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边缘.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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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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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海峡两岸学界的经典著作,梁文道、刘苏里、岱峻、罗新推荐,究竟什么是“中国人”?为什么我们自称“炎黄子孙”?“华夏民族”是如何形成的?16年后全新修订,新增5万余字,重新诠释“华夏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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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珂提出一个讲法,他认为我们要探讨什么叫作中华民族,或者什么叫作中国人,最好的方法,不是直接地、正面地,去对“中国人”的内容或者内涵下一个定义,而是想办法去透过“中国人”这个族群的边界,来找它大概的意思。——凤凰卫视主持人、评论员、专栏作家 梁文道
这是一部对中文世界的人类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著作。作者从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变迁这个特殊的角度,来探讨华夏民族生长和扩张的历史,从而以十分新鲜并充满魅力的论证,为推进中国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范例。——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罗 新
基于对华夏形成一元论和多元论的质疑,作者利用多种工具,提出并论证“边缘理论”在华夏形成、变迁中的重大意义。“族群认同”、“历史记忆”,是支撑此一理论的两个关键概念,作者对此所做的历史、逻辑叙述,令人信服。我更想指出的是作者学思的根本立脚点和志向,即学问与生命的关系——在学术职业化、工具化的今天,这一学术立场尤为可贵可敬。本书为华夏一族通向自我认知的道路打开了一扇大门,远非就事论事者所能比拟。我由衷地向作者致敬!——学者、万圣书园创始人、中国图书市场的民间观察者 刘苏里
王明珂对华夏的界定,采以绘画“烘云托月”的手法,有别于华夏中心主义的传统视角,他被称为学界的“毒药猫”,在打通历史、人类学、人文地理的扞格,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让人开阔视野。——民国学术史、文化史、地方史研究者 岱 峻

作者简介
王明珂,1952年生于台湾,1992年获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现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兴大学讲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主要从事羌族、西南少数民族及北方游牧民族社会的田野调查研究,在历史人类学领域成绩卓著,影响深广。著有《华夏边缘》《羌在汉藏之间》《游牧者的抉择》《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及学术随笔集《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

目录
序论一 什么是中国人
序论二 “什么是中国人”再思考
第一部分 边缘与内涵
第一章 当代社会人类学族群理论
第二章 记忆、历史与族群本质
第三章 民族史研究的边缘理论
第二部分 华夏生态边界的形成
第四章 青海河湟地区游牧社会的形成
第五章 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游牧社会的形成
第六章 西辽河地区游牧社会的形成
第三部分 华夏族群边缘的形成与扩张
第七章 华夏边缘的形成:周人族源传说
第八章 华夏对西周的记忆与失忆
第九章 边缘人群华夏化历程:吴太伯的故事
第十章 华夏边缘的漂移:谁是羌人
第十一章 汉人的形成:汉代华夏对四方异族的多元意象
第四部分 华夏边缘的延续与变迁
第十二章 近代华夏边缘再造
第十三章 近代华夏边缘再造的微观过程
第十四章 一个华夏边缘的延续与变迁
结 语 资源竞争、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文摘
第十二章
近代华夏边缘再造
  
  
  
  
  
  
  在清中叶以来西力东渐之影响下,近代中国发生了所谓“千古未有之大变局”,此变局之一便是华夏边缘再造,及因此产生的新的中国与中华民族。无可否认,由中原帝国到民国缔造,除了许多内部体制的改变与国民概念之建立外,最大的变化便在传统中原帝国的边缘。这变化是,旧帝国的边藩、属部、部落与土司之民,以及由于汉化及土著化所造成的广大汉与非汉区分模糊的人群,在经由一番学术调查研究、分类与政治安排后,被识别而成为一个个少数民族。如此,传统华夏边缘之“蛮夷”成为了“少数民族”,与今为“汉族”的华夏共同构成中华民族。这便是我所称的近代“华夏边缘再造”。
  近代华夏边缘再造,与当时西方传来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概念有相当深的关联。民族主义下的“民族”概念与包括“民族学”在内的近代社会科学,造就近代许多“民族”及相关的民族国家——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民族化与国族化潮流。当时的民族学(ethnology)包含语言学、考古学与体质学,主要在于探索人类民族的起源、分化及迁移过程,厘清各民族的文化特质,以及其在人类文明演化史中的地位。也就是说,民族学一方面以人群之体质、文化、语言特征作为民族分类标准,并以此进行人群迁移与文化传播的历史溯源(传播论观点);另一方面建立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谱系,衡量一民族在此谱系中的位置(演化论观点)。
  欧洲民族主义与此民族学的兴起有密切关联。体质学与体质测量被用来建立、维护一个个纯种民族。配合考古学、语言学与民族学研究,由核心到边缘的民族或文化传播过程,或由野蛮蒙昧到文明的进化过程被建构出来。许多学术研究与学术争论或强调本民族的优越,或诠释边远人群的落后,以合理化殖民统治。因此这种民族学也是“经世致用”之学,经世致用的基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社会达尔文主义将生物学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法则运用到人类社会的演化中。民族(或国族)被视为一个个生物体,演化程度高的民族被认为有掌握运用全球资源的权力。生物的栖地(habitat)概念被转移为国族之生态区理想,这也是后来希特勒之“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思想来源。欧美列强由19世纪末起,便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支持下,藉此民族学探勘、调查与研究各地物产民情,作为殖民施政及经济文化侵略的蓝图。
  在此时代背景下,接受“民族主义”与相关“民族”概念洗礼的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忧心西方列强势力在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扩张,极力呼吁民族团结及唤醒国魂。在早期革命派人士排满兴汉之民族意识下,这个国族曾指的是传统“中国”概念中受四方蛮夷包围的“汉族”,也就是华夏;在较能包容满族的立宪派知识分子心目中,此国族则包含满、蒙等族。后来在欧美列强积极营谋其在西藏、蒙古、东北与西南边区利益的情况下,合“华夏”(核心)与“四裔蛮夷”(边缘)而为“中华民族”的国族概念,逐渐成为晚清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国族蓝图。在此国族蓝图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书写国族历史(或民族史),一方面重新认识及描述国族边缘人群,也就是过去的华夏边缘人群。这两者都需借重西方的民族学与其他学科之助,因而由此产生的知识深受西方学术新知的影响。在历史方面,刘师培所著的《中国民族志》与蒋智由的《中国人种考》,代表这些早期中国国族建构之著作。在这两本著作中,刘师培之作发表于1905年,代表以“汉族”为主的国族历史建构。出版于1929年的蒋智由《中国人种考》,则已将满、蒙、回、藏皆视为黄帝子孙了。同时在这两本著作中,我们皆可见著作者以音韵、体质、民族特质等来比附穿凿其说之痕。
  在民族国家概念进入中国并被实践而造成政治现实的过程中,一些与之相呼应的学科如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体质学等也随西方势力进入中国。安特生(J. G. Andersson)的甘肃彩陶文化研究,魏登瑞(J. F. Weidenreich)的北京人研究,以及1928—1937年中国考古学者的安阳发掘,都经常被用来论证中华民族之形成与其起源问题。在此时代,许多个人与机构都曾以学术贡献于国族及其边缘建构,在此我无法一一详述。以下我只以由近代国民政府创立,代表当时最先进、典范学术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之研究为例,说明学术与华夏边缘再造之关系。
  
“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华夏边缘再造
  
  “历史语言研究所”在1928年成立于中山大学。这是中国新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里程碑。然而在那时代,它也无可避免地在国族主义下滋长,并贡献于中国国族建构。主要缘由是,当时流入中国的新学术,如语言学、体质学、民族学、考古学与历史学,多少皆与“民族”概念声气相通。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梁启超曾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揭示历史研究的要旨,如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等等。显然,梁氏心目中之历史研究主要便是“民族史”,这说明了“历史”在国族建构中的重要性。中国民族学研究先驱黄文山在其《民族学与中国民族研究》一文中,也曾说明民族学研究的对象为“我国社会演进之阶段,古文化之原型,民族迁徙之路线”。不仅如此,他认为一切社会科学,如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考古学之发展,皆是为了解答这些问题。由此皆可知那一时代的人文社会科学与国族主义之关系。
  如前所述,在“民族”概念下,一民族被认为是有共同语言、体质(血统)、文化而在历史中延续的人群。语言学、体质学、民族学被用来考察民族之范畴与民族间的区分,历史学则被用来追溯“过去”,以说明此民族范畴与区分的由来。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之初的三个主要分支部门——历史、语言、考古(与民族学),也反映了此旨趣。历史、语言、考古与民族学,在中国国族建构中不只是塑造、凝聚国族而已,它们还被用来探索国族内部的各民族区分。当时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便是,透过调查语言、体质、文化之异同,来探求中国国族中究竟有多少“民族”,各民族间的区分界线何在,并由考古与历史学来说明导致这些民族之存在与区分的历史过程。
  历史语言研究所创立者傅斯年先生之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代表了该所成立之初一种新的研究精神,也就是对所谓“新材料”、“新方法”的重视。值得思考的问题是,究竟这些早期研究者在找些什么?往何处找?以何种“新方法”寻找?是什么力量驱使他们从事这些“寻找”?我们由傅斯年在1928年所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可见一斑。他在该文中写道:“我们最要注意的是求新材料,第一步想沿京汉路……第二步是洛阳一带”;“广州的四方是最富于语言学和人类学的材料的”。于是,一些人员被派遣到华北,在“历史学”所建立的“过去”架构下,以“考古学”寻找中国民族与文明的源头。后来他们缔造了闻名世界的安阳殷墟发掘,并对龙山文化、彩陶文化、北京人等考古普遍知识的产生有相当贡献。另一组人员被派至中国西南与南部,以“语言学”与“民族学”寻找国族边缘。后来他们所得语言、文化和体质材料,也有助于“中华民族”与“中国少数民族”的建构与识别。可以说在国族主义下,当时许多学者都在从事两种探索——国族的“起源”与“边缘”。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新方法”并非用于所有田野,“新材料”也非得之于所有的地方。往何处找,以何种“新方法”寻找,是有区分的。历史学与考古学主要被用在中原地区,以找寻国族与国族内各民族之“起源”; 民族学和语言学则多被用在南方,来寻找国族与各民族之“边缘”。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国族核心与边缘观念,使得他们以选择性的“新方法”、“新材料”来建构描述国族所需的语言、历史、考古与民族文化知识。
  至于“寻找”的动力,我们由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中可略见端倪。在本书第一讲之始,他写道:“四十多年以前,我初入中学读书,当我知道自己生于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度里时,常觉欢欣莫似。”接着,他提及20世纪初中国启蒙运动者对中国古史要求“拿证据来”的怀疑之风。他说:“这种找寻证据的运动对传统的治学方法,无疑的是一种打击……近代中国考古学就是在这一种环境之下产生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为中国“五千年悠久历史”找寻证据,的确是近代中国考古学者“寻找过去”的基本动力。李济因此提出,近代中国考古学家之工作主要回答两类问题:“其一是有关中华民族的源始及其形成,其二是有关中国文化的性质及其成长。”如此更可见国族主义如何为当时的学术探索提供动力与方向。李济的体质学亦如此。体质人类学者王道还在研究李济的人类学研究志向与特色时曾指出:“李济一生的学术,可以用民族史三字概括,体质人类学只不过是治民族史的工具。”
  最后,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著名历史、考古与民族学者之学术名作,如傅斯年之《夷夏东西说》,芮逸夫的《中国民族的构成》,以及李济的《中国文明的开始》,由某一角度来说,多少都反映着“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国族主义之结合。这些著作也强化了中国国族内涵与其内部区分。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最后亟呼:“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此也强烈反映藉“科学方法”以实践国族认同之旨趣。
  
华夏边缘之争夺
  
  当时“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者之使命,不只是建立中国自身的新学术传统,以凝聚国族及刻画国族边缘,更面对着西方与日本学者在中国从事之“学术调查研究”中所包藏的政治与资源野心,特别是对中国周边地区。民族主义盛行并传播于全球的时代,也是一个“边疆”争夺的时代,过去模糊的旧帝国“边疆”,在资源争夺中逐渐被各个民族与国族之明确“边界”切割、划分。在20世纪上半叶,法国、英国许多调查者走入中国西南边疆,在此他们常宣称“发现”当地非汉族群为“以色列人的后裔”或“印欧民族”。如20世纪20年代初,英籍传教士陶伦士(Thomas Torrance)在岷江上游地区传播基督教。他将本地羌民宗教视为一神教,又认为如此高等之宗教必然来自西方,所以羌民应是古以色列人的后裔。在这样的文化偏见与宗教进化论之下,一切羌民文化在他眼中都成了以色列文化之遗留。虽然这些学者未必有政治野心,但如此文化中心主义下的历史文化想象,常催动扩张主义者的政治企图。
  此时日本许多调查者也走入满、蒙,并宣称日本大和民族与这些北亚游牧人群有密切的民族文化关联。多少受到这些学术研究影响,20世纪20至30年代,日本提出“满、蒙在中国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之论。傅斯年等学者乃急促写成并出版《东北史纲》一书,辩证“满洲”乃中国之东北,自古以来一直为中国的一部分。
  警觉到西人与日人对中国边疆研究背后的政治兴趣,中国知识分子也积极在国族边疆地区进行民族学调查工作。此时,东北有凌纯声,东南有何联奎、徐益裳、黄文山,台湾有林惠祥;更多学者在西南地区作民族调查,如丁文江、丁骕、杨成志、凌纯声、芮逸夫、费孝通、徐益裳、庞新民、胡鉴民、庄学本等。他们对西方民族学所知深浅不一,在他们的著作中或混杂着明清以来汉人士大夫之边疆游历书写,或应用清代乾嘉之学的声韵、训诂。无论如何,一种新的民族志写作逐渐产生。其主要关怀首先是历史渊源,特别是边疆民族与汉族的历史族源关系。借着历史地理学、古地名与族名的声韵训诂,以及考古文化与当代少数民族文化间的关联或相似因素,学者建立起各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长远历史和血缘、文化关联。这是以“历史”来根基化(primordializing)民族情感。
  其次,民族分类。学者由语言、文化、体质所显示的民族系统分类,来强调中华民族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特性。这是以语言、体质、文化分类来系统化民族。
  第三,文化与风俗描述。学者描述边疆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态、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社会组织,等等。这是在中华民族中分别各少数民族的文化特性,以典范化各个民族,并区别何者较为进步或落后。
  最后,在新的民族志书写中,学者也表现了其民族主义下的现实关怀。他们或仍承袭清代安边、治边之策论书写,或讨论如何以汉文明造一五族混合之新民族(同化论),或论述民族平等,以及如何扶持“弱小、落后”民族之发展。
  总之,近代以来的中国民族学传统在其初始阶段常与国族建构脱不了关联——从历史根源来根基化民族,由语言文化分类来区分并系统化民族,以文化风俗描述来典范化各个民族,并由现代化程度来分别汉族与少数民族。甚至可以说,在“民族”概念下找寻及研究“典范的民族文化与历史”,此一学术活动也创造了典范的“民族”。

内容简介
身为“中华民族”的我们,是否曾想过,何以我们称为“中国人”?“华夏民族”之形成所由何来?究竟什么是中国人?——这问题不仅困扰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也困扰许多居于中国认同边缘的人,《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增订本)即尝试解答此一问题。作者认为,由线性的历史溯源,以及对所谓“典型中国人”的研究,都难以解答这个问题。因此作者从一个新的角度——中国人族群边缘的形成、维持与变迁——来了解中国人的本质。《华夏边缘》(增订本)说明,在特定的资源竞争与分配环境中,华夏(中国人)边缘如何形成与变迁,华夏如何借历史记忆与失忆来凝聚、扩张,以及华夏边缘人群如何借历史记忆与失忆来成为华夏或非华夏。
以中国人为例,作者借着历史、考古与人类学资料,探讨与人类族群认同相关的资源竞争与分配关系,社会历史记忆与失忆的过程,典范与边缘观点争论中的社会本质,以及历史的现实意义等问题。作者希望《华夏边缘》(增订本)能帮助我们思考自身的认同问题(为何我们要宣称自己是中国人),以及思考当前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认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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