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撒不爱我.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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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王健壮,当前台湾重量级的新闻人与时事评论家。长年在报纸专栏撰写时事评议,见证几十年来的媒体发展,自称老派记者,相信自由价值。健谈、敢言、评议、论理,媒体人与评论家所需要的客观与文辞精准,使他的文字比普通文人多一分清晰从容的纵深感。
★五十二个自由派新闻人,五十二个与当权派、与扭曲的社会风气唱反调的传奇故事。作者高擎“自由主义”、“新闻专业主义”两面旗帜,竖标杆,挽狂澜。从“扒粪运动”到“最危险的总编辑”,近百年的新闻史,一路缕过来;令我们看见了新闻的理想与目标,切身感受到一代代记者的信念与勇气。阅读此书,我们感叹新闻还是有标准的,而前面正有如此多的典范。
★本书由卢跃刚撰序,龙应台、钱钢、陈浩、杨照等名家鼎力推荐。

名人推荐
记者下笔快速,但不一定逻辑锋利。编辑思虑多面,但不见得洞烛幽微。文人容易意气飞扬,但风雨袭击时并非每个都能屹立不移。政论家善于针砭时弊,但论及历史的纵深、思想的重量或者家国情怀的承担,不见得个个都有。王健壮是记者,是编辑,是文人,是政论家,但是他同时如白荷出水,高高地在风中招摇一种稀有的价值标准。
——龙应台
“我”是记者,“凯撒”即强权。作者咬住不放的,是权力与媒体的恒久博弈。沉甸甸的题目,透过数十位著名新闻人的剪影,引人入胜,轻松好读。这该是面向新闻学子的一套系列课程吧?我愿做健壮的学生,坐在第一排,津津有味地听。
——钱钢
“记者”作为一种职业,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它的基因浸透在了不安分的人骨髓里。不过,在健壮这里,这个表述似乎还需要强劲一些才解渴才到位:记者是一种有着无穷魔力的生活方式。否则,无以解释健壮至今如此执迷。
——卢跃刚
在一个自由新闻传统如斯断裂的年代,他还是一心想找寻典范,实践不能堕落的志向,为人与为文,都与权力人物平起平坐。不特别看得起他们,也不特别看不起他们。
——陈浩
政论家善于针砭时弊,但论及历史的纵深、思想的重量或者家国情怀的承担,不见得个个都有。王健壮是记者,是编辑,是文人,是政论家,但是他同时如白荷出水,高高地在风中招摇一种稀有的价值标准。
——杨照

作者简介
者、专栏主任、采访主任,《时报杂志》社长兼总编辑,《时报新闻周刊》总编辑,《新新闻》总编辑与社长,《中国时报》总编辑与社长,博理基金会执行长。
出版《我不爱凯撒》、《看花犹是去年人》、《我叫他,爷爷》等书。现为世新大学客座教授。

目录
序一:“记者”是一种生活方式 / 卢跃刚
序二:健壮如斯 / 陈浩
自序:寻找张季鸾

【第一辑】 媒体的矿工:调查记者
总统也怕那只耙子:斯蒂芬斯
吃肉时就想到的名字:辛克莱
密涅瓦打败泰坦:塔贝尔
到国会抓叛国贼:菲利普斯
茶壶顶上的犬儒:安德森
如果媒体沉默不语:古斯曼
荒凉年代的独立记者:
只要记住一句话:斯东
别在床上看他的书:哈伯斯坦
天下第一笔:赫什
大家都在等他电话:伍德沃德
最佳拍档三十年:巴利特与斯蒂尔
迈阿密风云:萨维奇
五千年等于一年:艾伦瑞克
永远在路上:加勒特
我看我感受我经验:柯诺瓦
残酷大街上的奥德修斯:勒布兰克
死牢天使:普洛提斯

【第二辑】 媒体的哨兵:线上记者
兴登堡向他含泪告白:塞尔迪斯
肯尼迪在他面前发抖 :雷斯顿
放胆文章拼命药:汤普森
七千页的大秘密:席汉
最后一场决斗:法拉奇
呼叫中国救米勒:米勒
最前线哨兵:梅班克
【第三辑】 媒体的柱子:专栏作家
挂铃铛的那只公羊:李普曼
总统向记者低头:克罗克
停止旋转的木马:安德森
他替敌人辩护:阿尔索普
一字一锤敲警钟:刘易斯
站在马路中间的圣牛:布洛德
南方有一颗孤星:伊文斯
普利策也捧腹大笑:陶德
二减一不等于四:克鲁格曼
美国李敖爱摇滚:阿特曼
他打开了白宫大脑:奥莱塔
部落格进城了:马歇尔

【第四辑】 媒体的船锚:电视主播
美好的星期二:莫洛
第十七号敌人:肖尔
宁为主播不做总统:克朗凯特
荒原中的绿洲:莫耶斯
上帝开他玩笑:丹•拉瑟
七百二十一个名字:科佩尔
冯光远的拜把兄弟:斯图尔特

【第五辑】 媒体的指挥:总编辑与总主笔
没有广告的报纸:英格索尔
没人歌颂的英雄:麦克鲁奇
最危险的总编辑:布莱德利
别舔那只喂你的手:道尼
最后堡垒没有沦陷:柯林斯
放烽火的人:卡崔娜•范登豪沃
没有终点的游牧:金斯利
屏老

文摘
序 寻找张季鸾

二○○五年十月初,在龙应台客居香港大学面海的沙湾径宿舍里,二十几位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吉隆坡、香港与台北的老中青三代新闻同业,以华文媒体的未来为题,闭门盍各言尔志了十几个小时,疲劳轰炸到让人戏称被关在集中营里也不过如此。
晚上十点多,集中营打烊,曲终人散前,几位意犹未尽的新旧朋友又聚在阳台上,眺望着黑蒙蒙的一片大海闲聊,聊两岸三地传媒闲话,聊古今传媒人物,其中聊到一位是余纪忠先生。
巧的是,我去香港前,《明报》副刊的马家辉请我写一篇谈台湾传媒现状的文章,在这篇题为“举目不见一个报人”刊登于我“逃离集中营”隔天的文章中,我举了两位老报人为例,其中之一正好就是余先生。这篇文章是这样写的:

三年半前,《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过世,许多人称誉他是台湾最后的报人,并且感叹文人办报的传统从此将成绝响。当时虽曾有人不以为然,认为江山代有报人出,“余”何人也,岂无“后”乎?但从台湾这几年的报业发展来看,期待另一个报人的诞生,确实就像期待弥赛亚降临一样,永远只是个梦。
报老板能被称为报人,就像reporter能被称为journalist一样,都是角色价值的被肯定。但报人办报与非报人办报有什么不同?简单说,报人办报就是文人办报,是文人以办报的方式论政,就像张季鸾曾经说过的:“中国报纸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张季鸾当年办《大公报》是这样办,余纪忠办《中国时报》也是如此。而且这两家报纸不但都曾执报业之牛耳,有一言而动天下的影响力,更曾大赚其钱,经营上并不输商人办报。
但如果从张季鸾提出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来严格检验的话,余纪忠与张季鸾虽称得上是报人,却并非是完美的报人。
张季鸾虽然终身“人不隶党”,但他与蒋介石在一九三○年代中期开始建立的关系,当时就曾被人批评他对蒋政权其实是“小骂大帮忙”,许多人对他的历史评价也从未忽略这一点。
余纪忠跟蒋经国的关系,不但跟张季鸾与蒋介石的关系十分相像,而且他还做过国民党的中常委,“中常委报人”这个身份,虽然让他能同时论政又问政,但这个身份终究是报人之瑕,有损报人本色。
但即使是这样不完美的报人,放眼台湾当今报业,也是百中无一,求之而不可得。
张季鸾的“四不主义”,曾经是台湾报业追求的最高价值,报纸负责人对这个最高价值,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然而现在的报业负责人,却是党、卖、私、盲四者俱全,“四不主义”早已被“四全主义”取而代之。
而且,报纸的“文人论政机关”角色日益退化,早已蜕变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实业机关”。以前,“好的报纸”、“好的新闻”(good journalism)就等于是“好的生意”(good business),但现在好报纸、好新闻却成了坏生意的代名词。
台湾报纸何以会变质、退化至此?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报纸与读者的角色错置。以前,报纸与读者的关系是“传媒领导大众”(the press lead the public),但现在却是“大众领导传媒”(the public lead the press)。过去传媒决定要提供什么新闻给读者,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新闻你需要知道”(What news you need to know),但现在的标准却是“什么新闻你喜欢知道”(What news you like to know)。
尤其是自香港“壹传媒”集团进驻台湾后,台湾报纸这样的质变趋势,更像大江东流一样,挡也挡不住。
也许有人不喜欢“壹传媒”,但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壹传媒”确实在短短几年内就改写了半个多世纪的台湾新闻史,不但改变了传媒的市场版图,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新闻的定义”。
在“壹传媒”进入台湾之前,属于隐私权范围内的八卦、绯闻、丑闻,并不是不曾在台湾传媒上出现过,在两大报主宰台湾报业的时代,《中国时报》与《联合报》也曾经多年以争相报道极尽膻色腥能事的犯罪新闻作为竞争的手段。但依据台湾传统对新闻的定义,类似今天这样的“苹果化新闻”,不但构不成重要新闻,更上不了报纸的头版,遑论是头版头条。
现在只要“壹传媒”一爆料,台湾大小传媒无不纷纷跟进,而且无一不是以重要新闻处理,“壹传媒”俨然成了新闻通讯社,成了其他传媒的供稿中心,也成了引领新闻风潮的龙头老大。“苹果潮”像洪水一样淹没了每一间新闻办公室,每一份报纸闻起来都带有一点苹果味。
当所有的传媒都以“壹传媒”对新闻的定义作为新闻的定义时,文人办报、文人论政的传统当然就戛然而止,所谓的报人角色当然也就不复可见。
张季鸾与余纪忠当年是因为《大公报》与《中国时报》的言论影响力,才逼得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蒋经国不得不买他们的账,不得不对他们以国士之礼待之,甚至不得不授以问政的权力与渠道,对他们进行“软性的收编”。
文人办报时代的报人与政治领导人的这种权力关系,虽然在骨子里仍是不对等的关系,但在形式上起码还能维持平起平坐的表相。
抗战前,蒋介石有次在南京“励志社”大宴文武百官与驻外使节的晚宴中,奉“布履长衫的小老头”张季鸾为主桌上宾,并且公开赞誉他“道德文章,名满天下”,虽然是惺惺作态,但连“凯撒”也不敢小觑报人,由此可见一斑。现在报老板与政治领导人的关系,甚至与其他更等而下之的政治人物的关系,却连形式上的平等都早已荡然无存。
在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公民社会里,传媒本来应该扮演“不受国家权力控制”也“不被市场规则左右”的主体性角色,但当文人办报的传统被商人办报的现实所取代,当报老板不以报人自期,也不以追求影响力为办报的最高价值,既向国家权力屈服又对市场规则妥协时,这样的传媒其实是背叛了它在公民社会中的角色。
举国尽是政客,举目不见报人,这是我们的政治现实,也是我们的传媒现实。悲乎?悲矣!

我生也晚,无缘得识张季鸾,但对他的文章他的故事,却从年轻时就略知一二,用流行语来说,我早就是他的隔代“粉丝”。
张季鸾与蒋介石一九三四年夏天在南京“励志社”见面时,张是《大公报》总编辑,蒋是国民政府主席。“励志社”的那场晚宴虽是“中国第一报人”与“中国凯撒”蜜月期关系的缩影,但在此之前多年,凯撒与报人之间的关系其实犹如寇雠。
在跟胡政之、吴鼎昌于一九二六年接办《大公报》之前,张季鸾曾做过多年记者,而且一直是个不畏强权的记者。
一九一三年,袁世凯当总统,张季鸾在他工作的《民立报》上揭发袁世凯善后大借款的内幕,震动全国,但张季鸾与他的同事曹成甫当晚就被逮捕入狱。坐了三个月黑牢后,张季鸾因朋友营救而重获自由,曹成甫却已死于狱中。当时张季鸾仅仅二十五岁。
五年后,段祺瑞当国务总理,张季鸾又在他当总编辑的《中华新报》上,披露段祺瑞以胶济铁路当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内幕。段祺瑞一怒之下,不但查封了《中华新报》,也逮捕了张季鸾,把他关了半个多月后才释放。
短短五年,两度对抗国家最高当权者,两度揭发政府滥权腐败内幕,两度被捕入狱,并曾一度面临被袁世凯枪决的命运,张季鸾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记者,可想而知。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诞生的《大公报》,就是张季鸾这种记者性格的投射。但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一九二六年,其实是中国新闻史上最黑暗的一年。
当年四月,张作霖挥军入京,立刻把他恨之入骨的《京报》老板邵飘萍逮捕。邵飘萍当时有“中国第一记者”之称,办报为文一向铁肩辣手,军阀,尤其是奉系军阀,早欲去之而后快。张作霖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的罗织罪名,将他枪决。
当年八月,奉系军阀张宗昌又逮捕了《社会日报》的老板林白水。林白水在邵飘萍被杀后,仍然在报上撰文痛斥奉系军阀是洪水猛兽,张宗昌的智囊更被他形容是“终日悬挂于腿间的肾囊”。张宗昌气急败坏,效张大帅前例,也罗织了“通敌”的罪名,将林白水枪决。
但就在风声鹤唳的这一年,《大公报》登上中国新闻的舞台,而且一登台就是炮火四射。
在创报短短一年内,张季鸾曾写社评《跌霸》,痛骂独霸一时的军阀吴佩孚,“不特治军经国,有舍我其谁之叹;即谈诗说易,亦觉并世无耦。困顿经年,略无修省,而傲狠乃过于昔日”,但“综论吴氏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
他也曾写社评《呜呼领袖欲之罪恶》痛斥汪精卫,“以庸才而抱野心,以细人而操大柄”,而且“好为人上”,“一切问题都以适合自己便宜为标准”,“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
对当时权倾一时的蒋介石,张季鸾的抨击更是毫不留情。一九二七年在中共党史里所谓的“四一二政变”中,蒋介石曾无情剿杀左派人士,事后张季鸾写了一篇社评《党祸》,形容当时的社会“乖戾之气,充塞天壤;流血之祸,逼于南北”,他痛批蒋介石对共产党“爱之则加诸膝,恶之则投诸渊”,“且取缔则取缔已耳,若沪若粤,皆杀机大开,是等于自养成共产党而自杀之,无论事实上理由如何,道德上不能免其罪也”。
《党祸》写完七个月后,蒋介石与宋美龄举行世纪婚礼隔天,张季鸾又写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痛骂老蒋自称“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是“浅陋无识之言”,他甚至用“兵士殉生,将帅谈爱”、“累累河边之骨,凄凄梦里之人”以及“人生不平,至此极矣”这样的重话,来嘲讽蒋介石美化“革命与婚姻”的关系。
张季鸾骂吴、骂汪、骂蒋的社评,当时即轰动全国,今日读之仍是痛快淋漓。台湾现在写社论的人早已百无禁忌,但与张季鸾的“三骂”相比,火候功力高低立判。“三骂”奠定了张季鸾的报人地位,《大公报》当然也靠“三骂”建立了它第一大报的影响力。
任何当凯撒的人,都想拉拢甚至收编最有影响力的第一大报,蒋介石当然不例外。当时传说他在办公室、官邸、餐厅各放一份《大公报》,走到哪看到哪。而且他发通电给全国报馆时,开头第一句也必定是“大公报转全国各报馆钧鉴”,俨然已视《大公报》为报业龙头。至于约见张季鸾“垂询”国事这种“礼贤下士”的动作,蒋介石更是频繁为之,南京“励志社”那场晚宴,更曾被人以“韩信拜相,全军皆惊”这样的比喻来夸张形容。
蒋介石以国士之礼待之,当然会影响到张季鸾一向锐利的“反蒋”笔锋。再加上他的对日政策主张跟蒋介石若合符节,因此不但《大公报》的社评常给人与政府桴鼓相应的印象,张季鸾也确实偶尔扮演过君王策士的角色。
但即使如此,张季鸾仍然很努力在维持他的独立报人本色,特别是他对蒋介石处理共产党与异议知识分子的做法不敢苟同,依然大力批判。
两个较具代表性的例子是:
一九三○年代,在国民党一片“剿共”声中,张季鸾却是最早就派记者到“红区”采访的报人。虽然当时的新闻检查制度十分严酷,但《大公报》却敢不听党意、不从流俗,从来不以“共匪”称呼共产党,而称其为“共党”、“共军”。远赴西北边陲地区采访的《大公报》记者,更在一系列的新闻报道中,赞美“红军纪律严明,百姓拥护”,彻底颠覆了国民党宣传机器所塑造的“共产党是流寇土匪”的刻板印象。毛泽东曾经很感慨地对一位《大公报》记者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蒋介石对《大公报》的“附匪”言论忍无可忍,有一天终于跟张季鸾面对面摊牌。蒋虽然气得大发雷霆,但张却不惧不惊,从头到尾只是以不卑不亢的语气,反复重申“事实就是如此”,答复言简意赅,立场平和严正,十足报人风范。凯撒再霸,但又奈报人何!
第二个例子是一九三六年的“七君子事件”。张季鸾一向尊重知识分子,他在《大公报》开辟的专栏“星期论文”,曾经是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大本营,左中右各党各派人士皆在其中写稿。
因此当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等七人被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后,张季鸾的痛心不难想象。这七个人只不过是组织了一个“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了一篇《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呼吁各党各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释放政治犯以及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而已,但国民政府却罗织了一份罪行完全无中生有的起诉状,企图诬陷他们。
当时各家报纸对“七君子”案件都噤若寒蝉,举国不闻异议之声。但当张季鸾得知身陷牢狱的“七君子”写了一份答辩状,逐条逐项驳斥起诉书中各项罗织的罪状后,他立即打电话给编辑部值班的同事,要求将答辩状全文立即发排,隔日刊登,而且不必送审,责任由他自负。
以今观昔,张季鸾当天的决定似乎平常至极,但在当时“国民党任意捕人杀人的恐怖统治”政治气氛中,举国报人却唯张季鸾一人有此勇气。“七君子”日后全被释放,虽有许多主客观因素,但张季鸾和他的《大公报》能无愧于报人与媒体角色,却绝对是关键因素之一。
由于《大公报》对共产党与他们的“同路人”一向采取既不歧视也不丑化的立场,甚至常有“同情的了解”,因此共产党领导人也一样想拉拢收编《大公报》。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奉张季鸾为上宾,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宴客时,也曾让《大公报》记者高居首席。张季鸾病危时,蒋介石多次至医院探访,但在他的病榻前,也曾出现周恩来与国民政府卫生部长各坐一侧相对无言的“和平”画面。国共两党源出一门,由此亦可见一斑。
张季鸾曾对他的接班人王芸生说过:“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这句话虽然有点老师父叫小徒弟附耳过来交代后事的味道,本来就不想“法传六耳”,但等到王芸生撰文转述众人皆知后,师徒间的这句私语却成了张季鸾对蒋介石“小骂大帮忙”的注脚。
但相对来说,他对共产党又何尝不是如此?否则周恩来何以奉他为“报界宗师”?毛泽东又何以肯定他“功在国家”,甚至在一九五○年代末期党内整肃《大公报》时,仍称赞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形势的方法,是当总编辑应该学习的”?
张季鸾为什么能优游于国共两党之间,跟两党领导人都能保持亦友亦敌的紧张关系?是为了两边押注买保险?是心中毫无定见而投机摇摆?都不是。他之所以如此,原因非常简单: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他的“四不主义”其实就是自由主义的具体而微。他曾经形容自己和他的办报伙伴:“我们这班人,本来自由主义色彩很浓厚的,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独立经营,久成习性”,“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
近年来研究《大公报》历史的中国大陆学者,也有许多人认为“《大公报》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一次实践”,也是“西方新闻制度在中国的一次漫长旅行”,“虽然早期《大公报》三巨头都是留日的学生,但他们在新闻理念和政治哲学方面,却是实践自由主义思想的”,“在中国报业史上,从来还没有一份民间报纸亮出这么鲜明的旗帜”。
但张季鸾并不懂复杂的自由主义理论,他只是一个“简明版的自由主义者”。在他的字典里,自由主义的定义很简单:不党、不私、不盲、不卖,不求权、不求利、不求名、不畏强权、不溺富贵,政治民主、言论自由、包容异己,如此而已。不论他当记者、写社论、当报老板、延揽自由派知识分子写专栏以及与政治人物打交道,他都是用行动在实践这么简单的一个信念。即使偶尔逾矩,跑到了自由主义的对面“表态”,但就像有位大陆学者所说:“他的态度是历史的态度,也是现实的态度。”比方说,他在对日抗战时的“国家中心论”主张,虽曾备受批评,更被共产党列为他政治反动的证据,却并不足以证明他背叛了自由主义。
更何况,国共两党一向视自由主义者“非我族类”,毛泽东更把自由主义者说成是“民主个人主义者”。张季鸾明知左右皆反自由主义,却仍然高举自由主义的大旗办报,他的信念之强、勇气之大甚至他的孤傲自负,都是不言可喻。
可惜的是,张季鸾在一九四一年才五十四岁就过世了。如果他能活得更长寿,活到国共内战,活到江山易主以后,《大公报》的命运会有什么不同?他会不会像他的接班人王芸生在一九四九年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那样,表态“向人民阵营来投降”?他会不会让《大公报》名存实亡、苟延残喘到一九六六年才以黯然赧然的结局收场?现实的历史没有给我们答案,但张季鸾的办报历史却告诉了我们答案是什么。
也许就是因为对台湾媒体的集体不为,或者对“张季鸾精神”如烟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些感慨甚至有些恐慌吧,所以我才转向美国的媒体,想从美国新闻界的历史与现实里,去寻找像张季鸾与《大公报》那样的记者、那样的报老板以及那样的媒体,既是为了替我的沮丧挫折寻求慰藉,也是为了替我的虚无麻木寻找刺激。没想到这个自私的动机,这段自我治疗的旅程,最后却写成了一本书。
在《凯撒不爱我》这本书中,我写了五十二位新闻人的故事,其中只有一篇是美国以外的故事。这些新闻人几乎都是自由派,都曾有或仍有影响力,其中多数更是跟凯撒对抗多年、被凯撒恨之入骨。这些人的名字也许跟张季鸾跟你我有别,但他们的际遇与他们的故事,却跟张季鸾跟你我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他们能做那样的新闻人,我们呢?难道只能感叹“岂有豪情似旧时”?只能任凭“花开花落两由之”?看完这些故事后,再问问我们自己吧。
这本书献给余纪忠先生,书出之日我已重回他一手创办的《中国时报》;也献给《新新闻》每一位工作伙伴,十八年的革命感情永难忘怀;还要谢谢我儿子泽生,这本书是他一字一句敲打出来的,也记录了我们父子一段知识性的亲情互动。

最后一场决斗——法拉奇(Oriana Fallaci)
如果你问我谁是最会问问题的记者,我会毫不迟疑告诉你是法拉奇(Oriana Fallaci)。
米兰•昆德拉说法拉奇的访问已经不是对话,而是决斗。著名的斗牛士科尔多贝斯也形容她在访问时像一头愤怒的公牛,“她使用语言就像公牛使用牛角一样”。
她访问邓小平时,第一个问题就问:“天安门上挂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第二个问题是:“中国人民把‘文革’的过错都推给四人帮,但毛主席难道没错吗?”
访问阿拉法特时,她劈头就问:“你现在几岁?”阿拉法特说他不谈私人问题,但法拉奇说:“我只不过问你的年龄而已,如果你连年龄都不愿告诉别人,为什么你要告诉世人你是巴解领导人?”
当阿拉法特抱怨西方媒体对他不公平时,法拉奇对他说: “这是你的战争,不是我们的。在你的战争中,你不能要求我们像你那样反对犹太人。”
她访问基辛格时,基辛格像鳗鱼一样滑溜,从不直接回答问题。法拉奇只好下重手问他:“你曾说尼克松不够格当总统,现在你会觉得尴尬吗?”“许多人说你眼里根本没有尼克松,你关心的只是你自己。”由于法拉奇咄咄逼人,基辛格最后终于露出了真面目,形容他自己就像电影里的西部牛仔一样,孤独地骑在马背上带领着篷车队穿村过城。
这篇访问刊登后,基辛格饱受各方抨击。他独揽外交功劳,更让尼克松气得好几天不接他电话。基辛格为化解危机, 只好指控法拉奇扭曲他的谈话。但法拉奇岂是好惹的人,她发电报给基辛格,威胁要公布采访录音,并希望他不要像小丑一样让人耻笑。基辛格被吓得只好三缄其口,并且在事后承认他一生做过的最愚蠢的事,就是接受法拉奇的访问。
在访问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时,法拉奇对他说:“你让我想起简•奥斯汀讲的一句话:一个聪明的女人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她有多聪明。”“但我不是女人啊!”“你不是, 但你太聪明了,聪明到想尽办法要让我搞不清楚你在想什么。”法拉奇说马卡里奥斯当时气得像一只弓起背的猫。
法拉奇为什么要把访问弄成像决斗?因为在她的字典里没有客观这两个字,她说客观是种伪善,不存在也不该存在。她说当她在采访时,她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历史的人。她形容自己就像是藏在历史那棵大树树干里面的一条虫,用她的眼她的耳她的脑,去看去倾听去思考每一件她参与的历史。她虽然是新闻记者,但更是一个历史学家。
至于她为什么那么主观,她的回答更直截了当:“如果我是一个画家,我在替你画像时,为什么我不能把你画成我想要的样子?”
“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她打破十多年的沉默,写了一本小书《愤怒与骄傲》,没想到却得罪了伊斯兰的基本教义派, 扬言要像当年追杀拉什迪一样追杀她。但罹癌已十几年的法拉奇,在“九一一”之后已经放弃治疗,早已视死如归。更何况她年少时曾参加意大利的反法西斯游击队,在越南战地跑过新闻,也曾在墨西哥采访学运时三度中枪,死亡的威胁根本吓不倒她。
她形容自己就像当年反法西斯的意大利学者萨尔维米尼一样,虽然他声嘶力竭警告世人,但因为他反法西斯反得太早,因此没有人相信他。法拉奇说:“我病了,但西方世界比我病得更重。”她虽然已是风中之烛,但她仍在跟死神进行最后一场决斗。(作者按:二○○六年九月十七日,法拉奇病逝于家乡佛罗伦萨。)

内容简介
记者是永远的反对派!
“我”是记者,“凯撒”即强权。作者咬住不放的,是权力与媒体的恒久博弈。
王健壮是记者,是编辑,是文人,是政论家,但是他同时如白荷出水,高高地在风中招摇一种稀有的价值标准。《凯撒不爱我》是五十二个自由派新闻人的故事,是五十二个与当权派、与扭曲的社会风气唱反调的传奇。作者高擎“自由主义”、“新闻专业主义”两面旗帜,竖标杆,挽狂澜。从“扒粪运动”到“最危险的总编辑”,近百年的新闻史,一路缕过来。书中的主角是调查记者、专栏作家、主播、总编辑、总主笔,他们曾经揭举无数弊案,曾经力抗麦卡锡的白色恐怖,也曾在“911”后的保守风气中坚守自由主义;有的终究晚节不保,有的则以职业生命做赌注,坚持新闻的理想。阅读此书,令我们感叹新闻还是有标准的,而前面正有如此多的典范。

也许就是因为对台湾媒体的集体不为,或者对“张季鸾精神”(秉持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如烟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些感慨甚至有些恐慌吧,所以我才转向美国的媒体,想从美国新闻界的历史与现实里,去寻找像张季鸾与《大公报》那样的记者、那样的报老板以及那样的媒体,目的既是为了替我的沮丧挫折寻求慰藉,也是为了替我的虚无麻木寻找刺激。没想到这个自私的动机,这段自我治疗的旅程,最后却写成了一本书。 ──王健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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