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地权:中国五千年土地制度变革史.pdf

大国地权:中国五千年土地制度变革史.pdf
 

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迄今为止,关于中国土地问题和制度改革最权威客观、最真实翔尽的报告!了解中国土地国情现状和趋势必读!
梳理中国土地制度变迁,解析当着土地焦点话题;理清未来土地发展迷局,探寻大国地权改革途径。
土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的家园,牵连着民众的生活,关联着一国的经济命脉。本书综合运用现代经济学、地缘政治学、历史学、气象史等,对中国五千年来土地制度变革的历史进行总结评述,萃取经验、检讨得失,视角独特、观点独到、探讨深刻,意旨宏远。集学术研究、现实问题、舆论焦点于一体,融理性分析、民族豪情、忧患意识于一炉,为当前中国土地制度改革提供了最新鲜、最专业、最有效的参考和指南。

作者简介
刘正山,著名经济学家,1974年生于陕西。2007年12月于东北财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担任某大学教师、某核心期刊主编。现居北京,从事研究。
主要研究领域:经济史(制度变迁)、投资学、房地产经济学、幸福经济学、现代企业理论等。
在《经济学季刊》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60多篇。在《百年潮》、《经济日报》、《南风窗》、《中国青年》、新加坡《联合早报》等报刊发表经济评论、随笔数百篇。
参与中共中央党校、全国人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课题研究。一些观点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统战部、国家计委、国土资源部等部门的重视。
主要著作和论文:《幸福经济学》、《房地产投资分析》、《新编固定资产投资学》、《新编房地产投资学》、《经济学林论剑》、《认知盲区、企业性质与制度变迁》、《土地兼并的历史检视》等。

目录
第一章土地问题:当今中国第一热论
第一节“土地财政”的真问题与假问题
第二节地价与房价:面粉与面包的关系?
第三节承包地能为农民养老吗?
第四节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
第五节鼓励土地交换是否会产生严重的兼并问题?
第六节农民失地补偿:两种观点及批评
第二章中国土地制度逼近改革临界点
第一节鸟瞰当代中国土地制度
第二节“中国奇迹”:来自土地的贡献
第三节逼近变革“临界点”:土地制度扭曲的后果
第三章中国土地制度何以与众不同?
第一节上古时期:相似的中外土地制度
第二节貌合神离:当代中国与海外土地制度比较
第三节中外土地制度的历史分岔:一个初步概括
第四章农耕社会、国家与土地制度形成
第一节农耕社会起源
第二节土地制度萌芽
第三节大禹治水与国家的产生
第四节土地制度具体化
第五节商代土地制度的完善
第五章周代三次土地制度变革:从“分封建制”到“不籍千亩”
第一节周代第一次土地制度变革:“分封建制”
第二节周代第二次土地制度变革:“厉始革典”
第三节周代第三次土地制度变革:“不籍千亩”
第六章春秋时代:过渡时期的土地制度变革
第一节齐国:“相地而衰征”
第二节鲁国:从“初税亩”到“用田赋”
第三节郑国:“作封洫”与“作丘赋”
第四节晋国:“作爰田”
第五节楚国:“书土田”与“量入修赋”
第七章战国时代:封建土地制度全面崩溃
第一节李悝变法
第二节吴起变法
第三节商鞅变法
第八章王莽改制:昙花一现的“王田制”
第一节王莽其人
第二节王莽改制与土地兼并
第三节王莽改制的社会经济背景
第四节王莽土地制度变革的内容
第五节王莽土地制度变革失败缘由检讨
第九章北魏:“太和改制”
第一节时代背景
第二节“太和改制”的直接诱因
第三节“太和改制”的内容
第四节“太和改制”成功的缘由及意义
第五节“太和改制”的不足
第十章唐代土地制度变革:从均田制到两税法
第一节“关陇集团”与“关中本位政策”
第二节“关陇集团”的衰落
第三节安史之乱与均田制的彻底破坏
第四节杨炎的土地制度变革:两税法
第五节两税法成功推行的经济缘由
第六节唐末民变与土地兼并
第十一章宋代土地制度变革:王安石变法
第一节宋朝:积弱与经济繁荣并存
第二节王安石变法内容检视
第三节王安石变法与土地兼并
第四节“南北之争”与王安石变法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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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明代土地制度变革:一条鞭法
第一节黄册和鱼鳞册制度
第二节靖难之役
第三节张居正的土地制度变革
第四节张居正改革得以推行的缘由
第五节“一条鞭法”的功与过
第十三章清代土地制度变革:摊丁入地
第一节清初土地制度:承续明朝体制
第二节清代土地制度变革的背景
第三节雍正的土地税制变革:“摊丁入地”
第四节“摊丁入地”变革的检讨
第十四章国民党:大陆土改的失败与台湾土改的成功
第一节中华民国初期的土地制度沿革
第二节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主张
第三节蒋介石政府在大陆的土地制度变革
第四节国民党的第一次台湾土地改革
第五节国民党的第二次台湾土地改革
第六节国民党的第三次台湾土地改革
第十五章中国共产党土地制度变革:重构底层政权服务工业化
第一节中共早期的土地思想与政策源流
第二节中共第一次土地改革
第三节中共第二次土地改革
第十六章打破僵局:对未来中国土地制度变革的建议
第一节改变政绩考核,以国民幸福为执政落脚点
第二节将农民土地产权“做实”
第三节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
第四节推进农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
第五节配套措施

序言

马克•布劳格:“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地采用比照历史的实证研究方法,这实在是现代经济学的悲剧之一。”
约瑟夫•熊彼特:“如果要在经济史、统计和理论三者中作出唯一选择的话,我将选择经济史。”
汪丁丁:“有能力解释一个社会制度变迁的学说只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历史的学说,一是知识理论的学说。”
多年前,读菲歇尔的《利息理论》时,被书中第一句话所吸引:收入是一系列的事件(Income is a series of events)。后来,写《幸福经济学》一书时,我意识到人生其实也是一系列的事件,只是这些事件多为“未预结局”(Unintended Consequence)。尽管这话看似“同义反复”。
我生在农村,父母不识字。小时候,我并没有想到以后会喜好学术研究。当时,老师教育我们说,长大以后要当科学家。我觉得那种理想太遥远,以后能够将地种好,娶个贤惠的妻子,就足够了。
后来,不知不觉上了大学,竟然读到博士,这是我未曾想到的。更未曾预料到的是,我对经济史产生兴趣,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我的专业是经济学。以前,我只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着迷,我的《经济学林论剑》一书就是当初对于经济学基础理论思考的结果。读博士之初,我对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等非常着迷,并撰写和发表了几篇这方面的论文。
读博士期间,有一次在图书馆随意翻看文献,对主流经济史学界和经济学界关于土地兼并问题、山西票号等问题的解释不满意,于是,我搜寻一些材料仔细翻看。这一看,居然让我对经济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从经济学基础理论入手,对土地兼并与票号问题作出新的解释,并发表在《经济学季刊》和《财经问题研究》上。
此后,我四处寻找经济史、历史方面的著作,包括《二十四史》和何炳棣、梁方仲、钱穆、王国维、陈寅恪等诸多大家的论著,漫无目的地阅读。
当然,我并未减少经济学文献的阅读。我博士毕业论文选择的是制度起源与变迁(或演化)方面的,试图给经济史乃至经济学重建一个理论基础。
胡适曾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今,主张这种观点的大有人在。我并不认为要用理论套向历史或经济史。我的意见是,解读或解释可以有千千万万,真相往往只有一个。
我本来想写一部中国经济史,但这项工程浩大,自己学识尚浅。在陈艺静女士的建议下,我决定先梳理一下中国土地制度变革史。这里所说的“变革”,是伴随人类社会全过程的,并非某个阶段独有。“变革”是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式之一。我希望将自己博士论文的理论,即制度起源与变迁的基础理论,以及分析方法,运用到中国经济史中。
为何选择土地问题为研究切入点?读者或许记得日本学者长野郎的一段话:“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根源。中国的治乱,基于土地制度的兴废,国民生活的安危,也基于土地制度的整理与否;其次,农业国的中国,以农业为其经济的主要部分,自然是不消说的。因之,对于想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之任何方面的人们,都应该知道一下中国土地制度的情形,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这个观点是比较公允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城市化的加快发展,土地问题在中国甚至显得更为重要,土地制度变革日益紧迫。记得2007年召开的“第三届中国经济50人(田横岛)论坛”,主题为“未来十年中国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其中,土地问题成为专家们热烈讨论的焦点,是排在第一位的热论。2009年,时任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在中央党校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省部级研讨班上的演讲称,现行土地管理制度已逼近重大变革临界点。非常遗憾的是,一方面,当前土地制度相关著作,多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问题。另一方面,当前土地制度变革史的研究,仅集中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几次土地改革,而对中国上古以来的土地制度变革历史的研究论著,至今仍是一片空白。
本书综合运用现代经济学、地缘政治学、历史学、气象史等,对中国数千年来土地制度变革的历史进行总结、评述,总结经验,检讨得失。
我很喜欢黄仁宇的《放宽历史的视界》。只有将问题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以宏观史学的角度考量,才容易看出问题所在。
当前,中国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主张中国实行土地私有化,一种主张公有制甚至将所有土地收归国有。当我们纵览五千年(此为概数)中国土地制度变革历史,并与国外几千年来的土地制度变革历史相比较,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没有采用单一的土地所有制,都是“公田”与“私田”并存。在土地制度安排的初期,实际上已经开始出现“大分流”,中国与西方国家走向不同的路径。中国,特别是秦汉以来历朝历代的土地制度变革多与财政等因素(即所谓税源、粮食和兵源)相关,并未将土地制度安排与保护庶民的财产权利、平民的政治(民主与共和)联系起来;但是,国外的土地制度变革,多伴随产权保障与政治等因素。
那么,中国的土地制度为何会走向与西方截然不同的路径?搞清楚这个问题,不仅有助于理解历代中国土地制度安排的不同之处,而且将有助于解释当今土地制度的特殊性,也将为将来中国土地制度变革提供有益参考!
历史已为“沉没成本”,无法假设,今后的土地制度变革,如果要少走弯路或曰减少改革的成本,从历史中获得教益,那么,需要充分考虑中外土地制度变革的共性与个性,中国当前的约束条件。
我主张并坚持不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这个“眼镜”包括偏见(如头脑中既定的理论)和各种“经验”,等等。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也尽最大的努力去设法减少自己的偏见,力求综合、贯通各个学科领域,从各种史料中去伪存真,还原历史本来面目。
记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希克斯说过:“经济史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作为经济学家与政治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关于世界大事、思想和技术等的历史学家——可以互相对话的一个论坛。”期待本书也能够促进这种“对话”。
当然,本书所作努力也只是草创和初步,倘承通识之士纠正讹谬,小子何幸哉!

刘正山
2013年8月于北京

文摘
第一节齐国:“相地而衰征”
齐国的缔造者为吕尚,后世的小说如《封神演义》称之为姜子牙、姜太公。
周武王伐纣,吕尚为军师,牧野大战,立了首功。周初分封,姜太公被封为齐国君主。“太公至国,脩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也就是说,经过姜太公的治理,齐国在经济上成了大国。后来,武王崩,成王即位,周公旦摄政。“三监”作乱,周天子乃使召康公命姜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国由此获得征伐的权力,在政治上,成了大国。
到了春秋初期,齐国第十四位国君齐襄公当政,齐国出现了一场大变故。
襄公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即文姜。有学者称,文姜是春秋时期四大美女之一,兼且通今博古,出口成文,因此号为文姜。
文姜曾被许配给郑国公子忽,郑国人还为此创作了一首诗歌来表达对这位未来的君夫人的期待之情,即《诗经•郑风•有女同车》:

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然而,郑忽以“齐大非偶”为由,退掉了这门亲事。所谓“齐大非偶”,指辞婚者表示自己门第或势位卑微,不敢高攀。
不过,其退亲的真正原因可能是他当时已经知晓了文姜的私情——她的情人,就是她的胞兄——襄公。《诗经》的《南山》、《敝笱》、《载驱》,均描述了二人的乱伦之事。
后来,文姜嫁到了鲁国,成了鲁桓公的夫人,并为他生育二子。文姜嫁鲁的十五年,鲁桓公带文姜返齐。在此期间,文姜与襄公又燃私情。鲁桓公发现了这桩丑事,于是严词斥责文姜,齐襄公恼羞成怒,派遣公子彭生杀死了鲁桓公。
鲁桓公死后,文姜便频频来往于齐鲁之间。文姜的儿子鲁庄公即位之后,默认了母亲和舅舅的暧昧关系,并为母亲在齐鲁交界的禚地建立宫舍,还亲自到禚地与齐襄公狩猎。
襄公在位,言行多变,政令失信。他的两个弟弟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因害怕遭到迫害而出逃他国。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人,于是他与他的两个师傅管仲和召忽逃到鲁国,得到了鲁庄公的庇护;公子小白与他的师傅鲍叔牙逃到了莒国。
在此过程中,襄公的臣下勾结公孙无知(即襄公的堂弟,春秋时诸侯的庶子叫公子,公子之子叫公孙)叛乱,杀掉襄公。公孙无知自立为君。
就在公孙无知弑君篡位的第二年,他出游雍林。雍林人对公孙无知的弑君行为痛恨不已,于是等他到了雍林后,雍林人袭杀了公孙无知,并告知齐国大夫:“公孙无知弑君自立,臣等诛杀了他,请大夫从齐国诸公子中挑选当立者,我们定会唯命是从。”
公元前685年,公子小白返回齐国,即位为君,是为齐桓公。齐桓公率军击败助公子纠争夺君位的鲁军于乾时(今山东桓台南),稳固了统治地位。齐桓公纳大夫鲍叔牙之谏,重用政敌管仲为主政大夫。
齐桓公当政的次年,不听管仲之劝,过高估计齐国军事实力,发兵攻鲁,被鲁军击败于长勺(今曲阜北,一说今莱芜东北)。继又联合宋国攻鲁,亦无功而返。
齐桓公碰壁之后,便采纳管仲提出的先内后外,富国强兵,以实力求霸的方略,推行经济、政治、军事改革,增强国力。
当时,周天子对土地的控制力已几乎完全丧失。诸侯们对他们封国内的土地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属于他们的。对于人民的占有权也是这样。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原则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新原则是“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这一原则的改变,是井田制破坏的标志。从此,天子不能控制“天下”的土地,诸侯也不能控封国内的土地,贵族们也无力经营管理他们所分到的农田。有权有势的人,强占田地为己有,不少农奴逃跑,到边远地区开荒耕种。《诗•齐风•甫田》曰:“无田(同“佃”)甫田,维莠骄骄”。“无田甫田,维莠桀桀”。“甫田”就是大田、公田,“骄骄”、“桀桀”是野草茂盛之象。《汉书•食货志》(上)曰:“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徭役横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诈,公田不治。”
私田越多,不纳税的田地越多,拥有大量私田的人越富有。可是公家(诸侯),却由于公田的歉收或荒芜,经济日益困难。于是,出现了“私肥于公”的现象,这对于诸侯是很不利的。各诸侯们为了扩大税源,增加财政收入,不得不进行土地赋税制度的改革。
管仲顺应了这种背景,推出了“相地而衰征”(也称“案田而税”)的土地改革举措。根据《国语•齐语》记载:“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三国时期的韦昭,对此解释“相,视也。衰,差也。视土地之美恶及所出,以差征赋之轻重也”,即分别土地质量的好坏,按田征税。
“相地而衰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均地分力”,二是“与之分货”。
“均地分力”就是把公田(徭役田)分配给农户耕种,变集体劳作为分散的一家一户的个体独立经营。
《管子•乘马第五》有这么一段话:“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民乃知时日之早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寝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故不均之为恶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殚。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与之分货,则民知得正矣,审其分,则民尽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这一记载生动地描述了从共耕公田到“均地分力”的转变。共耕公田时,劳动者没有生产积极性,因而出现了“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并导致了“地利不可尽,民力不可殚”的结果。因此,实行共耕是不合时宜的。怎样才合时宜呢?“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
分地以耕,农民深知产量的多少直接关系到自己收入的多寡、生活水准的高下,所以能由不情愿的被动劳动变为自觉劳动,大大激发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责任心,所以他们“夜寝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
因此,只要明白“均地分力”的好处,劳动者积极性就会发挥出来。
“与之分货”,就是按土地质量测定粮食产量,把一部分收获物交给国家,其余部分留给生产者自己。据《孙子兵法》佚文《吴问》所记载的什五租率,大概反映了齐国国家与农民“分货”的比例。也就是说,齐国农民上缴的部分与所留部分应各占一半。延续千年以上的分成地租制(share tenancy)所采用的五五分成,恐怕源于此。
“与之分货”,相当于以实物税代替了劳役税。劳役税是劳动者集体以无偿劳动的形式缴纳,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更谈不上发挥创造性。由实物税取代劳役税,结果则大不相同。实物税是一家一户分别缴纳,且税额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多产多得,耕作者为增加产量就会起早贪黑,尽力耕作。
土地质量有优有劣,优地劣地产量不同,所缴纳的租税额也应不同。这也是现代财税理论所强调的“公平税负”原则所坚持的。管仲是用“相地而衰征”这种分等收取租税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具体征收办法,见《管子•大匡》。“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也就是说,每两年收一次税,丰年的税率是十分之三,平年十分之二,差一点的年景收十分之一。荒年不收税,等到灾情缓和之时收税。这样征收租税,不论是丰年还是歉年,农民都会为多获得收入而自觉劳动。
作为国家经济财税制度根本和基础的农业,经过管仲这套新的土地制度和税收制度的调控,很快就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再加上山海资源丰富,齐国的经济和社会有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
管仲变革,使齐国成为春秋第一强国。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今河南民权县东北)大会诸侯,参加会盟的有齐、鲁、宋、卫、郑、许、曹等国的国君,周天子也派代表参加。盟约申明:“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还规定同盟诸国不要乱筑河堤,“以邻为壑”;不要囤积粮食,使受灾之国买不到粮;不要擅以田邑封给别人而不报告天子。这次会盟史称“葵丘之会”。齐桓公为盟主,就是霸主,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齐桓公是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史称“齐桓公称霸”。
齐国土地改革的成功,深深地触动了其他诸侯国,晋国、鲁国、郑国等纷纷效仿,各有突破,最终形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席卷华夏大地的土地制度变革运动。
孔子称赞管仲:“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篇》)这句话的意思是:“管仲辅助齐桓公做诸侯霸主,一匡天下。要是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头发,左开衣襟,成为蛮人统治下的老百姓了。”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过,齐国的改革并没有动摇封建制度的根基,贵族集团依然是主要统治阶层,贵族的身份等级制还维持着。尽管说,当时一些非贵族出身的大臣掌握大权,但在身份地位上,他们还是要低于贵族的。管仲位为齐桓公相,掌握齐国大权,但论身份地位,在周王面前,他还得以齐之“贱有司”、“陪臣”自居,不敢和齐国的贵族国、高两家相比。据《左传》僖公十二年记载:“齐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晋。王以上卿之礼饷管仲,管仲辞曰:‘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敢辞’。王曰:‘舅氏,余嘉乃勋,应乃懿德,谓督不忘。往践乃职,无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礼而还。”国、高两家是贵族,是周王所承认的。管仲以贱有司、陪臣自居,不敢和国、高两家比。周王也只是从他是“舅氏”的使臣来尊重他,从功勋和美德上来称赞他,没有说他的身份地位。杜注“往践乃职”说:“不言位而言职者,管仲位卑而执齐政,故欲以职尊之。”贵族虽有大小,却是贵族,贵族下面的私属,不管是次级贵族如公卿大夫的陪臣、邑宰,还是高级贵族如周王、诸侯的陪臣、执政,他们没有贵族身份。权位虽然高到相国,如管仲这样,还得自居于贱有司、陪臣的地位。
当然,这毕竟开始了制度竞争的第一步:社会开始由“尚贵”到“尚贤”过渡。春秋以前,是贵族统治时期。从周王、诸侯国君到公卿大夫都是贵族。到了管仲时期,任政于齐靠的是才能,而不是贵族世系。靠才能取得政治地位的,还有曹刿、晏婴等。这个群体后来越来越大。

内容简介
《大国地权:中国五千年土地变革史》是一本讲述中国从农耕社会到现在的土地制度变革的书。
它立足当今中国第一热论的土地问题,分析了中国土地制度的变化,如周代的“分封建制”和“不籍千亩”,北魏的“太和改制”、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土地制度变革,并最终结合研究成果,提出对未来中国土地制度变革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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