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国学大典:世说新语.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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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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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学大典:世说新语》
★ 香港中华书局百年典藏,全套50册;跨越经典巅峰、引领国学变革
★ 独一无二的权威创作团队,国学泰斗饶宗颐名誉主编,集结两岸三地空前阵容,全球汉学界的顶尖学者倾力打造
★ 深具国际视野,展现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以现代眼光、世界眼光、未来眼光来抚慰人心的摩登新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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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士人纷纷挣脱儒家之桎梏,奔向道家的解放,由性至情之转变,痛生命之短促,悲人生之无常,骚人墨客唱出了阙阙生命的悲歌。《世说新语》记载的就是这个衰败而又灿烂的时代。
——陈岸峰

作者简介
陈岸峰,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文学博士,现任职于香港大学。研究范围涉及中国诗学、魏晋文学、文学史以及现当代中国小说,并旁及文学创作,倾心书法。

目录
《世说新语》导读 
德行第一  
言语第二  
政事第三  
文学第四  
方正第五  
雅量第六  
识鉴第七  
赏誉第八  
品藻第九  
规箴第十  
捷悟第十一 
夙慧第十二 
豪爽第十三 
容止第十四 
自新第十五 
企羡第十六 
伤逝第十七 
栖隐第十八 
贤媛第十九  
术解第二十  
巧艺第二十一 
宠礼第二十二 
任诞第二十三 
简傲第二十四 
排调第二十五 
轻诋第二十六 
假谲第二十七 
黜免第二十八 
俭啬第二十九 
汰侈第三十  
忿狷第三十一 
谗险第三十二 
尤悔第三十三 
纰漏第三十四 
惑溺第三十五 
仇隙第三十六 

名句索引   

序言
出版说明
为什么要阅读经典?道理其实很简单——经典正是人类智慧的源泉、心灵的故乡。也正因如此,在社会快速发展、急剧转型,也容易令人躁动不安的年代,人们也就更需要接近经典、阅读经典、品味经典。
迈入二十一世纪,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影响不断扩大,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并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另外,受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也都会空前地引人注目,这其中,中国文化无疑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相应地,对于中国经典的阅读自然也就拥有了不断扩大的潜在市场,值得重视及开发。
于是也就有了这套立足港台、面向海内外的“中信国学大典”的出版。希望通过本套丛书的出版,继续搭建古代经典与现代生活的桥梁,引领读者摩挲经典,感受经典的魅力,进而提升自身品位,塑造美好人生。
中信国学大典收录中国历代经典名著近六十种,涵盖哲学、文学、历史、医学、宗教等各个领域。编写原则大致如下:
(一)精选原则。所选著作一定是相关领域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最值得阅读的经典作品,包括中国第一部哲学元典、被尊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儒家代表作《论语》、《孟子》,道家代表作《老子》、《庄子》,最早、最有代表性的兵书《孙子兵法》,最早、最系统完整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大乘佛教和禅宗最重要的经典《金刚经•心经•坛经》,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中国最古老的地理学著作《山海经》,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游记《徐霞客游记》等等,每一部都是了解中国思想文化不可不知、不可不读的经典名著。而对于篇幅较大、内容较多的作品,则会精选其中最值得阅读的篇章。使每一本都能保持适中的篇幅、适中的定价,让大众都能买得起、读得起。
(二)尤重导读的功能。导读包括对每一部经典的总体导读、对所选篇章的分篇(节)导读,以及对名段、金句的赏析与点评。导读除介绍相关作品的作者、主要内容等基本情况外,尤其强调取用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当代眼光,将这些经典放在全球范围内、结合当下社会生活,深入挖掘其内容与思想的普世价值,及对现代社会、现实生活的深刻启示与借鉴意义。通过这些富有新意的解读与赏析,真正拉近古代经典与当代社会和当下生活的距离。
(三)通俗易读的原则。简明的注释,直白的译文,加上深入浅出的导读与赏析,希望帮助更多的普通读者读懂经典,读懂古人的思想,并能引发更多的思考,获取更多的知识及更多的生活启示。
(四)方便实用的原则。关注当下、贴近现实的导读与赏析,相信有助于读者“古为今用”、自我提升;卷尾附录“名句索引”,更有助于读者检索、重温及随时引用。
(五)立体互动,无限延伸。配合图书的出版,开设专题网站,增加朗读功能,将图书进一步延展为有声读物,同时增强读者、作者、出版者之间不受时空限制的自由随性的交流互动,在使经典阅读更具立体感、时代感之余,亦能通过读编互动,推动经典阅读的深化与提升。
这些原则可以说都是从读者的角度考虑并努力贯彻的,希望这一良苦用心最终亦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进而达到经典普及的目的。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慨然应允担任本套丛书的名誉主编,除表明先生对出版工作的一贯支持外,更显示出先生对倡导经典阅读、关心文化传承的一片至诚。在此,我们要向饶公表示由衷的敬佩及诚挚的感谢。
倡导经典阅读,普及经典文化,永远都有做不完的工作。期待本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带给读者不一样的感觉。

文摘
《世说新语》导读
一往情深:论《世说新语》中的社会结构、思想变迁及生命之情调
陈岸峰

一、前言
东汉末年,外戚干政,宦官当权,杀戮频生,群雄并起,天下三分。最终却是魏灭蜀汉,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司马氏先代魏而后再灭吴,中国再度统一。然而,晋武帝又犯下大肆分封之弊,先是八王造反,从而又诱发“永嘉之乱”。晋室仓惶东渡,在王导(茂弘,二七六至三三九)等人的拥立下,在南方创建了东晋政权。然而此后的一百多年,权臣迭现,祸乱频繁,先有王敦(处仲,二六六至三二四)与苏峻(子高,?至三二八)之乱,后有桓温(元子,三一二至三七三)之专权凌上。幸有王导与谢安(安石,三二○至三八五),安内攘外,压抑并化解权臣篡位的野心。特别是谢安任宰相期间,运筹帷幄,决战千里,“淝水之战”令前秦“草木皆兵”,终至溃败以至亡国,为偏安一隅而凄徨不可终日的小朝廷,创造辉煌。
在此衰乱的时代,士人纷纷挣脱儒家之桎梏,奔向道家的解放,由性至情之转变,痛生命之短促,悲人生之无常,骚人墨客唱出了阕阕生命的悲歌。及至刘宋时期,刘义庆(季伯,四○三至四四四)乃刘宋政权之宗室,为了避免宋文帝刘义隆对宗室之“怀疑猜忌”,遂招聚文学之士,编撰《世说新语》,为的便是“全身远祸”。此书所记载的就是这个衰败而又灿烂的时代。
二、才情勃发
(一)从世家大族到唯才是用
在东汉世家大族的制度之下,纨绔子弟也可以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例如,曹操(孟德,一五五至二二○)从小瞒上欺下,与袁绍两人均为京城恶少,胡作非为,连抢人家新婚媳妇的事也干得出(《假谲第二十七》第一则),而后来竟然举了“孝廉”。仅此一例,足见这制度的荒谬。从此,曹操便进入仕途,此后大半生的纵横捭阖,基本上也就是将少年时代在京师的一套把戏,全搬到了政治与战场上而已。更荒谬的是,推翻这制度的人,竟就是受益者曹操,为了罗致人才,他“周公吐哺”之余,更具体提出了“唯才是用”的招贤纳才的方法。
“唯才是用”不问出身,打破了门阀的垄断,向社会全面开放,因此也就大大地提高了竞争性。在此新的标准下,“才”是关键,那么如何见得是真的有才华呢?这就得依靠大名士的汝南月旦,曹操年少时也曾威逼利诱许劭(子将,一五○至一九五)而得“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之品评。然而“唯才是用”只是口号而已,或许只在动荡的三国时期才有它的实际效果,及至曹丕(子桓,一八七至二二六)时代,又确立了“九品中正”作为评定人才的方法,具体标准是:家世、道德以及才能,在此基础上分为九等。评核者名为“中正”,是由本地在中央任职的二品以上的官员担任,实际的操作者当然是地方上的僚属。这就大有文章可作了。然而,古往今来,家世便代表一切,亦因如此,此制度遂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之弊。
虽然如此,利益所在,整体社会仍然热衷于品评。在谋求大名士之品评的过程中,“个体”就得想方设法,伺机突围而出。此处拈出“个体”,突显的是人的主体性,高门大族虽是树大好遮荫,但就连谢家的子弟如谢玄(幼度,三四三至三八八)自小也知晓自身亦必须如庭前的“芝兰玉树”,家族方可永久(《言语第二》第九十二则) 。可以说,东汉乃世家大族所垄断,魏与西晋为名士的过渡时期,及至晋室东渡之后,汉代以来的门阀高第的世袭垄断,渐渐地便由新兴的士族所取代。阮籍(嗣宗,二一○至二六三)的父亲阮瑀(元瑜,?至二一二)便是“建安七子”之一。阮氏子弟多是一时才俊,在文学与音乐方面均有天赋,阮家亦渐渐地形成一新兴的“士族”,及至东晋,已跃居名门之列。《简傲第二十四》第九则记:
谢万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时阮思旷在坐,曰:“新出门户,笃而无礼。”
谢万(万石)之兄谢安,亦就是后来连狂傲不羁的李白(太白,七○一至七六二)也为之倾倒终生,并为之歌唱“谢公东山三十春,傲然携妓出风尘”的风流人物,竟也因受弟弟之牵连而遭阮裕(思旷,生卒年不详)的嘲讽,由此益见士族地位的超然及其所带来的自信与倨傲。
“士族”,亦即“士大夫家族”,代表了“士”与“家族”概念的结合。“士族”是东晋南朝的“立国基石”,具备了政治、社会以及文化上的优越地位。钱穆(宾四,一八九五至一九九○)指出:
门第精神,维持了两晋两百余年的天下。
名门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苦心经营,必须经得起风吹雨打。以东晋而言,昙花一现的所谓权臣不在少数,而真正的名门,只有琅邪王氏家族、太原王氏家族以及陈郡谢氏家族。三大家族人才辈出,文韬武略,各擅胜场,从而轮流执政,主导了东晋百余年的政局。
相对于豪门,寒门中人永远都是被鄙视甚至受打压的。陶渊明(元亮,约三六五至四二七)或可引其祖先陶侃(士行,二五九至三三四)在东晋的辉煌功业而自豪,而陶侃却出身孤寒,素为名门所鄙视,终生如是。陶侃得以进入官场是适逢贵人范逵(生卒年不详)路过其家,陶母卖发以买米和肉,又劈房柱当柴烧,可以说是削发破家以款待客人,而陶侃又追送客人数十里,方才得到范氏为他传播名声(《贤媛第十九》第十九则)。他当初入官场,所担当的不过是管理鱼梁的小吏;及至后来发迹,位极人臣,仍被贱称为“小人”、“溪狗”。其子陶范(生卒年不详)想送米给琅邪王氏后人王修龄(生卒年不详),竟为对方所不屑而拒绝(《方正第五》第五十二则)。另一例子,刘惔(真长,生卒年不详)贵为丹阳尹,又为清谈大名士,他本人不屑受小吏所赠送的食物,又讥讽殷浩(渊源,?至三五六)为“田舍儿”(《文学第四》第三十三则),却忘了他亦出身贫寒。《晋书》记刘惔:“家贫,织芒屩以为养”、“荜门陋巷”。原来,刘氏曾居于贫民区,以织草鞋维持生计。
简而言之,无论是世家大族还是士族,门第既代表了一切,就必须泾渭分明,这观念牢不可破,深植人心,因为牵涉的是整个家族长久的荣辱、利益以及兴衰。
(二)行为艺术
大道或如青天,但有才者却不一定可以脱颖而出,关键是魏、晋时代还没有科举制度,因此要吸引大名士的品评而鹤立鸡群、扬得大名,绝非易事。种种的艰难,迫使才俊之士带着枷锁跳舞,力求浮出水面。故此,很多特立独行甚至似乎矫情造作之士便蜂拥而现。嵇康(叔夜,二二三至二六三)之当街锻铁,是一种自我呈现,既有让人品评之意图,更有以反常行为引起公众反思的积极意义,为什么才华横溢的嵇康不是身居显位而却当街打铁?很明显,就是以一种与当政者决裂的姿态告诉世人,自己宁干如此不称身份之粗活,亦不与司马政权同流合污。而阮籍之翻青白眼以判人的优劣,则可谓是魏、晋之“秒杀”。更精彩的是《雅量第六》第三则记:
夏侯太初尝倚柱作书,时大雨,霹雳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无变,书亦如故。宾客左右,皆跌荡不得往。
雷击破柱,烧焦衣服,宾客震荡,而夏侯玄(太初,二○九至二五四)却不为所动,甚至书写如故,如此反应,违反常情,一介文人,何以炼就如此“雅量”?第九则记载中,裴遐(生卒年不详)便泄露了“雅量”的秘密:
裴遐在周馥所,馥设主人。遐与人围棋,馥司马行酒,遐正戏,不时为饮,司马恚,因曳遐坠地。遐还坐,举止如常,颜色不变,复戏如故。王夷甫问遐:“当时何得颜色不异?”答曰:“直是暗当故耳!”
裴遐被无礼地掼倒在地之后依然从容爬起,“颜色不变”地继续下棋,实是强忍怒气,究其原因,无非是着紧士林对他风度的评价。王衍(夷甫,二五六至三一一)与谢尚(仁祖,三○八至三五六)被人侮辱而不动气,亦是如此。由此可见,上述夏侯玄面临雷击及生命威胁而仍保持书写的姿态,确实也是极不容易,由此名垂千古,我们也不得不佩服其用心良苦了。
而若论行为艺术的表现者,则莫过于东晋丞相谢安。从隐居东山三十年,到傲然携妓出风尘,以至于“淝水之战”时闻前方大捷,虽内心狂喜,仍若无其事地下棋(《雅量第六》第三十五则),均足以见此君真的将人生如戏之理念,挥洒得淋漓尽致。正因为如此,早年在海上畅游而遇大风浪时,王羲之(逸少,三○三至三六一)与孙绰(兴公,三一四至三七一)等人均大惊失色,独谢安处之泰若,啸咏如常,终化险为夷,经此事而众人一致推崇,均认为“安石”,名符其实,是足以安天下之基石(《雅量第六》第二十八则)。这就是表演的力量。风雨飘摇的东晋,需要的就是懂得表演的名人领袖如谢安的“矫情镇物”,以安天下人心。
(三)清谈
魏、晋的行为艺术是长期而持续的姿态,但也是消极而颇为费时的姿态。大名士是不会跑到全国各地去品评人物的,他们都会集中在上层的名流圈子之中,上至宰相司马昱(后来的简文帝,约三一九至三七二)、中书令庾亮(元规,二八九至三四○)、丹阳尹刘惔、中军将军殷浩(渊源,?至三五六)府中,下及王公大臣如庾亮、王导、谢安,以至于妇道人家如谢道蕴(令姜,生卒年不详)及谢安之妻,以至于方外之士如支遁(道林,三一四至三六六)等,皆以清谈为雅事,并以此为贵。谢安与支道林及许珣(玄度,生卒年不详)聚于王家,畅论《庄子•渔父》,各抒己见,而谢安“作万余言,才峰秀逸”(《文学第四》第五十五则),众人叹为观止。在他们眼中,遨游于精神世界,探索人生的真谛,方为人上人。清谈影响之大,在时人心目中之崇高,就连王敦与桓温这两位枭雄也来凑热闹,并以清淡人士的保护者的姿态自居而为荣(《赏誉第八》第五十一则、《排调第二十五》第二十四则)。罗宗强如此道出魏、晋之热衷清谈的原因:
从清议的重道德到人物品评的重道德又重才性容止,反映了从经学束缚到自我意识的转化。有此变化,就会逐步走向重视人及其自然性情。而有了重视人、重视人的自然性情,重人格独立,亦就逐步导向对于人的哲理思考,探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逐步地转向玄学命题。
整个东晋虽总处于风雨飘摇、危急存亡之秋,而清谈不绝,此中自有其营造祥和的社会氛围以安定人心的功能。故当王羲之列举夏禹、文王的骈手胝足、宵衣旰食以治国,对举朝上下均以清谈为尚表示忧心时,谢安即予以反驳,或便有此意(《言语第二》第七则)。
另一方面,清谈是智者才子之雅集,此为智慧交锋之沙场,更是借此以揄扬名声之要塞。一旦胜出或经大名士激赏,则名扬天下,从而踏上出仕之阶梯。《文学第四》第十八则记载:
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卫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于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无言而辟,复何假一!”遂相与为友。
一言而为官,如此时代,如此机遇,真是羡煞狂呼“独我不得出”的李白。故此,进入清谈的圈子并伺机击败享有盛名的高手,便是扬名立万的积极行为。刘惔、殷浩、庾亮固然是个中高手,而名僧支遁更是众人的攻击目标。其时《周易》、《老子》、《庄子》、《才性四本论》、《声无哀乐论》等论述,均为讨论中心。支遁之论《庄子•逍遥游》,如繁花灿烂,精义迭出,举世咸服,就连本来不大看得起他的大名士王羲之,被强留步聆听其妙论之后,亦为之流连不止,成了好友(《文学第四》第三十六则)。由此,魏、晋清谈,天才辈出,王弼(辅嗣,二二六至二四九)、向秀(子期,约二二七至二七二)以至郭象(子玄,二五二至三一二)等等,皆为中国之哲学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如陈寅恪(一八九○至一九六九)先生所说的对中国中古之思想有 “重大意义”,故宗白华(伯华,一八九七至一九八六)先生说:“‘论天人之际’,当是魏、晋。”
清谈,是玄学之论辩,不只要求有思维上的突破,还须文辞优美,令主客破疑遣惑,心情愉悦,精神畅快。钱穆指出:
清谈精神之主要点,厥为纵情肆志,不受外物屈抑。
《世说新语》记载清谈时常称“四坐莫不厌心”(《文学第四》第五十五则)、“足畅彼我之怀”、“一坐同时拊掌而笑,称美良久”、“两情俱得,彼此俱畅”。清谈高手王蒙(仲祖,生卒年不详)临终之际,在灯下审视着陪伴自己纵横清谈多年的麈尾,黯然神伤;其后,好友刘惔为他放了一把犀柄麈尾陪葬(《伤逝第十七》第十则)。不久之后,刘氏也悲恸而绝。由此可见,魏、晋痴人特别多。
纵清谈情好,荣华不灭,或尔虞我诈,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彼此共通的创伤,就是故土邈若山河,故无论是北人之“新亭对泣”(《言语第二》第三十一则),还是南人之“莼鲈之思”(《识鉴第七》第十则),挥之不去的都是那蓦然回首的永恒乡愁。
三、任情恣意
(一)任情恣意
政治领袖要面对波谲云诡的局势,必须具备谢安“矫情镇物”的本领。而魏晋之时代精神却是任情恣意,以求畅快潇潇,基本是颠覆礼教,背离法度,时称“任诞”。其时,被置于任诞第一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竹林七贤”: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任诞第二十三》第一则)
既是“贤”又为“诞”,十分吊诡。七贤之中的山涛与王戎,早已有当官的意向,自然是循规蹈矩。至于嵇康,思想虽激进,为人却低调,喜怒不形于色。向秀是纯学者,倾心于《庄子》研究。嵇、向两人锻铁、灌园而自得其乐,并没有惊世骇俗的行为。以任诞的行为对虚伪的社会与严苛的礼法作抗争的,有刘伶(伯伦,约二二一至三○○)之裸醉,以天地为衣裳(《任诞第二十三》第六则),又以戒酒戏弄妻子(《任诞第二十三》第三则);阮籍醉卧当垆美妇身旁(《任诞第二十三》第八则)、服丧期间饮酒吃肉(《任诞第二十三》第十一则);阮咸(仲容,生卒年不详)当街晾裤(《任诞第二十三》第十则)、与猪共饮(《任诞第二十三》第十二则)、服丧期间追回鲜卑婢(《任诞第二十三》第十五则)等等。倨傲至极,即为所谓的“任诞”,视世间礼法为无物。这是多么的不畏人言,又是多么的坦然!
而任诞者与卫道者之争,如何曾(颖考,一九九至二七八)对阮籍的漠视丧葬之礼的指责(《任诞二十三》第二则),动辄以礼教杀人,实际上是曹魏之“唯才论”与司马氏政权之“以孝治天下”两方阵营的暗中较量,甚至发展至意识形态上《四本论》的斗争。有意或无意的任诞者及其攻击者,均沦为残酷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流风所被,竟成魏晋风尚,可谓始料不及。
在这些被世人视为“任诞”者的眼中,他们的行为是任情恣意,是为才情而生的意气挥洒,例如,王献之(子敬,三四四至三八六)、王徽之(子猷,?至三八八)两兄弟某些行径似乎“傲慢无礼”:
王子敬自会稽经吴,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识主人,径往其家。值顾方集宾友酣燕,而王游历既毕,指麾好恶,旁若无人。顾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礼也;以贵骄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齿之伧耳。”便驱其左右出门。王独在舆上,回转顾望,左右移时不至,然后令送着门外,怡然不屑。(《简傲第二十四》第十七则)
又如:
王子猷尝行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主已知子猷当往,乃洒帚施设,在听事坐相待。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啸良久,主已失望,犹冀还当通,遂直欲出门。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闭门,不听出。王更以此赏主人,乃留坐,尽欢而去。(《简傲第二十四》第十六则)
兄弟俩的行为或被视为倨傲,而这在魏、晋间并非贬义,至少自身必须得有出众之才,方能行使这项权力而不为人所讥笑。事实上,在他们心目中,与那些园林主人交谈,几乎是对自身的一种亵渎。如此美景,唯有他们这种层次之人,方才是园林美景之真正知音。任情而往,王徽之雪夜想起戴逵(安道,三二六至三九六)便趁兴而去,兴尽而归,在乎的并非见面,只是为了满足心中刹那的逸兴(《任诞第二十三》第四十七则)。彼等并非虚伪,在官场上亦是如此姿态傲视上司。当桓冲(幼子,三二八至三八四)问到可知马匹死了多少时,王徽之竟以“未知生,焉知死”作答。如此行为,归根究底,是世家大族之光环及本身才气而深入在骨子里的傲气的呈现。
从王羲之的“东床坦腹”是具自信者的自然流露,而至其儿子辈如王献之与王徽之的行止已从倨傲而近于造作。谢安对王献之有如下批评:
子敬实自清立;但人为尔,多矜咳,殊足损其自然。(《忿狷第三十一》第六则)
可谓一针见血。或许,从人而至于书法的非“自然”,这就是王献之无法超越其父王羲之的关键。
至于王澄(平子,二六九至三一二)、胡毋辅之(生卒年不详)、阮赡(生卒年不详)、谢鲲(幼舆,约二八○至三二三)等人的裸形自乐,他们自认为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裸形,学狗叫,学驴鸣,蹂躏自我、蔑视社会,可谓反抗无力之余,此中亦不无是对人生之虚诞,人世之苦闷而发的宣泄。
这是一个已失去了儒家思想制约的时空,正如嵇康所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阮籍所说的“礼岂为我辈设耶”(《任诞第二十三》第七则),克己复礼淹没于硝烟与杀戮,代之而兴的是,个人主义的纵情享乐与情感宣泄。
(二)饮酒与服药
酒在于魏、晋中人而言,有忘忧、避祸、服药等等不同的目的。阮籍、刘伶等人的纵酒以寄情怀,其实有它的历史渊源。曹丕《典论•酒海》记灵帝时的情形:
孝灵帝(刘宏,一五六至一八九)末,朝政堕废。群官百司,并湎于酒。贵戚犹甚。斗酒千钱。中常侍张让子奉,为太医令,与人饮酒,辄牵引衣裳,发露形体,以为戏乐。将罢,又乱其舄履,使小大差踦,无不颠倒僵仆,踒跌手足,因随而笑之。(《北堂书钞》卷一百四十八注引)
又:
洛阳令郭珍,家有巨亿,每暑召客,侍婢数十,盛装饰,罗縠披之,袒裸其中,使进酒。(《太平御览》卷八百四十五)
在纵酒狂歌的背后,蕴藏的是人生虚无的悲哀,亦是人对生命不可言喻的痛。据载,东汉桓帝永寿三年(一五七)全国人口五千六百五十万,而一百三十多年后,晋武帝司马炎(安世,二三六至二九○)太康元年(二八○),全国人口仅有七百六十余万,锐减了百分之八十六。其实,导致这一时期人口锐减的更重要原因并不仅是三国混战,还有饥荒、瘟疫以及政治杀戮。当时,人均寿命约在四十岁左右。例如,曹丕与曹植(子建,一九二至二三二)两兄弟的寿命便都只是四十岁而已。再看与曹氏兄弟同时代的 “建安七子”的寿命:孔融(文举,一五三至二○八)、陈琳(孔璋,?至二一七)、王粲(仲宣,一七七至二一七)、徐干(伟长,一七一至二一七)、阮瑀(元瑜,?至二一二)、应玚(德琏,?至二一七)、刘桢(公干,?至 二一七),除了孔融为曹操所杀之外,其他的也大抵都只是四十岁而已。故自东汉末年以至于魏、晋,文学创作中多有 “叹逝”之风。
在政治方面,司马氏苦心谋夺曹魏政权过程中的大型杀戮,动辄夷族之祸,更是促使时人愿长醉酒乡的主要原因。酒是魏晋人解脱的妙方,孔群(敬林,生卒年不详)以糟肉浸酒“乃更堪久”(《任诞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则),以喻借酒避祸。王光禄云:“酒正使人人自远”(《任诞第二十三》第三十五则);王卫军(生卒年不详)云:“酒正自引人着胜地”(《任诞第二十三》第四十八则);王忱云:“三日不酒饮,觉形神不复相亲”(《任诞第二十三》第五十二则);张翰(季鹰,生卒年不详)认为身后名声:“不如实时一杯酒”(《任诞第二十三》第二十则);毕世茂(生卒年不详)云:
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任诞第二十三》第二十一则)
太元二十年,长星出现,其兆据说是将有帝王驾崩。孝武帝司马曜(昌明,三六二至三九六)听了自是情郁于中,夜里便到华林园喝酒解闷,在醉意朦胧中,举杯向夜空里的长星感慨道:
长星,劝尔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雅量第六》第四十则)
那是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整个社会充满了末日情绪,饮酒求醉,成了社会上普遍的消愁解闷之良方。阮籍的醉酒是为了逃避黑暗的政治,故终不及刘伶的终生对酒纯粹的一往情深,酒入骨髓,《酒德颂》是千古名篇,既是饮酒之宣言,独步古今,更是他放浪形骸、游戏人间之哲学。虽说“死便埋我”,而“酒仙”却最终得以寿终。
当时的人又喜欢服食五石散,此中最著名的首推何晏(平叔,约一九三至二四九):
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言语第二》第十四则)
何氏纵情声色,借服食五石散以求长寿或增加房中情趣。然而,服散的遗害亦大,史载何氏形如“枯木、鬼幽”。或许,这也是身处政治漩涡的何晏消磨生命与排遣恐惧的良方。
服散就得喝酒相助并行散以求药性的散发 ,王恭(孝伯,?至三九八)在行散的时候说:“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文学第四》第一零一则),可见念兹在兹的乃在于长生之道,而他最终仍是死于政治杀戮。阮籍为逃避政治迫害而醉酒佯狂,而嵇康为了逃避司马昭(子上,二一一至二六五)之征辟而逃至山中跟随孙登与王烈求仙问道。鲁迅(周树人,一八八一至一九三六)于是便将嵇康与阮籍之分别视为服药与喝酒的不同而有以下推论:
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这大概是因为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其实,嵇康早已知他与阮籍之分别在于他不能如阮籍之 “不论人过”、“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然而,无论是服药还是喝酒,嵇康与阮籍终无法忘世,于是乎,前者弃首东市,后者长醉于酒乡。
“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虽位至三公,却在“八王之乱”中有性命之虞时,竟假装服散药发,跌入屎坑,这是忍辱含垢,以存性命。饮酒服散背后,竟是苟存性命于乱世,且如王戎如此不堪,实在可悲!宗白华先生指出:
魏晋人以狂狷来反抗这乡愿的社会,反抗这桎梏性灵的礼教和士大夫阶层的庸俗,向自己的真性情、真血性里发掘人生的真意义、真道德。他们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地位、名誉来冒犯统治阶级的奸雄,假借礼教以维持权位的恶势力。……这是真性情、真血性和这虚伪的礼法社会不肯妥协的悲壮剧。
王戎与世浮沉,自是阮籍眼中的“俗物”(《排调第二十五》第四则)。而嵇、阮二人的高低,亦从服药与饮酒之别而判然立现。阮籍醉酒佯狂以独善其身,甚至最终也为司马昭写了劝进表,终得以幸存。《咏怀》诸篇,抒写的亦不外是大半生的“夜中不能寐”(其一)、“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其三十三)、“对酒不能言,凄怆怀酸辛”(其三十四),从内而外的表演,则为“穷途而泣”。而嵇康却终生不改其一往情深之理念,东市临刑前,顾日影而弹琴,以一曲《广陵散》,超度了自己大半生不屈的灵魂,听者涕泣,千古同声一哭。
嵇康是“竹林七贤”真正而唯一的灵魂人物,从理念以至于处世,颠覆传统、抗俗辟邪,死得极之悲壮潇洒,其铮铮风骨,为千载以下的中国文人传统,树立了丰碑。
四、情之所钟
王戎虽是阮藉眼中的“俗物”,却也曾经说过一句超凡脱俗的名言,他说:
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吾辈!(《伤逝第十七》第四则)
此话竟然能获得山涛那狂傲的儿子山简(季伦,二五三至三一二)的认同,并因此而与王戎为早逝的儿子同声一哭。可见王戎虽“俗”,可就凭其对“情”之洞见,可谓是老狐狸终于露出尾巴,真不愧自小被视为神童。这种周旋于雅俗之间,由竹林而台阁,实在就是从小训练有素的琅邪王氏家族的与世浮沉之处世哲学。
这句名言说的是,人可分三层:第一层是圣人,看透人生百态,喜怒哀乐,风吹不动;第一层的境界非第二及第三层的人可企及;第三层最为低下,不知情为何物,不可言说,无法沟通;而最为人间性的就是第二层,大悲大喜,自然流露,是为真人。此话传递了竹林七贤的共通人生哲学,故此,阮籍以青白眼待人,嵇康视钟会(士季,二二五至二六四)如不见,阮咸服丧期间骑马追回鲜卑婢是为了“人种不可失”(《任诞第二十三》第十五则),其实都是“情之所钟”境界的体现。
竹林精神在东晋得到了王导、谢安的传承。王导最崇拜的就是嵇康,并以嵇康的著作为清谈之资;谢安视“竹林七贤”为神圣,不许子弟轻易评论。同样一个时代,因为政治的黑暗而造就了竹林悲歌,而此同时代之精英并未因此而落井下石,而竟是引为知音,而七贤之流风遐被,亦得以在东晋成为风尚,成为历代中国文人圣洁的精神家园。
五、一往情深
(一)生命之美的珍惜
东晋皇权旁落,帝王已全然失去司马昭兄弟的暴戾滥杀以收威慑之霸权,反而与文人雅士周旋,故而文风炽盛,朝野皆以风流儒雅相尚。宗白华指出:
晋人艺术境界造诣的高,不仅是基于他们的意趣超越,深入玄境,尊重个性,生机活泼,更主要的还是他们的“一往情深”!无论对于自然,对探求哲理,对于友谊,都有可述。
东晋文人之间,绝少猜忌,更多的是惺惺相惜:
庾亮死,何扬州临葬云:“埋玉树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伤逝第十七》第九则)
如此例子,多不胜数。宗白华称《伤逝》犹具悼惜美之幻灭的意思,是为定论。这是有情者对生命之美的珍惜及由此而产生的痛楚,由于欣赏而超越了血统之关系,此种博大的胸襟与审美精神之现象,古往今来,唯独魏、晋。
(二)梅花三弄
支道林放鹤,让其自由(《言语第二》第七十六则);养马而不乘,止于赏其神骏(《言语第二》第六十三则);卫玠(叔宝,二八六至三一二)见江水茫茫,百感顿生(《言语第二》第三十二则);桓温折柔条而涕泣(《言语第二》第五十五则);王廞(生卒年不详)登茅山,大恸哭曰:“琅邪王伯舆,终当为情死”(《任诞第二十三》第五十四则);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任诞第二十三》第四十二则)。由此可见,这是深于情者,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哀感,深入肺腑,呼天抢地,惊心动魄,以诉说其痛其快,完全体现了王戎所说的“情之所钟正在吾辈”。最为动人的,莫过于《任诞第二十三》第四十九则: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歌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桓伊既是虎将,却又是多才而情深,堪称人间佳士,他甘于下车为倨傲的王徽之吹奏“梅花三弄”,也就为了王氏性情之超凡脱俗,故而惺惺相惜,不以为逆。这一曲“梅花三弄”,吹在偶然相逢的渡口,吹落梅花无数,漫天飞花,乐舞九天,精神之契合,泯灭了世间一切的隔阂与礼节,千载之下仍是笛声悠扬。
六、余论
《世说新语》原书名应为“世说”,“世”指世间,“说”则为“论说”、“说法”或无关宏旨之“小说”。后又改为《世说新书》,以别刘向(子政,约前七十七至前七)之《世说》。至于何人改为《世说新语》,就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小说家类《世说新语》中亦称未可知。敬胤(生卒年不详)应是现存文献中首位注释者,较刘峻(孝标,四六二至五二一)更为接近《世说新语》的面世年代。
若按起、承、转、合来分析《世说新语》,描述东汉末年之清流是为“起”,过江之后,东晋建立及其间之人事是为“承”,谢安主政时代是为“转”,及至桓玄(敬道,三六九至四○四)、司马道子(三六四至四○二)及王国宝(生卒年不详)之流的出现,已是故事落幕之际,是为“合”。
《世说新语》有如魏、晋间之《清明上河图》,写人如生,记事生动,在如沐春风的清谈中呈现主客神韵,在千丝万缕的关系中交织出惊心动魄的政治漩涡;要言不烦,一卷在握,让魏、晋风流,千载之下,成为永恒。简而言之,此书千头万绪,又有如众声喧哗,百家争鸣,而其神韵,一以贯之,则乃魏、晋之悲凉慷慨,如一曲幽笛,在茫茫黑夜,如泣如诉,令人感慨万千。
二十世纪以来,相关的研究中,中国大陆方面,首推民国时代余嘉锡先生的《世说新语笺疏》,考证绵密,紧扣时代,别有怀抱;港、台方面,应以香港中文大学杨勇教授的《世说新语校笺》多有创获,是为纯粹的学术研究;两书的比较,前者可谓偏于抒情,后者倾向征证。前者因为是以文言文的书写而颇为艰涩,后者则又援引博杂,难免令现今的年轻读者望而生畏。故此,这个版本在参考前贤的基础之上,先有全书导读,让读者对此书有整体的认识,又在每一章之前有本篇导读,再细致至每则故事均有注释以至于佳句之点评,希望更能贴近当下的时代脉搏。
故此,希望此书能给予当今读者以下几方面的裨益:
(一)领略言语的妙用,应变的敏捷:阮修因一言而得一官,郗超一念之间而化解一场灭族之祸,这也是当今职场求生之术。
(二)了解世局幻变,历史变迁:因为有了魏、晋思想的解放与汉、胡民族的大融合,才有后来的盛唐。因此,近代中国之黑暗、混乱,或可能是另一盛世的序幕。
(三)观照人生,了悟生死:所谓魏晋悲歌,实在是因为他们对人生有了真切的感悟,方才感慨万千。人生可以如梦如幻,人生亦可以真真切切,各有信仰,各有立场,魏、晋中人彼此尊重,并行不悖。这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内容简介
中信国学大典(50册)是中信出版社引进自香港中华书局的一套深具国际视野、贴近当代社会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藏书。中信国学大典延聘国学泰斗饶宗颐为名誉主编,邀请海内外知名国学家担任经典的选编、导读及译注。中信国学大典既收录了《论语》、《老子》、《孙子兵法》、《孟子》、《庄子》等不可不读、不可不知的中华经典名著,也囊括了《礼记•孝经》《心经•金刚经》《六祖坛经》《净土三经》等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

《世说新语》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笔记小说”的代表作,作者刘义庆。全书主要记载士人的生活和思想,及统治阶级当时的情况,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的思想言行,和门阀社会的生活面貌,记载丰富真实,全面地反映了“魏晋清谈”的风貌。《世说新语》行文言简意赅,意境深远,保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句名言,也对后世小说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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