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中国历史文化.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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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佛教与中国历史文化》是著名佛教学者杨曾文先生的论文集,共收入近40篇论文,内容包括禅宗文化研究、中国佛教史研究、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等方面,是杨曾文先生近年来关于佛教研究的总结性专著。本书考据精准,角度独特,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作者简介
杨曾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长年从事中国佛教史、禅宗史、日本佛教史的研究,曾多次到日本研修考察,为已经开过10次的中日佛教学术会议的中方主要组织者。

目录
目录
致力国家发展进步是当代人间佛教的基本要求 / 002
中国禅宗的迅速兴起及其主要特色 / 009
中国禅宗的传统及其时代精神 / 018
黄梅与中国禅宗 / 025
江西佛教的回顾与展望 / 034
山东与佛教略说 / 046
菩提达摩经广州来华及其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 / 056
隋朝译经和大兴善寺三高僧
——那连提黎耶舍、阇那崛多和达摩笈多 / 071
唐玄奘及其佛经翻译 / 085
义净及其译经 / 113
《弘明集》、《广弘明集》的历史价值
——以魏晋至唐初三教关系内容为中心 / 127
慧能的劝善止恶伦理思想试析 / 145
唐代伏牛自在禅师及其禅法 / 154
中国禅宗七祖神会、慧忠和南阳龙兴寺 / 164
唐代保唐无住禅法的超现实风格及其弊端
——所谓“教行不拘而灭识” / 170
马祖、智藏的外护官僚
——历任洪州刺使、江西团练观察使 / 177
唐代庞蕴居士及其禅诗 / 180
净觉及其《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 196
读王维《六祖能禅师碑铭》 / 222
赵州之名传百世,赵州门风越五宗 / 237
唐五代禅宗的地理分布及其“外护” / 247
唐代禅宗史上几个问题的考证 / 255
苏东坡在惠州 / 271
从宋代佛舍利崇奉看兖州兴隆寺塔舍利的出土 / 282
南宋临济宗高僧无准师范及其在中日两国的法系 / 300
南宋圭堂居士《大明录》及其三教一致思想 / 319
海云禅师碑及其珍贵的历史价值 / 336
贵州梵净山佛教法系试论 / 356
明末清初丈雪通醉禅师及其禅法略论 / 375
倓虚法师及其在中国佛教史上地位 / 390
佛教经录和“大藏经” / 407
关于鉴真东渡五题 / 428
清初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和义僧东皋心越 / 442
隐元东渡和日本黄檗宗 / 450
浙江的禅宗祖庭和中日佛教文化交流 / 480
中日佛教学者应为实现两国世代友好多做贡献 / 490
黄石黄冈游访记 / 500
在北京龙潭湖打太极拳 / 512
柳田圣山教授和我的禅宗研究 / 514
附录:杨曾文简历和主要著作 / 517

序言
总序
从佛法本身来说,教、理、行、证的修学次第,已经为佛弟子指明了修学的道路。但是,佛弟子因为自己的资质、喜好的不同,往往有所偏向,于是形成不同类型的佛法,如重义理、重实践等区别。但是,作为佛弟子来说,义理的探讨是为了将佛陀所要开示的真实事理,充分、完整地表达出来,如“阿毗达磨”虽然着重于论证“法”的自性、定义、关系等,但是其本意仍然在于“谛理的现观”,最终归宿于修证。那么,重修证的佛教,主要是从利益众生的角度,重视佛法的适应性、实效性,所以对事相的分别比较少,如初期大乘经典以“般若”、“三昧”、 “解脱门”、“陀罗尼”、“菩提心”等作为中心,来表达从发趣、修行、证入的历程。虽然存在着这种不同的侧重,但都是佛法的根本都是以义理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为中心。中国佛教其实已经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如天台智者大师的教观并重,这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高僧传》将古代僧人分为十科,其中翻译、解义、读诵便属于义解门;而习禅、明律、感通、遗身、护法、兴福,都是属于实践门一类;最后一科 “杂科”则是指出家人的外学修养,傍及世间经书、治世语言、礼乐文章等,无不兼通。
但是,传统意义的佛教义解,主要是注疏经、律、论,在“述而不作”中表达自己的理解与观点,当然也有一些专门性的著作。而且,这些佛教义解僧,都是从自己的信仰与经验出发,通过注疏、论著,来达到实践与弘法的目的。南北朝佛教的兴盛、隋唐佛教的辉煌,都与义解的繁荣是分不开的。而禅宗的发展则为中国佛教注入新的生命,重视主体的体认,自己身心的解脱;净土法门的流行,激发了佛教的信仰感
情,为佛教走入社会提供了方便。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禅、净的流行,在这种“简单”、“不立文字”的潮流下,中国佛教徒逐渐失去探讨高深佛理、考察繁琐戒律的兴趣。于是,中国佛教重视义理研究的优良传统便丧失殆尽。
但是,另一方面,佛学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却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应该是开始于欧洲殖民主义者侵入亚洲地区,为了维护自己的殖民统治,必须要深入研究亚洲的宗教及其文化。于是,通过接触梵文、巴利文等东方语言,开始了解佛教的理论,消化佛教的教义。在“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这些学者注重现代佛学研究的客观性、纯学术性,形成了佛学研究的现代传统,于是佛教便成为一种学问——佛学。19 世纪后期,日本佛教界开始运用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从而推动了日本佛学研究的兴盛与发达。随着“西学东渐”、日本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增强,中国开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这在当时中国佛教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与回应,特别突出的如《大乘起信论》、《楞严经》的辨伪,“大乘佛教非佛说”的讨论,“佛教非宗教非哲学”之辩等。同时,佛教界受到时代流行的学术方法的影响,尤其是太虚大师倡导的“人生佛教”运动,高扬佛教理性主义思想,直接推动了佛教界从事佛学研究,这其中以印顺法师的影响最大。但是,相对来说,学术界则在佛学研究上取得了更为瞩目的成就。
改革开放后,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佛教界基本上完成了修复寺院、重塑佛像的工作,寺院呈现出游人如织、香火旺盛的现象。于是,培养人才、弘法、学术研究等工作提到首要位置。然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各方面人才的紧缺无形中遏制了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而人才的成长与培养,又与佛教界的观念与重视程度是成正比的。
佛教学术研究真正的根本意义,不仅是了解存在于一定时空中的
佛教发展形态,更是从现存的文献、文物中,去伪存真,探索其前后延续、彼此关联的因果性,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到佛法的本质,及其因时、因地的适应。了解过去佛教的真相,从中承受根本而主要的佛法特质,作为我们信行的基础,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以“以法为依,师道庄严”为所训,佛弟子闻熏正法、清净解脱,僧团弘法、办教育,皆应“以法为依”。僧团要清净和合,必须“以戒为师”,受戒、学戒、持戒,言传身教,行为规范、理念相同、经济待遇均衡的清净僧团才能体现出佛教的神圣性,这就是 “师道庄严”;而且,在办教育、弘法、文化出版等事业中,更能注重 “法”的清净性与“人”的师道,师资相承,清净布施。
“以法为依,师道庄严”,即“法”要清净,“人”要庄严;在“法”上,要依法不依人;在“人”上,出家人要清净和合,在家居士要恭敬虔诚,僧俗各住其位,方显“法”、“人”的清净庄严。要实现“以法为依,师道庄严”,要以“法”的教育培养“人”,即要注重人才建设,举办僧教育和居士教育;“人”要修学体证“法”,“法”才能体现、呈现,正法才能落实到世间;“人”要深入理解“法”,即要研究、研讨;“人”要弘扬“法”,“法”方能广大,即要注重弘法、文化出版。所以,教育修学、研究弘法、文化出版,是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的三大功能,也是研究所同仁们一起奉献努力的事业。
研究所成立十年以来,相继出版了《放手拈花》、《走近佛陀》、《北京佛教文献集成》、《居士教学丛书》等近百本书籍,举办“佛教节日与民俗”、“辽金佛教研讨会”、“元代北京佛教研讨会”等多次研讨会。现在,又组织出版《汉传佛教研究论丛》,推进佛学研究的发展,促使佛法能够深入社会人心,达到净化人生的效果。这一切呈现了研究所法师们无数的青春热忱,体现了数千名义工、学员们的付出。
祝愿研究所能够走得更远,越来越好!
怡学
2012 年9 月1 日
于北京广化寺

文摘
致力国家发展进步是当代人间佛教的基本要求
佛教在中国已经走过2000 多年的历程,在教理、戒规、组织和活动仪规等方面已经形成与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和社会习俗相适应的民族特色,进入20 世纪80年代以后,又迅速调整步伐走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相适应的道路,在指导思想和教务活动、文教建设等各方面展现出崭新的面貌。当代中国佛教以实践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人间佛教为旗帜,继承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将“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致力国家发展进步和为民造福作为自己神圣的使命。一、当代中国佛教以“人间佛教”为旗帜
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坚持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道路,不断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发展,为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努力奋斗。中国佛教徒是中国公民的组成部分,在开展正常的学修和弘法活动的同时,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国佛教徒的联合爱国团体和教务组织是设在北京的中国佛教协会,在2002 年修订的章程中明确规定:高举爱国爱教旗帜,团结各民族佛教徒,倡导人间佛教思想,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祖国统一、世界和平作贡献。
那么,什么是“人间佛教”呢?“人间佛教”是中国佛教在进入近现代以后,经过几代人的摸索逐渐完备起来的,旨在与时代发展、社会进步相适应的佛教思想和弘法模式,既继承传统又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适应性。
1983 年12 月中国佛教协会召开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时任会长的赵朴初居士(1907—2000)作了题为《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正式提出今后应提倡和推行人间佛教的思想。他说:
我以为在我们信奉的教义中应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它的基本内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广大行愿。……佛陀出生在人间,说法度生在人间,佛法是源出人间并要利益人间的。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就会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中国广大佛教徒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和响应,通过自己的行动积极弘扬和实践具有积极进取精神的人间佛教思想,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努力奉献。此后,中国佛教协会吸收各级佛教组织和信众的意见,对人间佛教思想进行充实和深化,特别增加了要求在信仰、道风、教制、人才、组织五个方面加强自身建设的内容,以保障佛教在社会转型的新时期健康有序地发展。
2002 年9 月,中国佛教协会举行第七次代表会议,一诚会长在《继承赵朴初会长遗愿,同心协力,开创中国佛教事业新局面》的报告中,希望佛教界继续实践人间佛教思想,将教育、培养人才、修学三学(戒定慧)、奉献造福于社会作为实践人间佛教理念的重要内容。[1] 在这次会议上明确地将“倡导人间佛教思想”写入《中国佛教协会章程》的“总则”中。2010 年2 月3 日中国佛教协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又对《中国佛教协会章程》作了修改,规定佛协的宗旨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民族佛教徒爱国爱教,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弘扬佛教教义,发扬优良传统,践行人间佛教思想,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维护宗教和睦、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祖国统一、世界和平作贡献。”这既是中国佛协的宗旨,也是各地佛教组织、寺院和信众皆需遵守的宗旨。
从赵朴初会长到现在佛协领导提倡的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号召的人间佛教思想,是总结了中国自进入近代以来佛教界前辈对佛教如何适应时代的探索成果,并且集中了当代佛教界四众弟子的意志和经验,适应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社会主义社会环境而提出来的,是中国大陆佛教界共同弘扬并付诸实践的佛教思想和弘法模式。
二、致力国家发展进步是当代中国人间佛教的基本要求
参照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中国佛教协会的重要会议报告,特别是前会长赵朴初居士发表的《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1983 年)、《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1993 年)以及一诚会长《继承赵朴初会长遗愿,同心协力,开创中国佛教事业新局面》(2002 年)和《中国佛教协会章程》(2002 年佛协七届会议修订)等文件,中国当代人间佛教思想主要可归纳以下六个要点:
(一)爱国爱教,团结进步,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
(二)将佛教劝善止恶的戒规和伦理规范——五戒、十善及大乘菩萨四摄、六度等进行现代诠释,使之与社会公德、公民道德建设和思想教育相会通,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佛教必须关心和贴近现实社会,以建设“人间净土”为己任,致力造福社会,利益人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崇高的事业而积极奉献;
(四)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的“农禅并重”、“注重学术研究”和“国际友好交流”等优良传统;
(五)佛教必须“续佛慧命”,传承正信正法,维护佛法的神圣性和组织的纯洁性,严格修学戒定慧三学,为此必须加强自身信仰、道风、人才、教制、组织的五大建设,并且不断发展佛教的文化和教育事业;
(六)维护法律尊严、人民利益、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维护祖国统一。可见,中国当代佛教倡导的人间佛教是将适应时代和社会进步,关心和改善民众生活,积极参加国家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建设置于最重要的地位,同时又保持佛教的独立性,维护佛法的神圣性和组织的纯洁性,注重引导四众弟子严格修持戒定慧三学,加强信仰、道风、人才、教制、组织的建设,发展文教事业,不断增强佛教的生命力和社会影响。
当代中国举国上下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将建设和谐社会置于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反映了中国适应时代形势和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所谓社会和谐,包括人内心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界的和谐,进而营建世界的和谐。为此,在发展物质生产不断改善广大民众的生活的同时,必须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和面向全体公民的道德建设。在这方面,中国佛教界僧俗信众和学者作出积极的响应,积极从佛教典籍和教义中挖掘蕴含和谐、仁慈、爱护生命、崇尚和平、公正、爱护自然和劝善止恶等方面的伦理规范和思想,进行现代诠释和广泛宣传,以化导信众,净化人心,促进道德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建设,共同营建和谐的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
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在2006 年4 月成功举办了以“和谐世界,从心开始”为题的首届世界佛教论坛,2009 年3 月又成功举办了以“世界和谐,众缘和合”为题的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反映了中国广大佛教徒积极参与维护世界和平,争取建立和谐世界的良好愿望,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全力支持。中国佛教界还遵循大乘佛教的大慈大悲的菩萨之道,以积极举办佛教慈济福利事业来回报社会,各地佛教组织或寺院设立各种类型的社会慈善事业,进行济贫、养老、扶残,支援受灾民众,资助兴办学校的“希望工程”,致力自然环保和保护动物等,为改善民生,造福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而努力奉献。
三、国家繁荣强盛是佛教发展进步的保障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国家的强盛和衰弱、统一和分裂,特别经历了近现代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遭遇,经历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最后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强盛。从中国佛教的历程可以看到,在国家强盛和安定的时候,佛教能够健康有序的传播和发展,否则就呈现衰败、颓废的状态。在隋唐盛世,形成富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八大宗派;宋代的强盛和文化繁荣,促进了禅宗文化空前发展和诸宗的融合、儒释道三教的会通;清末国家的衰弱和腐败、西方列强相继入侵,则造成民族文化危亡,佛教也衰败而濒临绝境。中国佛教界的有识之士深明此理,所以在进入近代以后纷纷起来倡改革、办刊物、建学校、创团体,致力于振兴佛教,声援支持为争取国家独立、民主和富强的革命运动。佛教必须“契理契机地进行革新”、佛教徒应当“爱国爱教”的思想以及“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的理念,正是在这个社会发生剧烈变动过程中提出的,一直发展到现在成为佛教界的主流共识。
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佛教经过民主改革和制度创新建设,建立全国各民族
各佛教宗派信众共同参加的爱国群众组织——中国佛教协会,焕发了青春和活力,在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中不断作出贡献。虽然遭遇过严重曲折和挫折,然而在改革开放以后迅速走上恢复和振兴的道路。汉语系佛教142 座重点寺院和藏语系佛教、巴利语系佛教的重点寺院,几乎皆得到修葺、重建或扩建,轮奂庄严,焕然一新,各地有中高级佛教学院40 多所。各地寺院香火旺盛,僧俗信众过正常宗教生活,在当地政府和佛教协会的指导下加强寺院自身建设,组织信众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务和文教活动,创办社会慈济福利事业,参加城乡社区的公益和环保事业。中国佛教徒具有国家公民的身份,各地寺院属于社会基层单位的一部分,中国佛教协会和各地佛教协会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群众团体。因此,中国佛教团体和广大信众与中国政府、人民在根本的社会利益、政治目标和立场上是一致的。中国佛教信众衷心希望国家强盛繁荣,认为这是与他们的尊严和根本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首先,历史证明,只有国家强大、繁荣和富强,佛教信众的信仰自由和个人尊严才有保障,寺院和佛教团体的宗教职能和社会机能才能得到发挥,佛教才能正常存在和发展。
第二,只有国家发展进步和强盛,佛教的文化事业、教育事业才能得到发展,才能不断地培养出优秀人才,增强佛教适应时代和社会的活力,推进佛教在教理诠释、组织管理和社会活动等方面有所创新,从而为更多民众接受。
第三,国家的强盛和繁荣,科学文化的高度发展,必然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扩大和水平的提高,推动宗教学科的学者更加关心和接近佛教、研究佛教,促成佛教内外学者在学术研究和教育领域的密切联合,或合作调查研究,或举办研讨会,或共同培养研究生,或联合写书编刊物、办网站……这必然为佛教文化、教育事业注入新的血液,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佛教的文化品位,将佛教推向新的制高点。
第四,国家的强大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将为佛教界开展内外友好交流提供广阔的舞台,为佛教团体、僧俗信众和学者参加国际学术活动、友好访问,开展国际间为维护和平、环境保护和国际人道主义救灾等活动的合作提供保障。
中国是个由多民族组成的统一国家,各民族之间确立了平等、团结、互助的关系。中国各民族的佛教组织和广大信众,不管信奉汉语系佛教,还是信奉藏语系佛教、巴利语系佛教,都把爱国与爱教密切结合起来,把自己的利益和前途与国家的发展进步联结在一起,在从事弘法、修行的同时,关心国家人民的命运,积极为国家的发展和繁荣而奉献力量。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佛教倡导的人间佛教把致力国家发展进步作为对所有佛教团体和信众的基本要求,认为国家发展和强盛是佛教发展进步的基本保障,号召广大信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为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为把国家迅速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
2009年8月12日

内容简介
本书是著名佛教学者杨曾文先生的论文集,共收入近40篇论文,内容包括禅宗文化研究、中国佛教史研究、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等方面,是杨曾文先生近年来关于佛教研究的总结性专著。本书考据精准,角度独特,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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