,可是我以前写的书,我发现都没人读。包括我们写的国情报告,很早很早的时候,我在机关工作的时候写的,没人看。后来我发现,除了内容,形式也很重要,所以要用一个很好的形式来表达。以前在机关的表达是一板一眼的,我是做生意在海南被蹂躏以后才改变的。过去讲文学家的语言来自生活,鲁迅的语言基本上就是三个部分,一个是文言文传统,一个是江浙的方言,第三个是西化的语言,日本语、英文语。那我这语言呢,我想大概有三个方面,一个系体制内语言;第二个是我受的学术教育,所以我也会讲点学术术语,比如需求弹性、供给弹性、恩格尔系数,我也会讲这些学术语言;第三种就是生活中被蹂躏出来的带着血和泪的一些表达。这三类东西混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表达习惯。
我喜欢比较“裸体”的我,比较真实,比较自由,在这种状态下,表达比较不累。如果是经济学家开会,你要用经济学的术语跟大家讨论,但其实说了半天都没用。我老开玩笑说,穿着裤子是不能生儿子的,那没用,使劲是白使劲,我就喜欢你直接来,把事说明白就拉倒。所以,应该说语言习惯是跟经历和社会的变化有关的,当然跟过去的学术研究,还有在机关的经历,也有一些关系。所以我自己在改稿的时候发现,有很多时候语言很正经,非常正经。

内容简介
本书选取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具有标杆意义的十二位企业家,这些经济领域的先行者以敏锐的视角、冷静的思维,回顾了自己的成长、成功经历以及对行业、社会、国家的看法。这其中既有细致入微的操作层面分析,又有妙趣横生的宏观层面判断。为读者在个人成功与大趋势判断两个维度提供了独特而睿智的建议。

购买书籍

当当网购书 京东购书 卓越购书

PDF电子书下载地址

相关书籍

搜索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