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北京佛教研究.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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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作者简介
怡学法师,北京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北京广化寺方丈。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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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北京佛教研究•综论篇[001-045]
002 撒哈咱失里与元明时期印度密教的传播 / 何孝荣
024 元大都敕建藏传佛寺述论 / 卢忠帅
036 元朝时期北京地区佛教与文化初探 / 佟洵
元代北京佛教研究•历史篇[046-149]
048 金末元初万松行秀和北传曹洞宗 / 杨曾文
061 蒙元时期燕京大万寿寺与禅宗曹洞宗的弘传 / 吴平 叶宪允
070 元代隆安善选国师及法脉弟子的南北崇国寺塔院 / 包世轩
080 北京广通寺小考 / 邢东风
093 元代涉医佛教信徒事迹考述 / 李铁华
106 从万松行秀看元代佛教与皇室的互动 / 王公伟
115 八思巴对元代密教在北京发展的影响 / 理净
128 从糠禅到头陀教——金元糠禅头陀教史实新论 / 能仁 定明
元代北京佛教研究•人物篇[150-265]
152 高僧面对生死之探究——以万松行秀禅师为例 / 佟伟 赵群
170 雪庭福裕与北京佛教 / 叶宪允
181 要信就全信——耶律楚材如是说 / 陈坚
197 试析林泉从伦公案评唱中的新击节 / 昌莲
210 忽必烈与元初燕京佛教 / 谭洁
226 刘秉忠禅学人生二三事 / 葛仁考
242 两行与一体——湛然居士与王阳明的“三教”观对勘 / 李洪卫
256 元代高僧李溥光书家身份探考并及燕京糠禅 / 张总
元代北京佛教研究•典籍篇[266-294]
268 赵孟与奉敕撰《临济正宗之碑》 / 黄夏年
284 元《大都房山县小西天石经山云居禅寺藏经记》略考 / 曹刚华

序言
总 序
从佛法本身来说,教、理、行、证的修学次第,已经为佛弟子指明了修学的道路。但是,佛弟子因为自己的资质、喜好的不同,往往有所偏向,于是形成不同类型的佛法,如重义理、重实践等区别。但是,作为佛弟子来说,义理的探讨是为了将佛陀所要开示的真实事理,充分、完整地表达出来,如“阿毗达磨”虽然着重于论证“法”的自性、定义、关系等,但是其本意仍然在于“谛理的现观”,最终归宿于修证。那么,重修证的佛教,主要是从利益众生的角度,重视佛法的适应性、实效性,所以对事相的分别比较少,如初期大乘经典以“般若”、“三昧”、“解脱门”、“陀罗尼”、“菩提心”等作为中心,来表达从发趣、修行、证入的历程。虽然存在着这种不同的侧重,但都是佛法的根本都是以义理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为中心。中国佛教其实已经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如天台智者大师的教观并重,这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高僧传》将古代僧人分为十科,其中翻译、解义、读诵便属于义解门;而习禅、明律、感通、遗身、护法、兴福,都是属于实践门一类;最后一科“杂科”则是指出家人的外学修养,傍及世间经书、治世语言、礼乐文章等,无不兼通。
但是,传统意义的佛教义解,主要是注疏经、律、论,在“述而不作”中表达自己的理解与观点,当然也有一些专门性的著作。而且,这些佛教义解僧,都是从自己的信仰与经验出发,通过注疏、论著,来达到实践与弘法的目的。南北朝佛教的兴盛、隋唐佛教的辉煌,都与义解的繁荣是分不开的。而禅宗的发展则为中国佛教注入新的生命,重视主体的体认,自己身心的解脱;净土法门的流行,激发了佛教的信仰感情,为佛教走入社会提供了方便。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禅、净的流行,在这种“简单”、“不立文字”的潮流下,中国佛教徒逐渐失去探讨高深佛理、考察繁琐戒律的兴趣。于是,中国佛教重视义理研究的优良传统便丧失殆尽。
但是,另一方面,佛学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却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应该是开始于欧洲殖民主义者侵入亚洲地区,为了维护自己的殖民统治,必须要深入研究亚洲的宗教及其文化。于是,通过接触梵文、巴利文等东方语言,开始了解佛教的理论,消化佛教的教义。在“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这些学者注重现代佛学研究的客观性、纯学术性,形成了佛学研究的现代传统,于是佛教便成为一种学问——佛学。19世纪后期,日本佛教界开始运用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从而推动了日本佛学研究的兴盛与发达。随着“西学东渐”、日本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增强,中国开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这在当时中国佛教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与回应,特别突出的如《大乘起信论》、《楞严经》的辨伪,“大乘佛教非佛说”的讨论,“佛教非宗教非哲学”之辩等。同时,佛教界受到时代流行的学术方法的影响,尤其是太虚大师倡导的“人生佛教”运动,高扬佛教理性主义思想,直接推动了佛教界从事佛学研究,这其中以印顺法师的影响最大。但是,相对来说,学术界则在佛学研究上取得了更为瞩目的成就。
改革开放后,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佛教界基本上完成了修复寺院、重塑佛像的工作,寺院呈现出游人如织、香火旺盛的现象。于是,培养人才、弘法、学术研究等工作提到首要位置。然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各方面人才的紧缺无形中遏制了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而人才的成长与培养,又与佛教界的观念与重视程度是成正比的。
佛教学术研究真正的根本意义,不仅是了解存在于一定时空中的佛教发展形态,更是从现存的文献、文物中,去伪存真,探索其前后延续、彼此关联的因果性,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到佛法的本质,及其因时、因地的适应。了解过去佛教的真相,从中承受根本而主要的佛法特质,作为我们信行的基础,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以“以法为依,师道庄严”为所训,佛弟子闻熏正法、清净解脱,僧团弘法、办教育,皆应“以法为依”。僧团要清净和合,必须“以戒为师”,受戒、学戒、持戒,言传身教,行为规范、理念相同、经济待遇均衡的清净僧团才能体现出佛教的神圣性,这就是“师道庄严”;而且,在办教育、弘法、文化出版等事业中,更能注重“法”的清净性与“人”的师道,师资相承,清净布施。“以法为依,师道庄严”,即“法”要清净,“人”要庄严;在“法”上,要依法不依人;在“人”上,出家人要清净和合,在家居士要恭敬虔诚,僧俗各住其位,方显“法”、“人”的清净庄严。要实现“以法为依,师道庄严”,要以“法”的教育培养“人”,即要注重人才建设,举办僧教育和居士教育;“人”要修学体证“法”,“法”才能体现、呈现,正法才能落实到世间;“人”要深入理解“法”,即要研究、研讨;“人”要弘扬“法”,“法”方能广大,即要注重弘法、文化出版。所以,教育修学、研究弘法、文化出版,是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的三大功能,也是研究所同仁们一起奉献努力的事业。
研究所成立十年以来,相继出版了《放手拈花》、《走近佛陀》、《北京佛教文献集成》、《居士教学丛书》等近百本书籍,举办“佛教节日与民俗”、“辽金佛教研讨会”、“元代北京佛教研讨会”等多次研讨会。现在,又组织出版《汉传佛教研究论丛》,推进佛学研究的发展,促使佛法能够深入社会人心,达到净化人生的效果。这一切呈现了研究所法师们无数的青春热忱,体现了数千名义工、学员们的付出。
祝愿研究所能够走得更远,越来越好!
怡学
2012年9月1日
于北京广化寺

文摘
撒哈咱失里与元明时期印度密教的传播
南开大学 / 何孝荣
撒哈咱失里(?—1381)是元末明初来华的一位印度密教僧人。他元末住于燕京,明初先后居于五台山、南京等地,传教授徒,其弟子智光等人在明代北京弘扬光大其教,遂使印度密教在元、明时期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保持相当规模。本文考述撒哈咱失里生平,揭示其来华传播印度密教及其弟子智光等继承光大其事业的史实,以补正相关研究的缺失和讹误。

长期以来,中国佛教史、元史、明史以及包括北京、南京等地方历史的研究者基本忽视了元、明时期印度密教在中国传播的史实,偶有提及者也是将其归为藏传佛教。众所周知,印度佛教自八、九世纪以后主要是密教及其末流。至11世纪,因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入侵印度,印度密教逐渐衰微。13世纪时,密教在印度本土消亡。但是,据研究者指出,此前“密教的大师星散,多经克什米尔诸地而避入西藏,部分则逃至尼泊尔一带”。或者说:“到了12世纪末13世纪初,伊斯兰军大批东进,彻底摧毁了[印度]那烂陀寺和超岩寺,佛教徒纷纷四散逃离。就此密教的最后一个派别时轮乘,连同大小乘所有的派别进一步衰落,只在克什米尔及尼泊尔和东南沿海的一些地区残留了一、二个世纪”[1]。因此,13世纪以后,印度密教并没有完全绝迹,而在印度半岛北部边缘的克什米尔、尼泊尔等地仍有流传。元末明初,一些印度密教僧人来到中国传教。撒哈咱失里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
撒哈咱失里,或作萨哈拶释哩、萨曷拶室哩、萨曷棱室里,又作板的达、班的达、班的答、版的达,意译作具生吉祥、具生,“生与释迦[牟尼]同国”,为中印度迦维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人,出于刹帝利阶层。幼时,出家于迦湿弥罗国(今克什米尔)苏啰萨寺,礼速拶那释哩为师,习通五明经律论,辨析精详,虽老师宿德多推逊之。后“以言说非究竟法,乃复精修禅定,不出山者十余季”。参谒“慧学沙门迦麻啰释哩”,“蒙印可”。
他听说中国五台山为文殊菩萨应现之处,愿欲瞻礼,遂发足从信,经过西域,长途跋涉,历经四载,于元朝至正二十四年(1364)到达甘肃。时元顺帝在位,“闻师道行,召至燕京,馆于大吉祥法云禅寺”。顺帝喜好密教密法,将撒哈咱失里召入皇宫,“诏就内花园结坛,授灌顶净戒,赐衣设供,恩礼稠洽”。但不久,至正二十八年八月,明军攻入燕京,元朝灭亡,燕京改称为北平。
明朝洪武二年(1369),撒哈咱失里自北平西游五台山,“既游五顶,驻锡寿安禅林”。面对新建的朱明王朝,撒哈咱失里很快转变观念,开始表示出归向。《明太祖实录》在洪武二年十一月、三年十二月有“西域僧班的达及其徒古麻辣室哩等十二人自中印度来朝”相同记载[3],即撒哈咱失里分别于洪武二年十一月、三年十二月两次到明朝都城南京朝见明太祖,向明王朝表达归顺之意。虽然撒哈咱失里师徒此时已到中国数年,但大概因其来自印度,所以仍自称“自中印度来朝”。七年,撒哈咱失里第三次告别五台山,前往南京。据记载,撒哈咱失里等将至,太祖“勅有司同天界、蒋山住持率京城诸寺僧祗迎郊外,以幡幢、香花导引入国。及见,上大悦,宠渥殷厚”。

内容简介
《元代北京佛教研究》为元代北京佛教研究论文结集,共收录论文20篇。围绕元代佛教的历史、人物、典籍等方面,对元代的北京地区的佛教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元代北京佛教的独特内涵。
《元代北京佛教研究》作者多为相关领域的专家,全书以考证研究为主,内容广博,考据精确,视角独特,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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