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见 看见 听见.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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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阮义忠,当今最活跃的摄影艺术家之一,他在摄影艺术上的成就为人们所熟知,而他的文字魅力也在近年越来越多地呈现。不但亲手为自己的摄影集配上精致文字,更在多家报刊发表专栏,每日一世界的微博亦在只言片语中找寻生活情味。本书是他创作三十年来第一本个人随笔集,自述童年记忆、影响一生的重要历程、与世界顶级摄影大师的往来,心仪的歌手和友人……读者可从中一窥这位“摄影教父”镜头背后的故事,与他一同“想见,看见,听见”——那些黑白影像中没有说出来的,都在文字中汩汩流淌。

名人推荐
陈丹青: 中国大陆关注“世界摄影”,或我称之为“严肃摄影”的人士,若其年龄正在四十岁上下,那么,阮义忠的名字想必在他们心中无可替代——他是一位世界摄影之于中国的启蒙者与传道者,我甚至听说,好几位大陆摄影家把“摄影教父”这样的尊称给予阮义忠。

顾铮: 在阮义忠先生的镜头里,台湾的乡亲们似乎并不在乎或者顾虑他的镜头存在。他们只是在生活,在生活中,而阮义忠先生可能于他们来说,也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对摄影中的阮先生并不起外心,有生份、见外之感。阮义忠先生虽然拍摄下了他们的日常,但那也是阮先生的日常。这样的日常教我们振作,教我们知道感动是什么,也让我们惊醒麻木的丑陋。

王璜生: 作为一个摄影家,阮义忠在他30年的摄影历程中,逐渐在台湾地域文化和历史情境中找到了其摄影观看的立足点,“凝视台湾即将逝去的人文价值”,见证台湾的政治变化、农业生活转变到工业生活的迷茫、都市化给人们带来的错乱、根文化和本土文化受到的冲击等等。在他的摄影中,我们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台湾“乡土情结”或“乡土意识”。

陈映真: 阮义忠的可贵处,在于他那动人的诚实。

作者简介
阮义忠,当今最活跃的摄影艺术家之一。1950年生于台湾省宜兰县。在华人摄影界影响甚巨,有“世界摄影之于中国的启蒙者与传道者”之称。三十多年来,他跋山涉水,深入乡土民间,寻找动人细节,拍摄了大量以百姓日常生活为题材的珍贵照片,作品也成了台湾独一无二的民间生活史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创办《摄影家》杂志,撰述《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摄影美学七问》等书,在摄影界引起很大反响;他的五部摄影集《北埔》、《八尺门》、《人与土地》、《台北谣言》、《四季》使他成为世界知名摄影家。

目录
序:见或不见

卷一 想见

爱哭的童年
回家的方向
北埔十三巡
八尺门、摄影、我
人与土地:我的摄影主题、我的成长背景
台北谣言:为城市造像的感慨
四季的故事
失落的铁轨,失色的梦
抽屉里的浪花
老伴


卷二 看见

寻找方大曾
丈量永恒的尺度:吕楠
谜语和真相:陈传兴
期待上帝:冯君蓝的《微尘圣像》
君子庄灵‧灵视人间
向自然习法:谈张志辉的摄影专题《胸无成竹》


卷三 听见

重听伦纳德·科恩
彻底的异乡人:罗伯特·弗兰克
黑暗报告,良知之光:唐‧麦库林
永远的布列松
想念亚美尼亚

序言
序:见或不见

  从小我的作文成绩就不好,长大了对写文章也没信心。倒是画画一直被夸奖,后来拍照也得了些掌声。我对图像的掌握能力远胜过文字,这跟我的成长背景与环境有关。祖父是镇上有名的细雕木作师傅,在我还不会走路,于木料刨花堆里爬的时候,日日所见的就是神案上的龙凤木雕、考究家具上的花卉禽鸟。长大些,堂兄弟们在玩捉迷藏、官兵捉强盗时,我最爱的却是用砖头、木炭在晒谷埕画东画西,让大人十分头痛。
  上了学,有了笔,课本、作业簿的空白处都是我的涂鸦。爸爸妈妈一看就摇头,认为我不好好念书,只会鬼画符。如果说,我的画画爱好曾受过什么鼓励的话,那就是每当家人生病久久不好,必须举行去邪、路祭时,就会由我负责用冥纸为扎好的稻草人画张脸。大人小孩都说:“阿钉仔画得好像啊!”
  我所看到的世界充满线条、比例、秩序、构图,却找不到形容它们的词句;没想到这个毛病竟成为我日后的写作风格。对我来说,大多数的表达方法似乎不太适用,总觉得那不是我所见到的,也不是我想传达的重点。对于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我一向特别敏感,对同一件东西在不同时间的存在状态我总是特别感兴趣,但在意的焦点往往说得不够清楚,让别人觉得我叙述事情太跳跃;这是我的缺点。可是,我有办法抓住稍纵即逝的一线灵光,当我把这个长处与摄影结合为图文书时,竟引起我没有料到的热烈回响。
  这本书以文为重,图反而为副,在某个方面来说,可说是我众多出版物中的第一本散文集。会把书取名为《想见 看见 听见》,是因为我特别注重“见”。我认为那不只是视觉,而是一种触感。它是具体的,会反弹、有温度、有形状、有量体,是一种几乎等于烙印的存在。若是“想”、“看”、“听”而没有“见”,就等于生命不曾与外在有过接触。真正的“见”来自生活本身,而不是阅读他人的经验。我的文章若是有一点点特别,大概就是因为文字与生活共频率;因此我将这本书的二十一篇文章分成这样三辑。
  书中文章最早的一篇写于一九八五年,最近的一篇刚脱稿。让我感激的对象很多:台湾的联合报副刊及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几乎每次收到稿子都会以我不敢妄想的慷慨篇幅刊登;台湾九歌出版社好几次把我的文章选入年度最佳散文选。大陆的生活月刊更是不但跟我邀稿,还将我拉入编辑顾问团,一有合适题材就催促我写稿;近年来写的一些稿子都是在这本令人尊敬的刊物首发。其他文章多半是当年开摄影展时赶出来的,事隔三十年重看,有点脸红,幸好内人袁瑶瑶帮我精简润饰。我还要特别向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陈飞雪女士致谢,因为她完全尊重我在本书结构与配图上的决定。
   
   感恩大家!
   
    阮义忠 于台北
   二〇一三年三月

文摘
爱哭的童年

很少回忆儿时的情景,因为我的童年仿佛没有欢乐可言。一想到我就会赶紧打住,让思绪转个方向,免得碰触到无所不在的隐痛。
大概是这个缘故吧,日子久了,我竟变得有往事健忘症,留在记忆中的孩提事情,每一桩都只是残缺片段,连不成一则稍微完整的情节。印象最强的反倒是结局;留在记忆中的那些经验无论是怎么开始和发展的,最后都是不愉快地收场。因此,我大半只记得伤痛,而忘却其它枝节了。
在我童年的那个年头,台湾的经济还是很差的,乡下人只有靠极为认命的勤奋和节俭,才能勉强养家。继承祖业木匠的父亲有九个小孩要养,把所有体力和精力都投在刨刀、凿子、铁锤和一批批木材堆里;唯有如此,才扛得住沉重的生活担子。
他那一日日弯驼的背、一日日衰老的容颜、一日日稀少的头发,始终就不曾给过孩子们慈祥亲切的感觉。他很少开口说话,也很少对我们展开笑容。孩子和他的沟通都透过母亲传达,甚至连他在生气,也都是妈妈咬着我们的耳根:“你爸要处罚你了!”我们才知道。
父亲的木讷和严厉,使家里笼罩着一层高压的气氛,每个孩子在家里都无法把自己的感情倾吐出来,彼此很少沟通,大家都是闷着地一日日长大起来。而我,是家中性情最烈的,不像兄弟姊妹那般,以温驯听命的态度来尽子女的本分。我会表示不满、抗议,甚至以逃学、离家出走来抗拒自己的不幸命运。
不过,在我有胆量和能力搞革命前,也就是幼儿到学前阶段,我只有以每个人都有的本能——哭,来表示抗议。
我的爱哭是极为出名的,连附近邻居都怕了我。我动不动就哭,而且只要嗓门一开,就没有人劝得了,只有在我哭够了,觉得已经把家里搞得鸡犬不宁时,才会甘愿地打住。而那时,我通常是筋疲力尽,喉咙都哭哑失声,就地一瘫就累极睡倒了。
在那些无理取闹的哭阵中,我那已经被扫把竹条鞭笞过的手和腿,会再加上很多条伤痕。但不论父母怎么吓我,或再加打几顿,我都不会妥协,继续哭,哭到大人们束手无策,反而会担心我哭伤了。那时,妈妈或者祖母会塞些我平常最喜欢吃的糖果或想了很久的一支蜡笔,希望我收住哭声。尽管这些东西都得存上一两个礼拜的零用钱才买得起,但我都会把它们扔得远远的。我记得,自己那时的脾气真是人鬼都怕。
我的爱哭,被亲戚们认为是极没出息的表现;叔伯在教训堂兄弟姊妹们时,都会引我的例子为戒:“像阿忠那款,你一世人就完了!”
然而,在小小的那个年纪,我却一点也不以自己的臭名为辱,还很得意地认为:唯独我有能力搞得大家都头痛。
那种哭,是需要极大技巧和毅力的,动不动就长达两、三小时,除了身体消受不了,有时还会惹来没人理的惨况。大人斗不过、哄不住,也就不再吓唬或施小惠了。于是,我往往会落得既可怜又可笑,独自在角落里,从轰轰烈烈的嚎啕变成有气无力的呜咽。想想不甘心,鼓起精神再来一场声势更壮大的,好证明自己没被打败。
我把每一场哭都当成突击战,一怨怒就向家人放冷箭。然而,有一天,我再也不想哭了,其中缘故,正是史无前例的一场壮烈长哭。
为什么而哭倒是忘了,只记得自己没阖眼地哭到天亮。从傍晚开始,我就往地上一坐,拒吃晚饭、拉开嗓门。妈妈在全家大小都下了饭桌之后,把我的碗筷留着,将剩菜拨到另一只小碗里,无可奈何地向靠在门坎旁的我说:“哭饿了,就自己来吃吧!”
夜色急遽地冷清而深沉,家里大小一个个洗过澡,准备上床睡觉了。每个人从我身边走过,都得把脚抬高一点,以免被我绊倒。
爸爸盯着我,摇摇头,叹了一口极为失望的气,丢下一句:“现世(丢脸)!”姊姊用脚尖碰碰我,使眼色叫我作罢;妹妹踮着脚跟,怕惹火了我遭殃;两位哥哥则见怪不怪,从我身上一跨而过;弟弟们有的不明就里,有的对我做鬼脸。
我依旧哭我的,不顾一切。不多久,寝室的鼾声开始响起;月亮渐高,映在地上的窗框影子,由斜长逐渐缩短。餐桌上的我那份饭菜终于隐没在黑暗中。
外面的猫叫、犬吠断断续续地传来,终至寂静,唯一能听到的就是我几近虚脱、如游丝般的喘息。我隐约地体会到,没什么人、什么事会被我的哭声打败;这场仗彻头彻尾是我在和自己拼斗。
半夜,妈妈起床来劝我上床,几乎已败阵的我却仍然坚持着不投降。妈妈莫可奈何,怜爱地在我手中塞了一个硬币。我已无力和以往一样把它扔远,只是不愿接住地任它滑出手掌,硬币滚在泥地上,没有半点声音。
妈妈回床上去了,留下我生气地盯着眼前的硬币。在漆黑的角落,铜板稍稍反光。两毛钱就想让我妥协?我哭不出来,仿佛最后一点的自尊都被击溃了。
天际渐渐露白,硬币上的花纹越来越清楚,我终于知道,那是一枚刚发行的一元新钱,大小与两毛硬币相仿。以我当时一周一毛的零用钱,得十个星期才存得起来!
这样的下场,真不知该高兴还是难过。破碎的尊严已恢复,我的哭终于使家人付出了大代价。可是,我竟然扔走了一块钱!虽然那一块钱依旧躺在地上,但我已经不能去拿了。起先拿或不拿都还有尊严可言,但拒绝之后再拿,岂不连立场都没?对不能享用那一大笔财富,我几乎后悔了整个童年。
这一场难忘的哭的经历,让我告别了童年的某个阶段。之后,我就再也不哭了,改用其他反叛方式,在一日日的不顺遂中逐渐长大。

写于1986年12月


抽屉里的浪花

人对往事的记忆就像锁在不同抽屉里、舍不得丢的杂物,有些经过归档,有些无法分类,就那么一起参杂地搁着,随着岁月的堆垒而尘封。某日不经意地打开一个抽屉,那被忘了、如同隔世般的旧事便猛然回魂,又有了温度、呼吸和生命;过去与现在又接续上了。
我的家乡头城是个东台湾靠海的封闭村子,居民一半务农、一半打渔,连镇上那家历史悠久、破破旧旧的戏院,也有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农渔之家》。这家戏院是无数镇民的精神家园,也是我童年时的梦想窗口。陪祖母在这儿看的一出出歌仔戏,让我对中国历代英雄或奸臣的舞台形象深信不疑,直到后来上了历史课,印象也很难纠正。
电影盛行后,歌仔戏跟着没落,戏院上映的多半是日本片,宫本武藏、盲剑客是大家心目中的偶像,小林旭、石原裕次郎在黑社会电影中的穿著打扮,乃至一举一动,都是年轻人效法的对象。在本土电影方面,大受欢迎的则是模仿美国《劳莱与哈台》的喜剧片《王哥柳哥游台湾》。在交通不便的六○年代,岛民们透过电影,仿佛也游遍了台湾的名胜古迹。
胖得像酿酒桶的王哥是擦鞋匠,瘦得像电线杆的柳哥是三轮车夫。王哥中了爱国奖券,邀好友柳哥环岛旅行。两个土包子在旅途中糗事不断,既谄媚别人,又挖苦自己。情节虽然在戏谑中也有温情,却老让我觉得台湾人的形象受到扭曲。
在那个年代,我们对中国大陆的点点滴滴与日本的形形色色,比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土地清楚多了。台湾被日本殖民了半个世纪,皇民化的影响早已深烙人心,而对国民党政府而言,台湾又只是个跳板;暂时落难至此,迟早要回家去。我们对这块土地的历史认知是经过筛检的,或甚至是被误导的;台湾的本土特质被有意无意地抹杀了。
大陆的省份、都市成了台湾的街道名,像陕西路、青岛路、南京路、长安路、 西藏路、沈阳路、迪化街、宁波街、哈尔滨街……这样的路名全省可见,提醒百姓“毋忘祖国”。城里、郊外布满“反共抗俄”、“保密防谍,人人有责”、“匪谍就在你身边”等标语,仿佛字写得愈大、愈漂亮,反攻大陆就愈有可能成功。
此外,无论是桥头、巷弄、山顶或海边,不时会出现“此处禁止测量、描绘、摄影、狩猎”等警语,仿佛无处不是禁区。海岸线更是禁区中的禁区,相隔没多远就有海防部队的冈哨,既防走私偷渡,又防想家的人投奔对岸。在那期间,小小的台湾实际上是个大大的隔离岛,因为政府把自己的人民给关起来了,直到蒋经国于一九八六年制定解严政策。
还好,有部分海岸线在当时是被解禁的,那就是全省为数不多的海水浴场。在这里,浪花声与人民的欢笑仍能齐鸣。我就是一个幸运者,家离海水浴场只有二十分钟路程。尽管父母三令五申,禁止小孩在没有大人陪伴的情况下去玩水,我们却时常偷偷地到那烫得可以焖蛋的沙滩上打滚,再冲向冰得刺人的大海中,几个钟头一下就过了。回家前怕自己看起来太干净,就用菜园里的泥土往身上抹,好让妈妈以为我们是在泥地里撒野。
我们呼吸的空气常带着海味,发丝里不时夹着海沙,胳肢窝里总沾有盐巴,可是大部分人却不敢梦想有一天能出海远行。我的二哥就像一些不甘被土地绑住的农家子弟一样,一直梦想当船员,幻想周游世界。
那时,乡镇村落的电线杆还都不是水泥做的,一棵棵树干被削得圆滚滚的,浸过黑黑的柏油后,便孤零零地立在道路两旁。人们在上面张贴宣传单或寻人启事,其中经常出现的就是征召船员的广告。
二哥每隔一阵子就会央求父亲让他上船去试试,央求过几年后,终于明白这件事是无望的。后来,我们家七兄弟之中,唯一留在老家当木匠的就是他。当初最想出走的,却认命地成了唯一继承祖业的人。事实上,我知道他好几次都有离家出走的念头,也不止一次在深夜里听到他蒙着被子叹息、饮泣。
跟他一样,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也一直深怕被钉牢在这个沉睡久已的小镇里。自古以来,镇上的每个人都过着跟父母一样的生活,彷佛命运老早就被决定了,时代的脚步、社会的变迁都跟我们无关。从小到大,或许就是靠着喜欢观察、创作的天性,才让我能享有一方自己的天地。
还没分家之前,我们和四叔、五叔在同一个屋檐下过日子。每房有一间卧室,三个媳妇除了侍奉祖母外,还轮月掌厨,负责喂饱三个家庭二三十口人的肚子,家事虽然粗重,彼此倒也和乐融融。我们三房的寝室在炉灶、餐厅的楼上,四叔、五叔两家则是住在隔个过道的木料仓库二楼。
像那时大多数的人家一样,四叔、五叔都受过日本教育,在镇公所上班,其中一位还当上课长,算是镇上的小资阶级。在那不经申请就不得聚众的年代,民间的交谊活动都得偷偷举行。四叔、五叔的房间隔着一个宽大的空间,时常被他们用来举行舞会。四叔会吹萨克斯风,他的一些朋友会打鼓、吹小喇叭以及弹低音贝斯,一个三五人的小型西乐队就这么组成了。长大之后回想起来,那不就是爵士、蓝调吗?想不到头城也能如此赶时髦。原来,平淡无奇的庶民生活背后,也总有意外暗自运作着。
我们从小就在封闭的环境中成长,而那一场场的秘密舞会,就是一窥大都会时尚的时机。若是碰到有人密报,警察上门取缔、舞客四处逃窜的情景,也能让我们看得心跳加快,真是兴奋又刺激。每次有舞会,保守的父母都会禁止我们接近。我当然没那么听话,等父母睡着后,便去趴在窗口看跳舞。看久了便能去帮忙摇留声机,运气好的时候还能上场摇沙铃。
白天严肃木讷的长辈,在晚上仿佛变了个人似的,活泼、可亲又有趣。保守的父亲却绝不可能如此。他在白天与晚上都是一个样子,严厉又寡言,永远在现实世界中扮演着一成不变的角色,从来不提过去。这样的印象一直维持到我高中时的某一天,在整理杂物时打开家中一个老橱柜。
那时四叔、五叔已跟我们分家,五婶到小学教书,四婶则是在镇上开了一家杂货店,两家的经济情况都愈来愈好。家人懒得整理他们原来的房间,我便把它打通、改造,变成由我一人独享的空间。四叔留下一个还不错的二声道音响,让我接近了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我用家里的剩木料做些摆设、装置,再把五叔留下的书桌椅摆在恰当的位置,将辛苦收集的世界文学名著放上书架。高中三年,这里既是我的画室,又是我的书房,迷上古典音乐后,还在里面练过几个月的小提琴。
在整理空间时,我把一个堆满家中杂物的橱柜撬开,发现不少家族的老东西,其中包括一面沉重而纹路细致的古铜镜、一把日本武士刀、两顶降落伞、一顶日军钢盔,以及为数不少的日文杂志、书籍。我揣摩,那面老铜镜可能是祖先从唐山到台湾时所带的传家宝,武士刀、降落伞以及钢盔则说明了家族有人曾被拉去当日本军夫。
从小我就不曾听过大人谈日据时代或是国民党政府初迁来台的事,就是追问也没人理,仿佛一不小心就能惹祸上身。直到许多年后,我离开家乡到台北工作,才从一位外国同事的口中得知,台湾曾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底爆发一场后来导致政府暴力镇压民众的事件,名为“二二八”事件。对当时大多数的台湾人而言,这块土地的历史就像缺了许多片的拼图,不齐不全,模棱两可。
那两顶降落伞的布料可真好啊!在那物资缺乏的年代,连办完丧事后,写满黑字的白粗布挽联都会被拿来做内衣裤,美援的面粉袋也常被改成外出的便衫。我不敢探问降落伞的来源,自己偷偷把它裁了、缝成衣裤,穿出去拉风极了。后来,我才从大哥那里知道,爸爸年轻时因为手艺好,曾被强拉去修补弹痕累累的日本零式战斗机。那时的日军已是强弩之末,国力衰弱,连修补飞机上的破洞也只能用木料。武士刀和降落伞,也许就是爸爸不得不接受的薪饷。原来,爸爸也是有过去的人啊!
无可避免的,我们从小就经常会碰到绰号“老芋仔”的外省军人。记得海边一个小渔村的附近有个营区,大家管里面的人叫“大陈仔”。小时候以为大陈和福建、广东一样,是大陆的一个省份。长大后才知道,它是个属于浙江省台州列岛的岛屿。一九五五年二月,政府在美国第七舰队的护航下,将岛上的一万八千多军民全部撤退到台湾。由于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来台,故被称为“大陈义胞”。
学校里的国语课多半由外省老师担任。他们各有各的腔调,发音也不标准,所以很少学生能讲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我就是其中之一。那些老师都非常凶,仿佛把无处宣泄的郁闷都发在小孩身上了。记得小学时,只要是作业没交或是考试不及格,就会被狠狠地处罚。那种被戒尺打在手心、屁股或腿肚上的疼痛,直到现在想起来还会害怕。长大后想起来,对他们倒有几分同情。他们仓促惶恐地来到台湾,一夕之间与亲友、所爱天人永隔,那种痛岂止是锥心!
有些老师相当有学问,或多或少都对我产生过影响。比如说,我的绘画天分最早就是被读初中时的美术老师肯定的。毕业于杭州艺专的他,为我们这些乡下小孩带来了以往所不熟悉的艺术品味。读高一时的导师则是位精通甲骨文的学者,经常讲课讲到兴起,便在黑板上画些甲骨文让我们瞧瞧。正是由他的口中,我首次知道了李济、董作宾以及许多其它的中国著名知识分子。
到台北工作后,我更是发现,在一个小小的小区,或是短短的一条路上,往往就汇聚着来自大陆各个不同省分的优秀人士。来自中国大陆的许多学者、专家把厚实的传统文化,较先进的工业、金融知识勤勤恳恳地传播于台湾小岛。中华文化的种子有幸不受乱世摧残,在海岛的呵护下开花、结果。
在台湾生长的男性必须服兵役,我也于满二十岁那年开始服役三年。由于抽签抽到海军,台湾的各式军舰,除了潜水艇之外,举凡巡洋舰、驱逐舰、运补舰、抢滩小艇,我都上上下下不知多少次了。我是通讯士官,必须经常背着沉重的PR77无线通话器从大舰跳到小艇,再从小艇跳到滩头。有时还得在风浪大作的海上,从小艇爬绳梯上军舰甲板,随时都有可能被剧烈摇晃的军舰夹死。
属于国民党政府管辖的所有军事岛屿,我全去过。大金门、小金门、大旦、二旦、马祖、北竿、南竿、东莒、西莒,甚至连很少人踏上的乌丘也到过。我们的小艇队在金门驻守过一年,晚上站岗时得非常小心地提防,以免被从对岸摸上来的“水鬼”给割了喉咙。可是在白天,透过望远镜就可清楚看到对岸跟我们长得差不多的哨兵。彼此虽然身处不同的土地,周遭的大海却是相连的,拍岸的浪花来自同一片汪洋。
快退伍时,当时的“国防部长”蒋经国下令精简军队。我们的小艇队被解散,队员被分派至其他各单位,我也被调去了一艘运补舰。上了那条船,我的工作变得轻松多了,不必再背重得半死的PR77,而是守在舰桥上打灯号、升信号旗。
运补舰天天在各个小岛之间来来回回,最让我难忘的就是到乌丘的那趟任务。说实在的,乌丘岛小到只能算是一块大石头,但因位处海防要地,一直有军队驻防。那一回,船上除了依例载满换防的士兵、大量淡水以及各项补充物资外,还有一位通常在军舰上不大可能出现的女人。
原来,这位特殊的乘客因为非法卖淫被判了刑,在刑期内如果自愿前往外岛为士兵们服务,就可以不必坐牢。当时,军中为了解决外岛士兵的性需求,设有被弟兄们昵称为“831”的军中乐园,因为那儿的电话号码是831。在金门的“831”女服务员不少,在乌丘却只有一位,那位乘客就是去换班的。
由于身份特殊,那位三十来岁的妇人被安置在舰上一个不会受到打扰的空间,也就是我平时打旗号所站的瞭望台。在两、三天的航程中,我偶尔会跟她聊聊天,得知她有一个好吃懒做的丈夫、三个仍在读书的小孩。所有的家计都落在她身上,为了要让孩子们有安定的生活、完整的教育,她选择了出卖肉体的行业。在言谈之中,她没有怨天尤人,只说为了儿女的前途,一切苦都可以忍受。
军舰在惊涛骇浪中靠近乌丘岛,岛上热烈的欢呼声盖过浪涛的怒吼。阿兵哥们蜂拥而至,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粗重的水管扛上军舰,在水阀上锁好,把水龙头打开。巨大的水柱洒向那群乐不可支的人;趁着淡水接往水塔之前,他们要好好享受一下天降甘霖的滋味。那位沉默的“831”服务员拎着简单的行囊走下舷梯,坚毅地步向办点交手续的军官。她的背影看来笃定而自在,仿佛确信,所有的罪孽都将会在一次一次的承受中洗净。
退伍后,我很幸运地进入《汉声》(ECHO)杂志。这是台湾第一本以照片为主要插图的刊物,以有系统地整理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为己任。在这里工作,除了让我开始拍照,还让我有机会吸取华夏文化的养分。在当时,《汉声》还只出英文版,这开启了我的眼界,激励我在日后创办《摄影家》(Photographers International)杂志时采用中英文对照的方式,向全世界发声。
环境愈封闭,就会愈让人想挣脱局限。或许这就是岛民的特性,要挣脱的力道是这么大,以至于在不知不觉中,奋力得将范围拓展到超出自己原来的期望。 每个岛民是否都拥有这般特性?而拥有这般特性,是否就能摆脱宿命?这就跟因缘有关了。时空不对,一切都会改观。
我时常觉得,像我们这一代的台湾人真是最幸运的。日据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还没出生;国民党政府来台后,我们才呱呱落地,免去了所有的战乱经验。在所谓的白色恐怖年代,我们还小,整天只知道玩。稍稍懂事后,只要不涉及政治,爱怎么作怪,想如何前卫、反叛,人家也懒得搭理。等我们能发挥所学时,台湾的经济环境也好了,处处找得到舞台。
台湾这个岛屿,说小是小,说大也很大,因为它汇集了整个大中华的精髓。从农业社会跨向商业社会,再踏入信息时代,人类上千年的进化缩影,我们这一代的台湾人都沾了边。等到计算机盛行的虚拟时代来临,饱受传统文化滋养的我们已经茁壮得能够稳稳地挺住,有能力拒绝不良影响。在安定、没有巨变的环境中,我们得以坚守传统信念以及它的珍贵价值。
最令人感到欣慰与兴奋的就是,我们这一代还等到了两岸的友好往来。在ECFA(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订后,台湾与大陆将共创光辉荣景。原来的同胞一度成为敌人,六十年后的现在,彼此的兄弟之情终于又被唤回了。
这些影像不只让我看到,也让我听到那环绕整座岛屿、袅绕几个世代,活力无限、韧性十足的浪花拍岸声。这些浪花被锁在尘封已久的抽屉里,将抽屉一一打开,童年的阳光、海风、咸味扑面而来。过去与现在又接续上了。

写于2010年7月



老 伴

头发愈来愈白之后,在台北坐地铁时,经常有人让座。第一次碰上,我还真是大吃一惊,那人看起来明明比我老呀!那天我才明白,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以为自己还年轻,包括我在内。
说到老,就不得不提我的老伴袁瑶瑶。不久前的一个早晨,她一醒就跑到客厅,对着已经晒好衣服、浇完花,正在扫地的我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上辈子是成都街头的流浪儿,被你捡回来照顾。难怪这辈子我会嫁给你,因为要报恩。”我没好气儿地顶回去:“还不知道是谁在报谁的恩呢!”
四十年前,我在服兵役时认识了她;当时我二十岁,她十六岁,两人都是初恋,在一起的时间早已超过各自生长的岁月。一个神秘的原因把我俩的命运紧紧绑在一起,让我们不只一起生活、工作,连理想与信仰也同归一处。
若说我跟老伴是天生绝配,倒不如说,在不同阶段总有一个人让着另一个。具体说来,头三十年是她让我,近十年是我让她;但整体而言,自然是她成全我居多,因为驱动我俩大半生的摄影事业并不是她的兴趣。把我俩绑在一起的那条绳子就是摄影;对我而言,绑得愈紧就愈幸福,对她来说可就不一定了!
我是先认识她姊姊的。四十年前,袁琼琼是台湾众所瞩目的文坛新人,我则在《幼狮文艺》当助理编辑,整天跟作家们联络,袁琼琼也是其中之一。高中毕业后,我在这本杂志只干了十几个月,就因为年届二十,不得不应召至海军服兵役。
第一年服役的地点在台湾南部,营区外有个军中电台,台长是诗人管管。每逢假日,为了出游方便,我都会先到他那儿换便服,顺便跟他喝茶、抬杠。那时他与袁琼琼正在热恋,两人几乎整天腻在一起。有天我开玩笑:“你们也帮我介绍个女朋友嘛,免得我老当电灯泡!”袁琼琼当下便说:“我认识的女孩儿当中,就属我妹妹最漂亮!”
她还真是立刻就采取了行动,回台南几天后来了封限时信,说已经帮我跟妹妹约了周末见面,地点是台南市西门路的卡多利亚餐厅。在那个年代,卡多利亚在整个台湾都算是高档的,酒红色的落地窗帘边,还有人在弹钢琴。她算准了我经常有稿费进帐,荷包满满。
约会那天,我早早抵达,特地挑了个好位置,能把所有上门的顾客瞅得一清二楚。时间老早过头了,却还没见着人。我点了份最贵的餐点,以最帅的姿势享用着,以便她一进门就会注意到我,可是都快吃饱了,那位袁琼琼所认识的最漂亮的女孩仍然没有出现。
正想走人,却灵光一闪:难道,那个在我面前晃过三次,留着清汤挂面、齐耳学生头的小女生就是她?这时,那个穿着牛仔裤、红棉衫的小女生又进来了,四处张望了一下,跺跺脚,好像决定离开了。
上前一问,果真是!我整个人都愣住了,所谓的“一见钟情”绝对没在我身上发生。她不是念高二吗,怎么看起来像初二?跟她走在一起,肯定会被人认为我在诱拐小女孩。我叫了一份特餐给她,打算等她吃完就告别,可又说不出口,只得陪她在街上逛逛,到零食店买了一包蜜饯、一包夹心巧克力递给她,就快步走在距离三米的前方,偶尔回头看看她还在不在。
她倒是一直都显得喜孜孜的,还把包糖的彩色透明纸罩在眼上当太阳眼镜,跟我做鬼脸。一路上我都没怎么开口,她却是嘴巴没停过,尽讲些我压根儿没想去听的话。我可是在大台北文化圈打过滚的,什么场面没见过,哪种痴情故事没听过?她只不过是个单纯至极、情窦初开的乡下小女生,哪能引起我的兴趣!
搭火车回到营区,正赶上晚点名。过了几天,我照例向袁琼琼高谈阔论文学、艺术,信纸一写就是三大张。要付邮时才突然想到,若不跟她妹妹问个好,可能会显得没礼貌。于是我打开信封,在信的后面加了个p.s.:“请代向袁瑶瑶问好。”
两天后,我收到一封厚厚的快邮,字迹是我这辈子从没见过的,没有一笔一画符合中国文字书写的“永字八法”;文体也是少见的毫无修饰、伪装,心思流到哪儿,笔就走到哪儿。我一口气看完,那个小女生并没有责怪我,却让我觉得仿佛被狠狠骂了一顿。这么特别的女孩,我居然曾把她看得这么轻!
我写了一封满是歉意的长信给她,两人从此鱼雁往返。两个月后,我被调到金门,环顾四周,除了海还是海,写信给她成了我唯一的慰藉,平均一天一封,有时两封,甚至还拍电报。
一年多后,终于有了假期,我从金门搭船回台湾,赶着到台中与就读静宜文理学院外文系的她会面。那是所女子学院,门禁森严;我请门房通报后,忐忑不安地站在校门口等着。从中学到大学,是女孩变化最大的阶段。即将出现的她,跟我从信上了解到的,会是一样的吗?
远处有位胖胖的女学生笔直地朝我走过来。我慌了,才一年多不见,那个娇小的女生怎么胖成这样?信上写了那么多的甜言蜜语,现在叫我如何继续示爱啊?人走近了……还好,长得不像袁瑶瑶……是袁瑶瑶的室友,来帮忙传话,说袁瑶瑶还在洗澡间,再过一会儿就好了。十几分钟后,一位穿着洋装的苗条女学生走了出来,烫得卷卷的长发披在肩上。是她,老远我就认出来了;她真的变了,而且远远超过我的期望,丑小鸭变天鹅了!
一九七六年,我们结了婚,定居台北,我在杂志社担任摄影编辑,她在贸易公司上班。两人开始有了摩擦,因为她白天忙得要命,晚上还得在我的强迫之下,帮我翻译原版英文摄影书籍。对她而言,这是相当枯燥的劳务,但是,我太想吸收知识了。幸好她个性温驯,再大的不愉快,睡上一觉就能忘个精光。
那是老伴为我所做的一大堆事的开端。令我影响到整个华人摄影界的两本书《当代摄影大师》和《当代摄影新锐》,都是透过她帮我读书,而累积起来的文章。后来,为了我要到法国展览,她开始学法文。也因为如此,我才有办法在见到法国土鲁斯水之堡摄影艺廊创办人,摄影大师尚•杜杰德(Jean Dieuzaide)时,与这位我生命中的贵人起了灵魂的共鸣共振。这个因缘促使我办了中英文对照的《摄影家》杂志。
办杂志的那段时间,是我俩结合得最紧密的时候。因为她的外语能力,我们得以周游列国邀稿采访。摄影让我们的生活丰盈;眼界开了、心胸阔了,朋友也多了。让我觉得最可喜的就是,经常我还没开口,太太就已经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她与我水乳交融,仿佛是另一个我,却又同时弥补了我的不足。全天下找不着那么好的太太了!
如此和谐美满的关系,竟然从我戒烟那天开始,慢慢地有了变化。从前我写起文章来,是又快又好;只要香烟一根接一根,文思自然泉涌,欲罢不能。一九九二年,我把从初中就开始,抽了近三十年的烟给戒了,没想到,下笔时,开始稿纸一张一张地撕,怎么也写不满。有一次交稿在即,差一点就要冲出门找香烟了,灵机一动,心想,不如叫太太帮我打字,我在旁边一句一句地讲,之后再来修改。一试之下,居然行得通。从那时开始,我的每篇文章都是太太坐在计算机前,帮我一个字一个字听打出来的。
头几年还好,她心甘情愿地当我的助手,渐渐地,她开始喜欢给意见,到后来甚至批评起我来。这种情形在大约十年前,她开始有了自觉、自我意识之后,尤其明显。文章写着写着,两人就会吵起来,经常写不下去。我试着在每次摩擦后调整自己,渐渐学会了不要在意很多事。老伴比较单纯,总是那句话“没啥好计较的”,很快就能雨过天晴。问题是,她忘得快,也不能记取教训,过一阵子又给我找麻烦来了。换个角度想,文章写了几十年,我听到的多是赞美,少有批评,身边这位批评家的言论没法不听,又不能把她赶走,只好封她个“阮评家”,意思就是:专门批评阮义忠的专家。
我并不是修养特别好,只是深知,跟她动肝火,对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有。多年来,我体悟了一件事:夫妻愈是亲密,就愈经不起吵。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想讲的话先吞下来,伺机再沟通。我跟老伴很多事都能分享,唯有两件事我必须独享,一是听音乐,一是走路。关起门来听音乐,或是出门走走路,再大的火也会熄了。
无论如何,我还是替老伴高兴的。在皈依佛教慈济基金会创办人证严法师、受到启发后,她挥展了潜能,开始让许多人惊讶。我俩在《慈济月刊》上的专栏“随师行脚‧摄影笔记”以及共同合作的《看见菩萨身影》系列丛书,多年前已开始完全由她执笔,我仅负责拍照。她由我的助手变成“阮评家”,又变成了一位作家。我适应了老伴的成长与改变;现在,我俩依然相知、相伴,但她已是属于自己的袁瑶瑶。
老伴顺我大半辈子,很会烧菜,又是我事业上的好帮手,最大的毛病就是向来比我晚起,又不喜欢做家事。非常爱干净的我,在家时,只有按着自己的节拍每天四、五点起床打扫屋子。使环境干干净净的,能带给我很大的满足;而所谓干净,不只是物理上、视觉上的干净,精神与心灵上的干净也同样重要。
大量的家事让我体会到不少人生哲理。很多人把艺术与生活一分为二,我却很喜欢将两者结合;我在艺术上所追求的,和在家中所做的完全相同。美就是次序跟比例都要对,什么事先做,什么事后做,什么东西要多,什么东西要少,都有讲究。一个是时间的顺序,一个是空间的大小,把这些搞清楚了,和谐就会出现。人与人之间、夫与妻之间的相处,道理也差不多。搞岔了轻重、先后,摩擦、裂痕就会出现。
有一天,老伴问我,你为什么每天都要打扫得那么仔细?别人根本看不出差别。我说,我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自己打扫。当玻璃干净到如同不存在时,外面的风景就成了室内的一部分,我也跟大自然合一了。我不知道老伴能不能感受到这一点,但即使不能也没关系。人与人之间总是有不能沟通的盲点,只要能包容彼此的差异,接受对方的缺点,谁对谁错也就不重要了。
天下没有不努力就能完美的婚姻,唇齿相依也会不小心咬到。两个有缺点的人,磨合得好,就会变成完美的结合,磨合得不好,无论谁是玉、谁是石,下场就是俱焚。能互称一声老伴,其实就是两个永不放弃的人,共同寻找着在每个阶段结合的方式。我和袁瑶瑶正是如此。

写于2010年4月

内容简介
有“世界摄影之于中国的启蒙者与传道者”之誉的著名摄影家阮义忠,三十年来第一本个人随笔集。以真挚隽永之笔,回顾他摄影艺术生命中所有的“想见,看见,听见”。
  
  第一章“想见”,怀念故乡风土、童年往事、异族民情,历数自己从一个宜兰乡村木匠家的孩子走上摄影之路的来龙去脉,浓缩了台湾社会的历史变迁与不同人群的生存景象;
  第二章“看见”,介绍方大曾、庄灵、吕楠等华人摄影师及其作品,以他始终行于时代之先的艺术眼光和文化敏感,捕捉这些暂时并不为人所熟知的摄影天才之灵光;
  第三章“听见”,是“非主流”的书评与乐评,藉由书籍与音乐,追溯自己与创作者的缘分,从“诗人摇滚歌手”科恩,到瑞士摄影大师罗伯•弗兰克,书写独一无二的“私人艺术史”。
  本书同时收录近50幅阮义忠摄影作品及方大曾、吕楠等著名摄影家的代表作品,读者可从中一窥“摄影教父”镜头背后的故事,与其拍摄的黑白影像相互映衬,图文共赏,构成一部完整的生命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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