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国学大典:管子.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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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香港中华书局百年典藏,全套50册;跨越经典巅峰、引领国学变革
独一无二的权威创作团队,国学泰斗饶宗颐名誉主编,集结两岸三地空前阵容,全球汉学界的顶尖学者倾力打造
深具国际视野,展现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以现代眼光、世界眼光、未来眼光来抚慰人心的摩登新国学
贴近当代社会的解读,挖掘古代国学经典的当代意义,浮躁社会的醒世箴言,迷茫心灵的治愈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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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推荐
许多人认为管仲是现实主义者,《管子》一书多是宣扬唯利是图的思想。事实上,《管子》绝非只讲利益,而是认为人只有在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以后,才有能力开启精神、道德上的追求。“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就是要为人类的“义”和“利”建立次序,主张先现实后理想。这不但符合人性,更易知易行,有别于儒家舍利取义的一套理论。

——赵善轩

作者简介
赵善轩
现任香港明爱专上学院通识教育及语文学系助理教授,曾任新亚研究所历史学博士后研究员。兼有电台主持、专栏作家等多重身份。著有《清朝乾嘉之后国势衰颓的经济原因》、《政治与经济之间:中国经济史专题》、《盐铁经济论》等十三部专著,并于《二十一世纪》、《新亚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研究领域为中国文化史、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史。

目录
目录

《管子》导读

牧民第一

形势第二

权修第三

立政第四

乘马第五

七法第六

版法第七

幼官第八

宙合第十一

八观第十三

法禁第十四

重令第十五

法法第十六

问第二十四

侈靡第三十五

轻重甲第八十

名句索引

序言
出版说明
为什么要阅读经典?道理其实很简单——经典正是人类智慧的源泉、心灵的故乡。也正因如此,在社会快速发展、急剧转型,也容易令人躁动不安的年代,人们也就更需要接近经典、阅读经典、品味经典。
迈入二十一世纪,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影响不断扩大,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并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另外,受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也都会空前地引人注目,这其中,中国文化无疑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相应地,对于中国经典的阅读自然也就拥有了不断扩大的潜在市场,值得重视及开发。
于是也就有了这套立足港台、面向海内外的“中信国学大典”的出版。希望通过本套丛书的出版,继续搭建古代经典与现代生活的桥梁,引领读者摩挲经典,感受经典的魅力,进而提升自身品位,塑造美好人生。
中信国学大典收录中国历代经典名著近六十种,涵盖哲学、文学、历史、医学、宗教等各个领域。编写原则大致如下:
(一)精选原则。所选著作一定是相关领域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最值得阅读的经典作品,包括中国第一部哲学元典、被尊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儒家代表作《论语》、《孟子》,道家代表作《老子》、《庄子》,最早、最有代表性的兵书《孙子兵法》,最早、最系统完整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大乘佛教和禅宗最重要的经典《金刚经•心经•坛经》,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中国最古老的地理学著作《山海经》,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游记《徐霞客游记》等等,每一部都是了解中国思想文化不可不知、不可不读的经典名著。而对于篇幅较大、内容较多的作品,则会精选其中最值得阅读的篇章。使每一本都能保持适中的篇幅、适中的定价,让大众都能买得起、读得起。
(二)尤重导读的功能。导读包括对每一部经典的总体导读、对所选篇章的分篇(节)导读,以及对名段、金句的赏析与点评。导读除介绍相关作品的作者、主要内容等基本情况外,尤其强调取用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当代眼光,将这些经典放在全球范围内、结合当下社会生活,深入挖掘其内容与思想的普世价值,及对现代社会、现实生活的深刻启示与借鉴意义。通过这些富有新意的解读与赏析,真正拉近古代经典与当代社会和当下生活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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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立体互动,无限延伸。配合图书的出版,开设专题网站,增加朗读功能,将图书进一步延展为有声读物,同时增强读者、作者、出版者之间不受时空限制的自由随性的交流互动,在使经典阅读更具立体感、时代感之余,亦能通过读编互动,推动经典阅读的深化与提升。
这些原则可以说都是从读者的角度考虑并努力贯彻的,希望这一良苦用心最终亦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进而达到经典普及的目的。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慨然应允担任本套丛书的名誉主编,除表明先生对出版工作的一贯支持外,更显示出先生对倡导经典阅读、关心文化传承的一片至诚。在此,我们要向饶公表示由衷的敬佩及诚挚的感谢。
倡导经典阅读,普及经典文化,永远都有做不完的工作。期待本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带给读者不一样的感觉。

文摘
《管子》导读
赵善轩


现代人对道德价值的追求日趋淡漠,一些家长生儿育女时就已考虑子女他日的回报,某些父母从小就栽培女儿嫁入豪门,许多学生选科以前途作考虑而忽略个人志趣。套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术语,这些都是“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的考虑,即以事件能带来利益多寡为衡量标准。反之,传统文化被视为陈义过高、不切实际,原因是我们从小所接触的传统文化乃以正统儒家为主,孔子主张“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坚持生与义有矛盾时,“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上》)。这种倾向的传统价值理性思维,在当下社会重视追求利益的风气下显得格格不入。
传统法家思想把效益最大化视为根本的考虑,这近于工具理性主义,惟法家进一步认为只要能达到目的,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为了国家稳定,可以打压少数人,甚至草菅人命。《商君书》说:“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威权管治乃基于人民愚昧之设,古今如一,几乎没有一个高教育水平的国家,专政机器能够长期运作。专政者假设百姓无知,故须由“贤人”领导,称呼上级为领导人,就是设定了人民需要被领导,而无权参与政治,政府的透明度亦相当低落。《管子》一书载有“贤人”一词共二十三次,并屡次提到贤人管治的好处,“贤人政治”(philosopher politics)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底蕴,其另一称呼是“臣属文化”,即人民乐于臣服于威权者之下,中国千年来皆行此政治思想,而《管子》对这一理论的建构有着不可或缺的贡献。
近年来,知识界、文艺界仍然不乏人为这种思想重新造势,试图制造威权管理的合理性,甚至透过强大的宣传机器,渐渐成了一种主流声音。文学、影视作品为这样的历史人物塑造伟大的历史形象,秦始皇、汉武帝不再是杜甫《兵车行》里的负面人物,而成了一代伟人,清代的雍正皇帝也一改凶残成性的历史形象,成了用心良苦的国家领导人,为了社会利益而不计较个人名声。至于择善固执又讲价值理性的人物,反被人视为不识大体、阻碍社会发展,例如竟有电视剧把岳飞、文天祥说成妨碍民族融合的障碍。这些人往往重视效果,却轻视手段,譬如不问子女考试的方法,只关心是否能考出好成绩;认为工作性质不重要,能养家糊口即可;不在乎官员如何得居大位,只管其施政的成效是否彰显。这种片面强调发展经济,而忽略人文关怀才是人类的核心价值的结果,就会导致慢慢地由“向前看”变成“向钱看”,从“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
一、主要思想内容
(一)义利之辨
历史学家赵靖指出,先秦诸子如管子、孔子、孟子、荀子等人亦认可求利是人类之本性。《管子•侈靡篇》更明确提出“上侈下靡”的主张,即富人大量消费以造就贫民、工匠、女工的就业机会,有衣食可得。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孔子讨论的重点是讨论“义利”之关系,属于伦理学层面的阐述。《史记•管晏列传》亦有相类的记述:“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其实,《管子》既是集各家大成,在义利观方面比起儒家更有弹性,它不像儒家般视道德价值凌驾于生命之上,动辄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或“饿死于首阳山”,而是试图把倾向价值理性的儒家思想,以及类近于工具理性的法家思想,合而为一,破除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逻辑谬误,有意建构成两者并重的思考系统。
许多人以为管仲既是现实主义者,故此书多是宣扬唯利是图的思想。事实上,《管子》绝非只讲利益,而是认为道德要在满足基本需要后进一步实现出来。当代哲学家殷海光提出了人生的意义可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物理层、生物逻辑层、生活文化层和价值层。人类需要拾级而上,充实基本需要后升华至道德理想的层次,人生才活得有意义。《管子•牧民篇》也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就是为“义利观”建立序列,它既注意实质利益,又看重抽象概念,主张先现实后理想。如此不但较符合人性,更是易知易行,正是提倡在满足生活文化层后,必须发展道德伦理一层,乃由下而上的道德观,有别于儒家讲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一套。其实,这种思想正是现代人的明灯,人们既渴望生活安稳,又想为社会出一份力,他们既不喜空谈理想,认为过高的目标犹如空中楼阁,但又希望在道德实践上有一番作为,衣食足而知荣辱似乎是合理的人生目标。顺带一提,法国大革命时西方哲学家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一六九八至一七五五)也提出相似的说法,世称“孟德斯鸠命题”,认为当经济发展起来,摆脱野蛮阶段,人们才有能力追求精神上的满足。
一言以蔽之,《管子》所提出的说法是对人性体察极深的洞见。在道德沦丧,几乎无所不假的社会里,在路见不平拔足而走的当代社会,较容易引起向来不关注道德的人们的反思,提升现代人的德性。
(二)经济思想
《管子》一书所提出的治国思想最为可观,历代学人多有引用,尤其体现在经济方面。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有两大路径,一是自由放任主义,以黄老思想为代表,司马迁的“善者因之”是为佼佼者;二是干预主义,具法家色彩的《管子》就是一大滥觞。赵靖指出,《管子》主张国家对经济行为进行干涉,此方面可见于《管子》之四民不得杂处说。士农工商的阶层说在中国历史上有极大的影响,日本德川幕府亦以为国策,其实《管子》是这方面的首倡者。对此,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有“士何事”条对此亦有所分析,其谓:
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三代之时,民之秀者乃收之乡序,升之司徒而谓之士。……则谓之士者大抵皆有职之人矣,恶有所谓群萃而州之处,四民各自为乡之法哉。春秋以后,游士日多。《齐语》言桓公为游士八十人,奉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而战国之君遂以士为轻重,文者为儒,武者为侠。呜呼!游士兴而先王之法坏矣。
《国语•齐语》亦记载了管仲与桓公的对话:“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言哤,其事易。”《管子》一书与此条史料大抵相合。管仲本人及《管子》一书都反对四民杂处,此乃出于政府管治的考虑,其认为易于控制各阶层,以及堵塞社会流动,实大大有利于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而国家稳定是其学说的重中之重。
相反,另一路径是以司马迁为首的自由主义,其主张“善者因之”,认为市场放任是最好的办法,反对政府直接干预,此与《管子》提出的轻重理论大相径庭,轻重论提倡由政府设置机构,监管市场经济。数十年来,中国奉行干预主义,造成了极严重的社会问题;西方诸国大讲“新自由主义”,最后令各国债台高筑,引发经济危机。可见物极必反、过犹不及乃千古不易之道理。西汉初年行黄老之术,然汉兴七十余年后因放任不管,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贫富悬殊,民不聊生。汉武帝时积极改革,却因与民争利而令人民生活无依,此即历史发展的规律。观乎历史,当人心思变以后,又会人心思安,在自由主义下生活得太久,人民又渴望转向社会主义;反之,社会主义下的人民又希望在自由主义下生活。南美洲近三十年来,就是不断游走在左派与右派之间,政权不断更替,政局长期不稳,就是不明白中国哲学中不偏不倚的道理。
二、作者及成书
众所周知,《管子》约成书于战国中晚期,大部分篇章皆非出于管仲之手,而是后人集体编辑而成。部分内容是后人托管仲之名而作,也有一些章节与管仲其人没有直接关系。据陈鼓应的研究,《管子》一书的部分篇章,是战国晚期齐国稷下学者的作品,与管仲其人的思想并非完全一致,书中内容很大程度上是属于道家取向,并且主张道法结合,由老庄的理想主义走入现实社会,对后来的黄老思想有深远影响。
由此观之,《管子》是先秦诸子的思想集成,是众多学者共同书写的百科全书,涉及治国、经济、军事、社会、哲学、人口、农业等领域,触及法、儒、道、农、兵、阴阳诸子学说。
据现有的材料得知,《管子》一书最早被《韩非子•五蠹》提及:“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史记》也有详细记载,此书可能是司马迁的手边读物。到了晋代,学者傅玄对《管子》的作者提出异议,他说:“管仲之书,过半是后之好事者所为,轻重诸篇尤鄙俗。”傅玄对托名篇章的评价不高,认为是鄙俗之作。唐代孔颖达在《左传•正义曰:此传大略》云:“世有管子书者,或是后人所录,其言甚详……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夷吾者五……”可知作者不是管仲。宋代的叶适《水心集》说:“《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以其言毛嫱、西施、吴王好剑推之,当是春秋末年。”《四库全书总目》说:“今考其文,大抵后人附会多于仲之本书。”当代学者一般认为,书中出现战国或后代流行的文字,大部分内容非春秋时代的作品,此已成学界共识。
其实,不独此书,近年出土大量战国至汉代的竹书、帛书,内容文字与今本流行的大有不同,因我们所读之版本,多为汉代的改版,多非春秋战国的原著,故一些学人认为出土文献使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有改写的必要。
今本《管子》与大部分先秦诸子一样,乃经汉代学者刘向编辑而成。《管子》共八十六篇,今本十篇已佚。全书十六万余字:《经言》九篇,《外言》八篇,《内言》七篇,《短语》十七篇,《区言》五篇,《杂篇》十篇,《管子解》四篇,《管子轻重》十六篇。《汉书•艺文志》将其作为道家一类,而《隋书•经籍志》则将其改列法家一类。其实,这部书包罗万有,从不同角度看,就有不同的看法,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这里不禁要问,何以后世学者要冒管仲之名而作书呢?主要是因管仲平生乃是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其功业对春秋时代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世人对他高山仰止,故不少学者都借管仲之名来发挥,希望建立一套实用主义与道德价值俱备的学说。孔子曾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可见就连孔子也肯定了管仲对抗夷狄、使华夏免受夷狄侵害的伟大功绩。《论语》中记载了孔子对管仲的人格批评,但孔子也客观地指出:“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子认同管仲尊王有功,对于维护周室统治权威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说:“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认为世人只赞美鲍叔能识别人才,却少有人认识到管仲的才能。他还说:“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司马迁反驳了孔子对管仲的批评,认为他即使有过,也是功大于过。由此可见,对管仲持肯定态度者,乃基于其功业成就,欲以实际作用掩盖其行事动机,这与西方哲学中的“义务论”凡事以动机作判断很不同,儒家思想往往以动机作判断,故近于“义务论”一类。近百年来,“义务论”被人们视为难以实行的一套,反之“功利论”大行其道,人人计算如何将利益最大化,讨论社会政策时,目的正义性不再是立论之首要考虑,而成效反是必要条件,这种思维在《管子》一书大量存在。然此书却非近于个人功利主义,而是以社会利益为终极追求,这比起现代人讲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状况,又是高一层次。
三国时代的诸葛亮也常自比管仲,诸葛亮也是另一现实主义的代表者,史家多将其置于法家人物之中。他为求达到目的,不计较手段,对付李严等蜀国本土派毫不手软,诸葛亮对管仲的推崇,足见其历史影响。管仲不像大多数诸子般属文弱书生,而是战功显赫的齐国相国,桓公以仲父尊称他,他也是经世治国的典范,故后世学者借他的大名来著书立说,实能大大提升作品的说服力。这是古人与今人之别,古人喜托他人之名著书,今人却有人把别人的作品强冠自己的名字,可见古代著者志在阐述己见,非为沽名钓誉而写作。
三、管仲其人
管仲(前七二五至前六四五),名夷吾,字仲,谥号“敬”,史称管子,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其祖先是姬姓的后代,与周王室同宗,其父为齐国的大夫,后来家道中衰,至管仲时已很贫困。管仲年轻时曾经商,又曾辅佐齐国公子纠(齐桓公之兄),几经周折,由鲍叔牙举荐,得以辅佐齐桓公,封为上卿,最终帮齐桓公建立霸业,被尊为“仲父”,有“春秋第一相”之誉。管仲处身列国并峙、征战不休的春秋时代,凭着济世匡时的理想和经天纬地的才能,他从实际出发,重视发展经济,反对空谈,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使齐国慢慢强大起来。对于管仲的功业,《史记•货殖列传》有详细的记述:
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齐国自太公望(姜子牙)立国以来,一直兴盛不绝,直至平王东迁后中衰,而令齐国重振雄风的人,不是家学渊源、累世公卿的士大夫,而正是管仲。《史记•管晏列传》对管仲的成就也作了详细的说明:
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
正因如此,管仲为相期间致力振兴齐国经济,利用商业的路径,使得商货流通不绝。他又对齐国的财政制度进行改革,设立监管机构,大力促进经济发展,对社会作严密监督。如此一来,在励精图治下,使国家兴旺起来,为齐桓公奠定了春秋霸主的地位。
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转引了管仲的自白: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这段话反映了三点:首先,管仲不属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类人物,而是现实主义者,因家中有老母照顾而在战场上退却,他显然不是情操高尚的典型人物。其次,管仲也非不事二主的忠臣,他不计较个人名声,只在乎是否能实现他的治国宏图,心中只有天下,国家倒是其次。再次,管仲年轻时曾经与好友鲍叔牙一起做生意,可见其与太公望一样,又是一个商人出身的政治家,且在他为相期间,致力发展齐国的经济,最终使齐国称霸于春秋。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大多出身士人世家,或是身家清白的书生,鲜有像管仲有商贾的背景,再凭借自身的努力而达致社会上流,与他背景相似的有吕不韦(约前二九〇至前二三五)。如此看来,管仲被列为法家人物,实在是基于他的实质功绩,因其名声之大、影响之巨,而奠定了《管子》一书的学术地位。然而,与管仲背景相似,地位相近,影响力相当的吕不韦,不入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管仲与太公望等人却一同入选,这是因为他们功业显著而尚有益于人民,非只为个人私利而治国。司马迁乃继承了“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的传统,借史书来品评人物,对管仲其人作了崇高的致敬,同传的其他人物,也多才德兼备,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故古时富贵是两回事,富者未必贵,贵者须得社会各界肯定。今天,有些暴发户、官二代、富二代横行霸道,目中无人,富而不贵,究其原因,就是不懂义利俱重的道理,这大概是没受过传统中国文化洗礼所致。
管仲治齐国的经历,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又说:
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
《史记》多次引用“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一语,反映了历史学家司马迁与《管子》的作者一样,认为政府应当先让老百姓享受物质文明的成果,进而追求精神文明的发展,最后得以“利民”。这可说是现实主义与道德价值结合的一大尝试,当为过分追求利益而忽略道德的今人所注意。
《史记》中尚有不少对管仲的溢美之词,《史记•管晏列传》中说: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
司马迁认为管仲是“世所谓贤臣”,这一点是对他的功业作出肯定,尤其是管仲对齐国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他又在《史记•平准书》中说:“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其实,历史上真正的盛世,经济发达、物阜民丰是必要的条件。然而,管仲治下的齐国不但国力强大,更重要是以国力优势来维护国际秩序与社会正义,带领盟国维护周室的统治地位,又不与丧德败行之国为伍,也绝不欺压无辜者而换来国家稳定,这样的盛世才能令人心悦诚服。反之,一味以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自诩的君主,如汉武帝、唐玄宗、清高宗等,免不了会遭史家批判。借古鉴今,本是贤明者应当效法。反之,一再重复历史的教训,受苦的永远是平民百姓。
四、历代研究
《管子》研究方面,自唐代尹知章注《管子》至今,至少有四十多种注本,其中尤以石一参的《管子今诠》(上、下),许维遹、闻一多、郭沫若的《管子集校》,马非白的《管子轻重篇新诠》影响最深。“安徽省管子研究会”集合了数十位专家,多年来累计发表论文数百篇,数量甚丰。《管子》的哲学研究,台湾学者陈鼓应及其学生有专书及博士论文讨论。至于经济思想研究,香港学者宋叙五有开拓性的贡献,大陆学者赵靖、石世琦等人的研究成果备受学界肯定。
总之,《管子》一书内容博杂,以治国及经济思想尤为重要,故本书选材以此类为主,选取可读性高且具现代意义的篇章,加以注释、翻译和评点,供读者参考。译注以李山所注版本为底本,并作了过百笔修改。书中若仍有疏漏及错谬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内容简介

中信国学大典(50册)是中信出版社引进自香港中华书局的一套深具国际视野、贴近当代社会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藏书。中信国学大典延聘国学泰斗饶宗颐为名誉主编,邀请海内外知名国学家担任经典的选编、导读及译注。中信国学大典既收录了《论语》、《老子》、《孙子兵法》、《孟子》、《庄子》等不可不读、不可不知的中华经典名著,也囊括了《周易》《史记》《三国志》《资治通鉴》《汉书》等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

许多人认为管仲是现实主义者,《管子》一书多是宣扬唯利是图的思想。事实上,《管子》绝非只讲利益,而是认为人只有在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以后,才有能力开启精神、道德上的追求。“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就是要为人类的“义”和“利”建立次序,主张先现实后理想。这不但符合人性,更易知易行,有别于儒家舍利取义的一套理论。
“中信国学大典”之《管子》,学者赵善轩等在撰写导读,并对精彩段落、经典语句加以赏析与点评。因此,这是一个版本权威、评点精准、特色鲜明的《管子》新注,尤其适合普通国学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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