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国学大典:资治通鉴.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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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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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学大典:资治通鉴》编辑推荐:香港中华书局百年典藏,全套50册;跨越经典巅峰、引领国学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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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上起战国,下迄五代,记载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合共二百九十四卷。中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在芸芸众多的历史事件中,它记了些什么?根据司马光对历史的独特眼光,它选择史事基本上只关于以下四点:一、国家盛衰;二、生民休戚;三、善可为法;四、恶可为戒。

这部上下千百年的巨著,一方面力求能够删繁削简、上下连贯,以求让人君在日理万机之余,也能够广泛阅读历史,并“以史为鉴”,以丰富其治国的经验;另一方面,更期望借用历代史事,以求帝王“致治之道”。

从今天看来,这部书的读者并不仅仅是帝王,即使是一般的读书人也需要《通鉴》。
——张伟保

作者简介
张伟保
1959 年生,广东东莞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暨新亚研究所历史学博士,现职澳门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文史教学);主要学术领域为中国文献学、澳门教育史、中国经济史,著作包括《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马礼逊学堂》、《艰难的腾飞——华北新式煤矿与中国现代化》、《经济与政治之间——中国经济史专题研究》(合著)、《书海指南—— 中国古籍导读》、《诗三百的形成与经典化》、《实业计划与国民政府》及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目录
前言
《资治通鉴》导读
战国至秦
引论一
长平之战
秦皇暴政
两汉
引论二
陈平安汉
张骞凿空
巫蛊之祸
充国屯田
汉末清议
三国两晋南北朝
引论三
赤壁之战
北魏汉化
隋唐五代
引论四
世民弑兄
刘晏改革
割弃幽燕
附录
参考书目
名句索引

序言
为什么要阅读经典?道理其实很简单——经典正是人类智慧的源泉、心灵的故乡。也正因如此,在社会快速发展、急剧转型,也容易令人躁动不安的年代,人们也就更需要接近经典、阅读经典、品味经典。
迈入二十一世纪,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影响不断扩大,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并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另外,受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也都会空前地引人注目,这其中,中国文化无疑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相应地,对于中国经典的阅读自然也就拥有了不断扩大的潜在市场,值得重视及开发。
于是也就有了这套立足港台、面向海内外的“中信国学大典”的出版。希望通过本套丛书的出版,继续搭建古代经典与现代生活的桥梁,引领读者摩挲经典,感受经典的魅力,进而提升自身品位,塑造美好人生。
中信国学大典收录中国历代经典名著近六十种,涵盖哲学、文学、历史、医学、宗教等各个领域。编写原则大致如下:
(一)精选原则。所选著作一定是相关领域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最值得阅读的经典作品,包括中国第一部哲学元典、被尊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儒家代表作《论语》、《孟子》,道家代表作《老子》、《庄子》,最早、最有代表性的兵书《孙子兵法》,最早、最系统完整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大乘佛教和禅宗最重要的经典《金刚经•心经•坛经》,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中国最古老的地理学著作《山海经》,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游记《徐霞客游记》等等,每一部都是了解中国思想文化不可不知、不可不读的经典名著。而对于篇幅较大、内容较多的作品,则会精选其中最值得阅读的篇章。使每一本都能保持适中的篇幅、适中的定价,让大众都能买得起、读得起。
(二)尤重导读的功能。导读包括对每一部经典的总体导读、对所选篇章的分篇(节)导读,以及对名段、金句的赏析与点评。导读除介绍相关作品的作者、主要内容等基本情况外,尤其强调取用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当代眼光,将这些经典放在全球范围内、结合当下社会生活,深入挖掘其内容与思想的普世价值,及对现代社会、现实生活的深刻启示与借鉴意义。通过这些富有新意的解读与赏析,真正拉近古代经典与当代社会和当下生活的距离。
(三)通俗易读的原则。简明的注释,直白的译文,加上深入浅出的导读与赏析,希望帮助更多的普通读者读懂经典,读懂古人的思想,并能引发更多的思考,获取更多的知识及更多的生活启示。
(四)方便实用的原则。关注当下、贴近现实的导读与赏析,相信有助于读者“古为今用”、自我提升;卷尾附录“名句索引”,更有助于读者检索、重温及随时引用。
(五)立体互动,无限延伸。配合图书的出版,开设专题网站,增加朗读功能,将图书进一步延展为有声读物,同时增强读者、作者、出版者之间不受时空限制的自由随性的交流互动,在使经典阅读更具立体感、时代感之余,亦能通过读编互动,推动经典阅读的深化与提升。
这些原则可以说都是从读者的角度考虑并努力贯彻的,希望这一良苦用心最终亦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进而达到经典普及的目的。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慨然应允担任本套丛书的名誉主编,除表明先生对出版工作的一贯支持外,更显示出先生对倡导经典阅读、关心文化传承的一片至诚。在此,我们要向饶公表示由衷的敬佩及诚挚的感谢。
倡导经典阅读,普及经典文化,永远都有做不完的工作。期待本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带给读者不一样的感觉。

文摘
《资治通鉴》一部洋洋数百万言的经典如何诞生?怎么可能有人愿意花费数十年的时间和精力去完成一部著作?这实在让生活于快节奏时代的读者疑惑、惊讶。事实上,世间很多巨大的文化工程,在开始时并不一定有完整的计划和良好的条件。《资治通鉴》是一部卷帙浩繁的中国史学名著,但是,作者司马光最初创作《资治通鉴》的构想,原来只是要提供一部贯通古今、可读性强的历史读物,给读者为人处世作参考。
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国的历史书籍可称得上“汗牛充栋”,史料的繁杂,使得读书人无法轻易汲取历史知识,故此,司马光希望对这个问题有所补救。经过前后近十年的努力,他终于独力完成了上接《左传》、下迄秦末的八卷本《通志》。其后,司马光获得君主的鼎力支持,终于再用了约二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自楚汉相争到宋朝建国前夕的一段历史。然而,正因得到朝廷的赞助,这部书从原来的为一般读者服务,变为专门为统治阶级提供“有益治道”的史学“巨著”,这一方面让它成为誉满史坛的作品,另一方面也导致它的内容极其厚重,必须花费极长时间才能通读一遍。据司马光自述,这部巨著只有他的一位官员朋友王益柔(字胜之)能够通读,其他的读者总在阅读不久后便放弃。因此,这部可读性极高、充满可供借鉴的经验的著作却难以觅得知音。
时至今日,要读者通读这部三百多万字的巨著,已经极为困难;若还要兼看宋末胡三省精彩翔实的注解 ,更是近乎不可能。据记载,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司马光曾将全书删减为八十万字的《通鉴举要历》,可惜这部精简的著作没有流传下来。今天,我们要细读全书,在时间上和精力上恐怕非一般读者所能负担。即使是专门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学者,也未必有耐性通读全书。清代学者王鸣盛曾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究竟这是一部“不可不读”的经典,还是将之“束之高阁”,两者如何权衡,还要读者自行把握。
古代帝王面对着数之不尽的奏章,通常都需要文学侍从将其要点提炼出来,用黄纸贴在封面上供其阅览(例如,在明代,这项工作由内阁大学士负责)。仿照这个方式,将一部精彩的经典著作给现今读者做一点辅助,也是可以的。本书正是朝着这个方向来对《资治通鉴》加以处理的。《通鉴》是一部编年史,从中获得较为连贯的历史经验,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南宋有位官员叫袁枢,他为了方便阅读,将《通鉴》“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共记了二百三十九事(另附录六十六事)。这个做法,方便了一些读者,后来也有不少学者加以仿效。今天常见的这类纪事本末体史书共有九种。袁枢的工作受到章学诚和梁启超等大史学家的称赞,认为是“化腐朽为神奇”的举动。可是,由于袁枢此项工作只是为了自己读《通鉴》时的方便,史识也不甚高明,故司马光原著的优点并没有被完全保留下来,这是十分可惜的。所以,较严谨的读者都宁愿阅读原书,而不去看袁氏的《通鉴纪事本末》。
此次,我们也并不打算重新将《通鉴》撮写一遍 ,而是按照司马光的原意,以国家盛衰、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等四个要素为重心挑选篇目,帮助读者了解历史脉络并把握《通鉴》特色。由于所选题材围绕以上四个重点,故本书将战国至五代合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按照传统习惯,划分为战国至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等四个历史大段落。每个大段落先行撰写一篇引论,以通述该段历史发展趋势,作为读者阅读各个时段的背景资料。每时段的选题数量不等,一方面是必须考虑时代的先后和本书的篇幅限制;另一方面也将四个标准贯穿全书,以供读者参考,故难免有畸轻畸重、挂一漏万的毛病。这方面的工作,前辈学人虽有不少可供参考的经验,但仍须笔者仔细斟酌和修订。
以下便让笔者介绍司马光的生平和一些关于编纂《资治通鉴》的资料,以加深读者对《资治通鉴》的了解和阅读本书的兴趣。

《资治通鉴》导读
一部经典的诞生
张伟保
一、史家的绝唱:《资治通鉴》的编纂经过
(一)背景
司马光(一○一九至一○八六年),字君实,陕州夏县人。司马光出生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县令,于是便为其取名“光”。司马光年七岁,闻讲《左氏春秋》,极为喜爱,从此便深嗜史学,手不释卷。仁宗宝元元年(一○三八年),司马光举进士甲第,历任奉礼郎、大理评事,入为馆阁校勘、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等职。英宗治平三年(一○六六年),司马光撰成战国迄秦八卷《通志》进呈,获英宗皇帝的嘉许,特命设局续修。神宗即位,因其有益治道,故赐名《资治通鉴》。其后,王安石推行新法,司马光竭力反对,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复被命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次年退居洛阳,以书局自随,专心编纂《资治通鉴》,直至元丰七年(一○八四年)成书。哲宗嗣位,由高太皇太后听政,召他入京主持国政,数月间尽罢新法。司马光为相八个月病死,追封温国公。传世著作包括《司马文正公集》、《资治通鉴》、《通鉴目录》、《通鉴考异》、《稽古录》、《涑水纪闻》、《潜虚》、《切韵指掌图》、《太玄集注》等。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兼具《左传》和《史记》的优点,在中国史学上占有非同一般的地位。而《通鉴》的编写,虽也曾受帝王的鼎力襄助,却无异是一本私家修撰的巨著。这种情况,与历代官修史籍大相径庭。民国史学史专家金毓黻教授曾经指出:“试考(司马)光自言及刘恕所述,其蓄志修史,非一日矣。及承英宗之命,乃得实践其言;且官修诸史,皆取禀监修,任编纂者往往搁笔相视,含毫不断,而光之修《通鉴》则无是也。编纂之役,统由自任,上无监修之牵制,下无同辈之推诿,二刘(恕、攽)一范(祖禹),则悉取光旨,其任助役,有相济之美,无意见之差,故撰人独署光名,而他人不得与。虽云近于官修,而与向来之官修者异矣。” 因此,这部史书并不可以官书视之,其实是一部旷代巨著。即使后世不断有续编和改写,但直至今天,这部著作仍可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经典著作。
中国较早的叙事详尽的编年体史学著作是《左传》,它是鲁国史官左丘明在孔子逝世后,因恐弟子们错误理解孔子编纂《春秋》的宗旨,遂利用史官的特殊角色,努力收集各国的历史文献,对《春秋》加上详细的补充,终于完成的一部杰出编年史——《左氏春秋》 。千余年后,宋代历史学家司马光在年轻时已经非常喜欢和熟习《左传》,并立志要续写一部自战国至五代、繁简适中的编年史。
原来,自魏晋南北朝以后,史部典籍急剧增加。下及宋代,随着文化知识的日趋普及,历史典籍仍不断膨胀。面对汗牛充栋的史籍,任何勤奋的读者,即使终其一生,也难以全部通读一遍。特别是自班固《汉书》出现以后,无论是纪传体的历代“正史”,或按时间顺序撰写的编年史,绝大部分都是“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即使贯通数代的《南北史》或《十六国春秋》等史籍,也都只是局限于一个较长的时段,再没有出现如司马迁《史记》般贯通古今的历史巨著。
(二)创作动机和前期工作
今天看来,《通鉴》的读者并不仅仅是帝王,一般的读书人读《通鉴》也会大有收获。在司马光的心中,当时读书人的历史知识也极为贫乏。事实上,自南北朝以来,像《史记》一般贯穿古今的著作已绝无仅有。同时,纪传体正史在史事安排上,同一事件的记载往往过于分散,让人难获完整的印象。若要在其中总结出可以借鉴的经验,十分困难。因此,一般的情况是只选读“前四史”。对三国以后的历史,学者往往茫然。部分人对唐史有较大的兴趣,在当时已属罕见。
对此,司马光反复思量,曾感慨地说:“《春秋》之后……《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因此,司马光“常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要完成这部伟大著作,在人力和图书数据两方面都必须具备良好的条件。为了实践其宿愿,力求打破断代史的局限,以便读者能够更有效地“以史为鉴”,司马光在四十多岁时撰写了上起战国、下迄五代的《历年图》,并在治平元年(一○六四年)进献宋英宗。这部书共有五卷,内容以大事年表形式展示,把中国千百年间的历史变化加以简明扼要的介绍。这是司马光的第一部历史著作,也标志着他的终生事业正式展开。在这个基础上,司马光开始撰写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四○三年)到秦朝灭亡的历史,名为《通志》。这部著作事实上便是《资治通鉴》的前八卷。到了治平三年(一○六六年),司马光再向英宗进呈了《通志》八卷,并表示“自少以来,略涉群史,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繁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浃。况于帝王,日有万机,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诚为未易。窃不自揆,常欲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书。凡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编为一书,名曰《通志》” ,希望获得英宗的支持。不久,英宗命司马光设局于崇文院,自行选择协修人员,进行其修史工作。稍后,神宗嗣位,司马光多次为神宗讲述《通志》,深得这位年轻皇帝的称许,认为司马光这部书“有资治道”,特赐名为《资治通鉴》。他并预先写了一个序文,命令待全书完成后收入书内。
现在看来,《通鉴》以编年史方式呈现繁复的史事,较纪传体的史书有较多优点。首先,以时间为序,史事的先后本末较纪传体史籍更清晰。司马光又参用《左传》多元化的叙事方法,故读者较易掌握事件的发展脉络。有学者就《通鉴》编排上特别指出:
本来有若干同一事情的材料,是分见于多处的,《资治通鉴》都依次把它们列在一起,而且有的相当集中。例如人所共知的“赤壁鏖战”,这次战役的记载,既有一些见于《后汉书•刘表传》,又有好些散见于《三国志》的魏武帝纪,蜀先主传,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以及孙权、周瑜、鲁肃、张昭、黄盖等传,还有些杂见于其他著作。假如我们要了解这次战役的本末,势非遍读上述的纪传不可,而且就是都翻看过了,由于太乱太杂,也未必立刻能清清楚楚地知道它的详细经过。但《资治通鉴》把这个伤脑筋的问题解决了,它不但把所有涉及“赤壁鏖战”的记载都集中在一起,而且还加以剪裁、穿插,写成一篇整洁而生动的故事,看起来既不觉得头绪纷繁,也毫无厌烦之感。它这种功夫,对于读者节省翻检的时间,帮助是很大的。
因此,当《通鉴》顺利完成后,便立即成为史学著作的典范,受到历代学者的共同赞许。
(三)撰写分工情况
司马光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政治家。今人评论其政治立场多是偏于保守,深致不满。但是,若论及其撰写的《资治通鉴》,则几乎是众口一词加以极度的称许,以为是史家的极则。 我们以他所撰写的两篇奏章和其助手刘恕的《通鉴外纪引》追述其早年言论为例,考察司马光对《资治通鉴》的创作历程的自述。这类自述式资料对了解《资治通鉴》的价值有所帮助,十分接近“口述历史”的本质。
最早出现的关于《资治通鉴》的材料是刘恕的《通鉴外纪引》,它虽写于元丰元年(一○七八年),但其内容却包含了宋仁宗嘉祐(一○五六至一○六三年)初年关于司马光的一则谈话。刘恕首先评论宋代读书人疏于史学。他说:
司马迁始撰本纪、年表、八书、世家、列传之目,史臣相续,谓之正史。本朝去古益远,书益烦杂。学者牵于属文,专尚《西汉书》,博览者乃及《史记》、《东汉书》。而近代士颇知《唐书》。自三国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识。承平日久,人愈怠堕。庄子文简而义明,玄言虚诞而似理,功省易习,陋儒莫不尚之,史学浸微矣!
这段话可能是受到司马光的影响,刘恕也自称是“司马公门生”。之后,他引述了一段司马光的话,反映司马光早在嘉祐初年已有志撰写《通鉴》。司马光对刘恕说:
《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赵魏韩为诸侯,下讫(迄)五代,因丘明(《左传》)编年之体,仿荀悦(《汉纪》)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
这是有关司马光准备编纂《通鉴》的一则珍贵资料。他的创作动机也很单纯,是希望为读书人提供一部长短合宜的史籍。过了约十年,即宋英宗治平三年(一○六六年),司马光“以学士为英宗皇帝侍讲”,遂以他初步完成的《通志》充当历史教材,深受英宗的称赏。随即“诏修光编次《历代君臣事迹》,仍谓光曰:卿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司马光引荐了刘恕,并称“专精史学……唯刘恕一人而已”。司马光又说:“共修书凡数年,史事之纷错难治者则诿之,光仰成而已。”
事实上,司马光能够完成这项宏大的工程,当然非单凭个人的力量。英宗除了表示支持外,更提出让司马光“择馆阁英才共修之”,以继续进行有关的编纂工作。但司马光却婉拒了英宗,并选用自己认为合适的青年史家刘恕(字道原)、赵君锡为助手[按:因适值赵氏丧父,未能入馆,故改任精于汉史的太常博士、国子监直讲刘攽(字贡父)代替]。到了熙宁四年(一○七一年),攽因出为泰州通判,司马光又荐用知资州龙水县范祖禹(字纯甫 )代之。据数据显示,刘攽其后仍继续参与《通鉴》长编的隋代以前部分。
除刘恕外,两汉部分主要由刘攽负责,二刘亦共同负责魏晋至隋代的长编工作,而唐代则由于史料繁多,由范祖禹总其成。由于范氏乃后来加入者,故司马光曾写信指导其工作,反映《通鉴》长编的编纂安排。司马光《答范梦得》书说:
附注(按:指丛目)俱毕,请从(唐)高祖起兵修长编,至哀帝禅位而止。其起兵以前、禅位以后事,于今来所看书中见者,亦请令书吏别用草纸录出,每一事中间空一行许,素纸 。隋以前者与贡父,梁以后者与道原,令各收入长编中。盖缘二君更不看此书,若足下止修武德(唐高祖年号,六一八至六二六年)以后,天祐(唐哀帝年号,九○四至九○七年)以前,则此等事尽成遗弃也。二君所看书中有唐事亦当纳足下处修入长编耳。
此书函详细交代丛目和长编的具体编纂办法,又寄去“贡父所作长编一册”、“道原广本两卷”供祖禹参考。由此而言,此时三人的分工十分清晰。虽然三人各有职分,但其中以刘恕出力最多,全祖望作《通鉴分修诸人考》有云:“温公平日服膺道原,其通部义例,多从道原商榷;故分修虽止五代,而实系全局副手。”
其后,刘恕逝世,分工略有调整。司马光之子康(字公休)曾对晁说之言:
《资治通鉴》之成书,盖得人焉。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甫(父),自三国历七朝而隋则刘道原,唐讫五代则范纯甫。此三公者,天下之豪英也。我公以纯诚粹识、不懈昼夜,不时饮食,而久乃成就之。庶几有益于天下国家之大治乱,不自辜所志也。
(四)独任删削全书的大权
除了最早完成并送呈宋英宗的《通志》为司马光独力完成外,自楚汉相争以后的部分,也均由其独任删削工作。在与宋次道的信中他曾指出:
某自到洛阳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祖禹)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至今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
诚如孔子作《春秋》,“子夏之徒不能撰一言”。司马光著《通鉴》也极相似,虽然长编由各助手负责,但最后的删订全由司马光一人负全责。刘羲仲(刘恕之子)《通鉴问疑》曾说:
先人在局,止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全书的初稿(长编),基本上由各协修人员负责,再由司马光总其成,包括“对于全书的体例、书法,以致史料的考订,文章的剪裁”等方面。此外,更以“臣光言”对重大事件加以评论,让其历史观贯穿全书。(按:这是继承了《左传》的“君子曰”、《史记》的“太史公曰”的方式,凸显出作者难以替代的地位,亦即史迁所说的“成一家之言”。)这种做法,完全避免了前代官修史书“责任不明,互相推诿”的毛病。
除了得到宋英宗的支持外,《通鉴》的完成和流传也是宋神宗赐予的恩宠。神宗在“治平四年(一○六七年)十月初开经筵,(光)奉圣旨读《资治通鉴》。其月九日,臣光初进读,面赐御制序,令候书成日写入”。这就是著名的《资治通鉴序》。序文说:
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诗》、《书》、《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也。……英考(按:宋英宗)留神载籍,万机之下,未尝废卷。尝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起周威烈王,讫于五代……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荀卿有言:“欲观圣人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
司马光视神宗赐序为极大的荣誉,遂上《谢赐资治通鉴序表》,自述其早年立志修史的志趣,并获得英宗皇帝的支持。他说:
臣性识驽钝,学问空浅,偶自幼龄,粗涉群史。尝欲芟去芜杂,发辉精隽,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功大力薄,任重道悠,徒怀寸心,行将白首。伏遇先皇帝若稽古道,博采徽言,俾摭旧闻,遂伸微志。尚方纸墨,分于奏御之余;内阁图书,从其假借之便。
未几,英宗殁,神宗继位。由于是奉诏编纂的作品,故司马光随即将经修订的《通志》八卷 送呈御览,再获神宗称赞,“命之进读,而又序其本原,冠于篇秩”,对此书高度赞赏。神宗《序》赞此书“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司马光认为,这种殊荣,即使“周之南、董,汉之迁、固,皆推高一时,播美千载。未有亲屈帝文,特纡宸翰,曲蒙奖饰,大振辉光。如臣朴樕小才,固非先贤之比;便蕃茂泽,独专后世之荣”。事实上,《通鉴》因获神宗亲自赐序,后来才能避过新党的攻击,免于毁版之灾。
二、贯穿百代的巨著
今天看来,这部书的读者并不仅仅是帝王,即使是一般的读书人也需要《通鉴》。正如司马光所说,《通鉴》这部上下千百年的巨著,一方面力求删繁削简、上下连贯,以让人君在日理万机之余,也能够广泛阅读历史,并“以史为鉴”,丰富其治国经验;另一方面,他更期望借用历代史事,帮助帝王学习“致治之道”。其中,司马光多次指出,治国之道不外以下三者:“曰任官;曰信赏;曰必罚” 。而德行为统治者所必须具备的素质,故提倡“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通过不同的历史经验,以了解“治乱存亡安危之本源”。
由治平三年(一○六六年)到元丰七年(一○八四年)十二月,这部上起战国、下迄五代,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巨著终于完成。在《进书表》中,司马光详细追述此部经历二十多年 的作品的撰写经过和内容重点。他说:
伏念臣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为,皆出人下。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徧,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私家力薄,无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资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历览古事,用恢张大猷,爰诏下臣,俾之编集。臣夙昔所愿,一朝获伸,踊跃奉承,惟惧不称。……不幸书未进御,先帝违弃群臣。陛下绍膺大统,钦承先志,宠以冠序,锡(赐)之嘉名,每开经筵,常令进读。臣虽顽愚,荷两朝知待如此其厚,陨身丧元,未足报塞,苟智力所及,岂敢有遗!……以衰疾不任治剧,乞就冗官。……前后六任,仍听以书局自随,给之禄秩,不责职业。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徧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擿幽隐,校计毫厘。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涂,为《考异》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臣今赅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伏望陛下……时赐省览,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得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谨奉表陈进以闻。臣光诚惶诚惧,顿首顿首。
他如实地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这部堪与《史记》匹敌的《资治通鉴》终于完成了,所谓“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古人著述,死生以之,观两司马在完成其巨著后,均曾发出相似的声音。《老子》所说“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概正是这个道理。
三、高超的叙事方法和“以史为鉴”的历史哲学
《通鉴》在流传过程中,在叙事方面受到极高的推崇。《左传》、《史记》、《汉纪》等史学名著善于叙事的优良传统,在司马光手中得到充分的发展,让《通鉴》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编年体史书的限制。事实上,《通鉴》虽然是编年体裁,但“并不是把史事作流水账式的记载;它往往用各种叙事的方法,把一件事的前因后果和背景材料,较为集中地予以叙述,从而使编年史的写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学者曾把司马光的叙事方式归纳为四个方法:
(一)提纲法:即“先提其纲而后原其详”,后来朱熹《通鉴纲目》发展了这方法,创造了“大书为纲,分注为目”的纲目体。
(二)追叙法:此法仿自《左传》,如《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即以此法追述郑伯母子恶劣关系的前因为“寤生”。司马光在追叙本事时,多用“初”、“先是”等笔法,追溯它的由来,使事件的始末一览而知。
(三)连类法:为整合不同时间发生但又相关联的史事,逐一分叙恐太繁琐,司马光会仿效《左传》、《汉纪》的连类叙事法,把同料的事和人连类有及,如关于建宁二年第二次党狱后,连叙郭泰的免祸、张俭的逃亡,以至袁闳、申屠蟠的遁世,而又旁及汝南袁氏的富盛,为后来袁绍、袁术起事张本。
(四)带叙法:这是就人物而言。史书必载人物,但编年史多不载其邑里世系,学者颇费稽考。司马光于行文中,多带叙其邑里世系。例如,贞观十年提及“命太仆少卿萧锐运河南诸州粮入海”。萧锐在此为初见,也不知名。司马光顺带提及:“锐,瑀之子也。”原来他是唐初重臣萧瑀的儿子,其家世和邑里便很清楚了。
通过运用以上各种不同的叙事方法,司马光“采纪传之长,补编年之短”,使《通鉴》的叙事成为后世史家的楷模。
当然,由于叙事基本以时间先后为序,故一些前后牵连数十载的重大史事,如武帝征伐匈奴、东汉宦官与外戚冲突事件等,往往难以获得完整的印象。毋庸置疑,编年史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与当时甚为流行的纪传体史书相比较,其优点仍是十分明显的。
国史大师钱穆先生曾在一封给严耕望的信中论及《通鉴》,对人们认识此书的价值很有帮助。钱先生说:
古人治学,本无文史哲之分。如读温公《通鉴》,于两书 外多增入小说笔记,不仅有关史事,其间有甚深蕴蓄、属于义理方面者。温公书实已文史哲三者兼顾。专论文与史,班不必不如马;若论义理,则所差远甚。穆教人治理学,须从年谱、诗文集入手,再及其语录,则易于启发也。悔翁诗能化,中年后极少理学气味。阳明早年曾刻意吟咏,而中年以后反多理学气。两家高下,于斯可见。东莱《古史》,一见便是史;温公《通鉴》,史中兼融文哲。弟试从此两义参入,学问必可更上一层。
钱先生是史学界巨匠,这封信写于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日。其时严先生已是誉满天下的大师,年约五十七岁,两年前已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师徒二人论学,甚可观。信中钱先生提及如何读《通鉴》使学问能“更上一层”,真让人感受到“学无止境”的真正意义,也是我们所说的“生命与学问”的结合。《通鉴》非一般史书,更不是一部数据书,看过这封书函,大家对《通鉴》的学术价值更应深思!
四、《资治通鉴》的现代意义
中华民族迈向全球化的今天,帝制早已结束,我们是否仍需要《通鉴》呢?这样的一部经典,对我们今天是否仍具参考意义?这个课题,实在值得读者深思。必须肯定的是,人类社会异常复杂。一个民族的发展,也必然受到历史的制约。《通鉴》一书,以善于叙事为世所称许,它的内容包含了极为丰富的经验。无论从“多识前言往行”以作为日常行事的指南,或增加对本国民族的了解的角度,《通鉴》的内容皆有高度价值,值得现代读者关注。
《通鉴》上起战国,下迄五代,记载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合共二百九十四卷 。中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在芸芸众多的历史事件中,它记了些什么?是否都需要我们有所把握?根据司马光对历史的独特眼光,《通鉴》选择史事基本上只关于以下四点:一、国家盛衰;二、生民休戚;三、善可为法;四、恶可为戒。符合这个标准的便记录,不符合这个标准的便舍弃。由此而言,这部书对今天中学或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仍然具有极大的价值。
专制时代既已结束,人民便是国家的主人翁。以往限于统治阶层的历史知识,现在却成为一个合格公民的基本常识。我们既要当家做主,便需要对本国的历史发展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通鉴》记载了“国家盛衰、生民休戚”的种种因由,对我们参与国家的建设发展、促进国家的繁荣安定、防止国家的衰败灭亡,都有借鉴意义。至于在行事上,那些“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言行,当然也有足资借鉴和反省的地方。古书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通鉴》正可以帮助我们多识前言往行,以蓄积学问,培养识见,开阔胸襟。
五、本书的编撰目的及特点
这部小书,根据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四个标准,精选了十二个重要历史事件作为范例。选题数目虽少,如能使青年读者在忙碌的学习或工作生活中,撷取其中一些历史经验以开拓见闻、增益睿智,作为日常行事的借鉴,本书的出版目标即算达成。
按照本套丛书的体例,本书参照传统习惯,划分为四个历史大段落。每个大段落先行撰写一篇引论,以协助读者概要地掌握全局,为阅读各个选题提供基础。然后,选定每篇的正文。这个步骤需要兼顾编年体史书的特点,有一定的难度。在选定正文后,再整理出本篇的导读、注释、译文、点评等部分。每篇的导读,用以说明选题的背景、内容和意义。注解方面,如读者在阅读原文时有疑问,笔者建议立即查看译文,以便了解文意。同时,由于本书是以推广经典阅读为目标,故注解数量较少,目的只为辅助阅读正文,不涉及复杂的考订工作。其中只有一处例外,即“世民弑兄”一篇,因司马光编撰时多采用经唐太宗篡改的史料,笔者参考近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做了一些补充说明。译文以习古堂国学网《资治通鉴全译》 为底本,主要是因为这个本子译文行文比较流畅,十分合用。此外,也参考了一些国内已出版的全译本,再加以删润、订正而成。译文以协助读者理解正文为主,故行文力求简洁。译文虽前有所承,但笔者在校对时仍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评点则以新世纪的视野去评价有关的历史案例,期望能让读者不再囿于传统的见解,进而能对历史具有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
附:本书选题内容分类
国家盛衰 生民休戚 善可为法 恶可为戒
长平之战 张骞凿空 陈平安汉 秦皇暴政
赤壁之战 充国屯田 汉末清议 巫蛊之祸
割弃幽燕 北魏汉化 刘晏改革 世民弒兄

内容简介
中信国学大典(50册)是中信出版社引进自香港中华书局的一套深具国际视野、贴近当代社会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藏书。中信国学大典延聘国学泰斗饶宗颐为名誉主编,邀请海内外知名国学家担任经典的选编、导读及译注。中信国学大典既收录了《论语》、《老子》、《孙子兵法》、《孟子》、《庄子》等不可不读、不可不知的中华经典名著,也囊括了《礼记•孝经》《心经•金刚经》《六祖坛经》《净土三经》等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
《资治通鉴》上起战国,下迄五代,记载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合共二百九十四卷。中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在芸芸众多的历史事件中,它记了些什么?根据司马光对历史的独特眼光,它选择史事基本上只关于以下四点:一、国家盛衰;二、生民休戚;三、善可为法;四、恶可为戒。
这部上下千百年的巨著,一方面力求能够删繁削简、上下连贯,以求让人君在日理万机之余,也能够广泛阅读历史,并“以史为鉴”,以丰富其治国的经验;另一方面,更期望借用历代史事,以求帝王“致治之道”。
从今天看来,这部书的读者并不仅仅是帝王,即使是一般的读书人也需要《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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