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新经济政策向何处去.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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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改革早已是全民共识
上一轮改革遗留的老毛病,经济高速扩张积累的新问题,逐渐成为阻碍中国再度复兴的顽疾。革除病灶,中国才能有更健康的身躯在崛起之路上狂奔。越来越高不可攀的房价,始终无法驱散重度雾霾,几亿人为之苦恼的户籍制度。。。。。。中国已经到了不得不改革的时候!

改革关乎每一个人!
上一次体制变革所释放的巨大力量,引发整个社会的强烈震颤,有人把握住了黄金良机,迅速崛起,更多人则在轻微眩晕中不知所措。十八届三中全会再度拉开改革大幕,这一次你准备好了嘛!

最热点
三中全会再度触发改革的按钮,中国全面进入改革第二季。电视、纸媒、网络全方位、多渠道引发改革话题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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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郑永年热情推荐!一本书让你彻底了解改革大势。集结政、商、学30余位各界人士,为你深入剖析中国经济的现状与未来。

最权威
全球最知名学者聚集,会诊中国经济
罗伯特•希勒: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非理性繁荣》作者
吴敬琏:中国经济界的泰斗级人物
郑永年: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杰里米•里夫金:超级畅销书《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作者
青木昌彦: 世界著名发展经济学家,1998年国际熊彼得学会熊彼得奖
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政治大学研究所所长)
江春泽(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
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办公厅主任)
姚泽(北京大学国家经济研究院院长)
杨伟民(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陶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范剑平(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
李毅中(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林喆(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
朱光耀(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张宝国(发改委原副主任)
杨朝飞(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环保部原总工程师)
骆建华(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秘书长)
刘民权(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作者)
丁耕(复旦大学思想史中心主任、哲学学院教授)
马丁•李(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高级顾问)
刘树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
马凯硕(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第一智囊,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曾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
李侃如(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曾任奥巴马竞选团队中国政策顾问)
张宇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外交部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萨米尔•阿明(著名全球化问题专家,依附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
黄智慧(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最可读 没有枯燥的教条辞藻,没有僵硬的公文格式,没有模棱两可的中庸态度。用最平等、最通俗的对话形式,让你触及最精华的思想。本书是最不乏味的改革指南。

作者简介
王尔德,《21世纪经济报道》资深记者,长期沉浸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对于中国经济政策出台流程的每一个节点,均有广泛而深入的接触。不论是提出建议的民间学者,出谋划策的政府智囊,还是负责政策具体执行的各界官员,均能与王尔德先生推心置腹畅谈关于改革的最真实想法。

目录
序一:“幸福”竟如此简单 / 001
序二:以智识参与改革进程 / 005
序三:一窥改革之艰难 / 007

第一章 名家论改革 / 001
罗伯特•希勒:中国应制定应对贫富差距的长期规划 / 002
金融民主化可以降低社会不平等 / 003
金融创新并非过度,而是不足 / 004
建议中国政府编制不平等指数 / 006
吴敬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包容性的经济和
    政治制度 / 008
上篇:回顾 / 010
捅破市场经济这层纸很不容易 / 010
1991年中央召开11次座谈会是大讨论的高潮 / 011
致信中央建议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 / 013
“十四大”正式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 / 014

下篇:方向 / 016
要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 016
新改革共识可以形成 / 019
郑永年:不改革,就被改革 / 021
改革不是简单地打倒既得利益者 / 021
现阶段主体改革应是社会改革 / 024
社会改革存在战略机遇期 / 026
集体“南巡”面对未来 / 028
国有企业的边界亟待厘定 / 029
城市化不应当只是土地的城市化 / 034
何怀宏:正义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健康良序的最重要标准 / 035
正义是衡量一个社会优劣最优先、最重要的标准 / 036
通过公开讨论去影响旁观者 / 037
期待“三纵三横”合流 / 039
青木昌彦:日本城镇化启示录 / 041
农业人口占比低于20%,增长将放缓 / 042
日本如何克服城市公害 / 044
应把土地改革和户籍改革联系起来 / 045
杰里米•里夫金:我们正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开端  / 048
不同意《经济学人》的看法 / 048
中国应吸取美国的教训 / 051
助力亚洲政治联盟的形成 / 052
第二章 改革进程 / 055
江春泽:市场经济体制是通往经济繁荣发达的必由之路 / 056
“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 057

“从沉重的教条禁锢中解脱出来” / 058
与“南方讲话”精神一致 / 060
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需进一步合理化 / 060
涂俏:袁庚——改革开放马前卒 / 065
每挪动一步,都十分艰难 / 068
“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 / 070
先默默地干,而不是大张旗鼓地谈 / 071

第三章 全面改革 / 075
姚洋:政府应从生产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 076
下一步改革应从户籍改革入手 / 077
提高教育水平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 079
从生产型政府转变成服务型政府 / 080
杨伟民: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再造河山 / 082
提供国土开发和区域发展的四个平台 / 083
空间管制并不违反市场原则 / 085
“生态产品”为解决生态补偿提供依据 / 087
陶然:经济改革的突破口是土地制度改革  / 091
经济下行是长期矛盾和短期矛盾的集中爆发 / 092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风险加大 / 093
改革的时机与顺序问题 / 095
范剑平:新型城镇化首先是进城农民工市民化 / 101
新型城镇化的背景 / 102
新型城镇化的两大挑战 / 104
农民应成为新型城镇化的最大受益者 / 106
侯永志:优化中央与地方政府权责的构想 / 108
政府间关系存在五个问题 / 109
优化中央与地方权责关系的具体构想 / 110
增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自主性平衡能力 / 111
研究制定有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专门法案 / 113
李毅中:工业改革需要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 / 115
中国工业研发投入不足、自主创新不够 / 116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应进行机制改革 / 117
引入主体功能区破解地方重复布局问题 / 119
中国制造业应向高端发展 / 121
林喆:社会管理创新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 123
改变“大国家、小社会”的格局 / 124
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 / 125
朱光耀:税收政策对于改革的参与 / 129
税收授权法案只限于个案 / 129
研究新税制是最重大的课题 / 130
支持开征碳税 / 132
张国宝:能源改革,需要更多勇气 / 134
水电还应发展,但要有序 / 135
能源发展缺口主要还得靠核电 / 137
风电多上网在于电网扭转做法 / 139
内蒙古窝电如何破解? / 141
拆分电网无助于电网监管 / 142
我是赞成上特高压的 / 144
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是难题 / 147
改良还是改革?任凭后人评说 / 149
杨朝飞:必须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建议“按日计罚” / 151
治理大气污染不应靠运动 / 152
建议修法“按日计罚” / 153
增加市场化治理手段 / 155
鼓励信息公开和民众参与 / 156
骆建华:2040年中国生态可能实现良性循环 / 159
中国所面临的环境挑战前所未有 / 159
提出污染物总量减排时间表 / 161

第四章 道与术 / 165
刘民权:未来十年应以公平促发展 / 166
公平与发展并不对立 / 166
大国效应及其影响 / 167
发展应与公平并进 / 169
马丁•雅克:历史发展不存在“看得见的手” / 171
中国选择在经济上先行是对的 / 171
中国未来发展需解决分配公平问题 / 173
中国的软实力还很有限 / 174
黄群慧:应对国企分三类进行改革治理 / 176
“盈利性使命”与“公共政策性使命”冲突 / 177
将115家央企分为三类监管 / 178
国企领导人应“分层分类管理” / 181
丁耘:希望2049年的中国有盛世气象 / 184
文化的辉煌仍需百年 / 185
“中道”或者“时中” / 186
如何理解传统 / 189
新的传统的独立性  / 193

第五章 速度与质量 / 195
马丁•李:经济增长质量是未来中国最大的挑战 / 196
未来不仅仅要解决温饱 / 197
小康社会是提高增长质量的探索 / 198
刘世锦:中国未来几年将进入6%~7%的中速增长期 / 201
6%~7%的中速增长仍是不低的速度 / 202
高度重视抑制泡沫和打破垄断 / 203
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要素组合优势 / 205
“技术中立”是政府的明智之举 / 207
政府应致力于解决创新过程中的外部性问题 / 208
刘树成:巩固和发展好当前经济适度回升的态势 / 211
未来五年潜在经济增长率在8%~9%之间 / 212
经济增长率下移渐变,而非突变 / 213
20年来第三次回升 / 216
2013年GDP增速可望达8.2%左右 / 218
经济增速偏低也不利于转型 / 219
以城镇化为基点的新型回升 / 220

第六章 亚洲复兴时代即将到来 / 223
马凯硕:亚洲复兴的时代即将到来 / 224
“全世界都应该学习中国” / 225
腐败和领土争端是亚洲复兴的主要不确定性 / 226
中印两国在文化上强调亚洲的独特之处 / 228
亚洲的崛起存在悖论 / 229
“亚洲复兴是大势所趋” / 231
亚洲梦在文化上不同于美国梦 / 232
李侃如:美国在亚洲最大的挑战是能否解决国内问题 / 234
尽可能地整合外交、经济和军事元素 / 235
美国眼下最大的问题显然是财政赤字问题 / 237
单是GDP不足以让中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 / 238
亚洲一体化应更多着眼于政治与安全 / 240
张宇燕:全球新格局下的中国战略 / 241
“2012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 241
中美能否带头做一些大事? / 243
全球新格局下的中国战略 / 245
亚洲最大的利益冲突是由谁来主导区域的发展 / 246
中国可在包容性发展问题上多做文章 / 249
萨米尔•阿明:中国需要在发展中国家中寻找盟友 / 253
2008年的欧美金融危机无法消除 / 254
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演变和未来 / 254
为什么中国比巴西成功 / 257
建议中国永远不要参与金融全球化 / 258

序言
序一:“幸福”竟如此简单
范必(国务院研究室综合研究司副司长)
王尔德是市场化媒体中为数不多的、专注于改革的著名记者。拿到他发给我的《改革:新经济政策向何处去》电子版之后,便急不可待地一口气将它读完。这里汇集了他自2010年以来,就改革问题对一些国内外著名专家的采访录。通过亲历者的叙述,我们看到了改革决策历程的艰难曲折。很多在一线工作的学者、官员向读者介绍了改革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其中既有对改革高屋建瓴的真知灼见,也有很多富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这些采访中,尤以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的篇目为多。在这次历史性会议上,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进一步部署。紧接着,在2012年底召开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在讲话中首次提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被部分网友评为年内“最令人鼓舞的语录”。 “ 改革红利说”自此响彻了中国,并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一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学界到商界,从国内到国外,各界有识之士对改革抱以极大的热忱和期许。值得欣慰的是,马上要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要对改革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做出决定。新一轮改革大潮即将汹涌而至。
回顾中国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历史,从本质上说就是一部向市场化不断迈进的改革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十五大确立基本经济制度,中国加入WTO,以及近十几年来,改革从经济领域拓展到民生、社保、医疗、文化、卫生等社会领域,每一次改革无不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成为推动我们伟大时代文明进步的正能量。
但是时至今日,小平同志强调的,“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这一改革基本任务尚未完成,有些地方还相距甚远。拿最近一年多出现的经济下行来说,学界对此有多种解释,如人口资源红利消失、进入中速增长阶段、经济周期影响、4万亿投资后遗症、国际环境错综复杂等等,但对增长放缓背后的制度因素却鲜有触及。
是什么束缚了中国的生产力?过去是体制,今天仍然是体制。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从需求层面,即投资、消费、进出口去分析经济增长。如果换一个角度,从供给角度去分析就会发现,几乎大部分生产要素还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有些领域计划色彩还相当强烈,有的仍然存在“双轨制”,抑制了它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这里试举几例:一是土地。在古典经济学中,土地就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但是中国的土地供给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交易和流转也受到很多限制。计划管理的结果是造成短缺,这已为长期的计划经济实践所证实。土地越短缺,越会造成地价上涨,随之推动房地产价格的上涨。
二是能源和矿产资源。除煤炭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外,发电企业的发电量和价格由政府制定,电网成为电力收购和销售的唯一企业;油气的区块获得、管网运输、流通、进出口权仅归个别企业拥有。在这种情况下,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就在所难免了。在北美页岩气革命后,美国的能源价格下降,制造业出现复苏。这对于靠低成本优势发展制造业的中国来说,无疑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三是劳动力。随着某些法规的实施,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我国的社保费率(“五险一金”)已超过40%。假如一个职工税前工资是1万元,企业要为他支出1.4万元。此外还有最低工资定期增长等规定。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必要的,但必须考虑经济发展阶段和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目前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不是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形成的自然上涨。
四是资本。中国作为外汇储备和国内储蓄最高的国家,利率也是世界上比较高的。面对美国、日本的零利率,中国中小企业私募债利率高达15%左右,民间借贷成本远远高于国家银行的贷款利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存在大量抑制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管制措施。
此外,在科技创新方面,尚未形成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有效机制;促进民间投资、非公经济发展发政策出了很多,但仍然存在“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抑制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发展势头。
这些问题带来了“供给抑制”,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政府在行政管理中,没有分清与市场活动的界限。国家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行政许可繁杂,出现了宏观管理“微观化”和“以批代管”的现象。加上一些部门职责交叉、机构设置不合理、行政效率不高,极大地抑制了各类生产要素的活力。
因此,当李克强总理提出改革“红利”说时,得到了社会各界极大的响应,大幅度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赢得了企业界的广泛欢迎。今年9月29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第二天,全球最大的航运企业马士基公司即派人来注册航运管理公司。他们没想到,公司只需备案,不需像以前一样层层审批,资金结算中心可同步入驻,外汇、汇率与国外接轨。他们惊呼:“幸福来得太突然!”不知道中国的改革者们有没想到,企业需要的“幸福”竟如此简单。
序二:以智识参与改革进程
郑永年(作者为新加坡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这些年来,我一直致力于中国改革的研究与思考。中国改革,无疑是过去五年和未来五年最受人关注的全球性公共议题。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下一步怎么改革,这不仅涉及中国往何处去的重大命题,还将深刻影响到未来全球的政经格局。
今天的中国处于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无论是2020年达到简称“小康社会”的目标,还是2030年完成工业化的任务,当下的改革路径都具有决定性作用。然而,关于中国怎么改革,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社会,众说纷纭,甚至出现了根本性的方向性分歧。尤其在国内,各种思潮在游说,各种力量在较劲。这是一个非常混乱与喧嚣的时代。
因此,我在大陆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改革的读物。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也经常关注媒体关于改革议题的分析与讨论,其中的一些文章也是我的鲜活研究素材,并给我以不少新鲜的思路刺激。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结识了不少关注改革的年轻的时政记者。其中,王尔德是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位年轻朋友。在我和王尔德第一次见面的场合,东方出版社的出版人许剑秋先生曾经说,王尔德和他都是学法律出身,所以对我提出的改革框架与路径,理解起来很容易,并容易形成共鸣。
事实证明,这种判断是正确的。在接下来我与王尔德的访谈中,这种判断得到了印证。我们就改革的话题做过多次访谈,有时是在电话采访,有时在面谈。他的法学专业背景,以及缜密的逻辑思维,让我们的交流和合作都很愉快,很多时候有一种相互启迪的意味。也许,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采访与受访相互助益的共赢局面。
直到他把他的书稿《改革:新经济政策向何处去》发给我时,我才发现,他在过去三年竟然做了如此丰富的改革访谈记录,主题不仅包括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还涉及社会改革、文化创新以及国际关系等多个领域。
难能可贵的是,他的采访对象除了经常在媒体露面的学者,还有一大批现行体制内部的官员。我们都知道,这一个群体由于纪律或者环境原因,大都不愿意在媒体上抛头露面。
王尔德采访了多名位部级官员,想必是费了很多常人看不到的周折,好在功不唐捐。这样一种不屈不挠不卑不亢的采访经历,我相信,将成为这个年轻人生命中的一笔宝贵财富。在这样一个社会浮躁、媒体更浮躁的时代,逼近核心消息源的政经访谈,也为我们留下了很重要的时代档案。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一轮波澜壮阔的新改革或将开始。无论是对研究政治的学者,还是对报道时政的记者来说,这都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我们不仅是改革的见证者,更要以自己的智识参与甚至塑造改革的历史进程。
因此,我愿意与王尔德有更多的合作,也期待他能做出更多关于改革的出色访谈。

后记

文摘
金融创新并非过度,而是不足
王尔德:在金融民主化的过程中,您认为应该吸引更多的人参与,但金融创新越来越复杂,即使专业人员也无法看懂,这种大众参与是否会沦为形式?
罗伯特•希勒:我觉得需要一个领导者,这样一个角色由政府或者执法部门来担任就显得特别有效。通过领导者,我们对金融体系进行扩大化、民主化和人性化的改造,让金融更广泛地渗入到民众的生活中去。这就意味着,赋予普通民众平等地参与金融体系改造的权力。
目前,大多数人很少或者甚至无法获得可靠的信息,他们经常遇到的是推销金融产品的人,而这些销售人员则没有动力把本应告诉民众的知识全盘托出。我所号召的金融民主化包括加深人们对金融运作知识的了解,提供给公众更为可靠的信息,而可靠的信息只会来源于金融顾问、法律代表或者教育工作者,而目前只有少数人能获得这些专业人员的信息。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更为完整和开明的金融体系。
我也建议,让大众能够全面获取相关金融信息,能够通过人工及电子的方式积极且理性地把握机会,从而保证民众是当代金融体系的参与者,而非各种金融机构推出的各种产品的受害者。
我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至于大众的参与,我并不认为金融创新会来自那种一直待在一个地方,不学外语,一生没有出去过、只待在当地的人(Local People),他们应该是来自于那些会外语,奔走在世界各个角落,并且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
同时,为了避免你提到的那种沦为形式的参与,我们应该加强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的要求,因为这两门学科能够深入研究人性的局限,从而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使人无法做出理性且人性化的决策,创造并推行这些金融创新是应对经济不平等的最佳策略。
王尔德:您刚才提到金融创新,那么您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过度的金融创新造成的吗?为什么?
罗伯特•希勒:金融创新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金融创新可能会导致这种危机的出现,但这并不表示金融创新本身不好。就金融创新而言,并非过度,而是不足。因此,化解金融风险的出路,还在于金融创新。这看起来像一个悖论。
不过,金融危机提醒我们,进行金融创新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必须服务于保护整个社会资产这个最根本的目标。为了保证目标得以实现,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华尔街培养并监管不同的从业者——首席执行官、交易员、会计、投资银行家、律师和慈善家,通过倡导他们心存良善的从业行为,进而影响整个华尔街的文化。
王尔德:您在书中提到,中国应该改善金融制度,以改善不断扩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您有哪些具体的改革建议?
罗伯特•希勒:我认为中国政府应制订一个长远规划来迎接可能更大的贫富差距的来临。这是极其重要的。中国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人们不喜欢不平等。但是现如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真正好好讨论过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希望在中国,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看到有一个非常长远的计划,比如30年的计划,这和目前通行的五年计划不同。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法国的例子。当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提出的最高75%税法议案获得法国议会通过时,人们都震惊了。这个议案指出,要对个人所得超过100万欧元的人征收75% 个人所得税。该议案可能会在2013年开始实施,为期两年。但是普遍的反应是,这个比例太大了。但是我认为,如果不平等程度变得那么可怕,这是政府必须采取的措施,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是如此。
类似于法国,如果中国政府现在可以出一份报告,比如20年之后会对个人所得超过1亿元的人征收最高多少比例的税收时,人们就可以开始面对现实并讨论这些问题,并最终获得一个比较统一的观点。
我建议,中国政府应该根据社会不平等程度编制税务系统用于参照的指数。在不平等现象指数(我也曾将其称为不平等现象保险)的指导下,政府不应该通过立法为每个不同的税收等级强制规定一个固定的所得税税率,他们反而应该提前拟定一个公式,根据税前收入的不平等状况,以其统计学测量手段规定不同程度的税率。如果个人收入不平等状况加剧,那么这种税收制度会自动调节不同税级之间的差额。在我们知道收入差距将要扩大之前,在人们知悉实际上谁会被征收更高税金之前,强制推行这种指数系统解决不平等问题,这就是一种金融的解决方案。所以编制这一类指数的意义在于管控风险,也就是在不平等现象加剧的情况出现之前就做好准备,这与保险合同十分类似。实际上,不平等现象指数可以被视为一种保险——针对不平等程度的保险。
不平等指数可以有两种编制方法,一种能够逐渐使不平等差距缩小,直到其程度回归到人们可以接受的水平,另一种则是简单地将不平等程度封冻在当前的水平,使其不再恶化。后一种方式可能是从政治角度考虑最容易被接受的一种,这种方式编制出的指数在很大程度上使显著的收入不平等现象长期存在,其目标就是单纯地防止收入不平等现象严重恶化。

内容简介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过去30多年年均10%的高速增长之后,再次站到一个历史关口,过去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维持。2011年以来的诸多事实表明潜在经济增长率正在出现下降,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增长阶段的转换期,将由过去的高速增长变为未来的中速增长阶段。

无论是过去的高速增长还是未来的中速增长,都离不开改革的红利的推动。重启改革议程,释放新的制度红利,是确保这一转换平稳着陆的关键。长期从事中国经济改革报道的王尔德先生,近三年采访了多位国内外从事改革的一线官员和参与改革的重要学者,共议中国改革大计,为中国改革下一步怎么走提供了很多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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