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金融秩序:如何应对不确定的金融风险.pdf

新金融秩序:如何应对不确定的金融风险.pdf
 

书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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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金融秩序:如何应对不确定的金融风险》系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毕生研究成果,中国金融改革绝佳参考书。
◎ 针对金融业、融资市场、保险业、税收、社会福利和国家合作提出金融和经济风险的6大理念。
◎ 在《非理性繁荣》一书中,作者阐述了一个夸大了的非理性繁荣的市场是如何形成的。而在《新金融秩序》一书中,针对非理性繁荣和金融风险,作者提出了恰当而有力的解决方案。
◎ 可以说《非理性繁荣》是作者应时之作,而《新金融秩序》则是作者深思熟虑、水到渠成的巨作。
◎ 第一个理念是扩大保险业覆盖的范围,使其能够应对长期风险。可以解决个人职业危机、养老问题。
◎ 第二个关于新金融秩序的理念是为“宏观市场”量身定制的。可以解决各国的股票市场风险、金融危机、国家破产。
◎ 第三个理念是“收入挂钩型贷款”。可以解决失业、破产、收入或赢利下降的现实问题。
◎ 第四个理念是“不平等现象保险”。可以消除中国的贫富差距和仇富心理。
◎ 第五个理念是“跨代社会保险体系”。如果这种体系能够建立,“富不过三代”将成为历史。
◎ 第六个理念是通过“国际协议”来管理国别经济风险。如果这种体系能够建立,可以消除国家的贫困。

《经济学家》推荐认为,“就算用最朴实的话来评论,《新金融秩序》一书的观点也称得上是发人深省、令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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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不在的风险既源于客观世界的不确定性,也源于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局限性。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教授在其《新金融秩序》一书中提出了六个重要的风险管理新理念,将金融风险管理的手段从金融机构延伸到整个社会,覆盖到每一个普通人。这是他继《非理性繁荣》一书后的又一部警世力作。
——成思危 全国人大前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席勒在《新金融秩序:21世纪的风险》这本新著中,根据最新金融理论的研究成果,结合信息处理技术和数据的进步,提出了一套激进的金融创新方案,以帮助世人管理风险,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发挥每个人的潜能,来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提高世人的福利水平。经济学是一门经世济民之学,席勒这本新著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位对金融经济学有原创性贡献的经济学家的担当。这本书即可以帮助读者了解金融经济学的最新进展,也有利于读者思考在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如何利用最新的金融理论和技术进展来推动适合我国现阶段的金融创新,构建金融新秩序,降低风险,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问题。
——林毅夫 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荣誉院长
《新金融秩序》阐述的观点非常具有前瞻性,对今天中国金融业的改革有很大的启发,我敢肯定地说他的这些观点至少在30年之内都不会过时,值得金融界每一位从业者阅读。
——常振明 中信集团董事长

席勒认为目前的金融秩序使得富人愈富,穷人愈穷。在他看来,我们需要一个更加民主化的金融秩序。也就是说,金融机构应该创设更多、更便于利用的金融工具,比如说“收入挂钩型贷款”、“不平等现象保险”和“跨代社会保险”等等。同时,非金融从业者应该学会更多地利用这些工具来维护自身利益,比如说利用上述工具对冲自己的收入下降风险、资产贬值风险和养老风险等等。席勒的观点可以称得上很激进,就算是资深的金融从业者也需要花一点时间来深入理解其内涵。希望中国金融秩序的政策制定者、监管者和资本市场的参与者都能抽空读一读这本书,或许大家都能从中获得启发。
——王东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席勒教授以研究资产价格波动规律、非理性繁荣和非理性投资行为著称于世。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实至名归。席勒和阿克洛夫合著的《动物精神》开辟出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新方向。《新金融秩序》则是席勒金融思想的精华集粹,任何细心阅读此书的人对资产价格波动规律和全球金融运行机制的理解必然会提升几级。读者们不要错过!
——向松祚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作者简介
罗伯特•席勒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标普/凯斯-席勒住房价格指数的联合创始人之一。诺奖委员会经济学奖颁奖词中提到,“如果价格未来数日或数周的走向几乎不可能进行预测,那么未来数年的走势不是更难于预测吗?回答是否定的,这是罗伯特•J•席勒的发现”。他经常为联合报业集团下属的报刊和《纽约时报》撰写专栏。同时,他还是一位畅销书作者,著述颇丰,《非理性繁荣》、《金融与好的社会》、《动物精神》等成为超级畅销书。


目录
前言//XV
引言 一个经济安全、金融大众化的社会//001
用金融智慧管理风险//003
新金融秩序的六个理念//004
新金融秩序的图景//006
当前的风险管理//008
信息技术:大数据库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大//010
金融理论与实践//011
心理学、行为金融学和既有思想框架//013
金融创新带来的问题//014
金融的道德范畴//016
本书的核心//018
第一部分
世界在前进,经济风险无处不在
第1章 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如果1950年就有一个新金融秩序//021
重塑1950年后的历史//022
现实状况:1950年缺乏信息技术手段//028
应对金融风险迫在眉睫//030
第2章 经济风险就在我们身边//031
生活状况的可变性//031
为什么个人经济风险很少被提起//033
愚蠢的行为:用放弃机会规避风险//036
低估经济风险似乎是人类的本能//038
依靠家庭分摊风险//040
收入再分配:如何做得更有效//042
幸运的20世纪//043
不正视风险,就会面临风险//045
第3章 科技越进步,风险越小?//047
机器会让我们失业?//049
胜者为王//052
全球化:地理壁垒的瓦解//054
科技进步的另一面//056
直面我们的风险//058
第4章 四十大盗:经济风险多种多样//059
国家面临的风险//060
个人风险积聚成国家风险//062
战争和社会动荡下的经济风险//064
金融创新与多样风险//066
第二部分 科学与技术:构建新金融秩序的手段
第5章 大数据:新信息技术下的风险管理//071
金融与信息技术革命//071
大数据时代的金融//074
电子货币时代的来临//075
新科技能降低交易风险吗//077
大数据时代的身份验证//079
终结地下经济//081
透明的合同//083
新科技、新机遇//084
第6章 心理学:金融风险的另类思维//085
既有思维框架//086
设计锚点:新经济制度的前提//088
赌徒心理与高危风险//089
风险受情感支配?//091
财富分配如何做到你情我愿//093
言行一致与风险控制//094
等位交换和社会公正:世界所有人的追求//096
德国为什么发动“二战”:从金融史看思维框架//097
心理学影响金融创新//101
第7章 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金融创新的本质//103
一个金融创新的例证//103
创新的传染性//105
人类最常犯的一个错误//105
激进的金融创新//108
第三部分 新金融秩序的六个理念
第8章 人生无忧:生计保险和住房价值保险//111
设计生计保险//115
生计保险的可选形式//118
生计保险与残障保险结合起来//119
生计保险与员工持股//121
住房权益保险//122
假如拥有生计保险和住房权益保险//124
第9章 宏观市场:重大风险的发源地//125
与股票市场的异同//127
创设宏观市场//128
宏观市场与善恶公正//133
为全世界创设的市场//134
为其他类型收入所有权创设的市场//135
根据职业不同而创设的收入所有权市场//136
根据收入水平和个人情况创设的收入所有权市场//138
为房地产创设的流动性市场//139
对既有思维框架的重塑//140
具备完善宏观市场体系后的世界//141
第10章 收入挂钩型贷款:摆脱经济困境和破产风险的工具//143
将收入挂钩型贷款与收入指数绑定//144
收入挂钩型贷款的先例//146
家庭问题//149
破产法应做相应的调整//150
收入挂钩型贷款的重要性和可行性//151
第11章 不平等保险:保障收入分配的公平性//153
如何计算不平等保险应付额//154
为什么要创设不平等保险//156
基本概念的衍生形态//157
紧迫性//158
政府的角色//160
思维框架的塑造和税率的设置//160
移民造成的问题//162
高税率对工作热情的抑制//164
不平等保险与分配公平//166
第12章 跨代社保体系:在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分摊风险//169
当前的社会保障贡献和福利计算公式//170
跨代社保体系简化案例//172
在家庭成员之间分摊风险//174
跨代社保与个人账户投资的对比//176
为全社会提供的保障//177
第13章 国家也可以发展无忧:风险控制国际协议//179
国际风险分摊协议如何有效运行//180
如果印度能与其他大国签订风险管理协议//181
并不需要组建全球性政府//185
当今世界各国的风险分摊//186
风险分摊是国际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188

第四部分 构建新金融秩序
第14章 大数据库:金融秩序的根基//191
建设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193
大数据库如何运营和维护//194
个人收入状况纳入大数据库//195
提供企业收入信息//197
大数据库与税收结合//199
为慈善捐助预留的接口//201
为遗嘱预留的接口//202
大数据库:管理我们的经济生活//202
第15章 从根源上解决通货膨胀:新计量单位和电子货币//205
智利发明的发展单位//207
一个更简单的名字:篮子//209
货币幻觉//209
指数型会计单位的成功//213
勇于面对通胀风险的挑战//215
指数型会计单位和新金融秩序//216
建立信任//217
指数型会计单位的先例//218
延伸发展单位的概念//219
调低通用时长//221
通过改变会计单位促成经济转型//223
第16章 新金融秩序:从理论到现实//225
恰当地识别风险//225
获得公众的支持//229
第五部分 新金融秩序:让世界变得完美、有序
第17章 金融改革最重要的是创新//235
货币的出现//236
当代股票市场的出现//238
期货市场的出现//241
人寿保险的出现//245
风险终结于金融创新//248
第18章 现实案例:各国的金融风险管理//249
什一税和天课//250
所得税//251
低收入补贴//256
所得税抵免//260
医疗和意外保险//262
社会保障养老保险//263
失业保险//266
结论//270
结 语 一个激进的金融创新模式//273
致谢//281

文摘
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发展本身无法确保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巨大的经济隐患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弥漫在当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虽然技术进步标志着人类取得了更显著的经济成果,但即便如此,更恶劣的生活环境还是可能出现。好在有新的风险管理理念帮助我们管理形形色色的风险——无论近期风险还是远期风险、无论身边的风险还是远端的风险,而且这些理念还可以遏制资本主义“在创新中自毁”这一特征产生的下行效应。将理念付诸实践不仅可以减少下行风险,而且能促进人们养成积极承担风险的习惯,从而形成一个更加多元的世界,最终也将成为一个充满更多希望的世界。
在本书中,我提出了一套以保护各国财富为目的的全新风险管理基础架构。所谓的国家财富其实就是维持着千百亿世界民众基本生活的经济成就,它们有的可能只是微小的成果,最多也只能称为中等的成绩。这些成果中的绝大多数都不会成为新闻报道的对象,甚至不会引起民众的关注,但是它们能增强民众通过辛苦劳动换来的经济安全感,没有这些成绩,人们就无法感受到经济的发展。如果我们以比较激进的方式改变社会的基础制度以及管理大大小小各种风险的手段,那么我们在改善生活和促进社会发展方面还大有可为,而且用激进的手段比零散地修正要有效得多。
正如当今的保险业能够保护民众免受灾难的冲击,在我提议的基础架构之下,我们能够运用金融创新保护民众免受系统性风险的冲击。举例来讲,微观层面可以保护某个人不会因技术进步而失业,宏观层面可以保护家庭和社区不会因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遭受威胁。
如果能够成功推行我建议的基础架构,人们在追逐自己梦想的过程中能有更强的信心,因为他们能够超越现有风险管理手段的掣肘。未来社会是发展导向型的信息社会,年轻人的理念和才能正是这个社会发展所需的原材料,如果没有一种制度为他们提供更有力的保障,他们就无法将自己的智力财富转化成社会所需的产品和服务。
传统上,每个时代的经济思想家们都受制于其生存年代风险管理理论的发展阶段。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金融理论、信息技术和心理学的发展使我们具备了管理资本主义原生的技术和经济风险的能力——这种能力是过往的思想家们连想都没有想过的。举例来讲,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马克思在1867年撰写《资本论》时就不可能运用这些风险管理理念。再举个例子,凯恩斯是当代自由经济理论的奠基人,他在1936年撰写《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时也不可能懂得这些理念。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经济自由主义的首要代表人物,他在1962年发表《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时也不可能具备这些理念。
从根本上讲,本书阐述的是如何将风险管理的手段运用于解决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本书展示了一种将信息技术手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风险管理文化,与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相呼应,二者共同促进财富的增长。本书并不是给大家描绘一个乌托邦,也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金油。写作本书时,我既没有持特定的政治立场,也没有出于对某个社会阶层的同情而多加笔墨。书中建议了一些我们能够实际执行的措施,我相信通过这些措施能改善民众的生活。虽然我在书中一再倡导对基础风险管理技术进行革新,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为大家提供了一幅完善的发展蓝图。与之相反,本书提出的只是发展的方向,随着人们对金融理论的实验、创新和发展,随着对风险相关信息处理方式的改变,随着社会学家基于心理学理论设计用户友好型风险管理技术的出现,本书中提到的理念将不断被更新。
我从1997年开始着手准备编写本书,早期的想法是把过去关于如何改进个人和社会应对风险的基本制度的一些想法和书面成果结集出版。1993年,我曾经出版过一本专业性很强的著述《宏观市场:建立管理社会最大经济风险的机制》,同一时期还和阿兰•韦斯(Allan Weiss)、卡尔•凯斯(Karl Case)、斯蒂法诺•阿萨纳索里斯(Stefano Athanasoulis)合著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风险管理的学术论文。但是这些早期的作品既没有勾勒出一幅宏观的图景,也没有强调我认为应该被大众认知的一些重要问题。
在初始阶段,我设想通过本书把自己关于风险管理的思考融入社会和经济的大背景中。我希望能通过本书纠正公众对科技和经济风险的高度误解,并以更清晰、更准确的方式让人们明白自己所面对的真实风险。同时,我还希望通过本书让人们懂得各种形式的风险其实就藏在我们眼皮底下,正是它们的存在遏制了人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
但是我编写本书的过程被1999年的股市大繁荣打断了,这一次股市大爆发可谓史无前例。我的挚友杰里米•西格尔(Jeremy Siegel)也是一位经济学家,在他的建议下,我决定暂停本书的编写,转而撰写了一本关于股市繁荣现象的分析专著。因为股市繁荣是人们对长期风险的错误认识和错误管理的经典体现,而这也正是我长期以来的学术专攻领域。得益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帮助,我赶在2000年3月中旬出版了《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该书的出版契合了股市问鼎的时点,也正好是科技泡沫膨胀到巅峰的时点。
在《非理性繁荣》的结论部分,我指出不仅股市的繁荣状态被过分夸大,而且社会民众对股市繁荣的关注和我们对股市重要性的认识都被夸大了。股市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成为富人,它也不可能解决我们面临的经济问题。如果人们对商业界的关注只是为了选择高回报的股票,那么这种做法无疑是傻瓜的做法,而那些坚持股价只涨不跌的想法更是让人哭笑不得。
本书接续了我之前中断的研究,同时也继续讨论《非理性繁荣》中未尽的话题。在本书中,我说明了人们对风险的误解,并且引入了很多新观点印证这个问题,希望能通过这部分的论述从根本上理顺我们面对的经济风险这个难题。无论股市是否繁荣,我们都在逐步迈入一个全新的经济时代,我们需要认真思考新兴科技手段产生的影响——它们是推动全球范围内经济变革的主驱动力,不仅考虑对某家公司及其股票价格的影响,还要考虑对全人类的影响。我们必须了解过去的科技进步对现有制度的形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必须以活跃、创新的方式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这样才能有效地引导我们在新的环境中遨游。本书列举了一系列关键措施,能够帮助我们把理想变成现实。
为了帮助有一定经济分析能力的读者进一步了解本书的主旨,我收集整理了一些专业的和前期分析时用的文章,还有一些近期发表的与本书主题相关的简报。
一个经济安全、金融大众化的社会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华尔街、伦敦城以及其他可以称得上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都是人们验证新想法的最活跃的实验室。现代金融源自于强大的数量化和心理学理论,其内容不仅包括证券业、银行业,还包括保险业和公用事业融资等,它们共同创造了一系列最实用的经济新发明。虽然时不时会爆出金融丑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新发明总是能发挥作用的。新发明能够发挥作用的前提一方面是其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则是金融从业人员已经学会根据客户的心理偏好有效地运用这些发明。
金融学讨论的首要主题是风险管理问题。金融学将人们对现实的失望以及人们可能遭受的经济困境都视为风险,而我们可以通过概率衡量风险。金融业则通过形形色色的金融方案减少人们的失望情绪,通过向个体众多的人群分散风险的方式弱化其对单一个体的冲击力。金融能够促生创新者和发明家,这些人为了大众的福祉采取冒险的行为,在金融的帮助下,他们不用独自承担风险,举例来讲,有商业头脑的人就可以在风险投资人的资助下创建新公司,所以说金融能够帮助普通人实现自己的梦想。
不幸的是,人们对金融知识的运用被局限在一个很狭小的范围内。分担风险这一手段往往只被用于管理少量可保险类风险,比如股市崩盘或飓风灾害,或者只用于管理常规投资所伴生的风险,比如投资组合多元化或对冲大宗商品的风险,这些管理手段带来的利益最终会归集到社会上本已富有的人群手中。长期以来金融业都忽视了其最基本的职责,也就是对我们的基础资产、我们的职业、我们的住房以及我们发挥职业创造力的能力的保护。
我们需要使金融大众化,将原本仅由华尔街的客户享有的特权传播给所有沃尔玛的客户,我们需要将原本集中在金融中心的各类业务扩展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我们需要将金融覆盖的领域从资金资本延展到人力资本,使金融能够协助人们应对日常生活中的真实风险。幸运的是,当今的金融管理原则已经能够涵盖整个人类社会。如果要实现全社会的共同繁荣,那么金融必须为社会的每个成员服务,并且其服务必须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
金融大众化意味着无缘由的经济不平等现象将得到根治,所谓无缘由的经济不平等就是指具有同等技能且付出了同等劳动的人之间的经济地位不平等现象,目前还无法找到造成这种差异的合理解释。这也是数百年间激发乌托邦式的理想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根源性问题,我相信金融大众化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它。实际上,金融学比其他任何学科都更加积极地探索如何减少随机分配差异。
在当代数字技术的帮助下,我们可以将过去留于纸面的金融方案变成现实。当前,新型信息传播系统、支付系统、电子交易市场、网上个人金融方案制定系统和其他受信息技术发展驱动的经济发明正呈现爆发式增长,因此未来几年内我们的经济体系势必出现根本性变化。而在未来几十年内,经济的方方面面都将被彻底改变。新信息技术的出现一方面使我们能够将风险管理的手段系统化,另一方面能为我们分散风险和遏制危害打造内容丰富的数据库,这些工作以往要通过高薪雇用专业人员实现,而在新技术的帮助下都变成了简单的工作。
通过激进的金融创新,社会的金融大众化程度能进一步加深,我们的经济生活也能变得更稳定。正因为全世界都处于变革阶段,我们几乎不可能准确预测自己的经济前景,再加上目前正在使用的金融方案无法有效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才要加倍努力,使金融大众化成为现实。本书提出了一套全新的金融秩序理论,描绘了一个全新的金融资本主义社会及其配套的新经济基础架构,我在本书中还用大量笔墨陈述了如何结合现实将这些观点开发出来并切实执行。
用金融智慧管理风险
人们通常由于惧怕失败而产生心理障碍,金融方案的存在就是为了帮助人们克服这种障碍,并且不会制造新的道德危害。有的金融方案可能怂恿人们为了追逐利益而采取破坏性行为,而不是有建设性的行动,这一类方案的例子很多,比如为了给投资者留下好印象而故意撒谎、在从事业务过程中肆无忌惮地花钱以及财务渎职。
因为担心失败的风险一直存在,企业家有可能放弃开发新业务。现代金融方案通常都能帮助他们应对此类风险。举例来讲,企业家可以找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承担新业务风险,风险投资公司可以以适当的薪酬聘用企业家管理公司,并且事前约定如果公司经营得好就给企业家一定的股份作为激励,以此鼓励企业家做出卓越的业绩。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初使企业家止步不前的风险似乎消散于无形了。实际上,这些风险仍然存在,但是风险对企业家的心理影响被消除了,业务失败的风险被混入国际化的投资组合,由于持有国际化投资组合的投资者为数众多,这些风险就被分摊了,而且每个投资者承担的风险也非常有限。分散在日本、印度、意大利和巴西的国际化投资组合的管理者们分别承担了该企业家原本面临的风险的一部分,但是这位企业家的风险在投资者管理的投资组合整体风险中占比大概只有百万分之一,因此他们甚至感觉不到这个风险因子所带来的影响。在此情境中,企业家得到了保护,整个过程中没有人付出太多成本,一项新的业务就在完全没有恐惧与担忧的环境中诞生了。因此,我们也可以说金融方案培养了个人的创造力,也促成了个人的成功。这就是金融领域关于风险分担的基本原则,也是金融学所要传递给大众的核心智慧。
前面已经提到,如果正确运用风险管理手段,那么会对企业家产生激励的效果,为企业家提供支持的风险投资公司必须谨慎操作,不能向企业家发出错误的信号,不能诱导其采取有道德危害的行为。举例来讲,不能逼迫企业家搞血汗工厂,不能催促企业家追逐转瞬即逝的投机性机会,不能因惧怕负面消息的曝光而故意拖延解决问题,不能死守一家已经确定毫无发展前景的公司。虽然有的措施短期内看上去会让企业家获得成绩,但是终究不是长远之计。
在遏制道德危害方面,金融并不是万能的——美国华尔街时常曝出的丑闻就是很好的例证。但是因为几个极端事例就废弃整个系统也是不明智的,我们应该将金融的核心智慧用于管理每个人面临的风险,并且将所得收益合理地分配给每个人,由此不断扩展金融的内涵,使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安然事件中,高管们用精明的金融创新掩盖了自己的恶行,携款潜逃留下的恶果最终由其员工承担,这无疑是一个道德危害缺乏约束的典型案例,我们可以通过强化金融制度将其扼杀在摇篮里。
新金融秩序的六个理念
我在本书中针对新的风险管理基础架构提出了六个基本理念。前三项主要针对私营领域,分别是保险业、融资市场和银行业。这三个领域的风险管理概念是一样的,但是运用风险管理基本概念的行业环境存在差异。每个行业(保险、融资和银行)经过多年发展之后,都开发出了独特的遏制道德危害、撰写及签订合同以及选择客户的方式方法。在对风险管理的手段进行根本性创新变革的阶段,最谨慎的做法还是在它们既有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对每个行业特有的知识给予充分的尊重,金融大众化和推广化也要在这个前提下进行。
后三个理念主要是为政府行为设想的,需要政府通过税收、社会福利方面的改革,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来推进。政府天生就有风险管理的职责,原因有四:其一,长期风险管理需要法律制度的稳定作为前提;其二,居民个人制定和签订长期风险合同的能力有限;其三,社会基础制度的管理必须以保障社会民众的利益为前提;其四,签订国际性合同必须由各国政府就不同的国家政策达成一致。
第一个理念是扩大保险业务的覆盖范围,使其能够应对长期风险。生计保险就是一种用来保护个人收入的保险。过去,已育有后代的年轻人死亡率较高,因此我们创造出人寿保险,但是生计保险与此截然不同,它解决的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重大风险,也就是多年之后我们的生计的不确定性。住房权益保险是一种保护住房经济价值的保险,它远远超越现有的住房所有者权益保险产品的功能,现在的保险合同只能应对火灾之类的风险,但是新的产品能够保护住房不遭受任何价值方面的损失。这个产品是我和阿兰•韦斯在1994年首先提出的,就其现有的形式而言,我们可以通过将保险合同与房地产指数挂钩的方式避免道德危害的出现。
第二个理念是为宏观市场量身打造的,宏观市场的概念最早是我在1992年的牛津大学克拉伦登演讲上提出的,后来在1993年出版的专著中也进行过论述,并且此后我一直在推广这个概念。宏观市场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国际性市场,其需求的产品主要是各国的远期国民收入和职业收入,同时也包括房地产类的非流动性资产。某些此类市场上交易的风险价值将远远超过当今世界所认知的程度,相比之下,今天的股票市场相形见绌。我甚至设想过建立以全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之和为标的的市场,建立以所有有经济价值的物品总值为标的的市场等。从其交易标的来看,这些市场所处置的风险比当今任何一个金融市场的风险都重要,而且它们能够转移人们对股市的注意力,从而消除现有的投资压力和波动风险。个人和机构投资者能够像买卖股票和债券一样,在新的市场中交易宏观证券。
第三个理念是收入挂钩型贷款,也就是银行及其他借贷机构应该可以根据个人、机构或政府的收入水平决定发放贷款的额度。如果收入水平低于预期,则自动减少贷款余额。收入挂钩型贷款使借款人能够出售自己未来收入的股份,或者出售与自己收入对应的收入指数的份额。这种贷款能使目前的借款人陷入困境甚至破产的窘境时得到有效保护。
第四个理念是不平等保险。设计这种产品的初衷是为了解决一个国家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出现未来的居民收入分配不公日趋严重,导致富人越富、穷人越穷。在这个理念中,我提议修正累进式税制,从而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之后能够弥合过度的收入差距,而非武断地通过税级解决问题。
第五个理念是跨代社会保险体系。在这个理念中,我建议重塑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险系统,能够实现不同辈分、不同世代之间的人分担风险。跨代社会保险体系的主要特征是集合不同世代的人所承担的风险,这种风险在目前只能通过非正式的手段进行管理,而且也只能在关系最近的亲属之间进行有限的处置。
第六个理念是通过国际协议管理国别经济风险。这种前无古人的各国政府间达成的协议在形式上与私营部门的金融交易协议相似,但是在覆盖范围和解决问题的高度上都远远超越后者。
除了以上提到的六个理念之外,我还在本书中提出了一些新经济环境中应有的信息技术基础架构,比如,新的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它是一套能为我们有效提供风险管理所需数据的系统;指数型会计单位,它是一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处置风险的测量单位、一种电子化货币。
新金融秩序的图景
让我们一起设想世界上存在国际性市场,专门交易大型宏观经济综合指数,比如美国、日本、巴拉圭和新加坡的国家总产值,或者交易世界主要城市的家庭住房价格指数——从纽约到巴黎再到悉尼,再比如交易河畔景观房或者玉米产区的农场,或者交易印度尼西亚的橡胶农场。投资组合的投资者们可以用低廉的成本在诸多此类市场中建立头寸。国际性人力资本市场也会出现,需求的从业者从医生到科学家、从演职人员到普通劳动者。这些市场的出现会促使人们为主要的职业和工作建立生计保险,也会为每个家庭的住房建立住房权益保险。用户友好型电子化数据库的出现使人们能够随时随地参与市场活动,从而管理自身面临的风险。
这些市场的出现将改变我们对风险的认知,我们的观念和思维模式也将随之发生改变。商业活动的定价将以这些市场的价格为基础;国家之间签订协议时也要考虑和这些市场所管理的风险相呼应,并且还会因此不断修改本国的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由于这些市场为我们提供了控制风险的手段,我们的经济也就能够更加有效地运行。这些新型市场的出现会使公司更易于向个人发行生计保险、住房权益保险和收入挂钩型贷款。
有了这些措施之后,我们面临风险时就得到了保护、实现了风险对冲和分散,使得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变得更安全。减轻风险负担之后,一个全新的大众化金融体系将鼓励所有人比以前更具冒险精神,在从事各类活动时也更有动力。
我们以思考的方式验证一下上述理念,假设有一位来自印度的年轻女性现在住在芝加哥,她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小提琴演奏家。由于演奏家的收入前景不确定性太强,她很难借到培训所需的费用,因此充满担忧。但如果存在一种网络贷款方式,也就是当未来小提琴演奏家的收入低于预期时,她不用全额归还贷款,那么她肯定会考虑这种全新的科技手段。这笔贷款使她可以更轻松地追寻自己的梦想,因为即使演奏家的收入并不可观,她所承担的风险也已经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了,她在收入较低的情况下不用清偿所有贷款。她在未来多年中所面临的风险将由职业收入水平指数决定,而这个指数完全由计算机管理的网络汇总整理。她为职业发展而承担的绝大部分风险最终由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分摊,而非她独立承担。
继续以这位女性为例,她还为自己远在印度的亲属担忧,因为他们工作的行业正在衰退,他们原有的特殊技能很快会过时。但如果他们供职的公司预见到未来发展前景黯淡,就应该为员工购买生计保险,从而保护员工。保险公司会把保险合同承担的风险转卖给全球市场中的投资者。除此之外,印度政府还和其他国家的政府达成了风险分摊协议,为这位女性的亲属提供了进一步的保护。
还是以这位女性为例,令她担忧的还有自己的父母,他们居住在英国一个工业小镇上,而这个地区正在经历经济和社会变革。她担心如果父母的住房贬值,那么他们毕生的积蓄也会随之受损。但在新金融秩序下,她的父母在做住房按揭贷款时就同时购买了住房权益保险,能使他们免遭以上所设想的厄运;如果住房价格真的下跌,那么保险公司将支付给他们一笔补偿。此外,跨代社会保险体系和不平等收入保险系统将为他们提供进一步的保护。
新的数字技术的出现能够同时管理所有这些风险,它使我们能够用里约热内卢的利好对冲芝加哥的利空,用南非红酒生产商的收入增长抵充小提琴演奏家的收入下滑。最终形成的将是经济运行更平稳的格局,也必将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
当前的风险管理
很多常规风险实际上都由单一的个人或家庭承担。社会保障制度很大程度上仅能为最贫穷的人群服务,但即便如此其功能也是有限的。以当前存在的风险管理手段,我们无法为自己数十年甚至数年之后的收入投保。就算我们知道自己所在的社会逐步衰退,也没有任何手段对冲这种风险。经济和社会的变革使我们年老之后很难适应那时的生活节奏,现在家里的老年人也不可能承受因股市下跌而导致其毕生积蓄一夜之间化为乌有的现实,这些风险我们至今无法有效分散。无法有效控制这些风险正是当前仍有很多人生活在相对贫困境况下的主要原因。
假设人们对这些长久存在的风险完全知情,可能人们做决定时就会变得过度谨慎,甚至在失败的恐惧心理影响下刻意放弃一些机会。我们会变得愤世嫉俗,办事畏首畏尾,守着泥饭碗不肯放,在别人面前假装成功人士,永远恐惧进入那些高速发展的、真正能带来成功的领域。
在当前情况下,我们前文举例所讲的年轻女性就会选择放弃小提琴演奏家的职业,转而空等一个可能永远不会到来的合适时机。她手头没有关于理想职业的预期数据,也没有手段保障自己的经济安全,所以只能选择一个无趣的职业。
在当前情况下,她远在印度的叔叔失业后也无法再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他只能被迫提前退休,领取微薄的补贴度日。她远在英国的父母眼看着周边社区的房价下跌,自己的住房也在贬值。整个区域的经济陷入疲软,英国股市下跌导致他们的投资也受损。最终,他们连养老钱都保不住。在担心家人亲属所面临的风险时,这位女性自己的生活也变得更为艰难,成为小提琴演奏家的梦想越发遥不可及。
风险通常随着人生的推进逐步显现出来,有时也伴随毁灭性的历史事件爆发出来,所以我们无法用简单的方法测算自己所面临的风险的恶劣程度,但可以肯定其危害程度极高。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极其不平衡,一部分人收获了巨额财富,把另一部分人远远甩在身后。世界各地的个人收入水平极不平等。举例来讲,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98年是31 049美元,而同年印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2 464美元。这种不平等状况使社会动荡加剧,人们的仇富、绝望和失衡心态导致更多风险滋生,进一步加深社会民众的恐惧感,提升犯罪率,诱导社会退步。
在我看来,我们之所以无法正确控制生活中最重要的风险,原因在于我们无法用现有金融制度处置风险。迄今为止,所有金融创新的焦点都局限于传统股票市场和其他融资市场。人类积聚起来的财富中仅有很少的一部分,也就是上市公司所代表的价值,成为全世界股票市场上可以交易的对象。股票市场所反映的公司营业收入其实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大的规模。2000年可以称得上是股票市场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年,所有美国上市公司税后人均利润(也就是上市公司支付完员工薪酬、应付账款、财政税收后剩余的利润,理论上讲这部分利润可以作为红利分发给股东)仅2 000美元出头,仅相当于当年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人均支出的一半。其他国家股票市场所反映的公司利润如果摊到每个股东头上,甚至还不如美国。股票市场确实体量庞大且对社会经济运转十分重要,但实际上我们夸大了它这两方面的特征。前些年出现的网络股泡沫和科技泡沫都是金融动荡的实例,这证明了市场中的投资者正以过度的热情追逐缺乏风险管理的投资产品。
相对股票市场而言,正常薪酬收入和其他非金融生计来源,比如住房的经济价值,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的影响要重要得多。这才是人类财富的重中之重。
实现大规模风险共担(也就是说将风险分散到对于任何个人都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并不意味着全世界的人都要以同样的模式生活。相反,历史表明,尽管战争时有发生、政府时有更迭,长期金融方案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有用的。实际上,金融方案所应对的正是这些偶发的历史风险。
大规模风险共担可以降低贫困程度,弥合收入差距,但是其带来的好处远不止于此。在更大的范围内降低风险将为人类进步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实际上,如果历史上风险管理的手段没有革新进步的话,我们就不可能获得今天享有的经济成就。举例来讲,如果没有保险业,许多对现代社会至关重要的公司都会被认为是高风险的代表,甚至没有人会考虑创立这一类公司。如果没有当代资本市场,我们就不会看到大大小小的各类型公司,而正是它们的存在才为我们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再一次提醒读者,这些公司的业务原本也是被视为高风险的,甚至没人愿意涉足,如果没有当今的金融技术,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更为无趣的世界中。
我们在感谢当代金融和保险为我们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要意识到,更大的风险仍然挡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由于顾虑经济衰退,有些人放弃追逐光明的前程。由于现在大家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经济方面是孤立无援的,必须独自承担失误造成的所有损失,所以在选择教育、职业和投资等方面都会受到这种心理因素的制约。
让大家都设想新金融秩序下社会和经济所能取得的巨大进步存在一定的难度,因为还没有一个人亲身体验过这样一个另类的社会。如果能够消除人类对损失的恐惧,同时敦促人们开发自己的潜能,我们或许还能见到一些惊人的成就。
信息技术:大数据库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大
过去,复杂的金融方案(比如保险合同和企业组织架构方案)都要花大价钱才能做出来,因为搜集必要信息的过程中需要耗费大量成本。受益于新型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这些障碍逐步被清除。通过读取联网数据库内的信息,计算机程序能够生成复杂的金融合同或者创建复杂的金融工具。计算机还可以对合同或工具进行包装,使其在面向客户时呈现高度的可读性或可用性。金融创新现在已经可以通过廉价的方式有效推出了。我认为很有必要让这种趋势持续演进下去。
我们现在享有的一些重要的风险管理工具(比如人寿保险、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方案)之所以能面向广大民众进行推广,完全得益于19世纪信息技术的大发展。在当时被称为“新技术”的发明到现在看来都是比较简单的东西,包括廉价的用于印制记录的纸张、事前印刷好的格式表格、复写纸、打字机和文档整理系统,此外还有与之配套的有效的邮递系统和经过改善的商业和政府办事效率。
以旧时代的社会保障保险计划为例,该计划最早是德国于1889年开始执行的。当时的第一份计划与现代社保方案非常相似,也就是根据退休人员一生的工作记录向其发放退休金,要执行这样的计划就必须保存上百万人的工作记录长达数十年。德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管理者们需要定期向这个庞大的数据库中添加新记录,需要在保管得当的前提下提取当时需要的某个人的数据,还需要在运营巨型支付体系的同时与退休人员保持有效沟通。19世纪诞生的新技术(纸张、表格、文档管理系统和政府办事效率提高)使得这一切成为现实,并且不会产生难以承担的巨额成本。这项工作使很多社会梦想家转变为政策执行者,而且这项特殊的风险管理创新对迅速减少老年人贫困现象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创造出的工具比1889年德国人使用的技术不知要强多少倍。我见证了最新的科技手段所带来的变革,全新的数码科技使海量的居民住房信息成为可以电子化获取的数据。我和卡尔•凯斯、阿兰•韦斯一起在1991年创建了凯斯–席勒–韦斯公司,主营业务就是根据邮政编码区分不同地区房价上涨的情况,并分析美国境内的住房价格分级情况,再以这些数据支持新型风险管理工具的开发,从而帮助人们管理与住房相关的风险。自公司成立以来,针对单一家庭住房情况的数据库不断扩充,我们也正好对这些数据加以深度利用,这是在成立公司之初根本无法预见的趋势。
1990年前后出现的新技术也使我们能够着手开发住房权益保险。我们当时就注意到,住房权益保险索赔时应该与该区域的住房价格指数挂钩,而非仅根据单一房屋的出售价格决定赔付额度;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创设的产品就会引发道德危害。如果没有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这些信息技术手段的帮助,我们的理念恐怕就无法变成现实,因为当时还没有任何一个电子化的数据库能够支持我们编制区域住房价格指数。时至今日,进行这种保险创新以及其他金融创新的条件更优越:我们自己的数据库信息都在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增加。
金融理论与实践
过去一个世纪中,金融一直在演进,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金融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都是如此。金融理论在诸多学者的努力下被提高到一种以数量化手段进行复杂研究的高度,这些学者包括费希尔•布莱克、尤金•法玛、哈里•马科维茨、默顿•米勒、罗伯特•莫顿、詹姆斯•莫里斯、弗兰科•莫迪利安尼、斯蒂芬•罗斯、保罗•萨缪尔森、迈伦•斯科尔斯、威廉•夏普、詹姆士•托宾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
他们的研究共同组成了关于现代金融的全面理论,其成果之一就是教导人们在进行长期投资的决策时,一方面要全面考虑自身面对的各种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要考虑所有可用的风险管理工具的统计学特征。自从这方面的成果得到推广之后,将个人资产分散投资于不同的投资产品的做法就有了切实的依据,不再是一种直觉判断,也不再是一种经验之谈。他们的研究还催生了一些依托计算机的金融筹划服务平台,其中比较成熟的例子有esplanner.com、 financialengines.com、morningstar.com以及riskgrades.com等网站,随着金融理论和经济计量学的不断进步,这些工具必将进一步改善我们未来的生活。
现实市场中也有很多创新者,他们可谓是现实版的理论家。许多金融实践中的创新都来源于交易所,比如美国证券交易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以及以Instinet和Island为代表的电子通信网络等。各家投行也是激进的金融创新的发起者,比如美国银行、巴克莱、贝尔斯登、花旗银行、德意志银行、高盛、汇丰银行、摩根大通、美林、摩根士丹利、法兴集团和华瑟斯坦。更多的创新还是来源于保险和再保险公司,比如ACE集团、荷兰全球保险集团、美国国际集团、慕尼黑再保险公司、斯堪的亚保险公司、瑞士再保险公司和XL集团,也有一些创新来源于抵押贷款担保公司和消费类融资公司,比如房利美、房地美和GE资本,还有来自年金基金和共同基金的创新,比如加州公务员养老基金、富达国际投资、美国教师退休基金会和美国先锋集团,也有来自经纪商的创新,比如嘉信理财和E*交易。以美联储和欧洲央行为代表的中央银行,和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孟加拉发展银行为代表的开发银行性质的组织也都为金融创新做出了贡献。
上述机构所做的努力使得最近几十年成为世界金融史上最奋进的年代。在此期间诞生了无数新型金融产品(包括新型期货、期权、掉期合约)、新型的风险管理工具、新型抵押贷款合同和消费信贷合同、新型医疗保险以及新型开发贷款放款方式等。最好的是保险发展到了能够覆盖更多的特殊风险的程度,包括气候灾害等灾难性风险。由专业组织赞助举办的论坛和会议也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活动,这些组织包括投资管理与研究协会(AIMR)、全球风险管理专业人士协会(GARP)和国际金融工程师协会(IAFE)等。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多个追随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开始推动高速金融改革,其中最显著的就是中国和苏联,同时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着手进行了改革。这些改革的尝试对世界发展的意义在于,其发生和发展的环境与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社会传统也大相径庭,并且改革的背后有这些国家的人们尝试新发展模式的热情做坚实的后盾。这些国家的改革势必催生全新的金融创新,也势必成为全球其他国家效仿的对象。
心理学、行为金融学和既有思想框架
如果我们希望实现真正的金融大众化,金融从业者就必须教会普通人使用金融工具,使他们了解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这些知识不应仅局限在金融专家的手中。过去多年中,经济理论一直宣称金融可以完全由人力运行,但是人脑毕竟不是计算机,任何人都不可能无休止地运算,也不可能精准地规划仅使自己受益的金融方案。从事金融实践的人对这个事实心知肚明,但是从事金融理论研究的人仿佛才刚刚意识到这种人类的本性。
大多数人对金融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知之甚少,也不懂需要使用哪些金融创新才能有效管理风险。更值得担忧的是,大多数人对自己承担的风险没有足够的认识,更谈不上主动寻找方法降低风险。尽管人们有能力弥合收入差距,但是大多数人都不会主动这样做,所以无缘由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就演化成难以驾驭的风险。
1990年前后,我们逐步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研究者们在三个外力的帮助下开始对金融学理论进行彻底革新,这三个外力分别是行为金融学理论的发展、从心理学原则出发研究金融以及用其他社会性学科的眼光研究金融。行为金融学理论纠正了大多数数量金融学理论的通病,即在研究过程中忽视了人性的因素。
行为金融学给我上的重要一课使我懂得,既有思维框架对风险管理起着决定性作用。本书中引述的“既有思维框架”来自于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的研究成果,他们通过自己的研究很好地记录了普通人对自己身处的环境、参照物、心理状态和心理联想等所持有的思维框架,而这些既有思维框架通常都会对人们的决策过程产生影响。
在设计新金融产品的过程中,产品推出时的样式和人们对其产生的联想都起着决定性作用。本书的正文部分将展开论述关于新金融秩序的理论,而新金融秩序理论的核心部分就含有对既有思维框架的应用,只有当我解释清楚心理学既有思维框架的强大,读者们才能真正相信未来的风险管理能取得进步。
金融创新带来的问题
在金融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几个重要的问题重复浮现,这使得我们在推动创新的同时备受挫折。首要问题就是过度投机行为,这造成金融市场过度波动。此类问题的典型代表就是我在《非理性繁荣》中描述的20世纪90年代的股市泡沫,这场闹剧在2000年年初发展到巅峰,许多公司在泡沫繁荣的刺激下进行了浪费型投资,出现了不少财务造假行为,也误导许多个人投资者做出了高风险投资决策。泡沫破灭后,全球股市都出现了暴跌。到2002年年中,根据实时通胀指数进行调整的标准普尔指数下跌了近一半。有些国家股市的下跌幅度还远不止于此,仅2000~2002年,因股市下跌而被一扫而光的财富恐怕要以亿万美元为单位计算。仅以美国为例,股市下跌造成的损失如果换算成房地产价值的话,那么全美所有的个人住房都要被一扫而空,或者数千座世贸中心这样的摩天大楼被损毁。尽管未来的牛市有可能弥补股市暴跌造成的损失,但是这提醒了我们:市场总是在不停地制造风险。
在讲学过程中,总有人问我到底有何措施应对此类市场波动,而我通常无法给出完美的答案。实际上,我们所能采取的措施中最好的一种莫过于不断研究金融技术,通过金融技术的革新为过度波动提供缓冲。
尽管我们注意到投机性市场存在过度波动,但是大家不能仅凭我的或其他学者的关于金融市场的观点就判断此类市场是疯子才参与的市场。我所强调的观点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的美国“综合性股票市场”主要受参与者心理和流行观点的驱动,出现了过度波动。但是许多其他与市场相关的行业指数并没有出现过度波动,而进行单一股票交易的市场中还存在种种证据,证实了这些市场中的交易价格确实能够反映关于未来损益情况的真实信息。
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金融创新有时会刺激不道德的从业者采取暗箱交易、欺瞒客户甚至诈骗等行为。以暗箱操作为主要手段的公司,比如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就误导了投资者,最终血本无归;管理不善的公司,比如德国金属公司就不惜牺牲股东的利益投资高风险金融产品,也遭受了损失;而从本质上就居心不良的公司,比如安然公司,就公然以诈骗的手段欺瞒公众,导致无数人遭殃。但是这些极端的事例不能掩盖金融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新生的技术尽管功能强大,但总是存在风险,在我们学会管理风险的过程中总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故。在蒸汽机刚刚发明出来时,有不少人死于锅炉爆炸事故;在民航飞行刚刚推出的年代,也有不少人死于坠机。但是技术的不断进步总是能大量减少意外的发生。所以说,解决经济问题之道在于使我们的金融技术不断革新、不断大众化,而不是倒行逆施。
另一个问题是因为政权的更迭而导致发展中断。政府换届或政权更迭有可能导致某些金融方案被彻底废止,或者止步不前,历史不断提醒我们长期金融方案得以执行的前提是国家政局稳定。但是,很多金融合同在经历政府更迭之后也延续执行。现实中,甚至在政治权力因为战争或革命而完全转移到敌对势力手中之后,有的金融合同还能继续得到执行。1899年召开的国际和会上,多国政府一致签署了《海牙章程》,其规定战胜国必须尊重自然人的资产和权利。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全面溃败,协约国和既往的同盟国战友对德国政府满怀怒气,德国政府必须支付巨额的战争修复赔款,但是德国国民却可以保留在德国境内外的个人投资,以及个人的保险和年金。1979年,霍梅尼领导的革命运动推翻了伊朗王,成立了激进的伊斯兰教政府,尽管该政府的政治主张偏激,但是他承认并保护了政府雇员在伊朗王统治期间所获取的个人年金。1994年,南非政权从白人手中转到了以黑人为主体的本国人手中,尽管这个国家的历史充满了种族隔离的苦难和种族冲突的问题,但是国民个人的金融证券、保险和年金都保持原状。
当然,我们也能在历史上找到金融合同被强行终止的例证。社会主义理论盛行的年代,列宁、穆罕默德•摩萨德、纳赛尔、英迪拉•甘地以及其他社会主义革命的领袖人物都有充足的理论依据没收个人财产,并且终止金融方案的执行,这种做法在当今世界几乎已经不见踪迹,但是支持这些行动的理论却并没有完全被人们遗忘。金融合同不可能历经各种动荡而屹立不倒,但是历史证明大多数合同都能延续,特别是分散风险的合同通常是人们保护的对象。
金融的道德范畴
在本书中,我以金融的视角讨论一些偶尔会激起人们道德辩论的问题,比如经济地位不平等现象,还讨论了一些关于公平性的问题,比如社会应该如何善待老年人。读者们或许觉得以金融的视角论证这些问题非常奇怪。公众通常都把金融视为一个无道德的领域,只有自私自利和雁过拔毛的人才会选择从事金融行业。确实,多数情况下金融交易都凸显出人性中自私的一面,因为他们毫不遮掩地讨论交易双方各自所图。这些交易实际上是帮助人们保护自己的长远权益,他们提供激励机制,刺激人们更好地工作,鼓励人们进行有风险的投资,从而在未来的某个时点获得回报。当工作完成、风险消散之后,付出工作努力的人当然要按照合同索取报酬,很多人仅看到他们索取的行为,却不知道他们为此付出的努力和承担的风险。
金融理论确实也明确指出,金融的目的在于实现分配的公正,在此过程中不应导致经济运转滞胀,也不应产生误导性的恶性刺激因素。在不以现有经济理论为参照的前提下,我们很难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
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其1971年出版的著作《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中提出分配正义论,对历史上所有哲学家关于公正的讨论都做出了全新的阐释。他最突出的贡献是重新解释了伊曼努尔•康德的“定然律令”。在我引用罗尔斯的理论进行讨论时,实际上沿用了最初提出这些理论的经济学家约翰•海萨尼的思路,在我们做出关于经济制度的道德决策过程中,他的哲学理论能够帮助我们将金融放到决策的前沿阵地中。
根据罗尔斯的理论,我们在讨论分配公正问题时应该回到“原点”,也就是我们的经济地位还无法被判定且必然承担风险的点。换句话说,当一个社会人要做出关于分配公正与否的判断时,应该把自己当作一个尚未出生的人,而且也是对未来的社会身份没有任何先决判断的人。只有这样,我们做出的判断才会绝对公平,但即便这样也不会出现天下大同的情况。在罗尔斯的理论基础上,我们可以将公正性作为风险管理的主要原则之一,核心就在于研究如何管理我们生来就面对的以及未来在恶劣生存环境中将面对的风险。
罗尔斯毕竟是一位哲学家,而不是金融理论家,所以他对自己理论的总结放在金融的视角来看还显得过于幼稚。他提出,我们必须遵循“差异性原则”做出道德判断,而由此判断所形成的经济制度应该是一种能将处于经济地位最底层的民众的地位最大化的制度,也就是说,在考虑所有经济激励因素和所有可能的滞后因素的前提下,让最弱势群体过上尽可能最好的日子的制度。差异性原则坚称,社会所能容忍的不平等上限是社会经济制度能够帮助改善最弱势群体的生活状态。这种“最小因子最大化”(也就是尽最大努力改善最低生活状态)的解决方案根本称不上我们进行风险管理的最自然的方式。因为每个人的状况都各不相同,并非每个人都生活在最弱势的阶层当中。
我试图从罗尔斯的原点出发,以一种“窗口观景”的方式定义自己的公正原则。我问自己,在生来即与身边的人地位相等的概率几乎一样的前提下,我们生存的世界将是怎样的?在此前提下,我们必然关心身边所有人的生活状况,而非仅仅是最弱势的群体。提出这个问题时,我是站在将全世界视作同一幅画面的高度,以最宽泛的知觉体会平等和机遇,以及人生的阅历给我们带来的情感。站在这个高度,收入不平等现象不再是一个自动归为负面的因素,而不过是整个景观中很小的一个因子。我们可以在此前提下容忍相当程度的收入不平等,而我们肯定不能容忍的是无缘由、随机且令人痛苦的不平等现象。
罗尔斯关于公正的理论对我的论述很重要,主要是因为他展示了许多哲学家关于实现社会公正的直觉判断实际上可以通过运用金融理论得以验证。我们将拓宽这个金融理论的范畴,使其更深层次地与社会结合在一起。
本书的核心
本书的第一部分界定了金融技术所要解决的问题的边界,也就是应对许多个人的经济地位突然剧烈下降的风险。即便我们认为世界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会持续向好,这些风险仍然会长期存在。我们将看到,经济风险实际上比我们任何人想象的都更大——技术手段创新本身就是个人经济风险的重要来源之一,而且其他风险源头也在不断威胁着个人财富的增长。
第二部分主要讨论技术手段的进步如何提供对未来风险管理改善的承诺。当代信息技术为改善风险管理手段提供了很多机会,而我们不过刚刚开始接触这些技术。技术进步的另一个方面是心理学研究的进步,心理学研究的新成果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普通人是如何与风险管理工具互动的。
第三部分是本书的核心,共六章,每章提出并论述了一个关于新金融秩序的观点。
第四部分讨论了布局新金融秩序可用的其他工具,包括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新的计量单位以及电子货币。除此以外,我还在这个部分论述了推行新金融秩序所必须进行的研究和推广工作。
第五部分分析了金融市场和社会保险的演变历程,展示了金融的历史其实与我倡导的变革有相似的缓慢的进程。过去两个世纪中取得同样成绩的创新者们对人类的心理活动有着基础性的认知,而且也能有效利用他们同时代最先进的技术。由此得到的自然结论就是未来我们也能延续这种发展趋势。
后记部分总结性地提出了一套激进的金融创新方案,也是从另一个方面向人们展示,如果我们的金融制度在现有基础上得到革命性推进,那么我们的生活状态也将得到根本性的提升。

内容简介
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一种新金融秩序?在《新金融秩序:如何应对不确定的金融风险》这本书中,作者认为,未来的社会是一个发展导向型的信息社会,年轻人的理念和才能正是这个社会发展所需的原材料,如果没有一种制度为他们提供更高程度的保障,他们就无法将自己的智力财富转化成社会所需的产品和服务。
在《新金融秩序》一书中,作者提出了一套以保护国家财富为目的的全新风险管理基础架构。在这种架构中,运用金融创新来保护公众免受系统性风险的冲……比如说,在微观层面上可以保护某个个人不会因技术进步而失业,宏观层面可以保护家庭和社区不会因为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遭受威胁。
该书重点阐述了如何将风险管理的手段运用于解决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本书展示了一种通过信息技术手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风险管理文化,与现有的社会经济制度相呼应,二者共同促进财富的增长。
强化监管体制,增强危机与风险处置能力是中国未来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国务院发布的未来金融改革的10条改革政策,也把进一步发挥保险的保障作用和严密防范金融风险作为重要的改革方向。此书作为未来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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