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中国.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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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吴思、杨奎松推荐

在动荡莫测的大变局中如何在商言商
读懂中国近现代史的另一个角度

一本有深度的书。虞洽卿同时运作多种资本: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本,也获得多种回报。其中的矛盾,选择,利弊,可让我们看清真实的社会,看懂这个社会的商人。——吴思

在当今政商关系盘根错节,既相互依存又冲突对立,高度聚焦社会眼球并影响国家大势的情况下,这本《政商中国》的出版可谓正逢其时。冯筱才是研究近现代中国工商经济史的专家,史料发掘及研读堪称一流,这本书足以代表他的水平。而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可以告诉读者,要了解当今种种现实之由来与逻辑,当可回到历史中去找找原因。——杨奎松

作者简介
冯筱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史及政治社会史。曾出版专书《北伐前后的商民运动(1924-1930)》、《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等。

目录
前 言
【第一章】改革年代之政商形成(1891-1911)
晚清变局中的官僚与商人
从洋行买办到宁波帮领袖
上海租界的中外调人
“二品道台”的官场交游
近代商团之滥觞:华商体操会
捉襟见肘的“两江新政”:南洋劝业会
不同篮子里的鸡蛋:虞洽卿的早期生意
身份资本、官僚政绩与政商形成
【第二章】革命转换之关键人物(1911-1914)
革命推手:虞洽卿与江浙光复
从陈其美到程德全:协助上海财政
“二次革命”中虞洽卿的态度
“安慰”革命者:资遣党人
动荡时局中的政商经纪人
“革命”、秩序与政商
【第三章】“爱国时代”之政商生意(1915-1925)
虞洽卿与救国储金运动
段祺瑞的总商会会长:“五卅干城”
“国家主权”与虞洽卿的商业帝国
民族主义商业战略的双刃效应
【第四章】北伐前后的“ 左派资产阶级领袖”(1926-1927)
“左派资产阶级领袖”与上海第一次工人暴动
从二次暴动到三次暴动:“民众领袖”的变化
中共对联虞政策之争论与反省
意识形态、政治站队与商人选择
【第五章】委员长的代理人: 南京时期的政商模型(1927-1937)
为蒋介石募款
“商界领袖”的政治客串
虞蒋关系的政商回馈
威权政治、代理人与政商
【第六章】战争年代之政商现形记(1937-1945)
在孤岛上海
回归商人本位:虞洽卿在“大后方”的生意
条子、面子与银子
结 论
参考文献
后 记

文摘
意识形态、政治站队与商人选择
北伐前后,是虞洽卿一生的黄金时代。其个人声望在这段时期内达到顶峰,1924年开始担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同年即成为江浙战争中调解各方的首脑;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虞更成为当时国内最显赫的人物之一。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中,中外各方(包括共产党在内)均需倚赖与其合作,以达到各自政治目的。虽然中共对虞洽卿在消弭风潮中所起的作用有敌意,但是此次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之后,中共显然已经清楚了解虞在上海所具有的巨大个人影响力。为了扩展其势力,虞洽卿仍成为中共主要争取的对象,虞洽卿也曾与中共干部多有接洽,以至于1926 年秋,被莫斯科视为建立上海政权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所谓“资产阶级左派”的代表人物。虞洽卿在时局混沌之时,其实也在寻找新的政治结合机遇。这就是中共与虞洽卿合作的来源。
然而,1927 年3 月蒋介石抵达上海后,其与中共及武汉政府间的矛盾已不可调和,为了在军事上占据优势,上海成了他最重要的饷源地,而虞洽卿等旧识则成为他联络商界的桥梁, 同时,蒋也成为虞洽卿扩展势力的一个重要依仗, 就像此前他极力经营与段祺瑞及地方官员关系一样。正因为此,虞洽卿在政治上最早便站在蒋一边,被中共视为资产阶级右派典型。不过, 无论是1926 年的“ 左”, 还是1927 年的“ 右”,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 虞洽卿始终想在这种瞬息万变的政治局势中,找到于己有利的合作者。其实,大商人未必就天然地反对共产党,意识形态究竟对他们有何种影响, 是需要通过具体的个案分析来观察的。从北伐前后虞洽卿等人的政治动向,我们看到,为谋求个人的权势扩张,商人会主动地介入动荡的时局,尝试与各种势力合作,这种合作对象包括了时人眼中的“ 赤化派” 。
如果不将从五卅到“四一二” 的历史联系起来观察, 我们无法对虞洽卿的角色有准确的认识。当然虞未必能代表上海商界多数商人的倾向,然而, 作为一个喜欢涉足政治的商人, 他在北伐前后的表现确实能反映一些中国商人潜在的“政治投机性”,中共之所以将虞视为最重要的合作者,也是因为其背后的潜在势力。这种蜜月式的合作,也为后来中共看到虞洽卿全力支持蒋介石时的愤怒埋下伏笔, 我们不了解“ 四一二” 前的史事,也就无法完全明白中共后来所讲的“ 资产阶级叛变革命” 究竟从何而来。
这种说法不仅是针对蒋,也是针对曾经与中共密切合作过的虞洽卿、王晓籁等上海商人。中共甚至苏共对“中国资产阶级” 的观感,以及党内关于“革命发展道路” 的争论, 其实均与北伐前后中共与虞洽卿等人的合作经验密不可分。
其实,从北伐前后中共与虞洽卿一派商人合作的历史,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中共内部是很清楚虞、王等人的投机性质,然而,他们在写报告时,又会有意将其动机“阶级化”,这种实际与理论的矛盾与落差,始终困扰着中共党人。由于中共的整套革命是建筑于阶级理论上的,现实的斗争,又不能与此完全吻合。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用阶级理论来描述分析实际时,常常出现前后矛盾,互相冲突的现象。这种冲突也使得所谓的理论没有确定性,方针随时都在变动,易变的主义与政策,加上权力斗争,便使得中共意识形态严重缺乏连贯性。我们研究中共党史,则可能先要弄清楚,具体实践与理论阐述之间的差别,并从其实践入手去重新认识其行动逻辑,而不是依据其表述的“合理性逻辑”, 唯有此,我们才能对中共
革命史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此前的研究过分低估商人在政治变动时的主动应对。1927年为何上海的“ 资本家” 要倒向蒋介石,过去学者们习惯从工人运动的角度出发,认为资产阶级对工运感到恐惧,把保护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然而,上海许多工人运动, 背后也有商人的影子。尤其1926 年7 月后,与南方政府及反孙传芳派有联系的商人,如虞洽卿、王晓籁等人,便在背后支持工人运动,欲使孙传芳之后方秩序失去控制,并进而发动军事行动。
中共的势力上升与虞、王及杜月笙等人的背后支持本来就有密切关系。双方关系之变化,主要因蒋介石等北伐军实力派与鲍罗廷、中共及武汉政府交恶, 虞洽卿等人必须重新站队, 重新评估其与中共的关系。当北伐军进入上海后,罢工的工具性作用就失去,蒋介石等人希望能够快速控制上海秩序,杜月笙等人在这个过程中便抛弃与中共的联盟关系。虞洽卿则以上海商业联合会为平台,承担起协助蒋介石在商界筹款的重要任务,他以实际行动明确表示和中共分道扬镳。他必须在政治转变关头站对路线,以免其此前的“左倾表现”祸延己身, 同时也可以因新的权力联盟关系强化其政商地位。
从中共角度来看,其早期与上海商人的关系也显示出实用主义的特点,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抱牢教条主义不放的政治团体,当现实政治对他们的发展有利时,中共对所谓“资产阶级”的性质的分析也倾向于宽容或“右倾”,其报告中会弹性地对“阶级形势”作乐观的分析。当商人放弃与他们的合作,一些领导人便可能用严厉的语言攻击“大资产阶级”,现实的“阶级分析”与此前又完全不同。因此,意识形态叙述其实是紧跟在政治利益之后,又与党内路线斗争相连,这也是不同的中共党人在不同时期对“资产阶级”的分析往往大不相同的原因。
对于比较信奉实用主义的党人来说,只要他的权势依然存在,虞洽卿仍然具备统战价值。1936 年8 月14 日,身处陕北的毛泽东还写信给中共中央特派员冯雪峰,要他在上海好好做上层统战工作,其对象除了宋子文、孔祥熙、陈诚、胡宗南等国民党要人之外,毛最后特别询问冯:“虞洽卿、穆藕初有联络希望否?”毛把虞看成是中共欲在上海重新打开局面必须注意之大人物,当然是自然之事。这种看法又与此前中共与虞洽卿的合作有关。

内容简介
作为跨越几代政府的著名商人
如何能在起伏跌宕的时代屹立不倒?
如何在公共政治与私人商业利益之间游走?
如何左右了晚清后中国政治经济的走向?
晚清民国时期富贾层出,为何没能形成将中国带入现代社会的资产阶级?

研究二十世纪的历史脉络,政商关系问题是绝对绕不开的,本书运用新发掘的一手历史档案及公私史料,全面重建虞洽卿这个跨越几代政府的著名商人的经历,对20 世纪中国上半期的政商问题做一贯通性研究。
作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大约从1940 年代开始,学术界及舆论界对虞洽卿的描述、讨论与评价就极多。大致来看,学者笔下的“虞洽卿”大致上是三幅不同的面貌:江浙财阀、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这三种概念标签,从一开始就被人选择性地贴在虞洽卿的身上,但无一例外地都与意识形态政治有关。但是,如果全面考察虞氏的个人历史,“政商”也许是最适用于他的身份定义。
本书共分为六部分,从1891年-1945年,对虞洽卿及其所经历的几代政府的关系逐一分析,描述这种合作关系是如何逐渐强化和巩固,成为近代中国的“潜流”,并建立起一种隐性“政治结构”的。而这种关系,也深深影响了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读懂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另一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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