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政治的•曲悲歌:王安石变法启示录.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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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文人执政时代,王安石作为文人士大夫的领袖,深得神宗皇帝的宠信,掌控相权,担纲变法大臣,宁冒天下之大不韪,欲凭一己之勇气与魄力,以求革除弊政、富国强兵,成就了一个文人在帝国的最高政治梦想。
然而,一石激起千层浪,饱含书生意气的变法遭到保守派的阻扰以及文人集团中的巨大抵触,改革未能顺利推行。几番争斗之后,王安石最终落寞隐退,在风烛残年之时看到有知遇之恩的神宗谢世、改革措施被尽数推翻,不禁愕然失声,继而孤寂死去。王安石一生不为功名利禄所动,为改革变法兢兢业业,却又处处树敌,污蔑、冷落相伴,并在身后长达千年的岁月里,背负着王朝覆灭的沉重罪名。这是千古一相的英雄悲歌,也是文人政治的时代悲歌!
梁启超曾这样评价这位近千年前的知音:“以余所见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距公之后,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国民之视公何如?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
个人有个人的命运,酸甜苦辣,升降沉浮;王朝有王朝的命运,改朝换代,兴衰存亡。个人与王朝,常常又是息息相关的。本书正是为大家讲述了这样一个个人与王朝波澜壮阔而又发人深思的故事。

作者简介
赵明,1966年12月出生,四川省营山县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致力于法理学、法哲学、传统法律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要作品有:《近代中国的自然权利观》 《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引论》 《实践理性的政治立法》 《政治意志与法权意识的契合》 《法意3000年》 《正义的历史映像》等。

目录
引言
一、谁惹的祸
二、太祖立国
三、“勒石三戒”
四、文治靖国
五、先南后北
六、经略幽燕
七、求和苟安
八、“天书”闹剧
九、角色定位
十、变法序曲
十一、神宗宏图
十二、文名官声
十三、寻觅知音
十四、择术为先
十五、两个翰林
十六、变法班子
十七、新法出台
十八、君实之忧
十九、博取美名
二十、利益博弈
二十一、国富兵强
二十二、神宗失眠
二十三、安石罢相
二十四、无力回天
二十五、一个死穴
二十六、元丰岁月
二十七、乌台诗案
二十八、诗人旷达
二十九、元祐更化
三十、诸缘梦幻
后记

序言
北宋自开国伊始,就明确了科举取士的方针,文人士大夫取代了汉唐帝国的门阀士族,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据说,宋太祖一句“宰相当用读书人”吓得开国谋臣赵普一身冷汗,从此赵普开始研习《论语》,至死方休,留下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著名典故。
这是中华帝国历史上最为典型的文人政治时代。饱读经史、长于诗赋的文人们,不仅在“文治”领域大显身手,而且在“武治”领域也占居要职,他们迎来了经略文武的美好时光。
然而,“文治靖国”国策的推行,在导致瀚海星空灿烂辉煌的同时,财政军事的窘相也日益明显。“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文人士大夫们集体性地表达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变法图治的呼声日益高涨。在经过“庆历新政”的预演之后,“回向三代”的变法蓝图最终由“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精心绘制出来,且在年轻的神宗皇帝的坚定支持下开始实施。这就是北宋帝国政治生活中最为重大的事件——王安石变法。
变法势在必行,但如何变法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王安石变法在争吵中开始,在争吵中结束。文人士大夫们似乎把变法当成了作诗赋词,但是诗酒唱和的雅兴是以个性飞扬为前提的,变法大业的完成却需要政治共识的达成,需要大公无私的德行,尤其需要高超的立法技艺,变法革新远比作诗赋词艰难得多。
王安石变法成了北宋文人政治的一曲悲歌。

文摘
一 谁惹的祸
1.1
个人有个人的命运,酸甜苦辣,升降沉浮;王朝有王朝的命运,改朝换代,兴衰存亡。个人与王朝,常常又是命运攸关的。如果这也勉强算是一个规律,那么,我们要说的王安石变法的故事,把这个规律展示得淋漓尽致。
这是一个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故事,得从哪里说起呢?
就从“靖康之耻”说起吧。因为,正是“靖康之耻”,把长达320年的赵宋王朝拦腰劈断,分为北宋和南宋两段历史;南宋统治集团追根溯源,把“靖康之耻”说成是王安石变法惹的祸,这几乎成了千年铁案。
1.2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有首著名的词,叫《满江红》。其中有这样两句:“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靖康”是北宋亡国之君钦宗皇帝的年号;“靖康耻”说的就是赵宋王朝丧失中原江山之耻。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二月初六,金军统帅命令钦宗皇帝跪听金国皇帝的诏书,诏书正式宣布将大宋皇帝徽宗和钦宗废为庶人,另立徽宗和钦宗二帝的臣子张邦昌为帝。张邦昌自然是个坐不稳的傀儡皇帝,我们没有必要多说,要紧的是北宋就这样窝窝囊囊地结束了。
要知道,金国是发迹于白山黑水一带的女真人建立的政权,这在大宋帝国臣民看来不过是蛮夷,可它的金戈铁马竟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把远比它强大得多的中原王朝给灭了,这当然是令人痛心、难以接受的事情。
更为耻辱的是,在册立傀儡皇帝张邦昌之后,四月初一,金国大军浩浩荡荡,班师北归,金兵不仅因为车载马驮着大量的金银财宝、文物礼器而高兴,而且更是因为押着多达十余万人的大批俘虏而发狂。因为这批俘虏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残兵败将,而是包括徽宗、钦宗二帝,二帝的皇后、嫔妃、太子、亲王、公主、宗室贵戚,还有二帝的臣僚百官,更有数千名艺妓、娼优和美女。金兵一路上在歌舞声中,酒足饭饱,纵情玩弄美色。可怜的俘虏们则是饥肠辘辘、受尽凌辱,半数惨死途中。金国人撰写的《宋俘记》中有这样的记载:“首起……妇女三千四百余人……抵燕山,存妇女一千九百余人。”
我在这里不想去讲任何一个足以引人入胜的细节,因为太多了,史书没有必要去记载这太多的细节,当时恐怕也没有多少人去注意这些细节。就因为太多了,而且那太多的细节最终却又显得雷同,人们对于那些细节其实稍微一想象,就鲜活地浮现在你的脑海:金兵的张牙舞爪、酒足饭饱、淫荡的狂欢,与此相应的另一幕就是那多达十万人的狼狈不堪的俘虏,他们曾经也是那样的骄傲、那样的奢华,现在却是看见路边的一个野果子也是垂涎欲滴,他们只有强烈的饥肠辘辘的感觉在提醒自己还活着。这就是当时最为真实的细节!
这的确是中原王朝的奇耻大辱,难怪岳飞在《满江红》中这样写道:“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金军掳掠赵宋王室一班人马,是企图将赵宋王朝一网打尽,使其不再有死灰复燃的可能。可偏偏有一个“漏网之鱼”,而且是一条大鱼,他就是在徽宗皇帝31个儿子当中排行第九的赵构,钦宗皇帝是他亲哥。
赵构为什么成了“漏网之鱼”?就在金兵攻陷北宋京城汴梁(开封)的时候,赵构作为钦宗皇帝的使者正在前往金国首都议和的途中,京城沦陷、二帝被俘,他没有召集兵马前去救驾,而是满心高兴地接受了傀儡皇帝张邦昌送来的传国玉玺,在北宋南京应天府(河南商丘)继位称帝,成了南宋第一位皇帝,史称宋高宗。
宋高宗可没有岳飞那样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壮怀激烈”,而是一路南撤,渡过长江,最后在杭州定都,很快就过起了快活的日子,真的是“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了。
不过,南宋凭借长江天险,把赵宋王朝的皇统又延续了152年。
1.3
遭遇“靖康之耻”,岳飞是“怒发冲冠”,他认定的“精忠报国”的方式就是与金兵沙场血战,收复中原,“还我河山”,却最终落得个“莫须有”的罪名,血染风波亭,死前他挥笔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是要向天下人表明,其忠心日月可鉴。
岳飞到死恐怕都不明白,偏安一隅的南宋一朝,尤其是那位因祸得福、当了皇帝的老九赵构,其实是铁了心要向金人屈膝议和的,他可不想北上抗金,迎回徽、钦二帝,二帝回朝,他还能够稳坐那把龙椅?
再说,他的亲爹宋徽宗就没什么德性,生来就是个软蛋。徽宗是倡导并支持王安石变法的神宗皇帝的第十一子,叫赵佶,本来轮不上他当皇帝,可神宗皇帝的继承人哲宗去世时没有儿子,在皇太后的坚持下,赵佶继位当了皇帝。
大家知道,宋徽宗赵佶是个艺术天才,词写得漂亮,特别擅长婉约词,书法可谓独步天下,自成一体,叫“瘦筋体”。但不是一个称职的好皇帝,在商议是否由他继承皇位时,时任宰相的章惇就表示反对,说他“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章惇是王安石变法班子的重要成员,他反对赵佶继任皇帝,是有自己的小算盘的,但提出来的反对理由却是合乎事实的。
宋徽宗沉迷于犬马声色、奢侈腐化的程度是历代帝王少有能匹敌的,就像他的艺术才华在历代帝王中是屈指可数的一样。他差不多每周都要宠幸一个处女,他退位的时候后宫佳丽六千余人,前后相加,他宠幸过的宫女多达一万余人,他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行幸局,为自己逛妓院、寻花问柳提供服务。如此荒淫无耻的皇帝不把江山败坏掉才是怪事儿!他搞艺术行,玩女人更行,治理国家就不怎么行了,尤其是面临入侵之敌时,简直就是个软蛋!
就在“靖康之耻”发生的前两年,也就是公元1125年,金国皇帝金太宗下令分兵两路南下伐宋,在宋军节节败退之际,他玩起了小聪明,下了道“罪己诏”,承认自己的种种弊政,然后禅位于自己的儿子,自己做起了太上皇,带着美女逃往江南,继续享乐,极不负责任地把一副烂摊子撂给了儿子赵桓,也就是钦宗皇帝。
钦宗皇帝改年号为“靖康”。靖康元年四月,宋徽宗以为危机已过,又想直接操控皇权了,在江南游玩一通后回到了京城汴梁,万万没想到,不久就与儿皇帝钦宗一起被金军俘虏了。
金太宗给了宋徽宗一个封号,叫做“昏德公”,这当然有着嘲讽和侮辱的意味,但也不算太离谱。
南宋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四月二十一日,宋徽宗在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凄凉地死去,两年后,已经当了南宋皇帝十年的宋高宗才知道父亲去世了。
1.4
靖康之耻,北宋完蛋,南宋偏安一隅,这一切究竟是谁惹的祸?
宋高宗赵构和他的一帮文臣从北方中原仓皇逃到江南,尽管气喘吁吁,惊魂未定,却坚信自己已经找到了真正惹祸的人,清理出了埋藏得很深的祸根。
尽管高宗对他父亲徽宗荒淫无耻的德性很了解,但出于以下几个原因,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惹祸的人指认为徽宗,更不能指认为在兵临城下的危机中才当上皇帝的钦宗:
第一,徽宗个人生活的腐化未必与政治、尤其是军事上的失败有着必然的联系;
第二,作为儿子的高宗要表达孝道就不能这样去问责归罪于父亲,徽宗个人生活的腐化是不能明说的,这关系到皇室的体面和尊严,皇室的体面和尊严无论如何是必须要加以维护的;
第三,偏安一隅的南宋,毕竟还是赵氏皇统谱系的延续,还是赵家天子统领的江山,还需要收拾天下臣民百姓的心,这关系到高宗本人掌控皇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政治问题。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高宗必须为自己的父兄,也就是宋徽宗、宋钦宗遭遇“靖康之耻”而丢了中原江山开脱罪责,清理出所谓“真正”的祸根。
宋高宗向臣民们透露了一个政治“秘密”:他的哥哥钦宗皇帝一上台,面临亡国的严重危机,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真正祸国殃民的是奸臣蔡京集团,并试图力挽狂澜,开始在朝中清除奸党蔡京集团,只是金军已经兵临城下,来不及了,乃至于钦宗自己都遭遇屈辱,当了金人的俘虏。
高宗紧接着诏谕群臣:“恭闻太上内禅之日,已自悔为奸臣蒙蔽,乃属其大臣令辅源圣,尽用司马光政事。”这意思就是说,他的哥哥钦宗采取的清除奸党的政治决策,恰恰是对徽宗禅位时的政治意愿的落实,徽宗在禅位时已经意识到自己是受了奸臣蔡京集团的蒙蔽,希望朝中大臣们能够辅助新君钦宗皇帝,追思先圣,让政治重新回到司马光在元祐年间推行的正确国策的轨道上来。
司马光就是伟大的史书《资治通鉴》的作者。大家一定要注意,司马光是在神宗皇帝去世后,哲宗皇帝在位初年,也就是元祐元年,以宰相的身份主持朝政,彻底否定神宗朝的王安石变法,一举废除王安石变法期间颁布的新法。元祐元年是公元1086年,与发生“靖康之耻”的1127年,相隔了42年。
哲宗在位十七年。在共计九年的元祐年间,他因年幼未能亲政,司马光代表的反变法派主控朝政;哲宗亲政后,改年号为“绍圣”,意思是他要重新施行父亲神宗的变法路线,以王安石为旗帜的变法派在政局中又开始占据上风了。
变法派与反变法派就这样从神宗朝开始,中经哲宗和徽宗,几十年间“你方唱罢我登场”,折腾来折腾去,的确搞得政局不宁、人心不稳。
宋高宗和他的一班文臣如此这般的深挖祸根,以为徽宗、钦宗二帝开脱罪责,可谓用心良苦,效果也是不错的。
因为,蔡京也的确不是个好东西,在政治上是典型的见风使舵的家伙。蔡京是北宋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生人,神宗熙宁三年进士及第,被钦点为状元,这年头正是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地开展之时,王安石在政坛上占据上风,他作为年轻进士,拥护王安石变法,很快就官升至知开封府,就是首都市长的重要位置;神宗去世后,司马光入主朝政,废除王安石新法,蔡京由变法派迅速成了反变法的急先锋,司马光要求全国在五日之内废除神宗和王安石费心最多的、效果也是不错的《免役法》,就连司马光的同党、反变法派的好些关键人物都有意见,抵触司马光的决策,可蔡京作为首都市长倒是积极响应司马光的号召,如期完成了任务,获得了司马光的高度赞扬。这之后,变法派与反变法派的折腾使得政坛风云变幻,可蔡京始终没有翻船。
蔡京当然不是笨蛋,他是北宋有名的大书法家,文章写得也漂亮,是宋徽宗在艺术领域的同道和知音,深受徽宗的赏识,在徽宗25年的皇帝生涯中,蔡京四度为相,共计17年。蔡京一方面高唱“丰亨豫大”的曲调,把徽宗朝吹捧为一个太平盛世,麻痹圣上,既然是太平盛世,就理所当然应该是“太平无事多欢乐”,为徽宗荒淫无耻的行径提供了正当化论证;另一方面,鼓动徽宗沿袭前任皇帝哲宗“绍述”神宗皇帝的变法方针,打击、惩罚反变法派,实则是招权纳贿、结党营私。
这就是说,高宗为他的父兄徽宗、钦宗二帝开脱罪责,问罪归责于奸臣蔡京集团,是能够获得政治上的共识的,对于收拾天下人心是很有利的。如此说来,徽宗、钦宗二帝就差不多成了无辜的受害者了,应该获得天下臣民的极大同情了。
1.5
事情到此还没有完。宋高宗最重要的事情还不在于为父兄开脱罪责,并为皇室遮羞,关键是要为自己现在决意采取的与金人议和的政治路线寻求正当性。问罪归责于奸臣蔡京集团本身不能为自己现在采取的政治路线提供正当化论证,“问罪归责”的策略还要往深度推进才行。
他们特别强调的是,神宗皇帝的变法大臣就是王安石,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领袖人物就是司马光,神宗去世后,司马光入朝为相,推行的“元祐更化”,全盘推翻、否定王安石变法。这就是说,奸臣蔡京集团不过是王安石变法派的余孽。
蔡京的弟弟蔡卞,作为蔡京集团的骨干,在徽宗当皇帝的时候,主持国史的修撰,也就是说掌控王朝的意识形态,而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那自然是王安石思想和变法路线的忠实追随者了。
宋高宗和他的文臣们清理、修复、编织的这一“证据”链条,最终就把“靖康之耻”、北宋亡国的罪责追溯到王安石了。王安石才是那个真正惹祸的人,王安石变法才是北宋亡国真正的祸根。因为,王安石鼓动神宗坚决变法,提出的变法目标就在于富国强兵,要与契丹辽国、党项西夏国对着干,要收复“燕云十六州”,而“靖康之耻”的发生恰恰与收复“燕云十六州”有关,具体情形我们以后再讲。
我们这里要说的是,在宋高宗和他的一班文臣看来,“议和”才是避祸的最佳途径,像岳飞这些主战派,就跟王安石变法一样,是在把国家推向危险、甚至灭亡的境地,简直是死有余辜。这样,高宗和秦桧坚持议和,就绝不是“卖国”,相反倒是真正的救国者了。高宗他们说的是振振有词,一点都不脸红,真可谓“厚颜无耻”了。
宋高宗有个叫赵鼎的臣子明确指出:“自熙宁间王安石用事肆为纷更,祖宗之法扫地而生民始病,至崇宁初蔡京讬名绍述,尽祖安石之政,以致大患。”就是说,神宗皇帝熙宁年间,王安石肆意妄为、变更破坏祖宗法度,让国家受损、百姓遭殃;到了徽宗皇帝崇宁年间,蔡京为相,照搬王安石变法政策,以至于最终酿成大祸。
另个叫作沈与求的臣子就自以为更深刻了,他对高宗说:“人臣立朝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心术之邪正。”这就是说就事论事是肤浅的,首要的是洞察臣子们为皇上干事的内心动机是否纯正、心术正才是关键。接下来,他检讨王安石变法之所以毁坏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根子在于他心术不正,因此奸巧厉滑,蒙蔽人心,变法一开始就埋下了祸根:“自熙宁、元丰以来,士皆宗安石之学,沉溺其说,节义凋丧,驯致靖康之祸,污伪卖国,一时叛逆,尚逭(huan)典刑。愿陛下明正其罪,以戒为臣不忠者。”这意思就严厉起来了,心术不正的王安石学说,竟有那么多人沉溺其中,不顾大义,丧失名节,最终酿成“靖康之祸”,对这些叛逆不忠的卖国行径,必须给予惩处,以匡扶“大义”。
这样的问罪归责很快就落到了实处。高宗在打定主意与金兵议和的同时,为统一南宋人心而干了三件事情:
一是诏令文臣根据元祐史官的立场重修《神宗实录》,就是重修神宗皇帝一朝的历史,神宗熙宁年间的王安石变法的真相被扭曲了;
二是贬斥王安石变法所颁布的一切新法,褒奖司马光主持的“元祐更化”,为高宗推行的包括与金人议和在内的国策作正当性论证;
三是罢黜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的资格,把这样的荣耀转移到司马光的头上,“以司马光配”。
从此,“靖康之耻”、北宋亡国之罪,就被牢牢地安放在王安石的头上了,几近千年。这种官方正统意见和评定,直到晚清末年,1908年,梁启超先生撰著《王安石评传》,才开始被全面质疑和彻底动摇。
王安石变法的历史真相究竟如何呢?一切尚需从头说起。

内容简介
北宋开国之初就确立了“文治靖国”的“祖宗之法”,开创了中华帝国历史上的文人政治时代。本书通过对王安石变法事件的讲述,呈现了文人政治开展过程中的迷人风景。这道风景既为文人士大夫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时代忧患意识和责任担当精神所浸润,又为舞文弄墨、个性飞扬的书生意气所渲染,既让人提劲,又使人泄气。王安石作为文人士大夫政治群体中的佼佼者,以其鲜明的个性、凭借其坚韧的意志力登临这道风景的绝顶,担纲神宗皇帝的变法大臣,最终却落寞地寄居于江宁的半山园,独自回味、品尝一路上的辛酸滋味。曾经的文坛知音竟然成了政坛的敌手,因变法而导致的是非恩怨还能为诗人的旷达神韵所化解吗?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一个待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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