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从神话到历史:中华的摇篮.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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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柏杨最为推崇的历史作家——
“中国的历史最久,中国的历史书册最多,可是中国人对历史也最懵懂!不是我们忘本,而是史学家、文学家没有把艰涩的古文史书转化成现代语文,没有把所谓学院派刻板的叙述,转化成趣味盎然的大众言语。如今,陈舜臣先生,这位文化界的巨手,担起这项重任!”
•司马辽太郎万分钦佩的同窗——
“陈舜臣这个人,存在就是个奇迹。”
“我和陈舜臣年轻的时候就是同学。我了解他,也知道他对文明的理解颇有独到之处。写一部通史,最基本是阅读原文材料。在这点上,我也万分佩服陈舜臣。他对原文的阅读深入而精密,具有广博的学识。” “当我得知这套《中国的历史》要出版的时候,我就想到,他会带我们走进“陈氏中国史”的辉煌世界。而后我又想到,我们等了几个世纪,不就是在等这样一个人吗?” •不拘一格的历史创作手法:史学+文学 实证+推理——
创作《中国的历史》期间,陈舜臣先生多次来到中国实地考察,获得第一手资料,对隐藏于表象背后的真相尽量做到合情合理的推理想象,期待对历史真实的还原。
•唯一中文权威译本——
郑民钦,作家、日本文学研究者、翻译工作者、教育工作者,著有《日本和歌俳句史》、《日本民族诗歌史》、《日本和歌俳句史》、《和歌美学》等书。1973年起开始做日汉、汉日对译工作,译有大江健三郎、井上靖、川端康成等作家作品多部及《源氏物语》全译本。

作者简介
作者:(日)陈舜臣 译者:郑民钦
陈舜臣,日籍华裔历史作家。1924年生于日本神户,祖籍中国台湾。通晓印度语、波斯语、汉语、英语、日语五种语言。数十年来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创作领域涉及小说、历史、随笔、游记等。

1961年开始推理小说创作,并先后荣获江户川乱步奖、直木奖、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是推理史上的首位三冠王,从而奠定了他在日本推理文学界的地位。1967年开始创作以中国历史为内容的作品,先后有《鸦片战争》《小说十八史略》《甲午战争》《秘本三国志》《太平天国》《耶律楚材》《秦始皇》《郑成功》《成吉思汗》《诸葛孔明》等名作问世,至今畅销不衰。

目录
从神话到历史
三皇五帝
王朝的发端
巨大的落日
中华的摇篮
落日余晖
郑声靡音
开疆辟土
九合诸侯
五霸交替
孔子时代
南风骤起
年表

序言
这几年,陈舜臣先生在我国声名鹊起,他的著作,主要是推理小说、历史小说、随笔被大量译介,使得我国读者比较全面地接触、了解这位著名的华裔日本作家的作品。平心而论,陈舜臣的作品走进我国读者的视野来得晚了点。他在日本可以说是一位家喻户晓的文学大师,他以推理小说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一部《花叶死亡之日》(《枯草の根》)荣获江户川乱步奖,奠定了在日本文坛上的推理小说家的地位。1967年开始创作以中国历史为题材的小说。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先后有《鸦片战争》、《小说十八史略》、《甲午战争》、《秘本三国志》、《太平天国》、《耶律楚材》、《秦始皇》、《郑成功》、《成吉思汗》、《诸葛孔明》、《曹操》等名作问世。他的历史小说具有独特的风格,有意识地将推理手法运用其中,历史与推理的紧密结合更增加了可读性和情趣性,这在日本小说界独树一帜,使他成为与司马辽太郎并驾齐驱的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以日本历史为素材,陈舜臣则以中国历史为题材,许许多多的日本人正是通过他的作品了解中国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架起了一座桥梁。
陈舜臣的历史小说几乎在我国都已出版,唯有篇幅最长的、非小说的《中国的历史》尚未译介,此次福建人民出版社推出以飨读者,实乃幸事。
陈舜臣的《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中国通史,以时间为轴,自神话时代写到近代。他与史学家的写史方法有所不同,以影响时代进程的事件或人物为中心展开。
《中国的历史》是史书,不是小说,结构严谨,没有虚构、戏说的成分。他的历史小说尽管也是以史实为基础,但既然是小说,其细节描写难免有虚构的成分,这是本书与历史小说最大的不同之处。所以本书没有太多的细节描写,想象合理,推理合乎逻辑,是史实的努力再现。
陈舜臣是日籍华人,使得他具有与国内学者、作家不同的认知,但更多地站在中国人的视角看待历史,同时也参考一些日本史料进行论证,比较客观公正。他对待历史的态度,正如他在回答《东方早报》书面采访时所说的那样:“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历史观”,“尊重史料和史实是我一贯的原则。我始终认为作家必须尊重历史,但允许作者去想象。”
正因为如此,他对史料采取中立的态度,没有先入为主的主观性,没有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弊病,他所讲述的事件都有史可查,绝不杜撰,但又不盲信史料,往往比较不同史学家的记载、论述,经过条分缕析,得出自己的历史判断,在不少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人物的评价上都提出独到的观点。例如写三国的曹操、刘备,唐朝的李世民,南宋的贾似道,甲午战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摆脱历史观的惯势影响,较少局限,克服感情上的碰撞与矛盾,根据史料尽可能地去展现当时的真实历史。
他没有以史学家自称,的确他不是史学家,他是作家,所以他提出自己的历史观的时候,没有那种常见的显示着权威性的、甚至强加于人的面孔,而是一种温和的姿态。对他的观点自然可以有不同的见解,这也期待着读者的见智见仁的探讨。
尽管不是小说,但严肃的史书同样离不开立足于史实的推理,这种推理其实就是一种严肃的考证行为。他说:“我依照自己的方法来理解这些相同的基本史料,并且按照自己的方法去解释、推理。”他的推理十分审慎,对隐藏于表象后面的真相的想象尽量做到合情合理,期待对历史真实的还原。
作为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只有一个真相。但这不影响对史实进行不同的观察和评判,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认识历史的主观意识也会发生变化,每个人解读历史的权利都不应该被剥夺,每个人都具有对历史的话语权。
陈舜臣作为作家写作的史书,没有学者式的枯燥,讲述历史事件,语言平实无华,通俗易懂,严谨缜密,把握分寸,雅俗共赏,又不失艺术性,写得风生水起,生动活泼。语言的平实,不等于肤浅,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在他的几乎没有任何装饰性、极致到平淡凝练的对文字具有超强驾驭力的笔下,呈现出时代发展趋势的长河奔腾,脉络清晰,可以比较完整地宏观地把握历史变迁的全貌,同时在细节上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这就避免了把鲜活的历史变得干巴巴的纪年表。
《中国的历史》自然是以日本读者为对象,但也适合我国读者。原因有两点:一点是作者具有独自的历史观,其学术性不亚于史学家的正论另一点是以作家的笔触撰写史书,具有更大的可读性。而且作者的目光经常关注基本被正史所忽视的底层民众对历史进程所产生的作用,对民众创造历史文化、推动生产力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给予应有的客观的评价,这是难能可贵的。
作者以独自的文字表现其历史观,为体现原貌,我在翻译时尽量体现作品的原有风格,保留作者的用语,语言力求规范平实。
陈舜臣的创作极其重视史实,视史实为生命。今天翻译这部出版于1990年的《中国的历史》,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未能利用其后我国的考古发现以及研究成果,不然,很多问题的论述将更加明确,也必将大大丰富充实本书的内容。例如,本书对良渚文化的阐述比较简略,如果利用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也许会对中国的朝代断代产生新的想法。再如本书谈到北匈奴的呼衍王,只说到班超的幼子班勇于“永建元年,在平定车师国之后,一鼓作气趁势击败北匈奴的呼衍王”。如果作者能看到在东天山北麓发现的古代游牧文化的聚落东黑沟遗址,从其中出土的《镇海碑》的“惟汉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云中裴岑将郡兵三千人,诛呼衍王等,斩馘部众,克敌全师,除西域之灾,蠲四郡之害,边境艾安,振威到此。立海祠以表万世”这段话,对呼衍王的结局就有明确的结论。当然,我这样的遗憾是一种难以避免的,不应该是对作者的苛求,这也正是说明历史不断需要改正、更新的必要。
透过《中国的历史》,可以感觉到作者积淀数十年的对传统史学的深厚功底,处处闪烁着敏锐智慧的光芒,透彻深邃的洞察力和恢宏辽阔的大视野把读者带进中国历史气势磅礴的时代进程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无比深远的情韵。因此,他的史书具有普及性的意义,读者可以从这部书中明确中华文明在世界文化中的定位,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获得诸多思想的警示,对构建政治文明的未来社会具有精神的启迪。
陈舜臣文学已经超越国界,走向世界,对异质文化的包容使他超越民族、宗教、语言、风俗、意识形态等障壁,在国际文化的大视野中审视、考察中国历史。他说:“希望通过写作更多地跨越国界去思考,很多事情应该朝着无国界的方向去融合。”我认为,这就是陈舜臣文学创作思想的终极目的。
郑民钦

文摘
战国时代涌现出来许许多多的思想性集团中,墨子教团具有最浓厚的宗教色彩。
  支援受侵略的国家修建防御工事,有人认为墨家也许是工匠集团,木匠为了定线,随时都带着墨斗,所以这个集团称为“墨家”。建筑业的工匠有木匠、石匠、泥瓦匠等分工,而且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
  正如儒家有可能以礼的行家集团为母体,墨家也有可能以工匠集团作为母体。
  虽然墨家具有宗教色彩,但它的“圣经”《墨子》含有科学成分。《墨子》记载有与数学、物理学有关的内容,这一点可以说在诸子百家中大放异彩。这也是认为墨家是工匠集团的原因。
  儒教是中国思想的主流,而道教可以说依附于这个主流。孔孟总是意识到老庄的存在。儒与道的关系,虽然曾因基本价值观的不同而对立,却无法在同样的平台上决定胜负,墨家则一直和儒家在同样的平台上进行较量。
  战国时代结束,进入秦汉,这场较量的胜负已成定局。墨家思想除了在侠客世界里还留下一点痕迹外,全面衰微,成为儒家的天下。
  儒和道都为在现实社会中实现接近于自己的理想社会而努力,双方在这一点处在同样的平台。墨家的衰微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墨家的宗教色彩过于浓厚,严厉要求门人必须具有极大的献身精神。在大雨中被赶出城门患上感冒,也没有丝毫的怨言,这对一般人来说,很难做到。在这样严厉的要求下,当然会有人离去,墨家不像儒家集团那样能招集那么多人。
  第二,墨子所提倡的“尚贤”有点过激,从世袭制度到身份制度,全盘否定,所以为诸侯等特权阶层所不容。游说的对象是诸侯,说服特权阶级接受废除特权阶级的主张,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儒家的人们至少都可以识文写字,所以可以送弟子就业,当个“下级书记”之类的职务。诸侯对墨家敬而远之,所以墨家人很难找到职业。想在世上出人头地的人一般都是选择儒家,入其门下。只有相当信仰的理想主义者才会入墨家门下。
  墨家崇拜神话中的圣王禹。正如孔子景仰周公,墨子将献身于治水事业、13年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禹奉为理想的圣人,认为自己的教义就是“大禹之遗教”。
  墨家的门人的外表大多奇形怪状,光头赤足,草鞋短褂。当时的风俗,受过刑罚的人才是剃光头,像是身上刺字的刑余之人,所以称为“墨”。虽然墨家否定世俗的身份制度,可是在墨家教团内部,却是等级森严,对命令必须绝对服从。墨子死后,这个集团产生叫做“钜子”的教主,门人世世代代为钜子卖命效力。
  试图依靠诸侯的力量实现理想社会,这是墨家的弱点。支持受侵略的诸侯,但从来没有组织、领导民众的反抗运动。
  从庶民中涌现出来的墨家的反体制思想重新回到庶民中去。从后世频繁发生的武装起义中,有时能看到墨家的影子。
  
  《史记》说孔子年轻的时候曾受教于老子礼。但老子生卒年未详,这个传说疑为后代的老庄信奉者所编造。不过,认为像孔子、墨子这样为世人东奔西走是徒劳无益的,“无为自然”才是合乎人的本性之道,这样的思想的确早已存在。
  孔子的年代可以基本确定,和印度的释迦摩尼几乎同一时代。虽然释迦摩尼比孔子早几年出生、早几年死去,但中国和印度的思想界两大巨人在同一时代度过其大约70年的生涯。
  老子的年代一无所知。据说为老子所著的《道德经》具有浓厚的战国色彩,我不认为是和孔子同一年代的著作。关于老子的传说各种各样,有的说他活到160岁,有的说活到200岁。然而,老子是否实有其人还有疑问。即使实有其人,也应该晚于孔子很后。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提出,《道德经》是后代人的作品,但老子这个人应该和孔子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把人与著作分开。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能以《道德经》想象老子这个和孔子同一时代的人。
  《论语》没有出现老子这个人物,只在《述而》里有这样一句话:
  
  窃比于我老彭。
  
  后汉郑公注释,认为“老彭”指的是老子和彭祖两个人。彭祖是神话时代舜的时候的人物,长寿至几百岁。这个注解显得有点勉强。认为老彭是殷代的一个优秀政治家的说法感觉比较自然。
  《史记》说老子是楚人,姓李,名耳,字聃。
  楚在南方,后来产生屈原这样具有丰富想象力的诗人。相对于谨慎耿直、自称“述而不作”的北方鲁人孔子,思想完全对立的老子是南方人,这一点令人深感兴趣。
  说到楚,孔子周游列国时也曾到过此地。《论语•微子》记载,楚狂者接舆唱着歌从孔子面前走过。其歌如下: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凤”是对杰出人物孔子的称呼。接舆一边叫孔子“凤”,一边奚落“你的道德怎么这样衰颓啊!”过去的已经无可挽回,今后的还来得及。还是算了吧!在这个世上玩政治是很危险的哦!
  说是狂者,其实好像是佯狂的隐逸之士。他大概警告孔子为政治东奔西走是徒劳无益的,是很危险的,劝说他像我这样做一个隐士吧。孔子从车上下来,想和他交谈,但是他走掉了。
  那个时代,像接舆这样的避世隐居者还是不少,也许多有性情刚烈者的楚地要比别的地方隐士更多。老子就是属于这类人。
  正如接舆所说的那样,时代变得参与政治的确极其危险,所以孔子才不得不离开祖国出外周游。鲁国的实权从君主转移到三桓手里,后来又受到陪臣阳虎的威胁。
  鲁的邻国是齐,齐桓公时候从陈逃亡而来的田氏随意废黜君主,另立新君。在孔子去世的两年前,田常杀简公,立其弟平公。
  在超级大国晋,豪族知氏实行专制独裁。孔子死后26年,受到压迫的其他豪族魏、韩、赵三家联合起来灭掉知氏。晋君主和周王一样,都是有名无实。晋分裂为3个国家,魏、韩、赵三国也称为三晋。但周承认这3国均为诸侯,则是在半个世纪以后的公元前403年。其实,周是否承认已无关紧要,三晋本来就是堂堂正正的独立国家。
  三晋成为诸侯的17年(公元前386)以后,田常的曾孙田和也被封为诸侯。7年后,田氏吞并齐国,太公望吕尚后裔的国家齐从此灭亡。田氏同样使用“齐”为国号,为区别起见,称为“田齐”。3年后,三晋消灭本来就是有名无实的晋,徒有虚名的晋静公贬为庶民。留下一条命,也许算是万幸了。
  三晋之一的韩顺手消灭了郑。这样,强盛的姬姓国家已经荡然无存。
  前面说过,春秋和战国的界线如何划分,众说纷纭,也有人主张应该把春秋战国视为一个时代。
  鲁的年代史《春秋》记述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所谓的“获麟”结束。两年后孔子死去。《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是在孔子死后两年(公元前477)完成的。我认为,以魏、韩、赵的三晋在晋阳灭知氏,成为事实上的独立国家的公元前453年作为春秋和战国时代的分界线具有说服力。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魏、韩、赵被正式承认为诸侯的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开始记述。
  既有以发生重要的政治事件的年份作为时代划分的方法,也有关注时代潮流的区分方法。我认为,从思想开始需要集团的时候、即孔子登上历史舞台的前后,时代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就是“今之从政者殆而”的时代。
  春秋时代有大小国家200多个,司马迁为其中强势的诸侯编制年代表,题为《十二诸侯年表》,但具体数一下,其实有13个诸侯。有人认为,虽然排列13个国家,但其中的吴是蛮夷之国,所以故意不计算在内。然而,司马迁把吴置于世家之首,对太伯的后裔深表敬意,上述理由缺少说服力。这13个诸侯是:
  
  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郑、燕、吴
  
  这里漏掉一个也是很强势的越国,其实应该是14个诸侯。
  战国七雄——秦、魏、韩、赵、楚、燕,数量减半。但是,魏、韩、赵这3国是春秋时代的晋分裂而成的。当然,这七雄之外,还存在周这样的小国,它们几乎没有发言权。这是弱肉强食更加疯狂的时代。
  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550年春秋战国时代,战国时期只有180多年。

内容简介
《中国的历史》(全七卷)是一部中国通史,也是陈舜臣规模最大的一部作品。与传统历史学家的写史方法有所不同,陈舜臣以时间为轴,以影响时代进程的事件或人物为中心展开描写,讲述上古时期到近代数千年中国王朝的历史兴衰及所涌现的典型人物。
  陈舜臣对史料采取中立的态度,没有先入为主的主观性,没有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弊病,他所讲述的事件都有史可查,绝不杜撰,但又不盲信史料,通过比较不同史学家的记载、论述,经过条分缕析,得出自己的历史判断,在不少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人物的评价上都提出独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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