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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胡适(1891—1962),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他是中国第一位享有35个博士头衔的学者,是中国现代思想史承前启后的第一人,是倡导文学改良的第一人,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目录
目 录
我的信仰
我的信仰 / 003

四十自述
自序 / 025
“自由中国”版自记 / 028
我的母亲的订婚 / 029
九年的家乡教育 / 039
从拜神到无神 / 052
在上海(一)/ 060
在上海(二)/ 070
我怎样到外国去 / 083

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
自序 / 097
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中国新文学大系》
  第一集的《导言》/ 098
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 / 131

附录
钝夫年谱 胡传 / 155
咸丰十年(二十岁)以前 / 155
胡传日记 / 217
游历琼州黎峒行程日记 / 217
台湾日记 / 235
铁花胡公家传 胡祥木 / 328
先父年表 胡适 / 331
补世系表 胡适 / 333

序言
序 言
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不幸得很,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下笔。最可悲的一个例子是林长民先生,他答应了写他的五十自述作他五十岁生日的纪念;到了生日那一天,他对我说:“适之,今年实在太忙了,自述写不成了;明年生日我一定补写出来。”不幸他庆祝了五十岁的生日之后,不上半年,他就死在郭松龄的战役里,他那富于浪漫意味的一生就成了一部人间永不能读的逸书了!
梁启超先生也曾同样的允许我。他自信他的体力精力都很强,所以他不肯写他的自传。谁也不料那样一位生龙活虎一般的中年作家,只活了五十五岁!虽然他的信札和诗文留下了绝多的传记材料,但谁能有他那样“笔锋常带感情”的健笔,来写他那五十五年最关重要又最有趣味的生活呢!中国近世历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就都因此受了一桩无法补救的绝大损失了。
我有一次见着梁士诒先生,我很诚恳的劝他写一部自叙,因为我知道他在中国政治史与财政史上,都曾扮演过很重要的脚色,所以我希望他替将来的史家留下一点史料。我也知道他写的自传也许是要替他自己洗刷他的罪恶;但这是不妨事的,有训练的史家自有防弊的方法;最要紧的是要他自己写他心理上的动机,黑幕里的线索,和他站在特殊地位的观察。前两个月,我读了梁士诒先生的讣告,他的自叙或年谱大概也就成了我的梦想了。
此外,我还劝过蔡元培先生,张元济先生,高梦旦先生,陈独秀先生,熊希龄先生,叶景葵先生。我盼望他们都不要叫我失望。
前几年,我的一位女朋友忽然发愤写了一部六七万字的自传,我读了很感动,认为是中国妇女的自传文学的破天荒的写实创作。但不幸她在一种精神病态中把这部稿本全烧了。当初她每写成一篇寄给我看时,我因为尊重她的意思,不曾替她留一个副本,至今引为憾事。
我的《四十自述》,只是我的“传记热”的一个小小的表现。这四十年的生活可分作三个阶段,留学以前为一段,留学的七年(1910-1917)为一段,归国以后(1917-1931)为一段。我本想一气写成,但因为种种打断,只写成了这第一段的6章。现在我又出国去了,归期还不能确定,所以我接受了亚东图书馆的朋友们的劝告,先印行这几章。这几章都先在《新月》月刊上发表过,现在我都从头校改过,事实上的小错误和文字上的疏忽,都改正了。我的朋友周作人先生,葛祖兰先生,和族叔堇人先生,都曾矫正我的错误,都是我最感谢的。
关于这书的体例,我要声明一点。我本想从这四十年中挑出十来个比较有趣味的题目,用每个题目来写一篇小说式的文字,略如第一篇写我的父母的结婚。这个计划曾经得死友徐志摩的热烈的赞许,我自己也很高兴,因为这个方法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并且可以让我(遇必要时)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写一些太亲切的情绪方面的生活。但我究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写完了第一篇,写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回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这一变颇使志摩失望,但他读了那写家庭和乡村教育的一章,也曾表示赞许;还有许多朋友写信来说这一章比前一章更动人。从此以后,我就爽性这样写下去了。因为第一章只是用小说体追写一个传记,其中写那太子会颇有用想象补充的部分,虽经堇人叔来信指出,我也不去更动了。但因为传闻究竟与我自己的亲见亲闻有别,所以我把这一章提出,称为“序幕”。
我的这部《自述》虽然至今没写成,几位旧友的自传,如郭沫若先生的,如李季先生的,都早已出版了。自传的风气似乎已开了。我很盼望我们这几个三四十岁的人的自传的出世,可以引起一班老年朋友的兴趣,可以使我们的文学里添出无数的可读而又可信的传记来。我们抛出几块砖瓦,只是希望能引出许多块美玉宝石来;我们赤裸裸的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

文摘

我父胡传,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个意志坚强,有行政才干的人。经过一个时期的古典文史训练后,他对于地理研究,特别是边省的地理,抱有浓厚的兴趣。他怀揣一封介绍书,前往京师;又走了四十二日而达北满吉林,去晋见钦差大臣吴大澂。吴氏作为中国的一个伟大考古学家,现在见知于欧洲的汉学家们。
吴氏延见他,问有什么可以替他为力的。我父说道:“没有什么,只求准我随节去解决中俄界务的纠纷,俾我得以研究东北各省的地理。”吴氏对于这个只有秀才底子,且在关外长途跋涉之后,差不多已是身无分文的学者,觉得有味。他带着这个少年去干他那历史上有名的差使,得他做了一个最有价值、最肯做事的帮手。
有一次与我父亲同走的一队人,迷陷在一个广阔的大森林之内,三天找不着出路。到粮食告罄,一切侦察均归失败时,我父亲就提议寻觅溪流。溪流是多半流向森林外面去的。一条溪流找到了手,他们一班人就顺流而行,得达安全的地方。我父亲作了一首长诗纪念这一件事。及四十年后,我在一篇《杜威论思想》的论文里,以这件事实为例证,虽则我未尝提到他的名字,有好些与我父亲相熟而犹生存着的人,都还认得出这件故事,并写信问我是不是他们故世已久的朋友的一个小儿子。
吴大澂对我父亲虽曾一度向政府荐举他为“有治省才的人”,他在政治上却并未得臻通显,历官江苏、台湾后,遂于台湾因中日战争的结果而割让与日本时,以五十五岁的寿辰逝世。

我是我父亲的幼儿,也是我母亲的独子。我父亲娶妻凡三次:前妻死于太平天国之乱,乱军掠遍安徽南部各县,将其化为灰烬。次妻生了三个儿子、四个女儿。长子从小便证明是个难望洗心革面的败子。我父亲丧了次妻后,写信回家,说他一定要讨一个纯良强健的、做庄家人家的女儿。
我外祖父务农,于年终几个月内且兼业裁缝。他是出身于一个循善的农家,在太平天国之乱中,全家被杀。因他还只是一个小孩子,故被太平军掠做俘虏,带往军中当差。为要防他逃走,他的脸上就刺了“太平天国”四字,终其身都还留着。但是他吃了种种困苦,居然逃了出来,回到家乡,只寻得一片焦土,无一个家人还得活着。他勤苦工作,耕种田地,兼做裁缝,裁缝的手艺,是他在贼营里学来的。他渐渐长成,娶了一房妻子,生下四个儿女,我母亲就是最长的。
我外祖父一生的心愿就是想重建被太平军毁了的家传老屋。他每天早上,太阳未出,便到溪头去拣选三大担石子,分三次挑回废屋的地基。挑完之后,他才去种田或去做裁缝。到了晚上回家时,又去三次,挑了三担石子,才吃晚饭。凡此辛苦恒毅的工作,都给我母亲默默看在眼里,他暗恨身为女儿,毫无一点法子能减轻他父亲的辛苦,促他的梦想实现。
随后来了个媒人,在田里与我外祖父会见,雄辩滔滔的向他替我父亲要他大女儿的庚帖(按:胡适《我的母亲的订婚》一章里面,用的是“八字”二字,英文系Birth date paper,故译庚帖似较贴切)。我外祖父答应回去和家里商量。但是到他在晚上把所提的话对他的妻子说了,她就大生气。她说:“不行!把我女儿嫁给一个大她三十岁的人,你真想得起?况且他的儿女也有年纪比我们女儿还大的!还有一层,人家自然要说我们嫁女儿给一个老官,是为了钱财体面而把她牺牲的。”于是这一对老夫妻吵了一场。后来做父亲的说:“我们问问女儿自己。说来说去,这到底是她自己的事。”
到这个问题对我母亲提了出来,她不肯开口。中国女子遇到同类的情形常是这样的。但她心里却在深思沉想。嫁与中年丧偶、兼有成年儿女的人做填房,送给女家的聘金财礼比一般婚媾却要重得多。这点于她父亲盖房子的计划将大有帮助。况且她以前又是见过我父亲的,知道他为全县人所敬重。她爱慕他,愿意嫁他,为的半是英雄崇拜的意识,但大半却是想望帮助劳苦的父亲的孝思。所以到她给父母逼着答话,她就坚决的说:“只要你们俩都说他是好人,请你们俩作主。男人家四十七岁也不能算是老。”我外祖父听了,叹了一口气,我外祖母可气的跳起来,忿忿的说:“好呵!你想做官太太了!好罢,听你情愿罢!”

我母亲于1889年结婚,时年十七,我则生在1891年12月。我父殁于1895年,留下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我父弃世,我母便做了一个有许多成年儿女的大家庭的家长。中国做后母的地位是十分困难的,她的生活自此时起,自是一个长时间的含辛茹苦。
我母最大的禀赋就是容忍。中国史书记载唐朝有个皇帝垂询张公仪那位家长,问他家以什么道理能九世同居而不分离拆散。那位老人家因过于衰迈,难以口述,请准用笔写出回答。他就写了一百个“忍”字。中国道德家时常举出“百忍”的故事为家庭生活最好的例子,但他们似乎没有一个曾觉察到许多苦恼、倾轧、压迫和不平,使容忍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事情。
那班接脚媳妇凶恶不善的感情,利如锋刃的话语,含有敌意的嘴脸,我母亲事事都耐心容忍。她有时忍到不可再忍,这才早上不起床,柔声大哭,哭她早丧丈夫。她从不开罪她的媳妇,也不提开罪的那件事。但是这些眼泪,每次都有神秘莫测的效果。我总听得有一位嫂嫂的房门开了,和一个妇人的脚步声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她转来敲我们房门了。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给我的母亲,劝她止哭。母亲接了茶碗,受了她不出声的认错。然后家里又太平清静得个把月。
我母亲虽则并不知书识字,却把她的全副希望放在我的教育上。我是一个早慧的小孩,不满三岁时,就已认了八百多字,都是我父亲每天用红笺方块教我的。我才满三岁零点,便在学堂里念书。我当时是个多病的小孩,没有搀扶,不能跨一个六英寸高的门槛。但我比学堂里所有别的学生都能读能记些。我从不跟着村中孩子们一块儿玩。更因我缺少游戏,我五岁时就得了“先生”的绰号。十五年后,我在康奈耳大学读二年级时,也同是为了这个弱点,而被了Doc(即Doctor缩读,音与dog同,故用作谐称。译者)的诨名。
每天天还未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在床上坐起。她然后把对我父亲所知的一切告诉我。她说她望我踏上他的脚步,她一生只晓得他是最善良最伟大的人。据她说,他是一个多么受人敬重的人,以致在他间或休假回家的时期中,附近烟窟赌馆都概行停业。她对我说我惟有行为好,学业科考成功,才能使他们两老增光;又说她所受的种种苦楚,得以由我勤敏读书来酬偿。我往往眼睛半睁半闭的听。但她除遇有女客与我们同住在一个房间的时候外,罕有不施这番晨训的。
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学。我年稍长,我总是第一个先到学堂,并且差不多每天早晨都是去敲先生的门要钥匙去开学堂的门。钥匙从门缝里递了出来,我隔一会就坐在我的坐位上朗念生书了。学堂里到薄暮才放学,届时每个学生都向朱印石刻的孔夫子大像和先生鞠躬回家。每日上课的时间平均是十二小时。
我母亲一面不许我有任何种的儿童游戏,一面对于我建一座孔圣庙的孩子气的企图,却给我种种鼓励。我是从我同父异母的姊姊的长子,大我五岁的一个小孩那里学来的。他拿各种华丽的色纸扎了一座孔庙,使我心里羡慕。我用一个大纸匣子作为正殿,背后开了一个方洞,用一只小匣子糊上去,做了摆孔子牌位的内堂。外殿我供了孔子的各大贤徒,并贴了些小小的匾对,书着颂扬这位大圣人的字句,其中半系录自我外甥的庙里,半系自书中抄来。在这座玩具的庙前,频频有香炷燃着。我母亲对于我这番有孩子气的虔敬也觉得欢喜,暗信孔子的神灵一定有报应,使我成为一个有名的学者,并在科考中成为一个及第的士子。
我父亲是一个经学家,也是一个严守朱熹(1130-1200)的新儒教理学的人。他对于释道两教强烈反对。我还记得见我叔父家(那是我的开蒙学堂)的门上有一张日光晒淡了的字条,写着“僧道无缘”几个字。我后来才得知道这是我父亲所遗理学家规例的一部。但是我父亲业已去世.我那彬彬儒雅的叔父,又到皖北去做了一员小吏,而我的几位哥子则都在上海。剩在家里的妇女们,对于我父亲的理学遗规,没有什么拘束了。他们遵守敬奉祖宗的常礼,并随风俗时会所趋,而自由礼神拜佛。观音菩萨是他们所最爱的神,我母亲为了是出于焦虑我的健康福祉的念头,也做了观音的虔诚信士。我记得有一次她到山上观音阁里去进香,她虽缠足,缠足是苦了一生的,在整段的山路上,还是步行来回。
我在村塾(村中共有七所)里读书,读了九年(1895-1904)。在这个期间,我读习并记诵了下列几部书:
1.《孝经》:孔子后的一部经籍,作者不明。
2.《小学》:一部论新儒教道德学说的书,普通谓系宋哲朱熹所作。
3.《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4.《五经》中的四经:《诗经》、《尚书》、《易经》、《礼记》。
我母亲对于家用向来是节省的,而付我先生的学金,却坚要比平常要多三倍。平常学金两块银元一年,她首先便送六块钱,后又逐渐增加到十二元。由增加学金这一点小事情,我得到千百倍于上述数目比率所未能给的利益。因为那两元的学生,单单是高声朗读,用心记诵,先生从不劳神去对他讲解所记的字。独我为了有额外学金的缘故,得享受把功课中每字每句解给我听,就是将死板文字译作白话这项难得的权利。
我年还不满八岁,就能自己念书。由我二哥的提议,先生使我读《资治通鉴》。这部书,实在是大历史家司马光于1084年所辑编年式的中国通史。这番读史,使我发生很大的兴趣,我不久就从事把各朝代各帝王各年号编成有韵的歌诀,以资记忆。
随后有一天,我在叔父家里的废纸箱中,偶然看见一本《水浒传》的残本,便站在箱边把它看完了。我跑遍全村,不久居然得着全部。从此以后,我像老饕一般读尽了本村邻村所知的小说。这些小说都是用白话或口语写的,既易了解,又有引人入胜的趣味。它们教我人生,好的也教,坏的也教,又给了我一件文艺的工具,若于年后,使我能在中国开始众所称为“文艺复兴”的运动。
其时,我的宗教生活经过一个特异的激变。我系生长在拜偶像的环境,习于诸神凶恶丑怪的面孔,和天堂地狱的民间传说。我十一岁时,一日,温习朱子的《小学》,这部书是我能背诵而不甚了解的。我念到这位理学家引司马光那位史家攻击天堂地狱的通俗信仰的话。这段话说:“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剉烧舂磨,亦无所施。”这话好像说得很有道理,我对于死后审判的观念,就开始怀疑起来。
往后不久,我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读到第一百三十六卷中有一段,使我成了一个无神论者。所说起的这一段,述纪公元五世纪一位名叫范缜的哲学家,与朝众竞辩“神灭论”。朝廷当时是提倡大乘佛法的。范缜的见解,由司马光摄述为这几句话:“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
这比司马光的形灭神散的见解——一种仍认有精神的理论——还更透彻有理。范缜根本否认精神为一种实体,谓其仅系神之用。这一番化繁为简合着我儿童的心胸。读到“朝野喧哗,难之,终不能屈”,更使我心悦。
同在那一段内,又引据范缜反对因果轮回说的事。他与竟陵王谈沦,王对他说:“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贵贫贱?”范缜答道:“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或拂帘幌,坠茵席之上;或关篱墙,落粪溷之中。堕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
因果之说,由印度传来,在中国人思想生活上已成了主要部分的少数最有力的观念之一。中国古代道德家,常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为训。但在现实生活上并不真确。佛教的因果优于中国果报观念的地方,就是可以躲过这个问题,将其归之于前世来世不断的轮回。
但是范缜的比喻,引起了我幼稚的幻想,使我摆脱了恶梦似的因果绝对论。这是以偶然论来对定命论。而我以十一岁的儿童就取了偶然论而叛离了运命。我在那个儿童时代是没有牵强附会的推理的,仅仅是脾性的迎拒罢了。我是我父亲的儿子,司马光和范缜又得了我的心。仅此而已。

内容简介
    胡适唯一亲笔撰写的自传回忆录,从青年学者到一代大师的成长历程和内心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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