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薛涌留学去.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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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留学要什么?学历还是经历?送孩子出国已经成了许多稍有家底的家长培养孩子的首选。孩子适合留学吗?出国就能得到最好的教育吗?留学是投资,如何留学才能获得最高的性价比?薛涌在美国求学、任教二十年,见过无数成功和失败的留学案例。不少失败的留学,总有一些共同点,比如英语差,或者选择了错误的学校和专业,有严重的学习困难,直至中途退学。薛涌清楚地看到,留学并不适合所有人。
什么样的人、经过怎样的准备、做出何种适合自己的选择,才能获得最大的留学收益?薛涌作为一名老留学生、学生家长和美国大学教授,在《跟着薛涌留学去》一书中分享了对中美教育异同的深刻理解,让你近距离了解中国孩子和美国教育的对接面,获得留学中介、留学生和留学归国者都无法提供的全面分析。
留学有陷阱,有的是家长因为盲目和轻率而主动陷入的,有的是商业机构的宣传误区,而有的是在国内对美国一相情愿的想象。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说,留学既是一个重大的投资决定,也会影响家庭未来的生活方式,看《跟着薛涌留学去》,听一个有着丰富留学经验和美国教育经验的专业人士的分析,是做出决定和调整决定的第一课。

作者简介
薛涌,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赴美留学,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担任美国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长期为留美学子和家长提供义务咨询和帮助,后创办“薛涌留美预科”。先后为《北京晚报》《南方周末》《新京报》《新闻周刊》等十多家报刊撰文,同时在《纽约时报》、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等英文媒体发布文章和评论。出版有《一岁就上常青藤》《参与孩子的成长》等二十余部作品。在美国求学、任教近二十年,对美国社会和教育有着长期、细致的观察,一直是“通识教育”的倡导者。他特别强调精神和身体的全面发展,除了研究、教学、写作外,一直投身于严格的体育训练。他不仅倡导体育的健康价值,更强调体育的精神价值和教育价值,把“培养完整的人”作为自己的教育使命。

目录
前言:留美正在造就怎样的一代
 
第一章 寄宿高中适合低龄留学生吗 
慎读美国的寄宿学校 
家长能为孩子做什么 
不肯依赖体制的家长 
培养之道:合适才是最好
 
第二章 是谁催生了造假潮 
谁该为造假买单 
不容忽视的个人自述 
培养之道:培养能拿“大主意”的孩子
 
第三章 本科是终点还是起点 
美国大学的教育豆腐渣工程 
大数据时代的热门专业 
培养之道:规划生活比成绩更重要 

第四章 商科还是香饽饽吗 
美国大学的商科不牢靠 
商科为什么误人子弟 
沃顿的前世今生 
商学院的成败 
商科改——教育上的舍本逐末 
留美为何要回避商科 
培养之道:“没用的专业”也有用
 
第五章 教育真的应该不计成本吗 
我没有上波士顿城里的某大学 
酷校情结 
上大学花钱越多,学得越差 
烧钱上学,等于烧了自己的前程 
上了大学后怎么办 
培养之道:社区学院——被遗忘的选择

后记:如何去留学


序言
前言 留美正在造就怎样的一代
记得夏天回国时,在北京一所普通高中教书的朋友告诉我,她的班越教越小,许多学生会突然消失。到哪里去了?出国。事情来得是这么突然,有时连学生本人都不知道。家长怕孩子分心,背着孩子把出国留学手续办好,然后拿着录取通知告诉孩子:“你不必在这里读完高中了,出国吧。”
对我这个美国大学里的教书匠来说,这个故事实在是匪夷所思。到美国来读书,申请难道不是一定要本人写吗?最近读到《纽约时报》教育版的长篇报道,算是印证了国内大家都在谈论的话题:中国的高中生出国,中介公司包办一切。而且这种中介公司是批量生产。美国作为接受一方,也感受到了中国留学生的巨大冲击。
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和国务院属下的教育与文化事务局最近的报告,留学美国的国际学生人数已经达到72万多人,其中中国留学生达15万多人,居各国之首。仅中国留美的本科生,3年就增长了3倍,到2010年接近4万人。像特拉华大学(University of Delaware)这种名不见经传的学校,2007年仅有8名中国学生,如今则有517名。俄克拉荷马基督大学(Oklahoma Christian University)2007年才招收了第一名外国学生,如今则有250名外国本科生,其中1/4来自中国。这些还仅仅是录取人数。俄亥俄州立大学每年收到的来自中国的申请达到2900份。曼荷莲女子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声称如果放开录取,所有新生就都成了中国学生。2012年秋天在北京举行的一个美国大学展,就吸引了3万名学生。
美国的大学为何要录取那么多中国学生
如此磅礴的留美潮,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秩序的一部分,具有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大量中国学生留美,是在分享改革开放的红利,为未来购买国际一流的教育。经济起飞使中产阶级崛起,独生子女政策又使家庭可以倾其全力投资于孩子的未来,能够支付留美费用的家庭越来越多了。另外,以中国之大,优秀学生确实层出不穷。哈佛在2010—2011年度就录取了40名中国学生。这些学生,想必大多是优异之士。事实上,为了应对全球化的挑战,美国的顶尖大学早已采取了扩招外国学生的战略,以增加校园多元化。这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学校教学质量的重要标准。
但是,中国留美人数如此规模地大跃进,主要并不体现在常青藤校园中,而是普通大学中的现象。这些大学向中国学生敞开大门,主要的考虑也不是多元化的教育战略,更多是出于财政需要。
如今美国经济仍然陷于“大衰退”中不能自拔,对高等教育的冲击尤为惨烈。绝大多数美国大学是州政府资助的州立大学。由于州政府税收减少、赤字攀升,不得不削减对大学的拨款。与此同时,普通老百姓手头紧张,越来越上不起私立大学,大家就都图便宜而挤到本州的州立大学中来。这就使州立大学的名额更加供不应求。
问题是,州立大学因为靠本州纳税人资助,对他们的子女收费自然低廉,学费抵不过实际的教育成本,每录取一名本州学生就会赔一笔钱;而外州学生的学费则可以比本州学生高出两三倍,每录取一名支付全额学费的外州学生,就能赚一笔钱。当州政府拨款减少、州立大学难以为继时,就只能提高学费。由于提高本州学生的学费会立即遭到纳税人的抗议,最终的解决之道就是招收外州学生。外国学生,也是这种“外州战略”的一部分。特别是现在很多美国家庭经济困顿,对于加倍花钱送孩子去外州读书慎之又慎。在扩大外州学生生源并不那么容易的情况下,学校就越来越依靠录取外国学生来维持财政平衡。
另外,那些靠高昂学费维持运作的私立大学,按说不受州政府削减财政预算的影响。而且当州立大学因拿不到政府拨款被迫提高学费时,两者的学费差距缩小,私立大学相对还更有竞争力。不过,私立大学的学费毕竟还是贵很多,在大家都图便宜优先申请州立大学时,私立大学的生源自然相对减少。最终能够拿来填补这个空额的,还是外国学生。
在正常时期,美国的大学录取学生,要综合考虑学生的素质、成绩、种族背景、社会阶层等,使校园多元化,并维持良好的学术标准。大学雇佣中介招揽学生,在美国是违法行为。因为这种商业化的操作,把教育变成了拿学生赚钱的买卖,而不是以学生本身的发展为核心目标。但是,如今各大学为财政压力所迫,不得不雇用中介到中国进行教育促销,首要目标是赚钱,而不是教育。这已经严重违反了美国大学一贯奉行的道德规范,在高等教育界引起激烈辩论。事实上,这种操作方式虽然才刚刚开始几年,但已经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中制造了很多问题。
许多中国的家长和学生倾其重金留美,图的就是“美国先进的高等教育”,却没有想到自己不过是棵摇钱树,最终并没有享受到应有的教育服务。因此,中国的家长和学生必须摆脱留美的盲目性,在准备留美、选择学校乃至应付在美的学业等方面,都应该有更为复杂周密的计划。否则,花了大钱把孩子送出去,最后得到的可能只是一张到哪里也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文凭。
中国学生按标价付费
一位在美国大学里负责录取的同事告诉我,录取美国学生,在什么都不成问题的情况下,最后钱成了问题。美国学生有时会拿着好几个学校的录取通知,和各校同时为奖学金的事情讨价还价,颇像中国自由市场上的“砍价”。中国学生则相反,什么都可以成为问题,就是钱没有问题。只要国外的大学肯同意录取,他们就付足学费,哪怕没有任何奖学金。
奖学金在美国大学录取中大有学问。首先,联邦和州政府对弱势家庭的学生常常通过奖学金予以资助。不仅学生要靠这笔钱完成学业,许多学校,包括私立学校,也指望着这笔钱来维持财政。因为大部分政府的奖学金是跟着学生走的,如果学生决定去A校就读,政府的奖学金就用来支付A校的费用;如果学生决定去B校就读,钱就跟着学生进了B校的账户。所以,当你发现一些靠学费维持的私立学校拼命竞争招揽那些穷学生时,不要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学校是菩萨心肠,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要把政府给学生的奖学金赚到自己手里。这种竞争到了极端,就发展到“招傻瓜比招聪明学生更容易办学”的地步。
比如,一个人生长在问题家庭——父亲蹲监狱、母亲吸毒、兄弟也进过几次监狱,不过他自己品行尚可,即使学业一塌糊涂,但由于这种人往往成为政府救助的对象,比较容易拿到奖学金;一个手头拮据的中产家庭子弟,功课很好,却因为家庭经济状况听起来不错而拿不到奖学金。学校录取靠政府资助的前者,经常更有赚头,对于精打细算的后者,则不免要自己掏腰包给点奖学金,否则很难将他们吸引过来,这就降低了学校的利润。
虽然外国学生和美国政府的奖学金沾不上边,但美国的大学一般自己还是有些奖学金的。不过,我们必须明白:这种奖学金未必是纯粹奖励式的善款,而往往是讨价还价的一种遮掩而已。美国的零售业都是明码标价,即使在小摊上,也很难见到中国小摊贩前的“砍价”景象。但是,大宗商品,比如车、房等,交易中的讨价还价还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幼稚的人才会相信标价。道理很简单:你和摊贩为了两斤肉砍了半天价,最后省下的钱还不值你浪费的时间;买辆车要2万多美元,花半天时间砍下1000美元来,回报远远超出你的工时价格。买栋房子,砍下几万美元来并不新鲜。不砍价的人纯粹是傻瓜。上大学,4年的学费10万美元上下,在车和房子的价格之间,哪里有按标价付钱的道理?
话说回来,大学作为教育机构,口口声声不以赚钱为目标,在价格游戏上也颇文雅些。比如,一所大学的学费明码标价是3万美元,你要是照付,大学自然欢天喜地拣了个便宜。如果你来自一个精打细算的中产阶级家庭,功课也不错,学校要是想吸引你,就会许诺给你一些奖学金。这笔奖学金,说白了就是降价的折扣。只是学校不愿意摆出一副自己的产品兜售不出去而不得不清仓甩卖的架势,而要写信恭喜你:“鉴于你优异的素质和表现,本校决定授予你5000美元的奖学金。这是对你卓越成就的一种承认。我们热切盼望着你加入我们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优质学生队伍。”你读了这封信,感觉飘飘然,读书的费用一下子少了5000美元,当然更有可能去这所学校了。大学也避免了绝望兜售的小贩形象,而扮演了慈善家的角色。双方都皆大欢喜。不过最后一算账,学校没有收你3万美元的学费,而是收了2.5万美元。这还是一笔大有赚头的学费。
也正是因为如此,许多美国学生同时申请好几个学校,然后拿着多张录取通知单和各校讨价还价。他们的选择越多,越容易拿到奖学金。有些学生即使第一年没能砍下价来,第二年还会以家庭困难等理由找学校讨价还价。学校如果不管,学生因此辍学,或者转到其他学校,这对学校的排名等就是个损失。由于“新生保有率”是美国大学排名的重要指标,不少学校还是愿意拿出部分资金保有新生。这种考虑,在许多情况下也可以成为学生讨价还价的砝码。
中国望子成龙的家长,为了孩子留学不惜代价,往往忘了这些规则。一位在中国的中介公司工作的美国人讲述了这样的“奇观”:孩子没有被国外的大学录取,家长跑到中介公司大闹。公司表示如数退还中介费;绝望的家长则表示不要退款,就要孩子能留学。这种心态在中国家长中越普及,对中国的学生就越不利。因为美国大学形成了这么一种定见:中国学生什么价钱都肯出,没有讨价还价之必要。最终的结果是中国家庭集体吃亏,让美国人在自己头上想赚多少就赚多少。
从一考定终身到一校定终身
中国的留美大潮虽然汹涌,可完全有条件供孩子留美的家庭还是少数。另外还有许多家庭,虽然能供孩子留美,但经济上非常吃力。不讨价还价、照标价支付学费的风气,使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更难拿到奖学金,留学费用无意中被抬高。至于通过转换学校来降低费用的战略,在美国家庭中越来越流行,可绝大多数中国家庭对此则一无所知。
我在《培养精英》一书中有一节“美国的校漂族”,介绍的就是这种情况。有的美国学生,通过换三四个学校最终才能拿到学士学位。最近我和班上的美国学生聊起学贷问题,一位女生愁眉苦脸地说,按照她的计算,她毕业时学贷要高达10万美元以上,虽然学校给了她不少奖学金。我非常吃惊。因为如果刨去奖学金的话,她在我们学校4年下来满打满算花费也不该超过10万美元。她无奈地告诉我,她是从一个更贵的学校转过来的。此时另外一位女生加入了讨论,说她欠的学贷仅1万多美元。这位女生也是从外校转来的,只不过她先读的是更便宜的学校——一所社区学院。
两位女生都来自精打细算的中产阶级家庭,都因为经济原因而转学,最后毕业也都拿同一个学校的学位,但是花费却有天壤之别。这全在于一开始的战略设计。第一位女孩希望进更有名的学校,并愿意为此支付高昂的学费,但读到半途被积累的学贷吓傻了,最终决定低就一点儿,转到了我们学校。这是从贵学校进,从便宜学校出。第二位女孩考虑则周到得多,决定从便宜学校往贵学校读。她先上了社区学院,读了两年后转到我们学校,学分也转了过来,最后从我们这所在当地还小有声誉的私立学校拿到文凭,但前两年支付的学费则微乎其微。
美国有28%的私立学校,学杂费超过3.6万美元。但44%的美国本科生,就读于学杂费低于9000美元的学校。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本州读州立大学,能够享受优惠。最低端的,就是2年制的社区学院,学杂费还不足3000美元。同样的学校招收外国学生,学费会翻两三倍。
我们不妨算一笔账:进一所有名的私立学校,4年下来仅学杂费就15万美元。但如果你先上2年社区学院,也就支付6000美元学费,再转入本州的州立大学读一年,学费9000美元,最后一年再进入那所有名的私立大学,学费3.6万美元。这样即使你不拿一分钱的奖学金,四年学费也不过5.1万美元,只是那所私立大学的1/3,而你同样获得的是那所私立大学的文凭。
当然,这仅仅是理论上的最佳设计。要做到这一点,你功课必须好,乃至每次转学,高端学校都愿意接收你。另外,有些高端大学为了保证自己的品牌或市场份额,对低端大学转来的学生在学分上打折接受,或者要求学生在本校修满一定的学分才能拿到文凭。但是,转学生已经成为越来越大的市场,如果高端学校在这方面要求太苛刻,许多转学生就会投奔其他学校,更何况美国高等教育的伦理是鼓励学生上进,特别是从底层向上奋斗。所以有些名校还专门设有针对社区学院优秀学生的奖学金,鼓励他们跳到自己的学校来。最成功的例子是从社区学院起步,最终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
这种由低向高走的学生,我在课堂中也接触过一些,他们的表现总体上比其他学生还好一些。也许是因为随时准备往高端学校跳的战略给了他们奋斗的紧迫感,让他们更用功。
中国留学生身份不同,上州立大学不可能仅缴9000美元的学费。不过,在供中国学生选择的学校中,价位差距还是相当大的。家长望子成龙,希望一劳永逸地给孩子安排一个好学校,这可以理解,但也容易让孩子丧失继续奋斗的动力。毕竟孩子年龄还小,在国内生活很顺利,习惯了一切都让家长安排,出门在外,家长鞭长莫及,孩子虚度年华的可能性很大。让孩子在偏远、贫穷地区的便宜大学起步,再靠自己的表现一步步往好学校升,这给家庭省钱不说,也不失为一种好的教育手段。
留美的中国学生真的接受了美国教育吗
留美,顾名思义是为了接受美国的教育。不过,这里有一个最大的讽刺是,留美潮失控会让留美的经验变成在美国接受中国的教育。
如果从教育的目标出发,美国大学招收外国学生是为了让校园文化更加多元化,使学生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有更多交流机会,为日后全球范围内的互动做好准备。但是,在财政压力下,为了赚学费盲目扩招中国学生的美国学校,大多数在教育上乏善可陈,甚至严重缺乏应付国际学生的经验。中国学生在这种学校突然多得不成比例,不仅打乱了正常教学秩序,同时也瓦解了中国学生的“美国经验”。
我有一位朋友负责招收中国留学生。他明确建议校方注意控制中国学生的人数。为什么?他举例说,某校有一门课,30个学生中有29个中国人,这样的大学还能维持声誉和质量吗?上大学对美国人而言,不仅仅是听教授讲课,更重要的是和同学们互动,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形成多元的人际网络。这是日后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今日的网络时代,网上明星教授的视频教程多得是,网上大学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大家花那么多钱来到校园干什么?一大原因是追求和同龄人共同成长的经验。如果30人的课有29个中国人和1个美国人,那这个美国人还不如到中国留学。
《纽约时报》的报道也大致证实了这一点。某校一门课开始时有35位学生选修,其中17位来自中国。上了几周后,只剩下3位非中国学生,基本上成了中国学生的课堂。美国学生跑掉的原因,据说是嫌课堂太安静。美国学生习惯课堂讨论,中国学生习惯死记硬背,大家彼此不适应。其实我觉得可能还另有原因。当这些没有经过录取办公室严格筛选、英语程度不过关的中国学生占了主流时,教授就不能用大多数人听不懂的语言来讲课。特别是对于缺乏和外国学生打交道的教授来说就更难了。有位金融和经济学教授抱怨:“一个学生不懂ascending的意思,这让我怎么办?他把问题搞错了。但我不知道他究竟是没有理解书中的内容,还是有语言障碍。”
教授不知所措,甚至不得不放慢速度,用过分简单的语言讲课,美国学生自然不耐烦,退课也就成为常例。美国大学招收中国学生,表面上是要多元化,实际结果却是单一化,变相地让中国学生到美国聚在一起,请一位美国教授讲课。这和在北京或上海的大学里请位外教来讲课有什么区别呢?留美还有意义吗?
大学的全球化不可一蹴而就。面对中国的崛起,哈佛、耶鲁等精英大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进行了精心准备,比如增加与中国相关的教职、招收中国学生等。刚开始时,这些学校每年只从中国招收一两名或几名本科生,以后渐渐增加。十几年逐渐积累的经验,使这些学校更有能力“消化”日益扩大的中国学生群体。如今质量靠谱儿的美国大学不下数百家,如果认真准备,完全有能力应付中国学生的挑战。特别是纽约、波士顿、加州的一些大学,所在地区本来就相当全球化,各种人才很多,适应变化的能力相对更强。但是,一些偏远地区不知名的大学,在财政压力下突然扩招中国学生,最后就可能产生连自己都应付不了的后果。
《纽约时报》曾以特拉华大学作为核心案例进行了报道,该校的中国学生从2007年的8名突然跃进到现在的517名。我把这则报道拿给前面提到的那位负责招生的朋友看,他很形象地启发我:“你在美国生活十几年,和特拉华州的关系是什么?你大部分信用卡账单都是从那里寄来的吧。那里什么都没有,就是税低,所以信用卡公司全跑到那里建办公室。副总统拜登也是来自那里呀。”
他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曾经看过的《晚间喜剧》里一位笑星扮演拜登搞笑:“我来自特拉华州,那里简直是个地狱,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那里的人什么世面都没见过,没有任何野心和希望……”原来拜登2008年竞选总统时,为了表明自己理解民间疾苦,特别强调自己是代表美国最为荒僻穷困地区的参议员,没想到给《晚间喜剧》找到了口实。
这些当然都充满了偏见。事实上,特拉华州人口密集,工程师很多,人均收入也不低,而且靠近华盛顿,特拉华大学也是相当出色的大学。不过,由于这个小州长期“生活”在首都的影子下,确实在文化圈默默无闻。提起美国的高等教育,很少有人会想到特拉华大学。这个大学和地区是否能够很好地应付中国学生群体的急剧扩张,很让人怀疑。
如果大量中国学生出国是通过中介服务,那些提供“保证录取”的服务公司自然更喜欢和一些突然在财政压力下急需扩招中国学生的学校合作。《纽约时报》报道,某大学的教务长委托一中介公司到中国招收250名中国学生,并明确地告诉中介公司,学校财政困难,需要这些中国学生来填补财政漏洞。这类学校往往没有经验和能力为中国学生提供良好的教育服务,也不会把中国学生的利益放在首位。
中国学生为什么喜欢在美国扎堆
中国留学生到了美国后,却和中国学生一起上课,“美国经验”变成了“在美国的中国经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不幸的结果,固然和有些美国大学见钱眼开、盲目扩招中国学生的政策有关,但主要问题还在于中国学生本身。
我们可以再以特拉华大学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美国的州立大学一般质量都相当过硬,特拉华大学谈不上名校,但还是属于比较入流的大学。该校英语中心主任指出,一些中国学生支付了住校的费用(即住宿费和饭费),却同时在校外租房子住,违反了学校的规定;很少参与学校的志愿者活动;频繁转换课程,目的是和其他中国学生待在一起……
谁能交了钱不住校,反而在校外另租一套房子?你很少听说美国百万富翁的子弟做这种事吧?这更像是第三世界一些贪官污吏或者富得留油的阿拉伯王子的气派。在美国,寄宿制度是精英教育的核心。常青藤一致严格要求低年级学生寄宿,就是要鼓励学生自己形成一个小社会,自我管理,培养社会技能、领袖才干,建构人际网络,彼此之间增进了解。围绕着寄宿制的一系列活动,有时比课堂教育还重要,这是美国大学教育的精髓,也构成了学生们未来事业的基石。特拉华大学有寄宿制度,恰恰说明该校的学生很有“档次”。中国学生的这种做法,打个夸张点的比方,就仿佛是重金买了个名牌表,然后把里面的表扔掉,把印有牌子的包装盒留下来珍藏。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想想也不难理解。这些孩子在国内一切都被家长安排好了,接受的是应试教育,进入美国的大学后,突如其来地获得了自由——大多数事情没人替他们安排,要自己作决定,而且是在一个不熟悉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作决定。这种规划人生的能力,恰恰是中国式教育一直回避的。所以,面对这么大的转折,这些中国学生不知所措,甚至被吓坏了。住在和美国人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宿舍里,一日三餐领教自己不习惯的食物,找不到对自己无微不至的爸爸妈妈,这让他们实在难以忍受,仿佛落难了一样。你可以想象,在一条遇难的船上,只有一群不懂事的孩子,他们在惊吓之余会怎么办?会紧紧地抱在一起。这些找不到北的中国学生,所能做的就是去找其他中国学生。惶惑不堪或被吓坏了的人凑在一起,至少互相还能壮壮胆子。
那些自以为得计地为孩子安排着美好未来的家长,大多也是计划经济时代应试教育的受害者。寄宿制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自己过去的大学宿舍,目的不过是便于上面管理;当志愿者,不过是上面派下来的“学雷锋,做好事”,能逃一次就占一次便宜。殊不知,美国孩子从小当志愿者,为的是培养“社会责任感”,这是领袖才能的核心。没有社会责任感,又怎么能成为精英?
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马歇尔·戈德史密斯曾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多元性是公司的重要资产——不同的思想、方法和能力都有助于团队合作和解决问题。中国学生来到美国后,则恰恰先要躲避多元性,在自己人里扎堆。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些畏惧多元性、拒绝与自己不同的人沟通的人,在专业上也扎堆,而且偏偏要扎到管理、商学这个堆里。在这方面,为他们包办了留学的家长们要负主要责任。
这些家长对大学的理解,基本不出专业教育的范畴,而且特别实际,能有效地用自己的实用哲学把孩子的任何梦想在萌芽时刻就给戕杀掉。他们让孩子到美国读大学,目的就是学点“有用的东西”。这些“有用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就是商务、财会、工程。这样,大家都集中在这几个专业,更造成了中国学生专业扎堆。
我曾经受朋友之托,为一位不知所措的中国留学生做咨询。她家里很有钱,不仅能供她读本科,还能一直支付到她读完研究生。但是她在大学一筹莫展,觉得商学实在读不下去。她告诉我说,自己对商学不感兴趣,数学也不好。我问她为什么要学商学,她说她爸爸告诉她学这个能找到工作。我问她的兴趣是什么,她竟然茫茫然一无所知。最近我接触的一些80后、90后的孩子,令我最为震惊的倒不是他们好吃懒做,而是他们居然说不出自己的兴趣是什么。
美国精英教育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鼓励学生在本科时代做自己的梦,看看能把梦做多大,如何实现这个梦。如果他们有着美好的梦,而且能够为实现这个梦想有效努力,就是可造之才,许多医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就会对他们敞开大门。所以,许多本科是英文专业的学生进了医学院,历史专业的优等生被法学院所追逐,搞艺术史的最后成为企业精英……
我因为写了几本关于美国教育的书,被作为“专家”,就朋友的孩子或朋友的朋友的孩子的留学问题进行了不少咨询。对方总是先问“学哪个专业好”,我说“专业不重要”,对方不解。我问“孩子喜欢什么”,对方有时竟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最后逼得我不得不用他们最能听懂的话来解释:“孩子只有学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才有干劲,才能学得好,这样成绩才好。现在大学普及了,本科毕业就相当于过去的高中毕业,要想成为专业人才,必须接着读研究院。所以,专业教育的使命主要不是由本科教育完成的。至于研究院是否录取你,一般并不看你本科专业是否对口,而是看你的成绩如何,看你是不是个好学生。一个学艺术史的优等生,比一个生物专业的普通学生更有机会进医学院。”
商学类通常是中国本科生的首选专业。其实,美国本科的商学专业由于太实际,更接近于技工教育,属于高等教育中的低端,故而在基层大学比较普及。
高端教育是以寄宿制为核心的通才教育,培养的是饱满、全面的人。可叹的是,跑去接受美国先进教育的中国留学生扎堆在自己人中,不和美国学生接触,甚至不惜白花钱也搬出大学宿舍,集中在低端专业中。这样的孩子未来能成为什么材料,也就可想而知了。
出国干什么去了
如果你对现在留美的中国学生说:“你们顺着父母的指示学几个狭隘的专业,在社会生活中自我隔绝,和美国人没有沟通,对美国社会缺乏了解,留美无异于虚度青春。”他们肯定会振振有词地辩解:“不是我们不和美国人接触,是美国人排斥我们。”
比如,特拉华大学的一位中国学生诉苦,在一门课上,教授无视她的问题,只回答美国学生的问题;在另一门课上,她参与一个小组的计划,但大家对她熟视无睹。表面上欢迎,实际则搞另一套,这些经历让她终生难忘。类似的经验积攒起来,就更把中国学生逼到一起了。
这类牢骚在老一代留学生中并非没有,但相对比较少。而且总发这种牢骚的,最终事业不得志者比较多。要知道,与现在的留学生相比,老一代留学生的境况要艰苦得多。当时中国属于赤贫国家,这些留学先驱也是赤贫之人,去美国仿佛刘姥姥进大观园。那时美国人对中国也远没有现在这般尊重。另外,他们的文化准备也比较少,英语不如下一代好。凡此种种,都影响了他们进入美国社会的信心和能力。但现在看看,他们大多数都在美国安家立业,事业也很成功。
我并不想否认这位中国学生发牢骚的依据。但是,就我个人经验判断,更大的可能是她初来乍到,在文化上有些误会,或者把偶然的事件夸大成普遍现象。美国确实有许多问题,但毕竟是个移民国家,对移民或外国人还是颇为接纳的。我的一位朋友在新加坡生活、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去了美国,住下就不想走,宁愿放弃新加坡更好的机会。她的理由很简单:自己英语不好,在新加坡感觉抬不起头来,在美国则一点也没事。许多中国人其实都有同感。像我这种学英语晚的,口语很差,现在回国讲英语也有压力,但在美国就没压力。只要你能表达,美国人一般不会因为你的口音而变成势利眼。这里确实是个兼容并包的大熔炉。
许多刚出国的中国学生恐怕低估了自己的口语表达能力。当你觉得自己说得很清楚时,听的人也许还糊里糊涂。我刚来美国时,把tradition(传统)念成transition(过渡),错了一年也不自知,而那一年我还特别喜欢讨论“传统”的问题。听者怎么可能明白呢?那些缺乏和外国人接触的经验的人,更是不知所措,只好选择躲避。教授有特殊使命,在课堂上往往要借着回答某个学生的问题说明自己的几个要点,如果学生的问题言不及义,教授只好绕开,以保持课堂效率。作为学生,最好的策略还是课下一对一地追问。另外,如果你平时不参加社会活动,和同学没有建立纽带,上课一起做计划也难免会感到孤立。当然,有时你也会不幸碰到不友好的人。对方并不是因为你的人种和文化对你有恶意,而是不喜欢你本人。所有这些,都无法构成中国留学生躲进中国人小圈子里的理由。
其实,对来自不同种族、文化、国家的人有陌生感、隔膜感,乃人之天性。出国留学的目的之一,不就是跨越这种鸿沟吗?几年前,我班上一位美国优等生告诉我,她家三代人都住在一条街上,从来没有出去见过世面,20岁以前就生孩子,她是第一个例外。我们中国人谈起美国人来,心里多少会都觉得他们很不得了,实际上,许多普通的美国人就是这种很闭塞的小老百姓,和外国人接触时信心不足。他们见了你板着面孔,很可能是因为心里紧张、不自信。你若主动一些,对方经常会在第一时间就满脸堆笑。
总之,出门在外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化冒险,一切都不容易,但也不应该什么事情都往负面的方向想。美国有个网友不久前讨论移民的成就时说:“那些敢于冒着生命危险、破坏了法律而来到我们这里的人,智商一定超高。我们美国人不可能斗得过人家。”这说的是非法移民,但也反映了美国社会对移民的尊重。所以,中国留学生应该建立这样的信心:敢出来闯荡的就是强者,要以强者的开放心胸跨越文化鸿沟。要知道,留学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为年轻一代提供了建立国际人际网络的机会,这是他们日后参与全球化竞争的重要本钱。
到美国读英语班的陷阱
我们这一代留学生多是自己考出去的,兜里分文没有,全靠学校给的奖学金,读的主要是研究院,本科生凤毛麟角。如果我们的语言达不到标准,美国的大学也不可能往我们身上投资。虽然我们也有语言障碍,但这种严格的筛选过程保证了大多数学生能够自己克服这种障碍,并且有令人满意的学术表现。现在的学生出国留学多是父母埋单,去当美国大学的摇钱树。一些学生英语程度不达标也被“有条件录取”。
所谓“有条件录取”,就是学校表示愿意接受,但该学生必须先上英语补习班,通过相应的考试,达到学校基本的要求后才能入学成为新生。随着高等教育在美国的普及,“有条件录取”越来越流行。现在几乎谁都能上大学,各大学抢生源的竞争也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有些明明不合格的学生,被大学“有条件录取”,达到标准后正式入学。这类学生不少出身于弱势阶层,拿着政府的奖学金,身上大有油水可赚,学校的服务也无微不至。
我教书时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记得有一次刚开学,班上某位同学就递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我打开一看,里面有教务处的信、学校相关规定、医生证明等文件,说该生阅读理解困难,构成病理性障碍,有权要求任课教授为之延长考试时间等。不仅如此,学校还经常要雇一位随从,跟着这位学生上完整个学期的课,帮助记笔记。当然,这些服务往往是纳税人埋单,费用极高。
“有条件录取”针对的主要是在美国读了一段时间中小学的非法或合法移民的后代,外国人很难享受这些福利。不过现在这种模式也越来越多地被用于覆盖国际学生。作为摇钱树的中国学生英语不合格,美国大学让他先来上补习班,正好能从这棵摇钱树上多摇下些钱。中国那些守着不成器的孩子的家长,整天担心的就是孩子出不去,“有条件录取”至少实现了留美宏愿,松了一口气。另外他们觉得孩子到了美国,有了“语言环境”,英语自然就学会了。结果怎么样呢?
《纽约时报》报道说,一些来到特拉华大学的学生,本来期待上几个月的英语补习班后就能入学,结果发现自己不得不在补习班里花一年多的时间。5%的中国学生在补习班里不及格,难以成为新生。有些学生难以承受挫折与打击,干脆回国,甚至还抱怨英语补习班除了赚钱外不干别的事情。
究竟是这些英语班只顾赚钱不好好教书,还是中国学生为自己的无能找借口?当然每个人、每个地方的情况都不一样。但依照个人经验,我更倾向于相信后者。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留美的语言准备完全可以在国内完成,跑到美国花将近3000美元的学费上八周英语班,再搭上生活费,基本是白白烧钱。之所以仍然有许多人这么干,无非是因为对“语言环境”的迷信。在这方面,我自己不仅是学英语出国的“过来人”,而且在美国读书、教书,英语班、日语班都上过,也一直在指导和咨询美国学生掌握亚洲的语言(中文、日文)。无论是从学生的角度还是从教师的角度,我都有不少切身体会。
“语言环境”之说,在我们那个时代还算靠谱儿。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京就没有几个外国人。在长安街或使馆区看到几个“老外”,大家如同看珍禽异兽般好奇。除了《许国璋英语》等几本枯燥的教材外,几乎没有英文读物,英文音像资料就更少,很多人根本没有用过耳机。但改革开放后,第一代留学前辈就是这么身无分文地出国,现在大多相当成功,很少听他们抱怨过语言障碍。现在美国人在中国满街都是;英语读物、广播电视也不难接触;美国的许多媒体报道,上网就可以在第一时间阅读;甚至许多设施(如马桶、传呼机等)的说明都是英文的,更不用说无所不在的英语班了。放着这么好的环境,又以出国为目标,居然英语还达不到标准。这样的学生大多是“朽木不可雕也”,到了美国也许更学不会英语。
为什么这么说?在国内的英语班里,你能碰到不少经济状况不太好、出不起国,却非常聪明、求上进的学生。这些人学习自觉,彼此之间相约说英语,反而能创造个英语小环境。不成器的公子哥儿到了美国,没有爸爸、妈妈、保姆的伺候,语言不通,对陌生环境恐惧,觉得谁对自己都不友好,最终就会找其他说中文的公子哥儿扎堆,整天说着中文消磨时光。全球化就是这样一把双刃剑,可以帮助你在国内创造英语环境,也可以为你在美国创造中文环境,甚至买东西都不用讲英语,去中国店就行了。
其实,美国学生学习亚洲语言也有同样的问题:跑到中国或日本,本想靠语言环境的助推掌握那门语言,结果去了还是几个美国人凑在一起说英文,反倒是在美国上暑期班的,大家相约不讲英文,自己创造了个语言环境出来。所以,对于我的美国学生,我一向建议他们,如果中文或日文没有达到三年级的水平,最好别去中国或日本上语言班。
美国的大学为外国学生开设英语班,当然是要收费的,但也不能因此就咬定人家一味赚钱。这几年,我在给来波士顿读语言班的几位年纪大一些的中国人提供咨询时,指出了英语班的问题:英语班最多仅有社交的意义,从学英语的角度看,几乎帮不了太多忙。试想,班里的同学全是英语不行而需要补习的,中国人又特别多,一不留神大家就讲起中文来。即使讲英文,也是五花八门、错误百出。这怎么能学好?至于老师的授课,网上或其他音像资料中恐怕能找到更好的。我自己刚进耶鲁读书时,也被学校要求上英语班。那是学校支付费用,教师多是耶鲁语言系或英文系的博士,水平不可谓不高。但我学了一段时间后,还是决定退出。因为我发现通过正常的课程学习更有效。
我经常把留学的语言关比喻为买房子的首付。美国房市破灭引发次贷危机,最终把全球经济拖入大衰退的深渊。万恶之源就在于房贷过于宽松,买房子不缴首付就拿到贷款,这种人往往是信誉最差的购房者,是他们违约而让大家跟着吃苦。在如今这个时代,家长含辛茹苦地积攒下来一大笔钱供孩子出国,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家长的责任范围。这些孩子要对得起父母的辛苦付出,至少得把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做好,在国内把英语提高到能应付美国学业的程度。也就是说,他们要把自己的心血投进来作为留学的“首付”。如果这点事情都做不好,你指望他留美后突然就有出息了,那就像指望年薪五万的人不缴首付就买了百万豪宅而且会按期支付房贷一样,最终尝到的多半是苦果。
美国大学的学业究竟难不难
中国的留美学生学业和语言准备不足,让接收方面的美国大学措手不及。来自各方面的抱怨不绝于耳。有些美国教授说,课堂里的中国学生人数太多、英语太差,自己不得不改变教学策略,甚至简化教学语言。有位中国学生选的第一堂课虽然是中国历史的入门课,但由于词汇量不够,大概只能听懂70%,没法抓住细节。留美的学业难度究竟如何?中国学生是否能适应?
从过来人的角度看,第一堂课能听懂70%已经相当不错,这是个很好的开端。我刚到耶鲁读书时,能听懂的不超过10%,两年后也听不懂70%。当时为了参加课堂讨论,我憋足了劲儿要张一次嘴,实现零的突破。可是,张嘴前5分钟,紧张得脑子一片空白,别人在谈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糊里糊涂地错过了机会。后来终于有了零的突破,但张嘴后5分钟慌得脑子里又是一片空白,别人怎么回应我也一点都不知道。许多人都是这么过来的。
在美国,如果第一堂课就能听懂70%,这种学生应该非常适应,根本不用操心,一年后就能如鱼得水。我不明白,如果中国学生能达到这个程度,美国教授还有什么好抱怨的?有什么必要改变教学策略?该怎么讲,就怎么讲。到了学期末,这些中国学生就能听懂百分之八九十了。
在我看来,美国教授的反应大概揭示了课堂上中国学生实在太多的现实。如果绝大多数学生是美国人,他们100%能听懂教授的话,有那么三两个只能听懂70%的,甚至有我这种10%也听不下来的,也无伤大雅,课堂气氛不可能因这么少数几个人而改变。但是,如果班上绝大部分学生是中国人,那即使他们都能听懂70%,教授也会感到气氛不对,觉得有些话双方都听不明白,不得不改变授课方式。
我虽然一向主张校园多元化、全球化,但美国的大学一定要以美国学生为主。中国学生选学校时,也要信守这个标准,毕竟去美国留学的主要目的是从美国人那里学知识。
后 记

怎样留学去
这本书,说了许多留学的坏话。不要搞错,我一向主张有志的年轻人或不那么年轻的人都尽可能去留学。我自己就是留学的受益者。但是,我们都知道“丑话说在前面”的道理。我相信,读完这本书,有些人(特别是家长)会变得更加审慎,会修正自己或孩子的留学计划,甚至推后行程,多做些准备。也有些人,会变得暴怒。这两种人,都应该读这本书。前者会使自己或孩子日后的学业和事业受益,后者的生气,则是从内心的挫折感中而来。他们的这种挫折感不会马上消失,甚至会伴随其终身。也就是说,他们会不停地生气。现在趁着年轻,也该好好适应一下这样的情绪。
为什么一个受留学之益的人,要说留学的坏话?因为作为“过来人”,我看得很清楚——留学并不属于所有人。可是现在大家却一窝蜂地留学。在未经筛选的留学生中,恐怕只有少部分人适合留学。
留学的远祖,大概可以追溯到玄奘取经,那是必须拿自己的生命冒险的伟业。到了现代社会,交通便利,留学不再如同“上西天”那般可怕。但是,留学仍然意味着要跨越巨大的语言、文化的鸿沟,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接受在本土难以获得的教育。这对于一个人的品格、毅力、智能、知识等,都是全面的挑战。如今,许多学子在本国用自己的母语都读不好书,外语上也没有充足的准备,拍拍脑袋跟风去留学,这当然是白白烧钱了。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三十多年,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能够支付留学费用。但是,有钱的结果,也使留学变得越来越像是消费。似乎教育就是珠宝店中的一根项链,花钱就能搞定。而且钱越多,买到的货色就越好。
可惜,哪怕是在最讲究市场机制的社会中,教育在本质上也不是消费。或者说,作为消费的教育不是好的教育。在20世纪80年代的出国热之初,中国人兜里没钱,但出去留学的大多很成功。为什么?因为当大家没钱的时候,就必须依赖学业上的筛选。那些优异之士,国外的大学给予全额奖学金,否则连签证都办不下来。拼爹也没用。很多农民的孩子就是靠自己的学业留学的。如今,美国许多大学陷入财政困境,指望着中国家长慷慨的学费维持,不断降低录取标准。从表面上看,中国人似乎扬眉吐气了:过去是我们可怜巴巴地等着别人挑选,现在可牛了,是我们挑选别人!是我们来决定把钱花在哪个学校上!
事实上,那些心甘情愿接受中国家长掏腰包选择的学校,多是质量相当差的学校。这些学校走到这步田地,恰恰说明它们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缺乏基本的竞争力,本应被淘汰掉。中国家长的腰包,使这些学校得以苟延残喘。其代价是不断降低录取标准,接受素质越来越差的学生,教育水平每况愈下。在那里的中国留学生,烧了几年钱,拿了一张形同废纸的毕业证书回来,立即从海归变成海待。其实,大家凭常识想想就应该明白:把教育当消费,如同购买文凭。当文凭可以购买时,文凭还是文凭吗?还管用吗?在改革开放之初,大家对国外的教育情况不了解,有若干人从西太平洋大学等购买了文凭,回国招摇撞骗。如此把戏早已被揭穿。现在家长花钱就能帮孩子搞定的录取通知书,虽然也大多来自合法的大学,但这种大学是什么质量?教育出来的是什么学生?对于这种公开的秘密,还能指望国内的用人单位一点也不知道吗?
最糟糕的是,消费式的留学会成为鼓励坏品格发展的机制。
时下中国流行批判应试教育,批判高考,称升学压力让孩子发展畸形,越学越傻,“减压”之声响成一片。我无意为现行制度辩护。恰恰相反,多年来,我一直著书立说,抨击中国的教育制度,甚至为此还背上了“只批判,不建设”的恶名。最近创办“薛涌留美预科”,就是立足于“建设”,希望在应试教育之外,为下一代提供一条另类道路。但是,我也必须提醒大家,批判应试教育,不要成为逃避个人责任的庇护所。我发现有些孩子不是不喜欢中国的教育,而是不喜欢教育,“制度害死人”是他们不读书的借口。去美国多酷呀!谁不想去美国?怎么去?这些孩子从家长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中找到了答案:要想去美国,就必须证明自己是中国式教育的受害者,根本学不好。于是,他们该努力时也不努力,一定要让家长绝望。最后,家长一着急,就让孩子出国了。留学成为对懒惰的奖励。
其实,对于不想读书的孩子,留在国内家长还有管教的可能;出了国则如断线的风筝,家长更是鞭长莫及。因为外面的情况很自由,为肯努力的孩子提供了无限的施展天地,也为混日子的孩子提供了混日子的天堂。最近我给一位家长写信,谈起飘在外面的断了线的风筝会是一种什么情况:
“我们在大学教书,每天都碰到这种情况:好学生一天到晚往我们办公室跑,讨论问题动辄一小时,写了论文反复改,毕业时我们又费心费力给写推荐信,时间全花在这几个人身上。糟糕的学生,上课都不来,今天外婆死了,明天奶奶死了,后天爷爷死了。上了不到半学期,家里的老人都不够死的。就是为了不来上课找理由,最后老师连学生都不认识。这么混四年,能学到什么?他们跟那些好学生缴一样的学费呀!把不肯用功的孩子送出去读大学,他们不去上课,家长也无从得知。美国大学注重保护学生隐私。学生是否去上课?表现如何?家长不能问,问了我们也不能告诉他们。所以,家长一年花几万美元,孩子天天和教授说外婆死了,奶奶死了,爷爷死了。还好,没有说自己爹妈死了的。唉,这种事情,当老师的恨都恨不过来。”
这不是我在瞎编。美国的学生,读小学时完不成作业,就说作业被狗吃了,这是路人皆知的事情。到了大学,则往往拿爷爷奶奶开刀。一位教授为此还写了篇调侃的论文,声称年轻人上大学会导致巨大的家庭悲剧,使爷爷奶奶们危在旦夕。他还有鼻子有眼地拿出了统计数据,特别指出那些分数低的学生,爷爷奶奶的死亡率比同龄人口的正常死亡率高好几倍,也远远高出全优生爷爷奶奶的死亡率。有时我万般无奈,学期开始时就讲这篇论文的数据,并问学生:“谁家老人快顶不住了?现在告诉我,让我有所准备。”学生算是知道我这位“老外”很懂他们那一套,上完一学期,也基本没有祖辈死亡的事情发生。有时我忍不住开玩笑,要自荐为诺贝尔医学奖的候选人。
我和家长讲这些,目的是告诉大家:别以为只有中国的教育制度很糟糕,一到美国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美国的教育制度也是问题一大堆。天下没有完美的制度。现在的孩子确实受教育制度之害,但塑造我们这一代的教育制度还不如现在。难道要等教育制度都改好了才开始成长吗?归根结底,人的根本素质就是适应环境的能力。批判一个制度的人,应该具有更强的能力应付这种制度造成的种种问题,而不是面对这样的制度完全无助、放弃努力。
许多中国家长认为,对于孩子的某些问题,换换环境、随着成长就自然消失了。这是一种侥幸心理。凭侥幸心理办事,最后很少有好的结果。不错,孩子的许多问题确实会随着年龄消失,这叫“成长”。但这种成长,是在不断面临真实的生活、不断承担自己行为后果的过程中完成的。太多的家长给孩子创造了一个假环境,让他不必面临自己的责任,乃至越懒惰,得到的奖励越慷慨。这还怎么成长?书读不好,就上不了大学;不想读书,就去做工。这是真实的生活,是生活中真实的责任。美国有个著名的CEO,社区大学出身。他高中毕业后不想读书,当了工人。有一次,他去了附属于我们学校的社区大学——迪恩学院(Dean College)看同学,跟人家一聊,突然想读书了。他属于长大后突然懂事的那种。但那是怎么懂的事?是在真实的生活中懂的。怎么让不肯读书的孩子知道用功、珍惜家长为他们的付出?是送他们去富士康做工,而不是留学。
以上,就是我关于留学的坏话。细节当然复杂得多,全在书中各个章节内,读者可以自己去读。不过,有些读者、朋友甚至本书的编辑,都在不停地问:既然你主张大家留学,自己也是留学的受益者,难道不能也讲点留学的好话吗?难道不能提供些正面的帮助吗?
其实,留学的好处明摆在那里,否则就不会有当今的留学热。好话实在用不着我多说。我想要有些建设性的贡献,帮助大家理解什么样的人、经过怎样的准备,才能从留学经验中获得这些好处。我刚刚筹建的“薛涌留美预科”,也正是以此为目标的事业。
我在美国读书教学近二十年,后来也写了一系列介绍美国高等教育的书。最近留学热升温,中介生意火暴,许多朋友敦促我利用自己的知识涉入此业。最终,经过反复考虑后,我拒绝了这样的诱惑,而开起了“薛涌留美预科”。为什么要这么选择?首先,中介业越繁荣,留学就越容易,门槛就越低。想想看,当年玄奘取经是多么艰辛。别的不说,肯吃那个苦、冒那个险、付出那种牺牲的人,本来就是凤毛麟角。这是一个很高的门槛,把俗众都挡在外面。我们当然不必把留学抬高到玄奘取经的高度,但留学仍然需要克服种种艰难困苦。如今信息发达,大部分留学的信息在网上就能找到。一个连国外大学的基本情况都摸不出个线索、申请也不会写的人,适合留学吗?
另一方面,中介业使留学变得越来越“容易”,大家由此忽视了留学最重要的条件,即语言和学术上的准备。语言是留学的基本媒介。语言不过关,出去干什么?中国的家长和学生还特别看重牌子,一门心思要上名校,不惜托中介伪造各种证书、文件。但是,到一个哪怕是二流的名校读本科,一周的阅读量至少是200页。有几个学子在出去前测验过自己的阅读量?完不成课程上的阅读,表现自然差。这不仅将体现在成绩单上,毕业时还很难找到教授写推荐信。而毕业后无论求职还是继续升学,往往都需要三封推荐信。这在美国恐怕很难找到中介公司帮忙伪造了。怎么办?在美国找工作,我还从来没听说过哪家企业会让你出示毕业文凭、学位证书等,那些不过是个摆设。但是,只要是像样的机构,录用人才都会认真阅读推荐信。没有这三封信,本科的钱就白烧了。而我在和中国家长、学生们的接触中发现,大多数人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许多家长和学生办留学之盲目,仿佛是自己被人卖了,还欢天喜地地帮助人家点钱。
我目前的做法,不过是希望帮助下一代走有效的留学之路。所谓有效,是根源于我们这一代人比较成功的经验。我个人和周围的许多朋友,都是留学的过来人,路走得比较顺。我们当年没有谁用过中介,都是自己闯出来的。但我们都拿了全奖,读了名校,日后走上了比较满意的事业之途。当然,时代不同了,我们那种出去靠全奖读研究生的模式,如今已非主流,并不值得全盘模仿。但是,上一代人的成功经验,多少值得年轻一代参考。下面就以我们的经验,讲一讲留学的基本准备。
留学的成败,说到底还要看个人素质、知识及语言的准备。在知识准备上,我没有发言权。因为大部分留学生所学的专业都超出了我个人的领域。最具有普遍意义的,还是语言准备。而语言准备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阅读。为什么?如上所述,你一旦进入一个稍微像样点的美国大学,一周的阅读量至少要200页!这对大部分中国留学生来说都是不可能的。
中国社会普遍流行的一个观念是:中国人学英语,最大的毛病是学“哑巴英语”。已故英语教学泰斗张道真先生就这么认为,并称“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开头必须要抓听说,如果不抓听说就全盘皆输。为什么中国人学习英语前前后后多少亿人,但真正学好的只是少数,原因就在于没有抓听说。你学一个语言,不会听,不会说,语言记不住,很快就忘了”。
从我留学的个人经验看,这是中国人对英语学习最大的误解之一。为什么?因为我们学英语是为了去接受最先进的高等教育,不是给外国人当导游。在留学生涯中,除非你学理工科,或音乐、艺术等专业,否则你大部分时间还是在阅读,而非跟人说话。张道真所谓“听说领先”的根据,是没有听说就没有交流。可惜,交流并不限于口头。书写文字的发明,是人类交流最重要的革命,至今还界定着我们的文明。当今最高层级的学术和文化交流,还是在书面上。留学就是去读书。读书首先要“读”,要认字。美国的大街上有的是英语听说很流利的无家可归者,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就能读大学。
我学的是“哑巴英语”,到美国后,下了飞机,出了海关,第一句话就是对长途汽车站的售票小姐说“我要去纽黑文”。对方根本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但是,我还是马上读了耶鲁的研究院,多少算是学有所成。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第一年上课,我几乎什么都听不懂。但是,靠着阅读方面比较充分的准备,我大致能应付指定的书目,写出比较好的学期论文,受到教授的青睐。第二年,我在听说方面渐渐开窍,课堂上开始发言。但即使发言,也是语法错误百出,语音离谱儿。不过,靠着充分的阅读,我还是能做到言之有物,乃至班上的师生都能耐心听我说完。我也亲眼见过英语流利得出奇的美国同学,上课夸夸其谈,半截就被教授打断,后来居然被踢出课程。
这并不是说听说不重要,而是要在突破语言障碍时分清主次。现在年轻一代受益于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接触的海外语言图像媒体比较多,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机会也大大增加,听说能力已经比我们那一代好很多。如果我的“哑巴英语”出去尚能适应世界一流大学的文科博士课程,他们的听说能力不应该成为留学的主要障碍。问题是,他们是否具有我当年那尚还很不过关的阅读基础?遗憾的是,网络时代容易让年轻人忽视阅读,在学外语上也不例外。从我接触的学子来看,他们绝大部分在阅读方面赶不上我出国时候的水平。
另外一点也同样重要,那就是听说训练非常依赖环境。你在语音室里练半天,但在日常生活中不能经常和人们用英语口头交流,所学的技艺马上荒疏,大量精力就此被浪费。所以,提高听说能力,最好留在出国以后训练。阅读则不同。阅读只是你和书的关系,不管是坐在哈佛的图书馆读,还是蜗居在北上广的斗室里读,效果并没有区别。如果不断地用英语学习知识、吸收信息,那就会随学随用,事半功倍。另外,阅读的基础好,词汇丰富,语法扎实,日后在英语环境中提高听说能力也会快得多。
总之,听说训练是个高度“环境依赖型”的学习过程。在美国的语言环境中训练要有效得多,在国内练听说经常造成很大浪费。读写则不太依赖这样的语言环境。如果有良师指导,在中国学习读写,比在美国学并无劣势。
在明确了主攻阅读的重点后,我们就要在阅读中训练批判性思维。缺乏批判性思维,一直被视为是中国学生的最大弱点。矫正这种弱点,最好的起点莫过于分析性地阅读。SAT分阅读、写作、数学三部分。其阅读,正式的名字原来叫词汇(Verbal),现在改为“批判性阅读”(Critical Reading)。可见主考部门意识到,大学水平的阅读,主要不是词汇问题,而是“批判性”的问题。学生可以通过突击背单词、培训应试技巧来在短期内提高成绩。但是,如果在阅读过程中丧失了“批判性思维”的训练,那无疑是舍本逐末,进入大学后,同样难以适应这种阅读要求。
我在美国的大学里教书,对此深有体会。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许多学生只是阅读,而不是批判性地阅读。他们习惯于把教材当作权威,要把里面的事实都记住,以为这样考试就能通过了。可是,在我所执教的课堂阅读测验中,他们往往犯很简单的错误。比如,经常把作者引述的观点(甚至作者批判的观点)当成作者的观点。他们习惯于传统教科书中的“单声道”,好像书里陈述的一切都是来自一个声音。殊不知,大学的阅读往往是“多声道”:讲一个问题,作者经常引述多种意见,比较其得失,然后提出自己的意见。教授在讲课时,通常也会帮助学生比较各种意见,分析得失,然后形成自己的观点。这包括对作者的论断进行批判性的分析,而非全盘接受。
这些看似简单,却是中国学生经常面临的陷阱。中国的学生总抱着“等着老师讲”的心态来上课,而且总觉得书上讲的东西就是需要记住或者掌握的。其实,想想也不奇怪,在中国上课,总是老师提问,学生回答,而且老师在提问之前已经知道“正确答案”,会根据学生是否“答对”来打分。考试也不过是这种回答问题的书面形式而已。教科书里写的东西,都是属于“正确答案”之列,最好是倒背如流。学生们最关心的,自然是老师究竟要自己记住什么。与此相对,在美国大学的讨论班里,往往是学生提问。老师很难预料学生会提出什么问题,更未必知道问题的正确答案,经常只是提供一些参考性的线索,并鼓励其他同学提出意见。
记得我刚到耶鲁时,上社会学的讨论班,一位长得像个高中生似的小女孩儿,上来就批判指定阅读书目——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简单化”,引起许多人的共鸣。看到被自己敬若神明的名著遭受如此不大敬,我心里暗暗叫苦:“你们这些毛孩子知道韦伯是谁呀?”再看教授,丝毫没有为韦伯辩护之意,反而肯定了学生们的许多观点,最后还问大家“韦伯的简单化是否有意义”,从而把讨论引向一个更深的层次。在这样的过程中,老师往往根据学生提问的深度来对之进行评价。老师关心的,不是学生记住了什么,而是学生有什么想法、怎样发展这些想法、这些想法是否能经受得住逻辑和事实的考验、是否和自己的预设有冲突……
在《北大批判》中,我曾呼吁中国的大学多开这样的讨论班,少上满堂灌的大课。当时国内有些研究生写信对我诉苦:我们学校也开了讨论班,可惜还不如大课。老师和学生都不知道该说什么,经常是一个人漫无边际地乱讲,大家摸不着头脑……可见,所谓批判性思维,不是说有就有,必须经过潜移默化的训练。SAT之所以称其语文部分为“批判性阅读”,就是因为阅读是训练批判性思维的良好渠道。
所以,我们的阅读学习过程,是把语言训练和思想训练合为一体。这首先要以学生的能动性为核心。与等着老师讲课不同的是,学生面对阅读材料,要自己查生词,厘清语法结构,理解基本的文字意思。当学生遇到自己无法克服的障碍或有某些疑惑时,教学过程才正式开始。
这一过程,具体可分为三个步骤,即发现问题、界定问题、表述问题。
第一,发现问题。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其最为重要的基础就是学生必须自己发现问题。老师不会从头到尾讲课文,只是有针对性地解答学生的疑难问题,并从中发现学习的盲点,以深入引导学生关注自己所忽视的种种问题。从表面上看,把自己不懂的地方找出来似乎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但事实上,许多学生首先就在这里被绊住了脚。
为什么遇到自己不懂的内容却不提问?我在教学中碰到两个比较常见的现象。一个主要是态度和习惯问题:阅读时注意力不够集中、不上心,不认为发现问题是自己的责任,习惯于等着老师讲。这导致许多学生对不懂的问题视而不见。我在大学上课时,有时会走到一位表情木然的学生面前,问:“你对书上这段讨论有问题吗?”对方摇摇头。“那你理解了吗?”对方又摇摇头。“既然不理解,怎么又会没有问题呢?”对方的头再也摇不动了。对于如此疏忽的学生,我们只能向他们提问,在他们无法回答时,质问他们既然有不懂的地方,为何还不提问,以改变其思想懒惰的习惯。另一个现象是,许多学生习惯于似懂非懂,没有勇气打破沙锅问到底。有时明明是对语言没有理解清楚,但他们总怀疑是自己没有理解其中的意思,怕问问题显得自己太傻,所以不敢提问。这种在求知过程中被吓倒的情况,往往导致学生在糊里糊涂中不懂装懂,最终永远也学不会。
在学习过程中提不提问题,直接关乎学习的效率。我们总说某某聪明、某某笨。其实,同样的学生,同样的智商,带着问题学的学生最聪明。如果你一直思索一些问题,并拼命从阅读中寻求答案,或者阅读过程不断激发你的问题,你读书就如饥似渴,一旦找到答案,就终身不忘。你不带着问题学,阅读如同过眼云烟,激发不了你的热情,久而久之,慢慢就会被别人远远抛在后面。有些学生总是奇怪:别人怎么记忆力超强?我怎么什么都记不住?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别人总是带着问题去学习,在遇到一个单词或句法结构时,已经有了强烈的心理期待,会撞击出火花。不带着问题去学习的,即使碰到了问题,也不觉得自己碰到了,也意识不到自己有不懂的地方。如此下来,怎么可能记得住所学的知识呢?
青春期是自我形成的关键期。这种自我形成,是在不断追寻内心问题的过程中完成的。没有“问题性”的人,是缺乏自我的人,是心灵残缺的人,还谈何“批判性思维”?所以,训练学生掌握发现问题的能力,是阅读的首务。
第二,界定问题。发现问题,仅仅是提问训练的第一步。光能发现问题还远远不够,接下来必须界定自己所发现的问题。许多同学经常在来信中列出一句话问:“老师,这句是什么意思?请解释。”还有些同学,干脆说“这一段全不懂,请解释”。这是最懒、也最不负责任的提问方式。我布置的阅读全是英文媒体的原版报道,有些确实很难。但是,如果说什么都不懂,这也不太可能吧?那么,他们究竟是不懂语法还是不认识词汇?我从来都要求学生遇到生词先自己去查字典。查了以后还不懂吗?或者说,语言似乎都懂了,但意思还是不明白?再比如,一段话中出现两组概念,是只明白其中的一组概念,还是两组都有困惑?总之,学生要学会对自己的问题进行一番自我分析。通过界定和分析,学生对这个问题的智力和情感投入逐渐增多,此后一旦获得解答,便有豁然开朗之感,印象会更深刻,不会轻易忘记。
第三,表述问题。当学生把自己发现的问题界定清楚时,提问的过程基本完成,接下来就开始了表述这一步。这涉及学生的沟通能力。学生必须知道怎么让老师了解自己的难点究竟在哪里,必须想办法用最为有力、清晰的语言,把自己界定出来的问题形成书面语传达给老师。有些学生在这里还可以锦上添花,不仅清晰地表述了自己的问题,而且能把问题的意义阐发一番。要知道,许多水平相当高的学术论文,最终的目的就是提出一个问题。作者通篇在论述自己为什么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为什么值得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把人们的理解力引向什么层面。更不用说,这种表述问题的训练,就是写作中的思维训练。
写作是最难的。一般而言,学生跟我学了两三个月后,才能慢慢进入写作。写作的训练,需要从阅读训练中引入。
曾有位家长找到我大大抱怨了一番。她女儿所在的美国寄宿学校的校长说,中国学生写作水平普遍不太高,来留学之前,最好找个美国人补补写作,所以就让我教她女儿写作。但她不理解,我为什么要首先集中精力让孩子攻阅读。
其实,这种抱怨在美国学校里经常能听到。这个问题太普遍了。但关键要看问题在哪里。那些美国的校长、老师往往不了解中国教育的情况,只看到表象,没有看到内在的原因。
我归纳了一下,写作有三个部分。第一是内容,大部分中国学生都被卡在这里。他们平时上课就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写作。我们的教学,虽然是阅读,其实最终目的是写作。你脑子里必须有内容,有想说的话,才有的可写。要做到有话可说,就必须从发现问题、界定问题、表述问题开始。
中国的课堂不是从学生提问开始,而是换过来,老师问问题,学生站起来回答。大家紧张得很,生怕被老师抓住。看来,老师就是这么一个抓坏蛋的警察角色。在美国上课,往往是从学生提问开始,让老师来解答。与中国相比,整个教学过程反了过来。老师要通过学生提问的质量判断其水平。你没有提出问题的能力,怎么能解决问题?有什么好写的?老师的回答,也往往是参考性意见。好的学生会进一步追问,甚至和老师辩论。走到这一步,写作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美国大学教授有时会说,我们关心的不是学生不懂什么,而是学生懂什么,他们的新见在哪里。想想不是也很自然吗?考试就是要抓住学生不懂什么。诚然,任何人都有不懂的东西,但不妨碍他们成为乔布斯、盖茨、诺奖得主。一个人的成就,最终要以自己懂什么来界定。所以,写作归根结底还是教育观念的问题,在我们的阅读过程中会自然体现出来。
第二是叙述。任何写作都要有叙述策略。不同文体,表达思想的格式有所不同,寻找的证据也不同。比如论文(thesis)和散文(essay)就非常不一样。各种语言,在这方面大体守着一个规律。你如何提出自己的论点,如何发展和支持(用各种证据)这个论点,如何说服别人。这是我在经过两三个月后的潜移默化后要开始教给学生的。当然,这也取决于学生的素质。有的学生快一些,有的学生则要多读书,多和老师互动才行。
第三部分则是具体的句子表达和语法。这方面,我可以教一些,但最终要交给母语的人讲。好在这方面技术性最强,相对好办些。你在这方面犯些错误,美国人不会太在乎。我每天说话都充满语病。美国人判断你的思想是否有价值,不会根据你的语法、口音。他们要看你有什么思想,怎么叙述。所以,写作训练主要是针对前两部分,第三部分,只能在以后的长时间内慢慢精化。
总之,写作仅仅是思想的载体。没有思想,谈不上写作。哪个作家是写作班训练出来的?道理就在这里。教育过程很复杂,写作需要两三个月后潜移默化地进入。就像思想训练一样。我不能宣布今天开始思想训练,然后拿出具体的课程。思想不能通过技巧之类的课程训练出来。思想是在学习中潜移默化形成的。写作也是如此。许多学生已经开始用英文和我通信,日后会自然而然地进入写作过程。
留美的第一步是要在国内走。这一步的主要内容,就是语言训练,以及语言训练所承载的批判性思维。而我说的语言训练,重点在阅读和写作。先抓听说乃舍本逐末。你听说不行,甚至连上街买东西、旅行都有困难,这其实并不可怕。在外面时间久了,就能适应。我当年就是那样,也不会因此不及格。但是,你完成不了阅读,就是个大危机。这也是许多中国学生留美时碰到的最大危机。“薛涌留美预科”就是希望帮助学子们避免这样的危机,或者真正面临这样的危机时,有足够的准备和训练来应付。
俗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我这本书的名字则叫《跟着薛涌留学去》,意思是说,我指出的并非是唯一的道路。我毕竟见过许多许多迷路的人,知道有些看似诱人的路,其实充满了陷阱,不该走,也不能走。我指给大家的道路,是自己走过的,受益匪浅的,也是许多人沿着走并且成功了的。这条路看起来也许不那么好走,却是可靠的,可以带你通往目的地。留学本身就是一场冒险。我鼓励学子们有为人之不敢为的勇气,并不反对大家去探险、去寻找新路。但是我也深信,虽然留学的具体条件随着时代变了许多,但其核心实质并没有变——留学,依然是跨越语言、文化的严峻挑战,成功者往往是那些准备充分的人。
可如果一两个中国学生夹在二三十个美国学生中,他们是否会感觉压力过大呢?在这方面,那些有备而来的中国学生至少要对自己充满信心。美国教育两极分化很大。常青藤等精英大学的学生确实非常优异,但到了一般的大学,情况就千差万别。每个班总有些出色的美国学生,但大多数学业准备不足,阅读、写作都很平庸。不久前,有个调查说美国的大学生中能阅读的不足40%,有的学生连to和too、then和than都分不清楚。而且这些美国学生学习态度很差,一门课每周阅读量超过40页就要绕开。另外,还有许多学生不得不一边学习、一边打工,容易分心。中国学生只要在来美国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平时知道用功,适应一段时间后,学习成绩在班上居中上游是很容易的事情。事实上,虽然被《纽约时报》曝光的特拉华大学对中国学生有些头疼,但校方也证实,中国学生的成绩和美国学生大致相当。
所以,中国的高中生如果有些英语基础,比较好学,也有努力奋斗的心理准备,那么即使大学考得不理想,在留美这条路上还是能够成功的。这里的关键是要有充分的准备。我当年出国时就奉行这样一个哲学:只有当自己能用英语完成一定的阅读量时,才开始针对托福考试做相应的准备工作;只有自己的分数还算靠谱儿时,才动申请留学的念头。为此我宁愿晚两年出国。我当时已经三十多岁,现在十七八岁的年轻人着什么急?要知道,等你大学毕业时,没有人在乎你是二十二岁还是二十四岁。事实上,在美国找工作,雇主不得问你年龄。但是,你从什么大学毕业,学得怎么样,则至关重要。准备充足,到美国才能更好地吸收其教育的养分,当个优等生,以后才会有大好前途。



文摘
“没用的专业”也有用
如今大学生越来越实际,一定要学“找得到工作”的专业,回避“没用的专业”。不仅中国如此,几乎举世皆然。在强调通才教育的美国,五分之一以上的本科生选择了商务或和商务相关的专业,其主要原因就是“有用”。有些长辈对教育一知半解,也在误导着下一代。
2011年秋天,美国发生了一个小小的闹剧。佛罗里达共和党州长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针对州立大学的专业设置发表评论说:“如果要把公民的钱拿来投到教育上,我将用这些钱来创造工作机会。我要让这些钱流向那些能让学生找到工作的专业上。难道培养更多的人类学学生符合我们州的根本利益吗?我不这样认为。”
斯科特是典型的草根共和党人。他父亲是一个卡车司机,自己从社区学院读起,然后参军,最终在堪萨斯的密苏里大学获得商学学士学位,再接再厉读下法学院后,成为大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接着又开始经商,一度出任美国最大的营利性医务公司总裁。虽然他的公司因为非法活动被迫赔偿联邦政府6亿美元,丑闻连连,他本人也被迫辞职,但是作为一个生意人,他属于捞到的,从最底层跳到最高层,也算创造了卡内基式的经典美国故事。所不同的是,当童工、上夜校出身的卡内基,捐献了一系列博物馆、音乐厅、大学等文化设施。这位斯科特则还像是个大老粗。他大概从自己的一生中得出结论,大学不过是个职业训练所,别云山雾罩地在那里研究什么文化。
此话一出,媒体马上跟踪报道,发现州长大人女儿的大学专业就是人类学。连右翼的《华尔街日报》也说斯科特实在不应该对大学的专业指手画脚。更有些人类学的教授挺身出来捍卫自己的职业:我们并不鼓励学生读找不到工作的人类学博士(博士过剩是美国半个世纪之久的问题,大部分专业的博士都难找到工作),但是,作为本科专业,人类学不仅有用,而且急需。大学生对人类学课程的需求也在上涨。州长大人在出来瞎说前,为何不先回家问问自己的女儿?
那么,人类学是干什么的呢?这里不妨讲个经典故事:一位欧洲山村的主妇在家宴请远道而来的客人。她一碗一碗地给客人盛饭,客人一碗一碗地吃光。她暗暗吃惊地继续盛饭,客人则坚持不懈地吃,直到被撑倒在地。原来,双方的文化密码不同,发生了误会。女主人觉得不给客人盛足饭是不礼貌,客人所在地区文化不同,觉得不把主人盛的饭吃光是不礼貌。人类学研究的就是这种不同人类行为下面隐藏的文化密码,特别注重解读异文化的逻辑。比如玛格丽特•米德的名著《萨摩亚人的成年》揭示出,在南太平洋岛上的土著社会,青春期并不构成西方社会中那种人生必经阶段,他们可能对青春期浑然不知。等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面对强悍的日本人摸不着头脑时,马上求助于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她的《菊与刀》一度成为美国理解日本的指南。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碰撞和交流更使人类学生逢其时。从最实用的层面讲,跨国公司到海外拓展,所面对的市场、合作伙伴乃至法律体系,都可能是按照不同的文化密码运行。缺乏人类学的分析力,说不定连人们的消费心态都难以把握。事实上,即使是在美国本土市场运作的广告公司,离开对受众心态的人类学分析,也难以制造出上品广告来。
这当然不是说大学生都应该学人类学。大学的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的头脑,即分析力、理解力、判断力。有头脑,才能适应工作场所的挑战,在实践中随时学习所需要的技能。在这方面,人类学这种比较抽象、理论化的学科,比起财会、商务等具体学科来,往往是更好的训练手段。许多研究表明,商学本科的学生,即使从事和商务有关的工作也无明显优势,在申请读MBA等高级课程时甚至可能吃亏。因为对培养专家的研究院来说,申请者的专业无关紧要,关键在于是否有头脑。而是否有头脑的关键性“指数”,则在于是否对抽象、深奥的问题有理解力,是否对超出自己直接生活经验的东西感兴趣。只能想想赚钱之类的事情的,往往属于缺乏头脑、难当大任者。
佐治亚理工学院二十一世纪大学中心的主任理查德•A.德米尔(Richard A.DeMillo)曾是惠普的高管,非常务实。最近他在《纽约时报》上讲了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本世纪初IT泡沫破灭时,大量学习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找不到工作。当时理查德担任计算机学院的院长,为学生就业前景着想,他找到企业高层,询问他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对方答道,传统的计算机技术人员谁都不缺,但那种有讲故事能力的人才特别稀缺,因为计算机游戏正热,游戏需要精彩的故事结构。一夜之间,文学这个最“没用”、最“不实际”的专业,成为计算机这一最“有用”、最“实际”的专业的救星。
不错,在美国特殊的教育体制和文化的纵容下,学生们越来越惧怕理工,不敢选科技、工程方面的“硬”专业,喜欢到心理学、传媒等“软”专业中“避难”。这些问题确实需要面对。但是,大学的首要使命在于培养学生的心智,而不是职业短训班。市场需求不是政府能计划或预测的,否则,苏联式的高等教育体制早就统治世界了。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那么,中国学生制定留美战略时,在专业方面应该如何考虑呢?
在我看来,由于中国教育制度的特点,中国学生数理化通常比较好。这应该是个很大的优势。现在的学生,应该有些我们那代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心态。去美国留学读本科,学理工还是最稳妥、最有前景的道路。
第一,理工类本科毕业生起薪非常高,有时可以比文科或商科的毕业生高将近一倍。根据权威网站PayScale的统计,美国本科毕业生起薪最高的十大专业全是理工科。其中七个为工程专业,外加应用数学、计算机科学和统计。
第二,理工科毕业后比较好找工作。例如,在最近的经济危机中,有报道说大学毕业生失业和半失业率实际上逼近50%。但在波士顿地区有许多实验室,理工科学生大都有丰富的实验室经验,找工作易如反掌。造成这种格局的一大原因,是美国义务教育在理工科方面相对失败。许多美国学生缺乏基本的数理训练,难以完成理工科课程的要求。从2009年的数据看,美国大学授予了165万个本科学位,其中商学占了35.8万,社科和历史占了17.3万,工程学位仅6.8万多,和视觉与表演艺术学位的数量大体相当。可惜,现实生活是激烈的科技竞争,而不是每天演戏。理工科人才奇缺,在美国不是一两天能解决的问题。
第三,本科专业是理工科的学生,日后即使想读商学院,优势也比商科学生大很多。从大学商科申请顶尖商学院,比从同一所大学的工学院申请,难度恐怕要高出数倍。这里的历史姻缘,往往被中国的学生和家长所忽视。要知道,美国大学里的商科热,源于经济中对管理人才的需求。而这种对管理人才的需求,又源于大企业的崛起和工厂的机械化、自动化。在机械化、自动化之前,工人多是自我管理,领头的是工头,负责生产的组织。机械化、自动化之后,工厂就不再围绕着工人劳作,而是以机器逻辑为核心来运行。这就要求管理上的革命。最懂得机器逻辑的,当然就是工程师。所以,在最底层,代替工头来组织劳动的,就要仰仗工程师;在中上层,企业宏观运作也必须借助工程师的专业训练。通用电气前总裁韦尔奇这样的“世纪经理”非常有代表性。他们在企业中担当领导角色,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更懂得产品中所蕴含的复杂的工程科学知识,也是因为现代工业生产的组织,本质上是一种工程上的组织。直到现在,美国的MBA课程都特别注重招募理工科人才。特别是斯隆商学院,几乎是镶嵌在工科教育框架中的商学院。
第四,理工科学生日后读法学院或普通的研究院,也都非常有竞争力。比如,如果你想读经济学博士,本科专业是数学,恐怕比本科专业是经济学的要占很大便宜。再如法学院。最近苹果与三星的专利官司打得难解难分,涉及十亿美元的赔偿。小女对法律很有兴趣,她听完新闻后评论说,她要上法学院,最好先当工程师,日后处理这样的案子会更有能力。其实,不仅她这位13岁的初中生这么看,许多法学院也是这么看。法学院力求学生背景多元化。理工本科出身的学生申请法学院的偏少,真申请反而会有物以稀为贵之效。总之,理工教育属于传统的文理教育范畴,在美国很受尊重,既是个硬本事,日后变通起来也方便。
最后还有一点,即学习理工科的语言障碍比较小,特别是在开始阶段,中国学生适应起来比较容易。尤其是中国学生理工科基本功往往比较好,在国内是平平之辈,到美国后表现反而可能比较出色。这就给留学生们提供了适应的良机。不过,学习理工科,决不能因为语言障碍小就在语言上偷懒。这只不过是一个喘息的机会。若想日后在美国有前途,还是要有长期规划,把英语学好。
文科潜力大
如果说学理工最稳妥,那么学文科则最有挑战性。对于那些素质不错、对理工兴趣不大的学生,我强烈建议他们学习文科。
首先,文科能够真正学到东西。别的不说,文科阅读量非常大,能应付下来,英语就是很大的提高。更何况文科经常要求学生提交长篇读书报告或论文,对英文写作是很强的锻炼。老实说,现在扎堆到商学院的中国学生,如果在同一学校读文科,没有几个能读下来的。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历。商学院的中国学生来选我的课,往往连指定教科书的大概意思都看不懂,基本上不知道上面讲的是什么。这两年,只有一位中国学生在我班上表现不错。不过那门课是中国史。
另外,文科一般来说系比较小,师生关系密切,学习环境好。人们往往忽视在同一所大学,文科教授的质量往往比较高。道理很简单:文科博士的培养过程长达近十年,除了到大学教书,其他出路很少,故而竞争激烈,最后能拿到教职的往往出自名校。像我们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学校,历史系教授中哈佛、耶鲁毕业的博士就占大半壁江山。纯科学领域,大体也是如此。但是,在其他稍带实用性的领域,即使是博士,也往往有许多其他出路,教书并非职业生涯的首选。所以,最优秀的人才往往不会留在学校。稍用心一点就会发现,哪怕在很小的学校,文科系里也不乏大腕教授。当然,从我们前面所分析的SAT成绩专业排名也可以看出,纯文科专业的学生往往是分数最高的。读文科,意味着周围同学的素质比较好,授课的质量自然会比较高。
文科令中国学生最为畏惧的问题是毕业后怎么办。其实,如前所述,美国的许多雇主愿意招募文科学生。学文科的海归,还有些特别的价值。他们往往英文比较过硬,对外面的文化理解得比较深。就看中国的雇主是否识货了。
文科一般被视为悲惨的专业,主要是因为毕业后的起薪比较低。我有位美国朋友,上大学想读英文专业,父亲大为光火,一度威胁拒付她的学费,逼她转入商科。所幸她一再坚持,父亲勉强同意。她读完英文专业后转入传播学,如今成了大学教授。如果单看本科毕业生的起薪,文科生确实不是很高。但是,许多文科生并非以本科教育为终点。他们毕业后工作几年,积攒些经验,寻找职业方向,最终读了法学院、商学院、医学院等,在事业上相当成功。
中国人从读大学开始就为自己一生选专业的态度,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在他们看来,一个高中毕业生还没有真正见识过学校以外的大世界,即使作出某种选择,依据的也是自己中小学狭隘的人生经验,人们一般不会太当真。等大学毕业或工作几年有些人生经验后再选专业,才更合乎情理。这至少是美国教育体制的逻辑。
所以,留美读本科,选专业最好的策略还是喜欢什么就选什么。只有当你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时,动力才足,兴趣才大,成绩会比较好,也容易受到教授的青睐,拿到强有力的推荐信。美国的各种研究院录取学生时很少看专业,但对本科的成绩和教授的推荐信则很注重。因此,本科的首要目标是要有令人信服的表现,看看在自己最喜欢的事情上能走多远。当你在自己拿手的领域显示出高素质后,申请各种研究院的本钱都多了。当然,学生们必须有心理准备——留美读文科,是最有挑战性的道路。你首先必须对自己的素质有自信,愿意为克服巨大的语言和文化障碍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否则,文科是很难读下来的。

内容简介

留学要什么?学历还是经历?留学是投资,必须获得最大的留学性价比。跟着《一岁就上常青藤》作者薛涌,为自己装备一双留学的慧眼
家长说:美国学什么最热门?
薛涌说:选专业如果只考虑热门,是不靠谱的思路,热门容易冷下来,竞争也大。国外高校宽进严出,如果孩子不感兴趣,无法适应所选专业,学习困难,不仅有可能无法获得学位,更难以进入好的研究院。
家长说:排名靠前的名校是我们的唯一目标,要不然出去不值得吧?
薛涌说:如果进不去一流大学,留美与其读质量不高的末流大学,从社区学院起步也是不错的选择。
家长说:孩子英文还不够好,不过还是先出国,有了语言环境就好了吧?
薛涌说:在国外学习,没有坚实的英语基础,比在国内上学压力还大,留学生可能从一开始就失去学习的信心。
家长说:我们欣赏美国式的教育,一定会比在国内上大学的质量高!
薛涌说:并不是每个孩子都适合留学。盲目与仓促的出国会使孩子心理与生理上都备受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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