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冲击:当数字化时代来临,一切突然发生.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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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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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冲击:当数字化时代来临,一切突然发生》这是一个并不符合人本能的社会……
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更注重生活的质量而非速度?为什么我们不用面对面的交流代替冷冰冰电脑屏幕上的文字代码?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选择一个虽然有缺陷但有血有肉的人类社会,而非一个虽趋于完美但冷漠的数字世界?
在当下的冲击面前,你正变得越来越弱智:你没有了自己的独特空间,你过多地相信真人秀节目,你成了数字化产品的奴隶并得了数字化精神病,你的生物钟也被打乱。你贷款买了一套房子,把你未来可能挣到的钱压缩到了当下的时刻。社会的叙事结构已经崩塌,品牌宣传已经变得不再重要。
以前我们是在机器上工作,如今我们变成了数字机器。所有的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当下的冲击已经无处不在。你应该如何应对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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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冲击》出版得恰逢其时。作者说他写这本书是要“下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像一枚定海神针,有助于把我们从眼花缭乱的外部世界中摘出来,仔细思考一下周围发生的一切,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姜奇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互联网周刊》主编
在一切都成为即时的互联网时代,当下即永恒。当下主义的生活态度,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理、行为、政治和文化。 然而,拉什科夫告诉我们,真正的活在当下,不意味着追赶永无止尽的信息洪流,而是重视质量甚于速度,宁愿选择人的怪癖而不是数字化的完美。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作者简介
道格拉斯•洛西科夫(美国),享誉全球的传媒理论家。他还是CNN电视台的特邀评论员,以及《卫报》、“发现”频道和NPR电视台的投稿人。他还为PBS电视台制作了《酷文化商人》、《说服者》、《数码民族》等纪录片。他在Codecademy.com网站上积极呼吁数字化扫盲,并在纽约大学和新学院任教。他还是畅销书作者,撰写过12本书,被译成30种文字出版。

目录
推荐序1 // IX
推荐序2 // XV
前言 // XXI
01 叙事结构崩塌: 一个不再熟悉的世界
叙事结构的崩塌 // 009
大事件 // 012
“现在式”流行文化诞生 // 017
真人秀的字节 // 029
即时素材:CNN效应 // 039
占领现实 // 045
无限游戏 // 054
02 数字化精神病:没时间,真的没时间
时间是科技 // 073
时间生物学 // 085
测步与带路 // 090
嘀嗒之间的空间 // 106
无人机驾驶员会梦到电子歼敌数吗? // 118
03 上紧发条:把过去和未来都压缩到当下
时间绑定 // 135
种子与素材 // 139
混搭与化妆 // 147
现在就行动 // 157
时间就是金钱 // 168
生存在RAM之中 // 179
上发条 // 187
04 分形偏执:用简单模式搞定复杂系统
反馈回路:解析尖叫 // 205
驾驭混乱:鸟、蜜蜂和经济 // 220
存在,还是存在 // 230
05 启示录:“当下的冲击”是一种超越时间的存在
我,僵尸 // 249
超越人类 // 253
关键是信息,笨蛋 // 256
一切旧事物又变新事物 // 263
致谢 // 269

文摘
网络时代让我们每个人都坐上了过山车。
我们被当下冲击得七零八落,在天旋地转中不得要领。
《当下的冲击》的出版恰逢其时。作者说他写这本书是要“下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像一枚定海神针,有助于我们从眼花缭乱的外部世界中抽身,仔细思考一下周围发生的一切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人类上一次遇到类似情况,是康德撰写《纯粹理性批判》的时候。那时候,人类也像今天一样,处在大变革之中。就像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展示的那样,辽阔大草原上的32只羊、12匹马和成群的农夫瞬间就被工厂和烟囱替代。
农夫当时的困惑需要有人帮忙“下一个结论”,康德就像从天而降的第欧根尼,从时间高度(与上帝差不多的海拔高度)上概括了工业化的实质。
时间和空间就像阴阳一样,是离道这个“一”最近的、也是最后的范畴。如果将生活中的一切都抽象到这个高度上总结其不同,一定能想到根源上。
今天,信息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者说,发生变化后,有什么新范式给我们这些来自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的数字移民带来了颠覆性的冲击?用作者的话说,这个冲击就是“当下的冲击”。
什么是当下的冲击?
书中举了一个例子:影片《记忆碎片》中的男主人公每隔几个小时就会丧失记忆,但随后基本上要立即重新拼接出自己的存在(以及某件谋杀案的真相)。他将线索和发现纹在自己身上,将自己变成了包含提示的拼图。如果他能够拼出原貌,就能知道自己是谁以及发生了什么。他和编剧一同面对这一障碍,尝试构建出一种叙事感,而又无须耗费那么长的叙事时间。从某种程度上看,他所处情景的各种状况必须在单一时刻一起出现。这就是当下的冲击的典型写照。
《当下的冲击》分析了冲击的各种表现形式,包括:“它不安定;破坏了我们用来构建意义的叙事结构;让我们患上不断上紧发条的强迫症,放大了一个具体时刻的影响力;让我们在原本没有关联的事物之间硬扯关系;它不在乎有始有终,只在乎永恒的当下,最终驱使我们不得不在混乱状态下重塑秩序。”
所有这些冲击可以说都是由变化的速度带来的冲击。如作者所说:“我们不再测量从一种状态到另外一种状态的变化,而是测量变化的速度以及速度变化的速度,以此类推。时间也不再是从过去到未来,而是体现在衍生物上,从地点到速度再到加速度等。我们要不是考虑到一个并不一定正确的事实—变化也在不停变化着,就可能认为变化是唯一恒量。”
“变化的属性也在发生变化”,这就是时间范畴所发生的变化,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根本的变化。由于这种变化,“保持竞争优势的时间变短了。这不仅仅发生在科技领域,而是遍布所有产业”。要我说,这种变化还遍布人类所有公共领域和日常生活中。
当下的冲击反映的范式变化
我们可以按照这种观念反思人类斯芬克斯之谜。“我是什么”这一问题映射在时间这面镜子上,就会出现三种答案:永恒时间(上帝所在),等长时间(金钱所在),当下时间(体验所在)。
《当下的冲击》用大量篇幅比较这三种时间观(或内在自我观),让我们充分体会当下的冲击的痛点和痒点在哪里。
农业社会的时间是自然存在的尺度。作者说:“尽管中国人发明的精确水钟比本笃会时钟早了好几个世纪,时钟和计时观念并未像在欧洲一样在亚洲文化中广泛传播并居于主导地位。”中国古代的时间背后是生生之德,这个“德”在上古是指血缘。通过血缘这种自然基因信息,人可以获得跨越一生的永生。它对应的是上帝寿命这种无所谓长短的时间。“对于这些将时间视为他人之物的人们而言,能将时间拆分开来的计时器无法产生同样的影响,无论是好是坏。”农业社会的时间是以实体功能状态变化为尺度量出的时间。
工业社会的时间是社会存在的尺度。作者说:“由于钟楼的出现,日常生活的节奏如今已被机器主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越来越遵守精确规划的固定套路。以历法主导的文明推崇的是上帝,而在机械式宇宙观里,速度和效率是重中之重。”在工业化进程中,人们常说“时间就是金钱”。金钱就是等长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大规模生产和工业时代的核心就在于将别处人们的时间压缩在商品中,以便在本地使用。”工业社会的时间是以做工的速度为尺度衡量出的时间。
而信息社会的时间完全不同,它是意义存在的尺度。从表面上看,人们在当下的冲击下会做出这样的反应:“但凡不是眼下正在发生的事,就算不上重要,而对正在发生的一切则要‘一网打尽’。”人们“总是忙得不亦乐乎”,典型的感觉是,“所有事情都在同步进行。没时间,真的没时间”。深层的原因是我们自己将技术影响与主体体验分离。在当下的冲击下,“我们发明了起点和终点,以此给我们的体验划定界限,减少处于中间状态的过渡感。最终,戴上隐形眼镜和将大脑更换成纳米机器人这两个概念之间已经没有时空差异”。在当下的冲击下,人们忘记了做事本身的意义,“最终却剥夺了‘当下’贡献价值和意义的能力”。信息社会的时间是“速度变化的速度”意义上的时间,只有做事的目的和意义才能调节做工的速度。
“当下的冲击”到底好还是不好?
人们看完这本书,也许会产生疑惑:“当下的冲击”到底好还是不好?
按照作者的分析,当下的冲击使人变得不正常,严重的甚至会患上“数字化精神病”、“分形偏执综合征”等。这么看来,这种冲击似乎是“不好的”,但实际上,当下的冲击是中性的。
就像菜刀,很难说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用来切菜自然是好的,可如果用来当凶器,那肯定是不好的。这主要取决于主体,而不完全取决于客体。
当下的冲击也一样:“电脑并不会受到‘当下的冲击’,只有我们人类才会,因为我们才是唯一生活在时间里的。”
当下的冲击的各种表现显得“不好”,只是说它们代表的范式不适合主体了,不能拿旧尺度去衡量新现实。问题在于,人们能不能适应这种变化。正如作者所言,“我们会思考人类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步伐与期许”,“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当面对任何一种‘当下的冲击’时,我们都要接受对自己所存在的那个时刻的责任和支配权”。
我谈一点个人感想。我认为,“当下的冲击”是一种“文明的冲击”。这种冲击来源于信息技术革命激活的客观世界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好不好,可以通过主体体验来检验。好的标准是什么,这本书没有指出。我个人认为,通过体验把握住意义,复杂性就是“好的”;如果失去了意义,“让各种需求夺走我们的注意力”,甚至带来焦虑,复杂性就是“不好的”。
我们每个人当然希望把当下的冲击变成好事。举例来说,作者说“‘涌现’代替了上帝之手,神秘地将混沌系统转变为一个自组织系统”,这就是好事。又如,“由于我们正越来越多地与其他人联系在一起,正越来越依赖于通过建立联系来展示意义”,这也是好的。
作者实现了他的承诺,通过这本书,他为读者创造了一个安全的思考空间,免受外界打扰,可以恰如其分地评价变革的实质,有助于使我们的内心获得宁静。

姜奇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互联网周刊》主编
2013年9月于新加坡

在令人敬畏的雪峰之上,
为什么惦念着发出那条微博?

2010年5月,搜狐的张朝阳率领14名男下属(准确地说,是搜狐所有总监级以上男性高管)前往青海攀登岗什卡雪峰。他们还拉上了国家登山队队长王勇峰。我问一个搜狐员工,张朝阳为什么要干这事,他说,你去看他的搜狐围脖啊,他说了,为的是要逃离城市。
于是我当即就登录搜狐微博并关注了张朝阳,看到他在当年5月8日发了一条围脖说:“北京的车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北京承载着全国的压力,几千个驻京办,这一代人对现代化高质量生活的期望还是能开车,开好车,有房住,在繁华市中心住,买了房子使劲装修,而空气恶化、食品安全、肥胖等后现代问题可能要等到下一代才上升为第一优先考虑的问题,而现在,人们似乎不是真正关心,可是十年后社会普遍的健康问题、减寿甚至癌症的发病率大幅度提高都与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关。我是受不了了,逃了。逃到郊外,逃到山里。”
看完这条围脖,我的第一反应是,中国还有多少地方可逃?第二反应是,逃不起的人咋办?(更糟糕的是,很多人还不想逃呢,等着各种机会往里钻。)第三反应是,难不成就一逃不回头了吗?
抱着这些疑问,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每天都上搜狐微博去看张朝阳是怎么逃的。发现他率领的搜狐登山队有众多队员都开设了微博登山直播,其中不少是我的好朋友,他们一路登一路发。有的时候,你甚至有点儿搞不清楚他们是为了去登山呢,还是为了去广播自己的登山。比如这一条:“周围坐着十来个男人,每个人都低头在玩自己的手机,偶尔抬头大家都诡异地一笑。”这情形的确很诡异:置身雪峰美景,不去体验风光,而是埋头写微博。
张朝阳自己说:“微博时代首次登山,每个队员都是即时记者,大家没事儿全在低头看手机,与前方和后方的人七嘴八舌。”他回想起2002年第一次登四姑娘山,要靠有人骑快马从大本营下到小镇上,在一家小旅店门口用电话线拨号到搜狐的服务器(那时搜狐也提供拨号上网服务),把前方的消息发给外界,其时已是8个小时以后了。他感叹道:“8年了,通信变化天翻地覆,希望变化的不只是科技啊。”
变化的当然不只是科技。的确要感谢“彪悍”的手机时代,感谢人人时代的互联网,否则不会有搜狐高管“全员播报的登山”,也不会有张朝阳在2010年5月13日14:40 发的那条微博:“雪山峰顶发的微博,应该是微博历史的首次,手都快冻坏了。”激动啊,现场的人激动,看官也激动。
曾有人问鲍勃•麦特卡尔夫,什么是互联网时代的下一个“夺命应用”(killer app),这位以太网的发明人、“麦特卡尔夫定律”的首创者毫不犹豫地回答:“永远在线”(always on)。何谓“永远在线”?简单地说,就是“随时、随地、随意”联上互联网,达到沟通无所不在、信息无所不在的境地。
“永远在线”意味着“拨号”的终结,“启动”的终结和“登录”的终结。网络连接将像电话连接一样:无论你何时拿起电话,电话里总是传来悦耳的号音,等待着同你交流。还有什么东西比移动互联更能够保证人们“永远在线”呢?无线产品早已和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从早些年的收音机、电视、直播卫星到当下的手机、平板、电子阅读器等,处处可见无线的威力。在现有的社会之上,在“网外人”不甚知晓的空间里,有人已经过上了一种纯粹的无线生活:他们会用手机下载互联网内容、收发电子邮件和买卖股票;用数字终端播放音乐、传递照片和读取全球定位系统的数据;用平板电脑欣赏电影、观看球赛并检查自己工厂里的库存。
当快速成长的互联网遇上快速成长的无线产品,一个崭新的个人通信时代露出了曙光。然而,我最关心的还不是移动数据通信范围的扩大,而是它给我的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一想到当我走下飞机或是登临高山,只要我有了一点儿冲动,就可以打一个电话、发一封电子邮件,甚至从互联网上抓一些资料,我就感到这是一种解放。
但它真的像表面看来那样是一种解放吗?别人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找到我,我的生活会如何被重新界定呢?
无法中断联系意味着无法逃避,但无线人类的问题比这还要糟糕。他的大脑必须适应无线生活的节奏,每隔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就要回应一些新发生的事情。不久他就变成了一架机器,任何事情都做得很快。他买了速度最快的机器,但下载时间稍长就令他感到受了侮辱。他对信息无止无休的奔流上了瘾,想停下脚步,却身不由己。
今天的人们生活在一个交流过度的世界里。网站太多了,微博太多了,短信太多了,比特太多了,而注意力却太少。速度过快、信息耗能过大导致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人们的创造性会受到损害。毕竟,创造性是在你心无旁骛的时候产生的。假如你的大脑总是在进行多任务处理,或是对外界事物做出被动反应,漫无目的的头脑游戏就失去了空间,而这本来是创造力之源。而且,如果你消费的信息同你周围的人并无二致,就不会有什么刺激因素激发你的另类思维。你接触不到出乎意料的知识,只能随信息之波而逐流,这股洪水尽管湍急,却没有深度。
没有谁能比道格拉斯•洛西科夫更传神地描述这种状态了。《当下的冲击》这本书,明眼人一望便知是影射了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1970年的名作《未来的冲击》。洛西科夫断言,如果在20世纪末期,时代的标记是未来主义,那么,定义21世纪的就是当下主义。所谓当下主义,即过去与未来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紧跟现在发生的事情。
洛西科夫的一个朋友曾给他发短信说:“总是忙得不亦乐乎……所有事情都在同步进行。没时间,真的没时间。”托夫勒所预言的未来,很多都实现了,但吊诡的是,我们却没有时间享受它们。在永远在线、万物皆流的现实中,我们的身体和心灵找不到安放之地。
我们活在当下,这个“当下”却像一条鱼一样抓也抓不住。我们数字化的自我和模拟化的身体被抛入一种永恒的对立当中。这将给人类生活带来怎样的长期影响—无论是生理、行为,还是政治、文化—尚无人能够知晓。
那一年,搜狐的高管们上了山,又下了山。我看他们的微博,无非是感叹心灵的荡涤、精神的力量、信仰的神圣、重生的快感;他们诵心经,为中国的孩子们祈福,到玉树援助灾民,被雪山加持。我绝对相信他们所有的这些感受与行动,我只是对这些感受与行动的持久性没有把握,因为信息之流滚滚向前,人们的逐流行动也永无歇止。
张朝阳的微博说:“就在搜狐登山队登顶岗什卡的同一天,一支十人组成的中国民间登山队在攀登尼泊尔境内道拉吉里8 167米雪山时,一人遇难,另一人下落不明,关于是否要登山,为什么登山以及怎样登山的问题近期将会成为关注的焦点。”为什么登山?怎样登山?这是登山爱好者在这样的悲剧之后要向自己反复提问的问题。张朝阳称:“我们每个人似乎都受到了雪山的加持而与过去不同。”可是,这种不同包不包括下面这些追问呢:为什么要用微博直播登山?在令人敬畏的雪峰之上,为什么惦念着发出那条微博?
张朝阳们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还是要回归文明。既然如此,就既得享受文明的方便与舒适,也要忍受文明的焦躁与污染。无线革命给我们创造的生活也脱不出这个逻辑。这场革命昭示的意义是回归人的主体性,使人从时空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时空的主动掌控者。然而,如果你无法成为这场革命的主宰,自己解放自己,而只是等待技术来解放你,那你最终还是会成为技术的奴隶。
洛西科夫用了一句简单的话总结这个道理:“不论手机为何而响,都没有此刻与他人的眼神交流重要。”真正地活在当下,不意味着追赶永无尽头的信息洪流,而是重视质量甚于速度,宁愿选择人的怪癖而不是数字化的完美。
我曾经觉得自己的生活就像洛西科夫那个朋友所说的那样: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情,永远没有时间。直到我的一个学生跟我说:“老师,不要说自己忙,因为忙就是心死。”我恍然大悟。忙就是心死,心死的表现之一就是“低头族”。
无论在人行道上、地铁上、饭桌上,到处充斥着一群“低头族”。或手机或平板电脑或电子阅读器,大家随时都低头盯着手中的方寸屏幕。请问,你能抬起头来吗?
有的时候,这只需一点小小的努力。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他可能是华尔街最有先见之明的对冲基金经理,只不过他的交易看起来总是迟了那么一步。每当他下单时,其他大公司的交易员似乎总能窥测到他的意图,然后抢先一步。于是情势随之一转,他的出价就总是高了那么几分钱。他的交易常常被对手甩在“过去时”,他渴望借助软件和极客的技能挤进竞争者们的“现在时”。更何况,如今的客户无论如何都不再乐意投资一家公司的未来,他们要的是赢得交易,要的是现在就赢。
她正坐在(纽约)曼哈顿上东区的一家酒吧里,但似乎对身边的年轻男人们和耳畔的音乐都浑然不觉。她并没有把心思放在周遭的一切上,而是不停翻看手机上朋友们从这座城市其他地方的聚会上发出的信息。她要搞清楚的是,自己正在参加的这个聚会到底算不算最该来的地方,此时此刻其他地方的那些聚会会不会更有意思?显然,那小小的手机屏幕只要一亮,就能立即抓住她的眼球,几十秒后她就已坐进出租车,奔向纽约东村的花花世界。她终于换到了另一个其实看起来没什么不同的聚会,并且告诉自己这才是该来的地方。但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她顾不上乐在其中,反倒是连忙掏出手机,启动拍照软件,拍自己、拍朋友,然后立即把照片上传到网络,为的是让全世界都看得到此时此刻的她。
他明明看到了周遭的这些信号:晚间新闻报道正在发生的自然灾害,加油站的油价起起伏伏,还有那些所谓的世界单一货币的讨论。信息爆炸可能不会增加灾难发生的频率,但的确会不断增加人们见证灾难的频率。如此一来,预言再也不像是对未来的描述,反而更像是对现在的指导。量子物理学和玛雅先知们的理念被搅在一起,暗示连时间本身终归也快到尽头了。弥赛亚时代不再是筹划中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当下。耶稣又当如何是好?
这就是新的“当下”
我们的社会已重新适应“当下”这个时刻。一切事物都在实地、实时、永不停歇地发生着。这不仅是指速度的提升,尽管生活方式和科学技术的变革的确提升了我们尝试不同事物的速度。这更像是一种立场,但凡不是眼下正在发生的事,就算不上重要,而对正在发生的一切则要“一网打尽”。
正因如此,世界头号搜索引擎正不断升级,力求打造即时、定制化、易预测的数据流服务品牌—“谷歌即时”(Google Now)。电子邮件让位给短信,博客也被推特(Twitter)取代。因此,学校里的孩子们搞不懂线性函数了;电视节目不再讲究叙事结构,直接堕落到录制真人秀了。我们也很难再就上个月面市的书籍和音乐展开有意义的对话,更别提长期的全球性议题了。经济原本建立在长期投资收取利息的货币上,如今却很难再为那些希望今天就套取明天利益的投资者提供足够的资本。因此,这么多人希望通过时空奇点或2012年所谓的末日劫难终结线性时间,把我们抛进后历史的永恒“当下”之中,就算牺牲巨大人力乃至人类文明也在所不惜。
不过也正因如此,还没等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派出人马,美国民众就已经知道伊朗街头正在发生什么。为此,一个虽称不上满足但处于事业上升期的总裁可以辞掉工作,带上家人移居佛蒙特,从事皮划艇制造这个他本来规划好退休后才做的行业;数百万年轻人可以以妥协的共识而非吵闹的激辩为基础,展现某种新型的行动主义;诸如H&M(海恩斯莫里斯)和Zara(飒拉)这类快速时尚品牌会按照8 000千米外收银台上扫描标签时得到的即时数据实时地安排服装生产;一个总统赢得选举的秘诀是与“过去”这个“暴君”及其许下的虚假承诺决裂,告诉选民:“我们就是大家一直等待的人。”
好吧,等待已经结束,我们来了。
如果说20世纪末以未来主义为特征,那么21世纪可以被定义为当下主义。
向前看的态度曾在20世纪90年代风行,但在新千年伊始就走向终结。和从这个时代走过来的其他人一样,我也曾预言人们会将重心转到当下这个时刻、现场体验以及当下最值得关注的东西上来。“9•11”恐怖袭击事件更加重了这种情绪,它迫使美国也开始面对其无常。人们纷纷生儿育女或申请离婚,至少他们潜意识里都觉得人生苦短,不愿再把事情无限期推后。与此同时,从苹果手机到推特,实时技术发展迅速。某种“一次性”消费特点正在形成,点击一下就能提交订单比买到商品本身还重要。大脑正转向多重任务处理模式,记忆存储或持续论证的能力正在衰退。整个经济所依存的基础在于人们只顾当下贷款买了再说,不管今后能不能挣钱还上,而且你只能身陷其中而无力自拔。这与20世纪70年代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提出的“未来的冲击”何其相似,都是规则变化和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
只不过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是某种“当下的冲击”,这种现象显然与“活在当下”相关,但又与我们预想的活法不太一样。
不少人对于这种“当下主义”会如何影响投资、金融乃至科技、媒体的模式都曾做出准确的判断,却完全没有预料到这种“活在当下”的理念最终也会影响我们人类自身。我们对于“现在”的侧重可能会使自己从20世纪最具说服力也最具潜在危险性的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恐怕没有人还相信野蛮人有个神话般的结局是合情合理的。人们如今也不再相信雇主和公司今后要如何奖励员工多年忠诚的这种虚假承诺。不过,我们对周遭发生的这种变化还没有更清晰的认知。我们并不是在接近某种类似禅修中所谓的“无限时刻”,即人们能完全活在每个时刻,与他人紧密联系,并从根本上真正意识到自我的存在。
我们的情况更像是活在某种心猿意马的“当下”,放大了外围力量,却忽视了眼前事物。由于不得不常常临阵磨枪,应对那些即时发生的、可能扰乱我们的外部影响,我们制订计划的能力被削弱,更别提执行计划的能力了。我们无法在此时此刻安顿下来,而是疲于应对冲动与压力的困扰。
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发明我们今天所依赖的计算机和网络的人当初就是这么设想的。20世纪中叶,“互联网先知”范内瓦•布什和J•C•R•利克里德曾设想机器有朝一日能替我们完成记忆工作。计算机能将我们从“过去”的暴政以及对“二战”的恐惧中解救出来,让我们忘记一切,集中精力解决眼前的问题。信息总归都在那里,只是不再存储在大脑里,而是存储在机器里。
有赖于对未来的设计和对过去的投入,他们成功地将现在从记忆的负担中解脱了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让我们能将更多认知资源存储在可随时调取的内存中,而非大脑的“硬盘”里。不过,这会产生一种危险:我们可能会将这些过剩的认知资源白白浪费在追求眼前事物上,而忽略了继续推动那些让我们得以发展至今的创新技术。
行为经济学家利用我们对现在和未来的理解中越来越多的不一致,让我们觉得未来债务没有当下开支重要,促使我们做出违背自身利益的理财决策。这种对于债务和借贷的理解方式最终影响到银行业和宏观金融层面,比如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的决策模式,使宏观经济与按揭贷款用户或信用卡用户一样陷入逻辑陷阱中。
神经学家也大多为财团效力,只想培养出更听话的员工和消费者,只是把研究方向对准人们的决策模式。无论他们将多少研究对象放到核磁共振成像仪下,研究重点都是实时的决策模式,都是一眨眼工夫的冲动选择,而非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他们把重心完全放在冲动选择上,较少顾及甚至完全忽略理性选择,这迫使我们越来越倾向于完全出于本能的、爬行动物的行为模式。
这种行为模式就这样被合理化了,它似乎与人类真实存在的、情绪化的、实时相关的时刻联系在一起。当然,这种对意识的描述可能会帮助神经学家向广告人兜售自己的服务内容,但并未精确反映出人类大脑如何与有机体所存在的时刻产生这种联系。
无论市场营销人员或民意调查员借助的技术具有多大的侵入性,都难以真正介入人们对产品或候选人的实时选择过程。他们只能关注人们以前怎么选或怎么想,然后再根据这些已有数据开展评估。他们试图理解的这个“当下”并没有展现出人们的真实欲望、动机或前后情境,只不过是想套用我们以往的经验操纵我们未来的决策。他们无非是想鼓动我们做出冲动之举,骗我们相信所谓“活在当下”的说法,而事实上不过是让我们更容易沦为他们的标靶。
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的“当下”—至少不是他们所说的“当下”。它必然也必须是微不足道的,属于“当下”的这一分钟刚刚到来,就已然过去。就像他们曾经这样形容某人的照片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实现的那一刻,一切就已结束。就像为了抵御容颜老去注射肉毒杆菌而上瘾一样,我们越强迫自己阻止时光流逝,反而越难以拥有想要竭力保留的这一时刻。
因此,我们的文化就变成了人人都在试图抓住流逝瞬间的嘈杂状态。叙事结构和目标已经让位给对现场和即时的曲解。推特大受欢迎,状态更新成了当务之急。我们每时每刻正在做些什么成了头等大事,但从行为主义角度看,这种做法注定失败。这种孤注一掷想要抓住时间的尝试立即暴露出其缺陷,透着自恋。哪个“当下”重要?是我刚体验完的瞬间,还是即将体验的瞬间?
在本书中,我们将逐一探讨“当下的冲击”所体现出的多种方式、所存在的诸多层面,包括如何改变我们的文化塑造和体验模式,以及经营、投资、参与政治、理解科学乃至理解世界的方式。与此同时,我们在思考对“当下的冲击”的恐慌反应之际,也思考脱离我们一直视为“时间”的这个框架而生存的最佳方法。
本书共分为5章,分别探讨“当下的冲击”的5种主要表现形式。首先是叙事结构的瓦解。我们如何躲开线性故事所必需的时间轴来讲述故事、传达价值观?流行文化如果放弃传统的故事情节应该怎样继续发展?政治怎样才能不借助宏大叙事就能与人沟通?我们正遭遇某种“数码综合征”,媒体和科技鼓动我们进入一种在同一时间分身于多个空间的状态。我们会发现,自己与时间的关系总是由我们所使用的测量技术来定义,因此数码时间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第3章,我们会探讨大块时间被压缩成小块时间的做法。这种做法旨在把过去的时刻当作某种效果的肇因,而事实上这种效果是通过现在的时刻才达到的。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做法会对越来越倚重投资衍生产品的商业活动和金融产生怎样的影响。接下来我们要看看,若试图完全以现在时理解这个世界会产生什么后果。离开了可以剖析因果关系的时间轴,我们总试图在某个冻结的时间点将一件事和另一件事联系起来,有时这种联系显得牵强或纯属臆想。人们千方百计地想要抓住实时的认可,我称之为“分形偏执狂”。在第5章,我们直面“启示录”,一个看似无限的“当下”却让我们更想知道结局,而且几乎用尽了所有方式。
我会在本书中展示一位无人机驾驶员如何顶着巨大压力通过远程遥控在千里之外的战场投下炸弹,一小时后又开车回到市郊的家中吃晚饭。我们也会看看,曼哈顿的房地产如何被充分利用,以满足股市超速运转的交易模式,以及这对那些交易员们意味着什么。我们还会提到那些为世界末日未雨绸缪的家伙,看看他们如何一边储备着银币和方便食品,一边却对气候变化不屑一顾,怀疑那不过是艾伯特•戈尔的阴谋论,而且已经在一场电子邮件丑闻中自曝于天下。我们还会聊聊有关时间奇点的话题以及科学界如何应对“当下的冲击”,尤其是其中折射出的现象—历史上宗教极端主义常常与其他重大社会变革同时发生。
最重要的是,我们会思考人类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步伐与期许,因为如今可以衡量我们进步的参照系没有了,用以理解我们行为的叙事结构没有了,我们为之奋斗想要抵达的未来也没有了,似乎连寻找解决办法的时间都没有了。
我建议我们为自己奋起行动,现在就行动,就在此时此刻。当事情飞速发展已然失去控制,有时候唯一的方法就是耐住性子。请按暂停键。
我们有这个时间。
01
叙事结构崩塌:
一个不再熟悉的世界

我曾一直期待21世纪的到来。
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一切向前看。一切事物似乎都在加速发展,无论科技进步还是市场发展。几乎所有地方的演示文稿(PPT)上,都一律使用陡急向上的曲线表现收入、计算机运用、二氧化碳排放等项目的增长速度,而且其速度本身还在成倍加快。
摩尔定律应运而生,它是英特尔创始人戈登•摩尔于1965年提出的一项关于科技进步的经验法则。它告诉我们,计算机运算速度每两年就能提升一倍。与此同时,其他事物似乎也在以翻倍的速度发展,比如股市指数、医疗账单金额、网速、有线电视台的数量以及社交网络的规模。我们被告知,已不再是单单调整自己适应单一变化,而是要适应不断加速的变化本身。我们面临着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所描绘的“未来的冲击”。
于是在那个年代,所有人都信奉一切向前看。与其说特别期待某件事,还不如说我们只是简单地向前看。潮流先锋和时尚达人们成了我们周围拿着高薪的顾问,承诺提供关于未来潮流风向的独家消息。书店书架上塞满了各种乐观向上的图书,以“A的未来”或“B的未来”作为标题,最终又被各种悲观论调的书籍取代,标题换成了“A的终结”或“B的终结”。话题背后隐藏着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它们要么有未来、要么没有,而后者可能更令人信服。
在新技术、新理论、新商业模式、新运作方式的刺激下,我们都成为未来主义者。这些新事物带给我们的不是简单重复,而是一些不同的东西:一种带有不确定性的转变,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其重要性前所未有。每过去一年,我们似乎就距离召唤着我们的“混沌吸引子”更近一步。我们每进一步,时间本身似乎就流逝得更快。别忘了,当时可是一个千年里最后一个世纪最后一个10年中的最后几年。回顾20世纪90年代那喧嚣的、经由网络放大的长期繁荣,其主要特征似乎体现在向前看的姿态、对结论的渴望、向2000年的冲刺以及日历一页页翻过进而迎来下一个千年。
尽管2000年仍属于20世纪,但它称得上是里程碑式的一年,是在为千禧变化的大戏提前走位。我们期待着这种变化,就像狂热的教徒们准备迎接基督降临一样。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对“千年虫”的预期倒少了些许宗教色彩,此前计算机系统编码中一直将年份设置为两位数,但照章滚动到“00”就出现了问题。电梯会停梯,飞机会坠毁,核电站将不再为反应堆芯降温,我们认识的这个世界都将终结。
显然,就算这些变化都没把我们折腾够,恐怖分子还在一旁等着呢。早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前,美国人就不得不加强警戒,防备有人对1999年12月31日晚纽约时报广场的跨年庆典下手。西雅图甚至因为担心有袭击阴谋而取消了庆祝活动。CNN的跨年报道几乎覆盖全球,一个时区接一个时区报道各地迎来午夜时分的场面,观众们甚至可以比较一下埃菲尔铁塔和自由女神像上方绽放的烟火哪个更壮观。不过,那天晚上一处又一处报道下来,世界各地没有什么惊天大事发生反倒成了最大的新闻。从奥克兰、香港、开罗、梵蒂冈、伦敦、布宜诺斯艾利斯到洛杉矶,到处都安然无恙。所有飞机都飞得好好的,(考虑到安全问题,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旗下只有3架飞机照常起飞),均未报告任何一起恐怖事件。这让千禧夜的结尾收得平淡无奇。
不过,就在我们从20世纪进入21世纪的那个夜晚,的确发生了一些改变。那种“向前看”的冲劲似乎减弱了,迎接未来更多地变成了守住当下。人们不再展望事物的发展走向,转而开始思索其当下的状态。
举例来说,在金融领域,一项投资的未来价值从此显得没有其现有价值重要。进入新千禧后不过10个星期,主要股指就打破历史最高纪录,其中侧重科技股和未来收益的纳斯达克指数更是冲上了5 100点。自此以后,股市开始下滑,至今也没能完全恢复。诚然,互联网泡沫破灭算是肇因之一,但股市疲软与数字技术成败毫无关联,却与更宏大的社会转变息息相关,人们从期待未来转向重视现有价值。人们不再展望未来,转而开始关注当下。对一项投资而言,“总有一天”能价值几何显得不再那么重要,比起“总有一天”,人们更看重“今天”。一只股票有什么故事可讲,也就是说有什么未来升值的迹象,开始变得没有股票实际的实时价值重要。我的股票现在值多少钱?我手头到底有多少?我的份额现在价值几何?
股市无限扩张只是在以未来为重心的文化基础上诞生的众多故事之一。20世纪那些伟大的“主义”(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共和主义、乌托邦主义到弥赛亚主义)无不依靠宏大故事才能推动自身发展。在人们眼里,没有一样能在短期内或当下就发挥作用。它们都允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但都需要人们先熬过不那么美好的今天。(或者它们至少也能为当下提供一些总比过去所有痛苦稍好的条件。)最终结果能让一切手段名正言顺。今天的战争意味着明天的解放,今天的忍耐就是明天的救赎,今天的工作是为了明天的奖励。
这些故事曾长期令人信服,尤其是在美国,乐观主义和对未来的重视似乎可以被视作其民族性格。移民为了寻求更好的明天,冒着生命危险横跨大洋来到这荒野中定居。新世界需要书写新故事,而新故事给我们带来了前进的动力,号召我们为未来而活。新教徒那种今日努力奋斗只为明天更加美好的工作理念在美国深深扎根,其牢固程度远胜于其他任何地方,部分原因在于新大陆当时拥有富饶的尚未开发的资源,以及给人带来的那种广袤无垠的感觉。当欧洲怀抱着代表过去的博物馆和文化时,美国却自认为正在开辟新天地。
时至“二战”结束,这的确变成现实。唯一不同的是,美国的新天地不再是开辟新疆土,而是研发新技术、开拓新市场、提出新理念,从而不断发展经济,展开新的故事篇章。就如摩门教将《圣经》的古老故事引入当今的美国一样,从火箭船到计算机芯片,科技将把美国昭昭天命的故事继续引向未来。尽管人们对“美国梦”的解读不尽相同,但几乎都依存于鼓舞我们前行的同一类故事。从经济上、政治上到精神上,我们都靠这些故事支撑着。
这些故事合在一起,帮助我们构筑关于生活、国家、文化和信仰的叙事传统,我们采取故事的方式体验和描述世界。在这种叙事风格的镜头下,美国不仅仅是我们生活的地方,还关乎一个民族经过漫长岁月一路走来的旅程。苹果公司不仅仅是一家智能手机制造商,还关乎两个在车库里开始创业的年轻人,他们梦想着人类有一天能凭借对技术的驾驭发挥巨大创意。民主不再是统治的方法论,而是一股解放人性的推动力。污染也不仅仅是工业领域的责任,更是一场关乎整个人类文明存亡的灭顶之灾。
讲故事本身就成为一种公认的文化价值。在数百万全神贯注的电视观众面前,神话学大师约瑟夫•坎贝尔向PBS(美国公共电视网)的比尔•莫耶斯讲述故事如何搭建人类文明的基本架构。在这类关于“神话的力量”的电视节目的激发下,大批电影工作者、广告人、管理学家将讲好故事的原则纳入日常最基础的工作中。就连大脑研究学者也认同,叙述是认知构成中的一项基本要素。正如凯斯西储大学学者马克•特纳所言:“叙事性的想象(故事)是形成思想的基本方法。推理能力的培养也以它为基础。它还是我们展望未来、预测、规划和解释的主要方法。”科幻小说作家娥苏拉•勒瑰恩也说过:“从《长发公主》到《战争与和平》,故事是人类发明的促进相互了解的一种基本工具。曾有过伟大的社会不使用轮子,但没有一个社会不讲故事。”
用系列故事体验世界有助于找到其来龙去脉,这对人们有慰藉作用和指引作用。此外,它们还能帮助人们消除障碍,将其重塑为通往更佳地点的道路上或临近旅途终点的一处小小颠簸。只要还有足够的冲劲、前进动力和戏剧张力,我们就能暂且克制住自己的怀疑,继续留在故事中。
20世纪末显然给了我们足够的冲劲、动力或张力,或许给得太多。时光回溯至20世纪中叶有些古怪的1965年,影片《欢乐满人间》获得了5项奥斯卡奖,摇滚乐队“感恩而死”举办了第一场演唱会,《太空仙女恋》在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首播。那一年还见证了人类第一次太空漫步、超文本的发明,以及第一次成功运用人工呼吸机,这些事件、发明及其他事物带来了太多、太快的变化,以至于阿尔文•托夫勒受其触动发表了名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未来”的文章,并在文中首度提出“未来的冲击”这一说法。
我们能预见到,火山爆发式的错位、扭曲和逆转不仅会发生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中,还会发生在价值体系中以及个体对现实的感知和构想方式中。这样大规模变化的速度还在不断提升,这会让大批人感到迷失、困惑甚至崩溃……就连最有学问的人今天仍假设社会是相对静止的,他们最多也就是尝试按照当今潮流策划一些简单的、线性的任务。这样的结果就是在未来到来之前没有做好迎接它的准备,简而言之,就是未来的冲击。
托夫勒认为,事物变化得太迅猛会让我们很快丧失适应能力。新药物能延长我们的寿命,新医疗技术能够改变身体或基因组成,新技术会淘汰某些职业或实现即时通信。就像移民初到一个国家会感受到文化的冲击,我们也会很快面临未来的冲击:一睁眼发现世界早已改头换面,已经认不出来了。让我们失去方向感的并非是某种特别的改变,而是改变的速度本身。
因此,托夫勒建议我们所有人都变成未来学家。他希望孩子们在学校里阅读更多科幻小说,参加一些讲授“如何预测”的特别课程。对托夫勒而言,缺乏基本的预测能力俨然就是“当今世界功能性文盲的表现形式之一”。
在很大程度上,事情的确就是这么发生的。我们没有在小学阶段学习未来学课程,却从流行文化和商业文化中勉强学到了有关未来学的内容。我们或多或少都已成为未来学家,在角落里窥测下一个大事件,甚至再下一个大事件。不过我们就这样过来了。这里,当下。我们来到了未来。从这一刻起,故事真的土崩瓦解了,我们开始体验 “当下的冲击”引起的第一项真正症状。
叙事结构的崩塌
托夫勒明白,历史知识能帮助我们正确地看待当下。我们之所以能了解自己当下身处何方,原因之一在于我们拥有解释清楚我们如何走到这里的能力。然而,我们没有高超本领将叙事能力投向未来。随着变化不断加速,这种无能为力会造成更大的负担。新发明和新现象层出不穷,我们却没法用它们来理解环境中的那些故事。人类寿命从60多岁增长到100多岁,有关职业和退休的故事会如何改写?催孕药物如何改变生育的时间表?电子邮件如何改变我们对于工作周的概念?机器人又如何改变劳动力和管理之间的关系?或者在现有的参照系中,社交网络又如何改变一场革命的目标?
托夫勒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想象并规划未来、预测新潮流,我们经受的精神创伤或许就能减轻一些,我们就有能力构想适应所有破坏性变化的、新的叙事方式。
然而,就算《星际迷航》准确预测出手机和平板电脑的问世,运用科幻小说想象未来世界的做法始终存在问题。第一,有时现实比小说发展得更迅速、更难预测。故事必须遵从某些约定俗成的情节设定模式,以便让观众觉得合情合理,但现实却不存在这一掣肘。事情就那么发生了,几乎没有什么时间表可言。第二,更重要的是,比起预测未来,故事所扮演的角色更侧重于影响未来。作为媒介,故事已经证明自己在承载信息和价值观并将它们传递给后人方面的巨大作用。孩子们总是在睡觉前要求我们讲故事,我们就在故事中掺入梦想和成年人的价值观。同样,有关宗教和国家历史的故事及神话也需要年复一年地保留和发扬某些特定的价值观。这也是一些文明及其价值观能绵延几个世纪的原因之一。
无论出于怎样的好意,未来学也几乎总是带有特定目的。对于那些熟悉互联网的人来说,《连线》杂志最早几期似乎已将自己的本来目的再鲜明不过地展示了出来—将互联网与自由市场的价值结合起来。20世纪90年代蹿红的众多未来学家简直忍不住预测未来最重要的专业人士就是未来学家—如你所料,他们带来的故事是为那些寻求未来愿景的公司量身定做的,包括如何使公司基业长青。未来学家的要务从预测未来转向取悦那些想要留住过去的人们。
与此同时,以未来为重的种种做法几乎无助于我们应付这些眼前事。我们将沉迷于“这个未来”或“那个未来”,最终却剥夺了“当下”贡献价值和意义的能力。公司将大量资金和精力投入未来规划,却忽略了对当下竞争力的打造。他们聘请顾问(有时也包括像我这样的媒体理论学家)为他们提供关于自身产业“高瞻远瞩”式的意见。他们一厢情愿地以为,只要站得更高,就能看得更远。我曾和一家科技公司的管理者探讨过,他们当时正根据有关外汇期货的研究报告和投机信息决定在哪里兴建离岸公司。另一家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则忙着通过商品期货投机对冲供应成本,完全没考虑到本公司的新技术将降低人们对这类商品的需求。一些公司为此损失数百万美元,甚至断了财路,它们只顾押宝在未来上,却任由核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枯竭。
无论人、商业、机构还是国家,想要继续讲述关于未来的故事,都只能戴上越来越厚的眼罩使自己看不见当下。商业只关乎战略,工作只是通往退休的路径,全球合作成了边缘政策。只要我们还能继续把重点放在那些一切指数向上走的图表上,一切就都行得通。然而,新千年真的来了。然后股市崩盘了,紧接着世贸大厦倒塌了,故事也确确实实中断了。
我们不应忽视“9•11”恐怖袭击事件所造成的这种中断。就在撰写本章之际,我遇到了一位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她正在运营一家非营利机构及网站,打算借此加强自己所属的“千禧世代”和我这种年纪的导师们之间的联系。她解释说,自己这一代非常理想化,总想重塑这个世界,但他们“深受‘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打击,现在已无法接近任何更宏大的人类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她觉得那场悲剧已令她那一代人与有关历史和目标的意识断了联系,因此他们“需要与故事中断前的人们联系起来,以便重新回到轨道上”。
这代人也在第一次行使投票权时选择支持奥巴马。那位大学生和她的朋友们都支持奥巴马的竞选活动,响应他那鲜明的后叙事式口号,其内容来自艾丽斯•沃克的著作:“我们等待已久的人就是自己,我们寻求的变化就是自己。”这是对当下主义的高声疾呼!年轻人都相信奥巴马的话,坚信要奋起迎接挑战,要努力实现改变而非坐等改变来临。显然,这最多是一句竞选口号,而非对公民参与的邀约,只不过相对其他听起来像故事、只求结果不问过程的竞选辞藻,其感染力更强一些罢了。还是有待占领华尔街运动以纯粹的当下主义者的立场寻求社会和政治变革。不过,奥巴马演讲稿的捉刀人们至少还是认识到了正在发生的转变,故事已无法创造更强的连贯性,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有些更即时、对当下更重要的事物即将取而代之。

内容简介
《当下的冲击:当数字化时代来临,一切突然发生》内容简介:“如果说20世纪末的一大特征可被归结为‘未来主义’,那么21世纪的特征就该被定义为‘当下主义’。”
信息过载和碎片化的“当下的冲击”正在吞噬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焦虑万分。微博、微信、电子邮件把我们的时空压缩到了网络中,我们在逐渐失去感知传统叙事的能力。
当你打开互联网,你也许会感到非常困惑:为什么满眼尽是最具轰动效应的负面消息?为什么刊登灾难与死亡事件的新闻一定比报道正统新闻事件的点击率要高?为什么我们的世界观充满了恐慌感?我们的媒体怎么了?现在唯有令人异常震惊的消息才能吸引住观众?
你有没有突然发现,你面前的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陌生了:高调渲染却又真假难辨的真人秀节目纷纷浓墨登场;无论身在哪里,虚拟世界中的我仍在不断地遭受信息和邮件狂轰滥炸,我们不断收到邮件,不断点击新闻标题,不断更新微博,消费者资料和信用记录也时刻调整着。一切都在同时发生。
屡获殊荣的社会理论家道格拉斯•拉什科夫解释道,这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时刻,不过我们似乎来不及活在当下。相反的,我们仿佛僵住了一样,在一种永远在线、现场直播的现实中手足无措,而我们人类的身体或思维都不可能真的寄存于这种现实之中。这种挫败,也给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带来重大影响——这就是当下的冲击。
无论作为个人还是群体,我们都有选择的机会。我们既可以在信息的狂轰滥炸下奋力前行,进行一场永不停止的追逐游戏。抑或我们可以选择活在当下:更多地进行眼神交流,而非互发短信;注重质量而非速度;欣然接受人类与生俱来的怪癖,而不是试图用数字化的完美性取而代之。拉什科夫为所有想要超越虚假当下的人带来了希望。
《当下的冲击》一书将最大程度地刺激你的大脑神经,它告诉我们,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意义堪比工业革命的重大转变,企业只有洞悉大趋势,随势而变,才能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赢家;个人只有正视当下的冲击,才能在数字化浪潮里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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