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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周策纵文集:忆己怀人》推荐一: 曾供职重庆市政府编审室主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侍从编审,
台湾“二二八”事件后为蒋执笔《告台湾同胞书》

推荐二:亲历战火 空袭中与死神擦肩而过
弃政求学 远涉重洋追求独立思考


推荐三:广结名家 “志同道合”袁同礼、“亦师亦友”顾颉刚
“意气相逢”丰子恺、“莫逆之交”唐德刚

名人推荐
策纵先生久居美国,为中外咸知的名教授,博学而多才,思深而文密,我曾称他是一位综合性学者,因为学者兼中西,又通古今。他作七律诗极有精思新句,不落巢臼,然而也善于写写“白话新体诗”,都有雅人深致而无时俗庸陋气。盖根底厚,天赋高,又非常用功,精力充沛——我没见过他在百端忙碌中有过一回露出倦容。所以学有成就,总非偶然之事。 ——周汝昌

作者简介
周策纵,湖南省祁阳县人,是名满中外的汉学大师。周教授1942年毕业于中央政治大学,1948年赴美留学,获密歇根大学硕士及博士学位。其后任教威斯康星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及历史系,被授予“终身教授”荣誉称号。其代表作《五四运动史》(The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China)于196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影响甚广。周教授于学无所不窥,甲骨、金文、经学、红学、历史、诗歌、小说、翻译等皆有所涉猎;为文熔铸古今,汇通中外。既为当今士林仰望,亦足为后世所宗。


周策纵,湖南省祁阳县人,是名满中外的汉学大师。周教授1942年毕业于中央政治大学,1948年赴美留学,获密歇根大学硕士及博士学位。其后任教威斯康星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及历史系,被授予“终身教授”荣誉称号。其代表作《五四运动史》(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于196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影响甚广。周教授于学无所不窥,甲骨、金文、经学、红学、历史、诗歌、小说、翻译等皆有所涉猎;为文熔铸古今,汇通中外。既为当今士林仰望,亦足为后世所宗。

目录
代序 学术研究的新典范:论国际汉学大师周策纵王润华

上篇 自传及人事记忆
一 我的故乡
大营市
竹山湾

二 抗战回忆极短篇
血染花滩溪
空袭警报中的地狱生涯
民众食堂的老鼠
斑斑青史不容删

三 我的发蒙:家教·私塾·小学

四 我和孙大雨先生认识的经过
附录一 孙大雨先生生平
附录二 孙大雨致卞之琳信

五 忆袁同礼先生

六 初中点滴:初离家乡和卷入反日运动

七 忽值山河改:半个世纪半个“亡命者”的自白

八 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

九“意气相逢”:念丰子恺

下篇 周策纵教授著述目录

编者说明

分类纲目



第一部分:专著
A中文著作
B英文著作
C中文译著

第二部分:论文、讲演及访问等
A中文论文等
B英文论文及书评

第三部分:诗及短篇小说
A旧诗
B新诗
C翻译零篇

出版后记

文摘
抗战回忆极短篇
                    —一件遭忽视的提议
  十多年前,我在威斯康星大学附近一家旧书店,偶然买到广岛日本广播公司于 1977年编辑出版的一本彩色画集《不可忘记的大火》(Unforgettable Fire)英文版,副标题是《原子弹下幸存者所绘的画集》。原来这是广岛日本电视广播公司鼓励 1945年8月6日首次在该市原子弹爆炸下未死者,各人把当天所见的情景画下来,不管会不会画,不管画得好坏,也不管用什么方式,毛笔、铅笔、钢笔、水彩、黑白都可以,大小也不拘。他们这小书,画得多不好,印得却相当好,使人读了惊心动魄。自然大家都同情受难者,可是仔细一想,除了小孩之外,这些成年人,可能大多热烈支持过对外的侵略战争。就对中国的后果来说,八年抗战,杀害我们的同胞在一千五百万人以上。难道那些支持侵略的人都没有责任吗?他们被炸死伤,是否有点自食其果的意味?这也更不能不引起我联想到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和日军成千成万的其他暴行,我们无数的老弱、妇女、婴孩被残杀侮辱的惨状!所以日本广岛这一册《不可忘记的大火》,更使我深刻体念到日本人送给我们那“不可忘记的大灾祸”(unforgettable catastrophe)。他们的书画越印得动人,给予我对抗战惨痛牺牲的回忆越生动,越深刻,像再做了一场噩梦!
  可是我们中国人,现在每天都在为了自身的权利斗争,好像变成了一个健忘的族群。侵略者给我们的戕杀,就没有人想到也鼓励幸存者来画下他们的活印象。因此,在我看到那画册的时候,就写信给一位在台湾某大报工作的朋友,提议要他趁现在抗战目击者还没有完全去世的时候,照广岛这个办法,征求大家都画下当时所见死伤、摧残的实际状况,造成一股风气,汇编成册,好留下一批生动的历史记录。当然,一般人都不是画家,可是这不需要什么画家,只要把记得的印象画下来就行了,越不依一般画法越好,那会是最真实的记录。因为照相不能到处都有,也不能表达目睹者的感觉。可是我这提议却没得到回音,想来当时的社会环境也许不适合吧,因为那朋友素来是富于社会正义感的。这件事,后来我每次见到台湾和大陆的朋友,只要在谈话中触及如何纪念抗战的问题时,我就把这个意见提出来,但都没受人注意,更不要想有人来推动了。
  其实,我的想法不止于绘画,还要请大家使用“极短篇”的文字形式,来记录自己亲眼看见的抗战一景,人也好,物也好,事也好,短的不妨一二十个字,长的不妨几百字或不到两千字。文字好坏不论,只要纪实。以记亲眼看见的为限。当然,以后另外搜集直接听来的也可以,但不用长篇记载。这样就可反映多面的印象,像集锦和百衲衣。在长篇历史记录之外,这也许可算别开生面。
  我上面这种看法,都是把亲眼看见的为主。其实这是中国史家古来早就注意到的问题,《春秋公羊传》在开头一年就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这短短的三句话,至少表达了两个极敏锐的观点:一是把亲见、亲闻和间接传闻的区分开来;二是指出每人所见、所闻和所传闻的总会各有“异辞”。这两点,在这么古代,真是了不起的看法。我现在提倡各人来记录抗战的“所见”,也不过是想发扬这个古人的优异观念。
  由于我这些意见,久未实现,甚至也未受重视,我现在就写下几条《抗战回忆极短篇》来抛砖引玉吧。
  
血染花滩溪
  在重庆小温泉念书的时代,日本飞机每隔几天就来陪都轰炸。空袭警报,真是耳熟能详,家常便饭了。可是小温泉在长江南岸三十多华里之外,既非军工业要地,机关和人口也不算很多,所以每次都有惊无险。民国二十九年(1940)九月十五日,正是星期日中午过后,忽然“呜呜呜”,空袭警报响起来了。我和四五个同班同学,急忙拿了小木凳,这次不想远走,就跑到花滩溪对岸崖旁的小石洞里去。这个小崖洞只能容纳七八个人,我们以前也去躲过好几次。虽然不太深,很不安全,可是并不潮湿。外面山光水色,风景宜人,总算可以做个躲警报的样子,心安理得。我们先在洞里待了一会,就拿起凳子坐到洞口外面的崖岸边。这天正是旧历八月十四,天气晴朗,秋高气爽,背后和两旁绿树成荫,前面望下去一两丈深处,花溪横过,碧绿荡漾,好一片诱惑。大家正在欣赏美景,忽听远处有飞机声,有人说:“恐怕又要去城里轰炸了!”话犹未落,噼啪几声巨响,大家拔腿就往洞里跑去。人叠人,在黑暗里挤成烧饼一般。又听像鞭炮声响了一串,接着就变成一片死寂。大家爬出洞口,阳光特别刺目,我才发现眼镜和木凳早已飞得不知去向,花了好些力气才找了回来。这时警报已解除,各人互问平安,我们都算无恙。原来日本飞机数十架沿岸扫射,炸弹都投在附近的溪水里和对岸学校的办公室。溪水飞溅好几丈高,崖石和我们背上的衣服都给溅湿了,好在碎片没有飞到我们身上。于是大家匆匆忙忙沿东岸向南,走回原来的渡口,只见河里浮着许多死鱼。对岸几十间校舍一片熊熊大火。路上躺着许多人,满身是血,不断呻吟着。两只渡船横在岸边,有两个穿灰蓝色短衣裤的工友俯卧在船边上,一点动静都没有,显然是给飞机扫射或炸死了。一个头上涌出一大摊鲜血,把船边和溪水都染得通红,像晚霞倒映在水里。
  等我回到西岸的宿舍和教室时,才知都没有损坏。炸毁的二十多间房子多半是蒋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的办公室,学校的教育长办公室也烧毁了一些。后来知道这天同学受伤者十余人,工人和校警受伤的二十余人,校工被炸死的二人。据说日军探听到蒋介石校长今天会到学校来,所以特别来轰炸。可是校长的官邸并没有被炸中,其余的人反遭了池鱼之殃!日本军人发现没有炸到目标,所以第二天又派了几十架飞机来,这次除了小温泉外,又炸了南温泉和白鹤林校区,炸毁校舍几十间,炸伤校警三人。过后,校长还特地到学校来慰问和指导善后事宜。这件事当时给我非常深切的刺激,炸弹只落在离我几丈远的地方,若不落在水里,我们四五个人早会没有命了。我和死神失之交臂,才使我对战争发生切肤的痛恶。同时,也更使我领悟到,从来战争的受难者大多数是无辜的老百姓。“一将功成万骨枯”,真是千古名言。至于日本军阀对中国和东南亚各地侵略所给予的残暴,我因这两天的亲身经历,更在心上烙下了不可忘记的伤痕。

空袭警报中的地狱生涯
  大家也许知道,重庆有许多石洞,大的可容数百人,我们都利用作天然防空洞。小温泉有“神仙洞”,南温泉有更著名的“仙女洞”。所谓仙女,倒有塑像和摩崖石刻作证,别的洞就只凭传说了。洞里哪会找到仙境?上下往往挂满钟乳石笋,尖利得像刀剑。洞里漆黑一团,一个不小心,头会碰破,脚会刺伤。石壁浸水,洞里总是阴冷潮湿不堪。当然夏天可以避暑,春秋冬季可就难挨极了。我们一听到那拉长的防空预报,就拿了小木凳,披上大衣布毯,有时也提着小皮包或带了一本书,向指定的石洞走去,凌乱得像几条队伍。本来大家都有点疲累不堪,因为警报来时不一定。有时在正午饭还没下咽,有时在破晓正在酣睡中,有时索性在三更半夜,大家拖着蒙眬睡眼和沉重的脚步,可是突然间,短促急迫的紧急警报响了起来,旗杆上已挂了三个红球,大家就一顿飞跑,冲挤进不大宽敞的洞口。就这样得在阴湿的洞里待上四五个钟头!我那时在课余研究起草一部《子产评传》,要想超过战前商务出版的一本,已写了三十来万字,一部分请一位校警用我们筹办的中国青年写作协会印制得很精美的红格稿纸誊录得工工整整。自己舍不得给炸毁,每次都把原稿和抄正稿放在一只小箱子里提到洞里去,这样辛辛苦苦提来提去,总算没有给日本飞机炸毁。可是我出国后把稿子放在家里,1949年后的“土改”,却给一把火烧光了!
  说到这位年轻的校警,我怎么和他认识呢?原来我进校后不久就创办了一个社会服务处,同学们推举我做主任,我仿照“五四”时代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先例,在处内成立了一个校役夜校,由我担任校长,请来十多个同学做义务教员,校工、校警自愿免费入学的有四五十人。我发现这位校警文化水平很好,字写得很工整,人也很诚实。他是四川本地人,有妻小,家境清贫。因此请他誊稿,每次给他一些抄写费,他也非常高兴。现在我已记不起他的姓名,也不知他的下落了。
  防空洞里的生活自然枯燥无奈,洞里总挂些柴油小灯,我在这暗淡的灯光下倒读了不少的书,眼睛越读越近视,从两三百度直读到七八百度了。抗战时的重庆,我们到底在防空洞里待了多少钟头呢?我在重庆住了八年,每天都写有日记,可是在大陆“土改”时都给烧了。侥幸的是,我们大学部第十期 1942年夏天毕业,出版了一部毕业纪念册,其中有《期史》一篇,乃是公推由我执笔的,我当时根据自己的日记统计,写有这样一段话:
  
  他们的大学生活虽然说是四年,但是四年都在烽火连天的战斗中过去了。单就前三年而论,屈指一算,共遭过一百六十一次警报,平均每次以五小时计算,不折不扣的每人在漆黑的洞里蹲了八百零五小时。如果用四年推算起来,他们也许会遇到两百次警报,每人洞中生活要达一千小时,全期同学一共要消耗一十七万余小时,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目呀!可是在这种情境之下,他们还始终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地艰苦维持着他们的学业,没有感到半点疲乏和消极。
  
  这篇《期史》在1942年年初就写成了,所以没有最后一年的统计数字。我们同期毕业的共有一百七十三人。
  
民众食堂的老鼠
  抗战时代,四川的一般老百姓生活很苦。日本飞机不断轰炸之下,更是虎口余生,难以谋生。有一年,政府在重庆各小街上设立“民众食堂”,用廉价只卖简单的菜饭和面食,使穷人都可以去吃。这用意本来很好,可是这些食堂的经理都是地方政府官派的,有些人领了公款,扣作私用,菜饭质量却非常低劣。于是老百姓倒转堂名,把它叫作“食民众堂”。我那时还是学生,很想亲自去看看实际情况。恰好从祁阳来了一位小同乡,在找工作万般困难的环境下,辗转托人介绍才做了一家“民众食堂”的经理,这当然是很低的职位,可是有钱过手,又是独自一人经营,所以倒显得很满意。有一天,约定去看他。我从南温泉搭公共汽车到海棠溪,再坐轮渡过长江到重庆市内便已是下午了。走到食堂,原来只有一间小房子,里面摆了一两张小桌子就别无容足之地了。只见客人来来往往,吃了就走了。餐厅也就是厨房和菜房,经理也就兼大司务和茶房。他招待我吃了顿饭,这时已赶不上过河回校了。就留在店里和他一起过夜。这时才知道他另外也没有住处,就在这个小房间里,把桌面的木板一搬下来,铺在灰土的地上,把铺盖打开,就成了两张床,原来就昏暗的电灯一关,就听他呼呼入睡了。我才合上眼,忽然四面霍霍之声大作,趁着月色一看,只见好几只像猫一样的动物窜来窜去,再仔细观察一下,就发现都是大老鼠在我身边溜走,每只都有一尺来多长,可怕极了。原来地上撒满了吃剩的残菜没扫干净,它们便抢着饱吃。我把床板大拍一下,它们立刻就逃到四壁脚下的洞里去了。等我一合上眼,又出来照样骚扰不停。看看睡在旁边的同乡,大概白天劳动太倦了,或者司空见惯,依然在大打其鼾。这样苦了我一夜没睡,清早起来,赶快帮他摆回桌凳。他又要忙着照顾纷纷涌来的顾客了。我辞别回来,终于发觉,这经理也并没有怎么剥削顾客,“民众食堂”改作“食民众堂”还不算到处都公平,不如改作“民众食民众堂”吧。
  
斑斑青史不容删
  抗战中,我牺牲了不少的好友,其中最值得悼念的是高中同班邓介凡。介凡,湖南常宁人,高高的个子,生得仪表不凡。我们在长沙湖南第一高级中学读书时,他因要积极参加抗日,中途辍学,考入中央军官学校。毕业后,从武汉乘战舰去南京,给日本所布水雷炸沉殉难。介凡是个非常有才华和学识的青年,他的死,不仅是我个人的悲痛,也是国家民族不可弥补的损失。记得握手送别,悲歌慷慨的情景,至今五十八年了,犹如近在目前。还有一批男女青年志士,也都和我情同手足,把国事当成己事,都死于抗战。所以十年之前的“九一八”之夜,我就写了两首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的诗,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239期(1985年11月)。现在转录于下:
  
   鹃思
               ——八年抗战羁蜀,自兹丧乱亦繁,
                今见故人多有作,因成此篇。

  危时簪笔论忧患,曾戴吾头抗敌顽。
  一路流离成血泪,八年悲壮动江关。
  恩仇尽比天山重,家国真同蜀道艰。
  雨泣风号神鬼怒,斑斑青史不容删。
   二
  繁星孤月两难盟,一绝冰弦判死生。
  袅袅微波怜逝水,萧萧芳树拨哀筝。
  当时似怨原非怨,故国忘情益有情。
  重检遗殇追缥缈,啼红宿憾向音萌。
  
国士知友的丧亡是人生最大的悲剧,这是日本侵略者给我刻骨难忘的哀伤。近来日本首相村山富市(Murayama Tomiichi)和广岛市长平冈敬(Hiraoka Takahashi)对日本侵略向亚洲各国道歉,可是日本议会从来就没有正式通过。像文部省大臣和许多顽固分子还在替侵略辩护,修改历史和教科书。其实道歉本来就不够,留着这些顽固派,正如留着炸弹遗迹,可以提醒我们,要永远警惕,倒不是没有好处吧。
  
1995年8月17日于陌地生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七卷第三期,1995年9月)
  
初中点滴:初离家乡和卷入反日运动
《弃园自传》之一
  1931年年初,我到衡阳江东岸上湖南省立第五中学。那是个初级中学。我在初中念了三年,到1933年的冬天毕业。
  这是我头一次离开祁阳县。以前只去过我们附近的乡村,连祁阳县城都没去过。这次到一个大城去,可以说是使我大开眼界。我已忘记了是哪一天离开竹山湾的,只记得刚过了旧历年不久,应该是阳历2月吧。当时从我们乡下到衡阳没有直达的汽车,我们一定要走到大营市东边的洪桥才能坐车,我也不知道有多少里路。因为是冬天,我父亲就请了两个抬轿子的人抬我和行李。我的行李并不多,有被子、衣服和一箱书。他们把行李放在轿子后面,我就坐在轿子里面,穿着很厚的棉袍子。一路都下着很大的雪。抬轿子的人是我们乡下的农夫。因为我认识他们,所以我坐在轿上,心里很过意不去。虽然我父亲关照过他们,叫我一定坐在轿子里,可是一到上坡路时,我就坚持下轿来徒步走。我们天一亮就动身了,走了整整一天,就在路上一个小店住了一晚。我对这个客栈印象很深,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住客栈。那条路上好像只有这一家客栈,是个土房子。大概一共只有两间房间。客栈老板住一间,只剩下一个睡房给两个轿夫和我一起住。房间里有两张床,床上铺的是稻草,稻草上放一张草席。晚上臭虫多得很,被子又薄又不干净,气味也重。我根本就不能睡觉。因为不知道汽车什么时候开,所以天还没亮就起来了。洗脸水冰冻了一半,老板就烧点水给我们洗脸。吃了点稀饭,马上就动身。走了约半个钟头就到了洪桥车站。其实所谓车站就是一个小茅棚。我从来没看到过汽车,当时往茅棚里面一看,忽然看到前头一个怪物张开两只闪亮的眼睛,原来就是一部公共汽车开着两个大车灯。轿夫给我买了票,把行李放上去,车上没有多少人。好像当天就到了衡阳。父亲早已托人安排了我住的旅馆。
  我父亲认识一个在衡阳开店卖鱼粉的祁阳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叫鱼粉,我想他们通常叫河粉,不知道是不是放了些鱼肉进去。父亲写了一封短信介绍我,说我到衡阳去上学,请他照顾。第二天我拿着信就去找鱼粉店的老板。那个店大概摆了七八张桌子。人都坐满了,生意很好。老板自己也是大厨师,在里面忙来忙去,满头大汗。他的锅灶和餐厅是连在一起的。他一见我,就招呼我赶快吃鱼粉,味道蛮好。至于学校的事,他并不清楚,我倒知道几个学校的地点和考试的时间。
  当时我报考了三个中学,第五中学和两个私立中学。第五中学是我们湘南三四十个县里唯一的省立中学,也是其中最好的,不容易考进去。考试的科目有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理化。从衡阳县城到在江东岸的第五中学中间隔了一条湘江。当时没有桥,也没有汽船,只有木船。这种木船的后面有一个桨,由一个船夫摇,他也是老板。船走得很慢,水流得很急。
  第五中学的校舍本来是一座很有名的书院,在清朝的时候叫南路师范。校门前有一个大的木牌楼,上面还有湖南书法家曾熙(号农髯)题的四个字“南学津梁”。五中的校舍算是很不错的,有好几排房子,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天井,大概有两大栋宿舍。我现在不记得有多少学生,可能有两三百人。
  考试的时候我住的小旅馆虽然比那个客栈好多了,可是还是有臭虫,但是有伙食可以吃。当时到衡阳的考生很多,我遇到几个祁阳去的考生。大家认识以后,就互相照顾,倒不觉得寂寞。考过以后,我们就在旅馆里等发榜。发榜那天,大家天一亮就去看榜。一排名字都贴在大门旁边的墙上,贴得很高。我在三个学校都考了第一名,所以一看,就看到我的名字。
  我当然选了最好的第五中学。那时同一年级大概录取了五六十人,分三班,一班是师范科,两班是普通科。我在普通科第十班。第八和第九班比我们高一年。我记得比我高一年的唐振楚是在第八班。初中的课程有国文、历史、地理、数、理、化、英文。英文是中国人教,教得不大好。
  国文老师中间有一位何先生,茶陵人。他是前清举人,很有学问。他戴着副深度眼镜,在课堂上拿着讲义念,近视眼厉害得鼻子都要碰到讲义了。他对古书熟得不得了。批看学生的文章往往用读八股文的方式,说哪些是破题很好,起承转合很好,哪些像是八股文很好的“两扇”,有对称。他大大欣赏我的文章,不但加了浓圈密点,还拿到课堂上用他浓重的土音高声朗读起来,使我既高兴,又不好意思。还有颜敏生先生也教我们国文。他好像是北大毕业的,戴着金边眼镜,大概受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除了文言文,也教白话文,而且很注重白话文。他把《红楼梦》里刘姥姥进大观园那回讲得有声有色。他也时常称赞我。另有一位金先生,年纪最轻,是北大,或北师大毕业的。一口卷舌音,儿呀儿的。我们听不懂他的北京话,上了几堂课,大家听不懂,要赶走他。校长说他讲的是最标准的国语,我们都应该学。可是他的舌头卷得那么厉害,我们实在无法听懂,结果还是把他赶走了。想起来真冤枉,又很好笑。我们头一次竟用不成理由的理由把老师赶走了。
  有一位物理老师,对学生非常严格。一次期中考试,大家都考零分,只有我拿了一百分,于是我就在班上出名了。我们每个星期要交物理作业。学校的门口有一个很大的木箱子,像个邮箱。我们各人把作业丢进箱子里面去。箱子是锁起来的,教员有钥匙。有一次物理老师发作业,就叫我到讲台边去接本子,他说那不是物理作业。原来是我弄错了,把喜欢念的唐诗抄写下来的本子交上去了。幸好那位物理老师也喜欢诗,很欣赏我在喜欢的诗句旁边打的圈和写的评语,也在上面再加了些圈和评语。这件事倒弄得全班哄堂大笑起来。
  普通科的同学中,邓虞是祁阳白地市人,跟我一道考学校。他是一个大胖子,个子比我大得多,年纪也比我大。我在初中的时候,他常常跟我在一道,把我看成小弟弟,自己做大哥哥。他读书没有我好,所以佩服我,变成了我的保镖。有人欺负我,他就保护。我到了高中以后,他还常和我通信。他高中毕业以后就死了,真是很可惜。邓虞有时写旧诗,文章写得也不错。笔名叫邓愚。 同班同学还有刘华秀,书念得也很好。后来中央大学毕业以后考取蒋经国办的中央干部学校,毕业以后就在青年团工作。可惜没有到台湾去,不知下落如何。以前和他在一道的人到了台湾都很有地位,有些还当了部长。另外一个同学叫罗彬。他的嘴巴有点歪,读书马马虎虎,可是画画、刻图章特别好。我那时已开始刻图章,常常和他两个人一起刻。初中毕业以后就失去联络了。我那时用塑料筷子砍做小段刻成的几颗小图章,到现在还留在身边。到美国后,出版的几本书,如英文《“五四”运动史》《“五四”运动研究资料》,中文《论王国维人间词》《古巫医与六诗考》等的自题封面或扉页,就都盖用了那几颗小图章。初中时,我最好的同学之一是念师范科的颜克述。他在师范班里常考第一名,古文非常好。初中毕业以后他跟我进了同一个高中,还是念师范科。高中毕业以后进了国立湖南师范大学,抗战的时候在蓝田,他那时的国文老师钱基博非常欣赏他。钱基博是钱钟书的父亲。 1982年我见到钱钟书还同他谈起过。他说他父亲在湖南的确有些好学生。颜克述身体不大好,好像有肺病。我读大学时和他通信,也在我编的刊物《新认识》月刊上发表过他一篇学术性很高的文章。不久他就去世了,真可惜!
  在五中有一些顽皮的同学看到我是祁阳乡下来的,有点土头土脑,就来欺负我。当中有一个姓曾的,生得瘦削,很尖酸刻薄,常常挖苦、取笑我。其实我并没做错什么,可是无论我做什么事,他都讽刺讥笑,我就真以为我做错了。我们那时用冰铁壶轮流到厨房提开水到自修室给大家喝。记得有一两次在自修室的路上碰见他,他硬要派我去给他提,好像我是他的仆人。我那时很老实,以为他要我帮忙,就给他提。直到有些同学看到说,他为什么命令我给他做事,我才晓得。邓虞替我打抱不平,因为他是全班个子最大的,那个姓曾的就不敢欺负我了。第二学期,我的堂弟牧民考进衡阳城里的私立成章中学,我写信叫他来看我,因为怕他找不到,在信纸上画了一张地图。我把信摆在门房里面,那时学校之间可以互相送信。不知是不是我没有封好,那个姓曾的就把我的信拆开看了。他看到信上有地图,就来挖苦我写信居然画地图,“真是个乡巴佬!”听到他这样讥讽,我想大概我真的做错了,很觉得不好意思,想别的同学也会笑我。现在想起来当然我并没有做错事情,画个地图是很合理的。头一年,班上还有人欺负我,后来由于我成绩好,老师特别称赞,再加上邓虞帮忙,成绩好的同学也跟我比较好,学生自治会都选我去做代表,我还参加负责伙食团,原来欺负我的人就不敢了。
  过了一个学期我担任学校刊物的编辑。我不但各科成绩都很好,连体育也很好。赛跑、打球、跳高、跳远的成绩都是最好的几个之一。成绩好的人,前三名可以免学费。我在初中每学期都不必缴学费。
  我也在篮球代表队里头。五中的篮球队是衡阳比较好的。我们学校体育最好的一个同学叫杨芳,个子很高大。他是湖南全省的网球、跳远、铁球选手。有一次杨芳打网球,我们几个同学站在对面看,一个球打过来正打中我的胸口,打得我差不多昏倒了。好在年轻,很快就恢复了过来。还有一次在室内的排球场,大概天已经很暗,没开灯。我那时已经有近视眼,想跑出房门没看到网子,一下就碰到网子上,把眼镜都碰坏了。我打篮球也有几次把眼镜打掉了,可是都没有打破。
  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中国,学生反日运动(那时不叫“抗日”)起来了。五中学生是湘南学生运动领头的人,我那时做学生代表。1932年反日运动就更厉害了。国民党衡阳市党部常有人来帮助学生,指导学生开会。记得有一次开会,市党部宣传委员来指导,有一个同学做主席,我头一次做记录,那位委员见我写决议案的方式不对,就告诉我该怎么写。后来我当主席的时候也就知道怎么表决,怎么安排开会程序。这是我最初得到民主活动的训练。
  有几次开群众大会,衡阳各校五六百人在一个戏院里开会,我站在主席台上给他们讲演。这是我第一次给这么多人公开讲演。反日运动给予我一个很好的课外教育。所有开会程序、提案、决议案,还有公开讲演,都是很好的实际训练。我们也出刊物,我是编辑委员会里的人,也得到很多编刊物的经验。有时我还在报纸上写些文章,也起草反日宣言。
  初中时我在学校会客室里看到墙上挂着一件条幅,有人用飞白行草体写道:“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后来我才知道这句话是《尚书》里的。落款是一个朝鲜流亡的抗日志士。我记不清是姓金还是姓李。当时第五中学反日运动最活跃。
  教务主任黄政先生长得胖胖的,脸圆圆的。我们平常都对他很恭敬。那时教务处、训育处、校长办公室都在校园中间的一栋房子里。后面有几间房子是校长、教务主任、训育主任的宿舍。有人传说黄主任有一个女朋友,是第六女子中学的学生,常常来找他。那时湖南风气很闭塞,老师有个初中学生做女朋友,大家就有许多揣测,都觉得很好奇,背后喜欢开玩笑。几个月后,忽然学校起火,把行政办公室同教职员宿舍一把火烧光了。也不知道起火的原因,结果教务主任被烧死在里面!幸好教室和学生宿舍没有波及。火扑灭一天后,教务主任的遗体变成了一堆焦炭,摆在操场上,他的女朋友跪在焦炭前痛哭,大家见了都觉得好悲惨!
  后来一个年轻人来做教务主任,兼教英文,我忘了他的名字。他太太长得特别苗条漂亮,手里常抱着一个小孩。她穿着也很时髦,夏天一袭薄薄绸纱的旗袍,有时穿着拖鞋。给人印象深刻。后来有一个比我们高班的男生常去找她。 她就和那个学生要好起来。我们都看到老师不在的时候,她和那学生往往走在一起。那时谣言纷纷。我们也看到教务主任垂头丧气,一点精神也没有。听说校长曾劝解这件事,也没结果。不久以后,教务主任在学校受不了,不知如何,全家搬走了。
  我们五中和六中离得不太远。我只知道六中是一个省立女子初中,是五中的姊妹学校,可是那时我完全不找女同学,从来没去过六中。我们有些同学去六中找女朋友,邓虞虽然家里有太太,还去六中找过女朋友。五中和六中之间的路上有一家杂货店,老板娘年纪很轻,长得很风骚,邓虞就和她姘起来了。因为他和我要好,所以把私事都告诉了我。我和一些同学也去过那铺子,见到过老板娘,可是没看到她和邓虞两人在一道。邓虞也和我讲起六中女生的桃色新闻。我们班上也有好几个人喜欢讲这些事情。有人传说六中清理厕所的人发现粪便池里面有死婴。这种话真不真,谁也不晓得。那时湘南风气闭塞,社会上这种谣传最易风行,其实大大损害了女子教育。
  这叫我想起五中的厕所,使我现在都想作呕,有时做梦都梦到。五中的厕所是一间很大的房子,有差不多二十来英尺长,十多英尺宽。分上下两层,下层是粪坑,上层是木板分两排,每排隔成很多小间,每间的地板挖一小洞,从洞口可看到下面的粪坑有一两丈深。下层有门可进去清理,把粪便掏到桶子里挑走。因为很久才清理一次,气味很重,非常可怕。抗战时我在重庆还看到过许多这样的公共厕所,可是地板离地底下没有那么高。有时黄色粪便都堆到地板上面来,像个金字塔,往往房子一半都给粪便淹了,人都不能进去。重庆街道有坡,粪便就流到坡底下一大片,把附近的民居都弄脏了。我在高中的厕所没初中的那么大,比较好一点。当时中国民间没有抽水马桶,因为很少有自来水。我在衡阳念书的时候就没看见过抽水马桶。抗战时在重庆各大学的厕所形式也大多类似湖南中学的厕所。只因清理得比较勤快,比较注重卫生,所以没有那么可怕。我在重庆市政府工作的时候也没用过抽水马桶,倒是外交部有。我那时有同学、朋友在外交部工作。我记得头一次用抽水马桶,是去外交部看朋友的时候,还用不惯,不过我知道了抽水马桶的好处,水一冲就自动清理掉了。 后来我来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留学,有一个读生物学的同学刘祖洞跟我住在一起,常常和我聊天,有时候就说起中国自来水和抽水马桶不普遍,使生活太不舒服,实是中国一件国耻。祖洞后来回国在上海复旦大学当教授。那个时候我正在密大研究市政学,觉得都市管理,人民的生活条件最是重要。我们两个人常常谈起,中国人应当好好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头一件事是多做抽水马桶。要有抽水马桶,先要有下水道、自来水,都市里要发展水电公用事业。当时我总觉得我们留学生在国外都学些大道理,谁回去发展抽水马桶、下水道?我现在讲这件事,是因为我觉得研究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也好,学文、法、医、工的也好,回去都搞些大道理或做大官,从来都不想改进日常生活,觉得这种事情不值得一谈。其实生活舒服不舒服,卫生不卫生,都牵涉到设备细节,对每个人的关系都太大了。
  到了初中有学生自治会,还有伙食团、合作社,都是学生自己选代表。当时只有两三个人负责合作社。有时只有一个人当经理。邓虞对这些事最懂,所以他做了一两年的合作社经理。合作社在学校门房隔壁一间小房间里,由同学会抽出一部分钱作经费。每个学生都有一股。做经理的人买些茶叶、糖果、花生、毛巾、 牙刷、牙膏等日用品来,定价卖给同学和老师,东西比铺子里便宜些。邓虞那时请了一个乡下人在里面卖。合作社赚了的钱到学期终了就分红,大家都很高兴。我们那时买东西都到合作社去买。我从来没管过合作社,因为我对做生意一点也不懂,可是因为有了合作社,使我有了合作社的观念。
  在小学和私塾伙食都是包出去的。学校老师替我们安排好包给别人。我们不满意时跟老师讲,老师和包伙食的人交涉、改良,所以我们小孩不管厨房的事。初中的伙食团是学生自己办,请了几个厨子。我那时也在伙食团当过一个时期的委员。最麻烦的任务是买菜(当时把负责买菜的人叫“采买”)。我们分批轮流去买菜时,一清早得从江东岸过湘江到城里去。好像是三天,还是一个星期去一次。通常我们是一个同学和采买工人一起去菜市场。菜市场是一条小街,有几百英尺长,街道很窄,石板铺地。街道两旁摆了很多摊子,有些摆在地上或木架子上,卖青菜、猪肉、鸡、鱼等。人很多,很嘈杂,气味也难闻。采买是一个衡阳本地工人,挑一个担子。他晓得价钱,哪个地方该买什么东西。我们去监督是为了防他有时和小贩沟通作弊,垄断价钱。这对我是一个新经验。我那时才知道柴米油盐的价钱,看东西的素质好不好,价钱好不好,秤是不是足。有时我对这些琐碎的事,没有耐性,觉得很麻烦,就发现会吃亏。有时回来买的东西不够重,东西没那么好,吃得不好也觉得对不起大家。我觉得这种训练比上课还有意思。上公民课有时讲的都是空的,而这种日常生活的财经倒是非常实际,有点用处。我进高中就没有这种事了。高中的伙食团,都由厨师包办。我们只管伙食好坏,只决定政策,就没有做采买的经验了。大学也有伙食团,吃什么是由同学决定,比如吃不吃辣椒。当然在湖南就没有这个问题,大家都喜欢吃辣椒。伙食团的选举也使我学了很多。选出的伙食团做得不好,下次就会另选别人。后来我常觉得政府的选举其实也等于大规模的伙食团。虽然政治比较复杂,如果不给老百姓生活福利弄得好,那为什么要选他们负责任呢?所以我常说,学生自治会和伙食团的选举是学习民主政治最切实的办法。
  可能是1931年的秋天,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的军队和中央军队起冲突。广西军队打到湖南来了,有些兵就在衡阳市北面江边的来雁塔附近。来雁塔建筑在回雁峰上头。为什么叫回雁峰呢?中国古代有传说雁鸟由北向南飞,飞到回雁峰就不再向南飞,而转飞回北边去,所谓“衡阳回雁”。我们第五中学大门就可以看到湘江对面的来雁塔。有一次我和邓虞去来雁塔,塔里墙壁上有很多人题字,如“某某人到此一游”等,忽然我看到墙上题有“周鹏翥偕友登临”字样,这乃是我父亲的名字。后来我回去问父亲,他也记不清有没有在那里题过字。那次广西或中央的军队由回雁峰打枪,打到我们学校这边来,另一方面的军队从江东岸撤退。很多学生走掉了,只留下一些远地来的老师和学生。突然我们看到子弹打到教室来了,把玻璃窗打破,门也打得有洞,听到子弹的声音噼噼啪啪,大家吓得不得了,躺在地板上。后来越打越厉害,没有人敢出去。大家商量想逃走,但是不能由前面走,前面是江,对面也可以看到我们走,只可以向校舍后面走,后面是一个山坡。虽然对江也可以看到这斜坡,斜坡后面的山路也相当危险,可是我们别无安全的出路,还是决定走斜坡。我和十几个同学各人都背着一个包袱往后面斜坡逃,后面子弹打过来,落在身边的草地上,幸好没人受伤,很快地走过坡顶到了安全地带。这是我头一次有这样的经验,好像是在战场打仗似的。我们中间,邓虞和我是祁阳人,其余的是常宁、桂阳东安、衡阳等地方的人。他们都各自走别的路去了。我和邓虞两人要回祁阳,附近湘江渡口不能过,只能向湘江的南面上游走。石板路上有时有指路标,说通向什么地方,有时我们也问路。走了差不多有大半天,就到了常宁县境,发现有一个渡口。当时恰好下雨,风浪很大,天已快黑了,天气又相当冷,我们终于找到了一只渡船,船夫摇橹把我们渡到湘江的西岸。我们二人再向西北走就到祁阳境内。好像走了一整天,没有住旅馆,大概我们晚上也走,等于逃难,反正我们很年轻,背包也不怎么重。赶回家后才知道家里人好着急。我们在家休息了好几个星期才回学校。
  学校的同乐会也给我很深的印象。当时老师和学生都参加表演。有一个年轻教英文的老师表演一个独幕剧。我不清楚剧本是不是他自己翻译的,或是他自己编的,剧名叫《屠刀》。情节很简单,只见他一个人望着挂在墙壁上一把刀,引起他很多回忆和幻想,想起那刀杀过人。他一个人表演,独白、手势、动作、表情,气氛非常恐怖。他有时又把那把刀拿下来,上面现出血迹斑斑。这惊心动魄的一幕,给我的印象终身磨灭不掉。现在觉得那个剧本真有极端超现实主义的作风。
  初中时好像没有和外国人接触过。有一个周末突然听到有女的在大礼堂里面高唱,声音尖锐。她穿着时髦,一面弹钢琴一面唱。那是我头一次听到西洋歌剧里的女高音,觉得非常奇怪,不大舒服,不知道她为什么唱那种怪声音。高中到大学时代听得较多,慢慢的才习惯下来。后来到了美国,美国朋友跟我讲起他们听到中国人唱京戏,也很奇怪声音怎么那么尖锐。我就跟他说是因为没有听惯,就告诉他我初中时听西洋歌剧的经验。起初我完全不能欣赏,后来听多了,才觉出那种声音的美,并且也喜欢听了。
  晚上摇铃睡觉以后灯都熄掉,路灯也不大亮。有时候学生睡不着觉,就到外面买东西吃或是到江边去散步。学校有守夜的人打梆子,肩膀上挂一个竹筒,用一个棍子敲,还是传统中国打更的方式。因为我们没有手表,寝室里也没有钟,打竹筒的声音可以告诉我们是几点钟。我有时睡不着觉,就可以听到打梆子的声音。有时月光照到床上,月色是那么白,真使我体会到“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是多么真切,使我想起家乡的亲人来,因为他们也可能正看到那同样的月亮。
  我在初中的时候,记得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辞源》才出版不久,我和一些同学很喜欢读这辞典。我们还喜欢玩一种“贴诗”的游戏。就是从书上抄下一句旧诗来,把句前句后或句中留出一个字不抄出,让大家来猜填一个适当的字。我在同学中表现得很出色,猜中得最多。这也许和过去科举考试“贴经”的办法有点类似,固然是游戏,但对诗词创作和修辞也不是全无用处。我那时也曾经写过一些诗文在报上发表。除了学校的刊物和反日运动的刊物外,我在衡阳最大的报纸《国民日报》也曾连载过一篇杂俎。这些短的一条一条的笔记在报上登了一两个月。有些是我父亲以前同我讲过的有关诗词、传统文学、文化、历史以及他自己的一些见闻或所感的,有些是过去诗话笔记里记载过的,也有我自己读书的心得。我觉得有意思的就寄去投稿发表了。其中一条本是很有名的,那是说:过去有三个人在一起用唐诗集句作对联比赛,题目是“女花诗”,头一句第二个字一定是“女”字,第二句第二个字一定用“花”字作对。头一个人说他有了,他的对联是:“青女素娥俱耐冷,明花倾国两相欢。”其他两个人都叫好,每个字都对得那么工整!第二个人说他也对好了,而且比第一个人对得更好。他说:“商女不知亡国恨,落花犹似堕楼人。”更好的原因是不但对得工整,两句还有连续关系,意境极佳。大家都欣赏第二副对子时,第三个人说他的对子比他们的都好:“神女生涯原是梦,落花时节又逢君。”这副好得像是一个人写的,感情也充分表达出来了。这六句诗的出处依次是:李商隐《霜月》、李白《清平调》、杜牧《泊秦淮》、杜牧《金谷园》、李商隐《无题二首》和杜甫《江南逢李龟年》。第一首已选在《千家诗》里,其余五首已选在《唐诗三百首》里,都是一般人传诵的名句。 我当时记下来,并且说明为什么一联比一联好。后来我到美国教诗歌的时候,就常用这个作例子来讲诗的欣赏,一联诗的好坏,如有对句,除了对的工稳之外,还要看意境表达多少,使人感动多少。我还记了一件事,当然中国旧书中也有,不过没有认真好好的发挥。就是有两个朋友,一个喜欢盛唐的诗,一个喜欢晚唐的诗。两个人争论不休,喜欢盛唐诗的人说盛唐诗气势浩大,规模广阔,使人心胸开阔。喜欢晚唐诗的人就说,晚唐诗非常工整,富于敏感,描写细腻,人家见不到的地方,他都描绘出来,给人细致绵密的感觉。他们决定每人仿一联来突出自己一方的特色,并相比赛。题目是《如厕》。作盛唐诗的人写道:“大风吹屁股,冷气入膀胱。”这联气派真大,不拘细节,尽写风流。仿作晚唐诗的人写道:“板仄尿流急,缸深粪落迟。”他这晚唐的作风,把一件小事描写得真够细致。我觉得这两联诗就大体上说都能代表盛唐和晚唐的不同境界。他们固然是开玩笑,主题虽然也有点玩世不恭,写的方式却真的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作风,大可帮助我们体会这两种唐诗的特征。
  我初中以前写的诗,“土改”的时候都给烧毁了。前几年我弟弟从我表弟那里抄了两首诗来。那大概是1931年我才到衡阳上初中时写的,那时我才十四岁,可惜更早四五年写的诗都找不到了。
  初中的时候我在上海《学生文艺丛刊》发表了二十首旧体诗。1933年的暑假由衡阳回家,沿路上写了几首诗,回家后又继续写了些,一共有二十首七言绝句,题作《癸酉暑假杂诗二十首》。当时我看到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学生文艺丛刊》发表旧诗,就把我的诗寄去了,后来在次年4月全部登了出来。印出来以后,我觉得很高兴。编辑把我的诗选了好的句子打圈打点。我看他圈点的句子还不错。当然这些十七岁时写的诗有些还是很稚弱,不过有几首工力还算可以。那时除了受我父亲和堂哥的影响外,最喜欢杜甫同陆游的诗,也喜欢龚定盦的诗。龚定盦的绝句如《己亥杂诗》等对我影响很大。我1981年重访南京的时候,在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有人把这二十首诗给我影印出来了,所以这些诗得以保存。那《暑假杂诗二十首》,我在《我的家乡》一文中已引录了三首,现在再把该刊编辑加过圈点的七首也录在下面,以见一斑,也可见当时编者评判的态度:
  
  烟雾昏埋人尽醉,江山高咏我非狂。
  此行不若山阴道,却喜前途是故乡。
  《自衡校假归途中口占》(其二,每句各字旁皆加点)
  
  击剑吹箫我欲仙,天涯作客待三年。
  故家文采风流在,红藕花深一钓船。
  (其三,后三句各字旁皆加点)自是今吾非故吾,疏迂倜傥两分殊。
  南阳若许狂生卧,不向燕都作狗屠。
  《家居偶感》(其四,后两句各字旁加圈)
  
  沧溟黥浪正排空,月映刀环战血红。
  底事沉机观变好,残棋一局付诸公。
  《阅报有感》(其十,每句各字旁皆加点)
  
  千年龙战玄黄血,一局天惊黑白棋。
  小住蓬莱皆不管,野塘风竹入新诗。
  《六月初十日诸友既散去余与牧弟亦家居》
  (其十五,每句各字旁皆加圈)
  
  定盦诗句铁铮鏦,瓌怪熊魂绕笔锋。
  我拾羽琌三尺剑,九天横雨殪蛟龙。
  《暇时集龚定盦诗句得十余联》
  (其十六,每句各字旁皆加点)
  
  樊将军头大如斗,督亢图穷现匕首。
  想见秦庭倚柱时,吁嗟后起复何有。
  《读史记刺客传荆轲刺秦皇事》
  (其十七,每句各字旁皆加圈)
  
按中国旧时圈点诗句,字旁加圈的大抵表示称赞圆美极好,加点的表示也算精警有美好处。这位编辑给我许多诗句加上圈点,也许不免有些偏爱溢美。不过大体看来似乎也非全无标准。
  我在高小的时候看《红楼梦》,只看前面一两回就看不下去了。里面有些文言文,看不大懂,觉得趣味很少,不像《西游记》《水浒传》比较吸引人。有些通俗小说像《樊梨花》《粉妆楼》《白牡丹》《绿牡丹》《四游记》《包公案》《七侠五义》《说岳全传》《隋唐演义》《薛仁贵征东》,容易懂,又有吸引力。《红楼梦》大概境界比较高,看不下去就搁下来了。直到初中的时候。上文提到过的颜敏生老师教国文,教科书里选了《刘姥姥进大观园》,他用衡山土话念了一遍,念得津津有味,好像口水都念出来了。我现在还记得一些他的音调。那时因为颜老师引起我对《红楼梦》的兴趣,我重新拿起这小说来看,觉得比较容易懂。当时我集龚定盦的诗,集了二十多首来题咏《红楼梦》里的人物,也有几首咏《红楼梦》里的情节。现在只记得五首了。已附印在我那本《续梁启超〈苦痛中的小玩意儿〉——兼论对联与集句》小册子里。这里不妨记下:这些诗中间,至少有四首自己认为比较满意。咏宝玉的一首恰好有“通灵福”三字,正和宝玉出生时口衔有“通灵宝玉”巧合,整首也合于他的生活和思想。咏黛玉的一首写到她的葬花,而末句“一钗一佩断知闻”正可指湘云,宝钗,黛玉当然希望要“断知闻”才好。咏宝玉这四个人的诗,现在想来,真“不免是故作多情了”。 并且有些押韵也不够严格。不过这是我十三四岁之时对《红楼梦》欣赏的心得,是我一生最早参加“红学”的行列,还是值得留念的。
  谈到押韵,我小时总没有查韵书的习惯。有时只依湖南乡音去押,以为也就行了,事实上唐朝有些诗人,如王维等,也往往只随乡音押韵的,不尽合于《唐韵》。 我要到大学时,国文老师黄淬伯教授给我指正才有些觉悟。黄先生是王国维的学生,对古韵很有研究。有一天,在课堂上,他一面称赞我的旧诗创作,一面批评我押韵不严,绝对不可。说到这里,我也得承认,我原来也可算得上是王国维先生的再传弟子呢。大概我初中毕业以前把许多中国旧小说、章回小说、短篇小说,如《聊斋志异》等,都看过了。
  我小学、初中的作文都用文言写,只有颜敏生老师是新派,当时偶然也写些白话文。后来我才晓得当时湖南很保守,很多人都排斥白话。有些新派的老师,不是官方的,会鼓励我们看看白话的作品,可是正式的试卷和考试的题目多半是用文言文。一直到高中还是这样。但是当时反日宣言和传单,多是用白话写的。
  1933年冬天我初中毕业考试不久,榜就贴在墙上了,我又考了第一。看了榜我就回家,没想到家里的人早已知道我毕业占魁了,原来那时衡阳已有人拿了红喜帖和放了鞭炮到我家去报喜了。他们找出学生家住的地方,就拿鞭炮和用红纸写上学生的名字到湘南各乡去报喜。家里招待他们吃饭,给他们钱。报喜的人有点打秋风的味道,不过也不是太坏的习惯。乡下父母能早点知道孩子毕业了,而且成绩很好,也是很高兴的事。鞭炮一响,整个村子都晓得了。我们学生当然觉得是小事,可是那时初中毕业等于清朝时考中秀才。那时乡下读书的人不多,初中毕业已经算不错了。后来我高中毕业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种风气才没有了。
  
  (丁爱真整理)

内容简介
《周策纵文集:忆己怀人》  本书包含“自传及人事记忆”与“周策纵教授著述目录”两部分。作者通过数篇文章回忆了他的童年、青年时期,以及八年抗战时的亲身经历,同时也回忆了他与几位好友的相识、交往经过。著述目录部分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周教授数十年的研究成果,专著与论文、讲演等分类明确,并采用中英对照的形式,以便读者查阅。
通过本书,读者可以深入了解一代汉学大师的成长经历及研究成果。通过作者的回忆,也可窥见作者幼年时代的社会风俗、民生百态,以及八年抗战期间百姓的艰苦。而在作者回忆与友人交往的文章中,我们可从侧面看到这些知识分子的为人处世及治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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